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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28 通往“武装调停”的策略途径
形成反拿破仑联盟时梅特涅的倡议第一份战争目标草案（1813年5月初）
拿破仑在俄国的灾难以及拿破仑于1812年12月回到巴黎，像重大的历史转折事件一样，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锚定下来，但是对他而言，不过只是结束了一场战役，法国、莱茵邦联与俄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由于12月30日签署了《陶拉格协议》，俄国与普鲁士之间缔结了停战协定，两个大国于2月27日在布雷斯劳［Breslau，2月28日在卡利什（Kalisch）］完成了和平、友好和结盟条约形式上的最后一步。这样，俄国人通往柏林的道路就完全打开了，并于3月4日作为解放者开进柏林，之前，法国人未作抵抗就将这座城市拱手让了出去。撤往布雷斯劳的普鲁士国王于3月17日在沙皇抵达之后，向法国宣战。[29]
著名的俄国陆军元帅、战胜拿破仑的胜利者库图佐夫公爵（Fürst Kutusow）作为“联合陆军”的最高指挥官，终于可以 在他著名的《卡利什告德意志人民书》中，“号召德意志诸侯和人民，回到自由和独立”上来。普鲁士国王在他3月17日颁布的《告吾臣民》（An mein Volk）的诏书中宣布支持普鲁士人民。尽管与民主的动因偏离甚远，但是沙皇与普鲁士国王也显示了他们从拿破仑及其反对者西班牙那里，学到的如何从人民内部点燃的爱国主义情绪中捞取诸多好处。然而完全不清楚的是，如果将这些由爱国主义情绪产生的、自发但未受训练的志愿者，投入到拿破仑指挥的、传统上以方阵行进且效率极高的军队的战斗中去，更多的是不是帮了倒忙。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持怀疑态度，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但是，在人民解放的事业上，汉堡人却不得不付出惨痛的学费。他们在3月试图以他们的“汉萨军团（Hanseatische Legion）”为主，在俄国军队的支持下去实现自我解放。因为5月底，法国军队又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残酷地镇压了当地训练极差的民团及毫无经验的军官。拿破仑指示他的元帅达武（Davout），将城门前的房屋全部拆毁，以便空出一片射击开阔地，并逼迫所有市民去义务参加修筑堑壕，将前汉萨城市（Hansestadt）[30]变成了一座大的城防工事。4800万法郎的战争赔偿以及数万法国军队的给养，将这个城市逼到了灾难的边缘，[31]汉堡成了德意志的阿兰胡埃斯（Aranjuez）[32]。得知了汉堡命运的梅特涅，看到了尤其是由普鲁士宣传的“人民战争”中隐藏的、用这种方式将平民拖入战争的风险。此外，法国军队仍然通过他们占据着在但泽（Danzig，即格但斯克）、什切青（Stettin）、库斯特林（Küstrin，即奥得河畔科斯琴）、格洛高（Glogau，今格沃古夫）、马格德堡（Magdeburg）、维泽尔及美因茨的要塞，将德意志北部和中部牢牢掌控在手中。但是总体上，仍驻扎在德意志北部的法国军队处于守势，这种局势直到拿破仑4月底又重新出现在战场上方才改观。
梅特涅“武装调停”的想法，遇到的就是这种悬而未决的胶着状态。他看得很正确，奥地利作为联盟伙伴广受待见的情况目前还为时尚早，因为从装备到实力，奥地利军队 还未能达到投入实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派遣施塔迪翁作为特别代表前往莱辛巴赫的俄军统帅部，身带一封弗朗茨皇帝给沙皇的亲笔信。这次使命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梅特涅试图说服同盟国，对战争目标的共同纲领承担义务，它是第一次对欧洲在和平状态下重建的愿景所作的规划。尽管他当时的政治家同僚以及沙皇亚历山大和腓特烈·威廉三世对这个建议的深刻影响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梅特涅已经于1813年5月7日拟就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预先勾画了1815年维也纳秩序的原则和结构。[33]这个未来方案分为一般和特别两部分。下述四项普遍原则需要得到遵守：
①共同目标是达成共同协议形式的和平，共同协议将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关系，置于合理的，从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②应当建立一种为了所有国家利益的新秩序；排除回归旧状态的可能性。
③没有普遍的和平，包括海洋和平，和平和安宁的状态就无法存续。取得包括英国在内的这种和平是最为优先的事务。
④普遍的和平只能通过与大陆相关的共识才能实现，这个共识就是将法国缩小到合适的范围之内。
一种良好的大陆和平还要落实作为方案特别附加的几个要点：
①重建组成旧波兰王国的几个国家，在形式上恢复到1809年签署《申布伦和约》之前的状态。这一条作为附加条款，意味着华沙公国的终结，俄国、普鲁士及奥地利将从波兰一分为三的三个部分重新获得领土。
②在北德旧有关系的范围内，重建普鲁士。
③法国放弃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地区。
④荷兰从法国的掌控中获得独立。
⑤ 重新恢复现在成为法国省份的原意大利领土。
⑥在意大利原占有区内恢复教皇国。
⑦对于奥地利而言，恢复通过《吕内维尔和约》被占领的意大利边境地区，以及归还由于《申布伦和约》而丧失的蒂罗尔、因河流域、达尔马提亚行省和此前所丧失的一切。
⑧对于德意志而言，结束拿破仑的统治，即放弃莱茵邦联，并以德意志各邦和欧洲国家利益一致的体系取而代之。
⑨拿破仑放弃意大利王国。
这一总体方案背后没有言明的，是梅特涅曾经对施瓦岑贝格阐述的欧洲均势思想。
方案已经公之于世，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反响。然而，无论如何梅特涅已经清楚地表明，只有对战争目标达成某种共识，奥地利才会加入共同的联盟。还在5月，当这个建议摆到桌面上时，梅特涅的角色和分量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拿破仑的战争运气和俄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新联盟即是缘由。
