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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5章 为罗马而战
这是欧洲历史最含讽刺意味的场面之一，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对罗马共和国发起了进攻，路易-拿破仑任命44四岁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顶替爱德华·杜伊担任外交部部长。托克维尔是欧洲最享誉盛名的宪法权利理论家，他突然发觉自己正在指挥着一支摧毁罗马共和国的军队，并要重新确立起圣职统治。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祖母、姑姑、叔叔全都在法国大革命中丧命在断头台上，而且他的父母也曾遭到囚禁，直到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在1794年结束后才被释放。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几十年中，托克维尔的父亲曾担任过法国一些地区的行政长官。1831～1832年，托克维尔在美国待了一年。这趟美国之行的目的是学习美国的监狱制度，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他的笔记本上却写满了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观察和众多谈话记录。在他回到法国的三年后，他出版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的第一卷。他宣布自己是“新类型的自由派”，他用编年史的写法记载了民主的实际操作，他提出警告，多数人的统治可能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在1848年革命后，他通过选举进入法国制宪会议，并在大会里盛赞美国是法国新政府应该参考的榜样。1849年5月，他被选入经他参与起草的共和宪法所创立的国民议会。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是一个新的、更民主时代的支持者，但他的同胞也会惊讶地看到他还是一个“旧社会的贵族（gentilhomme de l’ancien régime）”的完美代表。他衣冠楚楚，精致且温柔，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体面绅士，长着俊美的黑眼睛，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1]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向一个对他进入政府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的朋友解释说：“是他们把我从病床上拉走的，他们不顾我的反抗，一再向我保证他们是在阻止一场即将到来的危机……他们还说，我和我的朋友比任何人都处于更好的位置来阻止这场风暴。”托克维尔接受了进入政府的要求，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不会在国民议会上为政府之前对罗马所做的行为辩护。仍然担任总理的欧迪隆·巴罗答应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托克维尔在6月中旬承认，随后补充道，“但毫无疑问，不会很久了。”[2]
在接受政府任命时，托克维尔几乎完全不认识路易-拿破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托克维尔将会对这个人有仔细的了解，并且作出结论——人民低估了这位总统。他认为，大多数怂恿路易-拿破仑参选总统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特别合适，而是恰恰相反，他们“认定了他很平庸”。他被认为是一个没有自我原则的人。他们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让路易-拿破仑屈从于众人的意志。
从个人角度来说，托克维尔觉得路易-拿破仑是个不错的人。他天性很好，是一个讨人喜欢甚至温柔的人。但是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想法，因为在几十年流亡生涯的卧薪尝胆中，他已经学会了伪装自己的真实意图。他很少说话，当他说话的时候，也很少说些重要的事情。他迟钝、浑浊的眼睛并不是他心灵的窗户。这位伟大的拿破仑的侄子对于危险掉以轻心，但在危机中会展现自己的勇气，然而与此同时，他又鲁莽地变更自己的立场。“他的才智，”据托克维尔的观察，“是不连贯且混乱的，这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虽然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但他总是时刻准备好了让一个好想法搭配一个馊主意”。路易-拿破仑真正拥有的是他身处政治舞台上的巧妙演技，他知道如何演好自己的戏份。[3]
6月7日，在被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替代以前，法国制宪会议在它的最后几个决定中投票禁绝了法国政府派兵攻打罗马。但是代表们并不知道，路易-拿破仑已经命令乌迪诺出兵了。[4]
*
法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罗马人的反应从骄傲变成了绝望。他们难道不是已经打败法国人了吗？难道加里波第不是已经两次给费尔南多和他的那不勒斯军送上了耻辱性的败退吗？但难以忽视的是，奥地利军队近期在教宗国境内马不停蹄地攻城拔寨。费拉拉已经陷落，博洛尼亚和佩鲁贾也陷落了。夹在罗马身上的钳子已经越收越紧。[5]
马志尼召集了共和国的全部剩余战斗力来保卫罗马。6月1日，加里波第军团从他们的南方突袭行动中归来。对马志尼来说，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归来让人既喜且忧。“除了两种方式以外，我无法为共和国的利益贡献任何东西了，”加里波第在那天告诉马志尼，“要么是当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者，要么就当一个简简单单的军人。作出选择吧。”马志尼绝对不会任命加里波的为独裁者，那绝对是一个灾难，但是他认可加里波第的军事才能，也知道他会坚守阵地以抗法军。加里波第的最后提议遭到了马志尼的断然拒绝，但他仍然接受了命令，尽管他和马志尼的关系依然紧张。[6]
