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信息通信的革命—各国人民的春天—国家安全

欧洲作为公众舆论的经验空间

1830年，与反对第一次法国革命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时已截然不同。从那时以来的十五年间，解除旧的等级制度的进程在一直向前推进。1816年之后，一场新的饥饿和通货膨胀危机，在饥荒的1830年再次 席卷而来，并制造了遍及欧洲的社会抗议的反响土壤。在德意志，社会性的动乱并非像一次相互协调的行动，而是像燎原烈火一样火速蔓延：在亚琛，手工业者和工人冲击了一个工厂主的工地；在莱比锡，手工业学徒和小工袭击了各方面都遭人愤恨的地方警察，并且喊出了七月革命的口号；^[17]在德累斯顿，示威的人群冲击市政厅并焚烧文件；农民以及上卢萨蒂亚纺织工人中的本地工人也终于揭竿而起；在不伦瑞克，人们甚至将宫殿烧毁；在卡塞尔，面包涨价之后，穷人冲击了面包店；在汉诺威，大学生们试着举行起义。日益彰显的绝对贫困正在展现着它的影响。

新型的信息通信革命的功效是受人欢迎的。冲天而起的巨量的日报、时评和讽刺性刊物淹没了市场。1853年，海德堡历史学者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就已经认识到现代化特点的深层原因：“有产者迁移的灵活性、遗产的平均分配、共同的学校、便捷的交通工具，这一切对促进各等级的相互接近产生了影响。人的不同特质和热情同样也一致起来，这有助于最底层等级的提升。”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就因为这句话，他被处以叛国罪。他说：“所有被压迫者和受苦难者的解放，是整个世纪的呼唤。而这种思想的强力在欧洲革除屈从和徭役的过程中，以及在西印度解放奴隶的过程中，成了战胜强大利益（集团）和根深蒂固的社会状态的胜利者。”^[18]格维努斯与他的后继者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及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想法相反，他的思想还是欧洲式的，并且像他自己写的一样，“还处于世界公民的联盟中”。因此，他对欧洲的行动和信息通信空间认识得很准确，在1789年之后，这个空间非常典型地得到了不断扩大，先是在1820年，后是在1830年，直到最后的1848年。以这些年代的革命为标志，欧洲范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循环周期结束了。自此，再也没有“幽灵”（卡尔·马克思语）在欧洲游荡了，而“世界革命”也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的纸上谈兵而已。因为，对欧洲普遍感知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梅特涅事先预见的为形成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

尽管对欧洲作为 一个整体有着共同的看法，梅特涅还是不同意格维努斯有关欧洲大陆正行进在通往自由王国的路途上的进步乐观主义。相反，他当面向涅谢尔罗迭坦承，七月革命引起了他的思考：“我最隐秘的思考是，旧欧洲正处在其终结的开端。我决心与之共存亡，我将坚定地履行我的义务，而这种誓言并非仅仅只有我一个人发出过，皇帝也同时发了誓。另一方面，新欧洲还没有开始，在开始与终结之间，将产生混乱。”^[19]他预测着这种混乱将会在两个领域发生：社会以及国家之间。在说到这两个领域时，他思考的方式也是欧洲式的。

在欧洲的信息通信空间，从巴黎发出的信号将民族的力量激发出来，就像1813～1815年在波兰、西班牙、德意志和意大利曾显示过的那样。那时，拿破仑已是一个战败的或者一个被崇拜的象征。自从七月革命以来，在公开的讨论中形成了一条战线：战线的一边站立的是那些为报刊写文章的、将自己定义为自由战士的言论领袖；另一边则是“持保留原则的堡垒”（格维努斯语）、专制主义和“保留的皇朝政治”。善与恶泾渭分明、高下立判。

“各国人民的春天”：“未来的炸药桶”

