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世界大战：转折与危机，1813

27 梅特涅秘密集结力量

1813年梅特涅被低估的作用

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时段，在人生中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年中集中发生的事情，平时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会经历。遭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所经历的被称为“时间支配（Zeitgewalt）”，由于“时间支配”，一切事情均不可思议地加快了速度，使人们承受着心理上的高度紧张。1813年梅特涅就经历了这样的一年——转折之年——从1789～1815年整整一个时代，都在这一年中被当年的各种进程所决定。历史学家们也很难对这一年中发生的并行的、对立的以及相互纠缠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行动厘清头绪，搞不清最具决定性的行动地点到底在哪里。更令人奇怪的是，奥地利外交大臣在那些会战中的重要性，几乎无人知晓，他的作用或者被完全忽略，或者只是在某一点上被注意到，但是总的来讲是被低估和曲解了。

先将论题点破：不仅仅是历时数月的谈判，而且在所谓解放战争的整个期间，梅特涅均以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认识的程度，在驾驭着它们的进程。没有他政治上的联想天赋，没有他对军事全局的小心和注意，新建立的同盟也会像此前的所有同盟一样流产。这个大胆的断言，只有在人们重新解读了没有印刷出版的资料来源之后，并且对梅特涅进行完整连贯地考证之后，才能成立。那么，他真的具备意志坚强、目的明确的战略家潜质吗？难道不是沙皇亚历山大才是“欧洲的救世主吗”？[1]占压倒性的看法可以信手拈来：说“1813年之初，梅特涅根本没有一个总体计划，不像他后来想让人们相信的那样”；说他“非常狡猾”，并且在大玩“重婚政治和欺诈”；[2]说他只是在这一年形势的发展过程中，直到看起来局势变得有利了，才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加入了反拿破仑的同盟。持这些观点的人只是将眼光主要放在了外交行动上。他对军事行动的参与却被完全忽略，特别是忽略了他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前和在会战进行过程中所做的调解工作，当然同时也忽略了他在将军们与君主们之间所做的调解工作，而这些将军与君主们，都想要引导战争的发展方向。[3]

疏远拿破仑：1813年1月24～30日与俄国的停战协定

1813年底，奥地利的军事政策就已经开始重新定向。在梅特涅与皇帝得到了关于俄国战役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情报之后，他们认为自己做对了——已经得知：拿破仑的元帅贝尔蒂埃（讷沙泰勒亲王）正在撤退；“大军（Grande Armée）”的联合部队统帅部已于1813年1月14日来到了波森（Posen）；缪拉（那不勒斯国王）也已打道回府，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弗朗茨皇帝和梅特涅担心的是施瓦岑贝格的辅助军团，因为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他们担心部队会与俄国人遭遇，并想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皇帝1月24日下诏，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与俄国）缔结一项临时停战协定，无须达成书面一致”。这就意味着，基本上撕毁了与拿破仑的协议，这种做法与陆军元帅路德维希·约克·冯·瓦尔腾堡伯爵（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2月30日率领他的普鲁士辅助军团所做的一样，他就是擅自与俄国人在陶拉格（Tauroggen）签署了停战协定。现在皇帝自己也走了这一步，但是他的分量却与前者完全不同。此后，他按照梅特涅的战略，小心翼翼却也按部就班地与（拿破仑的）联盟疏远起来。这就给了俄国一个决定性的明确信号，表明他将从敌对的行列中退出。从此后的目的着眼，弗朗茨皇帝同时命令，辅助军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为一个整体，并向加利西亚进发。[4]

梅特涅办公桌上的一份宣传单间接地透露了这个行动计划已经进行到何种程度。它逼迫政府，让奥地利从拿破仑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接受一个调停人的角色，并为此与俄国、英国及法国建立联系。2月3日，梅特涅仅仅简单地评论道，传单只是“对已经在做的事及有些已经做完的事”提出了建议。事实确实如此，他早已将政治触角伸了出去，建立了一张外交工作网，这张网就是要有能力承担起反拿破仑同盟的重任。[5]局势是怪异的：其他大国——英国、俄国，还有普鲁士——均已经与法国开战，并都是向着结盟方向靠近，而梅特涅则是唯一的一个从“积极的中立”的角色中跳出来，并与交战的各方保有联系的人。他的行动极具冒险性，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刺激拿破仑立即对奥地利开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他认为的——外交上不落人口实的方式，作为欧洲普遍和平协议建议的中介人，而奔走斡旋于交战各方之间。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将和平建议作为策略手段加以利用，进而赢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他本来的目的是，组建一个有承受能力的反拿破仑同盟。

