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院外活动—皇室家族的权力政治—等级制度

对制度的封锁阻挠：波西米亚院外集团的活动

如果将1836年出现的内政事务危机，完全缩小成两个男人之间的个人冲突，那将是完全错误的。此外，就是对三月革命之前哈布斯堡皇朝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有一个角度研究得太少，即院外集团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维也纳的政治。显而易见的是，院外集团的活动会带来切切实实的物质利益，这在弗朗茨皇帝在世时就已显现出来。1833年，当普鲁士目的明确地实施以德意志内部关税同盟的形式，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空间的政策时，梅特涅就忧心忡忡地注意到，在关税同盟中将税率拉平，从长远上看会导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从奥地利的视角看，事情的关键，首屈一指的是糖税：出口到波西米亚的糖的税率就必然会降下来，而波西米亚生产糖的大地主坚决抵制这样做，为的是省 去不受欢迎的竞争，而他们在皇帝那里的代言人，就是他们认为是自己人的科罗福拉特。[51]

科罗福拉特则利用他掌管的部门，公开并且毫无顾忌地全面为波西米亚的利益政策服务。[52]由于职权的关系，他主管人事招聘，因而他在皇朝的所有领域——匈牙利和意大利除外——首先照顾的都是他的同胞。他的这种做法尽人皆知，甚至有人编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是在科罗福拉特那里，求职的人不用说明自己具有的其他优势，只要说“我是一个波西米亚人，名叫温米尔”就足够了。[53]他还搞了一套照顾波西米亚贵族混入公职的套路，这样的贵族在入职后的头几年不拿俸禄［作为“超额编外（Supernumerarius）”］，而是可以自掏腰包供职。然后一级一级地晋升，三四年之后，可以升至相当于管区首长的地位，从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取正规的俸禄了。而一般的非贵族实习生，在干了12～16年之后，还永远是个实习生。除此之外，这位大臣还成功地做到了让贵族在立法上施加更大的影响。他在布拉格的继任人、高等城堡军事总管（大堡伯）卡尔·肖特克伯爵（Carl Graf Chotek）于1843年失宠，并丢了官职，原因是他在波西米亚滥用源自维也纳的法规。

可以想象一下，当科罗福拉特声称他想离职时，在他的家乡波西米亚的贵族中，会引发何等的震惊。梅特涅的亲信卡尔姆-马梯尼茨预言说：“那个党派，那个需要他的公司（他领导的部）为其计划，以及需要他的权力为其利益工作的党派，会立即让他回来。这个党派是属于在第一时间表示震惊的那群人。”[54]这股力量会更强烈地要求他们在维也纳的这个代理人，成为“在内政和财政上拥有无限权力的行政领导大臣”。他预言这个党派会很快宣布他的回归，“职位、俸禄、津贴的保护人”（通过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获取好处利益）会重新回来。梅特涅当面向路德维希大公爵表示了同样的疑虑，他问道，科罗福拉特不久前刚刚声明说公职对他来说已经“无法忍受”，现在他又想重新接过全部职务，这怎么可能呢？他说，这个矛盾其实很好解开：“起先是由科罗福拉特在说话，而现在，那些尽可能注意将他们的权力隐藏在迷雾中，并且心 里像明镜一样清楚的人，会将他们想说的从他嘴里说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公开跳出来，就得承担被人批斗的后果。[55]

卡尔姆强烈建议不让这个对手回来，或者通过组织手续，对此不事声张。[56]此外，还要注意他在维也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中的同党——“埃希霍夫自由派”。他指的是幕后的实权派、宫廷财务署总管约瑟夫·埃希霍夫（Joseph Eichhof）。说“自由派”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为埃希霍夫也利用其地位，参与了股票交易所冒险的私人投机活动，买了米兰—威尼斯铁路的股份，并且将弗朗茨·卡尔大公爵也牵扯进来。[57]

