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野蛮之辈

我们尚不具备执行的权利或权威。[1]

——赫尔曼·戈林，1923年11月9日

当晚早些时候，贝格勃劳凯勒已陷入一种敌对而危险的气氛中。山雨欲来的迹象很早就出现了。当活动组织者介绍古斯塔夫·冯·卡尔时，他对美好未来的召唤引来责难，有人喊道：“不包括犹太人！”[2]人群中响起欢呼声。据犹太电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特别记者马塔特亚胡·辛德斯（Matatyahu Hindes）的陈述，后来冲锋队又在宴会厅里搜寻需要抓的人，就像一群带着手枪的“乌克兰反犹暴徒”。[3]

在戈林痛骂了一阵柏林“犹太”政府后，冲锋队队员把外国记者集中在了宴会厅前部一个区域，拿枪指着他们。“记者都是犹太人，”他们轻蔑地说。当其中一名记者要求立即释放他们时，有人听到希特勒在数落他们：“我们都等了五年了，你们记者等等无妨。”情况不断恶化，辛德斯身边的人群里有人开始唱民族主义歌曲，大喊：“真可惜这里没有犹太人可杀！”

最终，这位犹太电讯社记者利用啤酒馆里的混乱，从一个没人把守的小门逃了出去——可能就是其他记者在厨房找到的那扇门。三天前在犹太电讯社的另一则报道中曾提到有这么一个威胁：“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向犹太人宣战。”[4]逃跑时他恐怕在想，啤酒馆里的人也许是要付诸实践了。

在另一头的阿特海姆角街19号，楼里满地是碎玻璃。

在敌对党派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报社外，纳粹党精英突击部队“希特勒突击队”的队员争先恐后跳下卡车，在鹅卵石街道上设置路障。纳粹对这家“犹太报纸”[5]的批评报道以及对纳粹活动的揭露深恶痛绝。他们称之为“慕尼黑瘟报”[6]和“毒药厨房”[7]，后者是利用了一个流传几百年的古老说法，用来栽赃犹太少数族裔，煽动对他们进行集体迫害。

突击队指挥官约瑟夫·贝尔希托德用枪指着报社总务主任（business manager）的头，要他打开铁门。进入大楼后，突击队员开始捣毁写字台，推倒柜子和书架，往墙上泼墨水，切断电话线。[8]

还有一些人用枪托捣碎了四扇橱窗。[9]在这场疯狂的打砸中，约有320块玻璃——据后来检方的统计是380块——被打碎。被毁坏的办公室的景象日后会被做成明信片。[10]

“我们强行［破门］而入，把大楼掀了个底朝天，把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印刷品都扔到了街上，”贝尔希托德后来说。[11]这其中包括了人事档案、订户的邮寄地址、广告商的账户信息、尚未完成的手稿，以及一切有社会民主党领袖或共和国旗帜的照片或半身像。[12]

行动中，曾有一名警察前来制止这场无谓的袭击。他很有可能只是来保住里面的印刷机，因为希特勒已经决定把机器交给战斗联盟的报纸《祖国》（Heimatland）。

希特勒突击队运走了大量设备，[13]包括五六台打字机、好几摞文件，另外从一个钱匣里抄走了约6万亿德国马克。车库也没有放过，他们企图偷走报社唯一的汽车。但是无法把车发动起来，于是拿走备胎了事。[14]

其中一名突击队员发现了报社主编和慕尼黑社民党领袖埃尔哈特·奥尔（Erhard Auer）的住址，他们打算接下来袭击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目标之一。[15]等到贝尔希托德带人回到卡车上时，报社二楼阳台上飘扬着一面红黑白三色的钩十字旗，[16]一名纳粹目击者形容办公室的景象是“冒着烟的废墟”。[17]

到了深夜12点半左右，15～20名希特勒突击队员已经涌入胡桃街10号的楼梯，前往四楼的报社主编寓所。强行闯入的人当中有希特勒的司机、外号“莫里仔”的埃米尔·莫里斯，[18]这个26岁的钟表匠是冲锋队的首任队长。[19]

“你丈夫在哪？”莫里斯用手枪指着主编妻子、55岁的苏菲·奥尔的头问道。

她说她不知道。

莫里斯选择用暴力威胁，他要求她回答问题，然后推了她一把，她向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他的两个手下把她关进一个房间，然后开始搜查寓所。

