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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三章 阿德勒
谁也没想到，1980年是如此硝烟弥漫的一年，因为已经四十多岁的雷娜塔·阿德勒看到了向一个比她年长的人发动攻击的机会。宝琳·凯尔刚刚从好莱坞重返《纽约客》工作，她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甚至不满一年。她是去和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一起担任制片人的，结果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她去洛杉矶就是为了参与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的《爱与金钱》（Love and Money）这部电影的制作，但几乎从她抵达洛杉矶的那一刻起，她的工作职位就不复存在了。当这件事没能成功之后，她决定留在电影公司担任执行制片。
可以说凯尔并不适合这个工作。后来她提到那些好莱坞的高管们都认为她是来做间谍的。当她打算回《纽约客》工作时，威廉·肖恩是好不容易才被说服重新接纳她的。如另一位编辑告诉《名利场》的那样：“肖恩先生认为宝琳已经玷污了自己的名声。”[1]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让凯尔回来工作了。
当年夏天，凯尔出版了一本新的电影批评文集。《当灯光调暗后》（When the Lights Go Down）获得的绝大部分评价都是热烈的赞美。关于《公民凯恩》的争论已经过去十年了。因此，尽管遭遇了好莱坞的失败经历，但凯尔仍然被认为是她所处行业内的顶级人物。她还拥有很多崇拜者。
雷娜塔·阿德勒却是持反对意见的人之一。她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评论极为严苛，她用即便是在著名批评家之中也非常罕见的凶狠力度向这本书发起了攻击：
现在，《当灯光调暗后》已经面世，这本书里收录了过去五年来她写的那些评论；我很惊讶，我不是像凯尔或约翰·西蒙（John Simon）那样在夸大其词，而是这本书真的让人不快，其中每一篇、每一行的内容都毫无例外地没有任何价值。[2]
这段评价出现在整篇评论的中间部分。阿德勒先是用大量笔墨谈论了自己喜欢的那些凯尔写的评论。阿德勒没有将凯尔风格的退步归因于凯尔个人的缺点——事实上，这篇文章几乎没怎么谈论凯尔本人，而是主要谈论了作为固定员工的批评家的文章内容重复的问题。他们需要写那么多影评，看那么多电影，所以他们写文章时自然会陷入无话可说或重复已经说过的内容的窘境。但是，无论阿德勒先给出了多少合理的解释，仅这一段毫不留情的评价就足以被看作向凯尔宣战的清楚证明。而且她的攻击完全有理有据。
阿德勒的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论述主要针对凯尔的散文风格，而不是她的批评的敏锐性。凯尔的作品给阿德勒带来困扰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的写作方式，她认为其中的内容几乎全是空洞的夸夸其谈，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想法：
她有大约九类最常用的基本字词，在这本近六百页的书中，这些词出现过几百次，往往一页上就能出现好几次：一是“妓女”（及由其衍生的“像妓女的”“妓女一样的”“妓女身份”），它们可能被用在各种语境中，但几乎没有一次是指实际的卖淫人员；二是“神话”、“象征”（以及形容词性的“神话般的”“象征性的”），它们在被使用时带有明显的思想目的，但没有可确定的含义；三是“流行”、“连环漫画”、“垃圾”（“垃圾一样的”）、“八卦”（“八卦的”），这些词都被用来进行评价（通常是表达认可的态度），但在发挥其他作用时似乎可与“神话般的”互换；四是“城市诗意”，它的含义比“八卦的”暴力一些；五是“软”（贬义）；六是“紧张”，这显然被用来指所有理想状态；七是“节奏”，它经常被用作动词，但意思是和谐或不拖沓；八是“出于本能”；九是“水平”。
阿德勒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会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种技巧，即计算某些字词的使用次数，然后利用它们来攻击某个主题，好让这些词语看起来很蠢。就凯尔来说，她有太多的作品可供阿德勒分析，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依电影评论的结构创作的，所以得出的结果对她极具毁灭性。实际上，因为这种毁灭性太强了，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有必要为凯尔挺身而出。《纽约书评》的版面上全是为凯尔鸣不平的内容，一位年仅十三岁的马修·怀尔德（Matthew Wilder）在为凯尔辩护时称阿德勒的文章是一篇“令人抑郁，充满仇恨，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3]《纽约时报》的约翰·伦纳德也斥责阿德勒说：“可以肯定的是，我认识的作为固定员工的批评家对待他们自己作品的态度和阿德勒女士对待凯尔女士的一样严苛。他们会精心挑选自己使用的形容词。他们是在用‘八百字的文章谈论思想’。”[4]包括詹姆斯·沃尔科特在内，凯尔的其他朋友也都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她。但阿德勒的文章已经给凯尔造成了损害。当凯尔于2001年去世时，阿德勒对她的评价会被每一篇讣告引用。
换作年轻一些的凯尔，比如那个写《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的时候的凯尔可能会写一篇同样锐利严苛的文章作回应。但此时的凯尔没有写任何东西，也没有就这一事件接受任何采访。她只对一位记者说道：“很遗憾阿德勒女士不喜欢我写的东西。我还能说什么？”[5]还有报纸联系了威廉·肖恩，后者只是简单地说阿德勒一直这么写文章。这一点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到此时为止，阿德勒已经断断续续地为《纽约客》撰稿十七年了。这些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这样批评别人。阿德勒是一位不留情面的分析作家，当她发现逻辑谬误时，她可能会有点像叼着骨头不松嘴的狗一样绝不放过批评的对象。任何了解她之前的职业生涯的人都知道两件事：一是她比她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聪明；二是她喜欢通过发表文章来炫耀这一点。
*
作为一个在论述问题时秉持着非黑即白的原则的人来说，阿德勒的传记中充满了奇怪的矛盾。被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一篇阿德勒的传略称她“像伍迪·艾伦一样自信和公开地‘隐秘’（assertively and publicly‘private’）”。[6]这样的比较在如今看起来很是奇怪，因为我们对伍迪·艾伦的了解明明很多。但阿德勒过的的确是一种既在所有人目光之中，又在所有人视线之外的生活。我们对她的童年知之甚少，只能确定她是德国难民的女儿，1937年出生于米兰，以及她的父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某个时候带着她来到康涅狄格州的。
根据《纽约》杂志上的那篇传略的说法，从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开始，焦虑情绪就主宰着阿德勒的生活。她告诉一位杂志采访者说，起初她在学习英语方面遇到了困难。当她的父母试图通过让她进入寄宿学校来帮助她时，阿德勒反而更加紧张了。她的焦虑症跟随她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布琳莫尔学院（Bryn Mawr）。这是一家女子学院，阿德勒在那里成了那种会举报自己做出的破坏荣誉守则的吸烟行为的人。她声称后来情况甚至糟糕到她必须去看精神病医生，并让她的兄弟替她写论文的地步。她本来打算毕业后考取法学院，但最终她去哈佛大学读了研究生。像在她之前的桑塔格一样，阿德勒学的是哲学，而且也没能获得学位，尽管在此期间她还获得过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的资助，到巴黎跟随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学习了一年。
