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梅特涅传记作者的代际变化

与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相比，梅特涅很早就开始考虑，他本人会给后世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从1820年代起，他就开始从记忆里收集那些此后可用作回忆录素材的场景，他非常清楚，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可以书写回忆录的角色。当然，他只收集那些涉及他本人并且能够对官方文件进行拾遗补缺的素材。[12]历史学者那种真正的科学工作方式，对于他来说，其意义仅仅在于，研究者可以接触和查阅皇室档案，并且“在与当前的工作——‘写回忆录’——有关时，才向时代的卷宗请教；从这种双重来源汲取素材，他们就能够更加容易地对这个伟大的时代进行评判。而此时却有人把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务，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派到了我的头上”。[13]他说，只有历史编纂学者（Geschichtsschreiber）才能无成见、不偏不倚、公正地评价国务活动家们的行为和目的。由于他对历史学家（Historiker）的评价很高，因此，他将同代人对他的评价与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作了严格的区分，并且只有后者的评价对他才真正算数。1829年，在又记录了一段回忆录之后，他发现，“可以撰写关于19世纪头二三十年所发生的、多如牛毛事件的历史编纂学者还没有出生。很理智的是，不能再要求 同时代之人为那些日后将担当这个崇高职业的人去搜集材料。那些人将以平静和不带偏见的心态，去书写已经过去的、真正的历史，而亲身经历过和积极参与过这些历史事件的人，却一直缺乏这种平静与不偏不倚的心态”。[14]

同样，梅特涅也非常清楚，同代人对他品性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就像他所写的那样，是他们炮制了针对他的那个概念——“梅特涅体制（Metternichsches System）”。在这方面，他同样采取了与历史学家不同的工作方式：“所有国家的档案都存有那些我想要做的，以及我想促进的事务的证据，也有我不想要的，从而我要反对的事务的证据。要对客观历史作出评判，就必须对一些因素的价值，以及对另一些因素的非价值作出抉择。”[15]

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这位拥护由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小德意志邦联”主张的普鲁士政治家，同样也是造访梅特涅在约翰尼斯贝格宫殿（Schloss Johannisberg）的客人之一，甚至于1830年代末曾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地要为他客观公允地撰写传记，并声称，梅特涅将会在传记中看到一位他完全不熟悉的伟大人物。[16]拉多维茨大大地错看了梅特涅，梅特涅则一如既往地对他敬而远之。其实，他认为拉多维茨“头脑古怪”，用童话世界的一幅图画来形容：他是一个“魔鬼（Diabolus rotea）”，这个魔鬼替代了一辆车上的第四个车轮；它属于那种不能在半路停下来的魔鬼，这些魔鬼通过它们本身具有的五花八门的奇思妙想和丰富多彩的语言，在自我陶醉并试图去陶醉别人。一句话：梅特涅将拉多维茨看作一个热情的、没有成见的同代人的典型。[17]

诚然，梅特涅对后来的历史编纂学者的评价过高了。道理很简单，他们对梅特涅的争论和评价，只有那个时代对拿破仑的研讨才能与之相提并论。1836～2015年，总共出版了约30部记述梅特涅的传记，每一部都试图全面地而不是仅就某一生平阶段来评价他的一生。这些传记作者大致可以分为不断变换视角的四代人。

第一代是那些同时代之人，在梅特涅的眼里，他们并不具备进行历史叙事的资格。梅特涅的同代人当时已经出版了第一批关于他的回忆录、文集和文件，对这些出版物，国务首相早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他手拿红铅笔，仔细伏案阅读着、标记着，然后用羽毛笔摘录下他认为重要的段落。比如他研读了来自圣赫勒拿岛（St.Helena）的关于拿破仑的回忆录，以及弗里德里

