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四发子弹

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冲锋队不是个绅士俱乐部。^[1]

——赫尔曼·克利伯中校

武装人员押送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到门厅，抬腿迈过机枪，^[2]来到宴会厅外，与此同时，戈林的冲锋队正忙着把慕尼黑警察集中到一起。这支因为制服的颜色而被称为“蓝警”的部队总数大概1500人，^[3]不过当晚当值的只有40人上下。戈林的人毫不费力地就把现场周围的绝大多数警察给抓了起来。

在前排嘉宾席附近的一张桌子边，一个穿着旧巴伐利亚军服的清瘦小伙子站在椅子上。此人就是鲁道夫·赫斯，^[4]一名29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他抽出一张希特勒此前递给他的纸，开始朗读起来。

那是一份名单，包括巴伐利亚总理奥尔根·冯·克尼林骑士，他的三名阁员，警察局局长卡尔·曼特尔（Karl Mantel）。^[5]赫斯要求这些人站出来。他们被一一逮捕。^[6]至于为什么要扣押这些人，没有任何解释。

被扣押的人由赫斯负责。这个安静、腼腆、内向的年轻人时常让人觉得很冷漠，甚至孤僻，不怎么能见到笑容，跟人眼神交流都极少。^[7]和许多知名的早期党员一样，赫斯也是在国外出生的，他的出生地是埃及亚历山大港，他父亲在那里做批发出口生意。直到12岁那年，他才被打发回国，去了莱茵河边的巴德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读寄宿学校。

赫斯战时曾在一支巴伐利亚部队服役（不过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和希特勒在一个团），后来成了一名飞行员。两人直到1920年才认识；希特勒的一场演讲让赫斯振奋不已。他在同年7月1日加入了这个1600人的政党，是当时刚建立的“情报部门”的活跃分子，最终成了冲锋队的一个营长。此外赫斯还继续研究地缘政治、写诗、听古典音乐，追求自己对占星术的兴趣，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希特勒拉近了距离。

得到希特勒召见的时候，他正待在菲希特尔山（Fichtelgebirge）的祖屋。他连忙赶回慕尼黑，受命在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抓捕巴伐利亚总理和几名阁员。“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8]赫斯说。

他押着刚抓起来的9人顺着一道狭窄的楼梯来到啤酒馆二楼的一个房间，^[9]离啤酒馆经理科比尼安·莱恩德尔（Korbinian Reindl）的宿舍不远。又来了三名配备步枪和手榴弹的冲锋队队员，还有两个人在走廊把守。赫斯在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与此同时，^[10]在楼下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又递给希特勒一杯啤酒，^[11]然后检查了自己那把上了膛的毛瑟手枪。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休想活着离开这个房间”，^[12]希特勒对着小房间里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吼道。他满头大汗，^[13]挥舞着手上的枪，时不时喝口啤酒润嗓——嗓子发干的毛病是在一战末期吸入毒气后留下的——他冲着他们喊叫的样子，仿佛在对一大群观众演讲。

德国会有一个新政府，希特勒说，并且会由他亲自领导。鲁登道夫将军负责军队，希特勒提出可以把三人安排在军中任职。

“我清楚诸位的难处，”希特勒说，“但是这事总得有人来做。”^[14]他试图晓之以理，解释当晚行动的原因，说服三人接受自己的新角色。“我的手枪有四发子弹，”希特勒接着说，“三发给跟我合作但背弃我的人，第四发留给我自己。”次日早上，希特勒用手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再次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冯·塞瑟总警监提醒希特勒，当年早些时候他曾经承诺不发起政变。

“是有这回事，”希特勒说，“但是看在祖国的分儿上，请原谅我。”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没能遵守诺言。

洛索扭头和同僚耳语，被希特勒阻止。

这个计划真的有鲁登道夫的参与吗？洛索问道，显然是觉得奇怪，为什么鲁登道夫本人没有到场。

已经与他取得联系，希特勒说，很快就到。

卡尔提醒在场的各位，他对加入新政府是感到为难的，毕竟，用他的话说，他和巴伐利亚的几位同僚“被全副武装地押送出了会场”，人们对他们会缺乏信心的。他连演讲都没有完成。

希特勒看上去犹豫而惶恐。突然间，他仿佛想到了什么主意似的，一下冲出了房间。

众人一言不发。卡尔站在窗边凝神思考。^[15]洛索此刻靠着一张桌子在抽雪茄。塞瑟在门边。卡尔打破了沉默：“他们居然敢把我就这么拐到这里来……不能跟个土匪似的就把人这么关着吧！”^[16]