阿德勒不想搞学术研究，尽管她声称自己几乎是因为意外才脱离学术研究的既定路线的。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她遇到了如今已经被遗忘的《纽约客》作家S. N. 贝尔曼（S. N. Behrman）并翻译了他的一部戏剧。贝尔曼正是建议她去《纽约客》面试的人，而阿德勒能够获得录用几乎确实是个意外。写作对于阿德勒来说仍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后来她会说她最初的那些作品主要都是为了给她的未婚夫鲁埃尔·威尔逊留下好印象而写的。鲁埃尔就是此时已经成年的，埃德蒙·威尔逊和玛丽·麦卡锡的儿子。
某一年夏天，当麦卡锡在意大利遇到阿德勒时，她把她形容得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鲁埃尔的“纤瘦，看起来像圣经中人物一样的犹太裔女朋友……在有些人眼中平凡无奇，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大美女，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品味”。[7]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她们之间存在敌意，或像麦卡锡和桑塔格之间那种强大知识分子的竞争的记录留下来。阿德勒后来说她在见到麦卡锡之前没有读过她的作品：“那时的我很害羞，她对我非常友善。后来，当我从她的作品中感受到她的那种令人畏惧的批判智慧时，我觉得很惊讶。”[8]这种脱节后来会成为定义阿德勒的东西。很少有见过阿德勒本人的人能够把这个有些焦虑、说话细声细气的人与她在版面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凶猛联系起来。
然而，她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能够无比确信地提出观点的天赋。阿德勒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对《纽约客》作家、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著作的书评（在此之前她曾经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一位编辑批评得一无是处）：赫西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研究报道《广岛》（Hiroshima）。这一次他把自己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收录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文集，并取了一个有些自大的题目《坚持：对人类韧性的研究》（Here to Stay：Studies in Human Tenacity）。可以确定的是，阿德勒不喜欢赫西的作品：
他在这本书开篇的地方提出了一个论断：“爱与死是伟大的主题；活下去的意愿则是这二者的结合，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内容的”——这句话完美地说明了整本书的特征，即一种平凡的、无意义的辞藻堆砌。[9]
此时的阿德勒还是《纽约客》的一名全职员工。她的主要职责仅限于撰写不署名的“城中大事（Talk of the Towns）”版面。但即便是在这个版面中，她的主要话题也是关于书籍和出版行业的，而且她觉得这些主题蠢得让人无法形容。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中，她把畅销书名单当成了抨击对象，因为她注意到最近的上榜作品：
包括一本成人填色书，一本孩子写的日记，一本收录了带有幽默插图说明的报纸照片的小册子，一位棒球队经理的自传，一位在一场耸人听闻的好莱坞审判中为被告辩护的律师的回忆录，一本讨论节食的书和一本研究未婚女性性生活的书。[10]
阿德勒继续说道，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依赖这个榜单。因为它只是“对焦虑的、文化水平有限的人士才有帮助的指南”。她还建议《纽约时报》干脆不要再发布这个榜单了。最终，这些关于文学现象的评论为阿德勒赢得了在《纽约客》上发表一些真正的关于书籍的专栏文章的机会。1964年，27岁的阿德勒谈论了书评的衰弱这个一再出现的顽疾。像她的女前辈们一样，阿德勒无法忍受当代书评人们糟糕的论证能力。但她也不怎么喜欢那些似乎要取代他们的“新评论（New Reviewing）”，她认为这种文学派别过分执着于辩论了：
在文学批评中，辩论是最短命的形式，没有什么文章比持批判态度的辩论文章更容易被人遗忘。如果受到攻击的作品是有价值的，那么它不会因为一些反对的评论而受影响。如果它没有价值，那么它会和攻击自己的辩论文章一起消亡。[11]
这是阿德勒写的第一篇反对辩论文章的辩论文章，这将成为她写作的主题之一。尽管她本人实际上经常被指责为风格太夸张，以及辩论过于严苛，但阿德勒恰恰一直在批评其他人采取这种做法。（她对凯尔职业生涯后期评论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它们过于好争辩。）阿德勒也没有太多地受限于传统评论的条条框框。在这篇文章中，阿德勒理论上是在评论欧文·豪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的书籍，但逐渐地，她对他们的批评就扩大到涵盖了大多数突然开始活跃在《党派评论》上的年轻知识分子们。阿德勒认为，文学杂志的整个运动此时正在经历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去的问题开始变得不明朗，老派的门徒发展得很好，对复杂的事务容忍度低的说明文作家则陷入了困惑。”[12]此时已经没有欧文·豪的一席之地了，因为他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遗迹。即便是对待汉娜·阿伦特的宿敌，略微年轻一些的诺曼·波德霍雷茨，阿德勒也已经没有什么耐心。
阿伦特将成为阿德勒的导师。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面世并引发了评论界的喧嚣时，阿德勒甚至尝试说服威廉·肖恩刊登一份回应文章。自从阅读了拉埃尔·瓦恩哈根的传记之后，阿德勒就成了阿伦特的追随者。起初，肖恩不想让阿德勒写任何东西，因为通常情况下，《纽约客》对于可能被与自己的文章联系到一起的争议会选择视而不见。但阿德勒坚持要写，直到《纽约时报》刊登了迈克尔·马斯曼诺写的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相当不利的评论之后，肖恩妥协了。他们原本希望《纽约时报》会在读者来信版面上刊登阿德勒的回应，但这篇文章被对方拒绝了。于是《纽约客》自行发表了这篇口气强硬，目空一切的文章：
针对阿伦特女士低调、道德、理性的作品，［马斯曼诺］却用像“希姆莱（Himmler）！”、“希特勒！”这样的夸张的惊叹来提出反对，仿佛这样的呼喊是历史哲学中什么有启发性的陈述似的……拒绝倾听和令人恐惧的沟通失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已经在生活和头条新闻中逐渐习惯了这些。但文学的本质就是沟通，在一份主要报纸的文学版面中发现这种失败是非常令人失望的。[13]
看到这篇文章后，阿伦特邀请阿德勒去喝茶。阿德勒后来带着深情写道：“用莉莲·罗斯（Lillian Ross）的话说，如果有人充满仰慕之情地坐在她的脚边，那个人就是我。”[14]阿德勒也很喜欢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这对夫妇和她说德语；他们把她当成了某种需要关怀提携的对象，而阿德勒则称阿伦特为“严格的家长”；[15]也许是因为体会过布吕歇尔在没有学位的情况下教书养活自己多么困难，所以他们总是鼓励她重返学校，取得博士学位。