民族性的原则立即起到了燃料和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在平民贵族朱塞佩·马志尼极具蛊惑力和说服力的演讲中，他大肆宣扬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的各国人民的“春天”。他蛊惑召唤“青年欧洲”、“青年意大利”和“青年德意志”，同时，他唤醒和宣传鼓动人们进行反对“梅特涅体制”的革命战争。这再一次证明了这种认识，即在现时的、悲惨的状况需要更多希望的地方，那里的民族性就特别的兴旺发达，这是人们从“人民觉醒”和“民族再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中创造出来的。那时候，那些激昂亢奋的群体对民族性影响的无知程度，大到简直无法想象，他们以为，他们从文化上和宗教上获得的民族性，在各自的国家以及在政治上将得以实现，并且对于邻国而言是和平无害的。精神的、宗教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危机以及不稳定，造成了民 族主义在所有地方的兴起。因此，用划时代的概念“三月革命之前”，来描述陷入运动中的社会在不情愿地追求欧洲更大规模的革命，并导致其于1848年3月发生，便再贴切不过了。

赫尔穆特·隆普勒（Helmut Rumpler）用“潘多拉魔盒”这个形象画面来形容是很对的，他让人们对三月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在哈布斯堡皇朝内对民族性发表的五花八门的言论，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又痛苦地认识到：“民族自决也包含了划清民族界限”，这就“为未来埋下了炸药”。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民族历史叙事方式，挡住了自己对全景的观察，而这种全景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民族性及其运动“减少自身要求”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把握自己，以至不进行战争。^[20]但是，如果正好有机会能够征服和赢得某些东西时，为什么要放弃呢？不是看着别人，而是着眼于自己，这样才能汲取自己希望得到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的。按照隆普勒的说法，各国人民的春天会点燃离心的力量——一种“反对派的民族主义或者分离式的民族主义”。他形象地将这一幕——对于梅特涅而言是开始构建灾难性的一幕——即“波兰还没有灭亡”这句在今天波兰国歌中还继续存在的口号，与号召建立波兰民族国家的这把板斧，一同砍向了整个维也纳体系。波兰人看到自己面对的，是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的文化觉醒，原本只容忍在普雷斯堡帝国议会使用匈牙利语的马扎尔人（Magyaren），还要与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塞凯伊人（Széklern）、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战斗，捷克的民族主义与共同的“波西米亚民族”的双语基础渐行渐远，这个民族基础只能忍受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然而这个爱国主义发现，想要自我“实现”的斯洛伐克人，也成了新的对手。当克罗地亚人还在这个巨大的皇朝中寻找自身的位置时，它的斯拉夫兄弟已经在南部开始发展“全塞尔维亚”计划，而与之作对的则是正在兴起的“伊利里亚主义”。反过来，“觉醒的”伊利里亚人又要与一个意大利邻居算账，因为它正在庆祝自己的“复兴（Risorgimento）”。

直到此时，人们才开始慢慢地、深入地观察哈布斯堡皇朝农业的、法律的和机构设置的现状的多元性。帝国的 地区差异，就像它的所有的各个民族一样，是如此之大。在19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和波西米亚各邦中，农业的经济环境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相处得相对平静，就是说，进行社会抗议的动因还比较少。^[21]当普鲁士刚开始改革时，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已经显现了积极的效果，他们对在德意志邦联中出现的动乱很不理解，而在帝国和普鲁士，眼之所见是相对安宁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皇朝以鲁塞尼亚人为主的及以斯洛文尼亚人为主的东部地区，还非常落后，直到1910年，帝国统计数据的东西差距还令人印象非常深刻。^[22]看起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皇朝同样是分裂的，这对梅特涅而言，就必须精准地、有针对性地促进地区发展。他已经有了对伊利里亚和对上意大利的发展思路，后来对匈牙利也有了思路，尽管这些事务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动员哪些民族，这些问题在三月革命之前还并不清楚，而在1848年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首先是德意志人毫无感知，因为他们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只看到了自己——他们的亲希腊倾向和对波兰的友好态度，主要被当作反映其民族感情的陪衬。这些德意志人庆祝他们梦想出来的国家统一——1817年在瓦尔特堡，1832年在汉巴赫宫，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里登（Schleswig-Holstein-Liedern），在体操协会，在大学生协会，以及在天主教教区里。对于他们来说，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当然也属于他们之中，但是他们没有搞明白，他们只是欧洲大陆上觉醒的民族大合唱中的一环。

