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弗里克博士

我把那么多警官打发走是因为，我认为舞蹈将于明早开始。[1]

——威廉·弗里克博士

“喜剧，喜剧，可悲的喜剧，”安德烈·佩尔（André Payer）在《新闻报》（La Presse）上写道。[2]他指责这场审判就是一出荒诞的闹剧，用的是观众已经看过的剧本，演员的才能也已经撑不起他们要饰演的角色。鲁登道夫尤其像是个选角失误。他看上去老迈而疲惫。他不通常理。《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伊巴拉说，他只是一味地倾倒着“词语，词语，词语”，但是除了“让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出丑”以外并没有什么作用。[3]

瑞士《新苏黎世报》说鲁登道夫上演了一出“幻灯戏”，[4]强调了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威胁。不过对将军的不满显然主要是他将天主教描绘成德国的敌人——在一个天主教徒甚众的国家，这不是受欢迎的立场。

教廷驻慕尼黑大使尤金尼奥·帕切利蒙席留意这一趋势已经多时。在写给枢机卿伯多禄·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的一封加急信函中，他谴责纳粹企图挑起人民对教会和教宗的仇恨，将耶稣会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国际共济组织。这些宣传和纳粹运动本身一样“粗俗而暴戾”，[5]不过从它的报纸过去几个月发出的种种咆哮来看，他并不感到意外。

科隆大主教是最早对鲁登道夫的言论发起抗议的人之一，他指出笃信本教的国民曾在德意志国建国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巴伐利亚信使报》发表长篇文章驳斥鲁登道夫的“与罗马开战”[6]的观点。从罗马的《意大利晚报》（Corriere d’Italia）到伦敦的《每日邮报》，许多报纸摘录了这篇文章，并历数天主教徒对这个国家的价值。

当初难道不是本笃十五世和他的枢机卿伯多禄·加斯帕里出面干预，制止协约国将威廉二世、兴登堡以及许多德国知名将领作为战争犯告上法庭？这些躲过一劫的人当中，就包括鲁登道夫自己。

还有曾在鲁登道夫将军麾下精忠报国、战死异乡的天主教士兵呢？还有那些犹太士兵，为德国献出了生命，到头来却被他们的司令官恶语中伤？《时代》杂志写道，鲁登道夫的发言“写得拙劣，读来也拙劣”。[7]其中的理念就更糟了。伦敦《观察家报》称他的话根本不着调。

鲁登道夫在法庭上发起的攻击本是打算展现他者之恶，结果只是“暴露了他自己的本性”，[8]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写道。凡是听过鲁登道夫在慕尼黑法庭上的发言的人，有谁会觉得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大将军？顶多就是一个年轻的参谋。《福斯日报》觉得他更像是个精神错乱的步兵学员。《前进报》直接说他是头蠢驴。

对于鲁登道夫的怪异表现，《巴黎之声》记者有个猜想。从这位被告人多年来接受的采访看，他总结将军这个人“性情冲动，野心勃勃”，[9]苦于自己在共和国政权中只是个次要角色。这种苦闷让鲁登道夫开始不顾一切——且容易被骗——以至于被希特勒这样的平庸之辈拉拢。

还有的更进了一步，提醒大家正是鲁登道夫糟糕的判断力导致德国战败。他不理解自己的国民，显然对这个世界也不太理解，仿佛一直活在俾斯麦的时代。连一些鲁登道夫的支持者也表示将军误入歧途了。“令人遗憾，”《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写道。

希特勒的审判还启发一些人去反思德国极右运动的本质。要理解“希特勒-鲁登道夫乱象”，[10]《前进报》写道，免不了要先分清因本次审判受到关注的两个新兴阵营。一个阵营大多为天主教徒和君主派，认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在柏林，或者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更大的问题。另一派人的精神根源是尼采，还有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之类的种族主义理论家。这个种族主义群体用钩十字作为符号，极为反犹，同时加入了一种反基督教观念，不过后者程度相对低一些。鲁登道夫的长篇大论打动的是第二类人。

这个分析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鲁登道夫在他的极右翼支持者当中造成了分裂，而希特勒没有。他横跨这两个阵营，正如他此前已经证明的，他很擅长将两群不太相干的人揉在一起，一方是纷纷去参加冲锋队的暴徒，另一方是相对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支持者，在恶性通胀中遭到重创。鲁登道夫的光环在消失，希特勒却从中赢得不少好感。城中甚至开始有传闻说，[11]希特勒会利用这次的人气提升[12]去竞选议员。