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文集或者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的传记等，[18]当然也有阿道夫·蒂尔斯（Adolphe Thiers）的革命时代的历史巨著，梅特涅作为历史见证人曾接受过他的采访。称上述这些传记作者偏袒和抱有成见并不冤枉他们，两位曾经是梅特涅圈子里的同代人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特点。1836年瑞士比尔高中的哲学和历史教授威廉·宾德（Wilhelm Binder），首先斗胆撰写了《梅特涅传》，而这部作品充其量也只能放入图书馆的专题部类“敬奉杰出人物”的书架上。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部作品，则是由前维也纳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馆长，宫廷史官约瑟夫·冯·霍尔迈耶（Josef von Hormayr）所著。梅特涅曾下令将其作为1813年“阿尔卑斯革命”的首领予以逮捕——这段故事后文还将详加描述——因此也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敌人。霍尔迈耶逃离了维也纳，最终转而为巴伐利亚王国效力。复仇的欲望激励他于1848年出版了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名为《弗朗茨皇帝与梅特涅》（Kaiser Franz und Metternich）。他在小册子中把梅特涅描绘成一个冷血的阴谋家、专制主义者及思想解放的镇压者，草率、浅薄、轻浮且意志薄弱。他制造了一个典型的遭痛恨的形象，此后，这一形象就一直突出地充斥在“小德意志历史”的历史叙事中。

基于此，第二代的轮廓已然被勾勒出来。梅特涅死后没几年，从1866年开始，这一代的历史编纂学（即历史叙事）随即出现了分裂，将其点燃的火源是：要么鼓吹帝国与“小德意志（Kleindeutsch）”，要么主张哈布斯堡及“大德意志（großdeatsch）”。[19]这场事关重大的原则性争论，使梅特涅的重要性被无情地、完全地屈从于民族的“德意志问题”视角。霍尔迈耶掀起的论调，被后来归属到普鲁士的萨克森人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蛊惑性地变成了一场风暴。他所著的《19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Jahrhundert）虽然不是狭义上的传记，但对梅特涅形象的影响却是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原因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家家都有一册《19世纪德国史》。按照梅特涅的想法，这位历史教授本应该心情平和且毫无先入为主地去著述，然而他却将国务首相其人看作德意志民族的叛徒、一个外交上的阴谋家、一个彻头彻尾的交际名流、一个“毫无思想”之徒、工于“狡诈”、“冷酷无耻”、贪赃受贿、谎话连篇，总之，“不是个德意志人，而是个奥地利人”[20]。这部充满激越情绪之作的第一卷于1879年在柏林出版。仅仅一年后，国务首相的儿子理查德·冯·梅特涅（Richard von Metternich）在维也纳即出版了《遗存的文件》（Nachgelassenen Papiere）一书的首卷，其中包括来自家族档案和皇室、宫廷和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他想以此来阻止日益增长的对梅特涅的批评和贬损浪潮。

在各大学的历史学家中，原属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后来完全屈从于纳粹的维克多·彼波尔（Viktor Bibl），将特赖奇克所宣传的梅特涅形象带入了1918年后的战间期，特别是带入了将梅特涅当作一个“奥地利恶魔（Dämon Osterreichs）”进行的清算之中，他著述的副标题就沿用了这个说法。他将哈布斯堡皇朝的败落，主要归咎于身为阴谋家与骗子的梅特涅侯爵。他说，对梅特涅来讲，如果看到我和海因里希·特赖奇克坐在被告席上，将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和荣耀”。[2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三代采用的视角源自他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内心矛盾的西尔比克属于这一代，对西尔比克要特别加以关注，但首先要关注的是如今已被遗忘的、倍受西尔比克推崇的康斯坦丁·德·葛伦瓦尔德（Constantin de Grunwald），他在1938年出版的《梅特涅传》中率先维护梅特涅，反驳人们对他的诽谤。他用新的资料证明，梅特涅作为一名伟大的外交家，很早就看出欧洲文明受到了威胁。[22]取得同样效果的还有英国人阿尔杰农·塞西尔（Algernon Cecil），他在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详尽的英文版梅特涅传记，颂扬梅氏是一位拯救欧洲、使之免于专制和革命暴力的伟大的欧洲人，并强烈对比地影射了那时的希特勒。[23]

