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意大利战争，他政治告白的最后试金石（1859年4～5月）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由于向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发出的一纸荒唐的最后通牒，年迈的国务首相不得不忍受奥地利的外交政策陷入了一场战争的痛苦，而且甚至对控制不了的战争可能扩大的风险，连考虑一下的机会都没有。1859年4月19日，政府在都灵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要求撒丁尼亚王国在三天之内解除武装，否则奥地利将动用战争手段。得到的答复不出所料，最后通牒被拒绝了，因此奥地利军队于4月29日开进了皮埃蒙特。这样一来，哈布斯堡皇朝就自然而然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使人们好像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情景），因为撒丁尼亚与法国之间签订的1858年《普隆比埃秘密协定》，将盟国出现需要互助的情况定义为：如果奥地利军队进攻撒丁尼亚，法国则必须给予支援。

梅特涅看到他自己欧洲政策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不可饶恕的损害，这使人感到十分荒唐，法国方面恰恰再一次激活了“欧洲协调”的原则，这些原则正是维也纳秩序的实质，而现在却被奥地利的政策所否认。在电报时代，信息交流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不得不说，万幸——而以前从维也纳到圣彼得堡则需要两到三个星期。1859年4月29日，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皮埃蒙特，同一天［！］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蒙特贝洛公爵路易·拿破仑·拉纳（Louis Napoléon Lannes，Duc de Montebello），就去找了驻那里的普鲁士公使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当天就将与蒙特贝洛公爵的谈话内容写成电报，并于同一天发到了柏林。电报的行文令人惊讶地想起梅特涅1826年关于希腊—东方危机可能引发欧洲大战的考虑。^[4]电报赋予俾斯麦以及普鲁士政府一个欧洲和平意义上的角色，自1815年以来，梅特涅就成功地担负着这样的角色。电文的内容真的非常适合作为梅特涅在其生命末期的政治信仰宣言来聆听，虽然其基本思想源自一位外交官，这位外交官的父亲曾经属于拿破仑最为亲密的朋友，并且为了拿破仑，于1809年作为法军元帅在阿斯佩恩之战中阵亡。电报中说道：

蒙特贝洛公爵促使我在未接到国内指示，但是鉴于他熟悉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观点的情况下，斗胆秘密地询问国内，如果法国能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尊重邦联的边界，包括奥地利的边界，我们是否准备通过互换照会来确保中立。在他看来，这是不让战争带来损害、保证奥地利的德意志省份的安全，以及保证来自俄国方面和平的唯一的，也是安全的方式。按照他的意见，没有这样的约定，已经爆发的战争将会席卷整个欧洲，并且危及所有现存的一切情况，这些看 起来已不可避免。就像英国公使认为的那样，俄国以及英国持有同样的意见，而且它们似乎倾向于为这种约定进行担保，因而现在将决定权和责任推到了我们手里。^[5]

大使对中欧危险局势的估计完全正确，因为在德意志内部的公众舆论中，与法国进行战争的民族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并且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即这种情况是否就是德意志邦联已经遇到了履行同盟和战争互助义务的情况；如果邦联的边界受到了侵害，邦联必须站在奥地利一边，出兵参战。这种说法虽然不够准确，因为《德意志邦联法案》只规定了是在防卫的情况下进行战争互助，但是，在民族荣誉被损害，以及需要捍卫像正在流行的口号中所说的“德意志的屁股”时，谁还那么咬文嚼字地去认真研究条款的细节呢？^[6]当务之急是让战争升级的温度降下来，俾斯麦的态度与从前梅特涅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并且坚持要求德意志邦联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此时，在外交的聚焦城市巴黎，亚历山大·冯·叙普纳正在为奥地利而紧张地忙碌着。自1833年供职相府以来，他就受到梅特涅的特别信任，^[7]经过培训，他的顶头上司很愿意使用他作为外交信使去完成特殊的使命，叙普纳也经过考验，最终获任驻巴黎公使。他经历的战争爆发的情景与梅特涅1809年所经历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作为公使他热盼着被召回（并于1859年5月4日离开了巴黎），5月6日晚他就抵达了维也纳，并前往外交大臣布尔伯爵处，接着觐见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然后赶往跑马路的梅特涅官邸。梅特涅立即将他引到小会客厅里，在这里，叙普纳还能感觉到上午皇帝来访后，引起的这位老国务首相难以平复的激动情绪。于是，这位老国务首相就势顺带着向他讲授了一堂历史和外交课。他谈到了他“多年以来从未放弃的、在大国之间保持和谐的努力，以及如他所说，如果这种和谐受到了威胁，就要一直寻求建立一种‘谅解中心（centre d’entente）’。正是这种做法，成功地保障欧洲享受了33年的和平。”^[8]这番表述也正是梅特涅的自我画像。叙普纳得到的印象是，因战争爆发所产生的激动情绪，以及战争过程造成的紧张，夺走了本已虚弱的梅特涅最后的生存力量，而对于梅特涅来说，过去与现在，再一次以奇特的方式在他行将就木之际连接起来，因为当前在意大利，过去与现在战斗在同一块战场上。输掉了马坚塔之战（Schlacht von Magenta）的陆军元帅海因里希·冯·黑斯男爵（Heinrich Freiherr von Heß），1809年就曾参加过阿斯佩恩和瓦格拉姆会战，并于1813年在莱比锡参战。现在梅特涅得知，这位元帅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两个儿子理查德和鲍尔，正在同一个战场上战斗——当时，1809年，如同现在一样，都是错误政策导致的战争后果。

梅特涅的最后遗照，摄于1850年代末

5月25日，最后这一天叙普纳是与梅特涅一起度过的，陪同梅特涅在他位于跑马路别墅美丽的后花园散了一会步，并又将梅特涅带进了热烈的、富于启发的谈话中去，围绕的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梅特涅一再向他的旧部重复了这句话：“我是制度 的一块岩石。”当叙普纳向已经成为朋友的梅特涅告别时，出现了他用令人动容的、使人感到很有文学意味的语言记录下的一幕。就像永远烙印在叙普纳的记忆中一样，也值得在我们的男女读者，也就是您的内心中将这一幕复活。梅特涅生命消逝前的一幅照片，似乎也定格了这种印象。

我已经在身后关上了门，为了再看一看这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我又将门打开。他坐在他的写字台前，身体坐得笔直，手中握着水笔，目光向上，沉思着，冷峻、骄傲、优雅，就像我以前在相府中经常看到的一样，在权力的光芒中熠熠生辉。我自认为这几天看到的死亡的阴影，在他的面容上已然不再。一缕阳光照亮了房间，反光使他高贵的脸容光焕发。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我还站在门框里，遂用真挚的欢快心情，长时间注目着我，然后转过身去，用不高的声调轻言道：制度的一块岩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