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构建与新开端：改革与变动，1815～1818

44 梅特涅民 族政策的幻想（以意大利为例）

1815年后的防御性和建设性安全政策

1815年6月9日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为欧洲的历史进程画定了一条时代性的界线，并且由于三个主导大国——英、俄、法——仍然在谋求将它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继续向外扩张，这个转折就在全球历史的视野上，有了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们试着以1815年的眼光展望一下不远的将来，就会马上清楚，那个已经确立的划时代的概念——“复辟”——是多么误导人和多么的荒谬。用“安全政策”来形容它们的目的和行为动机倒是更加贴切。这种安全政策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即防御性安全政策，它是用来保护1815年建立的、国际法意义上的体系免遭攻击。但是由于法国革命以来的内外事务已经不能截然分开，当维也纳体系在各国国内受到质疑时，大国的目光也转而关注着本国内部的革命和颠覆的企图，以及刺杀和对政权的攻击。比如希腊革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通过革命分裂出一个独立的国家。

另一部分包含的是建设性安全政策。它是要在过去战争年代废墟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维也纳会议悬而未决，从而搁置起来的内容。后拿破仑时代的世界已成为立宪制，法国有了1814年6月4日的宪 章（Charte Constitutionnelle，即《法兰西一八一四年宪章》），它“不但确认了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且比起帝国宪法要自由得多。它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从专制……向现代自由宪政国家的过渡”，沃尔克·泽林（Volker Sellin）这样形容道。[1]不是“后退（Rollback）”进革命，而是将革命的成果消化，才是当前的口号。

建设和继续发展，正符合普鲁士改革者们的思想。莱茵邦联的继承人开始在他们的民族版图中，寻找作为“第三个德意志”的地点，并且将通过拿破仑战争所赢得的领土，组成新的、现代的中等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巴伐利亚的总领大臣蒙特格拉斯（Montgelas）走在了前面，紧随他的是巴登的西吉斯蒙德·莱岑施泰因（Sigismund von Reitzenstein）或者符腾堡的欧根·冯·毛克勒（Eugen von Maucler），梅特涅也追随着这种趋势。1815～1819年，他推动在意大利实行发展前景非常乐观的哈布斯堡政策，并推动整个皇朝重组，以及发展奥地利的对“德”关系。

在弗朗茨皇帝关于拿破仑之后的皇朝应该如何构建的计划中，尚在解放战争时期，意大利问题就已经被赋予了较高的地位。[2]在意大利政策中，我们有唯一一个梅特涅的实例可举，他发展了一系列有关意大利内政政策的设想，可是作为外交大臣他却无权执行。在这方面，他的建议无疑是受到重视的，因为虽然对于皇朝来说，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是外国，但是伦巴第-威尼托王国自1815年以来就直属于哈布斯堡帝国。而外交大臣在这个问题上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表态，也可以直接运用到他与皇朝内部其他所有民族打交道的态度上。因此，意大利的例子可以代表性地解释，梅特涅在实践中针对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西尔比克出于所谈及的意识形态的前后关系，抛出了所谓的梅特涅“违背国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非国家思想”的荒谬断言。[3]如果不是他的权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人准备去相信这种断言，而且这种断言散布得是如此广泛，那么，在这方面早就会形成另一种梅特涅的形象。早在1963年，学界就已经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彻底颠覆了西尔比克在民族问题上的判断。这个被内行所承认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 图宾根（Tübingen）的现代历史研究之父汉斯·罗特费尔斯（Hans Rothfels）对这位传记作者的评价产生了怀疑。他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题目，并鼓励他的一个博士生将西尔比克已经印刷出版的评价，与存于维也纳的原始文件逐一检查比对。为了历史的公正起见，这个出色的，却并非广为人知的美国博士生的名字亚瑟·G.哈斯（Arthur G. Haas），值得在此特别突出地加以强调。[4]