换句话说，阿德勒得到了这个苏珊·桑塔格似乎很渴望的位置。阿德勒坚持说阿伦特“不怎么关心桑塔格女士”。[16]有一次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汉娜·阿伦特并不是讨厌桑塔格。她只是对桑塔格的作品不怎么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看法。”[17]这确实是，不过阿德勒和桑塔格可能也陷入了不自觉的竞争之中。阿德勒也获得了桑塔格获得过的《年轻女士》授予的优秀奖，只不过比她这位年轻的同行晚了三年。因为拥有在《纽约客》的职位，所以阿德勒在财务状况上比桑塔格更稳定。但她不是媒体上的明星，不是一个“拥有一切的女孩儿”，至少不像桑塔格那样能够引发大量关注。
因此，当阿德勒在1964年开始对波德霍雷茨发动攻击时，她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认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的人。当她把波德霍雷茨的作品撕成片，切成丁，打击得体无完肤时，她的口气中有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阿德勒的攻击方式是精准无情的。波德霍雷茨常常会重复某些短语，而且他选择的那些短语都像是滑稽演员的口头禅。阿德勒此时使用的技巧与后来她针对凯尔时使用的完全相同，这种技巧让她能够实现毁灭性的连续攻击，从而揭露作品中的怪异和伪善。就波德霍雷茨写的批评《纽约书评》的文章——《书评和我认识的所有人》（Book Reviewing and Everyone I Know）而言，阿德勒用一个观察就击破了波德霍雷茨的观点：
首先，“我认识的所有人”出现了十四次（不算在标题中出现的那次），“我认识的某个人”、“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某个人”和“他们认识的所有人”各出现了一次。虽然我们必须承认，重复可以是一种修辞手段，且波德霍雷茨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一直过分喜欢这种手段（在另一篇文章中，“三十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反复出现过九次；“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极权主义本质的内容”也曾连续出现过好几次），所以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书评和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充满了同志之情和团结友爱；波德霍雷茨先生显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孤立的演讲者。[18]
阿德勒可以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指责波德霍雷茨不恰当的词语重复。阿德勒还提出，这种浮夸做法的结果是，新评论家们只是组成了一个小俱乐部，里面的人互相交谈，互相恭维，互相侮辱，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普遍的理智主义。这些人是在把自己变成名人，而不在乎他们评论的书籍本身。当然，这让阿德勒自己也暴露在被指责她做的是同样的事情的危险中——就像凯尔在写《古板的圈子与刻板的人》时被指责为追求名利一样。曾支持过社会主义的保守派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转投共和主义之前曾在《新领袖》上发表文章称：
虽然我之前可能已经读过阿德勒女士的文章，但我对它们没有什么印象。直到读了她遵循波德霍雷茨的指令认真撰写的这篇评论，我才真正开始将她视为一位“文学界的名人”。[19]
克里斯托尔说得没错，这篇散文就是最先清楚地展示了人们将会看到的雷娜塔·阿德勒在出版物上的风格的文章。这篇文章具有阿德勒风格的几个标志，其实这些标志在她职业生涯的初期就已经被完全呈现出来了。阿德勒在文章中从来不会逢迎讨好，不喜欢开玩笑，或表露出其他的个性。她的文章就是纯粹的分析，纯粹的推理，公事公办。她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我”，但这个“我”从来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像桑塔格的“我”一样更具分析性。阿德勒的文字就像一道激光束，比起用美丽让读者眼花缭乱，她更喜欢用一个观点来穿透他们的思想。她很少讲述任何类型的故事，但她会收集大量的证据，并以牛头
一样的坚决攻克自己分析的对象。阿德勒经常让人感觉她更像是一位检察官，而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包括批判波德霍雷茨的文章在内的一些作品让威廉·肖恩认定阿德勒可以作更多尝试。她本人也想写一些被肖恩称为纪实报道的题材，即那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纽约客》惯用招牌的雄心勃勃的长篇文章。阿德勒接受的第一个此类任务是被派去观察1965年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Selma-to-Montgomery marches）。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外出采访的紧张感，阿德勒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赞赏语气，她写了很多她观察到的景象，只作了很少的分析。文章中的句子也比较短，有些甚至可以算得上精简。她并不是容易为游行中的慷慨激昂的言论所影响的人。除了提到对游行者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点的疑虑之外，她的文章仅限于报道她看到的情况：
薇奥拉·刘易佐夫人（Mrs. Viola Liuzzo）被枪杀的消息传来。一些游行者立刻返回了塞尔玛。其他人也登上飞机回家了。蒙哥马利机场的出口处有一块固定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很高兴你能来。愿你尽早返回。”[20]
整篇文章给人一种奇特的置身事外、冷漠疏离的印象。
在写关于世代差异的问题时，她明显更有信心，也更具批判性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阿德勒是一个充满激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但她对周围人的疏离感使她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她怀疑他们的政治运动，也怀疑他们对恋爱自由的信念，还怀疑他们对生活中的艰辛抱有的厌恶。有些人称她为“东海岸的琼·迪迪翁”，[21]但她的风格更直接，更强悍。迪迪翁倾向于在设置好的对话和场景中暴露嬉皮士和漂泊者的弱点，而且她的报道会涉及很多有关她本人或她的情绪的内容。而阿德勒的做法则一直是提出一个论点，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她通常会将内在的自我隐藏在他人的直接视线之外：
然而目前，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激进的流浪者，他们模糊地信奉从赌城大道的对抗和事件的整体风气中得出来的基本道德倾向。而这个倾向就是爱；加州的青少年们如今都在使用（还会出现在他们的歌词中）的这个词包含了性解放、甜蜜美好、世界和平、平等的梦想，奇怪的是，这个梦想里也包括毒品。[22]
