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1806～1809年的巴黎大使任期：进入“虎穴”

关于梅特涅在巴黎任大使的情况，人们所知的比他一生中经历的其他任何时期的情况都要详细。[10]这位奥地利的使节，从巴黎观察和评论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动摇帝国基础的大事：普鲁士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施塔特（Auerstedt）会战的灾难、与旧帝国衰落相关的莱茵邦联的组成、由于（奥地利）失去帝国地位从而使其帝国侯爵家族地位相应的降级、《提尔西特和约》（Tilsiter Frieden）、西班牙战争以及埃尔福特大会（Erfurter Kongress）。对各位读者来讲，可能本章中一些他自己的、插入的段落更有价值，但是这样做，也仅仅限于它们能够帮助解释梅特涅思想和行为的发展过程而已。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这一时期发生的与拿破仑的辩论，在多大程度上唤醒与巩固了这位“战略家与空想家”本身固有的特质。

由于对梅特涅来说，在巴黎的整个时期，这个力量中心的一切均与拿破仑捆绑在一起，因此，本传记的记述也不得不由此来引导。这种记述遵循着一条批评性导线，并以提问的方式出现：公使的原则，以及他对拿破仑其人及其政治目标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后来作为一个年事渐长的国务活动家对拿破仑形象的认识？他真的认识到拿破仑是在谋求“统治世界”吗？并且，梅特涅是从一开始就一以贯之地追求粉碎法国在欧洲日益崛起的霸权目标吗？

巴黎作为欧洲政治和文化的焦点

由于要赴任公使岗位，梅特涅平生第一次来到了巴黎。他也因此而跃上了奥地利外交部能够分派的最高外交职务。[11]这座城市肯定引发了他的截然不同的期待和情感，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观察，在他看来，这座大都会就好像是革命的焦点，而有些人要从这个焦点出发去摧毁欧洲的社会秩序。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失败，特别是《普雷斯堡和约》中对奥地利的处置，以及拿破仑占压倒的优势，这一切正好将梅特涅置于一种灾难性的情绪中。对于他来说，欧洲在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这一天——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他认为，这一挫折如同1789年7月14日一样重要：它引发了现在已是既成事实的事件。而他在1806年1月为所处的时代作诊断时，像他平时思考历史和未来时一样，突然陷入了理想主义者的角色，眼中看到的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那一代人，有时已经超越到了19世纪末，有一次甚至穿越到了21世纪：“世界完蛋了：欧洲已经被焚毁，新秩序从焚烧的灰烬中诞生，或者更应该说，旧秩序使新帝国身心愉悦。我们不会再经历法理在反对盲目的统治欲时，坚守其永久正义的时代了。所有欧洲国家将以这样的形式发生改变已不可避免，这种形式将会，也必然会出现。我们将经历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动。”[12]

但是，对一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德意志贵族而言，巴黎还有第二张面孔：在文化上她依旧光芒四射，这种文化光环意味着精神层面的霸权和样板，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德意志的王侯、贵族以及文化精英都对其心怀感佩。我们看到，梅特涅作为一个有教养的贵族，也渐渐地以法国方式参与社会生活，通过他父母的家庭、他在斯特拉斯堡的留学、他学习的教材，以及他的私人藏书，以上都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一直深入到了家族的交往方式中，因为家里也自然而然地在用法语交流，无论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都是这样，在外交场合，法语更是首屈一指的交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对于巴黎人来说，梅特涅的法语可以算得上“完美无缺”。[13]

任命

任命梅特涅前往巴黎任职，就已经将他与拿破仑这个人物联系在一起了，尽管还不是那么紧密，就像后来——根据梅特涅的回忆录——经常散布的说法，是拿破仑本人希望梅特涅来巴黎任职的。这个传说的前因有些错综复杂。拿破仑让塔列朗通报奥地利，他不想看到已被任命的科本茨来巴黎上任，他说，在《坎波福尔米奥和约》及《吕内维尔和约》谈判时，就认识此人，此人是一个在俄国庇护下的反法结盟政策的拥护者。对巴黎来说，他的名字是“不堪忍受的（odieux）”。所有与“科本茨阴谋”——即陷入与俄国结盟的阴谋——有关联的人，均被拿破仑看作不可接受。拿破仑希望“一位来自考尼茨家族的人来法国任职，这才是真正的奥地利家族，长期以来，这个家族对法兰西体制心怀感激”。[14]拿破仑想以此显示，他有权力能够强令外国政府选派谁来任驻外公使。同时，他也借此清楚地显示他期待着与未来的公使能够紧密地沟通和相互理解。

选择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出任该职的真正建议，却是出自法国驻维也纳的公使亚历山大·德·拉罗什富科伯爵（Comte Alexandre de La Rochefoucauld），他曾在德累斯顿任外交官，并与梅特涅成为亲密的朋友。[15]1806年4月，任命已成定局，但是法国人还是要再次提醒施塔迪翁，尽快将巴黎的空位补缺，这样皇帝才于1806年5月18日在形式上正式对梅特涅作出任命。[16]新任大使曾赢得了不尚空谈、言而有信、聪慧过人的谈判专家的美誉，也就是在柏林任职时，他虽然参与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的组建，但是在与法国公使拉弗莱斯特交往时，梅特涅始终避免表现敌意，虽然这位法国公使在柏林被普鲁士宫廷排挤为门外汉。与此相关的是，在梅特涅的外交惯例上，他也曾坦承说：“工作上的问题不能与个人的问题搅和到一起。”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因此，他将自己与法国同事的关系，保持“在坦率的礼貌基础之上”。[17]从长远看，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回报，因为拉弗莱斯特是塔列朗的亲信，而塔列朗则支持对梅特涅的任命。

1806年7月8日的自勉指令一共有十部分，卷帙浩繁，史无前例。[18]它描述了奥地利与法国关系的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然而在两个星期之后，这种状态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个有问题的领域非常突出：《普雷斯堡和约》悬而未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德意志宪法问题，以及奥地利在国际大国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因为要在巴黎签署一项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法国、俄国及奥地利等大国之间的和平协议。为了准备上任后新的工作任务，梅特涅再一次研读了相府档案中各大国宫廷与奥地利之间的外交往来文书。在指令中，施塔迪翁的话向他展示了哈布斯堡皇朝面临的严峻局面，他说，鉴于敌人的军队还驻扎在国内，因此，这种局面使得安抚法兰西皇帝成为必要，要与其在友好和信任的气氛中共同相处。当然，也不能与其缔结形式上的同盟，因为拿破仑对“同盟”的理解是，加盟的另一方要完全臣服于他的意愿，就像1805年12月15日拿破仑与普鲁士签署的《申布伦和约》那样。但是，直截了当地断然拒绝这样的建议同样是危险的。他说，只有拿破仑不再想要损害帝国皇帝的权威，才有可能出现一种完全相互信任的关系。

指令中写道：“按照（普雷斯堡）和约的文字内容，帝国宪法还在有效存续，帝国一直还能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虽然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帝国元首还能行使他的特权，并且能够完成他的法律职责。”[19]而在此期间，在《普雷斯堡和约》之后，法国“通过其走狗和代理人”承诺，给帝国个别的等级以其他更多的权利。“帝国宪法一天比一天接近它的最终瓦解，一些帝国成员国的政治生存已经被扼杀了，而帝国元首的特权每天都在受到进一步的侵害。”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指法国宫廷的肆无忌惮。将法国将军缪拉（Murat）封为贝尔格与克莱沃公爵（Herzog von Berg und Kleve）一事，则意味着使用法国的军事暴力，将一位法国的诸侯强加在两个拥有采邑的帝国侯爵领地之上，而只有帝国皇帝才有权分封和晋升贵族等级。指令认为同样的挑衅还有，任命拿破仑的叔叔、枢机主教斐许（Kardinal Fesch）为帝国总主教的助理主教，就是说，将帝国的最高荣誉封给外国人。《普雷斯堡和约》并未对宣布取消帝国直属骑士之事作出决定，巴伐利亚、符腾堡及巴登所宣布的取消行动属于违法。通过这些违法活动，法国明知故犯地给了帝国“致命的一击”。虽然这是帝国总主教达尔贝格（Reichserzkanzler Dalberg）自己请求的，但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因为此人的做法违反了他的义务，并且违反了宪法。

有鉴于处于劣势的皇帝和战无不胜的最高统治者法兰西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弗朗茨皇帝还在坚持基于帝国宪法的法理的做法，看起来可能有些荒诞不经。他派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前往巴黎任职，是派去了一位认为帝国法律秩序和声誉无比重要的人，仅仅从家族的角色来讲，也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有这种感觉的人，一位本身就属于在政治的生死存亡上遭受致命打击的帝国成员。法国的强权不仅没有尊重帝国的法律，反而肆意践踏着它。对皇帝在帝国征兵事务上的排挤，就是一个明证。而与拿破仑结好的中等德意志国家却获得了此项权限，并将征得的兵源送到他们的新主人那里。如果法国的行为可以用“他（拿破仑）通过肆意妄为和强权建立起来的所谓新国际法”来解释的话，那么在指令中，梅特涅又一次认识到他自己对法律概念的理解。

指令指出，拿破仑企图在帝国中完全建立另一种可能的立宪制度。弗朗茨皇帝也曾暗示，在最坏的情况下，摘下帝国皇冠退位。那么，委托给梅特涅的任务，即让他说服“拿破仑皇帝认真思考一下，并让拿破仑感到他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几乎就显得过分幼稚和勉为其难了。在指令的结尾处，弗朗茨皇帝还令人印象深刻地以特别“决议”的形式委托梅特涅，“尽一切力量详细了解拿破仑对德意志的计划，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本皇朝卷入新的交易之中”。

莱茵邦联的产生与梅特涅延缓赴任

梅特涅于1806年7月11日从维也纳启程。由于与一家法兰克福银行有私人事务要处理，于是他绕道途经这座美因河畔的大都会，直到7月23日，他在斯特拉斯堡踏上了法国的领土，却被边境机构阻止继续前行。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拿破仑为了要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是如何肆无忌惮地践踏外交的惯例。在他的回忆录中，梅特涅将行程延误归咎于法兰西皇帝在与俄国谈判和约时，想利用年轻的俄国公使乌布里（Oubril）经验不足，而如果是换作对外交事务现已驾轻就熟的梅特涅在场，法兰西皇帝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这个猜测当然也没有错，而更深层的原因的确是德意志的诸侯想以 从未听说过的、过分的卖力，来参与被广为猜测的、拿破仑宫廷进行的帝国新建活动。而旧帝国真正的代表，也就是梅特涅，如果在场，只会败坏好事。

人们还原了自从梅特涅于7月11日启程，到8月2日抵达巴黎为止的这些天，到底发生了什么。[20]7月12日，来自16个德意志国家的公使们，在塔列朗起草的邦联宪法文件草案上签了字。7月16日，所有参与结盟的各宫廷大臣集聚于巴黎，来签署业经拿破仑批准的文件原文。对拿破仑来说，只有新“莱茵邦联（Confédération du Rhin）”的所有成员国都批准了邦联协议之后，他才会感到心里的石头落地，而仪式定于7月25日在慕尼黑举行。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让梅特涅在斯特拉斯堡边境等待。[21]在主要涉及的对象——神圣罗马帝国国家元首——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一切活动都具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其本身已构成一次外交上闻所未闻的失礼丑闻，然而拿破仑却还要故意加码：他于7月22日威胁弗朗茨二世皇帝，如果他不摘下皇冠退位，将重开战争；这是拿破仑向在巴黎逗留的特使宣布的，并作为最后通牒向他同时宣布，弗朗茨二世皇帝必须在8月10日之前退位。[22]还在8月1日，在梅特涅抵达巴黎的前一天，16个盟国就在雷根斯堡帝国国会上，宣读了退出帝国的声明。弗朗茨皇帝迫于压力，于8月6日宣布，其帝国国家元首的名号就此取消，并解除所有帝国等级所担负的义务。“古老悠久的帝国纽带就此而断裂。”［威利·安德雷亚斯（Willy Andreas）语］拿破仑达到了他的目的，必须将“德意志国家解体”。[23]

帝国伯爵们成了莱茵邦联的牺牲品及梅特涅家族的牺牲

在这些天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为之效劳的帝国的命运与高层政治，更加紧密地与梅特涅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父亲弗朗茨·乔治也在为家族的命运进行着抗争，并且是以戏剧性的方式。因为巴黎也在决定着那些帝国直属侯爵和伯爵们的命运，到目前为止，他们在统治着国家。就像1802～1803年时一样，弗朗茨·乔治动用了他的所有人脉关系，给塔列朗本人写信，给法国驻维也纳公使写信，给外交大臣施塔迪翁伯爵写信。施塔迪翁伯爵甚至在1806年4月3日给他回了信，赞扬弗朗茨·乔治的爱国思想，赞扬他为帝国宪法及伯爵等级的独立所作的努力，并保证给予其“所有帝国国家元首所能给予的保护及尽可能的支持”。[24]