必须尽可能生动地去想象一下陷入了运动之中的民族多元性的景象，才能准确地理解梅特涅的政治算计，以及他的预感和担忧。他从来没有从单一的民族视角出发去思考问题，而是永远在各种复杂的综合背景下去加以思考。他知道与民族运动打交道的两种方案：文化促进和政治驯服，也就是在内政上设置障碍、建立堤坝，并且希望，随着内部富裕程度的提高，安定会随之到来。

对内政策的尖锐化

梅特涅在政策决断领域着手采取措施，像过去促成《卡尔斯巴德决议》一样，不能忘记的是，在这方面，占压倒多数的德意志诸侯 在背后为他撑腰。他们共同在卡尔斯巴德开始的进程，又在七月革命的过程中，通过邦联大会的各项决议得以完善：反对公众在地方议会中的过多参与（1830），反对在社团、政党、集会以及民族节日中，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1832）。国务首相将在邦联大会上试图制造刺杀的事件（1833年4月3日）列入了目前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系统排列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景象中。这次袭击比起通常的说法，即是由“容易激动的理想主义者”引起的，确实有着更多的支持者。^[23]这次行动，使得政府获得了建立第二个国家调查机构的理由：作为美因茨中央调查委员会后续机构的法兰克福中央调查局，而且梅特涅通过维也纳的部际会议（1834），再一次开始强化为了内部安全而在卡尔斯巴德打造的工具，手法是通过其他的邦联决议。

梅特涅还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独立于邦联政治之外的秘密情报机构：美因茨“中央警察”——相府的档案中用的就是这个名称——或者为了摆脱掉“警察”这个说法，并且听起来更时髦一些，叫作“美因茨情报办公室（MIB）”。^[24]这个方案是在法兰克福刺杀案发生前一个星期，梅特涅从巴伐利亚陆军元帅弗雷德那里引申发展而来的。机构设立之后，柏林、威斯巴登、达尔姆施塔特以及维也纳等各国宫廷，就围绕着这个十字转门，在政治、警察、间谍事务上展开了合作。这是德意志土地上第一个在机构上独立的、作为办公室组织建构的、集中的秘密情报机构，其行动范围遍及所有德意志邦联邦国，以及相邻的重点城市（巴黎、苏黎世）。在其成立时的1833年5月和解体时的1848年2月这段时间内，它将无数的有关可疑人员、社团、集会活动和旅行等的信息资料集中在一起，这样一来，办公室就起到了一个观察站的作用，使得梅特涅成为一个对大陆中部地区的政治运动和言论、有抱负的文学界，以及政治舆论等的消息最为灵通的政治家，大陆上再没有其他的政治家像他一样这么信息灵通了。

在维也纳，相府将从美因茨获得的成果，与警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各自部门的资料联系在一起。插图显示的就是对这些信息的评估结果，即试图从人员信息中发现一个相互联络通信的网络。这就使得存在一个“革命党”的旧说法已然多余，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大大提高追踪现实痕迹的准确性，同时，这种结合及调查的工作方式，又使得内部与外部工作的职权范围交叉在一起。梅特涅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无疑是其中的中心协调人。监视工作还包括将没收的印刷品证据寄回维也纳，进而再将这些资料用红铅笔进行加工整理——或者由主管，或者由大臣亲自进行——而这位阅读上瘾的大臣，从中形成了自己对当前存在的危险情况的具体图象。他当然要比普通民众更有理由感到恐惧，因为他得到了更多的有关绞死诸侯、刺杀他们，或者将其赶出本国的血腥威胁的消息，这些消息并非只是一些思想游戏范畴的说辞，这一点，他在1820年代初已经领教过了。

《政治流亡概况图》，意大利、美因茨，1845年6月6日

画出重点的宣传单《德意志民众领袖》，作为“波登湖，1846年11月23日”的附件

附图的传单是在苏黎世撰写，并在黑里绍（Herisau）著名的印刷厂印刷，然后通过巴登边境走私2000份入境的。像情报办公室主任报告中所说的，这是预计的宣布起义的前奏。传单内容显示的目标是建立共和国，并且准备将诸侯及其下属（“压迫者和吸血者”）驱逐出本国，最后公开要求将他们处死。

