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是政变，不是政变

什么被告、证人、法官、律师……在慕尼黑，只有共犯。^[1]

——德维勒莫斯（De Villemus），《巴黎之声》，1924年3月13日

尽管被人嘲笑是滑稽戏，但这场“希特勒奇遇记”^[2]眼看就要导致一场国际危机了。坊间盛传，卡尔、洛索和塞瑟放弃政变并非因为成功希望渺茫，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就算计划成功了，也无法带来多少长远的好处。这个说法在德国之外尤其盛行。

推翻柏林政府明显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那么预计巴伐利亚将首当其冲，^[3]遭到外国军队入侵。德国陆军的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再加上草草训练出来的爱国社团，跟欧洲军力最强的法国无法抗衡，况且对方很可能还会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

此外，国家防卫军的武器、装备、弹药是怎么落在希特勒手上的？目前还没看到解释，而且很难不注意到，每当有军方证人出庭，奈特哈特经常就会宣布进入闭门审理。“德国在备战，”《芝加哥每日新闻》在一篇关于该国秘密备战的报道中直截了当地说。^[4]

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试图打消国际社会的担忧。然而令民族主义者大为光火的是，他把问题归咎于“反德大战”的狂妄与失策。那是旧德国了，他声称，新的共和国已经回到本源，是欧洲最和平的国家。

与此同时，当天上午余下的时间一直闭门进行的审判却和总理的说法背道而驰。冯·塞瑟总警监详细介绍了将邦警用作北部边境增援部队的准备计划，正如辩方所说，部队的确收编了一些爱国社团成员以增强实力，其中包括高地联盟。塞瑟一度承认，三巨头制订了一项整肃柏林文官政府的计划。

当天下午，一些去看审判的观众坐着慕尼黑的电车回家。什么都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抱怨道。重要的东西都是关起门来说的，他们猜辩方律师已经证明巴伐利亚政府有攻打柏林的计划。对审判程序和领导人问责的幻灭显然没有减弱。

审判进行到第十四天，古斯塔夫·冯·卡尔回到证人席，接受延期进行的公开盘问。对秘密军事行动很在行的辩方律师奥托·加德曼开场首先对证人的权威和职责发起质疑。

多数问题被卡尔以无关、多余或在秘密庭期已经回答为由搪塞过去。他接着表示，关于巴伐利亚领导人发动政变的讨论，前提是得明确他们的目标是平抑而不是参加政变。而后，在被问到“进军柏林”^[5]这个说法时，卡尔表示它的意思不是攻打柏林，而是试图防止巴伐利亚脱离德国。

这时候希特勒插了进来，说证人在滥用德语，拿出一些简单的词，然后给它们新的含义。进军柏林的意思不是进军柏林，政变不是政变。“如果今天这些先生们可以给一些再明白不过的词完全不同的意思，”希特勒说，法庭就不能判他或其他的被告有罪。^[6]毕竟他们的所有证词都是基于一些显然已经无效的词义。

奈特哈特法官多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希特勒和辩方律师提问。于是卡尔一如既往地回避问题，否认了解事件的细节，并将问题推给同事。卡尔在反复推卸责任，或者尽可能降低自己行为的重要性。

这位“巴伐利亚俾斯麦”^[7]似乎并不是很了解自己的工作，要么就躲在一道无耻诡计的烟幕后面。万般烦乱之下，律师冲口而出，说他无法忍受下去了。

“你是否可以忍受是无关紧要的，”奈特哈特法官说道，“证人有义务说出真相。”^[8]

辩方回到了证人与希特勒在宴会厅那次臭名昭著的握手。在本案的宏大布局中，这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点，然而辩方严重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如果能在这个细节上取胜，也许可以弥补之前没能把更大的共谋罪名安到卡尔头上的缺憾。

卡尔否认握手时用了两只手，于是希特勒跳起来详细描述当时的情景。他开始失控了。卡尔无动于衷地坐着。卡尔越是平静，希特勒就越暴躁。很快，他几乎已经是在冲着证人嘶喊了。“现在是我在撒谎吗？”^[9]

