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从东方到莱茵河：大国“协调”的挑战

由于七月革命以来引起的整个欧洲公众舆论的激荡，梅特涅强烈地希望，能够继续保持此前的欧洲定期举行会议体制的功效，尽管这种会晤会使参加者横穿欧洲、车马劳顿。在当时的那种路况中，坐着减震效果极差的马车，颠簸数星期，必须要有承受超出体力极限的能力。国务首相虽然在他的信中抱怨辛苦，但是仍然坚持这样去做。开始时，这种坚持对东方大国的效果很有限。1833年9月在布拉格东北部的门兴格莱茨［Münchengrätz，捷克语叫作姆尼赫沃赫拉吉什捷（Mnichovo Hradiště）］举行了会晤，沙皇尼古拉从华沙赶来。在那里，在普鲁士王储在场的情况下，奥地利和俄国签署了一份共同协定，这份协定看起来好像是要将1815年原本针对法国的体系重新激活。以这个同盟为支柱，俄国就可以转向到保留奥斯曼帝国的方针上 来，如果它只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巴尔干以及黑海海峡为止，基于此，俄国与普鲁士加入了这个协定。此外，协定还保证波兰被占领的现状，以及如果发生波兰人为了成立自己的王国而举行起义的情况，将相互给予支援。同时，同意在共同应对煽动性的“自由主义”战斗中，互相提供帮助，因为预计“革命”会继续进行，双方还就互相交换有关“激进主义”的警察情报达成了一致。如果革命蔓延到德意志邦联、哈布斯堡皇朝和普鲁士，各国可以凭借求救进行干涉。1849年就发生了俄国军队急驰而至援助奥地利的情况，若没有援助，革命根本不可能被镇压下去。这个反对革命的同盟也要确保各自皇（王）朝体制本身的稳定，就像沙皇尼古拉1833年在门兴格莱茨表示的一样，保证当时的皇储、未来的皇帝斐迪南继位，虽然无论其在体力还是智力方面，均无法当朝理政。这一政策首先是稳定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体系，而不是为阵营政策服务，因而从基本上说，为准备直到1841年为止这几年的协调政策，三大国均作出了贡献。

从表面上看，好像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的保守同盟再一次被激活了，然而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门兴格莱茨是确保1815年欧洲体系的再一次尝试，因为保持奥斯曼帝国关系到维也纳体系整体的存亡，这非常明显是梅特涅的功绩。与此并行的，是不久前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于1833年7月签署的协议［《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Vertrag von Hunkiar Iskelessi）］，它使过去的战争对手结成了防御联盟，沙皇再一次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并且在一条“附加秘密条款”中，达成了封锁第三国战舰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约定。

梅特涅知道，这个承诺等于是对法国的羞辱，更严重的是对英国的羞辱，作为一个海权大国，英国认为这触动了它的利益。沙俄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基本上是清晰地发出了超越维也纳体系 的、俄帝国主义的声音，并一再向西延展。而对于梅特涅而言，这之所以不是问题，是因为这些海峡并不一定涉及哈布斯堡皇朝，而对奥斯曼帝国的保障以及这个秘密条款，则可以确保法国与沙皇之间令人畏惧的谅解，已可以不再处于忧虑的范围之内。梅特涅的长远目标一直是，从维也纳共识的道义出发，建立五国共治的和平和睦。如果这种团结一时间不能保障，至少大国还可以奉行保证欧洲和平的理智政策。

1839～1841年，这一政策再一次经受了考验。近来，对所有公使馆档案再一次进行彻底的审阅后证明，梅特涅对克服欧洲范围的危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缓解了因奥斯曼帝国内部冲突的爆发而带来的冲突。[28]由于法国外交部的偏袒，这一冲突险些引发欧洲规模的大战。在1840年《第一次伦敦条约》中，在排除法国的情况下，几大国将埃及的副王逼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边界中，并且确保了奥斯曼帝国的生存，于是，原本局限于叙利亚和埃及的地区冲突，呈现了扩大的趋势。法国公众对四国同盟的私下约定，出奇的愤怒，情感中还夹杂着面子政治和对伟大的拿破仑的历史性回忆，并且偏偏正赶上拿破仑的尸骨从圣赫勒拿岛刚刚运抵巴黎。协议被视作法国的民族耻辱，因为看起来就像四个战争盟国在1813～1815年时做的那样，共谋反对法国。这就使法国产生了要进行报复的想法，被点燃的报刊舆论要求重新夺回莱茵河边界和上意大利。德意志新闻以及歌曲运动（Liedbewegung，“他们得不到它——自由的德意志莱茵河”），对此报以了一波民族激情，而双方都在谈论进行捍卫祖国的战争。

1840年，不但法国，而且德意志邦联也在考虑动员军队的具体方式。而梅特涅则成功地打破了对法国的外交孤立，并在1841年的《第二次伦敦条约》中，促成了五 大国与奥斯曼帝国苏丹达成一致，禁止战舰在和平时期进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是他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梅特涅及时地认识到将法国排除在共同的大国政治之外，具有很高的风险，因为这就顺理成章地意味着，根本上关系到法国的自我排除政策。

整个的国际冲突却澄清了，在莱茵危机的过程中，梅特涅是将德意志邦联作为一个要认真严肃对待的军事因素来加以评估的，并且未将在莱茵危机期间、群情激奋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公开进行的鼓动性宣传，定性为“革命”，而是将其看作在加强德意志邦联，并明确表示欢迎。在普奥关系之中，重新赢得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梅特涅也遇到了由他参与创立的1815年体系照样不能搞定的事，因为现状是无法预设的：希腊和比利时的独立、卢森堡的被瓜分，以及巴黎统治者被推翻是无法阻止的；而在停滞意义上的稳定也是无法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