不过，首先他得撑过这次审判，逃脱长期徒刑和驱逐出境的惩罚。

第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出庭作证的被告人是威廉·弗里克博士。作为慕尼黑警察六局，也就是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弗里克被控“玩忽职守”，[13]没有将贝格勃劳凯勒的紧急事件告知邦警和安全部队。

这位46岁的被告人举止温和典雅，[14]《柏林日报》一位记者说他“又高又瘦，像一棵杨树”[15]。这场官司引来的关注让弗里克颇觉有趣。在写给姐姐的信中，他说他一不小心成了一个欧洲名人。不过，在出庭作证的时候，就看不出幽默或打趣的痕迹了。

弗里克首先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重点是他的以国为权力化身的概念：“没有［这一点］，一个国家就没有权力、尊严、威望或政府策略。”[16]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一权力原则一直是一个根本——无论是在本国还是海外。“我此生片刻未曾被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或民主的思维方式误导，”他骄傲地宣称。

弗里克对当今德国政府深恶痛绝，认为它是无能的化身。政权要受一个“不可救药的政党制度”摆布。国际关系上踉踉跄跄——像“一只皮球”——“被人厌恶地踢来踢去，把力气都用在对敌人或外国援助的可悲抱怨上，做出无力，进而显得荒唐的抗议。”

弗里克证词中格外惊人的一部分出现在下午，当时他只是在随意甚至即兴地谈着自己作为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弗里克承认从1919年开始，他一直利用自己的职务支持刚刚起步的纳粹党——他说那个时候这个组织“还小，很容易被压制”[17]。弗里克选择希特勒的党是因为它可以在“被马克思主义感染的工人”群体中立足，因而有希望成为“德国复兴的胚芽”。[18]

11月8日政变发生时，弗里克正在警察总部，因为他要在那里开会到当晚6点半。他记得自己当时在考虑要不要参加啤酒馆的集会。“精彩的演讲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19]他说，估计当晚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不过晚饭过后他改了主意，打算还是去。正在这时，他看到晚报已经来了，于是判断可能比他预想的要晚。他选择待在办公室工作。

弗里克对检方指控他玩忽职守的每一个事例都做出了解释。对于这种找借口和逃避的策略，柏林《福斯日报》的总结是“他什么都没承认，寸步不让”[20]。他的话语间显得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英雄的待遇，这位记者接着说，尽管在那个晚上他拒绝面对任何的危险。

在弗里克看来，啤酒馆政变的惨败归根结底责任在巴伐利亚当局，尤其是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如果卡尔能把变卦的消息告知他们，那么，弗里克对法庭说，他可以在午夜新闻发布会上知会报社的编辑们，王宫外那场毫无必要的流血就可以避免。

[1] NA T84/2 EAP 105/7，724.

[2] 1924年3月2日《新闻报》。

[3] 1924年3月2日《纽约时报》。

[4] 《新苏黎世报》1924年4月2日第一晨版。

[5] 尤金尼奥·帕切利致伯多禄·加斯帕里，Dokument Nr. 1091，1923年11月14日，“Kritische Online-Edition der Nuntiaturberichte Eugenio Pacellis （1917-1929）”，获取自www.pacelli-edition.de。

[6] 另见其他报章对这场论战的报道，如1924年3月4日《柏林交易所报》晨间版，1924年3月11日和1924年3月13日《十字架报》，1924年3月6日《亨内夫人民报》和1924年3月14日《梅拉诺报》。另见1924年3月5日《农民周报》。

[7] 1924年3月10日《时代》。

[8] 1924年3月1日《日耳曼尼亚》。

[9] 1924年2月26日《巴黎之声》。

[10] 1924年3月3日《前进报》。

[11] 1924年3月5日美联社，以及他在审判后做出不参选的决定，例见1924年4月4日《梅拉诺报》。

[12] 慕尼黑偏爱希特勒和鲁登道夫，1924年3月2日《时代报》。

[13] Anz. Verz.XIX 421/23，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answaltschaften 3098，35-36，StAM. 关于弗里克还可以参阅Reinhard Weber，“‘Ein tüchtiger Beamter von makelloser Vergangenheit.’ Das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Hochverräter Wilhelm Frick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1994），Heft 1，129-50。

[14]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15]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

[16] NA T84 EAP 105/7，700.

[17] NA T84 EAP 105/7，704.

[18] NA T84 EAP 105/7，704. 吉奥格·福克斯日后会在一篇关于纳粹党早期历史的未发表文章中阐述“胚芽细胞”的概念，其中借引了珀纳和弗里克的想法，Zur Vor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hebung，HA 4/113。

[19] NA T84 EAP 105/7，714.

[20] 1924年3月4日《福斯日报》晨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