看起来，他的做法好像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军事冲突，但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梅特涅的做法就错了。他最终还是在8月加入了战争同盟，而这种做法又被当作他和平政策的失败。[6]这样看也是不对的，因为梅特涅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清楚，不打一仗，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不会缩回到一个莱茵河左岸“正常的”、限定在1792年边界之内的欧洲国家的规模中去。所宣布的和平目标，仅仅具有功能上的价值，如果拿破仑一旦接受，那么就如同还给了奥地利行动的自由。因为谁要是在一个会议上具备各方承认的领导和平谈判的能力，那么他也能就领土归属问题，或者就停战问题的军事条件及停战时长进行谈判。而梅特涅以调停人身份提出的建议，还有另外一种效应：他逼迫同盟各国不得不一同在拿破仑 面前搞清楚，他们的战争目的以及他们的谈判目标是什么。由此就会产生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纲领。如果谈判失败，手上就有了一个宣战的理由。他想的就是宣战，这就是他的总体规划。

受阻的“阿尔卑斯革命”（1813年2月）

正当梅特涅准备将这一总体规划及其一系列措施付诸实施之时，一个蓄谋已久、极具冒险性的阿尔卑斯山区爱国革命行动，险些使他精心编织的战略遭到挫败。三个危险在威胁着它：以蒂罗尔为中心的、针对拿破仑的起义，可能会招至法国军队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皇朝腹地进军。与此相反，梅特涅想要的正是避免这种情况，并且将战场固定在德意志中部，固定在萨克森。此外，已被发现的谋反者与各重要欧洲国家王室的联系，也在干扰着计划中的外交接触。而最令人没有面子的是，起义的精神领袖、皇帝的弟弟约翰大公爵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这位大公爵将他的秘密计划全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中。1812年12月中旬，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计划是完美的，我要是能实施它该有多好。我已经为一切作好了准备，无论是以善意对待拿破仑或者是用宝剑对付他，我的眼中只有一个目的，即德意志的自由、奥地利的复仇——以及我可爱的蒂罗尔的幸福。”[7]他已经不再相信法国皇帝不可战胜的谎言。蒂罗尔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自由，俄国和英国热情地支持蒂罗尔的起义，以斩断法国在意大利的援助来源。[8]而在梅特涅看来，起义的想法来自一个有爱国热情的、政治上却十分幼稚的大脑，这个大脑不知道拿破仑有多么危险，也没有想起来他曾经有一次，在1809～1810年，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孤军奋战的蒂罗尔人镇压下去。早在1811年梅特涅就担心，在蒂罗尔和瑞士有人在准备起义，他认为这是极其严重的事：叛乱的结果就意味着“无数无辜的战争牺牲者”。他是从事务内在联系的更大格局去预想的，在这种内在联系中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发生的事件中，这些省对我们的帮助是多么的必要”。[9]约翰大公爵却不为类似的想法所误导，他要按照自己认为的良好的意愿行事，并在1813年1月29日至2月3日制订了令人吃惊的、具体的起义计划。

梅特涅肯定是感到了震惊，因为这个政策完全绕开了奥地利政府，而且约翰还依靠着著名的星火燎原理论，即一个行动信号就可以引起燎原大火。还有就是，这个计划完全没有考虑结局。大公爵只考虑到，人们或许会把他看作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失败者”，并且还天真无邪地发誓：“如果幸运，事情成功，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睁大眼睛，惊叹不已，并且会说：谁会相信他竟然真的搞成了！”[10]但是如果计划失败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些问题他倒没有回答。

革命暴乱的过程细节在此处并不重要。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除了大公爵之外，还有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馆长兼宫廷参事约瑟夫·冯·霍尔迈耶男爵（Josef Freiherr von Hormayr），申诉参事安东·施耐德（Anton Schneider），以及了解一切细节的专区行政长官安东·冯·罗施曼（Anton von Roschman），是他将行动计划报告给了梅特涅。起事确定在1813年4月19日，星期一，复活节，但是皇室警务署副署长哈格尔却先于这些首脑们一步，命人于3月8日夜间将霍尔迈耶、施耐德以及——为了做做样子——罗施曼逮捕。对于奸细报告的情报是否可靠，梅特涅通过采取突然袭击加以证实，因为其成功截获了谋反者的一个通信员，他正在从维也纳前往圣彼得堡的路上，并于2月25日被制服。他携带的具有高度轰动性的资料，证明了已经宣布的谋反者与外界存在着的联系网；这些资料最后收入了相府的“绝密档案（Acta Secreta）”之中，直至今天还保存在那里。[11]