从南方一起回来的还有600名来自伦巴第的年轻人，他们结束了和费尔南多国王的战事。24岁的卢西亚诺·马纳拉（Luciano Manara）是这些年轻志愿军的领袖，在1848年将奥军逐出米兰的“荣耀五日”里，马纳拉让自己名声大噪。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米兰家庭，这个中等身材的美男子留着浓密的络腮胡，他激发出了追随者们的绝对忠诚。“他脸上的每个细节都散发着高贵的光芒，”一位同胞这样评价他，“马纳拉每次环视人群，都能赢来人们的效忠。”当他和奥地利人的鏖战已经转移到了米兰城外时，马纳拉发现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志愿军人数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曾参加过撒丁尼亚国王卡洛·阿尔贝托试图把外国人赶出意大利的战斗。在这位撒丁尼亚国王于3月份兵败以后，奥地利重新恢复了对伦巴第的控制，这些人随即向南撤退，加入到罗马的防御力量中。[7]
“我根本无法形容所有这些人对圣职的憎恨是多么真实、多么深厚、多么坚决，而且他们也反对庇护九世”，罗马制宪会议中的一个温和派代表在法国的入侵已经隐约可见时曾这样观察。很少有罗马人是马志尼真正坚定的支持者，他评论说，但是他们都基于一点而团结在共和派周围——所有人都“憎恶由圣职来把控政府”。
和罗马守军的决绝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宗支持者们舒畅的心情。“悲伤变成了喜悦，”神甫法夫尔如是说，他是前任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告解神甫，他在描述法军进攻的命令所造成的影响时说道，“人们感谢上帝把我们从深渊中拯救出来。”[8]
乌迪诺的军队已超过了30000人且全副武装，许多人都是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老兵，他还有60门大炮并享有从法国源源不断送来的稳定补给。他们面对的，只是18000名守军，他们是罗马各种势力匆忙组成的杂牌军，其中有加里波第军团的1200人，有伦巴第的志愿军600人，有宪兵700人，有罗马的大学生军350人，还有一些零散的从外国招募来的士兵。他们缺少统一有效的指挥，也缺少火炮，弹药数量则十分有限，而且他们的补给线会被法国轻松切断。[9]
乌迪诺的最高指挥部最终确定了作战计划。他们将尝试着突破罗马城墙，这座高大城墙的最高处有25英尺高，即位于贾尼科洛山的圣庞加爵门，该处在城市的西面，也就是法军在4月末被打退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看起来奇怪的选择，因为圣庞加爵门是最坚固的城墙，但是一旦能攻入这里，他们便能够占领俯瞰罗马的制高点。在6月2日向法国战争部部长解释这样的计划时，乌迪诺将军还补充了另外的考量。“因为从此处开展攻势，我方担负的毁坏公共历史建筑的风险最低，考虑到要用炮火来攻打一座像罗马这样的城市，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考量，因为文明世界的历史正镌刻在这座城市的身上。”[10]
6月3日凌晨2点半，在距离圣庞加爵门仅仅650英尺的地方，一支法国旅展开了行动，他们爆破了围绕潘菲利庄园的13英尺高的城墙。在一场历时四小时的激烈战斗后，法军夺取了庄园并俘虏了200名罗马守军战俘。法军也攻击了附近另外两处庄园中的罗马军前哨，但在浴血奋战后，他们被打退了。
加里波第，一目了然地身披他的白色庞乔斗篷，身穿红衫，头戴插着鸵鸟翎子的毡帽，带着他的手下冲锋陷阵，身边跟着他忠心耿耿的奴隶出身的副官安德里亚·阿古雅尔。像是奇迹一般，在肉搏战中，一个月前肚子上曾中弹的加里波第居然没有再度负伤，但是在近600步长、300步宽的空间里，罗马守军有超过600人阵亡或负伤。[11]
那天晚上，经过18个小时的战斗，一排几乎看不到尾的担架队伍穿过罗马挤满了街道，死者和伤者被运送回城。在这座见证过数不清的喧闹游行的城市里，在那些相同的街道上，四处鸦雀无声，围观的人们默默地流着眼泪。只是在注视着这列悲恸的行进队伍时，很多母亲才一眼认出自己的儿子，看到他们已经发白、没了生命的身躯。当罗马人开始考虑战胜强大的法国军队的胜率是多么微弱的时候，更多的坏消息传到了城里。那不勒斯军已经重新夺回了韦莱特里。如今已经增加到9000人的西班牙军队，正在向北移动，在沿海的城镇中树起了教宗国国旗。
圣天使堡的斜影里有一座跨过台伯河的桥。一群罗马守军正在桥上聚集在乌戈·巴希的周围，这位加里波第的修士正颤颤巍巍地站在一根柱子顶端带着大家做礼拜。他们为顶住法军攻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敌人目前正在距离城墙仅仅650英尺的地方建立阵地，战斗才刚刚打响。[12]
*
如果这一天对罗马人来说关乎死亡与悲伤，那么对两位身在加埃塔的法国大使来说，这真是一个好日子。哈考特和雷内瓦尔早就在心急如焚地等待来自巴黎的消息了，他们担心法国政府可能会拒绝他们的建议并支持雷赛布的谈判协议。一大清早，他们就得知雷赛布已经被召回，攻击的命令已经下达。哈考特急匆匆地跑去见教宗。他已经打赢了这场对雷赛布的战斗，如今他需要向巴黎彰显他的立场本来就是对的，通过占领罗马，他们最终能从教宗那里榨出他的让步。[13]
哈考特在第二天开始动笔写一份给巴黎的报告，在一开头，他就细数了来自奥地利、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军队的最新动向。“这些各自的行动，”他写道，“都对我们夺取罗马没什么帮助，反而会抵消我们的影响，一旦我们拿下罗马城，他们的行动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造成干扰。”在这份报告中，他补充道，三个天主教国家得到了教廷的强力支持。
在他当天和教宗长谈之后，哈考特感到自己的地位已得到了坚实的巩固，继而施压改革，庇护九世实际上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他曾愿意让更多的世俗信徒参与政府管理，他说，这将重新把咨商委员会迎回到政府中。但至于允许立宪一事，这是哈考特口中所说的“真正的权利”，教宗的拒绝态度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不会允诺任何他无法轻易给出的权利。
在加埃塔，法国大使进一步观察说：“这个挤满了枢机主教的地方弥漫着世俗利益的味道，人们装糊涂、耍诡计，而且缺少任何更为高贵的情操，人们无法寄希望于教宗会打破这种境况，尽管他的确试图作出一番努力。”像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这样的人已经被“拨到一边去了，被迫离开了加埃塔，对这些围绕在教宗身边的自私自利、腐败、腐朽之人无能为力”。哈考特报告说，这些高级教士在乎的唯一事情，就是“他们的世俗特权和与之相对的一切，即试图使人民相信，攻击他们的特权等同于攻击教会和宗教的真正利益，而且他们根本做不出任何一点能够荣耀教会和宗教的事。”[14]
如果说法国大使对枢机主教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绝望的话，他也肯定对他们中最有权势的那个人感到绝望。法国入侵的当日，在耽搁了很久的进攻消息终于传到他手上之前，安东内利才刚给罗马教廷驻马德里大使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对西班牙女王派出数千兵力的感激之情。“他们的到来，”安东内利写道，“正是时候，因为，基于法国军队迄今为止的表现，本应该已大功告成的圣父大人重夺圣座的努力，如今已大为推延，而且即便到现在为止，一切看起来仍遥遥无期。”安东内利不只是对法国的缓慢进展感到不安，他也强烈怀疑法兰西人到底是站在哪边的。枢机主教曾表示过，如果教宗最终要回到他的国家，干脆避免返回罗马，而是去到一个和西班牙更意气相投的小城镇。[15]