科罗福拉特的这种波西米亚的院外政治活动，还有更大的利益视野。梅特涅和卡尔姆-马梯尼茨发现，不停地抱怨国家财政困境，强迫进行节约，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意识形态上假托的理由来使用，目的是从一开始就挫败其他的各种主意。长期以来，弗朗茨皇帝就曾致力于进行经济和财政改革，具体说就是建立一个详细计算基本税收的新基础。为此，他领导实施了一项名为“弗朗茨纳税登记”的计划。赫尔穆特·隆普勒首次将这一重要计划公之于众，并且显示了其涉及范围的广度。[58]皇帝要求皇朝全体官员倾巢出动，收集整理统计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人口学上的详细数据，并从中整理出一个纳税登记系统。皇帝要对土地和耕地进行精确的征税——这是国家的主要税源。因此，这个主意在大地主庄园主那里极不受待见，是不难想象的。贵族大地主当然清楚，用这种方式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交的税太少了。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这次数据征集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不惜动用武装猎骑来驱赶前来进行统计的官员。

弗朗茨皇帝死后，科罗福拉特作为内政事务管理的首席要员，使梅特涅建议的所有有关国家发展的先进方案，由于这种利益依赖而泡汤。《哈瑙日报》（Hanauer Zeitung）在说到梅特涅原来所设想的行政管理改革时，出现口误绝非偶然，说在梅特涅的影响下，相对于其他的邦国，奥地利的贸易 往来会更加活跃起来。[59]

埃希霍夫的倒台——以屈贝克任宫廷财务署总管为标志的新开端

梅特涅还没有承认失败，这也是由于受到斐迪南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卡尔姆-马梯尼茨的鼓动，后者当面向梅特涅谈了一套如何能够对付科罗福拉特的策略：将狭隘固执的埃希霍夫的宫廷财务署总管的职衔拿下，埃希霍夫在财政管理上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因为每年的预算都由他来起草。这次谈话是绝对秘密进行并严格保密的。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我们现在才能得知这次谈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谈话中卡尔姆-马梯尼茨向梅特涅报告形势时，准备了一份文字的草稿，并将内容向他讲述了一遍，然后他要将草稿销毁，“原因是它的内容完全属于那种自白招供的范畴，这些内容的主要线条只能牢牢地记在心里，为的是不要担心由于其完全考虑不周的、缺乏对文字痕迹的妥善保管，而招致不幸”。[60]梅特涅则认为报告内容非常重要，以至于请求向他要一份报告草稿的誊清稿，而卡尔姆则毫无保留地完全信任梅特涅——他说“这是我们的大事儿”。

后来，梅特涅的儿子理查德·冯·梅特涅在整理文件时只想准备以匿名的和缩写的方式，将这份草稿中涉及对路德维希大公爵批评的部分段落，在《遗存的文件》中公开，[61]这样人们就无法在发表的文字中获悉整个行动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推翻埃希霍夫。密谋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两人均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最为艰难和最为错综复杂的”。梅特涅非常看重的是可以向他坦露一切的、爽直的朋友，这种朋友不多，而卡尔姆属于其中之一。卡尔姆也承认，“两位股肱重臣之间在观念和路线走势上的分歧以及不和谐，日益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后果将会是丧失方向、由于意向不清导致拖延耽搁、缺乏决断力、上层机构犹豫不定、有保留的或者残缺不全的信息，总之，不一而足。如果财政和人事职位这类国家上层管理的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不是“基于智慧和意志力的决定性优势，而是基于奸诈狡猾和阴 谋诡计的”专制主义，到时，狭隘的虚荣心、自私自利的计划、阴谋家和自私之人将大行其道、猖獗于市。如果国务会议主席路德维希大公爵不为科罗福拉特所迷惑，并且没有低估其精神特质，可能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可是他不清楚此人“作为国务活动家在道德上的不堪”。卡尔姆的评论也包括了对梅特涅的看法：这个人想“对弊端进行改革”，对此他不缺少坚忍的意志和品质，然而却缺少采用科罗福拉特式手段的意愿，诸如两面三刀、篡改伪造、无耻诽谤等。梅特涅对教会、国家和立法的观点，被科罗福拉特说成是胆小的、退行的和阴险的。说他为了外交牺牲了内政，以及为了相府牺牲了财政。卡尔姆写道，不择手段的主管当局赢得了上风。他说，只要对手的权力不被打破，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而对手害怕一切组织；必须让路德维希大公爵清楚地知道，埃希霍夫先生道德失范，他是“整个科罗福拉特党的领袖和支撑”。必须对“错用和滥用暴力进行举证”。没有埃希霍夫，科罗福拉特将会失去支撑，他将变得孤立无助。为了达到反对埃希霍夫的目的，就必须审查他的业务行为。当然，也要检视一下与科罗福拉特决裂可能带来的危险。