一份1847年3月被截获的传单《一道德意志的算题》（Ein deutsches Rechenexempel）历数了“游手好闲的诸侯”，将侯爵和侯爵的仆人全部算作“无可救药的、人类的敌人”，然后意味深长地更正说：“无可救药？当然有一种可救之药，而这种药是用钢铁做成的！”^[25]

梅特涅与“警察国家”

位于美因茨和法兰克福的两个邦联调查机构的工作，不仅仅是调查可能发生的阴谋活动的背后主谋是谁，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情报活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在做的事：为保卫宪法而收集秘密情报。凭什么偏偏梅特涅就应该少一些严肃认真地对待德意志邦联受到的攻击呢？我们已经将政治的核心内容突显出来，正是这种政治构建了梅特涅“反革命分子”的形象。《卡尔斯巴德决议》像“警察国家”的形象一样，是属于促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历史学家在此必须指出一个令人伤脑筋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如果自欺欺人地否认它，就永远也不会找到对过去作出忠实于历史的判断的正确之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名实相异。“警察国家”这个表达方式对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的人们而言是与诸如“盖世太保”、“国安部”、“古拉格”、“集中营”，以及秘密逮捕与秘密处决联想在一起的概念。所有这些，并不符合非均质性的、在1848年之前几乎非中央统治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国情，同样也不符合德意志邦联的国情。弗朗茨和斐迪南皇帝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也是他们——特别是弗朗茨——通过每周一次的接见“人民”的惯例而得到认可，可以将他们的统治描绘成一种家族族长式的教养专政，如果一定要说是“警察（Policey）”和“警察国家（Policeystaat）”的话，而另一种书写方法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概念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在古代德 语的行政用语中，这种形式的“警察”描述的是整个内部管理领域。与此相应的也有人们所说的“卫生警察（Medicinal-Policey）”和“公共救济警察（Wohlfahrts-Policey）”。如果想用现在的概念对当时的警察活动的事实情况加以称呼，那就要使用诸如“秘密情报机构”和“宪法保卫机构”这样的字眼。通过邮政渠道对国家的以及私人的书信往来的调查和秘密阅读，也属于这一工作领域。这类现代概念那时叫作“严格查究（Perlustrieren）”（“彻底检查”）以及“截获（Interzipieren）”（“拿走”“没收”）；后一个概念指的是从邮政投递机构中，秘密地将信件拿出。“截取（Interzept）”就是抄录秘密打开的信件，这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技能。为此，梅特涅在其相府中设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所谓的解密室，它不仅负责截获信件、打开信件、抄录信件，然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再将信件重新送返邮政渠道，它还要负责对外国外交使团加密文件的破译工作。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哈布斯堡的“警察国家”，就不禁会对现代的国家保卫措施可以在什么时候、对什么样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加以保护的问题，产生一种并行的联想，就如同上文已经谈到的对通信的监控一样，^[26]看起来问题不在于监控本身，而在于缺失由独立的法庭对监控进行监管。这种缺失和亏欠正符合对教养专政的叙事描述，因为这样一种国家，不愿意服从一个独立法庭的监管。当然，所有三月革命之前的德意志邦国，首先是普鲁士，都与哈布斯堡皇朝一样有着这样的特点。至于梅特涅，还有其他的奥地利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都很清楚的一点是：皇朝内的新闻书报检查和警察事务属于内政部的管辖范围，自1826年以来由波西米亚伯爵暨财政大臣科罗福拉特（Kolowrat）掌管。由于弗朗茨皇帝挫败了所有关于设置一个以总理为首的大臣会议作为独立的政府机构的企图，因而为自己保留了将每一个大臣都作为一个所谓的宫廷机构主持者来对待的权力，他们——直属最高当权者——可以直接面见皇帝，呈送自 己的奏折，皇帝则始终有机会可以对不同大臣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而这种事情确实也没少发生。

但是，如果君主不想按照总是擅长方案设想和从长计议的梅特涅的方案行事，比如他提出的将整个皇朝进行合理的、联邦式的重组，就像他1816～1817年曾经试图做过的那样，那留给梅特涅的，就几乎只剩欲哭无泪的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