吕岑、包岑和联盟危机（1813年5月）
联军的春季战役在5月已经决出胜负。拿破仑于5月24日离开美因茨，收回了他原本进军柏林的计划，并紧急驰援正在受到威胁的部将内伊和马尔蒙元帅，他们正在艰难地抵抗着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统率下的俄普联军。[34]拿破仑于5月1日回到战场之后，5月2日就扭转了吕岑战局，使之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彻底，因为他缺乏足够的骑兵去追剿敌军。5月8日，他重新占领了德累斯顿，并将统帅部设在了那里。
在这几个星期里，已经叙述过的奥地利的会议外交，通过施塔迪翁和布普纳两位代表参与到莱辛巴赫和德累斯顿的双方统帅部里，业已开始，起初当然收效甚微，因为梅特涅违抗了人们热切的期待，要奥地利无固定政治条件地加入同盟。5月20～21日，包岑附近进行的两场会战使局势彻底改观。按照蒙罗·普莱斯（Munro Price）的判断，拿破仑曾希望能够重复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辉煌，但是，只取得了博罗季诺（Borodino）[35]的成果，就是说，一场血战和20000人的牺牲，比对方损失多了一倍。尽管如此，失败对联军在道义和军事上造成的影响仍旧巨大，在军事上使己方的阵营中出现了反目和不和。在沙俄阵营内部，维特根施泰因的命令与沙皇周围资深将军们［米罗拉多维奇（Miloradowitsch）及托尔玛佐夫（Tormasow）］的命令相互竞争，他们是沙皇身边的近臣，极力怂恿沙皇在战争中将指挥大权独揽。但是，亚历山大在军事作战指挥上的无能，在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会战时已经得到证实，当时他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军队在著名的普拉岑高地让人大失所望，在拿破仑面前望风而逃。包岑会战的失利也主要归因于亚历山大，当然，他成功地组织了撤退。
紧接着，除了军事问题以外，还有政治道义上的问题。一些俄国将军，包括后来起决定性作用的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ey）[36]，赞成撤回波兰。这样一来，柏林就会在毫无设防的情况下，拱手让给法国军队。因此，布吕歇尔（Blücher）和约克威胁说，要将自己的部队撤往北方，来保卫国都，俄普联盟眼看就要解体。拿破仑提出的停战协定——1813年6月4日于普拉斯维茨（Pläswitz）签署——对这些战败者不啻上天的恩赐。起先，达成的停火是维持到7月20日，然后，经过梅特涅在德累斯顿向拿破仑倡议，延续到了8月10日，这些时间和机会足以让部队重新休整并重组兵力。
梅特涅的“外交革命”：皇帝和相府启程迁往联军统帅部
梅特涅作为直接参与者，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在与拿破仑进行 最后的决战时，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惯例必须来一次革命，特别是在面对拿破仑这样的对手时，更是必不可少的。1813年6月1日，奥地利皇帝与他的大臣躲开维也纳的公众视线，相继离开秘密行宫，前往帝国的波西米亚这个角落，为的是近距离靠近事发地。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区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频密对话，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位于德累斯顿的马科里诺宫（拿破仑的统帅部）、位于西里西亚猫头鹰山的莱辛巴赫［杰尔若纽夫（Dzierźoniów），俄普联军统帅部］、位于布拉格东北85公里处的伊钦宫［Schloss Gitschin（Jičín），奥地利统帅部］、位于东波西米亚科洛雷多伯爵的奥波奇诺宫［Schloss Opotschno（Opočno），沙皇的临时谈判地］以及位于北波西米亚的拉第伯舍茨（Ratiborschitz/Ratibořice）——同威廉米娜·冯·萨甘女公爵的夏宫之间进行着联络。6月3日，梅特涅和皇帝抵达伊钦。
是什么具体的事情导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并非包岑会战失利的消息改变了梅特涅的战略——虽然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的[37]——而是近在眼前的停战消息。5月27日，施塔迪翁从德累斯顿发回的报告送达，其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俄国方面已作此建议。就在同一天，大臣向他的皇帝进言：“恭请陛下悄然准备，一俟停战，圣躬移驾波西米亚，抵近谈判地，以向臣等亲授谕示。”[38]促使梅特涅非要尽快亲自前往谈判地的原因有三：①必须消除即将解体的俄普联盟所面临的灾难性状况。②应全力避免沙皇与拿破仑可能组成双边联盟的危险，这对奥地利将有害无利，有可能再次重演提尔西特的悲剧。③在战争冲突之中的停战造成了新的现实，打开了一条进行深入谈判的时间通道，可以利用来组建四大国的反拿破仑同盟——后来瑞典成为第五个入盟者。
梅特涅以他的政策踏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在身边组建了一个移动的相府，有办公室、工作人员、仆人、厨师和所有设施，以便抵近奥地利及俄普联军统帅部，并随时跟进情况的进展。
1813～1814年战役时梅特涅的车队名单[39]
如果他的团队全体都随行的话，梅特涅的仆人及办公人员要用10辆马车以及总共42匹马。与前五次反法同盟不同，在组建第六次反法同盟时，按当时的情况，梅特涅为对话设定了有巨大效应的前提条件。奥地利皇帝、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以及英国首相一同聚齐在现场，这在“历史记录中从未有过先例”。[40]最艰难的事务就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之间，轮流转换着谈妥了，不用信使，不用交换文件，也不用大使们做中间传话人。君主和政府首脑们亲密地讨论着实质性的问题，一旦就某个问题达成一致，大臣们就会就此开会，在会上起草议定书以及解释性的备忘录，将一致意见的形式和有效范围固定下来。在与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Nesselrode）以及普鲁士国务首相哈登贝格谈判之后，梅特涅确信：“我相信在一些谈判中取得的效果，比三个星期的照会往来要好得多。”[41]
