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哈布斯堡帝国：旧帝国的尽头及德意志问题

在哈布斯堡帝制中重建旧德意志帝国？

拿破仑帝国对待哈布斯堡皇朝虽然并非像对待普鲁士那样凶恶，但是也通过强加于人的1805年《普雷斯堡和约》和《申布伦和约》，大大地缩小了哈布斯堡皇朝的领土。对弗朗茨皇帝伤害最为严重的，是让他失去了的里雅斯特，包括通向地中海的出海口达尔马提亚，以及固有领土蒂罗尔。这样一来，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的任务，也包括重建哈布斯堡帝国，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神圣罗马帝国是否也应该拥戴哈布斯堡皇帝，重新崛起。就连沙皇也于1813年制订了重建以哈布斯堡皇冠为标志的古老帝国的计划，而他最信任的顾问、帝国男爵冯·施泰因，甚至一时间梦想着恢复10～13 世纪的帝国宪法。这些强烈的发声，被那些“被剥夺财产的”和“弱势群体”的合唱所附和，就是说，受到了那些被褫夺爵位和财产的帝国各等级的附和。[48]

弗朗茨皇帝和梅特涅都很清楚这个问题。印制出版的梅特涅的《遗存的文件》，恰恰在这个地方用了多页传记主人公的原文，梅特涅在原文中详细地作了解释，为什么不能考虑重建帝国。他的考虑与奥地利于1813年9月在特普利采加入同盟有关，当时的说法是，结盟问题同时将决定未来塑造德意志的问题，其意义非凡。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点并没有清楚地为人所知。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付梓的那部分，有两个缘由缠绕着他，让他去思考德国的未来。这两个缘由都排除了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德意志帝国的选项。[49]

第一个缘由是假如取得战争的胜利，该如何处置莱茵邦联各邦以及被法国吞并的领土的问题。在其他盟国看来，重建帝国就意味着将莱茵邦联的各诸侯从他们原来的，以及后来几年攫取的土地上赶走，或者褫夺他们的爵位。如果是将他们赶走，那些领土就将在盟国之间瓜分；如果褫夺他们的爵位，就意味着要将各位诸侯的德意志领土，划归新成立的、自主的中央政权。梅特涅说，这样一来，同盟国就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把自己贬低到了与拿破仑同样的地位。他们就像拿破仑一样，运用了征服的原则，并将其付诸实践，而这正是他们反对并与之进行战斗的目标。那么，结论就必然是，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诚信，也应该让莱茵邦联各邦继续存在。

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是以统一概念为基础的，梅特涅这样训诫道。但是，除了政治统一之外，还要尊重这些政治实体组成部分的多样性，这是1813年“我们的计划”的基础和宗旨。这一标准也属于梅特涅的基本信念之一，并且是建立在组合国家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信念和思想也在他对自主权的 理解中表达了出来。在旧帝国中，自主权是在皇帝与帝国之间分享的，各邦国诸侯、帝国各等级——梅特涅也将自己算作旧帝国伯爵等级的一员——以及自由城市，享有领地的统治权。但是，由于帝国解体，莱茵邦联诸侯被剥夺了完全的自主权。然而，一个新成立的、名叫普鲁士的帝国的未来成员，会交出已经赢得的自主权——“刚刚获得的权利”——而同意“复活奥地利特权”吗？此外，梅特涅与弗朗茨皇帝不能忘记在与革命的法国进行的帝国战争期间，普鲁士以及其他帝国各等级所奉行的拖延政策，当时年纪尚轻的弗朗茨皇帝在给他驻德累斯顿公使的信中威胁说，如果帝国不改善，（哈布斯堡）就要退出帝国。[50]

梅特涅总结说，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使一个名叫德意志的政治实体自行从地图上消失了”。[51]德意志看起来四分五裂：变成奥地利和普鲁士王朝，变成莱茵邦联，变成了一条狭长地带，这条狭长地带成了法兰西帝国的省。在皇帝和梅特涅看来，“日耳曼人审判大会的威力”可以回答一个冠以“德意志”名字的政治实体是否应该诞生的问题。奥地利在1805和1809年“完全被抛弃”的战争经历，足以使它怀疑当时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普鲁士“对德意志的理解”。所以，后来普鲁士的民族主义宣传鼓动家们在1813～1815年前后满口自我表白属于德意志爱国主义，这些表白对于梅特涅来讲，之所以只具有“神话的价值”，是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想以此（德意志爱国主义）作为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整体思想的证据，而这几乎是不可信的。[52]