这次谈话于1838年1月进行。在整整这一年里直到1840年春，夫人梅拉妮都观察到丈夫日益增长的绝望神色和越来越气馁，却一直不停地发出的同样的抱怨：“懒散、拖沓、漫不经心的作风日益严重。害怕开会，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会我丈夫的建议就一定会通过，而科罗福拉特是不喜欢这些建议的。我们美好的皇朝就这样陷入了一片废墟之中，这就是说，它陷入了腐烂，因为在皇朝中只有破坏的因素，而没有维持的因素。”[62]在卡尔姆于1840年1月29日去世后，梅特涅失去了他在内廷中最为重要的支持。而且这期间他还患了一场重病，梅拉妮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感到自己太老了，无法进行战斗了，他不再相信有力量将这场战斗进行下去，而且他还不懂得去进行一些必要的、小规模的战斗。”[63]

最终梅特涅还是成功地将埃希霍夫排除掉了，并让屈贝克取而代之。现在国务首相可以再一次尝试让哈 布斯堡皇朝接近关税同盟了。曾被科罗福拉特散布流言蜚语说不懂经济的梅特涅，于1841年底制订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也同时将奥地利的商业优势和劣势总结概括了出来。计划说，通过内部的发展计划，“如果我们能够组织成一个内部联通的体系，使关税同盟能够开通与意大利进行更快和更便利的联系”，[64]那么就可以增加奥地利对关税同盟的吸引力。1839～1840年的莱茵危机点燃了全德意志的民族情绪，梅特涅想利用这一有利的气氛，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可能“给予德意志的贸易进程以决定性的促进，这不仅有利于德意志的未来，同样有利于奥地利的未来”。对这样的机会，不能不加以利用就轻易放过。他还认为绝对有必要的是，将各邦铁路系统连通起来。他在此再一次强调了1833年的模式，即他要竭尽全力，设法阻止奥地利“犹如被排除在外，并且似乎作为一个外国被加以对待”。1841年11月17日召开的部际会议进行了秘密讨论，国务首相的意见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他的倡议落空了，更确切地说是倡议落到了一个委员会那里，这个委员会要先作出关于奥地利的商业情况的调查。这就意味着延期，而且根本看不到延期在何时结束。[65]

从梅特涅的这次失败中，同时可以领略到很多东西：他已经有了对德意志前景的设想，他也准备同意对邦联进行改革，在1840年代，其余德意志各邦也有这种愿望。他深入地研究经济问题并且在经济、贸易和关税问题上证明了他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且这个倡议再一次表明，对外和对内政策不可分割地互相发生着影响。在国务会议上将这两个领域截然分开，使得他不得不依赖于科罗福拉特，而科氏又再一次证明，可以使制度瘫痪、不起作用，因为他和他的波西米亚贵族们对自由贸易政策没有表现丝毫的兴趣。梅特涅将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可以在他向屈贝克提出的建议中得知，他建议要坚决果断：“波西米亚的故事就是征兆，必须将它们压制下去，办法就是让他们走人。埃希霍夫是个恶 性的伤口，而如今他更是一块焦痂。他将完蛋！您要坚定地上场，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好的结果。”[66]

直到1850年1月，梅特涅才从布鲁塞尔的流亡地向他长年的亲信弗朗茨·冯·哈尔提希伯爵（Franz Graf von Hartig）吐露说，他在1816年就曾上书弗朗茨皇帝，对帝国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个改革可能会遭遇到“社会领域的不满”。皇帝将奏折锁进了抽屉，束之高阁。十年之后，鉴于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他才当面向梅特涅承认，他的不作为是在“犯罪”，而在1835年回顾此事时，皇帝自责地说道：“对那次故意的说谎，以及没有能哪怕是启动一下事情进程的这种无知，朕追悔莫及。”[67]