新的做法有三大好处：第一，当事各国政府机构与军事统帅部可以相互之间以最快的速度交换对局势的研判、最新的情报以及作出的决定。这有助于联盟的统一和加强。一旦出现争端可以立即予以消解。第二，通过签订协议，可以达成对未来新秩序要点和轮廓的共识。维也纳会议的实质性成果，通过这一途径事先就已确定下来，而且会议中那些原本要讨论的题目，以及可能产生的摩擦，在1813～1814年就谈判过了，在维也纳会议上只需用相对很短的时间在形式上确认一下即可，对于上述这些成果，或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予足够的赞扬。因此，在下文中值得予以关注的是，战争时期的这些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事先即已成就了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这样一来也就清楚了，各国的行动空间在1813～1814年就已经开始越来越被缩窄，以至于在1814年11月再也不能随意地“恢复重建”欧洲秩序了：欧洲秩序的绝大部分已经在原则之中被确定了。
第三，梅特涅可以从对话网络中超越出来，通过接近作决断者来指挥演绎他的协调政策，并且同时帮助勾心斗角的将军们调解他们之间显现的冲突。回顾一下截至1813年10月莱比锡民族大会战的成功之路，证明梅特涅的判断是正确的，一切都是他的杰作，因为是他“在驾驭这个联盟，并多次阻止它搁浅”［亚当·查莫斯基（Adam Zamoyski）语］。[42]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见识了梅特涅在困难时期的谈判技巧，以及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之后，特别是在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以及与普鲁士国王的谋臣们谈判之后，甚至认为：“您是世界的首相，而我要请求您原谅我，没有始终给予您同样的信任。”[43]实际上，起初，由于奥地利与拿破仑结盟，卡斯尔雷对其非常不信任，而在他亲自结识了特涅梅——这一政策的首创者——之后，也没有立即改变这种看法。正因如此，他对大臣特涅梅角色 的判断就更有可信性，而这位大臣后来与他处得十分亲近。
在下面的讲述中，我们将把目光放到从萨克森—波西米亚舞台到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和会的路途，以及梅特涅在这条道路上所起的作用上来。自从这位大臣1813年6月3日抵达伊钦起，他就以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独特的方式，一整年都在推行他的巡回会议外交。
在通往结盟的路途上（1813年6月17～20日）沙皇亚历山大与梅特涅在奥波奇诺宫的峰会
多萝茜·麦圭根（Dorothy McGuigan）将1813年6月梅特涅在波西米亚宫殿之间的往复穿梭外交，逐日作了形象的记述，并将他对威廉米娜·冯·萨甘的狂热追求也编写进去。[44]这段情史我们放在后面再谈。梅特涅在柏林任公使期间曾结识了哈登贝格，并对他尊敬有加，在1805年关于普鲁士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激烈谈判中，也曾赢得沙皇的信任，这些均对梅氏大有禆益。[45]但是，梅特涅对俄国政策的可靠性仍旧较为悲观——他的怨愤特别是与奥斯特利茨、提尔西特和埃尔福特这些地名联系在一起。现在他如果想以调停人的角色得到承认，就必须再艰苦奋斗一番。
普鲁士和俄国坚信，一旦他们的军队由于奥地利军队的加入而得到加强，就可以放弃令人厌烦的停战状态，也即可以立刻打败拿破仑。如果考虑一下拿破仑的实力、他的用兵诡计、恢复战斗力的能力和活力，以及他能够与他的敌对者再相抗衡一整年的本事，其中还可以取得威胁性的胜利，就会很容易地确定，俄国和普鲁士决策者的希望是迷惑人的。梅特涅对此持批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他比起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拿破仑的危险性。沙皇亚历山大、威廉·冯·洪堡、哈登贝格以及普鲁士的将军们，认为谈判毫无意义，他们想尽快继续战斗。与他们相反，梅特涅看到的是，奥地利军队还缺乏战斗力和装备，他还想找到一个赢得时间的方法，这可以通过向拿破仑提出谈判建议来获得。同时，他还开启了“毫无保留的先决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模式，并将奥地利加入战争同盟与这一模式绑定。参与各方均对用协议的形式作出约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梅特涅一方需要一个确实达成一致的条件，以便作为调停人以这个条件去面见拿破仑；而普鲁士和俄国一方则是因为愿意看到，一旦拿破仑拒绝的话，奥地利就有义务加入战争同盟。
梅特涅必须与对立的两极——拿破仑与俄国沙皇——谈判。他与亚历山大约定在东波西米亚的奥波奇诺宫觐见。弗朗茨皇帝命令立即将宫殿的沙龙布置好，6月17～20日，梅特涅与亚历山大的会谈将在这里举行，这些会谈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堪与这位大臣接着在德累斯顿进行的会谈相媲美。还在维也纳的时候，梅特涅就已经完全准确地研判了情况，必须亲临现场才能掌控复杂的局势、厘清与拿破仑的距离，并且同时加入反拿破仑同盟。仅靠外交文书往来，肯定达不到面对面会晤的互动效果。
