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帕克和阿伦特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为止的过去二十年里，多萝西·帕克主要忙于撰写剧本，只断断续续地发表过文章。不过此刻她决定重新写一些严肃的东西。她总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写作：那就是缺钱。可是当时的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发表机会了。

麻烦的根源是政治性的：帕克的名字总是被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关于帕克是否具有共产党党员身份一直存在争议，不过她曾为共产党宣传机构执笔，还曾出现在共产党活动的现场。所以当美国的情绪转向反共时，帕克的名字就不停地出现在政府的调查中。1951年，联邦调查局探员第一次敲响了她的家门，她的狗一直围着探员们上蹿下跳。帕克似乎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你看，我连让我的狗老实待着的本事都没有。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能推翻政府的人吗？”[1]

要么是被帕克的魅力迷住了，要么是被帕克的名气吓住了，总之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一次也没有逮捕过她。参议员麦卡锡扬言要传唤她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接受问询。而纽约州的州委员会则真的传唤了帕克，她礼貌地提供了证词，在被问及她是否加入过共产党时，帕克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赋予自己的权利。[2]最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对帕克进行正式处罚，但她的名声依然受到了损害。不过这种在公众面前的名声受损远不如她在好莱坞遭受的实际损失严重。她突然间失去了过去近二十年里一直拥有的稳定且丰厚的收入。她的个人生活也陷入了混乱。她开始酗酒。1947年时她已经和艾伦·坎贝尔离婚，1950年二人复婚，但是1952年他们又分居了，直到1961年才再次和好。

在这段时间里，心神不宁的帕克回到了纽约。她在一个被她称为沃尔尼（Volney）的酒店里住了下来。她与别人合著了一个名为《走廊中的女士们》（The Ladies of the Corridor）的剧本，内容就是关于那些像她自己一样孤身一人、年岁渐长的中老年女性的。同时，帕克还开始重新为《纽约客》写文章，不过没有哪一篇能接近她早期作品的水平。

有征兆暗示帕克连仅剩的一点才华也要耗尽了，还有征兆暗示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1955年8月，帕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洛丽塔》（Lolita）[3]的短篇小说，其情节似乎是受到纳博科夫的同名小说的启发，尽管那本书是于帕克发表文章几周后才在法国首次出版的。帕克的《洛丽塔》也讲述了一位孤独的单身女性的女儿受到一位名叫约翰·马布尔（John Marble）的男房客色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怎么会与纳博科夫即将出版的小说如此相似的原因无人清楚，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们能够得出的最好的理论是帕克是从埃德蒙·威尔逊那里听说了纳博科夫手稿的事，威尔逊已经读过了，但是并不喜欢。[4]无论怎样解释这件事，说这是某种极端形式的健忘也好，说帕克想和一位冉冉升起的俄国小说家新星竞争也罢，总之它们都只能暗示帕克在写这个故事时的状态已经很糟糕了。

不管怎么说，帕克当时写的东西根本无法和她早期大受欢迎的那些作品相提并论了。她已经不想，也不能写出公众仍然希望从多萝西·帕克笔下看到的那种净是俏皮话的文章了。简而言之，帕克抑郁了。本奇利在1945年因心脏病去世，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比本奇利还要早一两年，他是1943年去世的。此时的纽约和二三十年代的纽约已经不是同一个样子了。此时的帕克也不再是围绕在圆桌旁的熠熠生辉的新星之一，而是变成了某种更接近于幕后大佬的人，她显然并不适应这样的角色。

最终，帕克找到的唯一能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是为一份刚刚重新恢复活力的名叫《时尚先生》（Esquire）的男性杂志写书评。帕克是这份杂志的执行主编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为履行与《时尚先生》签订的合同而撰写的作品是帕克一生中最后一批稳定而持续提交的作品，尽管偶尔还是会出现到交稿截止日期无法交稿的情况，但她至少保证了每年发表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她早期在“永远的读书人”专栏中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那种言简意赅。它们更像是一个飘忽不定、上了年纪的心灵进行的冥想，而非早期评论中发射的那种被抛光的子弹。不过她的幽默依然隐约可见，有时候帕克会把它们用在回忆老朋友上：

说到已故的罗伯特·本奇利，愿他的灵魂安息。他这个人最受不了进书店。很多人不进书店是由于遭受幽闭恐惧症的折磨，但本奇利不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烦恼源于一种巨大的、让人精神疲惫的怜悯之情。当他看到一排排、一层层闪耀的新书时，他感受不到任何喜悦，因为他仿佛能看到这些书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海浪一样朝他拍来，他似乎还能看到一种幻象，就是所有这些书的作者在完成作品那一刻的情景——他们都在对自己说：“好了，我写完了！我写出了一本书。我和我的书从此以后就会流芳百世了。”[5]