第二个缘由来自1813年8月，人们当时都在考虑同盟的战争目的是什么。在进行这种思考的时候，梅特涅已经在抵制重建旧帝国的想法：“历经千年的德意志国家政体在1805和1806年……一方面由于缺少内部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的影响，已然解体了。如果说过去是由于衰弱而瘫痪了帝国的力量，那么，由于1803年雷根斯堡调停行动的结果，帝国的继续存在 就根本不可能了。不仅仅是德意志的帝国在1805年消失了，而且德意志这个名字在地图上也被抹去了！”在这个时刻，德意志“仅仅具有地理称谓的价值”。[53]具体地讲，要恢复旧帝国，就得要求要回皇帝的自主权，而它们已经让渡给了各单一邦国的诸侯。这一点只有通过强制力才有可能实现，并且作为“道义后果”，将会重新引发各单一邦国的国家主权与帝国元首之间的不和，这种不和本是“前帝国的基本弊病”。总而言之，这种架构，正是梅特涅在其新秩序方案中要竭力避免的情况，即从一开始就会招致结构使然的不满。

在伦敦流亡期间，在法兰克福国民大会计划讨论德意志帝制国家政体问题时，梅特涅再一次面对了这个问题。在1848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强烈地警告刚刚上任的帝国摄政（约翰大公爵），避免这一情况出现，并提醒他们去注意1813～1815年时的历史局面。[54]此后，他再也没有放弃过对“德意志问题”的关注。1849年1月，他又再一次特别强烈地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三份不同的、经过大量的反复修改的方案中，他回忆起1813和1815年之间的几种选择的可能性，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所能看出来的内容而言，这个声明在所有反对重建德意志帝制国家政体的理由中，到目前为止是不为人所知的。在进行回顾时，梅特涅认为德意志的前途有四种选项：①在莱茵邦联终结之后，德意志各邦完全不受束缚、不结盟；②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元首之下，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③在一个国家邦联中统一前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④一个旨在针对前莱茵邦联的、“各诸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领地的敌意性融合”。

在梅特涅和皇帝看来，最后一个解决办法是完全不可以讨论的。“完全不受束缚、不结盟”的可能性——第一种选项——也已经由于与巴伐利亚签署的《里德协议》而预先被排除了。不能重建帝国的理由还有，“在一座坍塌了的大厦的残砖碎瓦中，损失掉了太多的建材”。而仅仅使用剩下的建材，再去建设一座与过去相类似的建筑是不可能的。要想建立的话，那必须是“一个新的帝国”，而既然加入了同盟，就必须考虑从占领国的 角度着手进行。这样一个帝国不会被同盟中的大国英国、俄国，尤其是普鲁士所接受。但是，梅特涅在特普利采的战略则是“确保一个持久的和平状态”，奥地利的制度必须与“法国皇帝的制度”截然有别，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在于四大国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德意志问题作为一个帝国问题或者皇帝问题提出来，将无法与四大国之间意见统一的概念相容，而解决这一重大任务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被宣判为不可能”。[55]这一条件对于梅特涅来说，在维也纳会议上是这样，在1848～1849年时同样也是这样。俄国、英国、普鲁士和法国会抵制一个在中欧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哈布斯堡大国。因此，从一开始，梅特涅就规避了这样一种选项。

在哈布斯堡帝制中继续生存的旧帝国

皇帝与大臣在抗拒着一切重建神圣罗马帝国的诱惑。尽管如此，自1804年以来，继续存在着的奥地利的“帝制”已经屈服于历史，首先屈服于旧帝国持续着的结构，这一基本事实也使得维也纳会议上所有的决议和目标，对奥地利产生着影响。人们必须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构建哈布斯堡帝国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像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之前所做的那样。

一个帝国是通过其国名来昭示自己的地位的。“奥地利帝国”已于1804年8月11日建立，这样一来，似乎这个帝国向现代社会迈进了一步，因为到那时为止，它只是作为一个由许多单一的、有着各自法律的领地组成的复合体而存在，缺少一个整体的名称。梅特涅认为，在当时的欧洲，一个国家按照其统治者家族来命名完全不是普遍现象，如“哈布斯堡家族”或者“奥地利家族”。因为如此一来就会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这个整体只不过是一个通过皇帝这个人物将大家聚拢起来的大杂烩，只是由所有帝国的组成部分为此目的组成了一个君合国而已。[56]弗朗茨皇帝或许最愿意保持这样一个虚构的体制，这个体制说明，他并非自封为拥有最高权力，而是与他的所有内部王国保持着一种双边关系。相反，用1804年6月4日通过宪法建立的“奥地利帝国”这个新的名称，就可以在拿破仑帝国面前 获得平等对待。然而，这个中央集权的、实行自上而下（表面上的）立宪制的皇朝，看起来好像与一个建立在准联邦制基础上的、历史形成的君主政体的统一国家完全相反。在这座帝国大厦中，君主是连接一切的那块拱顶石。梅特涅对这个既是新的，然而又是旧的“奥地利帝国”的定义，是如此的精准绝伦，其原话超越了任何的描述。

这个帝国并非联邦制国家，却有着比联邦制一点也不少的优点和缺点：如果说，奥地利家族的家长是专制这个概念在现代意义上的意思，那么，这个概念在各邦国的宪法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他的自主权，虽然他将他们统一到他头戴的皇冠之下。最大的限制，形成于最大的邦国匈牙利王国和其他较大的国家之中。……毫无疑问，形势极其独特而异常，如果不是以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奠定组成这个帝国各部分的统一存在的利益——作为基础的话，形势本身的发展将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确定无疑的。这个对于皇帝和我本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情况，对1813～1815年帝国的重建，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57]