在此处，有必要先说一下梅特涅与亚历山大对同盟的稳定所起的作用。关于第六次反法同盟，一个影响广泛的说法是，这个同盟只是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卡斯尔雷的领导（Castlereagh’s leadership）”］，通过他的智慧、想法、坚持不懈和谈判技巧，才能取得成功，并且是卡斯尔雷最终将同盟团结到了一起。[46]然而，事实是，英国外交大臣直到1814年1月才加入到事务的进程中，而同盟早在1813年6月就已经建立。卡斯尔雷对大陆内部事务并不精通，只是在与梅特涅的“真挚融洽（Entente cordiale）”的合作中，才逐渐发展成为同盟的重要支柱，而在这个过程中，梅特涅仍然继续起着必不可少的危机管理者的作用。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对于理解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作为同盟的首创者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于1813年6月，为这个一再受到威胁的信任关系奠定了基础。整个同盟的成功，取决于他们两人所具有的、调解冲突的方式和方法的能力。直到1814年4月攻入巴黎为止，对立的两极在各个转折点上都有着严重的分歧，以致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关于最高军事统帅人选、关于战役行动计划、关于德意志的重建、关于法国的皇位继承等。在这个过程中，梅特涅扮演的是一个一再成功地将俄国统治者的自私自利、感情冲动、在方案上反复无常又难以预测的性格摆平，并一再使同盟恢复和平的角色。
梅特涅的这种角色被误解的原因，在于他的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容易被双重解读的政策。沙皇的怒火——或者更应该说是复仇的欲望——促使他至少要让俄国军队占领敌方的大城市，才能让莫斯科遭受的灾难得到补偿。他向西进军的冲动，得到了哈登贝格、洪堡以及围绕在沙皇顾问施泰因男爵身边之人的支持。而奥地利的这位大臣却引起了他深深的不信任，因为正是这位大臣促成了哈布斯堡皇室与拿破仑的联姻，也正是他，在俄国战役之前与法国结盟。梅特涅一而再，再而三地顽固坚持的与拿破仑建立联系、向拿破仑提出谈判建议的做法，引起了沙皇的满腹狐疑，怀疑梅氏最终是要从冲突中为奥地利捞取最大的好处，并且有随时脱离同盟的可能。梅特涅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性格，主要是在前外交大臣和首相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Graf Nikolai Romanzov）圈子的人面前失去了信任。
在会见之前，梅特涅已经作好了沙皇对他“一直怀有严重的个人偏见”的心理准备。这个事项成败的关键，取决于他能否唤起沙皇的信任，以及能否将与拿破仑进行谈判的必要性作出可信的解释。因此，他当面向沙皇申明，要“以最坦诚的方式”来谈问题。只有“在无限的相互信任中”，盟国才能取得成功。此外，也应该“对弗朗茨皇帝的性格有深刻的了解”。[47]梅特涅不得不向沙皇解释说，如果必须要作出战争的决定，那么，奥地利的这位统治者就被置于一个政治困境之中：“弗朗茨皇帝相信拿破仑公开表示的想法的诚意，而我本人坚信 的则恰恰相反。”说这话的时候，梅特涅遵循着他的基本信念，“和平思想对拿破仑而言是陌生的”。[48]他试图让沙皇相信，“任何事物也不会让我们偏离已经成功踏上的治愈欧洲的道路，成为欧洲的拯救者”。[49]这种话听起来有些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然而，如果人们能够从梅特涅私人信件中经常使用的这个修辞——“欧洲的拯救者（Retter Europas）”——中，认识到他铲除拿破仑体制及其发明者的长远计划的话，就会认识到这些用词的意义所在。梅特涅太熟悉拿破仑了，他完全不相信拿破仑会满足于让自己的统治仅仅限于法国的旧边界之内。因此，将1813～1814年中的梅特涅看成一个绝望的、试图与拿破仑达成谅解的政客，而非一个十数年来渴望建立反法同盟的建筑师，是非常错误的。
在奥波奇诺宫，在沙皇面前，他将牌面摆明了出来，他已经“准备好，向他和盘托出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与拿破仑血战到底。当被问到，假如拿破仑接受了谈判建议，他会怎么办时，梅特涅答道，所致力于召开大会的谈判将证明，“拿破仑既不想要明智，也不想要公正，而结果将会是同样的”。[50]梅特涅不容置疑地让人相信，对于他而言，谈判只是个策略性的目的。那为什么谈判还是必要的呢？他的理由是要顾及弗朗茨皇帝，但是也要顾及法国的公众舆论以及拿破仑身边的人物，据说，拿氏的王公贵族、大臣将军们也纷纷赞成和平。目前的社会情绪“有些类似于革命的恐怖氛围时期”，就是说，像1793～1794年时的情况。[51]同时，梅特涅警告说，不要提出过于具体和过于苛刻的条件。如果条件过于苛刻，拿破仑会大事声张，他的新闻工具以及他的外交界就会叫嚷说，你们强迫让法国名誉扫地。[52]梅特涅想在拿破仑和法国人民之间打进一根楔子，而且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出现全国人民与拿破仑团结一致的危险效果。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梅特涅是对的，拿破仑在更加无望的情况下从厄尔巴（Elba）逃离时，他的旧部将军和士兵纷纷反水，追随他而去。对于亚历山大来讲，特别引起他信任的是梅特涅建议，请沙皇选派一名军官前往统帅部，以便 了解、掌握施瓦岑贝格全部的军事行动计划。按照梅特涅的建议，弗朗茨皇帝已经于5月8日任命施瓦岑贝格为新组建的奥地利在波西米亚主力部队的最高统帅。
除了梅特涅后来写的回忆录之外，还有见证人的报告完全确认了他对谈话的回忆所言不虚。因为弗里德里希·根茨在梅特涅离开一天之后，与沙皇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他用许许多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将大臣谈到要特别顾及的内容以及他的原本意图再次作了确认。