帕克交稿的时间还是断断续续的，编辑有时候会抱怨让她交稿得靠强迫。不过当帕克尽力写作时，她似乎还是能够享受到乐趣的。她赞美自己的老朋友们，比如埃德蒙·威尔逊；她也攻击自己的宿敌，比如埃德娜·费伯。当编辑要求她评论詹姆斯·瑟伯在几年前出版的《与罗斯一起的年头》（The Years with Ross）时，帕克写出了她已经多年没有写出过的精彩的文章。在回忆她曾经的老板时，她这样描述道：“他颀长的身躯好像是用粗针长线草草缝起来的，他的头发像是豪猪身上的棘刺，他的牙齿像巨石阵，他的衣服看起来像是给别人准备的。”[6]

有时候，帕克似乎是想要和被她评论的非虚构类书籍的作者一较高下；人们可以感受到帕克有一种渴望投身战场，弄清一切不确定性的迫切需求。她对笔名为“不久前的托马斯（Lately Thomas）”的作者创作的一本关于麦艾梅（Aimee Semple McPherson）的书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她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写得更生动：

（他的出版商承认“不久前的托马斯”是一位西海岸的记者兼作家的笔名。这个名字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充满奇迹的精彩迷宫，所有人都在试图弄明白他怎么选了这样一个笔名。）不管他的真名是什么，他用完全平铺直叙且严肃无趣的方式描述了一个誉满全国，不，应该说是举世闻名的事迹，对这个内容的描述本来是可以让他随时陷入难以自制的大笑中的。[7]

帕克还不惜笔墨地嘲弄了沉醉于自我之中的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不过帕克总算是在这个闪耀的新世界里重新找到了明确的立足点。她受邀与诺曼·梅勒及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一起在电视节目中谈论这些年轻的新诗人。帕克抱怨说垮掉的一派的诗人们只是在“一遍一遍地重复一种毫无生气且千篇一律的日日夜夜”。[8]她还断言自己不是一位批评家，她在《时尚先生》的工作是“写自己的想法，然后祈求上天不要让自己摊上诽谤官司”。《新共和》的一名年轻作家珍妮特·温（Janet Winn，即后来的珍妮特·马尔科姆）看到这个节目后不无讽刺地评价道：

帕克女士已经不再拥有（如果她真的曾经拥有的话）关于她的故事中提到的那种“尖锐的机智”，她在节目中说话不多，但给人的印象还不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她很像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9]

帕克为《时尚先生》撰写专栏文章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62年。她评论的最后一本书是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我们一直住在城堡里》（We Have Always Lived in the Castle），她喜欢这本书，说它“恢复了我对于恐怖和死亡的所有信念。我甚至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赞美这本书及其作者了”。[10]这就是帕克作为评论家发表的最后一些内容。在她和丈夫艾伦·坎贝尔最后一次重归于好仅仅一年之后，坎贝尔就突然去世了。帕克的状况也开始严重恶化。她为《时尚先生》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艺术家约翰·科克（John Koch）的作品的。

如今写关于艺术的文章会让我感到一种深刻的难堪，很久之前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时我把它隐藏在一种“她又在经历艰难，女士——她吼叫、朝人吐口水，天知道她还会干什么”的表象背后。[11]

这以后，帕克又挣扎了三年，最终于1967年6月在纽约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去世。不论从任何角度衡量，她的职业生涯都应当算是非常成功的。她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依然能够轻易地从某篇散文或一首诗歌中分辨出她的声音；她就是那种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作家。在她的遗嘱中，她把自己所有文学作品的版权都遗赠给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然而常常被视为她的遗产的其实是她“深刻的难堪”。

*

1957年9月，有一张照片登上了大多数报纸的版面。照片中的内容是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Arkansas）的一位十五岁黑人女孩儿走在上学路上。这个女孩儿穿着一条白裙子，戴着太阳镜，她把书本紧紧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很是决绝。她身后跟着一大群人，一个紧追着她的白人女孩儿脸上充满了愤怒和不屑，照片中的她大张着嘴，似乎正在高喊某个侮辱性的词语。

这个年轻的黑人女孩儿叫伊丽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是“小石城九人”之一，也就是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做出后被送到小石城中心高中上学，以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九名黑人学生之一。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威胁要阻拦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因为埃克福德家没有电话，所以伊丽莎白没收到其他黑人同学计划先集合，然后一起由护卫队陪同进入学校的通知。相反，她就这么在暴民群体的跟随下，孤身一人走着去上学了。[12]

