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逃脱毁灭的命运

简而言之，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冒着烟的瓦砾，毁灭，到最后就是彻底的崩溃。[1]

——古斯塔夫·冯·卡尔

经过连续几周的降雪，1924年3月11日，第十二天的审判在春天的希冀与众人的迫切期待[2]中开场了。前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应该在今天出庭作证，驳斥关于他是政变同谋的指控，顺便澄清一些至今困扰着希特勒审判的含混与矛盾之处。

卡尔在一个侧门下了车，躲过了准备拍摄他的到场的摄制组。早上9点刚过，主审法官正携其他法官进入法庭时，卡尔悄无声息地走进来，[3]向法官席匆匆鞠了个躬，走上了证人席。

61岁的卡尔是个敦实的小个子，一头黑发，有时会把浓密的胡须往上翘。油光光的头发[4]梳成中分，硕大的脑袋陷进滚圆的肩膀。他谨慎地扫视四周，带着漫画家会喜欢的那种愁容。《西方闪电报》形容卡尔的样子像个“真正的多瑙河乡下人”。[5]

有人认为他看上去紧张而矜持，非常依赖自己的笔记。还有《巴伐利亚信使报》之类的报纸说他有一张经典的扑克脸，难以捉摸。[6]卡尔的声音犹豫[7]而细弱，即便到后面开始有了力量，音调也还是很平。他简要回顾了1923年秋天德国出现的经济动荡和政治混乱，他的这个掌握巴伐利亚大权的职位，就是因此而取得的。

奈特哈特法官要求证人不要一味读稿子。

在表示接受这个批评后，卡尔继续谈论他如何希望通过“政治压力”[8]而非武力来应对危机。他说邦务委员办公室在1923年9月开始察觉到希特勒-鲁登道夫政变的迹象，但是反对这种残酷的方式，因为它将对巴伐利亚和德国产生“极恶劣的、灾难性的”[9]影响。他预计会爆发内战，可能还要与法国及其盟国开战。

此外，卡尔问道，难道希特勒及其党羽没意识到，军队缺乏“服装、鞋袜、装备、弹药、武器和钱？”[10]这个说法格外像是在向国际社会保证，德国没有在重建军队，从而违反《凡尔赛条约》。

“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和厌恶，”卡尔回忆希特勒冲击集会那一刻的感受。让他愤懑不已的是，自己的爱国政权居然会受到一群号称“心系国族”的人攻击。当他意识到这一鲁莽之举可能导致“我们的国内和国际政治面临灭顶之灾”时，他感到“深切的悲哀与焦虑”。

他想过去争取啤酒馆那些为他的演说欢呼的人们。他作为演说家自然跟希特勒没法比，但真正促使他没有行动的原因是现场有许多神经紧绷的武装冲锋队队员，以他们兴奋的状态来看，恐怕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手中的武器。他担心会造成“不可想象的不幸和流血”。[11]

卡尔提到，他在讲台上小声跟洛索和塞瑟说话，敦促他们寻找逃脱之法。他说他始终很镇定，心里想着的是人民的福祉。他们决定玩一个事关重大的哑谜，由此来换得自己的自由。

奈特哈特法官再次要求证人不要读稿子。[12]

巴黎《晨报》驻外记者[13]也对卡尔有怀疑，不过是因为另一个原因。他对事件的描述和洛索基本上是一样的，有时候是逐字逐句的相同。

接下来卡尔解释了自己在政变之夜的行为。无论在事态发展的哪个阶段，证人口中的自己都是一个无私的领袖，毫无野心，只为共和国大局着想。

上午约11：25，奈特哈特法官问还有谁要提问。

施坦莱恩提出转为秘密审理。

没人反对，奈特哈特将民众请出了法庭。

在一段漫长的庭期里，卡尔承认巴伐利亚防卫军在扩编，但并不是像辩方说的那样，是发起政变的前奏，而是针对共产主义暴动进行的安保预防措施。他还承认防卫军补充了一些爱国社团的志愿兵。他坚称那是为了协助警察预防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共产主义叛乱，不是在准备进军柏林。

主审法官宣布可以提问后，鲁登道夫问他，当局计划扩编几个营的防卫军。

卡尔说他不知道。

在自问自答前，鲁登道夫指出卡尔所说的增兵命令是10月9日下达的，但隔了超过两周才执行。如果动员真的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卡尔说他无法解释推延的原因。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奈特哈特问。[14]

“不知道。”[15]

鲁登道夫接下来的问题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他问卡尔是否知道那道防卫军命令（Ia Nr. 800/23）[16]反复使用“行动”一词，而不是在单纯的警察部队调遣中会用的“调动”。“行动”是一个军事术语，鲁登道夫说道。

卡尔说他不记得这道命令。“可能是经过我的手，但我不记得了。”[17]

鲁登道夫接着提请大家注意，防卫军的扩编并不是如卡尔说的那样，只是一小群志愿兵。它的规模扩大了两倍。[18]如此大幅的扩军，卡尔还能做何解释？

“我不知道，”卡尔说。

经过进一步的盘问，卡尔托称他不知情，要么就说相关的事情并不在他职权范围内。只是偶尔塞瑟告诉他他才知道。

塞瑟怎么说的？奈特哈特问。

“我不记得了。”[19]

在接下来的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审理中，卡尔一味地否认、躲避，摆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有时候辩方会提出他们听不清或听不懂他的回答，愈发加剧了他的不自在。