作为范例的伦巴第-威尼托王国

甫一抵达米兰，梅特涅就于1815年12月29日开始制定他的新意大利政策的原则。在米兰，他四处倾听人们的说法，并且得知在伦巴第-威尼托王国中，人们有一种恐慌情绪，害怕被哈布斯堡重新占领的国家，会完全像一个下辖的省一样受到对待。他发现，从维也纳派驻此地的官员受到了好评，这位官员提出了如何加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具体建议，并建议米兰司法程序问题中的第三审上诉制应予保留。当地人们最大的担忧是，米兰会降格为一个可怜的省城，这里的人们不愿意成为布尔诺或格拉茨（Graz）一样的城市，抑或落在都灵或者佛罗伦萨后面。因此，人们希望宫廷未来直接在这里设府统治。当地的行政管理在近几年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就是说，是在拿破仑时代。梅特涅说，当地官员们都非常有教养，他们的管理质量非常出色，但是他们担心，他们的本土管理会被“世袭的”，明确地说是，会被引进的“所推翻”。同时，他们还担心削减本土官员的编制，希望在维也纳面前可以保留自己的中间一级的审判机构。因此，梅特涅奏请皇帝，在维也纳“绝对要设立一个意大利事务署”。但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能犯错误：“这里的国家要由本地来统治，而这里的政府在维也纳也要有代表。如果这里的事务拿到维也纳去处理，那么陛下您不久就会在这里再也拿不到一文钱，一切都会停滞。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让伦巴第与威尼托按照在维也纳已经明确说好的、必须进行监督的原则，由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总督来统治的话，陛下将会享受到阿尔卑斯山这一侧（南面）国家的安宁、幸福与和平（梅特涅是在米兰给皇帝上书的）。……这个问题最终还是个工作量的问题：每 个月究竟是想将500个还是50个问题拿到维也纳去解决？”[5]

这中间，就已经隐含着一个政治纲领了。梅特涅同时还批评了到目前为止奥地利各行政机构的政策，这些政策没有像指示的那样，首先应当尊重当地业已存在的立法机构。被招进组委会的那些人，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没有丝毫的了解，管理陷于瘫痪，“社会公众的精神意识极端的不和谐”。对于他来讲，重要的是，将到目前为止在行政管理上所犯的错误清除干净，“以便针对民众的思想意识，来解说陛下的真实意图”。梅特涅当然也照顾到了像他所说的“国家当前的愿望”。他急切地建议皇帝降旨给总督，不能解散目前还存在的机构，如果要取消，必须事先禀报皇帝御准。[6]

1819年10月，梅特涅向皇帝呈送了关于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在意大利王国解体之后以及——像他所用的说法——“意大利的一些省与奥地利皇朝重新统一”以来的中期发展报告。[7]他报告说，他正在努力地“满足这个美丽国家的当地居民的愿望”。但是，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几乎没有结束的革命的原则”，在伦巴第当地的知识阶层中，还在发挥着影响力。“独立派”以及他们在全国的广泛关系，还在遵循着“在一个治权之下的意大利全国统一的幻觉魔咒”。对此，梅特涅的观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政治活跃分子正在意大利民众中进行煽动宣传，“并且向他们展示在外国的任何一个民众运动中的，以及在欧洲任何的政治联系中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哪些幻想是可能实现的”。

他以此描绘了遍布欧洲的地区性民族运动和民族诉求的兴起，他认识到，民族思想——民族、语言和领土的统一——是如何在全欧洲广为宣传，并且跨国越界、相互接收、互相影响，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持续地互相鼓励并得以加强的。在1819年10月时，梅特涅还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政治信息交流的现象，到了1820～1821年，革命者已经将其付诸行动：从1820年3月的西班牙开始，起义运动一直蔓延到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共同的榜样——首先是1812年西班牙的《科尔特斯宪法》（Cortes-Verfassung）[8]——将各处分散的、地区性的起义地点联结了起来。这并非梅特涅从不合情理的谋反想象中得出的幻觉，而是如今通过历史研究确认了的事实，因为这个结论对1820～1821年间的所有革命都适合，“这些革命将地中海地区的三个半岛——就像在一个管道连通系统中一样——相互串联在一起”（莱因哈德·科塞勒克语）。[9]