那位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穆勒在宴会厅的桌边跟朋友聊着。有人问，希特勒是不是真的认为他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就把事情办成了。还有人指出，卡尔现在有了一个他一直渴望得到的天赐良机，那就是参加谋反，创建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同时不需要承担策动或领导的责任。

“肯定是没谈拢，”穆勒说，“希特勒不是说十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回来吗？”^[17]

人群开始躁动起来。

“这就是德意志忠诚？”有人喊道，“这就是德意志统一？”^[18]

“南美！”一个人叫嚷着。

“戏院！”另一个人喊道。^[19]

有吹口哨的，起哄的，甚至还有人拿希特勒的形象开涮。那件裁剪拙劣的黑色风衣^[20]导致他被人比作饭馆大堂经理、小酒店礼宾员、已经拿出自己最上等的衣服的收税员，还有小地方来的新郎官儿，在自己大喜的日子里正手足无措。

赫尔曼·戈林拿着手枪上台，试图安抚骚动着的人群。希特勒的“意图是非常友好的”，他在喧闹的宴会厅里大喊着。结果戈林也不得不朝天鸣枪以引起人群的注意。他向观众保证希特勒此举“绝不是要跟卡尔作对”，也无意针对军队和警察。目标实际上是“柏林的犹太政府”。这话获得了一阵掌声。

大家需要有耐心。一个新德国正在诞生。何况，戈林用他那响彻宴会厅的洪亮声音说道：“你们手里有啤酒。有什么可担心的？”^[21]

尽管有戈林的这番笨拙的安抚，宴会厅里的许多人仍然在担心几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以及自己的安全。冲锋队队员已经控制了这里，他们列队站在墙边，把守着出口，全都武装到了牙齿，冯·洛索将军后来形容他们的脸“因为狂热而扭曲着”^[22]。穆勒教授就担心冲锋队队员会把所有人关一晚上。更可怕的是这拥挤的啤酒馆里保不齐会有人做出愚蠢或草率的举动，导致场面混乱，最终酿成一场血腥杀戮。

[1] NA T84 EAP 105/7，429.

[2] NA T84/2 EAP 105/7，1346 and 1489.

[3] 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71，note 7.

[4] Dietrich Orlow，“Rudolf Hess：Deputy Führer”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ier Zitelmann’s The Nazi Elite，trans. Mary Fischer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3），74-84.

[5] MA 103476/3，1389，BHStA.

[6] NA T84 EAP 105/7，401-402. 通常认为这些人质是当晚过了很久之后才被扣押的，连Harold J. Gordon 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290这样的权威都是这么认为。但从多份警方报告、媒体以及包括抓捕人鲁道夫·赫斯本人在内（见1923年11月8日写给克拉拉和弗里茨·赫斯的信，还有此后的1923年11月16日和12月4日，辑录于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11-12。）的多人陈述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见Johann Kress statement，VI a F 2601/23，December 7，1923，HA 67/1493；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3年11月10日《巴伐利亚邦报》。

[7] 例见Kurt G.W. Ludecke，I Knew Hitler：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8），587。

[8] 见1923年11月8日写给克拉拉和弗里茨·赫斯的信，还有此后的1923年11月16日和12月4日，Nr. 322，in 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10。

[9] Police report，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11.1923，HA 67/1490 and VI a F 168/24，January 30，1924，HA 67/1494.

[10] 关于里屋发生的事，在起诉书、在屋内八人的审前和法庭证词以及宣传册中有大量述及，如Friedrich Weber’s Die Wahrheit （1923），《班贝尔格日报》1923年11月13日号以及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回忆录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11.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Ludendorff，1937），61。

[11] Graf testimony of November 25，1924，Zur Pistolenkomödie HA 5/117. 格拉夫在自己的未出版回忆录中对这一段一笔带过，61-62，F14，IfZ。

[12] NA T84/2 EAP 105/7，1346，and NA T84/2 EAP 105/7，1489.

[13] NA T84/2 EAP 105/7，1262.

[14] Anz.Verz.XIX421/23，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4-5，StAM；NA T84/2 EAP 105/7，1262，1346，1490.

[15] NA T84 EAP 105/7，163.

[16] NA T84 EAP 105/7，229. 韦伯在1923年12月8日写信给岳父说，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称他们没有发出过任何威胁，HA 5/114I。

[17]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92.

[18] NA T84/2 EAP 105/7，972.

[19] NA T84 EAP/2 105/7，978.

[20] 大堂经理的比喻见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另见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37，以及Kurt G.W. Ludecke，I Knew Hitler：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8），185。

[21] NA T84/2 EAP 105/7，956-57，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报道的那个版本措辞略有不同。

[22] NA T84/2 EAP 105/7，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