埃尔哈特·奥尔的确不在家。他之前收到消息说他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去了同为社民党人的律师朋友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在谢林街的寓所。事实上，奥尔的藏身地距离一个冲锋队的主要集结点就一个街区。

奥尔的大女儿苏菲要求这些不速之客尽可能小声点，因为她两岁的女儿在睡觉。莫里斯没有理睬，一边翻找着橱柜、脏衣服和床铺，一边问她父亲在哪。之后他砸了一个餐具柜，推倒了几个书架，看起来是在寻找武器或什么值钱的东西，顺便也在留意跟主编的下落有关的一切。“我们是主人了，现在我们管事，”莫里斯叫嚣道。[20]

在贝尔希托德下令停手前，莫里斯和他的同伙已经打开了保险柜，抄走了里面的东西——不过就是几封写给艾伯特总统的信，一些关于纳粹的文章，还有女儿以前的成绩单。

其中一些文件会带回啤酒馆，显得好像是满载而归，不过几个突击队头目显然有些失望。他们没找到奥尔，也没有任何有关他的下落的线索。到头来，他们只能拿走他的左轮手枪，还有一把老旧的驳壳枪，算是聊以自慰。[21]他们还带走了奥尔的另一个女儿艾米莉的丈夫卡尔·鲁伯（Karl Luber）博士充当人质，[22]直到他们找到那个胆敢指责纳粹是恐怖和种族歧视政党的主编。

当晚从慕尼黑多地传来袭击事件的报告，但不全是政变领导人授意或统一进行的。其中一伙人的头目是恩斯特·胡博纳（Ernst Hübner），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他当时在市政厅对面的多尼斯尔啤酒馆喝酒，并不知道贝格勃劳凯勒发生的事。酒过三巡，他偶然见到高地联盟的几个朋友，他们出来单独行动，伺机袭击“犹太人和其他人民的敌人”。胡博纳决定加入他们。[23]

在该组织内是个长官的胡博纳带队前往热闹的亲王宫饭店。“所有犹太人站出来！”[24]他喊道。大家都没动静。看来没有犹太人在场，试图化解事端的经理说。于是高地联盟的暴徒又去了斯巴滕勃劳餐厅和精益酒店寻找犹太人。

不幸的是，警方的报告[25]对当晚的袭击事件提及不多，且不完整，日后对政变的陈述也偶尔掺入一些错讹。其中一个错得最离谱的说法是，当晚的肆意毁坏令希特勒深感不安，以至于他出面试图制止暴力行动，甚至将几名打砸了一家犹太店铺或熟食铺的党员开除出党。[26]

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高级警长马特乌斯·霍夫曼（Matthäus Hofmann）的证词。然而霍夫曼是纳粹党员（而且与党高层关系不一般，希特勒入狱后，霍夫曼被乌尔里希·格拉夫选中负责照看他的狗）。即便是这样，根据这位警官的陈述也看不出希特勒曾出手干预，帮助犹太受害者。

别的且不说，按照霍夫曼的陈述，对犹太熟食店的袭击并不是政变当晚发生的，而是在那之前的某个未明确的时间。更何况，希特勒恼火的不是暴行的规模与残酷程度，甚至不是这件事造成的不良公众形象。希特勒对犯事的冲锋队队员的不满在于，他们在打砸那地方之前把党徽给摘了下来。

对慕尼黑的犹太社区而言，政变带来的是一个恐怖之夜。[27]类似胡博纳带领的这种团伙在市中心和火车站附近游荡，伺机抢劫或袭击犹太人。有的在邮箱上寻找看上去像犹太人的姓名，或在慕尼黑电话簿里翻找。他们砸了店铺的橱窗，比如方济会修士街的一家犹太人所有的服装店，而后把他们发现的犹太人拖走。

究竟有多少犹太人有过这样可怕的经历，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说有24人被劫持。[28]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低估的。舒伊勃纳-里希特的一个跟班当晚在啤酒馆离希特勒很近，他在自己的未出版回忆录中称，全城抓捕的人和在宴会厅里被扣押的人加起来，总共有64名犹太人被“暂时拘禁”。人质当晚是在贝格勃劳凯勒过夜的，其中许多人担心自己性命不保。

[1] David Clay Large，Where Ghosts Walked：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W. W. Norton，1997），179.

