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供认与曲解

那时我已得出结论，在巴伐利亚，完全分不清楚谁是主谁是仆。[1]

——恩斯特·珀纳

1924年2月27日星期三，审判的第二天。摄影师和拍摄组[2]只允许在大楼外面拍照，前提是持有特殊许可证。鲁文勃劳及附近的其他啤酒馆禁止举行政治集会。警察再次封锁了周边的街道，这引发了当地居民和商铺的抗议。一个摩托车经销商[3]尤其对自己的生意受到的干扰大为光火。

安保人员严格查验了各种颜色的入场证件[4]：绿色是检方、辩方律师和法庭官员；黄色是邦政府部门；棕色是贵宾和被告的亲属；蓝色是媒体人士，只能进入媒体室的记者则是白色。民众的通行证是临时发放的，通常有效期为一天或半天。这些证件由奈特哈特亲自签发。

已经有人指责主审法官在发放珍贵的旁听证时存在偏袒。一位从柏林赶来的知名共产主义者遭到轻慢的拒绝，而对右翼有好感的观众会比较容易弄到一个席位。很快有人开始指责奈特哈特，说他在旁听席里塞进许多慕尼黑《汇报》所称的“希特勒那伙人里的渣滓”。[5]

慕尼黑庭审现场的警力[6]似乎比第一天还要多。建筑周边、附近的街道和法庭外的走廊上，头戴钉盔、腰别手雷、肩扛步枪的男人挤得满满当当。《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揶揄这“合围之势”[7]比啤酒馆政变吓人多了。

“啤酒爱国者”[8]和他们那场微型“啤酒馆革命”[9]无疑还是很受欢迎的笑料。“政变审判成笑谈”，《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的标题写道。[10]希特勒和他的同党誓要清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敌人，合众社记者写道，但是他最后这场“可笑的啤酒窖政变”[11]只是一出滑稽戏。一群巴伐利亚爱国人士纷纷追随起鲁登道夫这样一个普鲁士宿敌，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希特勒，其中的讽刺意味引来《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的讪笑。[12]

虽然在柏林、巴黎之类的地方沦为笑柄，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在慕尼黑的人气仍然很高，之前一天的演说得到右翼媒体盛赞。“布鲁登堡街上到了拼死一搏的时刻，”一位《巴伐利亚祖国报》记者写道。[13]他还说，希特勒的状态极佳，他从未见过如此鼓动人心的精彩演说。

看到被告人再度对犹太人发起攻击，这位《祖国报》的反犹作家也十分欣慰，说这让他想起了“老希特勒”[14]。这指的是1919～1921年那个尚未成为纳粹党党魁的狂热煽动家希特勒，而在他看来，后来希特勒为了顾及更广大的受众，对自己的宣讲语气做了些缓和。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声望促使当局在审案期间让被告人住在这座老军校里。除了安保上的考虑，还因为不用每天抵达和离开，从而避免被告人得到群众欢呼喝彩的尴尬场面。

不过鲁登道夫受到了优待。这位曾经的指挥官可以每天晚上回到自己的大宅，伦敦《每日快报》已经在称审判是一出“闹剧”，它的副标题应该是“鲁登道夫的洗白”。文章预测将军可能会被判无罪，然后就像个淘气的小学生一样离开，还客气地要求他“下次别这样了”。[15]

让左派报纸格外开心的是，希特勒攻击了与他同属右派的巴伐利亚保守主义领导人。柏林社会主义报纸《福斯日报》问了一个和希特勒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卡尔没有被捕？”[16]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也在拿希特勒和卡尔的关系做文章，尽管他们刊登的一张据说是希特勒的照片，其实是古斯塔夫·冯·卡尔。[17]

到了审判的第二天，法庭的进度已经滞后。前四名被告人这时候本应已经做过陈词，但希特勒的演说把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占了。偏题、转向以及其他各种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才刚刚开个头。