但是，如果梅特涅相信，上意大利的这些民族主义的激动情绪是可以操纵的，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将那些泛滥的政治行动悄无声息地引导开，并且让它们指向无害的，甚或有用的事务”。他想利用意大利人称为“再生的但丁（Dante redivivo）”的著名诗人文森佐·蒙蒂（Vincenzo Monti）。蒙蒂曾经作为宫廷御用诗人为拿破仑效劳，对梅氏来讲这并无所谓，因为这位诗人自1814年以来就为弗朗茨皇帝创作颂歌。蒙蒂正在为纯洁意大利语言，与佛罗伦萨的秕糠学会（Academia della Crusca）打着笔墨官司。梅特涅想要将这场个人之间的争论，改变成佛罗伦萨和米兰两座相互竞争的大都会之间，在民族领域中的一般性争论。他指望着：“意大利人之间的争风吃醋，或许可以在道义上加强这一地区的政治分裂。这场笔墨官司打得越激烈，那么，当前政治事态对这个国家知识界情绪的影响，恰恰也就会变得越弱。”

在文化统一中的国家多样性

梅特涅的这种将意大利在文化上看作一个整体，但是在政治上保持分裂的意图，可能会被误解为玩世不恭。但是对于这位大臣来说，这正是务实的现实政治，因为他认为，只有将这个国家分为几个地区，“意大利”才能得以实现。对于他来讲，这个国家是由几个相互竞争的部分组成的，就像他在德意志看到的一样：“在意大利，省与省之间斗，城与城之间斗，家与家之间斗，人与人之间斗。如果在佛罗伦萨爆发一个运动，那么普拉腾人（Pratenser）和皮斯托人（Pistojer）就会成为反对派，因为他们痛恨佛罗伦萨。同样，那不勒斯恨罗马，罗马恨博洛尼亚，利沃诺恨安科纳，米兰恨威尼斯。”[10]

值得注意的是，梅特涅在这里说的是意大利民族。他的战略是：促进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发展，这意味着要让他们去政治化。但是他忽略了，具体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削弱民族共性的基本思想，反而进一步将其加强。他建议皇帝助力1776年由皇后玛丽娅·特蕾莎建立的布雷拉美术学院（Accademia di Bella Arti di Brera），首先要重组业已存在的，却衰落的“文学院”，就是说，去占领“这座国家机构”中那些空缺的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还贯彻着他的一个政治文化意图，因为他还想以此对那些反对奥地利政府的人的理由来一个釜底抽薪，这些人心怀“对任何形式的启蒙和科学的仇恨”。当弗朗茨皇帝在罗马公开表彰意大利的艺术家，进而获得令人吃惊的好评之后，类似这样的措施，也会在米兰的学者和艺术家那里取得同样好的反响。梅特涅已经有了改革艺术学院和重组皇室及王室科学院、文学院及艺术学院的具体方案。两个机构均由伦巴第-威尼托王国的副王、奥地利大公爵莱纳（Rainer）担任院长。

此外，梅特涅还建议，方便奥地利留学生在佛罗伦萨和帕尔马的学习和居住，以及放松目前存在着的禁令，再加上，托斯卡纳作为皇室次子顺位继承人的所在地，因而不能被视作外国，通常对于这样的外国，禁止留学的禁令还在适用。梅特涅还想到了可以作为学科的古代典籍及意大利语言的问题，他正在争取让奥地利的臣民有机会“去学习意大利语，而托斯卡纳的意大利语言水平是最高的”。梅特涅认为，让从奥地利前来伦巴第-威尼托王国的官员掌握意大利语，非常的必要。[11]