被截获的书信往来暴露了高层政治名流也卷入了谋反活动：作为牵头的外交协调人、英国在维也纳的间谍［约翰·哈考特·金（John Harcourt King）］，英国驻沙皇俄国大使［卡思卡特子爵（Viscount Cathcart）］，一个在俄国统帅部的英国人［霍雷肖·沃波尔勋爵（Horatio Lord Walpole）］，约翰大公爵在北德的亲信及沙俄—德意志地区指挥官［陆军中将路德维希·冯·瓦尔莫登（Ludwig von Wallmoden）］，以及最后还有一位——也是最轰动的揭露——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英国人准备为这一行动提供30000英镑。无疑，俄国与英国用他们背着奥地利政府的活动，为将来与梅特涅的结盟谈判作了抵押。此外，还让梅特涅不安的是，巴伐利亚公使雷希贝格伯爵（Graf Rechberg）1813年2月就已经知晓，将在约翰大公爵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可以肯定，拿破仑不久就会通过巴伐利亚这个莱茵邦联成员获知此事。[12]

梅特涅在与皇帝协商一致之后，批评了大公爵。3月9日，大公爵以懊悔和低声下气的态度，向大臣作了“某种形式的总忏悔”。他解释说，“自己犯了一个大错”。[13]这次训练有素的反阿尔卑斯联盟（Alpenbund）行动教育了梅特涅，将来要更加仔细地关注国内的、一时心血来潮的、马上付诸实施的举动。时刻认真关注着德意志各邦国内行动的拿破仑，将于6月底与梅特涅在德累斯顿会晤，在大战中，不能指望依靠国内的民族运动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我们已经到了作出决定的一天”：奥地利政策的彻底转向

“Alea iacta est”——大局已定：当恺撒大帝渡过上意大利的卢比孔河（Rubikon），走在向罗马进军的道路上时，他说出了这句话。对梅特涅而言，决定是于1813年3月3日作出的。在对他本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一天，皇帝晋升他为“玛丽娅特蕾莎骑士团”执行长（副团长）。这个皇朝最重要的军事骑士团，是由玛丽娅·特蕾莎皇后于1757年为了表彰最勇敢的将士而创建的，骑士团大团长由皇帝本人亲自担任，除大团长外，最重要的职务就属骑士团执行长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一举动看作皇帝发出的最高信任，并以这种方式显示他与梅特涅业已经结成的精神战友关系。受到晋升的人也是这么理解的，在谢恩答词中，他加进了这样一段回忆：“陛下识臣多年，共历艰难险阻，史开新章。危急存亡之秋，臣忠贞不贰，报效陛下于危难之时。臣已汲陛下思想之精华，性格之勇武。陛下，命运时刻已到。”[14]

这个时刻，就是梅特涅不为其他因素干扰、思想始终一以贯之追求的时刻：这次要在一个军事、政治的反拿破仑同盟中取胜，并且不再受拿破仑引诱，退出所追求的同盟——虽然多少年来一再被强迫这样做。让人感觉这好像是命运的暗示一样，作为骑士团执行长的梅特涅，后来同样也将一枚“玛丽娅特蕾莎骑士勋章”授予了滑铁卢之战的胜利者威灵顿公爵，以表彰他早在1814年2月于西班牙维多利亚盆地战胜拿破仑。[15]

到目前为止，从未系统考虑过的是，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梅特涅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前后采取了哪些措施。他热情充沛地、目标明确地实施着自己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维也纳则遇到相当大的抵制，需要他去克服。此外，他还要平衡内部的军备过程与奥地利的国际政策。

（1）加强内部控制和“警务”（3月4日）

就在晋升为骑士团执行长后的第一天，3月4日，梅特涅在皇帝面前竭力举荐哈格尔由皇室警务署临时副署长晋升为正式署长——晋升为“当前局势下特别重要的机构的首脑”。[16]他援引刚刚被揭发的、流产了的由约翰大公爵主导的“阿尔卑斯革命”的例子，进而表明，除此以外，他能够借此更好地控制维也纳及奥地利国内的各种运动，以便使它们不致同他在国际上推行的政治和军事计划背道而驰。