当然，好事并未如期而至。在梅特涅的最后时光陪伴在侧的外交官亚历山大·冯·叙普纳（Alexander von Hübner），从他与梅特涅的交谈中讲述了梅特涅在回顾1835年弗朗茨皇帝过世后，是怎样评价自己在政治体系中的情势的。“他的努力全部毁于一个强势的‘阴谋小圈子’的反抗，说其强势，是因为它将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操纵在自己的手中。其首脑被看作自由派思想的先锋，而实际上他除了是一个被其他人所领导的僵化的官僚机构的头目之外，什么都不是。仍处于被权力包围的假象之中的梅特涅侯爵，感到［？］自己已经瘫痪了，实际上也确实瘫痪了。”[68]梅特涅的评价甚至走得更远，他说，如果没有内部的瘫痪，1848年的颠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换句话说：这种瘫痪为革命提供了事先的推动力，原因是这种推动力没能实施他所计划的改革。梅特涅在关税同盟问题上的失败，是这种观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

[69]" class="reference-link">皇室的家族权力政治：作为哈布斯堡皇朝遗产的帝国[69]

如果没有皇室家族绝大部分人作为他的后台，科罗福拉特永远也不会赢得这样的影响力。因为在失去了先帝的铁腕后，大公爵们在幕后展开的宫斗戏，大大地助长了其影响力的扩张。在这场宫斗戏中，也明显地暴露了梅特涅不得不在没有皇帝的支持下，去对抗这些影响力巨大的对手，包括大部分的大公爵，其中包括1835年之后还在世的先帝的兄弟们：卡尔大公爵、约瑟夫大公爵、莱纳大公爵、路德维希大公爵和约翰大公爵。除他们之外，还有先帝的儿子们：皇位继承 人斐迪南，他一直统治到1848年，在先帝的孙子弗朗茨·约瑟夫成年后退位，以及弗朗茨·卡尔大公爵，他本来可以在1848年继位，可是为了他的儿子弗朗茨·约瑟夫而放弃了皇位。自从弗朗茨·约瑟夫1830年出生之后，他就成了未来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直到1848年宣布他成年之后才得以满足。在其他大公爵们几乎都成为梅特涅的反对派时，弗朗茨·约瑟夫的母亲、索菲大公爵妃却始终与梅特涅保持着联系，并且将年轻皇储的教育托付给他，让成长中的弗朗茨·约瑟夫每天都在梅特涅那里上政治课。

政治数十年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伤人感情、神经过敏，甚至敌意的现象，以至于这些现象发展到了无法想 象相互之间还能谅解与和睦相处的地步。卡尔大公爵，这位阿斯佩恩会战的胜利者和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是使拿破仑第一次战败受挫的名将，他在军事上拥有超凡的天赋，在国际上也大受称赞。然而，当梅特涅拒绝任命大公爵担任所希望的总指挥，并且拒绝他似乎要当哈布斯堡皇朝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时，情况变得严峻了。这个愿望如果实现，卡尔大公爵将居于一个极不平常的地位，这样做会触动皇朝内所有权力的分配架构。因为梅特涅希望在皇帝死后，让这个制度的弱点为自己所用，所以他没让卡尔的计划得逞，这样就将卡尔大公爵变成了敌人，直到大公爵1847年去世。此外，再加上国务首相阻止了卡尔大公爵的一个女儿与法国王储路易·菲利普儿子的联姻，两人之间结怨更深。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约翰大公爵对梅特涅所持的深深的保留态度。先帝弗朗茨的弟弟、在先帝的遗嘱中被着重突出强调，并且担任国务会议主席的路德维希大公爵，是一个决断能力很弱，才能不高，因而容易受他人影响的人，这奠定了其弱势禀赋的基础。此外，他还缺少形式上的自主权，因为形式上的自主权在斐迪南皇帝手中，斐迪南既要在形式上签发圣旨，还要事先在私下接受各种各样的耳提面命和暗中提示的授意。约瑟夫大公爵作为先帝所谓的（派驻）匈牙利帕拉丁（即副王），与梅特涅的关系一向友好而紧 密，这也与梅特涅的第三任妻子梅拉妮有关。1831年，通过迎娶出身齐希家族的这位女伯爵，梅特涅与匈牙利最重要的豪绅巨富家族之一成功联姻。作为派往伦巴第-威尼托王国任副王的莱纳大公爵，只是起着一个龙套角色的作用。而未来皇帝的父亲弗朗茨·卡尔大公爵的地位则很重要，虽然是国务会议成员，但是他个性并不突出，耳根子软。最后，先帝的遗孀卡洛琳·奥古斯塔皇太后也是位与梅特涅对着干的反对派。