在“保持留在上层”的战斗中，帝国伯爵在巴黎也有他们的全权代表：伯爵弗里德里希·卡尔·鲁道夫·冯·瓦尔特博特·巴森海姆（Friedrich Carl Rudolph von Waltbott Bassenheim）。[25]早在7月3日《莱茵邦联法案》（Rheinbundakte）起草前的一个多星期之前，巴森海姆就已经向维也纳报告说，他与拿破仑本人进行了谈话，并向他说明了保留帝国伯爵作为一个政治等级的重要性。但是，他的结论是：“从一切迹象来看，我们已经接近我们在政治上终结的不幸的时间节点。”[26]

这是对的，《莱茵邦联法案》甚至特地提到了梅特涅家族，因为“符腾堡国王陛下”可以对奥克森豪森侯爵的财产行使主权。[27]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事情取决于梅特涅家族的个人命运，7月24日，当一名法国信使将莱茵邦联加盟国退出帝国的消息带到雷根斯堡之时，在那里的帝国国会的人们瞬间崩溃了；比如，公使馆文书雅各布·克雷蒂安（Jacob Chrétien）就曾绝望地写信给弗朗茨·乔治，希望他作为伯爵议事团团长能够施以援手：“它终于来到了，这个不幸的时刻，它几乎让德意志的帝国宪法完全失效，让在这里存在了这么长时间的帝国国会毁灭，接着让不计其数的、善良的人堕落。”他说，他自己作为一家之主要养活三个孩子，而现在，在这物价飞涨的时代，却负债400古尔登。[28]

在无助的状态下，弗朗茨·乔治对这种要求的反应是，起草一份看起来有些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备忘录，但是在行文方式上却涉及了现代的读者，因为这份备忘录似乎是写给后世的。他回忆道，自从16世纪以来，他们家族各代的世袭传人，就已经“作为自由诸侯”在德意志的帝国国会中占有席位和表决权，并且出现了主任美因茨和特里尔的两位选帝侯——实际上是三位——而他自己在超过36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效力。他表明，他的家族贵族身份源自自身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他批评那些“臣服的贵族等级，他们充其量只不过仅仅是…… 附属的等级”，符腾堡国王正被他归于这种等级中。所阐述的理由可以表明，这份备忘录是弗朗茨·乔治向与他熟悉的总主教选帝侯（Kurerzkanzler）卡尔·西奥多·冯·达尔贝格（Kurerzkanzler Karl Theodor von Dalberg）[29]发出的最后一次绝望的求救呼吁，达尔贝格的地位——相当于旧邦联秩序和新邦联秩序的“首脑”——使他心怀希望，认为达氏作为“帝国宪法的守护者”，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他建议，修改莱茵邦联宪法，并将“伯爵家族联盟作为一个独立的立宪附属等级，逐渐接纳进新的邦联”，但是，他大大地高估了达尔贝格有所作为的可能。

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非分之想，拿破仑本人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即要不要让帝国诸侯继续完全保留其独立性，并在莱茵邦联的邦联大会中具有表决权。他预言：如果让他们独立，他们就会在表决中反对法兰西，因为他们是奥地利人，或者他们与奥地利会持有过多的联系。将这些小诸侯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及巴登的君主们协调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在强大和有威力的（法兰西）领导之下，将“德意志帝国（l’Empire Germanique）”重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个王国以及巴登的大公国因篡位而发生的王位更替，不能通过法律途径，即由德意志皇帝的帝国权威来加冕以确认其合法性。他们得到了王位，要感谢的只能是拿破仑，因此他们只能对拿破仑负责。

对拿破仑来讲，对付这些帝国的小诸侯当然无关什么原则问题：像霍亨索伦-黑兴根（Hohenzollern-Hechingen）、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萨尔姆-萨尔姆（Salm-Salm）、萨尔姆-基尔堡（Salm-Kyrburg）、伊森堡-比尔施泰因（Isenburg-Birstein）、阿赫恩贝格（Ahremberg）以及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等，这些成为主权邦国的领主们都能够生存，梅特涅家族却为什么不能呢？1806年4月，拿破仑提醒塔列朗回想一下1805年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回想一下同盟的参与者奥地利、沙皇俄国，险些还有普鲁士，但首先是英国，对这些国家来说，为了羞辱法兰西，作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一切让他确信：“彻头彻尾的奥地利人梅特涅侯爵，以及彻头彻尾的奥地利人费尔斯腾贝格侯爵（Fürst von Fürstenberg）留在施瓦本是不可能的。”在此，必须加上一句的是：他们作为独立的侯爵留在施瓦本是不可能的。[30]这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上任他的新公使职位之前，会不无道理地为哈布斯堡皇朝的生存担忧，即拿破仑有可能就连这一点也已不加思考，而肆无忌惮地按照个人意愿和尺度来行事的话。

到目前为止不清楚的是，克莱门斯是如何看待自己父亲在为帝国侯爵和伯爵服务时所做的院外集团的政治工作，以及他到底是否了解父亲的这类计划。[31]据说，弗朗茨·乔治作为被褫夺了权利的贵族的发言人，在维也纳会议外围到处露面而颇显突出。甚至于有人猜测，克莱门斯由于过于投入大国的政治游戏和奥地利的国家利益，而无暇特别关注被褫夺了权利的贵族的诉求。[32]现在我们知道了，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与父亲有着密切的意见交流。

在巴黎，他身处有关事件发生的消息源头，这些事件也在引导梅氏家族命运的走向，而在这些事件的中心，塔列朗正积极地修改着《莱茵邦联法案》的文本。在抵达巴黎之后的第二天，8月3日，公使梅特涅拜访了塔列朗，并在谈话中涉及了那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非奥地利的皇帝任命他出使法国。在他抵达巴黎的两天后，他利用方便的机会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父亲。[33]信中写到，他在巴黎听说，父亲正在雷根斯堡等待着正式的声明，即“我们的命运业已注定。假如这个毁灭我们政治生存的行动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彻头彻尾的魔鬼怪兽，那么，成为它的牺牲品则是件极其恐怖和可怕的事情。我们个人的命运已经悲惨得不能再悲惨了，这是事实。在新的君主之中，符腾堡是最坏的，仅仅认定特别是这个邦国的宫廷将事情引导到它现在所处的境地，无疑就已足够证明一切了”。后来，梅特涅异常激烈地评论符腾堡国王的“欺诈（Chicanen）”行为：“当前我们在符腾堡王国的处境，比起最后一个农民还要糟糕。”[34]这里，他先一步进行了控诉，后来，符腾堡的“红色”等级领主康斯坦丁·冯·瓦尔特堡-采尔（Constantin von Waldburg-Zeil），用他那常被引用的名言，更强烈地将此事宣告世人：“宁做土耳其的猪倌，也不做符腾堡的等级领主。”[35]

此时，做儿子的梅特涅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不要将位于符腾堡的奥克森豪森出售，千万不要采取这一步骤，而直到1825年，这一步方才迈出。与此相反，应该留心在哈布斯堡皇朝范围内，寻找还继续拥有主权的领地。克莱门斯向父亲指出了直接涉及他们自己的、很麻烦的情况：如果要将财产出售给莱茵邦联以外的感兴趣的买主，则必须优先向符腾堡国王报价，询问其是否感兴趣，《莱茵邦联法案》第27条就是这么规定的。

更伤人自尊的是一条纪律性的监护规定：居住地义务。任何一个在莱茵邦联邦国中占有领地的侯爵，均不得为莱茵邦联邦国以外的大国效力（第7条）。恰恰正是这一条涉及弗朗茨·乔治，而且按照继承顺序，也自然涉及他的儿子克莱门斯。符腾堡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在一封亲笔信中，用一种伤人的方式通知刚刚被褫夺了权利的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他要求弗朗茨·乔治必须辞掉维也纳的皇室及王室的实权枢密顾问及会议大臣的头衔与职务，因为如果他同时在莱茵邦联邦国中拥有财产，他就没有资格再为外国宫廷效力。[36]克莱门斯安抚父亲说，他会在此事上尽力而为。他写道：“但愿上帝不要让我在一个极其困难的行动计划中失败！”在这里，他接过了曾任公使馆秘书和弗朗茨·乔治法律顾问的里夫（Rieff）编纂的备忘录中的原则。这已然证明，克莱门斯在积极地研究和处理由其父亲提供的有关被褫夺了权利之事的资料。[37]

然而，无法让梅特涅父子视而不见的是，他们是在一个高层次上进行控诉的。弗朗茨·乔治通过编纂的备忘录中的一篇文稿受到了启发：从前直属帝国的贵族依然是“特权等级”，甚至在《莱茵邦联法案》中用的也是同样的措辞。具体说就是：所有现存的房产和家庭间协议、产业受益权、继承权秩序以及遗产继承协议等均不受影响，贵族最实质的核心利益得以保留。他们的作为专制统治等级的地位，即使在1806年之后，也将继续保持下去。《莱茵邦联法案》保障继续给予“等级领主（Standesherr）”这一新阶级以可观的主权：包括初级及中级民事和刑事司法权、继续保有森林和地方警察的权利、狩猎和渔业权、开矿和冶炼权、收取什一税和封建税的权利、教会资助人权以及贵族个人的刑事司法裁判权。鉴于这一揽子的“统治和封建权利”（《莱茵邦联法案》第27条），海因茨·高尔维策（Heinz Gollwitzer）将其准确地形容为在德意志国家中继续存在的“平原统治权（Unterlandesherrschaft）”。[38]

第一次遇见法兰西帝国皇帝：持久的印象

1806年8月3日，梅特涅在上任拜会塔列朗的同时，也向他递交了国书。他已经从典仪大总管（Grand-Maǐtre des Cérémonies）路易·菲利普·德·塞居尔伯爵（Graf Louis-Philippe de Ségur）那里领教了新成立的法兰西帝国对待仪式和礼节问题非常认真的态度。这位典仪大总管曾作为驻圣彼得堡和驻柏林公使为波旁王朝效力，现在，则要准备单独为梅特涅重新启用盛大的典礼仪式，新任大使在上任觐见拿破仑时，将亲历这一盛典。[39]

我们都曾经学过，不能将近代早期的统治者那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典礼仪式，一概理解为是宪法“本身”无足轻重的、次要的附加装饰物，就像古老的宪法史一直习以为常的叙事一样。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成员众多的秩序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开始，罗马—德意志皇权帝制机构就试图用象征性的仪式来主导事务的发展进程，目的在于卓有成效地去扮演法官和调解人、元首和最高权威。[40]拿破仑给梅特涅规定的上任觐见时间，恰恰处于法兰西“皇帝（Empereur）”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竞争结果尘埃落定的精准时刻，这极为富有象征性意义。梅特涅在上任觐见的当天，也就是8月10日，就已经得知，弗朗茨二世已经被褫夺了古老帝国的皇帝头衔。但是，他在来巴黎前的自勉指令中依然坚持，在见拿破仑时，要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的大使”被加以引见，然而，法国的典仪大总管却通知他，拿破仑希望将他仅作为奥地利皇帝的大使来接见。

8月10日，在圣克卢宫的朝见厅，梅特涅平生第一次面对拿破仑本人。圣克卢宫是法王路易十六作为送给王后玛丽娅·安托瓦内特的礼物而购置的，1804年5月18日，第一执政也是在这座宫殿里自封为法兰西的皇帝。在梅特涅后来对这次朝见的描写中，从拿破仑如何进行表演的方式里，导引刻画了拿破仑的性格特征。经历过1790和1792年两次皇帝加冕典礼的梅特涅知道，在真正的古代传统中，象征性的典礼仪式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作为一个持批评态度的观察者，记录下了拿破仑是如何利用这一经过历史认证的典礼仪式，将其变为一场化装表演，以达到将其帝国的、超国家的统治霸业合法化的目的。

1820年，在一篇特写随笔中，梅特涅描绘了当时的这幕表演：拿破仑站在房子的中间，被外交大臣及其“宫廷的六位人物围绕”。[41]由于这是一场盛典，可以从他们的身份识别一下这些宫廷的命官：大宫廷总管[42]［让-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 Régis de Cambacérès）］、宫廷名誉大侍从参议［查理-弗朗索瓦·勒布伦（Charles-François Lebrun）］、宫廷大元帅［杰拉尔德·克里斯托夫·杜洛克（Géraud Christophe Duroc）］、宫廷御马大总管［阿尔芒·德·科兰古（Armand de Caulaincourt）］、宫廷狩猎大总管［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43]］以及宫廷典仪大总管［塞居尔（Ségur）］。拿破仑身着皇帝卫队的步兵军服、头上戴着帽子。对典仪事务非常熟悉且敏感的梅特涅，感觉戴着帽子不合规矩，因为觐见仪式不是在露天举行。一时间，梅特涅也有些茫然无措，并暗自发问，自己是否也要在头顶戴上帽子。亲眼见到对古老皇宫中的职务生吞活剥的模仿抄袭，让他进一步感到，拿破仑戴帽子的举动更是一种不合适的、不自量的僭越，暴露出他的“暴发户（parvenu）”心态。在这里使用的这个形容性格的措辞，梅特涅通常是避免使用的。它证实了这位皇帝缺乏与其等级相符的“门第相当的出身（Ebenbürtigkeit）”，在贵族圈子里，通常就是用“门第相当的出身”这个说法来形容这类现象的。

