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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世界上神经最紧张的人”
——马克斯·韦伯的情感纠葛和精神崩溃
孩子们，我有一个用来写戏的精彩想法：青年男子，爱上他的母亲，杀死了父亲，娶母为妻。发现此非其母，于是自杀。
费伦茨·莫尔纳[1]
“不是未来人的自我感觉怎么样，而是他们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我们所要对之进行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这辈人的生命界限。”[2]这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马克斯·韦伯看问题的着重点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论题，亦即，就各种不同的人群而言，哪些因素造成了他们的现状？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所使用的语言，一如既往地还是诸如“人的品质”这样的词语，似乎这里涉及的不是人，而是像小麦一样的物品。此外，他还使用过“培养起来”一词，并对不同民族的“文明水平”进行评价。但未过多久，他又放弃了这种做法。究其原因，或许是他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并不十分恰当，亦即，一方面对自己民族模棱两可的特性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宣称本民族的“品质”优于其他民族。与此同时，他还逐渐抛弃了自己以往在历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观点。例如，他曾经认为，“将历史追溯得越远，你就会觉得，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就我们所认为的重要特点而言）跟我们这里所见到的事物就愈发相似”，而且，我们时常用“人种品质”来称呼他们的东西，是在一个很晚的发展过程中才慢慢形成的。[3]最后，韦伯在研究易北河东部农业工人的状况时逐步认识到，倘若要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行为做出解释，种族的起源问题肯定不是这方面的核心要素。比方说，当韦伯于1905年因为采矿业将工人变成了“粗野的人”，从而对其独具特色的组织形式（“使人堕落和削弱了人的品质”[4]）予以猛烈抨击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的观点已经与人类学渐行渐远。
由此，韦伯早期所奉行的心理学拉马克主义[5]，即一个民族在文化史上所形成的特性将作为其成员的人种特征继续传承下去，这个观点已经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更准确地说：韦伯现在转而有了另外一种看法，即，就特定地方的理性形式而言，他“倾向于从个人和主观的角度对生物遗传因素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6]但是，他目前尚未看到用以对之进行可靠定义的方法和途径。1904年，他撰文写道：“大家希望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把文化过程归结为‘人种’原因的做法，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无知而已，这种类似于过去把原因归结于‘环境’或是更早些时候归因于‘时间因素’的做法，已经逐渐被方法论上训练有素的研究工作所克服。”[7]
然则，这几乎不可能是由社会学家来解决的课题。于是，韦伯逐渐提出了一个取而代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涉及人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中，而是涉及他们有哪种典型的行为方式。并且，他还以“个人魅力”为例，来说明人的本质乃是建立在特殊行为基础之上的：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的行为是什么？尤其是，那些在具有个人魅力的人身上发现这些特殊魅力的人自己有哪些行为？由此，所有那些与教育和遗传的话题相关的观点和说法便不言自明，悄然退场，与此同时，心理学或人类学也完成了向社会学的过渡。在这样的情况下，韦伯对他越发专注研究的问题采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生活方式”。