最后一点关于毒品的说法能够揭示比阿德勒打算揭示的更多的东西，因为在1967年，毒品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她当时刚满三十岁。）作为一个难民的孩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德勒脑海中没有和别人一样的代表美国理想的形象可供她作为反抗的对象。即便如此，阿德勒也总是会脱离到事物之外，而不是亲身感觉它们。这恰恰让她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观察者。阿德勒写的关于1967年爱之夏嬉皮士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出现的细节描写往往令人惊叹，就像她能够客观地描述哪怕是最怪异的行为的能力一样非比寻常。“他开始唱起了约德尔调（yodel）”，[23]阿德勒这样写自己在日落大道延长线（Sunset Strip）上遇到的一个年轻人，好像这么做很寻常似的。不过阿德勒在想要更宏观地理解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时总是遇到困难。她做的几乎所有报道最终都会有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尾。就这篇关于日落大道延长线的文章而言，结尾就是她对一个被称为“人类大聚会（Human Be-In）”的活动的评论：“周围根本没有警察。”
阿德勒会返回密西西比州，目睹更多民权示威活动；她会前往以色列报道第三次中东战争（Six-Day War，以色列方面称“六日战争”）；她还会前往比夫拉（Biafra）[24]。但是无论她报道什么内容，她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她的矛盾。后来，当她将这些文章收录到书中时，她会将矛盾视为她所描写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可识别的现象。但即便是在阐述这个观察结果时，她也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圈子里。她写道：
我想和我同龄的这一代人是被跳过的一代，是从未拥有属于代表我们的声音的一代人，我们被迫进入了最广泛的美国人的范围。即使是现在（我们都是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出版我们的刊物，没有共同经历放逐，没有斗殴，没有轶事，没有战争，没有团结，没有标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是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我们没有什么为人熟知的特征，如果有，那就是我们的无动于衷。我们心中的行动中枢似乎是崩溃的。[25]
需要再强调一次的是，写出这篇分析文章的女性才刚刚三十岁，而她已经脱离了这个国家中大部分的政治和社会潮流。她对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混乱局面的某些评价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保守派作出的。“我们的价值观是陈腐的价值观，比如理性、正派、繁荣、人类尊严、接触，以及有可能实现的最优秀、最广泛的美国。”阿德勒这样写道，但她没有明确界定“我们”这个集体代名词中都包含了哪些人。即便如此，关于这种分析的最奇怪的一点还要数阿德勒把自己与她所使用的“我们”完全脱离开来这件事。她在美国的人生轨迹并不典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上过大学；他们当然也没有从二十二岁开始就为全国发行的主要出版物写文章。阿德勒是多萝西·帕克级别的神童，从最开始就达到了如后来一样的水平，从最初那些“城中大事”版面的文章到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最后一些文章中，阿德勒的声音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可辨识度。但她与人群的疏离意味着她无法伸出手去触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广泛感受到的情绪。她只能从旁观看。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68年，阿德勒突然离开了《纽约客》。《纽约时报》找到她，想请她做电影批评家。他们已经厌倦了守旧的博斯利·克劳瑟，也就是宝琳·凯尔的宿敌。很难说《纽约时报》是否想过把凯尔本人从《纽约客》挖过来。但是当凯尔和与她交替的另一位批评家佩内洛普·吉列特（Penelope Gilliatt）都没空的时候，阿德勒偶尔也为《纽约客》写过一些影评。再加上她很年轻，她在批评界已经有了一些作为，她正在写那种时髦的旁观者角度的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章。所以阿德勒看起来一定是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
如果《纽约时报》期待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他们就找错人了。阿德勒带着一种明确的使命感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不会给任何人放水。她写的第一篇影评是关于一部如今已经被完全遗忘的德国电影的，自文章一开头，阿德勒就像在她过去的书评文章中一样严厉地批判了被评论的对象，这种方式与她曾经批判约翰·赫西时的如出一辙：
即使观看一群中年德国人——他们其中有一些非常胖，所有人都面红耳赤，表情狰狞，不停出汗，还全都会为埃尔克·佐默（Elke Sommer）而神魂颠倒——就是你对美好时光的设想，我也不会推荐你去观看《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因为今年的这第一部电影会以各种无趣的方式让你觉得它糟糕透顶。[26]
因为这句评论太风趣了，它反而提升了人们对电影的期望。这篇文章标志着一位一针见血的年轻批评家的到来。阿德勒评论的下一部电影——诺曼·梅勒的《狂野90》（Wild 90）给了她一个更熟悉的主题。这一次，阿德勒又回到了对作家的人身攻击这个她感觉游刃有余的领域中。那些喜欢梅勒的观众，“那些最宠爱他、最宽容他的人，也是我们的时代中最自以为是、最具毁灭性的人”，[27]他们很可能会像满足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满足于这部电影。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恭维。阿德勒明确表示，她认为梅勒的拥护者群体并不是一个在智慧层面上让人印象深刻的群体。举例来说，她无法想象这个“纵容放任的群体，这个将梅勒视为经历彼得·潘式寻找自由和发现自我的不成熟挣扎的可爱主角的群体，能有接受一篇立场坚定、内容充实、不含歉意的作品的那天”。
如她后来在《宝琳的险境》（The Perils of Pauline）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方面阿德勒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凯尔的影响——她最初的这些电影评论承袭了她在报道事实时的言简意赅的文风；而另一方面，阿德勒又似乎拥有与凯尔完全一致的好斗精神。在阿德勒的电影评论世界里充满了对自负和多愁善感的指责。“严肃的人”喜欢的电影，比如《毕业生》（The Graduate）、《冷血》（In Cold Blood）和《猜猜谁来吃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这些非常符合资产阶级观众口味的电影也都是阿德勒批判的对象。她的局外人身份在这里成了一种有利条件，让她体会不到追随大众口味的压力。甚至在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电影批评家都选边站队的情况下，阿德勒也没有就电影作者论和反电影作者论的战争确定一个立场。她只是单纯地表述自己的判断，将系统性的争论留给别人。