汉娜·阿伦特被这张照片触动了。她后来写道：“我们不需要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对黑人或白人孩子来说，让他们解决他们之前的几代成年人都承认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过于沉重的负担。”[13]但是出于对照片中的黑人女孩儿的关切，阿伦特逐渐发展出了某种反对学校普遍废除种族隔离的主张。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一份名为《评论》（Commentary）的倾向左派的犹太人新杂志的主编。他邀请阿伦特为杂志撰稿，于是阿伦特就在这篇文章里论述了对这起事件的观点。

然而在阿伦特提交稿件之后，她论述的令人不安的观点在编辑内部引发了不同意见，他们为该不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而争论不休。起初，他们计划邀请历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写一篇回应文章，然后将其与阿伦特的文章发表在一起，以此来弱化阿伦特充满争议的论述可能产生的冲击。但是在收到了胡克的文章之后，编辑们又开始犹豫不决，一直拖着不发。气愤的阿伦特于是收回了稿件。后来悉尼·胡克还宣称阿伦特是惧怕他的批评意见才收回稿件的。但是关于学校种族隔离的斗争在1958年全年一直没有平息，阿伦特又将文章发给了另一份名为《异议》（Dissent）的杂志，最终该文章于1959年初被发表了。

要理解阿伦特反对学校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你必须先理解到1959年时，阿伦特坚持的是一种三分世界的政治理论，最上层是政治领域，中间是社会领域，底层是私人领域。就政治领域而言，她承认通过立法禁止歧视不仅是可接受的，更是有必要的。但阿伦特同时坚信私人领域应当受到保护，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政府入侵私人领域。阿伦特还确信政府也不应当过多参与社会领域，这样人们才可以掌控彼此之间的连接和关系。

鉴于此，阿伦特提出了歧视是正常运行的社会的固有本质，这在当代人看来多少有些难以置信。阿伦特认为，当人们在社会领域中歧视时，即当他们去购物、去上班或去上学时，他们是在“自己心里”歧视，他们只是在行使一种被调整之后的结盟自由。所以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不管怎么说，歧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权利，就像平等是一种政治权利一样。”[14]

无论这种想法听起来多可怕，阿伦特都是出于善意才提出此番言论的，尽管这种善意目光短浅。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使用“有意识的贱民”这个名词，但你还是可以将阿伦特的想法与她的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照片中孤身前行的女孩儿将要加入的是一个明确表示不欢迎她的群体，这个画面传达出的义无反顾的悲壮情绪显然让阿伦特很受困扰。她认为这是种错误的策略。拉埃尔·瓦恩哈根永远不会这样走着去上学，她会舒服自在地远离一个要求她必须被同化的社会下达的命令。阿伦特显然还表达了针对女孩儿父母的明显的愤怒，因为她认为就是他们强迫孩子走上这条注定艰难的上学之路的。

阿伦特表达的对于废止种族隔离制度问题的观点是毫无远见的。至少可以说，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了其他人的挑战。实际上，因为阿伦特的观点必然会引起反对意见，所以在刊登她文章的版面顶部的一个方框里，编辑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因为我们同意其中的观点，我们的立场恰恰与之相反！但是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即便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阿伦特女士在知识界的崇高地位、她谈论的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她之前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被剥夺的事实，我们认为将她的观点，以及对她观点的反驳不受限制地发表出来是在造福公众。[15]

同时被刊登出的两篇反驳文章都是由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学者撰写的。其一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尽管他完全不同意阿伦特的论断，但是他对于阿伦特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另外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社会学家梅尔文·图明［Melvin Tumin，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曾经反复提到图明就是启发他后来的小说《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中科尔曼·西尔克（Coleman Silk）这一角色的原型］，他在文章开头就大声疾呼：“起初，人们会以为这是个糟糕的玩笑。”[16]接下来，图明一直延续了这种惊骇的口气，最让他诧异的莫过于一个像阿伦特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怎么会反对终止种族隔离制度。他的论述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阿伦特遭受情绪化的谬论攻击次数之多，这篇文章竟然还能给她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她在《异议》给她安排的反驳这些批评的版面上开篇就指出：“作为我的两位对手之一，图明先生在他那篇驳斥文章中采用的口气已经超出了探讨和对话的限度。”

也有一种可能是，尽管阿伦特鲜有道歉的时候，但她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看法了。她最终会遇到一个连她也忍不住听从的对话者：散文家和批评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艾里森更著名的身份是《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的作者。他对阿伦特观点的第一次挑战其实出现在他对《异议》当时的编辑，欧文·豪（Irving Howe）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反驳中。他评价说阿伦特与豪都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17]但是他要说清楚的是，这两位白人作家都没有资格主张这种权威。后来艾里森在接受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采访时详细阐述了自己为什么不同意阿伦特的观点：