在此处，公使发现了拿破仑的心理弱点，尽管拿破仑在梅特涅这位古老的世家贵族面前，竭力掩盖着它。原因是，这位法国皇帝不认同自己的平民出身，而总是想以贵族的荣光来装饰自己的先天不足。他的举止做派反而暴露了他的拘束，甚至狼狈不堪。与现在试图将拿破仑的身高说成是普通身高的做法相反，梅特涅认定他既矮又胖，“是个矮子或矮胖子（sa figure courte et carrée）”。[44]在梅特涅所写随笔的靠后段落中，他确信，拿破仑“为了增加身高，以及为了他的形象显得高贵一些，不惜作了相当大的牺牲”。他踮起脚尖走路，并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摆动身体，似乎是在模仿波旁王朝的人。[45]在这里，拿破仑让人们认识到了他性格中的一些基本特性，一种自编自导的自我表演，以及自顾自地进入角色的癖好。他的很多东西都显露了这种性格：比如，由安格尔（Ingres）[46]绘制的肖像，他身着大礼服，坐在皇帝宝座上；再如，他化装后出现在假面舞会上的癖好。梅特涅注意到，他依靠对比效果极为强烈的服装 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们或者是极为简朴的士兵制服，或者是极尽奢华的装束，比如大礼服。为了提高他手势的表现力，他还特意请教著名的戏剧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François-Joseph Talma），来指导他某些特定的姿势和手势，对这些，梅特涅也续有报道。即使在公众面前亮相讲话，特别是关于会战大捷的军事公报，拿破仑也都属于精心策划的做状。当梅特涅向拿破仑指出这一点时，他哈哈大笑，并解释，公报不是为他而写的，而是写给巴黎人看的，巴黎人什么都相信。他把巴黎人看成了小孩子，把巴黎比作一座“大歌剧院”，这倒也符合他的性格。[47]各种宣传也要为拿破仑自己创作和制造的这件总艺术品服务，目的是要在意识形态上为他的统治进行论证。从接触伊始，梅特涅就已经将他面对的这个人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角色和假面”大师［戈特弗里德·埃瑟尔曼（Gottfried Eisermann）语］。而有了这一洞悉，在与拿破仑打交道时，就已经暗中赋予了他某种优越感。[48]

在梅特涅看来，这第一次朝见中，拿破仑的装束还算“正常”，[49]尽管如此，他依然拼尽全力给人以一种要唤醒人们认识到他高大形象的印象。如同现代的发展心理学（Entwicklungspsychologe）一样，梅特涅公使感觉在自己身上也产生了“初次印象效应（Primacy-Effekt）”，这是种第一印象会持续性地影响判断的现象。[50]对于他来说，拿破仑的出场就造成了这种印象，因为这第一幅画面永久性地留在了他的意识之中，并且，即使在他与法兰西皇帝情绪最容易激动的会见中，第一幅画面也栩栩如生，犹在眼前。在他的精神中，对一个“暴发户”永远挥之不去的想象，使这位全世界都在其面前发抖的人，于他而言失去了魅力；而这位“暴发户”在帝国伯爵面前，却在竭力争取让对方认可其身高和“门第相当的出身”。

尽管如此，在两人之间仍旧充斥着相互的吸引力：梅特涅对拿破仑的吸引力在于，一个与他在智慧上旗鼓相当，却在精神上独立的人，一个敢于反驳他，而他却对此人的堂堂仪表、练达世情以及高贵出身无比羡慕；这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于他而言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而拿破仑对梅特涅的吸引力则在于，一种具有行动和无可羁绊意志力的男人的领袖气质，这是很多人都可感受到的。但是，梅特涅一直有着眼于未来去思考问题的倾向，他已经预感到，拿破仑所具有的“别人少有的智慧”——梅特涅将这一美誉赋予拿破仑当然毋庸置疑——将无法阻止他自掘坟墓，尽管他有时具有威胁他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51]

梅特涅绝没有循着“敌意的立场”去回忆拿破仑，[52]但也未对他进行大肆颂扬。在他的许多书信中，更多是在对拿破仑战争政策所造成的屠城后果表示谴责，1813年在德累斯顿，他曾当着拿破仑的面公开谈论这种后果。他在1820年，也就是拿破仑去世的前一年撰写的随笔中，对这位从前的斗争对手的描写，既无偏见又保持距离，既无感情色彩又目光敏锐。多年之后，他曾多次并一如既往地评价拿破仑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将头脑敏锐、理解迅速、以极强的联想天赋去判断事物发生的原因和预测可能发生的后果，以及对可能对其有用的人的特殊洞察力等优秀特质集于一身的人。与拿破仑的谈话对梅特涅产生了一种他本人都很难对其进行定义的“魅力（Zauber/Charme）”。拿破仑能够将错综复杂的会谈主题，从那些毫无价值的、拉闲散闷的附带话题中分离出来，并直奔重点；他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概念形容一个事物，或者当我们惯用的语言失灵、不中用的时候，他总是能发明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主意极多且出言轻率，因此，他晓得如何巧妙地抢过话头，主导谈话进程。他经常使用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知道您想要什么；您希望达到的是这个目的，行呀，那我们就别绕圈子，直奔主题。”[53]在此期间，他会很注意倾听针对他的评论和不同意见。他听取意见，进行辩白，必要的话也进行反驳。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梅特涅也会毫无顾忌地将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表达出来，即使他对面的这个人不喜欢听，他也全然不顾。

在他的随笔中，梅特涅还记录了自己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即拿破仑究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像个心理学家一样作了评判，因为他不想陷入仅仅在道德层面上作简单的评价，而是试图进行条分缕析的解释，因此，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不合适的。他更愿意将拿破仑描写成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物，这个人物有两张面孔：在私人的生活中，拿破仑虽然不那么招人喜欢，但是他随和迁就，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具有人们在意大利平民家庭中看到的那些特征。他平息了家族圈子里那种过度的、无节制的要求，也拒绝了他的姐妹们的无理要求。他原谅了他的夫人玛丽-路易莎的一些举止失当的错误，因为他对她是那么迷恋，以致对她太放纵并言听计从。与之相反，根据梅特涅的观察，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这位皇帝却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他从不出于喜好或者 憎恶来作出决定。只要他认为是必要的，或者是他想摆脱某人，他就会消灭他的敌人或者让某人靠边站，而从不顾忌其他的事宜。目的一旦达到，他就会将他们抛诸脑后并不再追究。[54]由于他自认肩负着代表很大一部分欧洲利益的使命，因此，他没有被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单一的个人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吓住，为了实施他的计划，他不得不承担造成这些苦难的骂名，就像一辆已经进入高速奔驰状态的古代战车，不顾一切，所向披靡，路遇反抗，皆成齑粉。[55]他对那些不来接受他保护的人，就是说，不愿臣服于他的人，毫无顾忌与怜悯，并骂他们是傻瓜笨蛋。他对远离他的精神和政治路线的一切事物都不感兴趣，既不从好的角度，也不从坏的角度去理睬它们。这样一种分裂的人格，使得他只有在家庭和朋友的圈子里，才能共同感受一些小小不言、平民常有的不幸和倒霉，以及激动人心之事。

一件事印证了梅特涅所描写的这种拿破仑在私人生活和公务活动间性格上的不一致性。当皇帝拿破仑看到夫人玛丽-路易莎在生产时那种难以控制的巨大痛苦后，他变得脸色惨白，慌忙逃到隔壁房间，后来他承认：“为了生孩子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再也不要孩子了。”[56]然而，面对由政治而引发的灾难和人类的痛苦时，他却无动于衷，甚至毫无人性。[57]他要在经过精心算计接受者对他能有多大用处之后，才会行些善举或者表示下仁怀厚意。拿破仑本人曾确认过梅特涅在他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分裂人格。在进行当年的大战之前，拿破仑在与他1813年任命的司法大臣路易-马修·莫莱（Louis-Mathieu Molé）谈话时承认：“只是请您不要相信，似乎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有一颗‘敏感的心灵（le cœur sensible）’。我甚至是‘一个非常好的人（un assez bon homme）’。但是，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已经习惯于让这根心弦静默，而现在，它已经完全哑了。”[58]

精于算计的特点，是梅特涅首先在拿破仑的贵族政策中发现的，这种政策决然不仅仅是缘于缺少“门第相当的出身”的自卑感。梅特涅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位新贵的基金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中饱私囊和通过再分配而大发横财的行为，因为他自己就属于被剥夺者的行列，是这些被剥夺者将金钱贡献给了新富们（此话他本人并未说出）。早在1808年，他就已经获得了令人惊讶的、详细的有关拿破仑的新贵们是如何运作，以及他的新贵们是如何在欧洲大发横财的情况。通常，在对拿破仑体制进行历史性赞美的时候，总是将其与旧秩序相比较，突出其“现代化”的一面，而梅特涅看到的，是拿破仑体制的黑暗面：“欧洲已被驱赶、被强奸，即使在当前的时刻（1808）也还在被穷追猛打；野心、虚荣心、贪婪之心：人类所有这些灵魂的原动力，在规模巨大的毁灭行动的同谋犯中都被利用。当时很多人得到了满足，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满足；在后续时代就需要更多的诱饵，于是就在能找到的地方到处寻嗅，而这种将猎物分发给内奸的制度，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恶劣的例子不胜枚举，拿破仑想回避也回避不了。”[59]

内伊元帅（Marschall Ney）就曾亲口告诉梅特涅，他从在意大利、波兰、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转赠给他的财产中，收了500000利弗尔（Livre）[60]的佃租和地租。那些宫廷高官的收入已经赶上了王公贵胄：大宫廷总管康巴塞雷斯从帕尔马“永久性地”岁入150000法郎，外加公爵头衔，宫廷名誉大侍从参议勒布伦作为皮亚琴察公爵（Herzog von Piacenza）一年的收入也是这么多。宫廷典仪大总管塞居尔、1807任外交大臣的尚帕尼（Champagny）以及第一秘书“巴萨诺公爵”马雷（“Herzog von Bassano” Maret），每人每年从威斯特伐利亚和汉诺威的财产中均可获得50000及100000法郎的收入。梅特涅1808年说，人们估计拿破仑也想授予宫廷大元帅杜洛克、御马大总管科兰古以及秘密警务大臣萨瓦里（interner Polizeiminister Savary）以同样的公爵头衔。欧洲是怎样受到剥削的，看看拿破仑的那些被晋封为公爵的元帅们获取收入的地区就知道了：奥热罗（Augerau）被晋封为卡斯奇里恩和马塞纳公爵（Herzog von Castiglione und Masséna），内伊被晋封为埃尔欣根公爵（Herzog von Elchingen），达武（Davout）被晋封为奥尔施塔特公爵（Herzog von Auerstedt），杜洛克被晋封为弗留利公爵（Herzog von Friaul），科兰古被晋封为维琴察公爵（Herzog von Vicenza），拿破仑的表弟阿利吉上校（Oberst Arrighi）被晋封为帕多瓦公爵（Herzog von Padua），朱诺（Junot）则被晋封为阿布兰特什公爵（Herzog von Abrantès）。

拿破仑完全按照旧帝国的方法，为他的追随者加官晋爵制造了大量的头衔，分封他们采邑，并赋予他们的家族以长子继承权。此外，还给皇帝卫队发放额外津贴，并且给予所有的军官永久性的养老金，而且直系后代可以继承——上尉2000法郎，中尉1000法郎，少尉500法郎。梅特涅报道说，拿破仑的帝国统治，不仅仅在地域上到达了维斯瓦河（Weichsel）河畔，而且，这种统治还减少和削弱了那些在他的保护下，在巨大帝国中各省进行统治的、归顺了的君主的权力与财力。他将这些财富给予法国的臣民，让他们由此成为莱茵邦联的邦国中最富有的业主，从而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梅特涅看到，他是如何抓住发财的新机会，以使别人与他自己、他的继承人以及他的征服活动绑定在一起，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天才拿破仑（Génie de Napoleon）”。在回顾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梅特涅确信，拿破仑通过与此相关的一切手段，使自己拥有的领地数量无法估计。这样，梅特涅就更加具体地将其对旧有社会秩序被颠覆的理解，以及他为什么称法国革命充其量是一场社会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展现在人们面前。