（2）军事措施：转入“武装调停”之路（1813年3月14日）

梅特涅绝不是像很多人所描写的一样，是一个踌躇不定、犹豫不决的策略家，而是在1813年3月时就已十万火急地敦促落实这一措施，因为“每一刻的损失都将是无法挽回的”。这就好似1813年战争之年中一道新的闪光照耀在梅特涅的角色上，如果人们知道，他已经在持续地运用他的政治和军事话语权，或者要求采取，或者赞同采取相应的措施的话。3月14日，他发给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贝勒加尔德一个他以皇帝名义起草的决定，即向参战各方提出“武装调停”，并以此开始实施他的新政策。“武装调停”也使皇帝重新定义了“朕与外国关系的政治水平”。[17]

这样做也同时要求采取军事措施，因为调停谈判的结果不好预测，所以必须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弗朗茨皇帝（御批：“对旁边所列明显的手写内容予以颁布”）命令，靠近西里西亚边境的军团及驻扎在加利西亚未受损失的军团整装待发。这些驻扎在后方的部队的任务，是加强奥地利在谈判中的地位，因为用这种方式可以使那些对手们清楚，奥地利既可以站在这一边，亦可以站在另一边，它站在哪一边将对战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皇帝也考虑到了一旦出现不免与法国一战的情况，就要考虑部署军力以对付南德及上意大利。还要将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ürgen）和布科维纳（Bukowina）的部队调往加利西亚，施瓦岑贝格指挥的辅助军团也将转移到波西米亚。贝勒加尔德“立即组织实施”，同时将军队部署所需的地图资料分发下去。

这道命令的结果是，贝勒加尔德匆匆忙忙地张罗着加强波西米亚边防，以应对萨克森。为此，陆军中将杜卡（Duka）请求皇帝下旨，又是梅特涅照例（以皇帝的名义）拟定谕旨；杜卡中将表示“完全同意”送达的草案，因为他自己也认为，“时间紧迫，这样做是合适的”。[18]这一切还都是在3月发生的事，4月，同盟就开始了反拿破仑的春季战役。

（3）皇帝的财政敕令（1813年3月17日）

梅特涅忙碌的手也出现在财政金融领域。通常负责财政金融事务的“小圈子会议”，在“可能弄到特别的国家资源”的问题上争来吵去，不能达成一致，皇帝对此非常生气。他同意梅特涅的说法，认为“在当前极为严重的时刻”，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梅特涅在此事上如法炮制，起草了一道敕令，授予在此期间已经转任 财政大臣的施塔迪翁。而且，他非同寻常地使用了在平时公文行文中很少出现的粗鲁生硬的措辞，诸如“朕秉公特令卿，遵诏执行”。梅特涅于3月17日以皇帝的名义另外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由他——外交大臣——挑选。他委托这个新机构在施塔迪翁的主持下，重新讨论并提出建议。梅特涅着重强调，他“期待着委员会方面在当前的非常时刻，以最快的速度来保证筹集能让国家自由支配的至少3000万奥地利古尔登，以便填补特别支出形成的亏空”。[19]

一个债台高筑的帝国，而且是在1811年刚刚经历了国家破产的帝国，从哪里能够重新搞到钱呢？按照此类机构一般的悠闲缓慢的办事节奏来衡量，在令人震惊的三个星期时间内，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不只是3000万古尔登，而是要搞到4500万。4月10日，梅特涅向皇帝解释了这一计划：在确立未来国家收入的流程中，应率先设立一个可供使用的基金——一个所谓的预期基金；每年向这个基金注资375万古尔登，为期12年。这笔金额每年从德意志、波西米亚和加利西亚的基本税额中事先截留下来，以后再偿还，并且以国家收入中最具有保障功效的那部分，为此基金作担保。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今后的12年里，就不得不像个节约冠军一样勒紧裤腰带，来使用国家预算了。梅特涅也再一次以现实形势为由，争取皇帝同意：“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情况，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为的是不会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面前，再遭遇最为特殊的事情！”[20]对施塔迪翁要将这项非常必要的贷款措施推迟的更改建议，他强烈地反对。梅特涅成功了。新闻界在1813年4月25日就宣布了基金的设立。[21]令人吃惊的是，拿破仑在5月16日就知道了这项新的4500万的“预算”，但是他说，用这点儿钱，没法进行反对他的战争。[22]