卡尔依然直视前方，不跟被告人有眼神接触，冷冷地说他不记得有希特勒描述的动作。但是啤酒馆里所有人都看到了，辩方律师吉奥格·葛茨说，“再过一百年我也不会忘记！”^[10]法庭爆发出一阵掌声。^[11]

嗅到血腥味的希特勒，就政变当晚卡尔的所作所为发出一连串的问题。法官要求希特勒说慢点、小声点，因为他的激动情绪已经有碍“法庭的庄严”^[12]。然而过不了几分钟，希特勒再次开始朝证人吼叫，称他是个骗子。^[13]

罗德代表他的当事人道了歉，并把他的情绪归咎于此事关乎他的名誉。接着他试图将这一点为本方所用，请法官要求卡尔面朝希特勒，“四目相对，”^[14]就11月8～9日的事件真相对质。这里是在指证人那天的肢体语言，他坐在椅子上，低头看地，望向远方，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远离被告人投来的目光。

法官拒绝强迫双方进行一场对决。事实上，没过多久，他倒是再次指摘起希特勒的语言来。啤酒馆演说家“纯粹靠着肺部力量”^[15]赢下了这一天，《展望》（The Outlook）说。

《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认为，如果说出庭之初的卡尔显得忧愁而倦怠，那么现在的他就是一副凄惨的模样了。对这位倒台的领导人向来没好话的右翼民族主义报纸《德意志新闻》（Deutsche Presse）也这么看。

卡尔的支持者后来则说，他巧妙地逐一绕过了一系列越来越险恶狡诈的陷阱。^[16]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律师军团可耻地将慕尼黑的法庭变成了宗教裁判所，或是一座中世纪刑房。^[17]

还有一种看法是，卡尔凭借否认、躲闪和拒绝回答的策略——以及主审法官的协助——成功挨过了审问。毕竟，奈特哈特给了卡尔特权，让他可以裁断什么属于“行政特权”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换句话说，证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行决定是回答还是回避某个问题。

奈特哈特反复做出有利于这位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决定，否决可能将政府当局进一步牵扯到政变中的问题。然而，这种法庭管控手段对当局的名誉并无益处。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卡尔、洛索和塞瑟要么背叛了德国，要么背叛政变者，或者两者皆有，而这只是因为，他们不想因为抛弃了战场归来的爱国战士而被追究责任。让来自各政治阵营的国民愈发愤怒的是，这些巴伐利亚幕后主使人似乎得到了法官的袒护。

奈特哈特想保护当权者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政府，结果却给了擅于煽动暴民的辩方一个难得的机会。希特勒现在可以站起来反抗强权人物，而这些人在柏林和巴伐利亚都是不招人待见的。对他的重大叛国罪审判因此也成了一个舞台，他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为民族事业牺牲小我，成为一出大戏的领衔主演。演出在法庭上引起热烈的掌声，在媒体上也获得赞美。

[1] 1924年3月13日《巴黎之声》。

[2] 1923年11月10日《小巴黎报》。

[3] 1924年3月14日《纽约时报》。另见巴伐利亚当局此前的证词，1923年12月8日，HA 5/114I。

[4] 欧洲媒体转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判断，比如1924年3月15日《晨报》。

[5] NA T84/2 EAP 105/7，1624.

[6] NA T84/2 EAP 105/7，1637.

[7] R.D.墨菲《机密政治报告》，1924年1月16日邮寄（年份误作1923年），M336，862.00/1397，No. 20，NA。

[8] NA T84/2 EAP 105/7，1640.

[9] NA T84/2 EAP 105/7，1678 and 1679.

[10] NA T84/2 EAP 105/7，1679.

[11] 3月14日《柏林日报》晨间版。法庭记录也提到了这一阵喧闹（NA T84/2 EAP 105/7，1679）。

[12] NA T84/2 EAP 105/7，1695.

[13] 1924年3月14日《前进报》。

[14] NA T84/2 EAP 105/7，1697.

[15] The Outlook，1924年3月26日.

[16] 这个看法在此前科尔首次上庭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1924年3月12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17] 3月14日《福斯日报》晨间版和1924年3月14日《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