法兰西帝国

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问题，即旧帝国在梅特涅的一生中意味着什么，在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它被关注得太少。他是在多大程度上将自我价值感，和他作为一个欧洲世界主义者的社会性的社会化思想归功于旧帝国，还有，他是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地扎根于旧帝国——这个由很多部分组成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帝国的法律遗产中，这些，在他所记载的经历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是，如果仅仅想去追踪帝国对他的“影响”，就像向一条单一河道的溪涧注入水流一样，注入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在曾经革命的巴黎，在新皇帝拿破仑的宫廷里，旧帝国的概念变了，对于熟谙历史而同时又与时俱进的观察者梅特涅来说，旧帝国变成了一只万花筒，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媒介，其原本对称有序的排列，只能通过各个被反射的、单一的组成部分才能看到，而通过不断变化着的排序，万花筒的图案也在不断变化着花样。对梅特涅来说，帝国已然支离破碎，成为并列、相互或相对而立的至少六种元素，他在巴黎则直接面对着它们：①帝国伟大的历史传统，他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大学学习研究过这些传统；②他经历过的帝国传统，他在法兰克福的皇帝加冕典礼中共同参与了这些传统；③在政治上还苟延残喘的哈布斯堡皇朝，从1792年起就进行着反抗法国革命军队的战争，是根植于老欧洲联盟的帝国；④作为他的伯爵家族和领地保护伞的帝国；⑤其父亲弗朗茨·乔治作为最高等级官员之一为之效忠服务的帝国；⑥最后，以法国人的皇帝作为“保护人”的、变为“莱茵邦联”的帝国。这位法国人的皇帝，自诩为查理大帝的继承人，通过冯·达尔贝格为自己创造了一座有连续继承法统的桥梁，他的方法是将这位帝国的最后一位帝国总主教，以及旧帝国中最重要的选帝侯区的所有者，变成新成立的莱茵邦联的首脑［“诸侯总领（Fürstprimas）”］。

旧帝国对梅特涅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认识了帝国的所有面孔，并且同时认清了帝国中各邦国的诸侯破坏性的离心力，所以，与他的父亲相反，他认为可以排除拯救帝国的可能性，或者是尔后有朝一日复活帝国的可能性。对他来讲，旧帝国仅仅作为一个项目实验平台为他所用，在这个平台上，他发展了他即将产生的“德意志国家（Deutschland）”方案。而从1806～1815年，对他首先形成挑战的是，拿破仑是如何依靠那个古老的、超民族的帝国，并且借助使用这个帝国的因素的。

拿破仑使梅特涅卷入了一场他所喜好的关于历史题目的讨论中，而这一讨论暴露了拿破仑对历史知识的一知半解，同时却也显示了他的一项特殊本事：判断原因和预知后果。对不知道的东西，他有本事猜到，并且通过他的那种特别的精神对人物和事件夸夸其谈、滔滔不绝。拿破仑总是反复不断地引用从他所阅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特别是从一些历史片断中摘录的同一段引言，并且特别喜爱那些出自古典的，以及法国历史上英雄时段的篇章。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亚历山大、恺撒，特别是查理大帝。梅特涅所描写的原话是：拿破仑“声称从事实上和法理上是他（查理大帝）的继承人这一想法，一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占据着他的头脑。我曾看到，他是如此沉溺在与我没完没了的讨论中，就是为了用最弱智的理由来支撑他那奇怪的论断。很显然，是我作为奥地利大使的身份，将他的执着带进了这一章节。”[61]

拿破仑将梅特涅看作旧帝国的化身，并认为，正因如此，就更应说服梅特涅相信这一点。梅特涅说这是一种悖论，一点儿也没错，诚然即便是拿破仑也无法掩盖隐瞒：如果像拿破仑那样，仅仅经过一场会战的失败就丧失了皇帝的宝座，那怎么能在传统中站得住脚呢？这位皇帝自己也承认：“你们那些生在皇帝的宝座上的统治者，可以被打败20次，然后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自己的皇宫里，而我却不行。我只是个幸运儿。如果哪一天我不再强大了，从而人们也便不再惧怕我了，那么，我的统治也将就此终结，挨不过这一天。”[62]梅特涅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像拿破仑一样感到，一个没有基础的权威是多么“脆弱和没有保障（précaire et fragile）”。

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在梅特涅面前抗议那些说他是篡位者，从而窃取了法兰西王位的说法。他说，王位之所以出现了真空，是因为路易十六不懂得如何保住它。推翻国王之后，法国土地上的共和国铲除了王国和王位：“旧王位已经与王国的瓦砾废墟一同被埋葬了，而我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我如同新帝国一样新，新帝国与我顺理成章地组成一个完全的整体。”[63]拿破仑用历史的活动布景为他的舞台建立了一道背景，在这个舞台上，他扮演着皇帝的角色。现代历史编纂学将这种做法称为“传统的虚构（invention of tradition）”［E.P.汤普森（E.P.Thompson）语］。

在一次前帝国总主教、今莱茵邦联诸侯总领达尔贝格觐见完离开后，拿破仑当着梅特涅的面嘲笑了他，这完全显露拿破仑实际上根本没有像查理大帝一样，考虑要让旧德意志帝国继续存在下去或者重新使其恢复活力。“达尔贝格其人充满着不切实际的空洞梦想。他一再以让我重建他所称的德意志祖国的宪法的问题折磨于我。他想重新要回他的雷根斯堡，要回他的帝国高等法院以及旧德意志帝国的所有传统。刚才他又在试图谈论这些愚蠢无聊的事，但是，我一口回绝了他。”[64]拿破仑因此也暴露了他进行统治的“秘密”：德意志国家中的那些小国想要在大国面前得到保护，但是大国却要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任意的统治。而达尔贝格则只想从“邦联”中得到人和钱，而人和钱只有大国才能提供。因此，他不去骚扰这些大国，而是让小国看到，他们相处得是多么融洽。梅特涅刚刚去巴黎走马上任他的公使职位，拿破仑就当着他的面明确地宣布了这一点，这位前帝国伯爵从而也知道，他本人身处的等级期待将来从拿破仑那里得到的，将会是何种的结局：一无所有。而对于像那位符腾堡人（达尔贝格）一样的新统治者，则可能从他那里获得一切，而这一切意味着并不是什么好事。

更使人目瞪口呆的，是拿破仑关于他的最高权威是君权神授的想法。拿破仑还援引说，哈布斯堡皇帝的头衔“就是拜上帝恩赐，奉天承运，被选为罗马皇帝的”。[65]按梅特涅的说法，拿破仑对此还有他自己的评论：“这个风俗既美妙又理所当然。权力来自上帝，只有那里是普通人达不到的地方。而我则会恰逢其时地从那里接受同样的头衔。”[66]实际上，这种事1807年11月真的就发生了，当时，拿破仑就是以下面这句套话，作为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宪法导言开篇的：“朕，拿破仑，奉天承运，宪授帝祚，法兰西之皇帝、意大利之国王、莱茵邦联之护主。”梅特涅写到，然而在宗教信仰上，拿破仑并非特别虔诚。天主教作为宗教崇拜，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有用的手段，用来保持道德世界的平静与秩序。就像与政治权力打交道时一样，拿破仑在与宗教打交道时，他坚信人以及公众舆论本身毫无价值，他看到的只是他们所起到的工具作用，这一点在他那里早已表露无遗。因此，当梅特涅说拿破仑并没有在启蒙运动的作家中寻求他的榜样时，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更不用说将伏尔泰作为榜样了，他甚至很是反感伏尔泰。拿破仑反而在近代的强权政治的预言家那里寻找榜样，这位预言家也曾使腓特烈大帝着迷：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67]

在关于任职巴黎的指令中，梅特涅已经预计到拿破仑进行征战的两面性，因为他既征服了革命又征服了欧洲大陆。在梅特涅看来，他既是“神仙下凡的革命的”[68]，同时也是一个“天生的占领者、立法者和管理者”。[69]在一次两人之间进行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中，皇帝向这位公使透露：“在青年时代，我由于微不足道且出于虚荣心，是倾向革命的。年纪渐长，变得理智了，我遵循了理智的建议并按照我的直觉，‘践踏（écrasé）’了革命。”[70]

总而言之，可以确定的是：从1806～1813年，奥地利公使在法兰西皇帝面前处于一种非常独特的、享有特权的地位。这是一种“持续多年的、直接的接触，在非法国人中，还从未有过第二个人与拿破仑有过这样的接触”。[71]也正因如此，梅特涅可以完成他给自己设定的任务，即“通过对这个已经人格化的、革命的产物的分析，得出这个人何以从如此低的低点出发，却担当了如此高的高度的结论”。[72]

在梅特涅1820年发表的随笔中，梅氏对他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可以证明，梅特涅不愧是其老师科赫和福克特历史批判方法的信徒。当然，梅特涅也要顾忌和考虑“自己赖以存在的条件”，这也造成了梅特涅与他的研究对象保持距离、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的态度。

从而梅特涅也同时回答了关于拿破仑是否伟大的问题。仅仅强调拿破仑赖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一个无名鼠辈一跃而起的实力、暴力和优势等特点，是远远不够的。梅特涅批评道，人们为了更好地去理解拿破仑，便将他们那些毫无用处的丰富学识，过多地用在了将拿破仑与历史上的大人物进行比较上面，无论是古代的英雄、中世纪的野蛮征服者，还是一种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篡权者。“寻找‘历史上’相似者的癖好”歪曲了现实的历史。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将人物从他所处的框架中解构出来，从其所从事表演的各种场景的交互状态中解脱出来。不同的时代和形势的不同的特殊性，不允许进行所有这样的类比。

为了评判“天才”拿破仑，需要这个时代的一种尺度。就像作出判断总是取决于立场一样，梅特涅对此种做法完全保持着距离。谁认为法国革命时代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辉煌、最闪光的时代，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拿破仑就会作为历史上在某个时刻总要出现的最伟大的男人之一，占据一个位置。相反，谁要是认为，他除了像一颗流星之外，什么都不是，一颗从普遍消散的浓雾中升起的流星；在他周围，拿破仑看到的只有因“虚假文明（fausse civilisation）”的无节制而产生的社会废墟的瓦砾，他所干的，无外乎就是与弱小的反抗者及无力的竞争者战斗，进而战胜盲目的狂热及自相残杀的对手，因此，就“夸大拿破仑伟大的想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危险。预先指出了拿破仑“传统的虚构”的想法，并影射其策划导演的贵族和皇帝戏之后，梅特涅断言：“它（建筑物）赖以组成的建筑材料，除了来自其他建筑物的碎砖残瓦之外，别无长物。而这些建筑，一部分已腐朽残败，另一部分则已失去了内在的结构支撑。起支撑作用的最后一块压顶石已被取下，建筑物从顶盖到地基，顷刻间会轰然坍塌。”[73]

因此，梅特涅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即“当拿破仑希望我起到赞扬他优点的作用时，也使我有可能认识到他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他堕落，并使欧洲从压迫中解放出来，那么，拿破仑想起的这个（赞扬他的）念头又是否明智呢？”[74]在后来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时，国务首相感到，好像他被派驻巴黎一事，是导致拿破仑最终倒台而埋下的祸根。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梅特涅政治生活中后来的历史，最终引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即梅特涅所独有的、从与这位皇帝自1806～1813年私人交往中获得的内幕情况，是否他制定出导致拿破仑的“世界王朝”覆灭的长期战略原因。

耶拿与奥尔施塔特（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忘记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教训

梅特涅在巴黎的两项最重要的任务是，跟踪拿破仑对德意志情况与形势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出他个人对有关局势的判断；此外，他的任务还包括仔细观察拿破仑与其他欧洲列强的交往情况，并尽量从中得到法国皇帝头脑中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特别是针对哈布斯堡皇朝的行动计划，因为哈布斯堡皇朝扮演的（从法国皇帝的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不过是拿破仑整个台球桌上的一颗小球。在梅特涅担任公使的整整三年中，他观察着欧洲大陆上产生较大新旧冲突的所有地区：富于传统的西班牙波旁王国，腓特烈大帝及其不那么伟大的继任者普鲁士，由于无数的战争已经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在年轻的、虚荣心极强的沙皇亚历山大治下的沙皇俄国，大不列颠海上世界帝国以及意大利，在这个半岛上，所有大国——普鲁士除外——的利益在交织碰撞。所有这些帝国和地区都成为拿破仑帝国政治的一部分，梅特涅因而都要说清楚其合理性。这些是他 出使巴黎期间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课题，其他的一切都被囊括在这一题目之下。