早上8：35，奈特哈特法官传召第二名被告人出庭，也就是高地联盟的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战后涌现的许多激进右翼准军事组织中，高地联盟是财力最为雄厚的一个。[18]它脱胎于凶蛮的高地自由军，后者参与了1919年慕尼黑共产主义革命和1920年鲁尔左翼暴乱的镇压。从奈特哈特的介绍听来，这位被告俨然是一位自由战士。

政变后，韦伯出版了一本题为《真相》[19]的小册子，对巴伐利亚三巨头的串谋做出了煽动性的指控。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迫使政府做出一连串的否认。然而韦伯的说法并没有就此消失，站在他这一边的《上巴伐利亚人》（Der Oberbayer）说，考虑到韦伯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些指控是很难反驳的。[20]

身材高瘦的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比他32岁的年龄还要年轻，他的职业是慕尼黑理工学院兽医系研究助理。慕尼黑《汇评》认为他本人的样子就是个学生。[21]他戴着一副小小的圆边眼镜，谈吐平静而简洁。这和希特勒有天壤之别，柏林《福斯日报》称后者的演说是“宏论”，[22]指的是它的篇幅而不是品质。

在那天上午韦伯的证词有许多看点，比如从中可以了解希特勒的一些早期支持者的动机。韦伯说，按照他的经验，武装社团吸引了两个极端群体。一个是想要恢复一战后失去的帝制与皇权道统的爱国者。另一个是要求进一步走向民粹主义和革命的德国人，例如废除贵族头衔，消灭阶级隔阂。这些人的意愿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靠的是三个原因。据《小巴黎报》记者观察，此时观众已经被他的论述深深吸引。[23]

首当其冲的是对《凡尔赛条约》的痛恨，他们认为这种强加的和平以不公正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的人口、领地、资源和尊严。其次，在“挣脱这可耻的”[24]条约的桎梏之前，他们必须先击败所谓德国自由的头号敌人，他把这些敌人笼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犹太人以及对大众和多数群体唯唯诺诺的民主议会体制”[25]。在上战场前不先解决自家后院的威胁，德国爱国者可能会再次被人“从背后捅刀子”。这就带出了让他们团结起来的第三点：需要“发起一场精神圣战和道德重建，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然后通过我们来触及尽可能多的人民”。

这就是一条自由新德国之路——阿道夫·希特勒是实现这个未来的最佳机会，韦伯说。这样的背书极具说服力。

在奈特哈特的追问下，韦伯确认了希特勒在之前一天的许多证词。倚仗鲁登道夫将军的名望，啤酒馆政变的策划者预计可以得到北德陆军的支持。他们相信，军队和战斗团体的联盟可以推翻柏林政府，他们“无计可施，只能屈服于压力，从政界消失”。[26]

事实上韦伯称，如果不是相信有巴伐利亚军队和邦警的完全支持，希特勒根本不会行动。他提到与冯·洛索将军和塞瑟总警监多次私下会面商谈行动筹备事宜。

“你最早得到［巴伐利亚领导人倒戈的］可靠通知是什么时候？”奈特哈特问道。

“我们没接到过可靠通知，”韦伯说，“直到他们开始向我们开枪，我们才知道。”[27]

奈特哈特问韦伯是否想过会有其他的结果。

如果卡尔、洛索和塞瑟“没有如此可耻、可鄙的背信弃义之举，”他答道，“我们在德国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可以实现的。”[28]

在问讯环节的最后，主审法官问了被告人的两名幼子——阿诺德和弗里德里希——的年龄，随后第二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接手，立即就打乱了韦伯的阵脚。

希特勒及其同谋欲向柏林施压，以达到他所说的“你们自己的目的”，被告人是否了解这一庞大的计划，埃哈德问道。

“我抗议使用‘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这一表述，”韦伯说，“我们从未追求自己的目标，永远只是为了德国。”

“哟，你好像很敏感啊，”第二检察官嘲弄地说。[29]接下来，他进一步质疑了鲁登道夫的威望：“你难道没听说，鲁登道夫将军在军中没什么影响力，尤其是在北德？”[30]