中心观察站

梅特涅定期通过布普纳伯爵获得有关伦巴第-威尼托王国舆情的秘密报告，并将报告直接转呈皇帝。直到1818年底，从奥地利的官方机构和军人的眼光来看，整体社会是非常平静的。不容忽视的是，这份舆情报告不但服务于现代化的“政治警察”，而且也为已经过时的旧“公共救济警察（Wohlfahrts-Polizei）”所用，并且已对行政管理中的弊端作了调查。比如，鉴于冲突争吵和偷窃“剧增”，警察的相关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司法机构的办案过程过于拖沓；副王暨大公爵也过于脱离民众。梅特涅期待着大公爵通过在公开场合露面，为奥地利的良好形象作些宣传。然而，梅特涅在米兰建立的绝密的“中心观察站”的首要任务却是，必须时刻盯紧亚平宁半岛上其他国家的政治态势。[12]

对于整个意大利的情报密探，梅特涅则借助于铁托·曼齐，（Tito Manzi）——一个当地出生的托斯卡纳人。在斐迪南三世大公统治时期，他曾在比萨大学当了九年的刑法教授，然后改换门庭，为拿破仑的妹夫、那不勒斯国王缪拉效劳，在那不勒斯最高法院做了四年法官后，最后被任命为国务顾问。这样的生平丝毫没有影响梅特涅将曼齐称作全意大利最为著名的人——因其所具有的天才和知识。由于对各位君主都很忠诚，曼齐因此享有“完全没有任何私利的、最为温和不激进的人”的赞誉。因此，梅特涅建议皇帝，升他为维罗纳最高法院的参事。[13]

在“中心观察站”，曼齐的备忘录也被集中送到在那里负责的圭恰尔第伯爵（Graf Guicciardi）和布普纳伯爵手中。梅特涅在皇帝面前开心地说，那不勒斯进步很大，没有任何革命的迹象。即使曼齐对情况有所夸张，教皇国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托斯卡纳已与教皇国划清界限，并已经与奥地利的政策相衔接；在卢卡、摩德纳和帕尔马则没有什么变化；在皮埃蒙特，就其幅员来说，也仅仅是存在着一些可笑的、试探性的捣乱；在热那亚、撒丁尼亚和伯爵领地尼斯，由于财政枯竭，仍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梅特涅就各个不同地区的情况作出的判断，使他的欧洲政策框架变得透明：“如果欧洲的普遍和平能得到巩固，都灵宫廷的扩张意图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担心。”在梅特涅看来，恰恰是这种对邻国敌意政策的事实，要求对其进行不间断的监视。布普纳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熟悉这个国家，并且他还有非常多的秘密联系渠道。两个迹象确保了梅特涅能够在意大利维持和平：日益减少的秘密社团的活动，以及俄国间谍的撤离。梅特涅知道这是他坚决反对俄国在意大利进行煽动宣传的结果，就像他于1818年在亚琛会议上宣布的那样。[14]

1819年4月，他得知在上意大利的剧变正在酝酿之中。这并非要由政府的失策来负责，而是因法德发生的事件使然，即那里所谋求的“向始终按照独立幻想实行统治的民族看齐”。[15]老百姓被表演出来的“所谓的权利”蒙骗，说意大利也可以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梦想着所谓的自由宪法”。布普纳认为，只要皇帝来访问一下，并且给当地一些他们渴望得到的补贴，以便维护一下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Teatro alla Scala）与儿童教养院，老百姓就很容易被安抚，政府应该给伦巴第和米兰“一些有用的和受欢迎的东西”。在威尼托实行逮捕的行动，过于草率匆忙，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相反，真正的知情者是警务署长赛德尼茨基（Sedlnitzky），他直接向君主报告了甚至梅特涅都根本不清楚的详细背景。不停地征招士兵似乎也引起了骚乱，而梅特涅则解释说，征招入伍的适龄范围到底要有多大，这些事情并不属于自己的影响范围。