正如凯尔在《麦考尔》杂志的经历一样，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的十四个月里也一直受到电影工作室的挑战。其中最著名的是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制作的一则广告，内容是指出既然阿德勒讨厌流行电影中的大部分，那么公众不应该听她的话：
《纽约时报》的雷娜塔·阿德勒不喜欢《冷血》。
她对《毕业生》、《猜猜谁来吃晚餐》和《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持保留态度。
我们不太确定她对《邦妮和克莱德》持什么态度。
其他大多数批评家都喜欢这些电影。
最重要的是，公众喜欢这些电影。
现在她也不喜欢《爱情游戏谁来玩》（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这说明它值得推荐！[28]
尽管人们总是说她从一开始就是让好莱坞制片商头疼的人，但实际上该行业对她的看法在最初的时候是中立的，起码在她开始这份工作两周之后，1月的那期《剧艺报》就是这样报道的。但是到1968年3月，该报刊登了一篇长文，称各方对她的态度出现了分歧：
她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她的批评立场更偏向文学性而非电影性。[29]
接受《剧艺报》采访的人们还说，比起做评论家，他们认为她更算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他们甚至常常很喜欢她为阐明电影的“死亡崇拜”或暴力的适当性所作的最大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往往会从电影本身转向阿德勒关注的问题：
民主体系最不具备应对能力的对象之一就是作为一种审美行为的革命。任何历史哲学都没能真的预见到：一群属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体系的任何错待，甚至应该说，他们将被这个体系培养成掌握权力的人；然而，就是这些人，竟然想要为了好玩而推翻这个体系。[30]
阿德勒的评论是严肃冷酷的，总体来说不会涉及垃圾电影。她想要贬低谁的时候就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杀伤，但她还是试图在哪怕是一部糟糕的电影中找到值得赞美的精彩元素。她认为芭芭拉·史翠珊让《妙女郎》（Funny Girl）得到了升华；她喜欢佛朗哥·泽菲雷利（Franco Zeffirelli）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优雅的舞会场景，尽管她认为电影整体的传达方式有点太像《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了。当《芭芭丽娜》（Barbarella）上映时，阿德勒忍不住痛斥最近的电影是如何刻画女性的：“也许这是厌母情结作祟，大屏幕上没有一个杰出的、体面的女性角色。”[31]即便如此，她还是赞美了简·方达，因为她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电影行业应对这些评论带来的刺痛的方式是向他们自己的行业媒体抱怨阿德勒的评论中存在很多事实错误。《剧艺报》报道说，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负责人达里尔·F.扎纳克（Darryl F. Zanuck）曾被一位高管告知，阿德勒只看了一半的《星星星》（Star！）就去评价这部由朱莉·安德鲁斯出演的甜如蜜糖的电影。于是扎纳克向报社编辑提出了投诉。还有报道称《时尚先生》准备刊登一篇揭露阿德勒其人的文章——不过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被付诸实践。总之，这些说法最多就是一些酸葡萄心理的表现，到1972年2月底，阿德勒干脆辞去了这份工作。她还写了几篇评论关于革命后的古巴的电影的文章，但之后她就重返《纽约客》工作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坚称自己没有被解雇，还有她后来指控宝琳·凯尔的那些罪责也暗示阿德勒只是厌倦了这种折磨。她说，学会赶在截稿日期前写完文章很好。[32]
阿德勒离开《纽约时报》之后也写了一些非虚构类作品。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长篇文章，内容是批评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在针对尼克松的罪行进行弹劾调查时的糟糕表现。通过精心梳理委员会的记录，阿德勒发现了许多应当进一步调查的问题。她最终认定弹劾调查实际上成了掩盖尼克松罪行的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今天，网络上许多研究尼克松阴谋的理论家还在引用她这篇文章中的内容。
然而，撰写尼克松这样的题材的文章似乎也不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情了。雷娜塔·阿德勒决定，她真正想做的是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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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德勒抛弃了记者工作，专心创作她的两部小说《快艇》（Speedboat）和《漆黑》（Pitch Dark）。两部作品都采取了不连贯的、多讽刺警句的写作风格。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可以被看作阿德勒本人的替身。在这两者中，《漆黑》是偶尔发出社会批判声音的那一本。阿德勒在小说中的风格与玛丽·麦卡锡的完全不同，但她也具有和前者类似的无法将自己的生活与作品分割开来的问题。事实上，莉莲·赫尔曼也出现在了《漆黑》中，她被伪装成了一个名叫薇奥拉·蒂加登（Viola Teagarden）的角色。
这个人提到她所谓的“我的愤怒”时总是带着某种敬畏的口气，好像它是一种有生命的，珍贵的财产，比如一头可以用来当种牛的良种公牛；也有点像一个娶了一位美丽的，还比自己年轻和富有得多，但令人意外地难以相处的女人的男人提到“我的妻子”时的口气。[33]
这些书虽然都写得很精彩，但它们有时会显露出阿德勒写作时经历的巨大艰辛的痕迹。1975年，《快艇》首次以节选形式被刊登在《纽约客》上。1976年它正式出版后，所有人都对它赞不绝口；阿德勒还获得了国际笔会美国分会颁发的声望卓著的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接着阿德勒又花了七年时间来创作《漆黑》，不过在那之后，她似乎完全放弃了写小说。
作为一个好像永远无法找到足够让自己完全痴迷的唯一的主题的人，阿德勒后来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并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阿德勒的头脑几乎完全适合像个律师一样思维。在谈论“新评论”的那篇文章中，她像检察官一样论述了自己的理由，剖析了波德霍雷茨的证词，用一个字词或短语定了他的罪。法律论证的有序性最终还影响了《宝琳的险境》那篇文章，它读起来就好像一篇答辩摘要似的。也是从这时起，阿德勒的文字变得好斗，总是用尽全力要摧毁什么。
她的好斗也延伸到了法庭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名利场》的复兴本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项目，它最初的目的是要转型成为一份严肃的知识性出版物，要更接近于《党派评论》，而不是《人物》。主编理查德·洛克（Richard Locke）雇用雷娜塔·阿德勒负责这项工作。她保留了自己在《纽约客》的职位，但是只能被称为“顾问编辑”。