安东内利正在竭尽所能地让妥协的声音远离教宗。几个月以前，修道院院长罗斯米尼已经离开了加埃塔，他心知肚明，正是安东内利害得教宗反对他。6月9日，心怀着仍有可能劝说教宗找到回归罗马的和平之路，罗斯米尼回到了加埃塔。这位修道院院长甚至还没来得及和教宗打招呼，庇护九世就先声夺人地警告他：“我反对立宪。”罗斯米尼试图让教宗改弦更张。的确，罗斯米尼对教宗说，并非所有人的权利都将立即恢复，但关键的是要给他们一些希望。
庇护九世仍然不为所动。“即便是让他们把我切成碎片，”他答道，“我也不愿意再给他们一部宪法了。”
修道院院长并不那么容易灰心丧气。所有其他文明国家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他争辩说，都已经允许立宪了，甚至连奥地利都这么做了。教宗国怎么能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呢？对待这一点，庇护九世回答说，教宗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一部宪法，他已经认识到，和教会政府水火不容。他已经下了结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还有所有类似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邪恶的。这些都是教宗过去并不认为有必要表达出来的主张，因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是他们呼吸的空气里就确定了的。政府为全民所共有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庇护九世现在意识到了，让自己随着变革的时代被淘汰掉，这违反了教会的基本原则。他发誓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虽然罗斯米尼没取得什么进展，但安东内利知道教宗有多么喜爱这位修道院院长，他不想给对方留有任何的机会。6月11日傍晚，一名加埃塔警察来到罗斯米尼的房间要求检查他的护照。经过一番检查之后，警官告诉罗斯米尼他缺少有效的那不勒斯签证，必须要即刻离开加埃塔。罗斯米尼很诧异，他不觉得自己的证件有任何违规之处。他是受到教宗的邀请而来，罗斯米尼坚称，除非教宗亲自让他离开，否则他是不会走的。这位警察随即离开了，可在接近午夜时又回来了。罗斯米尼先是提出抗议，拒绝开门，说他已经穿好了睡衣准备就寝，但是当警察威胁说要破门而入时，他只好打开了门。警察告诉他，明天清晨，会有一艘船来接他，如果他不上船的话，将会面对悲惨的后果。在离开前，警察告诉他，这是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下的命令。[16]
*
托克维尔在巴黎怀着绝望又担忧的复杂心情关注着罗马的事态发展。他并不是那么担心法国军队让罗马屈服的能力，他更担心的是一旦法国将其征服之后会产生怎样的动向。因为法国政府会被人们视为恢复了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而且还协助了自己的死敌奥地利，这样的事情会是一场灾难。他也考虑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时常呼吁宪法、呼吁保障个人自由重要性的人，这样的局面同样会危及他的名誉。
6月6日，他写信给两位身在加埃塔的大使，告知他们自己已经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并传达了政府的目标。“我发现法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本人不会自愿选择的道路”，他这样写道。他们应该要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摆在他们眼前的是四个目标，托克维尔向大使们解释：法国必须对意大利施以适当的影响力；教宗必须要重新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且有能力自由行使他的宗教使命；他们必须阻止教宗国旧有的专制政权回归；最后，他们需要支持教宗国的多数人民，尽力结束困扰教宗国政府的滥权。[17]
所有的这些要求都没有出乎哈考特和雷内瓦尔的意料，但是让他们吓了一跳的是托克维尔所附上的一个附加说明：新任外交部部长通知他们，他将指派自己的私人使者弗朗西斯科·德·科瑟尔勒在法军进入罗马时协助乌迪诺。[18]
科瑟尔勒是托克维尔的密友，他去年在教宗刚刚逃离罗马时曾在意大利待了好几个星期，没能成功劝说教宗前往法国。哈考特和雷内瓦尔在雷赛布被法国政府召回后才高兴了区区几天而已，如今二人再次感觉受到了轻视，他们的角色被削弱了。在选择科瑟尔勒的决定上，托克维尔不仅是选择了一个他信任的人，而且也选择了一个强烈认同天主教的人，这样的人选将有助于劝说将信将疑的教宗和那些教宗周边态度更为冷淡的人，托克维尔想要利用这个决定以让教廷作出一个法国亟须他们作出的决定。[19]
托克维尔这样告诉他的新使节，迄今为止，法国所有让教宗接受改革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他们不断得到的回答都是他们应该相信教宗本性善良。“但是我们也知道，”托克维尔写道，“教宗身边人施加的影响会引导教宗走向一条绝对凄惨的道路。”教宗必须让他的臣民确信他有良善的意图。“如果说无政府主义政权在罗马市民中激起的对旧制度的仇恨还没有明显表露出来的话，”托克维尔写道，“那首先是因为人民还不知道旧制度存有回归的可能。”让教宗保证“严肃认真地施行自由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否则，法国就是在玩火让自己陷入灾难。这位《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说道：“我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角色，成为恢复专制权力的帮凶，即便是表面上的角色也完全不可接受。”[20]
当法国军队正在全力准备攻破罗马古老的城墙时，很多人认为用不了几天，罗马就将陷落。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国最开始炸开城墙的努力获得了些许成效。带着他惯常的戏剧化演绎，夏尔·波拿巴给制宪会议展示了一颗落在街道上的哑弹。他提议他们将这枚炮弹保存在罗马档案馆中，并且配上一个告示：“这是一位教宗下令炮轰罗马的虔诚信徒和儿童的永恒纪念。”
但落在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的炮弹爆炸了，这是位于贾尼科洛山和台伯河之间的罗马最贫穷的街区之一。6月7日，来自特拉斯提弗列的教会文员代替圣埃吉迪奥女修院（Convent of Sant’Egidio）的修女向政府提议，要求允许她们转移到河对岸更安全的地方。[21]在女修院附近，法军的炮火点燃了房屋，有小孩被活活烧死或是被埋在瓦砾堆下的景象使罗马人的怒火更加难忍。他们说，这全都是教士们的杰作。