就像在奥波奇诺一样，自1813年直到1820年代，根茨都在积极参与梅特涅的政策。因此，有必要简要描述一下他所起的作用。通常他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他喜欢时髦的修辞，喜欢靠近权力、金钱和美女。“没有贵族头衔、没有学历、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对……工作纪律的道德意识”，因而他并不符合“现代的、专业的官员标准”。[53]基于此，他对在柏林仅仅做一名战争和领地顾问并不高兴和满意，并于1802年由科本茨招募，转而为奥地利效力。他按时收到报酬，但令他感到苦恼的是，他不属于预算内的在编人员。作为一个政论作家、一个宣传鼓动家、一个善于思考且有才干的顾问，在金融、国际事务特别是英国事务上，他的意见也经常被别人重视。自梅特涅1809年担任外交大臣以来，长期请他前往相府——作为工作人员、顾问、专题写手、秘书和各种会议的文书。他是梅特涅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梅氏看重他，有时在私密事情上也信任他，但是从来没有将他视同平起平坐。这个虚荣心很强的政论作家也帮助起草文稿、备忘录、公告或者报刊文章，以至于大臣很愿意将他带在身边，并利用他作为中间人与外人打交道。
在奥波奇诺，他使他的主人在沙皇面前讲的话有了可信性：“如果梅特涅先生是陛下您的大臣，并且像陛下您的大臣一样站在陛下面前，那么陛下将会发现，他是一个热烈赞成战争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奥地利的大臣，他不得不有另外的看法和想法。”[54]他说，与拿破仑一起，无法重建欧洲的均势。
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是，梅特涅最后当面向沙皇亚历山大说明，为了能够完全投入战斗，奥地利军队还需要拖延一些时日。总而言之，这位大臣完全说服了沙皇。当同盟军于1813年11月决定向法国进军时，出现了另外一些急迫的理由（下面将会说明），要与敌方进行持续的谈判，与此同时，远征和战斗也正在进行之中。
《莱辛巴赫专约》：联盟的基础（1813年6月27日）
梅特涅在动身前往德累斯顿之前，于6月24日给仍在伊钦的弗朗茨皇帝呈上了一道提示，禀报了他与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会谈时所要说的理由，但是恳请皇帝注意，已经获得的（与俄国的）相互信任，比在某一具体条件上的争论要重要得多。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恭请皇帝在沙皇面前保证，准备“以武力来支持”共同的观点，并且“为了达到最高目标，一旦加入战争，陛下将心无旁骛，不再作任何其他考虑！”[55]陛下还应该唤起沙皇回忆与梅特涅不久前进行的会谈，梅特涅在会谈中不仅将总体计划向沙皇和盘托出，而且还让他坚信，为什么与拿破仑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为奥地利的军备赢得时间，并且为的是能将拿破仑视作侵略者加以惩处。
梅特涅动身前往德累斯顿之前于6月25日批准的协议，作为秘密的、所谓的《莱辛巴赫专约》于6月27日签署。《专约》规定：①解散华沙公国，将领土分给俄国、普鲁士及奥地利；②普鲁士扩大到但泽，清除法国军队在普鲁士及华沙公国所建的所有军事要塞，并将北德地区归还给普鲁士（这实际上就包含着解散莱茵邦联的意思）；③将伊利里亚行省归还给奥地利；④恢复汉萨城市汉堡和吕贝克。在历史的著述中，总是出现第二款所写的内容，第一款却通常不被人关注；而正是 第一款有着梅特涅的思想，因为它包含了奥地利重新获得的角色——成为大国之间协议的执笔起草者——以及建立在均势基础之上的欧洲和平状态。这份协议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密，因为它明显地破坏了奥地利与拿破仑的联盟，并强迫拿破仑接受单方面的条件。
在德累斯顿马科里诺宫与拿破仑的峰会（1813年6月26～30日）
与梅特涅同时代的人，都在猜测梅氏在这次举世闻名的会晤中有何意图。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更愿意沉迷于这些几乎可以用来拍电影的情景之中，他们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戏剧角色了：世界历史浓缩在两个人物身上，并且以这个日子来划定欧洲大陆政治力量角逐的分水岭。原因当然不在于梅特涅1829年回顾这段经历时，在细节上添油加醋、添枝加叶的描绘方式。作为一个前外交官，他对谈判内容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因为在谈判中，一言不合，对手就可能拿来作为宣战的借口。因此，对梅特涅就会谈内容的复述几乎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对留存下来的所有文字记录——无论是出自梅特涅的，还是出自拿破仑或者其周边人物的——最新进行的极其缜密的比对，结果“令人吃惊的高度一致”。[56]历史学家们的大量指责，说梅特涅是想以虚荣的、矫揉造作的风格来卖弄、出风头，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
《1813年6月26日梅特涅侯爵觐见拿破仑一世》（油画），沃尔德玛·弗里德里希（Woldemar Friedrich）作，1900年
尽管如此，他在德累斯顿的本意还是难觅其踪，因为只有将到那时为止他形成的判断视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才能得出结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于6月初甫抵皇帝位于波西米亚伊钦的统帅部，就立即不但与拿破仑而且与沙皇亚历山大建立了联系，以便促成同两人的会晤。当法国皇帝得悉梅特涅与沙皇见面的消息后，立即邀请这位大臣到德累斯顿来与自己见面。梅特涅于1813年6月26日，星期六，出现在拿破仑位于德累斯顿的马科里诺宫中，公文包中则带着有奥地利自我约束条款的《莱辛巴赫专约》。当时举行会谈的中国厅，如今还在供人参观。