第四代传记作者则完全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又一次文明断裂的惊恐中。这也使得这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生的历史学家，更加突出强调梅特涅 欧洲人、国际均势政策大师与争端调解人的形象。这些历史学家从他们前辈那里汲取了某些世界大战的经历，又加上了个人关于二战的某些经验：[24]比如英国人艾伦·沃里克·帕尔默（Alan Warwick Palmer，生于1926年），对他来说，梅特涅是位“欧洲议员（Councillor of Europe）”；同样也是英国人的戴斯蒙德·西沃德（Desmond Seward，生于1935年）则用“第一位欧洲人（The First European）”作为自己著作的副标题；还有法国人查理·佐克比伯（Charles Zorgbibe，生于1935年），他将梅特涅描述成“外交场上的引诱者（le séducteur diplomate）”；此外，还有美国人保罗·W.施罗德（Paul W. Schroeder，生于1927年），他开创性地对重新评价梅特涅的外交艺术作出了贡献；[25]当然，最重要的当属出生在德国福尔特的美国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生于1923年），他那杰出的博士学位论文将两次大战的经验，以及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点得透彻、说得明白，并通过文章实用主义的副标题赋予了“复辟”这个概念全新的意义：《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26]。[27]虽然在上述列举的历史学家中，除帕尔默和佐克比伯以外，都不算是原初意义上的传记作者，但是，他们均像奥地利人赫尔穆特·隆普勒（Helmut Rumpler，生于1935年）一样，成为在国际上重新认识梅特涅形象的范例，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此前还从未有人像隆普勒那样，对国务首相梅特涅的民族政策以及将梅特涅作为哈布斯堡皇朝的政治家，作过超然于大小德意志问题之外而置于相互关联的欧洲范畴内的认真研究。[28]

除了那些专业历史学者的著作之外，就像彗星的尾巴横扫夜空一样，从一开始就有由外交官、军人、记者等可统称为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人们，分别被梅特涅的某个方面所吸引，出版了可谓汗牛充栋的有关梅特涅生平事迹的作品，并或多或少受到欢迎。正是由于他们作品数量的庞大，因而极大地传播并巩固了梅特涅的固有形象。从国务首相去世的那年算起，隶属这一行列的有：一位普鲁士参议院议员兼自由派记者[29]，一位奥地利的高中教师兼教育政治家[30]，一位英国上校[31]，一位对文化史感兴趣的奥地利少校[32]，一位桑德曼公司（Firma Sandeman）的烈酒商兼英国陆军上尉[33]，一位奥地利的专栏作家兼笔会会长[34]，一位法国驻卢森堡大使[35]，一位瑞士外交官[36]，一位法国将军兼驻奥地利专员[37]，一位编剧、作家兼演员[38]，一位《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的总编辑[39]，一位喜欢搬弄是非的英国女记者兼畅销书作家[40]，一位“四七社”[41]成员兼作家，[42]以及一位后来改行做了历史学者并且是“天主事工会（Opus Dei）”[43]创始成员的医生[44]。从一定程度上讲，梅特涅一直特别适合于被作家们拿来作为进入出版市场，并同时在国民教育方面进行自我价值认定的一个媒介。勃兰登堡的教师兼自由作家伯恩特·施莱默（Bernd Schremmer）即是一例。在他的著作《绅士与首相》（Kavalier und Kanzler）一书中，他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陈词滥调来形容梅氏：梅特涅是一个自欺欺人、拒绝改革的专制主义者，一个镇压者，一个反民主派；他留下的功绩，可以说只是通过发起抵制民主反而不情愿地促进了民主。[45]

上述几乎所有的传记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总是依据同样的史料，特别是引用并非总是可靠的《遗存的文件》的版本，以及其他作者，首屈一指的是引用西尔比克的著作作为原本的、无争议的资料来源和正宗的权威，并由此构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梅特涅形象，而从来不使用具有高可信度的、存放在档案馆的史料以对他们的结论和评价进行检验。因此，必须要说的是，自从西尔比克的原始资料研究出版以来，就基本上再没有出版过类似的、独立的梅特涅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