“再来一个庇护九世吧！”那些仍保持着幽默的市民喊道，眼看着炮弹在他们的眼前落下。为了鼓舞士气，城市守军也用相似的幽默在城墙顶端给三门大炮起了名字，分别是：庇护九世、安东内利和兰布鲁斯齐尼。女人和差不多8岁的孩子们冲出家门，用湿泥巴把落在地上的未爆炸弹的引信熄灭。在一颗熄灭的炮弹上，有人用简单方形字母写道：“圣父大人献给特拉斯提弗列孩子们的第一份小礼物。”[22]
炮轰罗马
马志尼命令所有身体健全的罗马男性都加入军队，保卫城市，并呼吁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参与建造防御工事。政府征用了手推车和货车，命令位于城市另一边的贵族宫殿向遭受轰炸街区的难民开放。男男女女把一个个的床垫堆在城门后面，床头雕塑的各种天使造型杂乱地挤在一起，脸冲着四面八方。男人们拿着火枪在城市里穿梭，有人穿着军服，有的穿着便服。6月8日，眼看守军的补给已经愈发枯竭，共和国战争部部长向罗马市民发出请求，希望能用钱来购买各种落在城市中的炮弹和哑弹。“市民们，”部长说，“这些炮弹在你们手上没有用处，但是，用我们的大炮，可以把它们还给敌人！”[23]
与此同时，伤亡人数也在节节攀升。“许多年轻人，他们是来自比萨、帕维亚（Pavia）、帕多瓦（Padua）和罗马大学的学生，”陪在他们床边的玛格丽特·福勒写道，“他们负伤躺在医院里，情形好一点后就再度冲回战场。有人亲吻着自己被切下来的胳膊，还有人把从自己身体中忍着剧痛取出来的骨头碎片保存起来，他们将这些东西当作人生中最精彩日子的纪念物珍藏起来。”在一封写给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信中，福乐解释说：
虽然我经受苦痛——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枪伤的创伤会导致高烧——但是我很高兴，能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几乎无人不被这样的高贵精神感动。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伦巴第人，他们是意大利年轻人中的花朵。当他们的伤情好转一点，我会给他们书和鲜花，他们看书，我们也彼此交谈。[24]
对马志尼来说，只有一个希望还在：他认为法国进攻罗马的消息可能会引发巴黎的民众起义。他有一个理由让他相信，对罗马的攻击不会在法国获得非常广泛的公众支持。“在这里，”时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报告说：“天主教团体很弱小。巴黎的普通民众、城镇的市民阶层，以及最重要的国民卫队，全都漠视宗教事务，或是在本质上敌视他们眼中的‘圣职政权’，”他继续下结论道，“意在重建教宗权威的远征行动在法国并不受欢迎。”[25]
法国政府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对国民议会隐瞒进攻的消息。6月11日，当代表们终于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愤怒炸裂开来。带着巨大又嘶哑的吼声，42岁的左翼领袖亚历山大·勒德鲁-洛林，这位高大、魁梧、肩膀又厚又宽的男人率先发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与马志尼保持着书信往来，他曾向对方保证，法国盟友绝不会让人失望。[26]
“公民们，”勒德鲁-洛林吼道，“我相信，我们正身处一个演说已变得完全没有用处的紧要关头。”他说道，在法国最初的进攻过后，罗马的城墙仍旧挺立，它勇敢的卫士们目前正在浴血奋战。“但是，”他一边夸张地比划着，脸颊由红润变得紫青，一边补充道：
法国人的血和罗马人的血已经喷涌成河了。毫无疑问，以大会的身份，我们向罗马承诺将保护其独立……确定无疑的是，制宪会议在5月7日的投票已经决定意大利的远征将不会再偏离其预定的任务……巴罗和各部部长不断在重复同一件事：远征军的目标不是终结罗马共和国……而是保卫罗马，确保其自由制度，并反对奥地利人的设想——攫取罗马，进而给罗马市民的头上强加一个专制的政府。
展开行动的时候到了，勒德鲁-洛林在结尾时说，是时候罢黜总统和他的内阁了，他们已经犯下了最穷凶极恶的罪——违反宪法。[27]
但弹劾行动遭到了制宪会议保守派大多数的抵制，左翼领导人于是呼吁公众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派兵攻打罗马的变节行为。后来当勒德鲁-洛林带领示威人群穿过巴黎时，骑着马的警察和士兵突然间从路边出现并冲进了示威人群。勒德鲁-洛林和他的同伴跑进了国家宫（Palais National）避难，他们在那里紧张地讨论该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外面，流血事件正在上演，愤怒的示威者们重新组织起来，有些人高喊着要发起武装起义。在混乱之中，巴罗总理告诉国民议会的代表，推翻共和国的阴谋正在进行之中。他收到了消息，路易-拿破仑要求代表们批准实施戒严令。在多数左翼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戒严令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通过。与此同时，军队已经把勒德鲁-洛林和他的同伴逼到了角落里。这位值得人们敬畏的左翼领袖后来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我和朋友们看到死亡已在眼前。我们排成一队背靠着墙……离我们六步开外的火枪手们已经瞄准，只在等待最后的命令。指挥官十分激动并拿着酒瓶……他举起自己的剑，下达了行刑令，这时候有一个高级军官一个箭步跨上前来，让举起的枪都立刻放下。[28]
别处传来了命令，士兵们这时便离开了这些俘虏，勒德鲁-洛林和同伴们逃跑了。在找到了安全的藏身地点过夜后，著名的演说家成功地逃出了巴黎并起程逃往伦敦。他将迎来此后20年的流亡生涯。[29]
*
巴黎传来的消息彻底打破了马志尼希望法国来搭救他们的美梦。罗马共和国看起来就要终结了，但罗马人仍在战斗。越来越不顾一切的绝望行动迫使法军的重炮无法接近城门，守军会在夜间出城展开突袭。用驻罗马的英国领事的话来说，这展现了“比军事技能更了不起的勇猛”，他们早已一次次地被打退，被迫回到城内。6月12日傍晚，乌迪诺将军给罗马人送去了一封信。“我们并不是来和你们打仗的，”他告诉罗马市民，“法国政府的目的被你们误解了。”如果城门不向他的军队敞开，他预计“会造成可怕的伤亡”，他警告说，自己已经无法再让军队保持克制了。“如果你们坚持抵抗，”乌迪诺说，“你们需对无法修补的灾难负责。”最后，他给出了12个小时好让罗马市民准备投降。[30]
在遭到罗马市民的断然拒绝后，法军重启了攻势。身处被包围的城内，美国外交临时代办描绘了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罗马人最初成功地抵挡住了法国军队，他写道，这激发出了人们对共和志业的更大支持：
从黎明到傍晚，围观者挤满了穹顶、大教堂和围栏墙，他们对着每个英雄的举动喝彩，激励最勇往直前的行为……通往城门的道路上竖着铁刺，骑兵无法通过……他们自己的城门处被挖开了……敌人必经之处的每间房子，在经过了室外的抵抗后，房子里面还准备了烧得滚烫的热油和石头，时刻准备着泼向窗外。
然而食品仍旧短缺，法国人切断了古老的罗马水道，因此清水变得异常珍贵。在焦虑和恐惧中，许多罗马人开始对教会的宗教信仰产生质疑，而这种信仰已经滋养了罗马好几个世纪。“这场斗争，”据美国外交官观察：