在此需要思考的是，奥斯特利茨会战带来的震惊成了梅特涅政治觉悟的气候分界线。在此之前他认为，通过对欧洲均势形成一致意见的政策，就可以阻止“万能皇朝”，对这种认识，他更多是纯粹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奥斯特利茨会战给他上了一堂经验课，他后来的外交政策信仰，则要归功于这一课。像拿破仑的法兰西这样的帝国，只有通过一个强大的、始终如一的大国联盟，才能够削弱并战胜它，直到1815年之前，这个想法充其量不过只是他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确定无疑的符咒。在与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中，各个单一大国的失败一再证实，梅特涅的说法是多么正确。1806年1月，还在柏林，奥斯特利茨会战刚刚给他留下的印象仍清晰深刻，他在给弗里德里希·根茨的信中写道：

我已经30多岁了（梅特涅即将年满33岁），最近的三年中我所获得的各种结论，比17世纪三分之一中的30年所获得的加在一起还要多。我距离所观察的事物对象过于靠近，我对普鲁士、俄国就像对奥地利一样了如指掌，我曾享有英国政治的精华，那么，如果援助不是来自这些大国的紧密联合，还有什么能拯救我们呢！……为了摧毁那个欧洲南部和西部完全结合起来的庞然大物，这种联合是必不可少的。我之所以说摧毁，是因为仅仅用抵制来对付这种情况，从来都只能无济于事……人们说要限制这个男人，把他圈在篱笆里。不，要去征服他，摧毁他，进而肢解他的帝国——谁不想征服，那么他就将被征服——欧洲唯有这个愿意行动的男人，为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提供了一个可怕的凭证。[75]

这个认识完全可以作为纲领来理解，直到1815年为止，梅特涅都将其视为最理想的纲领，虽然在拿破仑面前，他不得不作出很多临时性的妥协——外界则常将他的这些让步错误地评价为机会主义。他同时奉行由原则引导的务实政策，从长远看，这种务实政策是不允许与这位篡权者妥协的。就像这段解释所透露的，原因在于拿破仑本人，在于其无法遏制和无法满足的、扩充其权力的欲望。

1806年9月16日，在他抵达巴黎六个星期之后，也就是耶拿和奥尔施塔特会战前不到四个星期，梅特涅就已经声明，普鲁士与法兰西之间难免一战，并认为霍亨索伦王朝对战争的准备不足。在他任职柏林时，就对德意志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又回忆起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教训，并且剑指普鲁士，将其与下述指责联系在一起：“既然1806年（普鲁士和普鲁士国王）就已经显示了性格特点，那在1805年为什么没有拯救欧洲？”[76]梅特涅判断，将要发生的战争以及后续发生的所有战争，不仅是双边冲突，而是整个体系的危机：“我们已经到了欧洲面临令人厌恶的危机的时刻。”[77]人们几乎可以想到，他先批评奥地利1809年的战争冒险，又指责普鲁士国王贸然投入了一场“没有经过任何算计，而仅凭冲动就进行的战争”——这是一种未经协调的举动。[78]

所有这些战事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虽然一个由俄国、普鲁士和英国——第四个加盟者——组成的反拿破仑同盟已然出现，但是，拿破仑成功地将其拆散：对普鲁士来说，灾难性的，而且并非不可避免的耶拿与奥尔施塔特会战的失败，成了反法同盟军军事上优柔寡断、指挥上毫无协调，以及各部队之间联络上杂乱无章的典型范例。英国坚持继续进行战争，而普鲁士和俄国却由于拿破仑策略上的分而治之，在1807年分别与拿破仑签订了双边的《提尔西特和约》，和约的条件完全是不平等的。

两份《提尔西特和约》（1807年7月7～9日）世界皇朝取代大国协调

由于拿破仑与沙皇之间达成了谅解，梅特涅认识到，到目前为止的欧洲五国共治体系（System der Pentarchie）已经完全崩溃，因为在1807年7月9日的《提尔西特和约》中，拿破仑与沙皇私下划分了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从而使五国平衡完全失效，而且重要的还有，俄国参与了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行动计划。早在1794年，梅特涅就学会了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现在他看到，在尼曼河（Memel/Niemen）的一条木筏子上，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举行了有关《提尔西特和约》的谈判，以解决两个全球竞争者的势力范围在此发生的冲突，而拿破仑在谈判中则精彩地、极具象征性地导演了新的格局：“欧洲被改变了。两个帝国，一个位于西方，一个位于东方，正准备将一些同盟小国聚集在周围，使它们作为居间调解斡旋性的国家任人摆布、换来变去、为己所用。”[79]

如果说，这两个强权大国之间还是在平等的地位上签署和约，那么，7月7日同样是在提尔西特，拿破仑与普鲁士签署的则是一个征服性的和约，它使普鲁士的领土缩小了三分之一，并且让它承担了1.2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梅特涅在施塔迪翁面前不无道理地评价说，霍亨索伦王朝因此从一个一等大国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而奥地利的处境也因此从根本上转向恶化。莱茵邦联从两侧包围着她，并且，与法国的任何军事冲突，实质上都将导致在维斯瓦河与因河（Inn）之间的两面作战。自此，梅特涅开始了持久性的警告，不要与法国进行双边战争。由于他发出了这些警告，就不能将梅特涅描绘成一个战争的推动者，这一点，正如将他一直视作1809年战争的推动者那样。

就梅特涅担任公使期间发回报告的特点，怎么突显都不过分。他并非只是一个中间人，仅仅传递一些驻在国发生的事实情况——当然，这些事他也在做——而是研究并得出有关政治全景的结论，并在其中准确地定义奥地利治国理政所应作出的选择。他预言，欧洲的现状，业已将内部毁灭的萌芽置于自身之中，维也纳政府只需等待适当的时机，因为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唯一一人的生命基础之上，而此人对于其后继者却一无所知。

在梅特涅看来，不是1809年西班牙起义才带来转机。这位公使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时，就看到了这是拿破仑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就是说，这是拿破仑倒台的开端（他并非是事后才这样断言，而是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深化了对时代转折点的判断，他确认，拿破仑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错误设想的后果造成的，他自以为是地想象普鲁士的实力会彻底衰竭耗尽”。[80]拿破仑“无可比拟的大厦”既不牢固又不持久，因为《提尔西特和约》提出的条件“既强硬又过分”。并非仅仅梅特涅一人持有这样的看法。赞同提出较温和条件的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就认为，拿破仑从提尔西特开始，将弓弦绷得过紧：“拿破仑胜利了，辉煌的胜利。他欢欣鼓舞、洋洋自得，从而态度也变得固执强硬。他沉湎于之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和伟大胜利的心醉神迷之中。”[81]

梅特涅用他的判断，间接地对普鲁士改革派及其联合所有反抗拿破仑力量的出色能力，给予了褒扬，他将这种看法与他的基本说法结合在一起，即只有其他大国结成联盟，才能推翻拿破仑：“1805年普鲁士所犯的错误——［就是说，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之前］未将其力量与奥地利及俄国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在1806年又通过拥戴（拿破仑）重新犯了一次。但是，欧洲能从由于拿破仑的征服精神而套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最终还要归功于这些经常犯的错误。”[82]

《枫丹白露协议》（1807年10月10日）初次领略拿破仑的谈判风格

梅特涅出使巴黎的任务之一，是明确澄清《普雷斯堡和约》中的遗留问题。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最高层级、由自己全权负责为奥地利进行谈判。问题的实质是，将奥地利的领土与拿破仑“发明的”新意大利王国之间的边界走向，通过协议确定下来。这使得梅特涅第一次见识了拿破仑是如何在谈判桌上肆无忌惮地虐待弱小国家的谈判代表，以及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践踏平等对待的，或者如同拿破仑在其外交信仰自白中所说的“相互关系”的规定。[83]梅特涅说，他此后再也没有见识过在这种捉摸不透的谈判中，有如此多的诡计多端和厚颜无耻了。[84]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对对方提出的新要求和强加于人的条件。拿破仑直截了当地拒绝与他进行直接的对话，而是将一切交由其外交大臣尚帕尼打理。尚帕尼拿出一幅地图，上面有拿破仑亲笔沿着伊松佐河（Isonzo）画的一条边界线，一条不容再讨论的边界。

梅特涅试着采取迂回方式，通过意大利公使费迪南多·马雷斯卡尔奇伯爵（Graf Ferdinando Marescalchi）去影响拿破仑。他在马雷斯卡尔奇伯爵面前抱怨法国人说：“他们想得到一切，却什么都不想拿出来。”但是这位意大利人警告他说，他认识他（拿破仑）的许多国人，他们有能力并且想要唤醒拿破仑对的里雅斯特（Triest）[85]的贪得无厌。这条奥地利通向亚得里亚海的唯一通道，像个楔子一样，插在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和拿破仑新近争得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en）之间。对于拿破仑来说，进行威胁易如反掌，因为他的军队还驻扎在奥地利。马雷斯卡尔奇建议，在对方将新的要求提到谈判桌上之前，尽可能快速地签署所建议的边界走向协议。梅特涅判断，拿破仑的胃口是毫无节制的，并且已经完全撕下了他的伪装。

尽管如此，这位公使还是发现了谈判结果对奥地利来说有某些好处；因为拿破仑将谈判视作双边关系新时代的开端，这一关系从此将以谅解精神为特征。实际上，面对法国，奥地利第一次处于其边界问题已完全澄清，以及拿破仑再不能向其提出新要求的形势中。拿破仑甚至希望有朝一日与奥地利结盟，[86]但是对于这一愿望，梅特涅持担忧的态度，因为他立即揣测到，这个意图背后隐藏着的，是为了法国的目的将使奥地利承担其军事义务。

大陆封锁（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通往“万能皇朝”之路

为了征服欧洲大陆，拿破仑需要巨大的战争机器。法国的军事实力包括从革命群众中招募的200万武装士兵，卫星国——所谓盟国的——部队，以及来自各地的、希冀能从拿破仑那里分得一杯羹的地区武装，或者如大量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希望获得国家的统一和自由。为了在财政上支撑战争，拿破仑的军队几乎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已许诺的自由，因为这些军队必须要从“被吓倒和被征服的领土”上获取赔偿，进而向占领区居民征收军税以及实物支付，并且直接掠夺富裕的城市——就像梅特涅早在1792年10月于法兰克福经历过的那样。[87]为了平衡在海外殖民地输给英国的收入，法国还需要“控制欧洲的经济”［克里斯托夫·A.贝利语］。[88]这就需要由大陆封锁行动来完成，这一封锁行动禁止一切来自英国的货物登陆欧陆，这是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宣布，1807年底又进一步扩大了的措施。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时，由纳尔逊（Nelson）率领的英国王家海军在特拉法加海战（Schlacht von Trafalgar，1805年10月21日）中给了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毁灭性的重创，并使英国海上霸权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声誉，在此之后，拿破仑就更加倚重这一措施。

剥夺英国人的全球优势仍然是拿破仑的目标，他想要通过经济战迫使英国人投降，也正因如此，他企图对输往大陆的英国产品尽可能采取水泄不通的封锁。在法国国内，这个行动计划是绝对得人心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排除掉了令人讨厌的英国竞争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空间，总体上强劲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89]结果是，英国经济在1808年陷入严重危机，也引发了社会动荡。当然，那些拒绝参与经济封锁的国家，也要为它们的举动付出代价，因为拿破仑用战争席卷了这些国家，先是葡萄牙，过后不久是沙皇俄国。

此外，拿破仑还曾想用1807年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将沙皇拉入对英国实行的大陆封锁体系。而对葡萄牙来讲，这当然意味着即将开战。在1807年8月2日的外交官招待会上，梅特涅亲耳听到，拿破仑是如何当着葡萄牙公使唐·洛伦佐·德·利马（Don Lorenzo de Lima）的面威胁他：“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要的，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90]这里所谓的和平，无非是意味着要参加到大陆封锁中来。拿破仑要求，葡萄牙立即对来自英国的货物关闭所有港口，没收英国在葡萄牙的一切财产，对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都要像战俘一样关押起来。葡萄牙摄政王愿意准备关闭所有港口，但是拒绝逮捕无辜的人，因为这样做违反人权。

在这个问题上，梅特涅第一次亲身领略了拿破仑无可遏制的征服欲望。首先是尚帕尼告诉了他拿破仑谋求“万能皇朝”的渴望。他说，由于英国已是海上主宰，因此，皇帝认为，成为“陆上的统治者（le dominateur du continent）”的时刻已经到来。所有违背其意愿者，或者进行哪怕是微弱的反抗，都将被消灭。但是，由于他的行动是在俄国同意下进行的，因此，没有哪个人敢于反抗。在1807年10月15日的盛大朝觐时，拿破仑再一次直接对葡萄牙公使说：“如果葡萄牙不按我想要的去做，不出两个月，布拉干萨家族（Haus Bragança）就不会继续在欧洲进行统治了。”[91]