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本书的历史观察完全误入了歧途，降格到了只注重各皇室宫闱尔虞我诈的宫斗戏和皇朝中的争风吃醋上。实际上，皇朝中的小集团正属于制度的中心，并且打上了皇权衰落的烙印，政治几乎不再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在这里，已经显示了整个制度的衰落，而这种衰落在弗朗茨皇帝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玛丽-路易莎出嫁的问题上，已经可以看出，弗朗茨皇帝对待帝国的方式，是将其看作统治家族的世袭领地。[70]在现在权力真空的这个阶段，这种家族权力思想更是暴露无遗，极而言之地说：19世纪哈布斯堡皇朝的命运，首先是建立在两位皇帝的生殖能力之上的。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生了16个孩子，其中12个是儿子。再其中有9个是大公爵。这些大公爵年长后，都在皇朝中发挥着他们的作用：斐迪南三世（托斯卡纳大公，卒于1824年）；卡尔（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卒于1847年）；约瑟夫（匈牙利副王，卒于1847年）；安东（德意志的德意志骑士团首领、奥地利的德意志骑士团首领，卒于1835年）；约翰（1848～1849年摄政，卒于1859年）；莱纳（任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副王，卒于1853年）；路德维希（至1848年为止任国务会议主席，卒于1864年）；鲁道夫（枢机主教、奥尔米茨侯爵总主教，卒于1831年）。利奥波德二世的儿子弗朗茨二世皇帝（变成奥地利帝国后称一世）有13个孩子，其中4个是儿子，而当中只有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及弗朗茨·卡尔大公爵（至1848年时为国务会议成员，卒于1878年）在他之后还活着。

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将皇朝作为一个巨大的、由长子继承的世袭庄园来看待，而国体仅仅是一种补充，以方便利用它来达到供养皇朝家眷的目的，帝国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家族不可转让的财产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试图按照一体化和合理化原则去重新组织这个 财产权，并且同时按照联邦的标准去进行分权和权力下放，都违背了这个皇室家族众多成员的自身利益。1817年，梅特涅就失败在这上面。[71]代议制的思想和给予各民族更多的自主权利，将毁坏当前的制度。正因如此，虽然梅特涅曾经当面强烈提醒弗朗茨皇帝注意改革的紧迫性，而在皇朝顶层，则再也不会出现改革的冲动。与普鲁士或巴伐利亚不太相同，皇朝顶层的不中用、不作为，使官僚机器在奥地利没有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发动机。“斐迪南体制”更是阻止了它的发展。

革命前沿的“政治参与—宪法—贵族等级”

革命的征兆已然出现，在一些德意志邦国中，1830年时的口号呼得震天响，要求给邦联大会加上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式的全体会议。对此，梅特涅也已察觉到。他曾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因为对于他来说，哈布斯堡的省一级属于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它们也是属于权力组织架构的问题。对于作为旧帝国前成员的梅特涅而言，等级宛如政治宇宙的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他自己有着固定的所属位置：帝国议会中伯爵坐的条凳。在他的档案中，他保存着由帝国高等法院制定和管理的花名册（人头登记簿），为了帝国的利益，花名册将所有的帝国等级贵族登记在册，帝国将这些“纳税人”集中到这里，为的是将“目标”——帝国税——收集上来，用作运营帝国高等法院的开支。[72]在旧帝国终结之后，梅特涅作为波西米亚邦一级的正式成员，依旧保有其政治等级，他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义务，并命人按时将会议记录呈自己过目。