新版《名利场》领导层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理查德·洛克是在1983年4月被解雇的，随后阿德勒也很快离开了。但是，在一份名为《华盛顿新闻评论》（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的没什么名气的行业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却称阿德勒是被解雇了。文章还说她用化名在《名利场》上发表了一段《漆黑》中的内容，但没有如实向杂志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她是因为能力不足而被解雇的。阿德勒决定起诉他们，最终她打赢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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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职业生涯的法律阶段就此开始了，她写的关于法律的文章开始涉及法律中的真实事件。阿德勒开始着迷于两起针对媒体的法律案件。第一个是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Westmoreland v. CBS），引发争议的是一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电视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基本上是在指责前陆军上将威廉·C.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通过操纵情报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了这场战争。第二个是沙伦诉《时代》杂志案（Sharonv. Time），阿里尔·沙伦（Ariel Sharon）是一位以色列军人和政治家，他起诉《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暗示他应当为1982年9月发生在黎巴嫩的大屠杀负责的文章。
在这两个案件中，人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记者一方犯了错误。报道中的内容被证明与事实不符。但是这两个案子中争议的焦点都在于，记者是否是出于“实际恶意”而犯下错误的，根据美国法律，“实际恶意”是证明诽谤罪名成立的条件。要满足这个条件非常难。实际上，无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时代》杂志都被认定在公开内容时不具有“实际恶意”或“鲁莽漠视”。（威斯特摩兰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案的结果是双方在判决被作出前达成和解；沙伦诉《时代》杂志案的结果是原告败诉。）阿德勒认为这个定罪条件最终成了为媒体报道虚假新闻提供全面保护的保护伞。从这方面来说，她似乎总是同情原告的处境：
无论他们的其他动机是什么（骄傲、愤怒、荣誉或国内政治），原告显然是依据原则提起诉讼的，至少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思维中，这个原则就是真相：不是正义，而是朴素的、切实的真相……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的法院不是根据宪法从理论上被设计来解决这类问题的，它甚至不被允许解决这类问题，不能为历史断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34]
在对这个难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阿德勒对这些涉案的记者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以至于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她最初于1986年夏天在《纽约客》上发表了自己对审判的看法。（在威廉·肖恩担任主编期间，作家们通常会被允许为某一篇文章花费多年的时间，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安排。）这些文章将被收录在一本名为《鲁莽漠视》（Reckless Disregard）的书中。然而，在预定于9月份的出版日期到来之前，《时代》杂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以诽谤为理由将《纽约客》和雷娜塔·阿德勒的出版商告上了法庭。这本书的发行也因此被推迟了几个月。
与此同时，对《鲁莽漠视》的恶评比比皆是。因为阿德勒提出了一些记者对待他们要报道的事实并不确定，或者至少是存在错误认识的可能，所以其他记者就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检查阿德勒是否会犯错误上。据他们说，她也犯错了。就连对阿德勒有预先倾向性和同情心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这样的批评家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时，也会在赞美阿德勒总体上的洞察力之后指出，
她也经常会向她严厉谴责的那些新闻恶习投降。《鲁莽漠视》这本书被片面的报道毁掉了，特别是对威斯特摩兰案的描述部分，以及结尾部分显示的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同样的不妥协态度，我们正当地谴责的不正是机构报刊的这种做法吗。[35]
最终，阿德勒的声誉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损伤。《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声称阿德勒用花言巧语把他们唬住了。[36]
然而，《鲁莽漠视》引发的愤怒并没能显著降低阿德勒对争论的胃口。不过对她来说，情况突然变得更加糟糕了，在她遇到的诸多争议中一直支持她，直到《鲁莽漠视》引发喧嚣时也与她同一战线的威廉·肖恩被解雇了。1985年，康泰纳仕（Condé Nast company）收购了《纽约客》，该公司的所有者S. I. 纽豪斯（S. I. Newhouse）决定是时候作出改变了。他认为只要更换了主编，《纽约客》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冗长而且可能毫无价值的文章了。
出乎纽豪斯预料的是，肖恩被解雇后爆发了员工抗议。纽豪斯没有遵守肖恩提出的由他自己选择继任者的条件，而是聘请了一位外人，长期担任艾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总编的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负责领导杂志社的复兴大计。员工们提交了请愿书，召开了员工会议，有一段时间，《纽约客》看起来似乎会因为转型期间的压力而从内部崩溃。但最终，杂志社并没有失去多少作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也找不到其他肯发表他们作品的地方。
阿德勒对这次改组的态度极为负面。她为纽豪斯的傲慢而愤怒，更为肖恩遭到这种恶劣对待而难过。她也不认为戈特利布是一个足够好的接班人。她觉得他“对一切漠不关心”。[37]他想改变艺术版面，于是他请来了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阿德勒无法忍受后者的“卑劣”性格：
我在与高普尼克先生的谈话过程中了解到他提的问题不是问题，甚至不是试探。它们的真正作用是设计你，好让你主动建议他做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