（4）梅特涅在外交政策上改换体系的设想

由于梅特涅总是将内政与外交联系起来思考，所以，他对警察、军队和财政金融所作的努力，同时也涉及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计划。在此，讨论一下在将来才能实现的、未来欧洲和平秩序的设想，是完全合适的。在梅特涅看来，在这个意义重大的3月，他脑海中浮现的改换体系的时间，终于成熟了。他也是先在纲领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计划，这与他的行事风格相符。做此事最好的由头是，驻法国大使馆一直存有空缺，现在要重新派人去填满这个真空：施瓦岑贝格侯爵又得从他将军的角色，转变回驻巴黎公使。而且由于形势已经彻底改变，因此，梅特涅认为有必要拟定一个新的指导意见，让他的使节在3月28日动身时带上。[23]让我们回到曾经出现过的画面中：现在——在拿破仑的俄国战役失败之后——考尔纳先生说“不”的时刻来到了，尽管是渐渐地、缓慢地到来，而不像是寓言中那么突然而至。对于所知更多的历史观察家们来说，更加有意义的是，这位外交大臣用他的指导意见，将他的愿景现在就已告诉了那位将来的、反拿破仑同盟的联合陆军元帅，并因此赢得了一个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者。

而具体到梅特涅这里，就不能不复归历史。法国的霸权使得过去所有有关欧洲均势的想法均已破灭。1806～1807年战争后，只有两个结盟的大国——法国和俄国——掌握着欧洲大陆。刚刚过去的事件——梅特涅指的是俄国战役——颠覆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预测，并带来了各国关系的重大转变。法国正处于极度的危机中，处于“不可言状的巨大灾难”中，是现代历史任何一个阶段都未曾有过的灾难。但是，病痛之中，也隐藏着救命解药：“和平状态下，回归秩序，这是全体欧洲人民都心向往之的，除了一个人例外。”他设想，现在就是提出倡议的时机，而参加战争的大国都没有能力提出这样的倡议。他说，普鲁士与俄国在2月确立的同盟，创造了完全崭新的政治局面。

梅特涅随即开始了欧洲秩序的“设计”，就如同由四个大陆欧洲大国组成的力量场，法国和俄国，这两大帝国位于两翼，无休无止地在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因而也不断地威胁着处于它们之间的两个帝国——奥地利与普鲁士。这两个“居间（intermediären）”帝国可贵的独立资产，要感谢它们的一致性。对居间的任何一国的损害都同时直接威胁到另一国的生存。反过来中欧的安宁也要由两大帝国来保障。因此，奥地利皇帝再也不可从“兄弟国家（état ami）”普鲁士的废墟中攫取好处了，因为这也意味着他自己的灭亡。

梅特涅绝对不会有回到过去旧的大国机制的想法。他追求的是“建立在一流大国之间‘合法的（juste équilibre）’均势之上的和平状态，即建立在二三流大国独立及富裕之上的和平状态”。保护实力稍差的大国，从来就不是旧的均势政治的目的。此外，被正确解读的欧洲利益，应该同意保留奥斯曼帝国。梅特涅认为，最紧要的目标就是欧洲大陆实现和平，这种和平必须要辐射到英国和俄国。在他看来，另外的目标应该是海上和平以及普遍的和平，其中，西班牙的问题应该能够在法国与英国双边之间加以解决。梅特涅具体希望，拿破仑能像俄国一样，抓住当前的合适机会，并且接受奥地利为促进和平而进行的干预。梅特涅以此含蓄地表达了为奥地利的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与法国的同盟渐行渐远的暗示。

（5）与其他欧洲大国建立联系

自1812年以来，梅特涅就着眼于与其他所有参战大国改善联系。他从未让与英国的联系中断，在1812年3月14日不得已与拿破仑签署了紧急结盟之后，更是没有中断联系。他自1794年在伦敦第一次逗留以来，就与摄政王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24]他要预防英国将奥地利算作大不列颠敌人的这种可能性，这时，他考虑到了这层关系。因此，他将消息通报给了摄政王（未来的乔治四世），告之奥地利与法国的结盟不会改变同英国的关系，也不会改变同英国势力范围内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地区明确地被排除在结盟协议之外。当然了，他也希望英国停止其“在上意大利以及在伊利里亚行省策动暴乱的计划”，否则将会引发不必要的不满情绪，那样的话奥地利则将陷入“最尴尬的被动之中”。[25]

1813年，梅特涅试着着手改善与英国的关系。1813年4月24日，当瑞典公使争取他加入战争同盟时，他当面强调说，欧洲的和平秩序以及欧洲的均势和重建德意志的自由是大家的共同利益。4月26日，他向俄国发出信号，解除由于战争状态对沙俄实行的最严厉的贸易禁运，以显示奥地利鉴于时代变化，可以承担起“武装的和平调解人的角色”。在5月初，他还试着让驻扎在维斯瓦河畔的奥地利军与普鲁士军达成谅解。此外，1813年4月，他恢复了与普鲁士国务首相哈登贝格的联系，在前一年的10月，梅特涅就曾向他申明，相互的独立与两国的繁荣符合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利益。[26]