1847年10月，梅特涅发表意见，赞成成立一个处理地方议会事务问题的委员会，与此相关，他再一次确认了哈布斯堡皇朝需要等级代表。他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也反对那种由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自1854年起叫亚历山大·冯·巴赫）引导的“新专制主义”。对于梅特涅而言，这种形式的代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他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点，是奥地利作为“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而各个部分在集合体中均拥有等级代表”。[73]

而英国、法国、巴伐利亚和巴登 则是等级团体掌握着整个国家。在奥地利、普鲁士、瑞典含挪威、丹麦含日德兰半岛与荷尔施泰因、尼德兰含卢森堡等国家中，“等级团体只代表整体的一些部分，而政府则掌握着整体”。对于奥地利而言，统一是建立在协议基础之上的，通过这些协议，君主扮演着整体的核心。但是，他认为这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并不排除其他国家各式各样的解决办法。

特别有意思的是梅特涅在会见外国知识界人士时，对原则问题的表态——显示他的眼界远远超出了日常的政治范畴。在1836年6月与来自波士顿的美国人乔治·蒂克纳的谈话中，他表达了对政治体制的原则性看法。他抗议所谓的他在自己推行的政策中，是一个“大号的专制主义者”的说法。[74]说他之所以不喜欢民主，是因为他认为民主是建立在分解和分裂原则基础之上的，民主趋向于强迫人们去建立相互竞争的政党，用这种方式去分裂人们，去解构社会的联系纽带。他说，这些说法不符合他的性格，“我的特征是建设性的（Je suis par caractère et par habitude constructeur）”。

他说正因如此，皇朝体制更符合他的思想。只有皇朝体制能将人们聚集起来，让他们统一成为团结的、有影响能力的人群。它可以使人达到共同使用自己力量的状态，引导他们在文化和文明上达到最高程度。从功能上讲，皇朝体制是民族国家的相对模式，因为它也发挥了融合潜力，其程度当然更强有力，因为这种融合潜力趋向于同一化。

这位美国人则反驳说，在共和国中，人们借助自己的智力可以更积极地，并且自主负责地行动，而皇（王）朝制度则为他们包揽了一切事务。这次谈话证实了，梅特涅的判断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条件。他自己很清楚，美利坚合众国只能通过民主制度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正因为民主将人们区分开来，它才能创造各种形式的竞争，驱使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竞赛快速前进。与法国人以及与“我 们古老的奥地利”——他时常这样称呼奥地利——相反，美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有其突出的特点，求知欲更强，不模棱两可，或许甚至效率更高。但是，为了取得长远的进步，在群体中可能就不会显得更有效率。对于蒂克纳而言，民主是再自然不过的现实，但那是在美国。在欧洲它可能被当成一种冒牌货，因为“在欧洲它就是一个谎言（En Europe c’est un mensonge）”。他一直赞同托克维尔表达过的见解，民主与经常宣称的、扮装成最古老的和最简单的政府形式相去甚远：民主是所有社会形态中最晚被发现的，也是最复杂的一种形态。在美国，它像一种“永久的暴力行动一样出现（un tour de force perpétuel）”。因此，人们也经常陷入危险的局势。梅特涅同意，说一部年轻的宪法可能会排除一部老宪法中的缺陷，这些缺陷会毁掉这部老宪法的生命。这一点他完全承认，但是他不禁要问，在美国日益加强的民主化，最后将在哪里终结——肯定不是在一个安宁的、成熟的、古老的时代。如果他是个美国人并且有权选择的话，那么他会支持乔治·华盛顿的旧党，那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是一个保守派，如果在英国或者美国的话，他板上钉钉会是一个保守派。