已经不再是一支军队同另一支军队的战斗了……而是对整个道德世界的观念、希望和信仰的争夺，它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世世代代中回荡。这场介入行动的实际目的正在动摇天主教大厦的最根本奠基，摧毁上千颗信徒的心……很自然的，这样的后果让很多人扪心自问，那个代表和平宗教的人是否真的拥有以武力来夺取现世权力的权利；而且……因教会首脑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开始怀疑起天主教的本质。他们无法信仰一种……如今正迫使人成为奴隶的工具式宗教。[31]
尽管罗马守军对其志业的信念可能比任何时候都燃烧得更为光亮与壮烈，但对于不可避免的失败，现在看起来已很难忽视了。不会有人再给他们带来援助，而且矗立在他们和强大的法国军队之间的那堵城墙也并不是为了抵御现代炮火的不断轰击而建的。现在看起来，唯一悬而未解的问题是他们会单独落在法国人的手中，还是奥地利、那不勒斯和西班牙也会加入进来。无论如何，马志尼也想过投降。“虽败犹荣的事情是存在的，”如他后来所观察到的，“耻辱性的胜利同样存在。”
在避免进一步流血的最后一次努力中，乌迪诺招来了恩里克·塞努奇尼（Enrico Cernuschi），他是罗马街垒中的年轻领袖，乌迪诺竭尽全力劝说他能够允许法国军队和平入城。“在罗马，”塞努奇尼回答，“我们这里盛产悲剧，却总是难以创作出喜剧……如果我们不能挽救意大利的话，我至少想要挽救对意大利的回忆。意大利将不会像杂耍般的轻歌曼舞那样谢幕。”[32]
6月中旬，法军的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在制宪会议所在的枢密院宫上，代表们已经转移去了相对安全的、位于卡比托利欧山山顶的市政厅。每天都有上百响法国大炮的轰鸣声传来。在街道上快速穿行的人中，有人拿着武器，也有分发石块和弹药的女人，还有人帮忙传递消息或搭建街垒用的材料。一种可怕的安宁笼罩在城市的中心。傍晚的科尔索大道上仍然聚满了逃离室内酷暑的人们，街灯点亮着，商店开着门，虽然通常摆满蔬菜和肉的柜台大部分已空空如也，少数的鸡肉也贵得令人咋舌。在各个广场中，乐队仍在演奏，他们节日气氛的舞蹈和远处大炮的轰鸣合奏了一曲奇妙的复调旋律。但这种保持正常生活的努力并不能掩盖那些棺材。一个穷苦的洗衣女工在前往圣彼得大教堂做礼拜的路上穿过了一群年轻的士兵，其中有个人拍了拍她的肩膀。“阿姨，”他说，“请您替我说三次圣母玛利亚，望圣母能让这一切快点结束，我实在快坚持不住了。”
其中一个年轻的伦巴第志愿军，他驻守的位置位于圣庞加爵门处最激烈的交火中心，他是这样回忆起那些日子的：
时间能让你习惯任何事情。所以当看到那些身体泡在血中的伤兵被来来去去地输送时，我们几乎已经麻木了。我们吃面包和肉片时已经顾不上身旁超过20具尸体发出的恶臭，那些尸体在过去16天中就停在科西尼庄园的花园里，没有埋葬也没有包裹起来，黑得像炭一样，浑身已经发软，就像泡糟了。[33]
勒在罗马喉咙上的铁钳越收越紧。6月19日，经过了好几个星期从陆上和海上的炮轰之后，亚得里亚海岸的安科纳港城已经向奥地利人投降。博洛尼亚和其他好几座城市都已经被奥军攻下，他们立刻将地方行政交由教宗派来的一位蒙席以重建他的统治。[34]
6月20日，法军将他们的重型攻城炮架在了距离城墙350码的开火点。在12门24磅炮的连续炮轰后，城墙很快就摇摇欲坠了，炮火打开了三个裂口，很快就会宽到足以发起最后的冲锋。[35]
巴黎，托克维尔心如死灰地审视着永恒之城浴血的前景。法国把自己塑造成自由的捍卫者。“在一场示威后，我们付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代价，”托克维尔告诉乌迪诺将军，“只是为了让教宗的旗帜握在罗马人手中。我们必须让我们远征行动的性质保持在国民议会授予的界限之内，保持在政府要我们保持的界限之内。”同一天，他给自己的个人使者科瑟尔勒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不悦，他发现，在罗马找不到任何一个温和派的政党，只有共和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另一小群渴望回到教会等级制下的反改革人士。托克维尔坚持，法国必须在游行人群对教宗回归的欢呼声中进入罗马。“如果我们不能有这样的现实，”他建议科瑟尔勒，“那就完全有必要，至少要制造出这样的情景。”[36]
1849年6月20日，法军炮轰罗马城墙
临近6月21日午夜，法军加紧了进攻。据一位守军回忆，“那天晚上的轰炸和炮火最为可怕”。当炮弹落在罗马城最著名的那几个广场上时，法军士兵爬过了城墙上的裂口并开始挖掘通道。马志尼催促加里波第赶快阻止反击，但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不愿接受一个完全不懂军事者的指挥，于是他决定按兵不动。愤怒的马志尼急匆匆地写了一封信给伦巴第志愿军领袖卢西亚诺·马纳拉以抒发他的怒火。
昨天夜里，攻势已经打响，过了一个半钟头，他们爬过了裂口……明天敌人的火炮就会就位，这样的攻势是挡不下来的。情况现在已经完全改变；让我这么说吧，完蛋了……我认为罗马已经陷落了。上帝让敌人对我们发动快攻，而人民将会在街垒那里好好地抵抗一番。所有人都将加入。多等一会儿都将太迟。
“我所剩的唯一希望，”这位被团团包围的意大利独立领袖下定了决心，“就是不要让我的名字和投降行为相提并论，估计用不了多久，有人就会投降。但这对我能有多重要呢？”他反问道：“真正的意义在于这对罗马和意大利来说至关重要。”[37]
[1] Tocqueville，Alexis de. 2004.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Edited by Olivier Zunz. 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pp.678-904；Senior，Nassau W.1872.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s of A.de Tocqueville with N.W.Senior. Edited by M.C.M.Simpson. London：Henry & King，vol.1，pp.iv-v.
[2] Tocqueville’s letter，dated June 15，was written to Paul Clamorgan.Reverso，Laurent. 2009. “Tocqueville et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 1849：Les apories du libéralism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s，p.309n.
[3] Tocqueville，Alexis de. 1893. Souveni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Paris：Lévy，pp.313-18.