对于梅特涅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拿破仑如何看待“武装调停”的企图。起初，在4月21日，他还认为法国皇帝会接受这一做法。[27]但是，1813年春，俄国与普鲁士结盟后的战役彻底改变了这个设想。拿破仑于4月17～24日在美因茨举行了一场阅兵式，他当时肯定已经发现，他最忠诚的盟友之一，萨克森国王，与奥地利签署了一项协议，并于4月20日在梅特涅的劝说下退出了莱茵邦联，加入了“武装调停”。此处显示了梅特涅的一个长远战略，即不仅仅只是依靠反拿破仑同盟，而且要通过挖墙脚的方式，让莱茵邦联失去稳定。他这样做的最成功的一次是在1813年10月8日，在民族大会战开战前不久，莱茵邦联最为重要的成员，巴伐利亚退出了邦联。萨克森国王当然肯定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拿破仑通过在大格尔申和吕岑（Großgörschen und Lützen，5月2日）以及在包岑（Bautzen，5月20日）的胜利，将他的国家以及作为大本营的德累斯顿重新又夺了回来。

在拿破仑、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战争行动已经开始之际，施瓦岑贝格在巴黎时的前副手、陆军中将斐迪南·布普纳伯爵于1813年5月16日在德累斯顿觐见了拿破仑。人们完全可以将这次谈话的方式、拿破仑下判断和做手势的举止，看作是不到六个月之后梅特涅与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争吵的预演，这次谈话也是对梅特涅“武装调停”想法的一次吐露心声式的坦露。并不像历史学家们后来才做到的那样，拿破仑当即就看穿了这个建议的策略性质，并且对奥地利开始与他离心离德，进而逐步向敌对阵营靠拢的做法感到恼怒。他将施瓦岑贝格的辅助军团与俄国签订的停战协定视作已然撕毁了1812年3月签署的联盟协议。这样一来，奥地利就不再是同盟者，并且也不可能以中立的立场去做调停人，因为它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原因是奥地利的统治家族起源于意大利（他暗指弗朗茨皇帝出生在佛罗伦萨），女大公爵贝阿特丽克丝的家族也来自意大利［他指的是弗朗茨皇帝的皇后、出生于摩德纳公国（Herzogtum Modena）的卢多维卡·贝阿特丽克丝］。此外，奥地利将是在意大利失去很多东西的唯一国家：“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对意大利有兴趣，但又要蒙受这样大的损失的国家来做调停人呢？”[28]拿破仑这样说并非缺乏逻辑，另外，他还补充了一桩奥地利的罪状，这桩罪状也使得奥地利的和平倡议在他看来不可信：梅特涅将萨克森从莱茵邦联中挖走的企图，让他大为光火。奥地利在波西米亚整军备战，不仅使拿破仑警觉起来，而且也惊动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宫廷，是他向他们作了通报。一切的一切归为一句话：“我不想要您的武装调解。”

拿破仑肯定是气得不轻，并且大光其火：他是以一种“激烈爆发”的情绪与布普纳讲话的，“这种激烈爆发的程度难以描述，因为我实在找不出哪一种表达方式来形容它”。人们可以不难形象地想象一下，梅特涅将要前往去面对的，是一处多么危险的薄冰。拿破仑对自己的这种情绪失控是完全清楚的，我们从梅特涅那里得知，法国皇帝是故意这样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目的是要影响他的谈话对手，并对其进行试探。第二天，皇帝又一次接见了布普纳，却是以善良友好的脸色请求他忘记自己前一天的情绪失控。他说，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坦率地讲话，他甚至向布普纳讲解了即将进行的包岑会战中俄国军队的部署，并且向他——一位将军——咨询普鲁士和俄国的军力情况，并向他透露了法军作为应对措施所采取的军事调动。关键性的信息——这场历时7个小时争论的核心精髓是，法国皇帝准备接受停战，关于停战协定的细节还要进一步沟通。布普纳同时还得知，拿破仑给施塔迪翁写了一封信，并向梅特涅报告，法国皇帝咬牙切齿地（“非常不情愿、不耐烦地”）接受了“武装调停”。作为军事专家，布普纳还补充说，在当前的局势和情况下，赢得的时间对奥地利军队来说，是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