在他看来，法国就像一个刚刚战胜了严重疾病的人，他不能装作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他说，很长时间以来，路易·菲利普已经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务活动家了，然而法国需要稳定。在他庆祝职业生涯25周年时，他曾作过统计，然后确认，在这段时间里他曾与25位法国外交大臣打过交道，现在，在他职业生涯的第27个年头，打交道的已经是第28位外交大臣了。[75]在蒂克纳面前他坦承，他不喜欢自己的职业。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就不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宁，这是这个职业必不可少的。他说，当他25岁之时，他就预测欧洲除了颠覆就是叛逆，并且考虑过移民到美国去。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去预防困境和祸害发生。

对于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他透露说，他并不是一个“复辟型”的人。他断言，过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为未来提供警告。对于他而言，当今的这一天，只有作为即将到来的一天的预备阶段才具有价值。他是在为明天而工作：他的精神始终在为未来而奋斗。[76]

[1] Vgl.Vitzthum von Eckstädt，Berlin und Wien，60；Srbik，Metternich，2，262.

[2] Kürnberger，1848，71.

[3] Es sei hier auf die im Druck befindliche Münchner Dissertation von Isabella Schüler über Kolowrat verwiesen.

[4] Vgl.oben，202.

[5] Vgl.die abgebildete Grafik nach Vocelka，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359.

[6] Kaiserl.Entschließung，20.8.1817，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208，Fol.129.

[7] Vgl. «Wer regiert in Österreich» in：Rumpler，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69-77，Zitat 73.

[8] NA Prag A.C.8，Krt.3，23.

[9] Das Folgende stützt sich auf den Rechenschaftsbericht des Hofrats Hudelist，1.2.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184，Fol.1-10.

[10] Vortrag Metternichs，22.12.1809，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3，Fol.73.

[11] Vgl.Mayr，Österreichische Staatskanzlei，7（zur Ausstattung des Hauses）.

[12] NP 2，315f.，das Original in 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3，Fol.55.

[13] Vortrag Metternichs，19.5.1816，Signat des Kaisers 22.5.，HHStA Wien StK Krt.202，Fol.96-119.

[14] NP 2，444-453，das originale Konzept in NA Prag A.C.8，Krt.7，38.

[15] Vgl.oben，623-627.

[16] Vgl.Ziegler，Franz Ⅰ. und Franz Ⅱ. Gegenwärtig arbeitet der tschechische Historiker Professor Dušan Uhlíř aus Brünn an einer Biografie des Kaisers.

[17] Metternich，20.12.1818，an Dorothea von Lieven，in：Mika，Metternichs Briefe，81；vgl.oben，301-303.

[18] Vgl.oben，417f.

[19] Zu erschließen aus einem Tagebuch，das der Kaiser eigenhändig während seiner Italienreise zwischen dem 10.2.und 1.8.1819 verfertigt hatte，vgl.Kuster，Italienreise Kaiser Franz’Ⅰ.，65-402，bes.407f.

[20] NP 5，651.

[21] Vgl.Mikoletzky，Ferdinand Ⅰ.

[22] HHStA Wien，Hausarchiv，Erzherzogin Marie Louise Krt.3.

[23] HHStA Wien，Hausarchiv.Familienkorrespondenz，K 30，Teil 1：«Tagebuch Kaiser Ferdinands Ⅰ.über eine Reise nach Steiermark.17.August-2.September 1847，und Reise nach Pressburg 11.-19.November 1847，Reise nach Olmütz 1.Okt.1848».Teil 2：«Tagebuch Kaiser Ferdinands I über seine Reise nach Innsbruck 17. Mai-12.August 1848». Die Werke wären einer Edition wert.

[24] HHStA Wien，Hausarchiv，Familienkorrespondenz，K 30，Teil 1.

[25] Vgl.Ségur-Cabanac，Kaiser Ferdinand.

[26] HHStA Wien StK Informationbüro. Vorträge in Polizeisachen. Krt.1-4.

[27] Dokumentiert in 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 278（1836）-Krt.296（1848）.

[28] Metternich，29.1.1850，an Hartig，in：Hartig，Metternich，43.

[29] HHStA Wien StK Acta Secreta Krt.3-5.

[30] HHStA Wien StK Acta Secreta Krt.5，Fol.108.