对梅特涅带有回顾性质的记录，不能像对速记员所作的逐字逐句的记录那样来阅读，这样做才是对的。就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他完全不想将历时近9个小时的、有时拿破仑口若悬河式健谈中所说的所有内容，都重现出来：“我只是将跟我发出的信息有直接关系的回应中的突出重点，写了出来。”[57]这位大臣以大受欢迎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向他的传记写作者透露，在他看来什么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东西。对他来讲最紧迫的是两个问题：当前拿破仑的作战实力，以及这位皇帝的谈判意愿。由于这场争吵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人们对它进行世界历史性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更有必要对它进行仔细的研究，虽然看起来已经再没有什么内容不为人所知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拿破仑现时的作战实力，从拿破仑本人口中获取消息，是梅特涅的最高目标。我们知道，自从梅特涅给自己任驻德累斯顿公使拟定行事指令以来，特别是在巴黎任公使以来，他已经认识到拿破仑的“世界霸业”倾向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样，他不懈地谋求不仅仅要按照均势的模式来恢复欧洲的秩序，而且还要新建这种秩序。如果拿破仑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这个新秩序中就没有他的位置。布普纳伯爵最近在德累斯顿与他进行的谈话表明，拿破仑会将作为胜利者放弃已经占领的土地，或者放弃对德意志的宗主权的行为，看作是有损名誉的一种污辱。他又在德累斯再次申明这一点，并当面要求梅特涅补偿30万士兵[58]给他，因为在攻占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时，他损失了这么多军队。在与沙皇会谈时，梅特涅就曾经解释过，他在与拿破仑谈判时，并不期待他会同意任何一种和平条件。无疑，梅特涅的意图是，不仅要从沙皇那里获得对“武装调停”的授权，而且要获得拿破仑本人的亲自授权，因为他在六个星期前，当着布普纳的面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
然而，会谈还有远远超出这些意义的更深层面的含义，这层含义出自于当前的局面，也正是由于这种局面，梅特涅才离开伊钦的统帅部。在那里，奥地利人已经完全致力于将各种不同的军团整合，积极地为战争的到来作着准备：所有在战场上可能落入敌人手中的物资，全部被清走；人们将驻防加固，封闭通往布拉格的交通线，因为布拉格被用作武器堆放地；开始沿着易北河和伏尔塔瓦河建立桥头堡，并建设供奥地利军队和被调来的波西米亚的联盟部队使用的给养仓库；同时，还设立了大量的食品集散点。东波西米亚和北波西米亚地区都变成了巨大的野战营地。[59]当人们开始为开战统计自己的军力时，梅特涅离开了统帅部，实际上，这是去进行会谈的真正动力：“我想要确定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战争进程的实际情况。”他在这里指的是对手的兵力情况，并再一次证明，他懂得在战略的轨道上同时考虑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拿破仑与梅特涅之间谈话的某些段落，突然变得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意义。因为梅特涅知道他的对手心理上的弱点，于是，梅特涅就有目的地专门在估计可能有弱点的地方向他挑衅，以试图激怒他。他头脑冷静地对他们之间在脾气秉性上的反差加以利用：他自己冷静从容、保持距离、自律自持、说话算数，很难通过挑衅套出他的话来——而拿破仑则暴躁易怒、冲动发火、缺乏自制，容易被他外交技巧老到的对手故意表演出来的平静所激怒。梅特涅的第一个挑衅，是当他给出奥地利的军队数量为25万人时发出的，而拿破仑则计算出人数最高不会超过7.5万人，拿破仑还令人吃惊地表示，（奥地利）皇帝搞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应该不难。[60]而他，梅特涅，也应该有本事给自己一份法国军队的准确名单列表。自认为是军事计算大师的拿破仑，却轻易地上了挑衅的当，并透露了他的消息来源：是法国驻维也纳公使纳尔榜伯爵（Comte de Narbonne）通过（奥地利）陆军中为他工作的间谍搞到了情报。根据情报编制的一张列表中，他——拿破仑——就连奥军中最后一名鼓号手都计算进来，同样的事他的军事统帅部也在做，简言之：他的一切都建立在“数学计算的基础上”。他甚至带着梅特涅进入他的作战室参观，并将奥地利的军事部署图展现给梅氏看，他每天都会获得标明着奥军直到团以下单位的调动情况。拿破仑滔滔不绝，也相当深入地（“也有大段的离题话”）介绍着他所计算的军队实力，从而也被引诱着向他的潜在敌手展示了本应保密的军事情报。当贝尔蒂埃送别梅特涅时，问梅特涅对与皇帝的谈话是否满意，他得到的回答是：“他给了我完全的启发，与这个人的戏结束了。”[61]梅特涅用以下的话语作了非常珍贵的解释：“我与拿破仑谈判一事引起了我的疑问，是否再争取几个星期的时间会更好一些，以便我们的‘战斗序列（Ordre de bataille）’尽可能地达到充分满员。”[62]
还在6月26日深夜，梅特涅就派出了一名信使，携带一封信前往施瓦岑贝格侯爵的统帅部，询问奥地利陆军通过延长停火协定是否还可以得到加强，以及为达此目的具体需要多长时间。两天之后的下午，梅特涅就得到了答复。施瓦岑贝格写道：“我的部队二十天之内就可以增加7.5万人，我将把在这个期限内达到目的看作是幸运的事，第二十一天对于我来说都是多余的负担。”[63]
这个消息为梅特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促使他在德累斯顿多坚持了三天，这是原来没有计划进去的。于是，梅特涅脑子里装着新得到的消息，不停地与拿破仑，与他的外交大臣马雷以及与在场的元帅和将军们交谈。他的目的是，通过延长停战为重整军备赢得时间。当他在6月29日仍然没有获得具体的结果后，他向马雷宣布，自己将于第二天一早动身离开。直到这时拿破仑才让了步，邀请他于第二天早上8点先到马科里诺宫花园见面，然后去他的办公室。6月30日进行的第二次德累斯顿谈话通常很少被注意，它当然不像四天之前的谈话那样富于激烈的戏剧性，但是，它带来的结果却对战争或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后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诅咒这一结果时说，这次停战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