卡尔以保密为由拒绝回答一个关于警察在10月底贮备弹药的问题——辩方嗅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提醒他现在就是在闭门审理。

“这的确是很不寻常，”[20]被一连串的拒绝回答激怒的奈特哈特法官终于说道。

不胜其烦的卡尔一度对法官说：“我每天从早到晚要负责许多官府事宜，无暇顾及这些小事。”[21]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休庭后，法庭于下午4：10开始进入公开环节，这场对古斯塔夫·冯·卡尔的盘问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然而接下来将是更多的否认、躲闪和歪曲，甚至根本就是谎言。目前看来，澄清事实的希望再度破灭了。

在开庭时，奈特哈特要求辩方律师提问要有选择、有条理。罗德问卡尔，他在下午读的那篇打字稿有没有复印和分发出去过。

这些只是他的笔记，卡尔说，但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副本。

追问之下，卡尔承认他给了洛索和塞瑟一份。他说有必要“核对我在这里说的一切，看看是否与事实一致”。[22]

罗德问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有没有见面讨论证词。

卡尔否认了。

法官打断了罗德的进一步提问。接着希特勒就卡尔的邦务委员任命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但他也被奈特哈特阻止。

这一次，罗德和希特勒并不只是在利用旁听席的偏向。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次法律策略的转变。如果无法将卡尔和三巨头确立为政变的主动串谋参与者，那么他们就得选择另一个攻击的思路了。具体来说：检方的控罪是被告人图谋用武力改变宪制。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卡尔被任命为邦务委员那一刻起，宪制就不复存在了。

施坦莱恩立即表示反对。“邦务委员的权力是明确源自［紧急］法令的。”[23]

罗德反驳道，事实上他无法找到可以佐证这一解释的法律条文或法令公报，或是任何的官方文件。也许卡尔或者检方可以说明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让大家长长见识。

这个出乎意料的辩词促使奈特哈特宣布短暂休庭。法官们回来后宣布，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这个方向的提问不能再继续。罗德试图改一个措辞，但被法官再次制止。越来越不耐烦的法官再次打断他的话，问辩方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

罗德列出了一串他想问卡尔的问题，都是围绕他的权力的法律基础，以及他的行为的合宪性。卡尔再一次仿佛成了被告人，这位前政府官员苦于无法打消他曾越权行事的印象，而在另一位辩方律师海尔穆特·梅耶看来，这一点是“本案的关键”。[24]

奈特哈特宣布合议庭进入当天下午的第二次休庭，并在会商之后表示禁止辩方再提这些问题。

等到罗德重新提起这个话题时，奈特哈特再次裁定不合程序。

于是，铁了心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的罗德问卡尔，他是否真的如他声称的那样反对政变，为什么等了将近五个小时［其实更接近四个小时］才告知其内阁成员打算抵制政变？

“事情没那么简单，”[25]卡尔说，不过他没能向法庭说清楚到底什么地方比辩方所说的更复杂，以及为什么。

在检方狼狈不堪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辩方继续质疑卡尔作为证人的可信性，以及他作为啤酒馆政变的无辜受害者的身份。奈特哈特则一边要顾及这位显要人物的名誉，一边在担心审判给人造成的印象，而他的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

[1] NA T84/2 EAP 105/7，1329.

[2] 1924年3月11日《慕尼黑报》和1924年3月12日《高卢人报》。

[3] 1924年3月1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11日《慕尼黑报》。

[4] Carl Christian Bry，March 11，1924，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81.

[5] 1924年3月12日《西方闪电报》。

[6] 1924年3月12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7] 1924年3月12日和1924年3月13日《巴黎之声》；1924年3月12日《慕尼黑邮报》。

[8] NA T84/2 EAP 105/7，1327，而不是向柏林发起军事攻击，NA T84/2 EAP 105/7，1339。

[9] NA T84/2 EAP 105/7，1327.

[10] NA T84/2 EAP 105/7，1329.

[11] NA T84/2 EAP 105/7，1344-45.

[12] 记者普遍提到卡尔是在读，1924年3月12日《大德意志报》和1924年3月12日《汇报》。

[13] 1924年3月12日《晨报》。

[14] NA T84/2 EAP 105/7，1372.

[15] NA T84/2 EAP 105/7，1372.

[16] Ia Nr. 800/23，MA 103476/2，989，BHStA and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8），189.

[17] NA T84/2 EAP 105/7，1373.

[18] Minutes of meeting，November 6，1923，report，Zur Vorgeschichte des 8. Novembers 1923，HA 5/127. See also F. L. Carsten，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179.

[19] NA T84/2 EAP 105/7，1372-87.

[20] NA T84/2 EAP 105/7，1387.

[21] NA T84/2 EAP 105/7，1393.

[22] NA T84/2 EAP 105/7，1414.

[23] NA T84/2 EAP 105/7，1423. 关于这段情节还可参阅辩护律师海尔穆特·梅耶的备忘录，1924年2月19日，HA 5/114I，以及他的“Münchner Hochverratsprozess，” Der Gerichtssaal 91 （1925），93-124。关于这名律师，见Natalie Willsch，Hellmuth Mayer （1895-1980）. Vom Verteidiger im Hitler-Prozess 1924 zum liberalkonservativ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ler. Das vielgestaltige Leben und Werk des Kieler Strafrechtslehrers （Baden-Baden：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2008），本书以她在克里斯蒂安-阿尔伯特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

[24] NA T84/2 EAP 105/7，1431.

[25] NA T84/2 EAP 105/7，1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