[31] NP 8，114.

[32] 《遗存的文件》Prag，梅拉妮·冯·梅特浬1851年日记（法语），1851年10月6日：“然后她对我说：‘我指责您丈夫的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想要领导一个没有皇帝的、仅是一个戴着皇冠的白痴的皇朝。’‘但是，夫人，要这样改革的原因是什么？多年以来，他知道另外一个人是否更有能力。’她咬紧牙关回答道：‘是的，当然要谴责，这是因为他生来就不具备统治的天赋，这一点并没有被提到，然而，这些非常好的禀赋他的确失去了。’”按照原件及施利特（Schlitter）已经出版的Niederöerreich，122，此处那个贬义的说法（“白……”）被模糊掉了。

[33] Zit.bei Theodor Schiemann：Geschichte Russlands unter Kaiser Nikolaus.Bd.3.Berlin 1913，271.

[34] Vgl.Srbik，Metternich，2，9f.

[35] Vgl.zum Folgenden 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40f.

[36] Abgedruckt bei 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92-97.

[37] Memorandum Metternichs 1836，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Fol.256-259.

[38] Hanauer Zeitung No.310，9.11.1836，Titelseite，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

[39] Genau entwickelt bei Schüler，Kolowrat（im Druck）.

[40] Das Folgende nach Srbik，Metternich，2，14-31，daraus auch die Tagebuchzitate.

[41] Vgl.Srbik，Metternich，2，15.

[42] Srbik，Metternich，2，15.

[43] Abgedruckt bei 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109f.

[44] Abgedruckt bei 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110.

[45] Journal du Commerce，No.332，Paris，27.11.1836，Titelseite，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269.

[46] Journal du Commerce No.280，6.10.1835，auch in 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Fol.267.

[47] Journal des Débats，27.12.1836，Titelseite，der Text aus der Allgemeinen Zeitung.

[48] Kübeck，Tagebücher，1-2，742.

[49] NP 7，629.

[50] Grillparzer，Erinnerungen aus dem Jahre 1848.

[51] Vgl.Srbik，Metternich，2，9.

[52] 2 Das Folgende nach Beidtel，Staatsverwaltung，228-231.

[53] Vgl.Beidtel，Staatsverwaltung，228，Anm.1.

[54] Clam-Martinitz，28.9.1836，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Fol.196-207.

[55] Metternich，29.11.1836，an Erzherzog Ludwig，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Fol.246f.

[56] Clam-Martinitz，28.9.1836，an Metternich，HHStA Wien StK Interiora Personalia Krt.7，Fol.196-207.

[57] Metternich，25.2.1843，an Kübeck，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18f.

[58] Vgl.Rumpler，Der Franziszeische Kataster，bes.7-34.

[59] Vgl.oben，813.

[60] NA Prag A.C.2，Krt.2，8.Memorandum mit Anschreiben Clam-Martinitz，Wien，10.1.1838.

[61] NP 7，628f.

[62] Tagebucheintrag vom 29.3.1839，NP 6，301.

[63] Tagebucheintrag vom 18.1.1840，NP 6，368.

[64] Metternich，20.10.und 10.12.1841，an Kübeck，NP 6，531-545.

[65] Zum Verlauf vgl.NP 6，539f.

[66] Metternich，1.5.1843，an Kübeck，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20.

[67] Metternich，29.1.1850，an Hartig，in：Hartig，Metternich，42f.

[68] NP 8，625，ein Wort fehlt.

[69] Vgl.zum Folgenden auch Siemann，Metternich.Staatsmann，93-103（«Das System Ferdinand»）.

[70] Vgl.oben，627-629.

[71] Vgl.oben，630.

[72] NA Prag RAM Krt.350，1780. «Viertes Verzeichnis was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s Churfürsten，Fürsten und Stände an des Kaiserlichen und Reichs Kammer-Gerichts Unterhaltung…Wetzlar 1780».

[73] Metternich，10.10.1847，an Hartig，in：NP 7，476f.

[74] 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13-16.

[75] 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15.

[76] Ticknor，Life，Letters，and Journals，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