梅特涅则在这里显示了他是为正在成立的反法同盟效力的、光彩照人的军事政治战略家。当时的局面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鼓励了将梅特涅的要求诉诸笔端，要求中相对简要的部分都在拿破仑的容忍范围之内：承认奥地利的武装调停，交战各方及调停人奥地利参加7月10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和会；确定8月10日为谈判的日子；以及最后一条，各方以此时为限，停止军事行动。
这个拿破仑签署了的契约，实际上是纯双边性质的，不能算作停战协定，因为奥地利并没有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拿破仑指出的也很对，他与俄国和普鲁士的停战协定到7月20日为止，而梅特涅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被授予全权来延长停战时限。这并非一个单纯形式上的问题，因为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正被压缩在位于普鲁士上西里西亚的、在地理上极其不利的境地，在提供给养食品方面非常困难。弗朗茨皇帝在1813年春季战役开始时，曾下令禁止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出口任何食品，以证明他在领土问题上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梅特涅却不能通过延长停战协定，让未来的盟友再继续坚持三个星期。因此，他逼迫拿破仑同意，从奥地利的国土上出口给养，并运送给敌方军队。拿破仑肯定会将这一举动视为奥地利打破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无疑是这样的。而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却证明了他的贯彻实施能力和远见卓识。鉴于获得了这些同意，梅特涅认为自己也有权为腓特烈·威廉三世和沙皇担保，说他们会延长停战。[64]
作为梅特涅首先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拿破仑当时的谈判意愿，到目前为止对所有解读德累斯顿谈判的人都是主要的题目。因为由于《莱辛巴赫专约》所承担的义务，梅特涅自己就说过，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原本处于最中心的位置，但是后来由于拿破仑慷慨大度地透露情报，无疑使问题的优先级向后推了：军事考虑及军事计划被放到了优先的位置。由于到目前为止，人们的目光只关注这次会谈的谈判方面，所以将梅特涅在这次争论中的角色评价为：争取不力，因为他面对拿破仑，没有提出更强硬的政治条件，诸如要求他放弃莱茵邦联等。但梅特涅很清楚，这种要求完全是多余的：拿破仑在与布普纳将军谈话时，就已经对奥地利皇帝的立场了然于胸，如果奥地利要求归还一些省，那就得付出流血的代价。[65]沉浸在 吕岑和包岑两场会战获胜后兴高采烈情绪中的拿破仑还扬言：“我一寸土地都不会让出。”
梅特涅更是避免谈及领土话题，相反却恳请欧洲：“世界需要和平。为了保证和平，你们必须回到以普遍安宁达成的权力边界中去。”他构筑了他的“国家联盟愿景”（多萝茜·麦圭根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欧洲未来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克制的精神、对独立国家自己奉行的法律和财产的尊重”，要起支配作用。在梅特涅告别之后，秘书范恩（Fain，也译“凡”）这样记录下拿破仑的口头报告：“奥地利想要建立一种秩序，在欧洲‘独立国家的联合（association d’états indépendants）’的庇护下，通过明智的权力分立来制造和平。”[66]按法恩的说法，拿破仑在驳斥要其“克制”的要求时，冷嘲热讽并且说得很具体。在上面提到的作战室里，他曾向他的谈判对手说，问题不仅仅涉及伊利里亚，还涉及中部意大利问题，教皇的回归问题，波兰解体问题，放弃西班牙、荷兰、莱茵邦联和瑞士等诸多问题。奥地利想要得到意大利，俄国觊觎着波兰，瑞典要求获得挪威，普鲁士索要萨克森，而英国则要重建荷兰和比利时。和平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你们要求的，无非是要法兰西帝国解体。”“你们”想一下子铲除库斯特林、格洛高、马格德堡、维泽尔、美因茨、安特卫普、亚历山大和曼图亚的军事要塞，将法军赶过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赶出）伊比利亚半岛。[67]
在这场争论之后，还在对梅特涅的角色耿耿于怀的拿破仑，也曾当着科兰古的面吐露过心声，以至于还存有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另外的报告。[68]根据这个报告也可以推测，是梅特涅自己将这些设想付诸讨论的。在这位大臣的眼里，这些东西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拿破仑认为，要求他在其统治过程中采取克制，无异于要求他投降。最近，蒙罗·莱莱斯在解读这次会谈时，将梅特涅标准规范的未来前景，与拿破仑赤裸裸的利益政策进行比较后，对前者大加赞扬，这显然是对的。他说，法国皇帝所认识的外交的唯一基础，就是权力和暴力。相反，对于梅特涅和弗朗茨皇帝来说，全欧洲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这体现在失败了的大国“均势（equilibrium）”之中。他们看到了未来有一个新的、可以保障所有欧洲国家权利的协约体系。普莱斯的关于这个未来前景在维也纳会议的地平线上至少已经部分实现了的想法，是完全具有说服力的。[69]
梅特涅与拿破仑谈判的意愿，曾备受指责，但是人们却没有看到，这位政治家是有意识地将谈判失败考虑在内。他就像寓言中的“考尔纳先生”，在他的表象下面，深藏着一个长远的战略：消灭拿破仑。1814年4月，在巴黎，梅特涅在拿破仑面前已经用不着藏着掖着了。当被问到，拿破仑的权力已经受到限制，是否可以继续统治下去时，梅特涅毫不掩饰地坦承——据说是根据塔列朗的说法流传的——“拿破仑是一个与之不能谈判的人，因为在他不走运的时候，他看起来什么都可以让步，而一旦取得一点点成功，他就会立刻变得狮子大开口，贪得无厌”。[70]