现在，对近代早期的研究，又开始赞赏这种国家制度，并且为此找到了更为复杂一些的，但是很贴切的词语，来描写具有“多种民族认同”的、“组合而成的、互为补充的国家体”。[58]这个古老的、直到1848年一直存在的建构形式，也在其统治者的头衔上体现出来，再现了他在名称拼写上的古老陈旧。这个组合政体的多元性令人实在是无法想象，与以前哈布斯堡皇朝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1806年皇帝“伟大头衔”的全称为：

奉天承运，朕，弗朗茨一世，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匈牙利、伯海姆、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国王，奥地利大公爵，洛林、萨尔茨堡、维尔茨堡和法兰克、施泰埃尔、克恩滕、克拉尼斯卡公爵，克拉科夫大公，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伯爵，桑多梅日、马索维亚、卢布林、上下西里西亚、奥斯维辛和扎托尔、切申及弗留利公爵，贝希特斯加登和梅尔根特海姆侯爵，哈布斯堡、基堡、戈里齐亚及格拉迪斯卡帝国伯爵，上下劳斯尼茨及伊斯特拉边境伯爵，沃伦、波德拉谢和布热什切、的里雅斯特、弗洛伊登塔尔和奥伊伦贝格及温迪施马克土地之领主[59]。[60]

所有这些以K字开头的“皇帝的、国王的”头衔，都是在需要显示皇权和统治地位的最高级别的特定场合，或者仪式上才会用到。

“我的意大利诸国”

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来说，作为与德意志邦联处于相同地位的旧帝国的遗产，是意大利各国。在维也纳会议之前，弗朗茨皇帝就让人们知晓，在全皇朝的政治视野中，意大利对于他有着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1768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弗朗茨皇帝来说，这个国家是他的出生地，是他人生前16年的故乡，直到他的伯父约瑟夫二世皇帝将他召回维也纳为止，他都生活在那里。1814年7月初重新夺回伦巴第和威尼托（Venetien）之后，他当着在当地驻扎的陆军中将贝勒加尔德的面，指着这些国土，说出“我的意大利诸国”。[61]对他而言，从这一刻起，整个意大利都属于哈布斯堡皇朝的“霸权势力范围”。[62]他已经下令在重建的意大利各国中派驻军团：在撒丁尼亚王国，在托斯卡纳大公国，在帕尔马和摩德纳公国，以及在重又回到教皇手中的教皇国。他并且下旨，所有重新置于哈布斯堡皇朝保护的国家，必须各自筹集和承担驻军的给养和军饷。[63]

鉴于这种开局局面，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奉行的策略是，将涉及整个意大利的所有决定排除在谈判之外。[64]他反对组成一个类似重组德意志问题那样的委员会的建议，按照他的观点，关于意大利的问题，只有皇帝才能决断，会议只能讨论保障恢复这些意大利各国的问题。因此，梅特涅让我们只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才能对其“意大利的伟大规划”（莱因哈德·施陶伯语）加以研讨。从如何养活这些作为哈布斯堡皇室支系统治者的——所谓的次子继承人的（第二顺位继承权）——意大利各国的方式，可以看出，皇帝的主导方案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方案并不一定与梅特涅的方案相符。因为皇帝要利用这些意大利国家作为世袭的家族权力，来养活他的家族成员。就这一点来讲，他与拿破仑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梅特涅则成功地从英国和法国那里得到了如何重建意大利的保证。在1815年2月18日的备忘录中，他将这些保障内容写入其中。[65]备忘录明显表明，奥地利统治家族是如何通过皇朝的网络与亚平宁半岛联系在一起，以及亚平宁半岛——不算教皇国——是如何让自己成为哈布斯堡皇朝的世袭领地的。下列决议写入了《维也纳最后议定书》中。

在驱逐缪拉家族之后，两西西里王国归还给波旁王朝，即归还给国王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d I，1751～1825），其王后是玛丽娅·特蕾莎的一个女儿。

按照与拿破仑签署的《枫丹白露协议》（1814年4月11日）已经作出的决定，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用来供养前皇后玛丽-路易莎。

应该让教皇能够重回教皇国。

将托斯卡纳扩大至卢卡（Lucca）、皮翁比诺（Piombino）以及厄尔巴岛，并重新划归弗朗茨皇帝的弟弟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三世。在1810年拿破仑的婚礼庆祝活动上，我们已经听到过他的名字。

在摩德纳，由大公爵弗朗茨四世·冯·埃斯特（Franz IV von Este），玛丽娅·特蕾莎的孙辈之一，弗朗茨皇帝的堂兄弟接管政府。

重建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虽然没有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者，但是自1815年6月1日起，已通过一个单独的军事协议与奥地利结合在一起，主要目的是共同进行反拿破仑的战争。（黑体字为本书作者标注）

1815年之后，意大利成了奥地利政治的主要展示场。而梅特涅是如何安排德意志这个奇特的组合在一起的国家的，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