[4] Tocqueville，Alexis de. 1893. Souveni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Paris：Lévy，pp.318-21；Lesseps à Tocqueville，Paris，7 juin 1849，MAEC，CP，Rome，vol.991，ff.137r-137v. 更让危机感显得严重的是，巴黎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霍乱疫情大暴发。每天都有好几百人丧命。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p.159-60；“The Cholera in Paris，” TL，June 13，1849.
[5] 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446. 6月1日，基伊舰长（1898，p.202）表示，“罗马人已经明显认定法国人在新一届的国民议会得到确定之前是不会作出任何决定的，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打退了那不勒斯国王，对他们的胜利感到兴高采烈……他们对自己实力的信心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理性界限”。
[6] Garibaldi，Giuseppe.1889. Autobiography of Giuseppe Garibaldi. Vol.3.Translated by A.Werner with supplement by Jessie White Mario. London：Smith and Innes，p.101.
[7] 乌迪诺将军已经轻松地在奇维塔韦基亚把那些伦巴第志愿军抓了起来，在法国人于4月份刚一抵达港口，抓捕行动就开始了。乌迪诺审问被捕的马纳拉，“你是伦巴第人，跑来罗马做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年轻的米兰领袖反问道。“将军，请问您是来自巴黎、里昂，还是波尔多？”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3-4. 尽管他们将会为守卫罗马共和国付出沉重代价，但是在大体上而言，伦巴第志愿军并非赞同马志尼，或是赞同共和主义。与之相反，他们宣称效忠萨伏依王朝。Dandolo，Emilio. 1851. The Italian Volunteers and Lombard Rifle Brigade. London：Longman；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22-25.
[8] 这个大会发言者是D. 潘塔利欧尼（D. Pantaleoni）。Demarco，Domenico. 1944. Una rivoluʐione sociale，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16 novembre 1848—3 luglio 1849）. Naples：Gufo，pp.339-40. 法夫尔在6月1日寄自奇维塔韦基亚的信可参考：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170。
[9]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168-69；Borie，Victor. 1851. Histoire du pape Pie IX et de la dernière révolution romaine（1846—1849）. Brussels：Tarride，pp.239-40；Severini，Marco. 2011.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Venice：Marsilio，p.148.
[10] Johnston，R.M. 1901. The Roman Theocracy and the Republic 1846—1849. London：Macmillan，p.299；Vaillant au ministre de la guerre，au quartier général de Santucci，2 juin 1849，in Gaillard，Léopold de.1861. L’expédition de Rome en 1849. Paris：Lecoffre，pp.467-68.
[11] Delmas，E.1849. “Relation du siège de Rome en juin 1849.” Spectateur Militaire，pp.5-6；Thiry，Charles-Ambroise. 1851. Siège de Rome en 1849，par l’armée française.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e l’artillerie et du génie，publié avec l’autorisation du Ministre de la Guerr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pp.31-38；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120-23；Hibbert，Christopher. 1965. Garibaldi and His Enemies. London：Longmans，pp.81-83；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p.189-90；Dandolo，Emilio. 1851. The Italian Volunteers and Lombard Rifle Brigade. London：Longman，pp.239-41；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127-32；Freeborn to Palmerston，Rome，June 8，1849，doc.66 in 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p.43. 为了稳定罗马的人心，在第一次攻势结束后的第二天，三人执政团发出了一份通告，宣称在6月3日只有三名守军阵亡，不到100人负伤。“Cittadini，” Roma，4 giugno 1849，MCRR，ms.129/10，Nicola Roncalli，“Cronaca di Roma，” documenti a stampa，1849.
[12] 根据一位加里波第志愿军对于这位修士的描述，“他充满斗志的演说和他脸上显露出来的视死如归让每个人为之惊讶，”他还补充说，“我这辈子和别人握手的次数都不及他所做出的善举！”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132-33；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136；D’Ambrosio，Gaetano. 1852. Relaʐione della campagna militare fatta dal corpo napolitano negli Stati della Chiesa l’anno 1849. Naples：Tipografia Militare，p.60；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272.