然而，在他结婚不久以及在他的学术地位上升和社会名望越来越高的那些年里，马克斯·韦伯自己采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人们应当怎样从“性格学”的角度（“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语”[8]）来描述他自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问一个相反的问题：哪些东西不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他撰写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一文中，韦伯描述了一种文人雅士型的和实用主义的处世之道，这种处世之道——孔夫子的儒家学说，与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他将这一学说与另一种他高度赞赏的世界观——清教主义做了一番对比。[9]就韦伯而言，儒家学说在各个方面都与他本人截然不同：儒教放弃了所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因而，它得以生活在一个积极的魔力所形成的“魔法花园”中。在这个“花园”中，到处存在着气场、针灸穴位以及受风水影响的、可用于工艺和医术的良好自然特性。对于儒家信徒来说，内心的浮躁不安是不存在的，悲观厌世就等于虚度光阴，顺应自然让人不会误入歧途。个人不仅应当中庸平和，而且要做一个“温良恭俭内外兼修的正人君子”，亦即，他既非有一技之长的专门家，也非执迷不悟的狂热之徒。儒家信徒所追求的不是灵魂的解脱，而是身心的健康。对上不敬对他来说就是罪孽。他遵循的是一种“肯定现世和逆来顺受的道德观”。那么，这种道德观又体现在何处呢？韦伯所强调的是以下几个特点：他们“没有那种如今欧洲人身上所具有的、特定意义上的、显而易见的‘敏感神经’，而是具有巨大的忍耐之心，温良友善一团和气，对传统的恪守不渝，对单调乏味的工作处之泰然，不知疲倦的劳作能力，对陌生刺激漫不经心的反应（在文人士大夫中尤为如此）”。
这些特点与韦伯一生所具有的性格特征恰好相反：神经质，缺乏耐心，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极度易受刺激（在知识分子中尤为常见），时常埋头于单调无味的工作，时常又对之表示极度厌倦，与其说能够驾驭连续不断的工作，毋宁说是以工作为借口逃避眼前的现实。那么，青年时代的马克斯·韦伯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关于他1885/86年在哥廷根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有这样的记述：“他继续遵守紧张有序的工作原则，根据时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把一天要做的各种事情分成严格的时段，晚上在他的陋室里美美地享用一磅剁碎的生牛肉和四个煎鸡蛋，用这种方法来‘省吃俭用’。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跟别人一起玩纸牌。”[10]1894年3月，他从部队驻扎的波兹南地区写信告诉妻子，那里的人“在喝酒的事情上都佩服我的酒量，说这是我唯一有分量的特点”。[11]只有在波兹南的时候，人们才没有看到他拼命埋头工作。把韦伯与他的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其传记核心内容的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12]对这位学人放浪形骸的行为做过详尽的考证记述。这年秋天，韦伯在给玛丽安妮的信中写道：“在盼望已久的情况终于出现，以及在经历了数年极其讨厌的痛苦折磨，我终于得到内心的平衡之后，我一直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上最严重的抑郁症。好在它没有发生，但是，我感觉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没有让神经系统和大脑得到休息。所以，除了对工作有天然的需求之外，我是很不情愿让一个能够真实感觉到的休息时间在工作当中出现的。”[13]不过，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于1895年2月从弗赖堡给她婆婆的信中也这样写道：“马克斯自然比我更觉得无所事事，说他一气之下干掉了至少四十个黄油面包和大约二十杯啤酒，最后人就像一条饱餐之后的南美巨蟒一样。”即便如此还未罢手，他又吞下了六个柏林大煎饼。[14]“临了，韦伯跟人打赌说，他的体重有两百磅，若是少了几磅，他就必须喝掉几杯啤酒。大家起哄让他去称体重，结果输了，不得不喝酒认罚。”[15]不过，多加的几杯啤酒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最后，他一个人走路回家，其他人都是坐车。在弗赖堡，韦伯的酒量也“同样像他别的本事一样让人瞠目结舌”。玛丽安妮·韦伯自己也是既惊讶又担心。一方面，她的丈夫感觉就像是个“日耳曼的绿林好汉，和平年代让他手中拿起了羽毛笔而非军用步枪”；另一方面，除了手中的笔之外，特别是啤酒杯让他在交际场如鱼得水：他曾经从另一个年轻小伙手中夺过了“四连杯啤酒大王”的称号，让在场的大学生目瞪口呆。一次，玛丽安妮在写给韦伯妹妹克拉拉的信中说，他在酒精的作用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人就像解剖课上的尸体标本一样。[16]