1999年，在所有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十多年后，阿德勒写了一本关于这段内容的书，书名是《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Gone：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这本书可以算作一本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有对《纽约客》的某些员工的令人生厌的描绘，也有对其他一些的明显过度的赞美。这本书的开头就是一篇长长的对另外两本关于《纽约客》的回忆录的批评。那两本书的作者分别是莉莲·罗斯和韦德·梅塔（Ved Mehta）。阿德勒读了这些回忆录后认为它们并不能充分地代表她感受到的那种由肖恩先生培养起来的严肃对待写作的氛围。
询问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纽约客》员工，他们一定会对这本书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阿德勒再一次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拼错别人名字之类的问题。一位编辑告诉我说，她觉得阿德勒在她所描述的那段时间内在办公室的时间不多，根本不足以了解《纽约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看待这本《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的最佳方式也许并不是将它严格当作威廉·肖恩的《纽约客》是如何解体的历史重现，而是应该将它当作一本知识分子的私人传记，它记录了一个假如为另一本杂志工作，就永远不会成为她成为的这种作家，也不可能成为她成为的这种力量的人的一段经历。《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是一部充满愤怒的作品，这种愤怒是因为感觉遭到背叛而产生的。包括罗伯特·戈特利布本人在内的一些评论了这本书的批评家们有时似乎也不忍心完全无视阿德勒这种遭到背叛的感受：
在很大程度上，这本书是一种痛苦和愤怒的爆发，就好像家里的女儿深深地眷恋着这个完全失调的大家庭——最让她受伤的莫过于发现家中再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了。[38]
《消失：〈纽约客〉的最后时光》是阿德勒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她的整个写作生涯中，她一直是发起攻击的一方，而且她总是相当自信地认定即使她失败了，也能找到某种稳妥的解决方式。突然间，她攻击了美国最负盛名的杂志。即使那些仍然喜欢她的人也不认同她的观点。而那些显然是希望能够获得新《纽约客》编辑们青睐的人则决定，彻底地、真正地攻击阿德勒的时候到了。
如阿德勒后来指出的那样，仅在2000年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纽约时报》就刊登了至少八篇各自独立的评论她这本书的文章。其中前四篇是关于《纽约客》的。后四篇则围绕着书中的一句关于约翰·西里卡法官（Judge John Sirica）的漫不经心的评价。西里卡是主持水门事件审判的法官。阿德勒写道：“与他作为英雄的名声相反，西里卡实际上是一个腐败、无能和不诚实的人，他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关系密切，还与有组织犯罪明显相关。”[39]
西里卡给阿德勒的出版商写信就此提出异议。他似乎还给记者打了电话，因为他们开始给阿德勒打电话。其中之一是当时《纽约时报》的媒体记者费莉西蒂·巴林杰（Felicity Barringer），她开始强烈要求阿德勒公布她对西里卡作出指控依据的消息来源。阿德勒拒绝了，但巴林杰依然紧追不舍。如阿德勒宣称的那样，巴林杰的行为促使她作出了自己标志性的讽刺回复：
巴林杰问我，如果我不想在采访中向她“透露”我的“消息来源”，“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发布在互联网上？”“你会在互联网上发布很多你的文章吗，费莉西蒂？”[40]
于是这位记者就发表了一篇指责阿德勒隐藏她的消息来源的文章。该报委托尼克松信赖的顾问之一，约翰·迪安（John Dean）[41]亲自撰写了一篇关于这句神秘评价的社论文章，并暗示阿德勒的消息来源是心怀怨恨的G.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42]。阿德勒觉得这很搞笑：
然而，值得注意的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纽约时报》对这篇文章作者的介绍文字。该段说明全文如下：
约翰·W.迪安，投资银行家，曾任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的顾问，《盲目的野心》（Blind Ambition）一书的作者。
如果迪安仅以这些头衔被载入史册，那么《纽约时报》就这一特定事件发表的全部文章都有价值了。[43]
当阿德勒最终亲自写了关于“这一特定事件”的文章时，人们才知道，西里卡与麦卡锡关系的消息来源正是西里卡本人的自传。阿德勒揭露他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的途径是找到了西里卡父亲的一位商业伙伴的儿子。当她于2000年8月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她的调查结果后，《纽约时报》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不愿意纠正它的原因是阿德勒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处已经无情地批判了他们的那些策略：
《纽约时报》在经济上也许是成功的，不过此时的它是一个强大的，但并不十分健康的机构。它的问题不在于一本书，或八篇评论文章。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矿井状态，而矿井中的巨型感应器——这份在某些方面仍可以算作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出版物——却在散发最具爆炸性的气体，还要切断空气的来源。[44]
这整个事件几乎消耗掉了阿德勒的大部分职业地位。在《纽约客》，她已经不再是对编辑来说至关重要的撰稿人了。她就调查比尔·克林顿丑闻的《斯塔尔报告》（Starr Report）写了一篇评论，但是当她打电话询问《纽约客》是否愿意发表时，当时的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说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文章了。最终阿德勒设法在《名利场》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这是一篇精彩的评论，她着迷地细读了上千页的报告，像律师一样剖析这份文件自身的逻辑，自从她放弃创作小说后，这种能力成了她最强大的武器。
肯尼思·W.斯塔尔（Kenneth W. Starr）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六卷本《斯塔尔报告》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份完全荒谬可笑的文件。可以说这份文件就是由一卷的参考文献和五卷的附录及补充材料组成的。它不准确，很愚蠢，存在偏见，杂乱无章，不专业，而且不诚实。从文本上来说，这是一部精神错乱、连篇累牍的色情作品，其中有许多迷人的角色和几条大部分被隐藏起来的故事线。从政治角度来看，通过对性相关材料的无限关注，这份报告试图抛弃，甚至抹杀相对枯燥的对真实证据和宪法程序的要求。[45]
这篇文章获得了杂志社颁发的评论奖。但同年晚些时候，《纽约客》断绝了与阿德勒的长期合同关系，也不再为她支付健康保险。之后她又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在9·11事件之前不久，她为《新共和》写了一篇批评最高法院的文章；二是就《纽约时报》犯的另一个错误进行的争论。但她总是感到自己被排斥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感觉很茫然，因为此时她的身后不再像肖恩时代那样有一个她可以依靠的机构了。