[13] Cesare Balb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Torino］，Mola di Gaeta，3 giugno 1849，doc.121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501-2.
[14] 哈考特建议说，有必要“减少意大利枢机主教的数量，这些人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高位，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名字结尾是‘o’或‘i’，而且这些人想要将他们的宗教变成某种意大利宗派”。据他的观察，总有一天，教会将会要决定从全世界信徒中提拔最杰出和最诚实的教徒。但是在教会目前所处的悲惨处境中，枢机主教团，哈考特表示，是由“全意大利最无知、最食古不化”的人组成的。Harcour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Gaëte，4 juin 1849，MAEN，RSS 410. 哈考特是在得知托克维尔已经接替杜伊成为法国外交部部长之前写的这封信。
[15] Antonelli al nunzio，Madrid，3 giugno 1849，Gaeta，ASV，ANM，b.313，ff.860r-861r；Cesare Balb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Mola di Gaeta，9 giugno 1849，doc.123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504. 与此同时，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写信表达了对于安东内利给出的建议的最强烈支持，他建议教宗不要去罗马，而是应到教宗国的其他城市去。他认为，把教宗置于法国人的控制下太过冒险了。Viale a Antonelli，Vienna，5 giugno 1849，ASV，ANV，b.322，ff.34r-34v.
[16] 罗斯米尼十分不看好教廷的前景。他在几个月以后表示，庇护九世“一时倾向这边，一时又倾向另一边，出于这个原因，他很少具有延续性。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晦涩的态度，一直含糊其词，从而不必担风险，然而频繁的危险恰恰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Radice，Gianfranco. 1972. “Pio IX e Antonio Rosmini alla luce di nuovi documenti d’archivio.” Pio IX，p.24.
[17] Tocqueville à Rayneval et Harcourt，Paris，6 juin 1849，n.39 and 40，MAEC，CP，Rome，vol.989，ff.261r-263r，264r.
[18] 在同一天，托克维尔也给乌迪诺将军发去了这条消息，指示他顺从新公使上任后在罗马事务上采取的做法。Tocqueville à Oudinot，Paris，6 juin 1849，MAEN，RSS 537 bis.
[19] 新任公使是托克维尔非常亲近的人的事实在科瑟尔勒的第一份报告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他给托克维尔另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的开头问候是“我亲爱的朋友”，在第一封信中的结束语是“我全心爱你（Je vous aime de tout mon coeur）”。Corcelle à Tocqueville，Civitavecchia，12 juin 1849，doc.101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TK，pp.253-55. 在八年前，两人曾经一同游览阿尔及尔和阿尔及利亚内地。Tocqueville，Alexis de. 2004.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Edited by Olivier Zunz. 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p.896. 在一封寄给奥地利总理知会科瑟尔勒任命消息的派遣件中，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报告说，法国政府已经用科瑟尔勒顶替了“已经疯了的”雷赛布，前者“属于天主教阵营”。Hübner à Schwarzenberg，Paris，6 juin 1849，doc.97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276.
[20] 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6 juin 1849，MAEN，RSS 274. 在科瑟尔勒前往罗马的途中，托克维尔急切地等着来自乌迪诺的消息，他认为罗马应该已经陷落了。如果还没有的话，他担心政府可能会无法抵御这搞砸了的攻势在巴黎激起的又一波怒火。6月10日，托克维尔给驻维也纳大使写信通知他入侵的消息，并补充说“人们可以预计罗马已经在我们军队的手中了”。他还补充说，法国有道德上的责任不让庇护九世的前任教宗曾经的那种“最受憎恶的政权”回归。Tocqueville à La Cour，Paris，10 juin 1849，MAEN Vienne，Article 33，ff.147r-151r.
[21] 给罗马的代理枢机的信上写着：“我们圣埃吉迪奥女修院的修女本来是把信念寄托在上帝的指引下，决定不抛下修道院。但是眼看着废墟不断地扩大，28颗炮弹已经落在这里，导致了她们修道院的严重损坏，她们已经决定……加入到她们在四喷泉（Four Fountains）的圣特蕾莎女修院的姐妹的行列中。”P.Preposito Generale de’ Carm.ni Scalzi a Mons. Francesco Anivitti，Pro-Vicegerente di Roma，7 giugno 1849，ASVR，Segreteria，Atti，b.62，fasc.3.
[22] 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59；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121；Fuller，Margaret. 1991.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Dispatches from Europe，1846—1850. Edited by Larry J.Reynolds and Susan B.Smith.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299；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333-42，352-53，367-68. 女性在罗马防御战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尤其让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男人们感到惊讶。在6月中旬，一个伦巴第志愿军观察说：“尽管社会底层的女性没教养且无知，但是她们表现了男子汉一般的勇气。在她们眼中闪烁着罗马人的骄傲。”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59.
[23] Giuseppe Avezzana，ministro di guerra，Roma，8 giugno 1849，in 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39-40；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150-54；Lancellotti，Luigi. 1862.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al 1 novembre 1848 al 31 luglio 1849. Naples：Guerrera，p.163；Trevelyan，George Macaulay. 1907. Garibaldi’s Defence of the Roman Republic（1848—49）. 2nd ed. London：Longmans，Green，p.196；Deiss，Joseph J. 1969. The Roman Year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Crowell，p.259；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331.
[24] Fuller，Margaret. 1991. These Sad but Glorious Days：Dispatches from Europe，1846—1850. Edited by Larry J.Reynolds and Susan B.Smith.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p.298-300.
[25] Hübner à Esterházy，Paris，13 juin 1849，doc.97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74-75.
[26] 在前往巴黎寻求获得法国对罗马共和国给予支持的行程中，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卡洛·鲁斯科尼（Carlo Rusconi）到勒德鲁-洛林的家中拜访了他。鲁斯科尼惊讶于他家中陈设的奢侈：“到处都是彩色和金色，四目所及没有一样器物不是价值连城，墙上挂着流光溢彩带有镀金画框的油画……脚下有土耳其的地毯。”Rusconi，Carlo.1883. Memorie aneddotich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 rinnovamento italiano. Rome：Sommaruga，p.100.
