第三章 双重危机：帝国与革命，1789～1801

11 世纪的终结：1790和1792年的皇帝选举

18世纪末，中欧经历了从未出现过的“文化冲突”：处于欧洲大陆中央的旧帝国，作为一个松散的千年同盟，历史悠久、情况复杂而又等级社会结构固化，正面临着从启蒙运动生发出来的理性化、集中化和思想解放的前景，这种前景在法国大革命所谓反对旧秩序的风暴中，通过暴力取得突破。年轻的梅特涅则成长于这两个世界中。

两次皇帝加冕典礼——一次是在约瑟夫二世皇帝于1790年2月20日可预见的驾崩之后举行，一次是在有未来希望之称的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于1792年3月1日突然离世后举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这意味着双重的考验，而且是在短时间之内的双重考验。两次皇帝加冕礼耗资巨大，并且在人力、典礼盛国和法律程序方面费尽周章。因此，对于这个生存和行动能力已经遭受质疑的、复杂的国家组合体来说，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这样的挑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明显的信号。就像来自施瓦本的神父之子卡尔·海因里希·朗（Karl Heinrich Lang）对1790年的加冕典礼所描述的，在公众的判断中，一种反对加冕仪式的说法在持续地发酵。在他看来，这场加冕典礼就像“一幅冰冷僵硬且变得幼稚可笑的旧德意志的帝国宪法画像……好似一出狂欢节游戏，加冕典礼披着已经撕成碎布条的衣服，却在四处炫耀”。[1]朗及此后的很多人都没有弄明白，在这种表演背后隐含着那些几百年来确立的，以及一再被人梦寐以求的政治作用。因为“这些明显代表着帝国秩序的，象征、姿态、仪式和程序的集合体”，有着每个社会都需要的功用，即“集体虚构的吸引力”（芭芭拉·施陶尔贝格-里玲格语），它赋予机构化的秩序一种显而易见的意义。[2]

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年轻梅特涅在皇帝选举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为什么他能够参加这场在法兰克福大教堂举行的最终达到高潮的加冕与选举。他的父亲弗朗茨·乔治作为帝国几任皇帝久经考验的仆人，曾是1790年利奥波德二世皇帝选举时的三位特使之一，前往波西米亚主导选举活动。首席选举特使［埃斯特哈齐侯爵（Fürst Esterházy）］起的是波西米亚选帝侯的作用；弗朗茨·乔治则是他的副手。由于弗朗茨·乔治同时又是帝国国会中天主教派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帝国伯爵议事团团长，因此他可以放弃因这一职务所获得的名额，并由儿子作为伯爵议事团团长代表，出席皇帝的加冕礼。凭借这种方式，年轻的帝国伯爵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17和19岁，两次正式出席了皇帝的加冕典礼。加冕礼在他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再加上他所属的等级由这么年轻的代表出席加冕礼，对他来讲也是莫大的荣誉。

在参加1790年9月30日的加冕典礼时，梅特涅已经体验到了革命的先兆，这个先兆是作为一个对立的世界出现的；1792年7月14日举行典礼时，这种征兆则更为明显。对于他来讲，加冕典礼让“世界看到了一场最庄严，同时也是最富丽堂皇的表演”。[3]一切的细枝末节都经过无微不至的讨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用象征的方式赋予其政治意义。梅特涅在冷静观察了“自古流传下来的权力”以及如此之多的壮丽豪华后，担心地发问，革命会不会或早或晩将这座古老的建筑付之一炬。他将帝国看作是历经数百年建立的、“对抗这场运动的保护者，而这场运动的根源则远远早于其在1789年时的爆发”。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念过大学的他，现在在法兰克福——帝国的前所在地[4]——观察着“保护者”对抗雅各宾党人的运动。对他来说，法兰克福是一个“将人的伟大与高贵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作为德意志人，可以在这个他所理解的帝国里感受爱国主义，这是他从帝国宪法中学到的。但同时，他也认识到这个帝国“已经明显病入膏肓”。梅特涅将1792年涌入加冕典礼的法国流亡者一并算入了帝国摧毁者的行列。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不清楚的是，在法兰克福，梅特涅到底是从哪些地方具体感知到了什么，但是搞清楚这一点，的确又非常重要，即他从帝国的符号语言中具体形象地感知到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参与其中的。[5]只有从贵族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熟悉宫廷礼节的人，方能以积极的角色参加庆祝仪式。克莱门斯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这向他，同时也向全体公众确认，他已属于帝国等级中高等的帝国伯爵行列。

梅特涅所经历的1790年的典礼进程为：在皇帝加冕的整个过程中，伯爵们由临时建立的帝国庆典大营总管照料，他负责庆祝活动的所有组织工作。早上8点，伯爵们抵达皇室大营，并在等候室内集结。11点由皇室总务主理，也是大营的负责人开始点名，此人还负责监督和组织之后举行的盛大宴会的品尝和试吃工作，伯爵们则需要自己动手将菜肴端上宴会桌。他们身着“大礼服”，按规定的秩序，列队步行前往大教堂。贝阿特丽克丝在此前通过写信谈判争取到的、为儿子登堂入室精心准备的华丽的马耳他骑士服，的确极为富贵，最后证明她没有白费力气。大教堂里，在紧挨着帝国侯爵们的坐位后面，伯爵们在用褶皱织物装饰的长凳上就座。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可以从最近处亲历这场用皇权象征物及最高规格仪式装点的加冕典礼的全过程。