这番话在旁听席引起不小的躁动。“太过分了！”[31]有人喊道。还有人说，在德国法庭里不应该问出如此不敬的问题。《晨报》的一名记者看到，鲁登道夫在一片嘈杂声中站了起来，对这种人身攻击表达了不满。[32]

奈特哈特喝止年轻的检察官，提醒他在法庭必须遵守秩序。

法官和观众的反应丝毫没有吓倒埃哈德，他说他在追问的是一个关键。

然而赢得满堂彩的是韦伯，他用一段长篇独白表达了自己对鲁登道夫的尊敬甚至仰慕，他说他被鲁登道夫深深打动，认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官。

“好，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埃哈德说。

“事实上你想知道的是别的，”辩护律师卡尔·科尔猛地站起来[33]反驳道，语气中透着不屑。[34]这个身材壮实的矮个子用洪亮的声音祝贺韦伯，称他对检察官的侮慢做出了高贵的回应。观众再次欢呼起来。[35]奈特哈特敲了敲法槌。他们这不是在戏院里，主审法官说。

待场面平静下来后，韦伯表示，和很多说法正相反，他从未听说卡尔、洛索和塞瑟当时在里屋是被禁止相互交谈的。被告人语调的镇定自若，导致他几分钟后的表现让人感到意外。埃哈德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给他下了个套：他们进入里屋的时候，他有没有听到洛索跟他的一个助手说了些什么？

他们是不允许说话的，韦伯说。紧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的前后矛盾，试图纠正。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也连忙来协助。巴伐利亚领导人是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行动的，对不对？

韦伯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门口不是有一名警卫吗？奈特哈特问道。

“在门外。”

“所以他们几位是不可以离开房间的？”[36]

韦伯再次露出马脚。

在下午的庭期中，巴伐利亚法官、前慕尼黑警察总长恩斯特·珀纳走上证人席。他时年54岁，属于被告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已谢顶，没有蓄须，曾经断过的鼻子上有一副夹鼻眼镜。柏林《福斯日报》记者认为他的样子更像波希米亚人而不是德国人。[37]

和希特勒一样，珀纳无意否认自己在此事中的角色。[38]他提到政变前夕希特勒曾来找他，大致讲了讨伐柏林的计划，希望他出面协助。珀纳承认了他在啤酒馆里屋发挥的作用，即劝说卡尔与希特勒一同起事。他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巴伐利亚领导人在耍花招、假装，甚至都不存在异议。[39]

证人席上的珀纳语调缓慢而谨慎，极少有手势，握着拳的左手一直放在背后。[40]他的发言克制而平白，语气中显然没有透露任何的悔意。他问道，冯·洛索将军作为一名军官，面对鲁登道夫这样的司令官，怎么会先是宣誓服从，而后又有意蒙骗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珀纳提出，洛索是加入了政变，但后来后悔了，于是编造出“在演戏”[41]的说法。

辩护律师想继续就珀纳和卡尔的关系提问，尤其是考虑到两人在1920年3月曾试图推翻共和国未遂。法官显然对这个方向感到不安，提出留到保密庭期再问。

但是希特勒的辩护律师洛伦兹·罗德坚持要问，表示“根本无法”[42]想象这个话题怎么会关系到国家安全大事。如果将重要的证词转入秘密环节，“给人感觉有双手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卡尔，”将会有损法庭的声誉。鲁登道夫的律师表示赞同。

施坦莱恩完全反对这个提问方向。“我认为这些问题于［被告人］罪行之评断毫无干系。”[43]在这次庭审过程中，检方将多次重复这一观点，因为辩方采取了一种消耗与覆盖战略，让检方淹没在无数旁枝末节之中。

当天的最后，法官问珀纳是否会去游行反对政府，他说他肯定会。德国政客是罪人和“杀人犯”，他们谋取不属于他们的权力，疯狂侵吞赃物。然后珀纳说了一句让法庭愈发沸腾的话，他带着嗤笑[44]对法官说：“你们说的‘重大叛国’这档子事，过去五年我们一直在干！”[45]

[1] NA T84 EAP 105/7，218.