这就给拿破仑政治带来一个新的威胁性脚注，因为这种政治开启了不但是将其他国家降格，而且是直接铲除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家族的先河，无论这些家族的历史有多么古老。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大陆封锁的要求，法兰西皇帝威胁说，他将不能容忍英国使节出现在欧洲，他会对任何一个还在接受英国大使的国家宣战，有300000同盟国俄国士兵在听从他的指挥。梅特涅冷静的判断是，拿破仑的狂热及对统治世界霸业的渴望，已经无视任何限制了。

在对葡萄牙宣战之后，拿破仑派出的部队由朱诺将军指挥，于1807年11月3日横穿西班牙到达里斯本，宣布布拉干萨家族下台。摄政王若昂（Prinzregent）与整个王室逃亡到了巴西。对拿破仑来说，葡萄牙又开启了新的战场，因为一年以后，英国人在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率领下驻扎下来，一直到拿破仑统治结束，都在这里进行着抵抗战争，并最终于1813年将拿破仑的军队彻底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战争：对欧洲君主的冲击

梅特涅以极大的忧虑全神贯注地跟踪着拿破仑的扩张野心，看他是如何觊觎着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于1795年加入了《巴塞尔和约》，一年后与法国结成联盟，并在后来的数年中一直站在法国一边，即使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与英国的海战中遭遇毁灭性失败也是如此。1807年10月27日，两国在枫丹白露宫签署了协议，规定两国该如何瓜分战败了的葡萄牙。因此，朱诺将军的部队在西班牙政府的完全同意下穿越西班牙，前往占领葡萄牙。

西班牙王室的一个宫廷阴谋却给了拿破仑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为了一己之私而干涉其内政，并将西班牙的政局搅得地覆天翻。起因是斐迪南王子（infant Ferdinand，储君）企图让现任第一国务大臣曼努埃尔·德·戈多伊（Manuel de Godoy）下台，这位第一国务大臣是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卡洛斯四世（Karl IV）的宠臣，也是王后的情人。拿破仑就势邀请所有的王室成员，前往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法属巴斯克地区巴约讷（Bayonne）的马拉克宫（Schloss Marracq），进行说合调解。1808年5月2日在马德里，当法国士兵准备去接斐迪南的弟弟弗朗西斯科（Francesco）前往会见地点时，一些起义者想阻止他们的行动。第二天，若阿尚·缪拉元帅[92]命令血洗马德里，为前一天被起义人员杀害的法国士兵复仇，以致引发了席卷西班牙全国的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13年。

当梅特涅解释法国的实力在中欧大陆还会如何发展壮大之时，西班牙这个将拿破仑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牵制其中的战争舞台，从此强烈地主宰着梅特涅的政治推理联想。起先，他对拿破仑在巴约讷用武力威胁卡洛斯四世将王位交给他的方式和做法，异常激愤。法国皇帝通过“政变”［让·蒂拉尔（Jean Tulard）语］，“用诡计多端的阴险手段和残忍的暴力”［奥古斯特·福尼尔（August Fournier）语］来实现他的目标。1808年6月6日，拿破仑将西班牙王位授予了长兄约瑟夫。[93]即使是塔列朗，也对这种方式的“谋杀（Attentat）”保持了距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将背叛和阴谋诡计等均事先密谋得天衣无缝，并且将陷阱巧妙安排妥当，使得阴谋计划得逞的话，那就非此莫属。”[94]就在1807年8月9日，拿破仑顺从了他的这位外交大臣的辞职愿望，但是，还是继续让塔列朗担任他的政治顾问，后来在埃尔福特召开的诸侯大会上，塔列朗也仍然担任顾问一职。会上，当塔列朗试图劝阻拿破仑不要搞此类“谋杀”，并公开警告说，他会因此在公众舆论中以“小偷和骗子的面貌”出现时，拿破仑遂命令西班牙王室，举家搬入塔列朗位于图尔（Tours）以东的瓦朗塞宫（Schloss Valençay）——这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并且要房主负担一切费用。以此事件为开端，塔列朗与拿破仑渐行渐远。

将波旁家族赶下西班牙王位事件，之所以如此严重地给梅特涅敲响了警钟，是因为这位法兰西皇帝在建立其欧洲“大陆体系”的道路上，不但毫无忌惮地铲除了各个富含传统的王朝，而且同时用自己的皇朝政治取而代之。他创造了一套 新的正当性合法化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要自己的家族集团成员成为统治者，诸如他的弟弟路易做了法国统治下的荷兰王国的国王（自1806年5月起）；哥哥约瑟夫当了那不勒斯国王（自1806年3月起），接着又做了西班牙国王（自1808年6月起）；然后是他的妹夫缪拉继承了那不勒斯王位（自1808年7月起）；与此前的西班牙一样，在那不勒斯，波旁家族被从王位上驱逐。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Jérôme）受封新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年8月），西汉诺威和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以及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Herzog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都成了他的牺牲品。拿破仑的舅舅、枢机主教约瑟夫·斐许（Joseph Fesch）成了莱茵邦联的诸侯总领达尔贝格的助理主教（1806），法国皇帝还让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当上了意大利王国的副王（Vizekönig，1805）。

此外，拿破仑还赋予他的皇朝政治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使得改朝换代看起来更加危险。这一点是在他1807年11月15日一封著名的、写给热罗姆的信中宣布的。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这份宣言，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使命感的双重力量，并以这种力量进一步威胁着旧欧洲的各国王朝：“您的臣民一定会享受到自由、平等和丰裕生活，这些是德意志其他地方的各族人民见所未见的！……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族人民希望得到平等和启蒙的思想！自朕掌管欧洲事务起，多年以来，一再发生的事情使朕确信，那些特权阶层的牢骚抱怨，是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您要做一个立宪型的国王！如果您所处的这个世纪的理智和开明，没有要求您去这样做，出于明智的政治需要，您也必须这样做。您将因此在公众舆论中赢得巨大的权力，以及对于您的那些专制的诸侯邻居们而言，赢得自然而然的优势。”[95]

当然，由于政治警察、新闻检查制度的存在，以及新贵们自肥腰包、中饱私囊，这些美妙的宣传在信中提及的所有国家中都是无法实现的。熟谙旧欧洲事务的梅特涅早就看穿了一切。为了能够感同身受梅特涅1808年8月时所面临的状况，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在1805～1808年的短暂时间内，有多少旧诸侯被新的世袭王朝所取代。谁还在对拿破仑更大的计划持怀疑态度？哪一个还存世的大国是下一个牺牲品？公使不停地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拿破仑看似亲密知心地与梅特涅商谈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做法，更加深了梅特涅对拿破仑的怀疑。至迟到此次谈话之后，以及当西班牙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梅特涅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猜测：下一步将轮到“作为其新的德意志盟友计划中的猎物之一”——哈布斯堡皇朝的生死存亡问题了。[96]

在1808年8月25日特别安排的觐见中，拿破仑用表面上看起来亲密知心的姿态，与梅特涅讨论了战争问题。因为他已经详细获悉，奥地利自4月以来开始重整陆军，建立国家防务。拿破仑的说法也没错，如果没有俄国作为盟友，奥地利是不敢发动战争的，而且它与沙俄的关系也不怎么样。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道：“您应当承认，是西班牙的事情让您害怕。就像我推翻这个王位一样，你们已经自认为被推翻了。”[97]尽管拿破仑在说出此话之后，试图立即缓和自己的怀疑，但他的话听起来不得不被认为是在威胁，是要由着他的判断来决定哈布斯堡皇朝的生死存亡。他声称，自己之所以占据了波旁家族的王位，是因为波旁王朝是他本人的私敌。“你们不可能与我同时拥有欧洲的各个王位。其他的王朝与你们没有共同点。对我来说，［哈布斯堡-］洛林王室与波旁王室有着很大的区别。”[98]

波旁问题使梅特涅陷入了一个棘手的困境，因为拿破仑要求奥地利不仅承认约瑟夫在西班牙是正当合法的统治者，而且还要承认缪拉在那不勒斯也是正当合法的统治者。梅特涅对施塔迪翁说，无论按什么法律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即使是用占领者的权利作为借口，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王位从未空缺过（拿破仑就曾在自己篡位的事情上因为事先处死路易十六而用这种理由来辩护）。但是，如果要断然拒绝，就要事先谴责那些承认拿破仑取路易十八王位而代之的国家。“这是重大的篡位活动的首创，其他的篡位活动，不过只是这次篡位活动的合乎逻辑的后续。”[99]因此，梅特涅建议，不给对手提供任何发起攻击的口实，而是从务实的理由出发，承认拿破仑所赐封的各位新国王。况且，在这件事情上，沙皇已经先于奥地利承认了他们。但是，作为承认的回报，梅特涅还想在谈判中要求对方不再谈论奥地利的军备问题，并且恢复与法国的友好关系。然而，弗朗茨皇帝和施塔迪翁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无异于打破了禁忌。

埃尔福特诸侯大会（1808年9月27日至10月14日）以及对奥地利的包围威胁

当听说拿破仑在西班牙得胜后班师回朝，并准备与沙皇于1808年秋在埃尔福特举行一次新的会晤后——如同一年前在提尔西特举行的一样——梅特涅极度警觉起来。他想要尽一切努力说服拿破仑，也邀请弗朗茨皇帝与会，或者至少让梅特涅本人参加会晤。拒绝梅特涅请求的方式与方法，按照外交惯例来说是侮辱性的，而这种做法更使他感到不安。[100]塔列朗是唯一一个向他详细通报已经启程赴会人员情况的人，他强烈建议梅氏，通过与外交大臣尚帕尼或者与拿破仑本人进行直接交涉，来获得邀请，他甚至建议弗朗茨皇帝干脆直接出现在埃尔福特的会晤现场，给两位统治者一个震惊。事实上，德意志诸侯的确也是在没有邀请的情况下，成群结队地前往埃尔福特，因为他们相信，在现场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但是对于奥地利皇帝来说，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在考虑范畴之内，因为它有失体统。

梅特涅想让尚帕尼认识到，如果在埃尔福特谈判中涉及奥地利的利益，而他却不在现场的话，那他将会多么狼狈。他的出席可以向欧洲表明，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有多么友好，这一点拿破仑在上次觐见时也同样强调过。最后他甚至建议，可以不作为奥地利公使——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国内指示——前往，而是纯粹以私人身份与会。尚帕尼只能尴尬地支吾其词，回答时字不成句，尽可能三言两语地躲闪回避，他强调说，带上整个使团去参加这样的会晤，不是皇帝的一贯做法。另外，这只是一次朋友间的会晤，不会涉及奥地利的利益。如果西班牙和波斯［！］的大使也提出同样的要求，那该如何是好？梅特涅嘲笑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有哪些道德上的或是政治上的观点，可以将奥地利公使与波斯的汗（Khan）[101]扯上关系。尚帕尼发现，他自己正在走向一片既湿又滑的境地，最后只能自我解嘲式地确认，他会将梅特涅的愿望转告皇帝。

以梅特涅获得的二手情报的水平来衡量，他能够在会晤之前就对会晤的深层次原因作出分析，说明其思想的敏锐程度已令人十分吃惊。他研读拿破仑的官方通报和宣传喉舌《箴言报》（Moniteur）、巴黎参议院会议的发言以及法国政府的公告等，感到无论在风格上还是使用的陈词滥调上，法兰西又回到了1793年时的情景，就是说，又使他回忆起雅各宾党人的游行集会。他们又玩起了两面派手段：大臣们在他们的公开宣言中提到奥地利时，不用刺激性语言；而在参议院的发言则相反，因为针对的听众是“法兰西民族”，因而奥地利就得被放在被告席上。拿破仑基本是受下述这种意愿所驱使，即补救其在国内或国外（西班牙）犯的错误，利用宣传攻势在公众舆论中改善气氛和情绪，但首先是确保在他还全力投入于西班牙战争的表演舞台时，不会受到沙俄和奥地利的攻击。埃尔福特会晤的目的在于，让俄国与奥地利保持距离、商讨该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以及“迫使英国停战”；最后一点无外乎就是将大陆封锁行动进行得更有效、更密实。尚帕尼对梅特涅解释说，从他的地缘形势出发，这里需要的是俄国而非奥地利。梅特涅只能一再重复说，据他所知，欧洲的普遍和平也需要奥地利参与：但是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用。