让玛丽安妮放不下心的事情，主要不是她怀疑这样会影响到韦伯的健康。她在给婆婆的另一封信里写道：“因为你会独自一人读到这封信，我就跟你说，我有时候非常担心，他在这里有这么多的机会去酒馆，现在各种晚间喝酒聚会的邀请多得不得了。我知道，这对他没坏处，也不会让他失控。但是，我不喜欢这样，自己又没有办法。我希望他恢复精力得到休息，但是，如果每周要去三四次之多，而且是在家里吃饭之前就去，有时他在中午12点到1点的时候托人转告说，正在跟别人喝上午的酒，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17]1895年在苏格兰休假时，玛丽安妮在日记里记载道：“他特别喜欢吃，而且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如果有客人在，大家喜欢边吃边聊的话，他就不得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地陪坐，结果弄得我也如坐针毡。要么他就不停地吃，总是吃了一份又一份。”[18]玛丽安妮在这封信里把刚到弗赖堡不久的那段时间，以“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生活”为题做了简要的概述，读起来似乎有几分苦涩和不情愿的滑稽味道。[19]马克斯·韦伯把生活和他自己塞得满满当当，不是约人见面，就是读书、写稿、工作、吃饭和喝酒。当他于1894年在弗赖堡被聘为正教授时，情况也未发生丝毫改变。所以，这种紧张忙乱的学者生活并不是他当初想要谋取一个教席的抱负的表现方式。
就工作而论，在1889年至1899年这10年时间里，韦伯的文章和著述数量浩繁：将近4000页之多的关于法学史、农业工人问题、交易所和古代农业的研究结果刊印发表；5卷大学讲座课讲稿，其中，直到今天还在出版的3卷有近1500页之多。玛丽安妮·韦伯计算出来的、在柏林大学接替戈尔德施密特任教期间的工作量，“大约是19个小时的研讨课和讲座课”。同时，参加国家法律人员考试的时间也要算上。当韦伯开始着手交易所问题研究的时候，他的母亲于1894年初曾向别人讲道，他“夜里2～3点钟工作的老习惯又开始了”。[20]他还为福音派-社会政治大会工作，给大会的非学术人员上课，到部队服预备役兵役，不断地写各种各样的信件，经常外出旅行，特别是阅读数量浩繁的各种书籍。“你想象一下，马克斯跟我去动物园转了一小时，这对他简直就是一种牺牲，不过，事后他还是蛮高兴的。”[21]
当玛丽安妮因为他巨大的工作量把她的担心告诉他时，他回答说，他觉得自己不应当“把现在这种神经休息状态变成紧张疲劳的状态，因为我正在以一种真正的新的快乐感享受这种休息状态，只要我明确无误地看到，康复期已经明显过去，我就不该去冒这个险”。[22]然而，这种通过工作来消除抑郁情绪的做法，似乎并没有让她放下心来。
要找到给工作加码的理由，可以说易如反掌。韦伯夫妇于1894年秋搬到了弗赖堡。在那里，他首先把教授专业课所需要的知识都补了一遍。他每周上12堂讲座课和2堂研讨课，第二学期又替一位休假的同事代课。这位同事记述道，韦伯“工作很勤奋，酒也喝得更厉害了”。[23]单单是普通国民经济学讲座课的书单（这门课他后来到海德堡也开设过），就有23页300多本书。其时，这种生活方式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但是，到了1896年秋，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失眠、面部神经痛。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敷衍自己：“我们大家都是神经紧张的怪物，这是没有办法可想的事情。”[24]这种情况不仅在他的家庭成员中，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确实有许多可以为之佐证的例子。
除此之外，精神易受刺激的情况也越发增多。他动不动就情绪激动：因为同事的上诉审理案子，因为他们的愚蠢举动，因为政治，因为报纸，因为家里的琐事，等等，不一而足。他在信中经常提到自己的神经好在又得以安静了下来。以往，韦伯把自己描写成的样子，与他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是一致的：拘谨内向，少言寡语，不喜欢或者只是婉转地告诉别人自己的冲突和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反感。1899年，他在给表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表达自己感受到的事物时表现出的拘谨，由于我的身体状况不佳而越来越严重了。”[25]
从成长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似乎可以说：多年来，青春期的危机在韦伯身上并没有出现过，而且离开父母家独立生活的事情也是一拖再拖。“多年来，我一直痛苦地感觉到，我没有能力谋得一份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位；对‘职业’概念的某种敬畏我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自己心里清楚的一点是，很多职业我基本上都适合去做。唯一刺激我的事情是拥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这件事我始终未能做到，因而住在父母家就成了对我的一种折磨。”[26]尽管如此，他成家以后还一直和父母同住，亲戚们观察他媳妇的表现，父亲和叔父将他撇在一边，单独商量玛丽安妮的嫁妆事宜——凡此种种与之相关的过分举动，都未能让他与别人发生公开的冲突。直到32岁那年，他越来越大的火气首先在与父亲的冲突中爆发了出来。早先的时候，家里面母亲笃信宗教的态度与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海伦妮·韦伯对福音教派的社会运动心存好感，并且还进一步考虑，是不是要等到由她从娘家带来的财产都用完了以后，家里的道德水平才会有所好转。父亲正好相反，他不仅不同意孩子们有进教堂的义务，“在所有孩子们面前对内心的道义责任冷嘲热讽”，而且，正如马克斯的表兄奥托·鲍姆加滕所讲述的那样，他还嘲笑将家庭生活置于公众利益之下的做法。[27]奥托·鲍姆加滕批评道，在老马克斯·韦伯家里，不是基督教的道义占主导地位，而是盛行着一种消遣娱乐、吵吵闹闹、充满文学和新闻味道的争论、调侃讽刺和肆无忌惮说笑的风气。