[27] 在国民议会代表雨果的眼中，勒德鲁-洛林是一个“混蛋丹东（bastered Danton）那样的货色”，既有律师一样的机敏，又有煽动家的破坏力。巴罗是勒德鲁-洛林怒火的众矢之的，他对巴罗的描述中绝不留有一丝情面。总理说，这位左派的领袖是“一个结合了煽动家和政客的特点的激情演说家，这让他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阴谋家……他恰好是属于那一类人，”他还补充说，“这类人的野心和骄傲既不受大脑的控制，也不受感情的控制。”Calman，Alvin R. 1922. Ledru—Rollin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250n，256-57，264；Senior，Nassau W.1871. Journals Kept in France and Italy from 1848 to 1852. Edited by M.C.M Simpson. London：Henry & King，vol.1，p.122. The text of Ledru-Rollin’s June 11 remarks is found in Assemblée nationale.1849b. 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u 28 mai au 20 juillet 1849. Paris：Panckoucke，pp.191-92.
[28] In Calman，Alvin R. 1922. Ledru—Rollin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389.
[29] 三个月以前，也就是马志尼前往罗马的不久之后，勒德鲁-洛林就已经给他发去了一封提出建议的信：“告诉我们的兄弟们：你们想要活着吗？那就要知道如何死！”现在他看起来并不想要采纳自己的建议。Calman，Alvin R. 1922. Ledru—Rollin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374-96；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p.169-200；Agulhon，Maurice. 1983. The Republican Experiment，1848—185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79；Beghelli，Giuseppe. 1874.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2 vols.Lodi：Società Cooperativa—Tipografica，pp.100-101. 巴罗对6月13日事件的描述是将它称为胎死腹中的起义，这段内容可以在他的回忆录中看到。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297-312. 关于托克维尔的描述，可参考：Tocqueville à Harcourt，Paris，15 juin 1849，MAEN，RSS 274。
[30] Freeborn to Palmerston，Rome，June 16，1849，doc.67 in Parliament（U.K.）. 185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Rome，184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online，pp.43-44；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3；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167；Rusconi a Pinto，Roma，13 giugno 1849，n.55，MCRR，“Archivio Michelangelo Pinto，” b.884，fasc.5，f.11r.
[31] Cass to Clayton，Rome，June 14，1849，pp.42-44. 在6月12日的派遣件中，鲁斯科尼报告说法国“已经切断了一条如果不是不可或缺的话，也是极为有用的通路”。MCRR，“Archivio Michelangelo Pinto，” b.884，fasc.5，f.10r.
[32] 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3，p.465；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p.183-84. 托克维尔本人认为当法国左翼已经失败的消息传到罗马后，将会极大地削弱他们继续抵抗的意志。Tocqueville à Oudinot，Paris，20 juin 1849，MAEC，CP，Rome，vol.993，f.127r；Monsagrati，Giuseppe. 2014. Roma senʑa il papa.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ome：Laterza，p.169.
[33] 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125；De Longis，Rosanna. 2001. “Tra sfera pubblica e difesa dell’onore. Donne nella Roma del 1849.” Rom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265；Paladini，Leone. 1897. La difesa del Vascello o Villa Giraud—fuori Porta S.Pancraʑio fatta dal Comandante Giacomo Medici e la sua legione durante l’assedio di Roma. Rome：Stamperia Reale，pp.59-60；Severini，Marco. 2002c. Studi sul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Ancona：Affinità elettive，pp.179-80.
[34] 在听说罗马人已经损坏了圣彼得大教堂的消息后，玛格丽特·福勒跑去找马志尼询问这是否为真。甚至连福勒这样一位马志尼在罗马最喜欢的人之一，居然也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这一事实让这位意大利领袖无法释怀。“很明显，没人相信我了，”他回答道，“连你也是！你难道能想象当我在这里的时候让圣彼得大教堂被破坏吗？我是野蛮人吗？”在马志尼大为光火的两天以后，一名伪装的神甫穿着国民卫队的军服被发现正在绘制共和国军的位置和数量地图。加里波第下令将他拖出去枪毙。Capograssi，Antonio. 1941. La conferenʐa di Gaeta del 1849 e Antonio Rosmini. Rome：Proja，pp.152-53；Lodolini Tupputi，Carla. 1970. La Commissione Governativa di Stato nella Resatauraʑione pontificia（17 luglio 1849——12 aprile 1850）. Milan：Giuffrè，p.75；D’Ambrosio，Gaetano. 1852. Relaʐione della campagna militare fatta dal corpo napolitano negli Stati della Chiesa l’anno 1849. Naples：Tipografia Militare，p.71；Deiss，Joseph J. 1969. The Roman Year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Crowell，p.264；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181.
[35] “The Papal States，” datelined Monte Mario，June 19，TL，June 30，1849；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240-41；Harcourt à Tocqueville，Fiumicino，20 juin 1849，MAEN，RSS 410.
[36] Gaillard，Léopold de.1861. L’expédition de Rome en 1849. Paris：Lecoffre，p.274；Tocqueville à Corcelle，Paris，20 juin 1849，doc.108 in Tocqueville，Alexis de. 1983. Œuvres complètes.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Francisque de Corcelle. Paris：Gallimard，vol.1，pp.275-78.
[37] Hoffstetter，Gustavo von. 1851. Documenti della guerra santa d’Italia：Giornale delle cose di Roma nel 1849. Turin：Cassone，pp.242-49；Clough，Arthur. 1888. Prose Remains. London：Macmillan，pp.158-59；Beghelli，Giuseppe. 1874.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2 vols.Lodi：Società Cooperativa—Tipografica，pp.373-74；Adolphe Niel，San Carlo devant Rome，22 juin 1849，doc.8 in Niel，Françoise. 1961. “Lettres inédites du Général Niel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e Rome（13 mai 1849—10 janvier 1850）.”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