我相信［美国黑人］经历的意义的重要线索之一存在于这样一个理念中，那就是牺牲的典范。汉娜·阿伦特无法理解这个典范在南方黑人中的重要性，所以她在自己发表于《异议》杂志上的《回顾小石城事件》（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中提出了一些非常古怪的观点，也就是指责黑人父母在废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利用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根本不知道黑人父母让自己的孩子走过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群排成的长队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明白这样的仪式中的暗示对于他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这些孩子要抛开一切传说和假设，直面社会生活中切实存在的恐怖。在很多黑人父母看来（尽管他们也希望现实不是如此），正因为他们是黑人，所以他们的孩子注定要面对这些恐惧，并学会控制自己的恐惧和怒火。一个黑人必须学会控制因为自己的种族而出现的内心情绪，如果他受到了伤害，那么他只不过是又一次牺牲。这是一个严苛的要求，但是如果他无法通过这个最基本的测试，他的人生只会更加艰难。[18]

贱民的典范是可以避开社会生存下去，但是对于生活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方的黑人来说，这个选项根本不存在。和自己的同类团结在一起，从自己的不同中汲取力量的做法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论述令人信服，起码是足以让阿伦特亲自给拉尔夫·艾里森写信承认对方的观点：“我认为你的评论完全是对的，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的复杂性。”[19]苏珊·桑塔格后来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上下文中讽刺地写到，阿伦特犯下的正是一个人在看到一张照片时会犯下的典型错误。她以为一张埃克福德的照片就足够让她理解民权斗争，就足够让她对别人的对策品头论足了。

在写了《回顾小石城事件》，以及随后一篇观点类似的《教育的危机》（Crisis in Education）之后，阿伦特似乎意识到自己起码应当作出一点让步了。不过她同时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她不仅给艾里森写了那封信，还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纽约客》上首次发表名为《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的文章之后，写信给后者谈论政治的本质。[20]（她写到自己被他的“爱的福音吓到了”，[21]尽管她还说自己写这封信是带着“真诚的赞赏”。）至少有一位黑人学者始终认为阿伦特的好奇带着一种“家长式作风”。[22]阿伦特似乎并没有任何黑人朋友，她也没有特别专注于民权斗争。时至此时，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高到当她对什么事发表观点时，她的观点总是带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阿伦特的余生中，人们会一直将她视为这样的权威。她一直都是那种居高临下地发表观点的人。不过她的铠甲上已经出现了一条缝隙，在亮光下细看的话，这条缝隙还将越变越宽。

[1] Marion Meade，Dorothy Parker：What Fresh Hell Is This？（Penguin，1988），699.

[2] 《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指“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3] “Lolita，” New Yorker，August 27，1955.

[4] 参见Galya Diment，“Two 1955 Lolitas：Vladimir Nabokov’s and Dorothy Parker’s，” Modernism/Modernity，April 2014。

[5] “Book Reviews，” Esquire，May 1958.

[6] “Book Reviews，” Esquire，September 1959.

[7] “Book Reviews，” Esquire，June 1959.

[8] Harry Hansen，“The ‘Beat’ Generation Is Scuttled by Capote，” Chicago Tribune，February 1，1959.

[9] Janet Winn，“Capote，Miller，and Miss Parker，” New Republic，February 9，1959.

[10] “Book Reviews，” Esquire，December 1962.

[11] “New York at 6：30 p.m.” Esquire，November 1964.

[12] 此处的细节参考Christine Firer Hinze，“Reconsidering Little Rock：Hannah Arendt，Martin Luther King Jr.，and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Spring/Summer 2009。

[13]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Dissent，Winter 1959，50.

[14]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Dissent，Winter 1959，51.

[15] “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 Dissent，Winter 1959，46.

[16] Melvin Tumin，“Pie in the Sky…” Dissent，January 1959.

[17] “The World and the Jug，” in Ralph Ellison，Shadow and Act（Random House，1964），108.

[18] Ralph Ellison，转引自Robert Penn Warren，Who Speaks for the Negro？（Random House，1965），343。

[19] 1965年7月29日，汉娜·阿伦特写给拉尔夫·艾里森的书信，出自Young-Bruehl，Hannah Arendt，316。

[20] “Letter from a Region in My Mind，” New Yorker，November 17，1962.

[21] 1962年11月21日，汉娜·阿伦特写给詹姆斯·鲍德温的书信，可见于http：//www.hannaharendt.net/index.php/han/article/view/95/156。

[22] Kathryn T. Gines，Hannah Arendt and the Negro Ques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