“我一直在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指出：如果你为康泰纳仕撰稿，但他们把你的文章撕得粉碎，那你也要坚持下去。用你的私人时间写你想写的文章，但不要辞职，因为那样你就不再属于那里了，你会变得易受攻击。当我离开《纽约客》时，我就成了狩猎目标。”[46]2013年，阿德勒这样告诉一位采访者，当时她的小说都被重新发行了，她正在享受某种复兴。批评界对于她的小说的卓越性的共识使她获得了新的显赫声望。但是那种分析视角，那种激烈批判别人观点的能力却没有再找到适合的用武之地。自1999年以后，阿德勒再也没有发表过新的散文。
[1] Lili Anolik，“Warren Beatty，Pauline Kael，and an Epic Hollywood Mistake，” Vanity Fair，February 2017.
[2] “The Perils of Paulin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ugust 14，1980.
[3] 马修·怀尔德写给编辑的信，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5，1980。
[4] John Leonard，“What Do Writers Think of Reviews and Reviewers？” New York Times，August 7，1980.
[5] Time，July 27，1980.
[6] Jesse Kornbluth，“The Quirky Brilliance of Renata Adler，” New York，December 12，1983.
[7] 1961年8月29日，玛丽·麦卡锡写给Carmen Angleton的书信，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499。
[8] 转引自Kiernan，Seeing Mary Plain，500。
[9] Review of John Hersey’s Here to Stay，Commentary，April 1963.
[10] “Talk of the Town，” New Yorker，December 8，1962.
[11]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New Yorker，July 4，1964.
[12]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New Yorker，July 4，1964.
[13] “Comment，” New Yorker，July 20，1963.
[14] Gone：The Last Days of the “New Yorker”（Simon and Schuster，1999），82.
[15]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Interview，August 14，2014。
[16] Gone，33.
[17] 2015年11月，我在纽约大学人类学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就本书的调研进展作演讲时，阿德勒在问答环节中这样说。
[18] “Polemic and the New Reviewing，” New Yorker，July 4，1964.
[19] Irving Kristol，“On Literary Politics，” New Leader，August 3，1964.
[20] “Letter from Selma，” New Yorker，April 10，1965.
[21] Jesse Kornbluth，“The Quirky Brilliance of Renata Adler，” New York，December 12，1983.
[22] “Fly Trans Love Airways，” New Yorker，February 25，1967.
[23] “Fly Trans Love Airways，” New Yorker，February 25，1967.
[24] 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历史上未被普遍承认的国家。这个国家于1967年5月30日成立，至1970年1月15日灭亡。其政权的军事首领于1970年1月12日正式宣布有条件投降。
[25] Introduction to Toward a Radical Middle：Fourteen Pieces of Reporting and Criticism（Dutton，1971）.
[26] “A Teutonic Striptease，” New Yorker（此处疑有误，应为New York Times），January 4，1968。
[27] “Norman Mailer’s Mailer，” 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68.
[28] 这则广告在Adler v. Condé Nast Publications，Inc.，643 F. Supp. 1558 （S.D.N.Y. 1986）的庭审过程中被引用。
[29] Lee Beauport，“Trade Making Chart on Renata Adler；But Some Like Her Literary Flavor，” Variety，March 6，1968.
[30] “How Movies Speak to Young Rebels，” New York Times，May 19，1968.
[31] “Science + Sex = Barbarella，” New York Times，October 12，1968.
[32] 接受Christopher Bollen采访，Interview，August 14，2014。
[33] Pitch Dark，（NYRB Classics，2013），5.
[34] Renata Adler，Reckless Disregard：Westmoreland v. CBS et al.；Sharon v. Time（Knopf，1986）.
[35] Ronald Dworkin，“The Press on Tria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26，1987.
[36] 参见Robert Gottlieb，Avid Reader：A Life（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6），220。
[37] Gone，203.
[38] Robert Gottlieb，“Ms. Adler，the New Yorker，and Me，” New York Observer，January 17，2000.
[39] Gone，125.
[40]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August 2000.
[41] 迪安曾深深卷入水门事件和随后的丑闻掩盖过程。他被联邦调查局称为“掩盖的主要操纵者”。
[42] 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帮助策划了水门大厦闯入事件。被判犯有阴谋，入室盗窃和非法窃听罪，狱中服刑四年多。后来成为演员、作家、电台脱口秀主持人。
[43]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August 2000.
[44] “A Court of No Appeal，” Harper’s，August 2000.
[45] “Decoding the Starr Report，” Vanity Fair，February 1999.
[46] Rachel Cooke，“Renata Adler：‘I’ve Been Described as Shrill. Isn’t That Strange？’” Guardian，July 7，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