梅特涅说到了问题的根源上。在埃尔福特，拿破仑在驻圣彼得堡公使、后来成为他副官的阿尔芒·德·科兰古面前公开承认，他是故意不邀请奥地利皇帝出席大会的，如果亚历山大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俄国必须毫无保留地与他一道，从事反对奥地利的事业，而不是长期与“德意志（l’Allemagne）”，更不能与西班牙搞在一起。[102]在出发前，他对塔列朗解释埃尔福特行动的目的时说：“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我要达到在西班牙能够完全自由行动的目的。此外，我要确保，奥地利确实被孤立了，它确实不能再采取针对我的任何行动了。”[103]过后不久，在埃尔福特，他将奥地利描绘成“我真正的敌人”，必须牵制和控制它。[104]拿破仑与科兰古进行的所有商谈，都是出于对奥地利可能针对他而进行的军备和战争的忧虑。虽然没有受邀与会，但是皇帝弗朗茨像一个幽灵一般，在所有的会谈中无处不在。无论如何，弗朗茨皇帝至少还是派出了卡尔·冯·文森特将军（General Karl von Vincent）作为观察员参会，他曾经作为外交特使出使巴黎，对巴黎的情况非常熟悉，拿破仑也认识他。

对于一个外来的观察者而言，大会的宣传投入完全达到了它的目的。拿破仑违背国际法，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以一纸敕令（1807年8月4日）宣布埃尔福特为其皇室领地，使其成为德意志领土上的法国飞地。这样一来，拿破仑邀请的人就是到他的家里来做客。他事先亲自导演了一番，精确到分钟，并与塔列朗进行了商讨，向他透露：“我要用富丽堂皇和光彩夺目让德意志大吃一惊。”他详细地准备了剧院的节目，并安排巴黎著名的喜剧团“法国喜剧（Comédie Française）”来埃尔福特演出。必须让有着“超越一切经验的思想”的德意志人领教一下悲剧，而不是喜剧，以便教会他们“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让他们放弃那种“狭隘的道德”。[105]

大会完全按照旧秩序时代的宫廷盛会模式进行：有围猎活动、晚会话剧演出以及正式的晚宴，整个编排完全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莱茵邦联的各位诸侯作为皇朝“大家庭”扩大的成员，就座于专门为此而设的椭圆形桌子旁，以显示拿破仑是这个家庭的“家长（pater familias）”。[106]人们将这次活动的双重意义突显出来，并非没有道理，这次活动模仿了巴洛克时期的宫廷典仪，但同时又让其在可容忍的报纸上，作为轰动效应的新闻报道出现。

一个莱比锡的编年史作家曾报道说，在政治上到底谈判了些什么，人们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107]事实上，结果并不如人意，没有满足拿破仑的愿望：沙皇亚历山大不准备由法国单方面来主导协议。拿破仑追求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的企图也没有得逞，但是毕竟还弄成了《埃尔福特秘密协议》，至少将英国视为“共同的敌人以及欧洲大陆的敌人”；必须在意见完全一致之时才能与英国签署和平协议。[108]

当拿破仑认为奥地利才是真正的敌人之时，曾在起草《普雷斯堡和约》时照顾奥地利利益的塔列朗反驳道：“眼前可能是您的敌人，但是陛下，奥地利奉行的政策基本上不是法国政策的反对者。它奉行的不是占领政策，而是维持政策。”拿破仑回答说：“塔列朗，您现在是，并将永远是一个奥地利人！”[109]另外，在埃尔福特，还有一位拿破仑小圈子里的旧贵族——科兰古——也对拿破仑持批评态度，塔列朗知晓此事。科兰古在谈到与德意志国家及普鲁士的关系，以及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吞并的领土时，坦率地提醒拿破仑，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威胁。科兰古甚至走得更远，他建议拿破仑改变制度，令其温和化，为此，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从德意志撤军。他说，欧洲要的是安抚，而不是恐吓。一切能够促成这种局面的措施，都会使拿破仑的杰作在将来得到巩固。而皇帝则认为，科兰古的所有建议都会导致出现一个虚弱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在谋求战胜英国的过程中，他只能放弃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已经获得的果实。也就是说，拿破仑仍要遵循他实行的大陆封锁逻辑，而这一封锁行动则要求对大陆实行没有漏洞的管治。[110]

埃尔福特大会结束之后，梅特涅通过塔列朗和对他比较信任的俄国派驻巴黎皇室的公使彼得·托尔斯泰伯爵（Peter Graf Tolstoi），以及奥地利特使冯·文森特将军，了解了那里所记录的一切。他发现，他的预测得到了证实，首先是对哈布斯堡皇朝进行的危险的外交孤立，以及正在日益加紧进行的拿破仑对奥地利的军事进攻准备。梅特涅将法国进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仅仅看作拿破仑在其全球霸业环节上的一个远期目标：目前最紧要的是“完善他的大陆体系”，驱逐波旁王朝也属于完善这种体系的一部分。[111]两大帝国，法兰西和奥地利的接近，并“没有现实基础”，它不过是一个“假象联盟”，只是用来在法国继续侵略其他国家之时，让俄国保持安静。

塔列朗：“虎穴中的”奥地利代言人

作为公使，梅特涅需要在巴黎应对奥地利面临的困难局面，他发现，塔列朗是一个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人。塔列朗作为出身于另一个坐标系的旧贵族，与刚刚飞黄腾达的拿破仑的思维方式并不一样。梅特涅与塔列朗对大国关系间的独特性，以及欧洲均衡政治的原则最为清楚；两人均认为“欧洲协调（europäisches Konzert）”是稳定秩序的唯一正确基础。在他们的眼中，拿破仑谋求的“世界皇朝”从长远看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也是无法捍卫的。与拿破仑不同，但是与梅特涅却完全一致的是，年长几乎20岁的塔列朗，憎恶现代战争的残酷及其造成的牺牲，举例来说，就像他在视察奥斯特利茨战场后所宣布的：“目之所及全是死亡的、流血的、支离破碎的身躯，以及受到重创和濒临死亡却还期待救援之人的呻吟声，总计有成千上万，我方的牺牲同样如此巨大！这种景象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恐怖，我将终生难忘。”[112]

还在埃尔福特诸侯大会召开之前，梅特涅就已经向施塔迪翁呈送了一份分析报告，将巴黎的宫廷分为“两派”：一派是欧洲利益的代表，另一派是拿破仑的附庸。皇帝追随者的影响力，要归功于军事暴力以及一定程度上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113]在法国只存在着一个等级，这个等级可以开通一切向上的道路：通往幸福、通往头衔，以及通往君主持续不断的保护伞，这个保护伞就是军队。人们说，法国是一个只有军人人口的国家，虽然还有市民，但它的存在是为军人服务的。“另一派”是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是着便装的非军人，以塔列朗和警务大臣富歇（Polizeiminister Fouché）[114]为代表。他们自1805年起就一直存在，就是说，自奥斯特利茨会战、帝国终结以及莱茵邦联成立之时就一直存在。1806年对普鲁士和1807年对沙皇俄国的征战，更是加强了“这一派”的力量，而1808年用多次毁灭性的战争对西班牙采取的行动，以及极不道德地驱赶波旁王朝下台的做法，反过来对法国内政产生了危机性的影响。还有就是养活军队所需要的财政资源，已不能从进行抵抗的国家获取，从而使得财源渐趋枯竭。

塔列朗与现存体制保持着距离，也可以从下列事项上看出，即他从未要求过要承认拿破仑御封的新国王们。梅特涅以其独到的敏锐眼光猜测，在塔列朗身上，需要将道德和政治区分对待。塔列朗在生活上放荡不羁、渔猎女人、贪污受贿、挥霍无度，这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行事遵循原则（homme à systèmes）”。正因如此，他既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危险的，可能要比尚帕尼一类的无能大臣危险得多：“塔列朗先生这样的人，就像一把切肉的刀，要玩转这种刀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伤口越大，疗法也要越狠，而被委托来治病的人，用不着担心他所用的手术器械是不是更加锋利。”[115]

在这里，梅特涅已经暗示了，为了铲除拿破仑及其体制（“伤口”），塔列朗可能会成为一个理想的结盟伙伴。此后，两人经过长期的交谈，小心翼翼地不断相互接近，直到后来塔列朗对梅特涅完全信任，甚至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将秘密情报交给梅氏，诸如有关法军及其盟军的状况、所处位置和规模，以及拿破仑停留的地点等。由于两人以出色的、相互间势均力敌的外交艺术来掩盖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以至于直到1815年拿破仑政治生命的结束，他都对这出双簧戏一无所知。

当然，塔列朗的这种做法也是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促成的。1808年底，当拿破仑还在西班牙的战争舞台上时，便已得知塔列朗与富歇正在制订应对其一旦阵亡的计划，缪拉是他们看好的接班人的优先人选。[116]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到巴黎，经过六天急驰，拿破仑皇帝抵达都城，立即于1月23日传唤塔列朗、富歇、康巴塞雷斯、勒布伦、海军上将德克勒斯（Admiral Decrès）进宫。在他的办公室里，拿破仑表演了一场他臭名昭著的、设计好的暴怒，发怒的目标是原本要枪决的塔列朗，拿破仑对他破口大骂，直骂到祖宗三代：“你是一个窃贼，一个懦夫胆小鬼，一个不知何物为神圣的人！你不信上帝！你一辈子都没有履行过你的义务！你欺骗并背叛了全世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神圣的！你会出卖你的亲生父亲！我将那么多好事给了你，你却在所有的事情上与我作对。……我可以像摔碎一个玻璃杯一样，让你粉身碎骨，因为你罪有应得！我有权力这么做，可我是如此鄙视你，都懒得去费这个劲儿！”这一幕骂戏，虽然业已证实确切无疑，却有着多个版本和来源。[117]其中之一便是拿破仑的那句著名的破口大骂：“你他妈就是丝祙里的一泡屎！”不管拿破仑是否真的这样说过：在朝堂上，在大庭广众面前被这样骂得狗血喷头，塔列朗深为受伤。在离开宫廷时，他虽然仍能保持仪态端庄，却喃喃自语道：“太可惜了，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却如此没有教养，”同时他也脱口而出，“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原谅的。”[118]

从此以后，他不但在政治原则上，而且在与法兰西皇帝交往的个人经历中，又多了一个在暗中推翻拿破仑，并完全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明确理由。为此目的，梅特涅成了他非常知心的担保人。在驻巴黎公使发回的、需要优先处理的加密文件中，塔列朗经常作为不再进一步说明的某个“可靠来源”，或者就是被简单地称为不祥之兆的“X先生（Monsieur X）”。[119]梅特涅已然知悉拿破仑的骂人举止曝光，同样的，他也从拿破仑发脾气一事得知了塔列朗在背后散布的对《普雷斯堡和约》的评价，称其“卑鄙无耻，是一项腐败工程”。梅特涅向维也纳报告说，塔列朗已经失宠，他失去了作为宫廷名誉侍从参议40000法郎的年俸。在拿破仑不知情的情况下，塔列朗接受了作为奥地利间谍的任务，因为是他主动为梅特涅搞到了陆军进军的计划，并与奥地利的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他来说，除了与奥地利生死共存之外，再无选择。同时，他请求能够得到因失去收入而损失的数十万法郎，以及能够补偿他因将瓦朗塞宫提供给西班牙波旁王室使用而产生的费用。1809年2月23日，也即在战争爆发前，梅特涅在上呈给皇帝的奏折中，请求向荷兰的一个伪装账户的收款人，转汇300000或400000法郎外汇：“这笔款项看起来很多，但是，它与通常所作出的牺牲相比，是不成比例的。而从中获得的效益，却是巨大无比的。”[120]

梅特涅，1809年辉煌但不幸的战争肇事者？

拿破仑是什么时候准备将战争的意图对准奥地利的？获得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是对梅特涅巴黎大使任期的最大考验。无论这位使节什么时候与拿破仑亲自见面，这种不确定性总是萦绕其间，或者是皇帝直截了当谈起这个话题。拿破仑以多疑的态度，注意着奥地利的政策是如何追求重整陆军的。他指出，这是在扩军，为的是重新——第四次——发起针对他的战争。梅特涅则竭尽全力去消除这种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通常一样，他准备进一步深入熟悉军事问题，因为他将其理解为是任何外交政策中最具实质性的组成部分。1807年9月，他请信使通过秘密渠道从维也纳途经美因茨送来一份“《普雷斯堡和约》签署以来，军队实行改革和变化的图表概况”。[121]

拿破仑的国际政策，使时刻警惕着的梅特涅有足够的理由去担心，奥地利已经被系统性地孤立起来——比如像埃尔福特大会这种情况——并且被包围起来：被与拿破仑结盟的莱茵邦联邦国包围起来，无论顺利与否，这些国家必须以它们参与的兵源份额来加强拿破仑的军队，但是自从签署《提尔西特和约》以来，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也要这样做。当拿破仑的军队对付西班牙、奥斯曼帝国、他的超级敌人英国以及最终将矛头指向哈布斯堡皇朝之时，他与其所谓的“朋友”沙皇亚历山大的结盟，可以缓解兵源不足的窘况。