[2] Sicherheit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Hitler prozesses，1924年2月21日，and Sicherung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 Genossen，February 23，1924，HA 68/1498。

[3] Staatsministerium des Innern，Nr. 2004 k a a 539，November 21，1924，HA 68/1498.

[4] Der Präsident des Landgerichts München I an den Herrn Präsidenten der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February 19，1924，Nr. 292/24，HA 68/1498. 证件样本可见于HA 5/114I，埃哈德的证件保存在他的文件里，NL Ehard 97，BHStA。

[5] 1924年3月7日《汇报》。

[6] 1924年2月27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7] NA T84 EAP 105/7，908.

[8] 1924年2月25日合众社。

[9] 1924年3月1日《英戈尔施塔特报》（Ingolstädter Anzeiger）。

[10] 1924年2月27日《温哥华太阳报》。

[11] 1924年2月25日合众社，由《伯克利每日公报》（Berkeley Daily Gazette）印发。

[12] 1924年2月26日《小日报》。

[13] 1924年2月2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14] 1924年2月2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在那段时间，几乎每场演说都要攻击犹太人，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151。

[15] 不少报纸通过澳大利亚通讯协会（Australian Press Association）转载了这一指责，包括布里斯班的《电讯报》；墨尔本《阿尔戈斯》（The Argus）；纽卡斯尔《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以及霍巴特和伯尔尼的《信使报》（The Mercury）和《倡导报》（The Advocate），刊发日期皆为1924年2月27日。

[16]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晨间版。另见《汉堡画报》1924年第9期。

[17] 1924年2月27日《人道报》。

[18] MA 103476/3，1124，BHStA. 关于韦伯的生平可参阅Svantje Insenhöfer，Dr. Friedrich Weber. Reichstierärzteführer von 1934 bis 1945 （Hannover dissertation，2008）。

[19] Dr. Weber，Die Wahrheit （1923）.

[20] 1923年11月14～15日《上巴伐利亚人》。

[21] 1924年3月20日《汇评》。

[22]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23] 1924年2月28日《小巴黎报》。

[24] NA T84 EAP 105/7，138-39.

[25] NA T84 EAP 105/7，139-40.

[26] NA T84 EAP 105/7，151.

[27] NA T84 EAP 105/7，169.

[28] NA T84 EAP 105/7，175.

[29] NA T84 EAP 105/7，193.

[30] NA T84 EAP 105/7，194.

[31] 1924年2月28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32] 1924年2月28日《晨报》。

[33] Nr. 51，Report，February 29，1924，HA 5/114II.

[34] NA T84 EAP 105/7，195.

[35] 这一点写入了法庭记录，见NA T84 EAP 105/7，195。观众的倾向在报道中多有提及，如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1924年2月28日《小巴黎报》，以及1924年出版的庭审记录，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33。

[36] NA T84 EAP 105/7，198. 韦伯的回应见庭审记录，Der Hitler-Prozess vor dem Volksgericht in München （München：Knorr & Hirth，1924），I，35。

[37]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38] 从他的预审陈词来看，这样的抗辩并不意外，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December 9，1923，HA 5/120。据符腾堡邦部长卡尔·莫泽·冯·菲尔塞克称，珀纳三年前就已经支持这些主张了，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1），July 8，1920，Nr. 149，64。

[39] 此次会面是在11月8日上午，而不是起诉书中所说的11月7日。

[40] 2月28日《福斯日报》，晨间版，以及1924年第9期《汉堡画报》。

[41] NA T84 EAP 105/7，235.

[42] NA T84 EAP 105/7，257.

[43] NA T84 EAP 105/7，258.

[44] 1924年2月28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45] NA T84 EAP 105/7，273. 法庭记录也提到了旁听席的欢腾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