但是，他给予了秘密情报机构以特殊的地位。这个机构的中心必须要位于米兰，因为这里是全意大利邮政信件的集散地，而信件检查——所谓的对可疑对象的严格调查——只能由专门的官员进行，而他们正属于皇室的秘密顾问团。这意味着，就连梅特涅从皇帝那里得到的情报，也可能源自这个来源。

在哈布斯堡皇朝势力范围内，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大利

弗朗茨皇帝以及梅特涅将目光超越伦巴第-威尼托王国的边界，而投向了意大利全境。在这方面，梅特涅设定了多种不同的行动方案，都是旨在反驳那些称他只是将这个国家作为“地理概念”来定义的说法。他虽然此时也在用这个惯用语，[16]但是实际上他在幻想着——如同德意志邦联一样——将意大利的各单一国家融入一个“意大利联盟（Lega Italica）”的形式中来。1815年6月12日，梅特涅写信给贝勒加尔德——梅氏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政治秘密——说他“很长时间以来就倾向于在我们的监护下，‘在意大利组建一个联邦式的防御体系（un système fédératif de défense en Italie）’，这个体系可以在欧洲这个重要的部分，保证坚实且持久的和平，以及保证内部的安宁。我只是要等待第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7]

为此，他按照一个帝国社会学者的方法，要先获知整个半岛的情况和问题的全貌。1817年3月28日，曼齐向他呈送了一大套卷宗，[18]梅特涅还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烧炭党秘密联盟的第一手情报，但是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关于在这个国家内弊端所在的情报。根据曼齐的情报，梅特涅撰写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备忘录呈送皇帝。[19]值得注意的是，梅特涅在报告中关注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且指出了这个国家的落后状态。报告说，这里只有轻微的“手工业思想”，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都来自外国，与之相比，法国和英国在“工厂化生产”上遥遥领先，并且向意大利的所有市场提供商品。他说，在奥地利的“工厂化生产”的发展进程上，同样是磨磨蹭蹭，令人昏昏欲睡。手工业生产商很少关心他们的产品在国外是否知名，而应该对这种情况负责的则是皇室商业委员会。

然而最令人注目的，是梅特涅对奥地利伦巴第-威尼托王国政策所取得的成绩的描述。这个王国的管理经验，应当成为其他意大利国家的榜样。梅特涅认为下述几点具有示范意义。

民众的各个阶级均须遵守同样的法律；

贵族和富人不得占优势；

教会有义务服从；

在革命时期发生的财产易主，并经以前的法律认可的，将受到尊重；

不存在复辟或者反动政治，因为“过去的东西已经被失忆的面纱遮住，就是说，没有人被公开或秘密迫害”。[20]

但是，他不满意的几点是：

办事过程太慢；

存在着“将意大利各省完全按照德意志邦联的样子建设的意图”。意大利人每天都在痛心地、眼睁睁地看着德意志官员被任命担任新的官职。

梅特涅在此表达的，是他在与非德意志民族打交道时的一个准则，这一准则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贯彻始终。在哈布斯堡皇朝的所有国土疆域的组成部分中，他都坚决反对任何“日耳曼化”的企图，也就是反对强制进行语言同化。这位大臣向他的皇帝建议：“给这些省一种可以向意大利人证明的、并非想将他们完全像对皇朝中的德意志省份一样对待的、所谓进行融合的管理形式，以便讨好这个民族（意大利）的民族精神和他们的自恋情结。”[21]

梅特涅是以这种信念对待皇朝中其他所有的民族的。比如，他与弗朗茨皇帝一同支持在莱巴赫（Laibach，即卢布尔雅那）设立斯拉夫语言教席，以及为促进“本地语言”，在波西米亚（布拉格大学）和摩拉维亚设立类似的教席，即捷克语教席。他促成了在利沃夫（即伦贝格）大学（Universität Lemberg）设立波兰语教席，并且促进在德意志的大学中设立意大利语教席，以及在意大利的大学中设立德语教席。[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