原因在于，任何教训都不能使这位皇帝的固执性格开窍，在德累斯顿他又一次表现出来。在那里，这位皇帝追求在欧洲的全能统治这一点，又以无以复加的粗暴方式得到确认，并且同时还以此印证了心理学上的解释说明，即拿破仑的人性中，一半的同情体谅心已经泯灭。[71]此事发生在梅特涅触及他的谈判对手的另一个痛点之时，这就是：在拿破仑自诩为一个给人类带来幸福的进步人士，与他不断进行的战争造成无数牺牲者的人道灾难之间，在道德上的矛盾和不一致。梅特涅指出，如果停战没有结果，就存在着新的战争危险，并恳请拿破仑关注法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72]梅特涅说，他非常仔细地注意到，战争已经改变了它的体量，变成了全面战争：“在正常年代，军队只是人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全民皆兵，是您号召人民加入军队的。”他当面对拿破仑这样说道。而新兵基本上是“预订的一代”，他们实际上还都是孩子。梅特涅说的不错：2001年秋在维尔纽斯（Vilnius）发现了一个群体墓葬，有3000具士兵的尸骸，经过认真考证确认，这些尸骸属于1812年的“大军”。在撤退的过程中，这些士兵将自己艰难地拖到了这里，而对这些尸骸的腿骨进行的检查证明，其中果真有非常年轻的士兵——他们有的断了脚趾，矫形外科专家诊断为应力性骨折，是非人道的强行军导致了这些牺牲者的命运。
在说到军事原因时，拿破仑感到触及了他的灵魂深处，于是变得出奇的愤怒。他对梅特涅横加斥责，说他不是军人，根本不了解军人的思想。据说，他随后补充道：“百万人的生命算个屁！”后来付梓的梅特涅的《遗存的文件》也是这样写的。梅特涅还在誊清稿的边缘加了亲笔补充：“我都不敢在这里引用拿破仑使用过很多次的、更加粗鲁的表达方式（Je n’ose pas me servir ici du terme bien plus énergique employé par Napoléon）。”[73]
与后来的誊清稿相反，在布拉格保存的梅特涅用法语写的与拿破仑会谈的手稿中，梅氏还使用了一个缩写，这个缩写可以将拿破仑的原话重新还原。[74]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梅特涅亲手删除了拿破仑的原话：“Je suis élevé dans les camps，je ne connais que les camps，et un homme comme moi se f［out］ de la vie d’un million d’hommes！”——“我是在野战军营中长大的，除了野战军营，我不知道别的东西，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百万人的生命算个屁！”
梅特涅在手稿边缘的注释：“我都不敢在这里引用拿破仑使用过很多次的、更加粗鲁的表达方式。”
在历史学家看来，没有必要掩盖拿破仑的这种思维方式，再加上此人实际上也的确在由他挑起的战争中，置生灵涂炭于不顾，只想要自己成为“世纪伟人”。在德累斯顿的表态也不是随口而出的口误，因为当着布普纳的面时，拿破仑已经将其兵痞的秉性展露无遗，并且还假以威胁说，如果完蛋，那就大家一块儿玩完：“我不会退让出任何东西，一个村庄也不让，这些是我通过符合宪法的途径，合并进法兰西的。一个从普通人地位登上皇位的人 ［‘暴发户（parvenu）’］，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闯荡了二十年的人，一个连炮弹都不怕的人，威胁更不在话下。我不胡诌我的人生，但也很少夸大别人的。我不会为了活命而摇摆不定，我并不将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千百万人的生命更高贵。但是如果必须的话，我会牺牲百万人的生命。通过暴力你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会在许多战役中厮杀，你们想要逼迫我就范，就必须在许多战争中战胜我。我也许会灭亡，我的皇朝与我同归于尽。这一切于我都无所谓。你们想从我手中夺走意大利和德意志。你们想羞辱我。”[75]
梅特涅的手稿：“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百万人的生命算个屁！”
梅特涅知道，他去德累斯顿见拿破仑会遇到什么情况，因为布普纳通过上述引用的报告内容，已经使他有了思想准备。谈判对于拿破仑来说，同对梅特涅的一样，意味着要考虑、研究对方提出的条件。仅仅这一点就使这位皇帝感到受了羞辱。在科兰古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拿破仑说着说着就会大为光火，因为他将梅特涅的和平倡议——说得对，就是和平倡议——理解为一个借口。他说，梅特涅不想再与其结盟了，他现在会变成敌人吗？当梅特涅正在试图揣测拿破仑的谈判意愿的程度时，此人却正在因为奥地利不再可靠而怒火冲天。他清楚地知道，梅特涅的意图是限制法国的权力，他要羞辱法国、削弱法国、瘫痪法军，并用枪口对准自己（拿破仑）的胸膛。拿破仑说，“和平”这个字眼只不过是掩盖奥地利重新夺回业已失去的意大利、德意志以及所有一切的企图，想要将一切推翻，隐藏着的就是背叛。梅特涅原本的目标就是持续的欧洲和平秩序，而拿破仑则始终将只是贪婪小块领土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对手身上，并且无休无止地让奥地利面对已经失去的伊利里亚这一话题，进而将其作为诱饵加以利用。
总之，通过会谈，梅特涅肯定更加确认了他的判断，即拿破仑永远不会遵守条约协议并受其约束。梅特涅对法国皇帝没有政治自我节制能力的估计十分正确，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拿破仑本来可以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厄尔巴岛上生存下来，虽然在政治上受到限制。相反，他却利用了在这里的机会，卷土重来，重新开始了权力的游戏。梅特涅1814年4月在巴黎就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对将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的解决方式异常恼火。但是，在梅特涅从第戎（Dijon）出发 抵达巴黎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将一切安排就绪，成为既成事实——完全违背了梅特涅坚定不移的意愿。反过来可以追溯一下他在马科里诺宫的态度，他一直在坚持实施反抗拿破仑的战争计划，虽然也曾提出过举行布拉格和谈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