梅特涅的目光主要在盯着法国和莱茵邦联军队的兵力及其调动情况，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在伊比利亚半岛，一个由贵族、教士及农民组成的，忠于西班牙王室的强大运动，在进行着令人意想不到的、顽强的抵抗：依托令人捉摸不定的游击战新战法，抵抗者可以在任何一处灌木丛后埋伏、隐藏、窥视。而占领者则相反，试图通过恐怖性的惩罚行动阻吓民众。由于拿破仑用这种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尽快获胜，并签署停战协定，所以，他也不能用在其他地方的惯常做法，从这个国家榨取军税，因而必须自行筹集战争费用，这就大大削弱了他在法国国内的地位。此外，英国人成功地将葡萄牙扩充为大不列颠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桥头堡，军事奇才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后来的威灵顿公爵，从这里出动，开创了西部战线。

梅特涅仔细关注着西班牙国内局势的发展，将获得的印刷品如呼吁书、文告，以及在巴约讷为西班牙起草的、以拿破仑意志为基础的宪法文本送往维也纳。[122]他报告了有关西班牙国内骚乱的情况，并作为例子，附上了评论西班牙国王下台并被押往法国的呼吁书。还有下述的这种后来在德意志地下新闻界也能时常听到的声音，它对拿破仑的宣传和新闻检查形成了登峰造极的挑战：“来自法国的恶魔已经在他那诡计多端的内心中决定，用最卑鄙无耻的方式来压制我们的独立，这在历史记录中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无耻勾当显而易见，他的背叛明目张胆，让我们的国王下台，即向我们证明了一切。”[123]

在为施塔迪翁提供情报的过程中，塔列朗是梅特涅手上掌握的，也是他希望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告密者。例如，1808年7月，公使传回去“一份非常详细的，并且高度可信的（surtout très sure）有关法国军团的名单，这些军团驻扎在最前线，并可以从普鲁士出动来进攻我们”。[124]同样还有关于法国军队驻扎在西里西亚、勃兰登堡，以及在柏林、波美拉尼亚（Pommern）和丹麦周围的军力分部情况。他还可以贡献法国军队发自西班牙的秘密战报摘录，这些战报透露了在西班牙的军队调动情况和对战局的判断。[125]1809年初，他从英国消息中得到了关于英国人船运到西班牙部队的兵力和装备情报。[126]最重要的、可以让塔列朗掉脑袋的，是关于西班牙和莱茵邦联军队现状的情报，以及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的详细补充名单。梅特涅于1809年2月用密码加密，将这份情报送回。[127]最顶级的情报，是搞到的关于法兰西帝国军队所有团级单位1809年3月10日的位置信息图，总共19页，就像在透视仪上显示的那样，清清楚楚，梅特涅于3月23日将这份情报附上加密的说明从巴黎发回。[128]

当时，在常驻欧洲宫廷的公使中，再没有另外一位能像梅特涅那样，处于如此关键的地位了。他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广泛的人脉联系——在这些人脉中，有的是他在柏林和德累斯顿任职时就已着手建立的——以及所搞到的极其出色的情报，对维也纳宫廷来说，使他成为无人可以替代的角色。有一次拿破仑警告说，他让梅特涅明白，梅氏一旦哪句话说错，或者采取了哪个不当措施，就会引发战争。[129]拿破仑的话虽然言过其实，充满戏剧色彩，但是，恐吓梅特涅倒是确有其事。

梅特涅的这个虽然出人头地却招惹是非的角色，也引发了持续至今的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历史学家亚当·沃尔夫（Adam Wolf）更是不经意间提出了这个问题，1875年，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断言道：“梅特涅是1809年战争的制造者。他的夫人在维也纳赞成并煽动战争。”[130]西尔比克也在没有查看档案，以及没有确证本源出处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评析就全盘接受了这个判断，进而将其扩大为一个论题：梅特涅，“1809年辉煌但不幸的战争肇事者”。“灾难性的错误控制了他，以至于他在措辞强烈的备忘录及紧急公函中，以最大的热情和令人吃惊的力度，一再要求开战。”[131]西尔比克绕开查询国家档案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尤其特别引人注目的失败例子。相反，只要仔细地查阅一下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档案卷宗，结论就会水落石出。“根本就没有证据说明，梅特涅于1808年11月到12月在维也纳逗留之前，有过让奥地利主动发动针对拿破仑的战争的想法。”［曼弗雷德·博岑哈尔特（Manfred Botzenhart）语］[132]

追踪梅特涅的心路历程至此时此刻，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国际冲突和国际战争中所认识到的逻辑。他坚信，只有其他所有大国紧密的结盟，才能驯服和战胜像拿破仑统治体系那样的不可抗力。到目前为止的三次反法同盟的多次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瓦尔密、马伦哥（Marengo）、霍恩林登（Hohenlinden）、奥斯特利茨以及最后的耶拿和奥尔施塔特会战。在巴黎，梅特涅曾试图说服俄国公使托尔斯泰伯爵，让他相信，联合起来对抗拿破仑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毫无作用，虽然托尔斯泰伯爵毫无保留地赞同梅特涅的政治信念，可是与沙皇亚历山大相反，此人当时还不懂得正确地估计拿破仑，还认为与拿破仑相比，自己一方仍占有很大的优势。他起初还相信，可以与拿破仑一起来瓜分欧洲大陆。

梅特涅在他那典型的基本原则分析中，向他的外交大臣说明，只有各个大国选择结盟，采取对付拿破仑的行动才会变得可能。他明确无误地提醒施塔迪翁：“对我们一方来说，刺激法国开战完全就是精神错乱（démence）。”[133]1808年中期，他对局势作出的判断，使人感到就像是在预言未来，这个预言已事先宣告了1809年的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后，他又竭力地、强调性地重申：“刺激法国开战是发疯行为，避免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只用一般的力量投入，是做不到避免战争的。……无论我们的军队多么具有实力，训练多么有素并得到了加强，但是，它有足够的数量来拯救皇朝不会最终败落吗？……很显然，在我们能够和必须寻求我们的幸福这件事上，顺理成章已经不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134]

一般人会用这种语言去挑动战争吗？而且是在没有同盟军的情况下单打独斗，奥地利真的会作出这种决定？[135]恰恰相反：在埃尔福特大会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月中，正是梅特涅在竭力劝阻那种不加思考的盲目开战行为，因为他感觉到，在维也纳有人在制订此类战争计划。他告诉父亲，他处在政治旋涡的中心整整八个星期，并拯救了和平。[136]毫无疑问，他在此处指的正是他对拿破仑在1808年夏天——还在埃尔福特大会之前——的几次朝见，在朝见中，他试图驳回拿破仑对奥地利大力扩军的指责。而现在，他感到信息不够了，不灵了。因此他强烈地要求允许他返回维也纳，去搞清情况，否则，他无法在巴黎正确地履行职责。

1808年11月12日梅特涅回到了国都。[137]他立即去拜见施塔迪翁，施塔迪翁告诉他，已经基本决定要开战了。这就证实了梅特涅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判断，比起他在1808年10月作出的猜测，“战争离人们更近了”。[138]在与皇帝本人进行了数小时的谈话后，他认识到，皇帝对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战争准备的规模和范围，尚不清楚，但是期待着公使能给出 一个更清楚的局势判断，因为在巴黎，梅特涅是最能接近拿破仑的人，并且拥有最新的情报。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内，梅特涅撰写了三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并于12月4日呈交上去。

对于梅特涅来说，第一份备忘录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集中于政治和道义的视角，以此来分析问题，至于军事情况则被置于背景的位置。[139]梅特涅用一种现代历史全景的方式，将1806年以来的时代特征描绘出来，将这个时代作为欧洲体系的根本转折，并解释了每一个转折点——提尔西特、巴约讷、西班牙战争以及埃尔福特诸侯大会——对拿破仑的地位产生的意义。他提醒注意，法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对比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他非常详细地描写了法国国内反拿破仑派系的情况，即塔列朗和富歇的反抗活动，但也介绍了持批评态度的观察者与他们所保持的距离，例如俄国公使托尔斯泰伯爵。如果有谁想寻找反对立即开战的理由，在这份备忘录中就可以找到，而且还有下面这句指令，“欧洲最终只有通过奥地利与沙俄的紧密联合才能获救”。[140]这种认识，在原则上拒绝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单打独斗。

第二份备忘录的内容，集中在俄国的作用及其与奥地利的关系上。[141]在这篇文章里，相对于尽快开战的立场，人们或许更能读出一种不同的谨慎态度。梅特涅报告说，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罗曼佐夫（Nicolai Romanzov）建议缔结和约，主要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奥地利进攻法国，按照《提尔西特和约》，俄国必须站在法兰西一边进行干预。罗曼佐夫在启程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晚上，当面对梅特涅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将使俄国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142]不管怎么说，这位大臣还是希望将来俄国与奥地利的关系能变得更好，沙皇也不愿一味地任由拿破仑施加影响。塔列朗也从埃尔福特传递回同样的印象。但是，梅特涅写到，由于沙皇亚历山大政治上的反复无常，以及性格上的意志薄弱、极不坚定，因此他靠不住，也指望不上。在当前的局势中，根本不能指望俄国改变政策取向，或者是指望法国内政软弱不稳：“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自身寻找治病良方。”由于梅特涅认为，以单打独斗来对付拿破仑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也可以将这一说法仅仅看作是采取与未来开战保持距离的立场。

第三个备忘录思考的是，拿破仑在西班牙遇到的问题该如何为奥地利所用。备忘录提出的问题是，拿破仑是否能够同时进行分别针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两场战争，并非常清楚地记录下笃信宗教的保王党人、商业利益，但首先是民族感受与民族激奋情绪，是如何推动着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运动。但是这份备忘录又坚决地警告说，千万不要忽视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与莱茵河畔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间的本质性区别。毕竟德意志是由20个不同的部族组成的，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过，将来也不可能统一，自古以来就是互相残杀。[143]

梅特涅1808年12月在维也纳向皇帝和内阁陈述的全局局势，要求对两个阵营的军事实力作出评估。由于有出自塔列朗之手的出色情报，梅特涅成了少有的有能力作出这种评估的人，忠于职守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西班牙起义之前，奥地利的军事实力与法国相比仍在下风，但至少在行动开始阶段将会势均力敌。”[144]但是，即使是在这个结论中，梅特涅也没有明确地给出建议，因为对军事行动作具体估量很少是他的职权范畴，他对此也只能保持低调。

因此，按上述所有的情况展示的趋势来看——这种展示有助于作出明确判断——将梅特涅归于“好战派”，总而言之是完全错误的。施塔迪翁则陷入了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境地，因为他认为，奥地利的财政状况不允许将针对拿破仑的行动拖延到1809年春季之后，因此他成为“自己战争政策的牺牲品”。[145]如果换作是梅特涅，在没有一个具有承载能力的同盟作为后盾的前提下，他永远不会冒战争的风险。但是施塔迪翁看到的是西班牙的榜样，并估计会有一个不属于传统大国游戏圈子的结盟伙伴：他指望（普鲁士）发生内战。很长时间以来，直到后来已经停战的那几天，他一直都在致力于培养与普鲁士的联系，并且希望，德意志北部的起义可以瘫痪拿破仑的力量。梅特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评论道：“由此说来，为战争进行的军备已然决定，而且为这个军备还算上了一个因素，自从1806年普鲁士战败以来在北德出现的‘人民意愿’的起义，可以助一臂之力。而这种帮助的虚幻性，在事实中已得到证明。”但是，“通过北德的‘人民意愿’获得的有力支援，已经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它之所以不是真正的援助，而只是幻想，是因为——梅特涅这样预言道——正是这个所谓的“人民意愿”，“在德意志南部，在战争开始的情况下，将不去对付拿破仑，而是将矛头转而对准奥地利”。[146]最新的历史研究已经确认，南德确实绝少被吸引到德意志意义上的民族冲动中来，而是更可能对奥地利的干预怀有疑虑。在即将到来的1809年战争中，蒂罗尔人的起义，更具有反巴伐利亚的特征，而不具备反拿破仑的性质。[147]

在梅特涅政治生涯的这段时期，他作为一个参与者有机会观察到，不仅仅只有事实和决策，而且性格和脾气也可能决定着通往战争的道。无论如何，至少他下述说的这些描绘外交大臣的话，会让人这样去理解：“施塔迪翁伯爵属于那种有活跃的想象力和清醒的理解力的男人，这种男人轻易地相信眼前的印象。这种类型的人，始终倾向于走极端。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过渡和转变，而因为过渡恰恰是事物的自然属性，他们往往先于事件的发生就采取行动，而不知道要等待事件的发展，从而很容易不加思考地即兴采取行动。”[148]历史研究者也同意梅特涅对施塔迪翁导致失败的政策的判断：“火热心情和热烈意愿的政策。”（曼弗雷德·博岑哈尔特语）[149]梅特涅在1813这个战争之年中，终于有机会证明，要想首次成功地战胜拿破仑，还需要另外一种思考更加成熟、更具战略性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