加冕典礼不仅仅是场表演，而且同时也是一场政制活动，因为皇帝要当着亲临仪式的所有帝国代表们的面宣誓，尊重和维护帝国的法律和正义，维护教会的和平，听取诸侯的、帝国的及其家臣和随从们的建议。后来进行的贵族等级晋封仪式也属于皇帝宣誓的内容，仪式中皇帝持剑拍击受封者肩部，以示晋封。这个仪式也包括1790年为来自茨威布吕肯（Zweibrücken）的名誉侍从参议蒙特格拉斯男爵（Baron Montgelas），以及克莱门斯家族支系的格拉赫特伯爵马克西米利安·冯·梅特涅（Maximilian Graf von Metternich zur Gracht）举行的晋封仪式。[6]

然后，贵族们仍旧严格按照等级顺序离开教堂，在钟鸣声和礼炮声中，列队前往罗马大厅。在那里，选帝侯们要履行分配给 他们的各不相同的帝国承袭职务：帝国承袭名誉侍从参议、帝国承袭膳务总管、帝国承袭掌酒官、帝国承袭内廷大臣。帝国伯爵们则要在长长的宴会桌前，完成他们“的帝国任务——上菜”。他们必须将礼帽夹在腋下，按规定的行列将菜肴端上，帝国承袭内廷大臣则手持权杖，走在队列的前面。36位帝国伯爵则按照他们在帝国国会中的分组情况，分成四组上菜，同时也是按级别顺序排好。克莱门斯在上菜的仆人中位列第25名。每上完一道菜后，伯爵们都有时间在华盖笼罩下的加冕皇帝御座周围就座。加冕盛宴结束后，下午3点，美因茨总主教会高声朗诵谢恩祈祷词，随后，皇帝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和万岁声”中起驾回宫。[7]

如果不是严肃认真地去猜测那些今天人们感到陌生的事物，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可以按照分类、等级和出身，以一种帝国政制象征性的、感性的展示方式去理解这场典礼。对于了解帝国法理的人来说，这个仪式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无论是皇权还是宗教权力的象征物，抑或节日盛装，都是在向他们诉说着自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8]和金牛诏书[9]时代以来的帝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后来的有些东西与原物相比，仅仅形似并徒有虚名而已。梅特涅在这里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切，后来他把这种现实称作“帝国中的旧历史秩序”，而法国大革命则铲除了它。荒谬不堪的是，不久以后，自封为查理大帝后继传人的拿破仑，恰恰以令人感到怪异的方式，为自己的登基复制了全套的帝国承袭职务，就像梅特涅后来在巴黎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而现在，他正在看着原版的演出。这就是在他眼前浮现的法理：分散不集中、组织架构复杂、势力均衡、完全基于功绩并且全部融入国家的组合体制，这一体制无论如何都不适合进行进攻性的战争，后来的现代国家要进行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各种资源都投入进去；但是这一体制长期以来却以能够牢固设防著称于世，而且实际上它也足以抵御外来的进攻。相信大家对土耳其战争[10]仍记忆犹新。

父亲弗朗茨·乔治在选举特使身份之外的另一个身份中，也展示了他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体制里靠近权力中心的自我确信，这一点给他的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斯特伐利亚伯爵议事团团长。他与帝国国会中其他三个伯爵议事团的代表，拥有组成一个特派代表团向皇帝贺喜的荣誉和权利。他们分乘两辆六驾马车直达皇室行宫，由皇室首席名誉侍从参议引领，觐见当选的新皇。弗朗茨·乔治可以单独向皇帝宣读自己的颂词。他在颂词中向皇帝保证，“帝国伯爵等级将证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将对皇帝陛下作为神圣罗马帝国普遍认同的和法定的、宽容的元首的最深深的顺从，以及对最最尊贵的最高家族福祉的无限的效劳热情，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11]千万不要被这种表示顺从的花言巧语所蒙骗：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等级的代表所作的致敬宣誓，但它同时又是在皇帝面前对宣誓者自我授权和统治等级的确认。

在克莱门斯·梅特涅的回忆中，1792年的加冕典礼是以盛大的欢庆活动结束的。父亲的同僚、波西米亚选帝侯区首席选举特使埃斯特哈齐侯爵邀请他出席自己位于法兰克福宫殿的活动。因此，他得以第二次在帝国公众面前登台露面。埃斯特哈齐侯爵让人在宫殿前用木料建成一座大楼，并用细亚麻布将楼身包裹起来，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引发了人们的惊叹与喝彩。他让人在一层窗户的窗台上竖起自查理大帝以来的皇帝画像。人们沿着用多立克式立柱建成的楼梯，拾级而上，周边鼓号齐鸣，人们走向被灯火照亮的新皇的半身像前。皇帝、王公贵族们、整个皇宫的人，当然也包括年轻的伯爵，都对这座“火焰庙堂”惊叹不已。埃斯特哈齐委托克莱门斯来“领导盛会”，而他则以与时年16岁的梅克伦堡郡主露依丝（Prinzessin Louise von Mecklenburg）跳第一支舞开场，而她后来成了普鲁士的王后。早前，通过他的母亲，梅特涅家族与梅克伦堡家族已经建立了信任的基础。旧秩序以举办这种盛会炫耀它的财富，而这当然不是这种活动的尾声，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我们将又一次见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