[2] Police report，Hitlerputsch im Bürgerbräukeller，November 22，1923，HA 67/1490.

[3] 1923年11月14日犹太电讯社。

[4] 1923年11月5日犹太电讯社。

[5] 吉奥格·福克斯（Georg Fuchs）未出版回忆录，HA 5/114I，71。

[6]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57.

[7] 这个说法得到大量使用，例见Karl A. Kessler，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Walter，1933），15以及Erich Malitius，Der 8. u. 9. November 1923. Die Geschichte von Treue und Verrat der deutschen Jugend （Breslau：Handel，1935），12。关于这种形象，还可参阅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的杰出著作Explaining Hitler：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His Evil （New York：HarperPerennial，1999），38。

[8] 1923年11月27日《慕尼黑邮报》和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9]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1924年5月21日《前进报》；以及1923年11月27日终于得以复刊的《慕尼黑邮报》。除了报社遭到的破坏，久久不能复刊还因为禁令直到1923年11月9日才解除。当时参与行动的汉斯·卡兰巴赫的叙述可见于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München：Kress & Hornung，1939），26-27。

[10] 副本可见于HA 5/125 and 67/1491。

[11]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57.

[12] 1923年11月10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13] Ferdin and Mürrigergegen Berchtold，Mauriceet al.，A.V. XIX 466/29 December 24，1923，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StAM.

[14] Proz.Reg.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Gründedes Urteiles，May 3，1924，HA 67/1493.

[15] MA 103476/3，1217，BHStA.

[16] 是从一扇打碎的窗户伸出来的，报告见于VI a F 425/24，February 22，1924，HA 67/1494。

[17] Der Zerstörung der ‘Münchener Post.’ HA 5/116. 另可参阅MA 103476/3，1232-34，BHStA。

[18] 身份证副本见HA 4/94。

[19] 莫里斯是运动与体操组的头目，Police report，September 27，1921，HA 65/1483，以及未发表手稿，Regiment München，II Batallion，6 Kompanie，HA 4/100，和他在1946年3月16日接受的国际军事法庭问讯，ZS 270，IfZ。关于莫里斯在“会场卫队”中的工作，见Bruce Campbell，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8），20，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关系，Anna Maria Sigmund，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Heyne，2003）。

[20] Sophie Auer testimony，Anz. Verz.XIX. 592/23，Akt Hübner Ernst u. Gen. wegen Landfriedensbruch，HA 67/1491.

[21] Proz.Reg.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Gründe des Urteiles，May 3，1924，HA 67/1493.

[22] NA T84 EAP 105/7，1607.

[23] MA 103476/3，1447，1234-35，1056-57，1070，BHStA.

[24] Anz. Verz.XIX. 592/23，Akt Hübner Ernst u. Gen. Wegen Land friedensbruch，HA 67/1491.

[25] 在当晚的媒体报道和警方报告中，提到抓捕犹太人的次数远比其他犯罪少。见警方日志，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11.1923，HA 67/1490，以及警方于1923年12月7日呈交卡尔的报告，发表于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74，474-75。

[26]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他的Lying About Hitler：History，Holocaust，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Basic Books，2002），46-49中提到了这个讹误。霍夫曼的证词见于NA T84 EAP 105/7，886-87。关于霍夫曼的背景资料，尤其是作为纳粹党员的事迹，可见于议会调查，MA 103476/2，788，BHStA。霍夫曼前往兰茨贝格探视可见于Sprechkarte，Folder No. 4，JVA 17.000，StAM。

[27] 一个当晚在那里遭到扣押的人的陈述：1923年11月18日报告，HA 5/114I；路德维希·瓦瑟曼的陈述，1923年11月21日，HA 5/114I；1923年11月26日《前进报》；约翰·塞尔比警监的报告，1923年11月22日，发表于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136，Beilage C，421。另见MA 103476/3，1439，BHStA。

[28] Erich Eyck，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trans. Harlan P. Hanson and Robert G. L. Wait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I，276. 还有一个说法是20人，Georg Franz-Willing，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Verlag K.W. Schütz，1977），82-83。未出版回忆录中的数字和“暂时拘捕”这个词来自约翰·艾格纳，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15，HA 5/114II。在MA 103476/3，1236，BHStA中可以找到一个接近的数字（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