这个批评并没有得到马克斯·韦伯的认同。除此之外，鲍姆加滕还觉得，马克斯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缺少上进心，整天优哉游哉，对勤奋工作和诚实做人的必要性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十年后，韦伯不想在家中继续在母亲的立场与父亲的实用主义（以及物质主义的“男人世界”）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多年来，他一方面反对海伦妮·韦伯、伊达·鲍姆加滕和奥托·鲍姆加滕的虔信宗教立场，认为并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父亲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同观点来把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强加到全家人身上。特别是，韦伯很早就感觉到，父亲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宽厚大度和满不在乎是对他的一种下意识的指责，或者至少是对他自己所采取的那种心事重重、满怀期望和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生活态度的最强烈的对抗。具有民族自由主义思想的父亲完全认同俾斯麦帝国的政治环境，而他的儿子在1888年首次有选举权时，明确投的是保守派的票。父亲是地方上和选区的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儿子却把政治看成一场搏斗，并且，凡是在官僚制度对政治有妨碍的地方，他就对这种带有所谓“技术官僚优势”的制度表示蔑视。在父亲眼里，儿子的职业生涯进步太慢。他自己23岁时已经博士毕业，并且对研究学问不屑一顾。在父亲看来，儿子结婚成家的方式也非常奇怪。他自己当年三下五除二将一个自己拼命追求的16岁女孩娶到了手，而且三年之后，第一个孩子就已经出生。
简言之：这位对自己才华横溢的儿子的复杂性格也许毫无了解的父亲越来越让儿子感到反感。1897年夏，在海德堡终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老马克斯·韦伯的妻子提出要求，希望改变一下目前的家庭生活，要求自己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或许还要放弃性生活。“马克斯和玛丽安妮想要海伦妮只跟他们在一起，家里尽可能不要有其他亲属。”老马克斯·韦伯在冲突之后这样记述道。他对冲突的描述远没有他向自己的儿子特别是向儿媳妇所讲述的那样充满戏剧性。玛丽安妮则把1897年6月14日这天称作儿子对父亲的“开庭审判日”。[28]
冲突的起因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老韦伯试图让家人接受他的出差计划，并且也想对妻子的生活做些相应的安排，诸如她什么时候有自己的“自由”时间，什么时候需要留在自己的身边。韦伯不同意父亲的安排，要求他认可自己妻子的权利，指责他纯粹是出于嫉妒才这样做，并宣称，要与所有不同意自己意见的弟弟妹妹断绝关系，最后把父亲气出了家门。老韦伯回到柏林，然后从柏林出发前往波罗的海地区公干。1897年8月10日，他在里加（Riga）[29]因心力衰竭突然去世。
今天看来，把所有这些事情再重新复述一遍，或许有无聊和猎奇之嫌。之所以说猎奇，是因为闲来无聊。那么，一位文化学者的饮食、他的就寝习惯或是他的家庭冲突与他引起我们关注和兴趣的那些事物之间到底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韦伯的这场家庭冲突所经历的各种武断的解读，进一步说明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所存在的问题。诸如，有人认为，年轻的马克斯·韦伯常常自我怀疑和自暴自弃，“因此，这就是他甚至给人留下体壮如牛、皮糙肉厚印象的原因”。[30]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自我怀疑会导致体重增加吗？又如，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31]把韦伯称作俄瑞斯忒斯（Orest），把他的母亲称作伊菲革涅亚（Iphigenie）[32]，前者为了他的母亲而杀死了父亲。对此，京特·罗特（Guenther Roth）[33]有理有据地指出，俄瑞斯忒斯杀死的是他的母亲而不是他的父亲。[34]还有一种说法是，韦伯本来想要毁掉的是他的母亲，因为他青年时代信件里出现的最大敌对人物是母亲。由此观之，我们在这里见到的难道是一个对父亲和母亲都持否定态度的俄狄浦斯（Ödipus）[35]吗？抑或，甚至还有人错误地将“开庭审判日”与韦伯父母亲的结婚纪念日联系起来，这样，其时已经不再年轻的俄狄浦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婚纪念日那天，把自己的父亲轰出了家门。[36]约阿希姆·拉德考则认为，由于韦伯的母亲想把他留在身边，不想硬逼他“出门谋生”，因此给了他一个“回到儿童时代受关爱呵护状态的机会”。除此之外，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在家中是更具权威的长者，“所以，一个马克斯·韦伯那样的人更愿意依附一个强势的女人”。[37]这里说的是：一个马克斯·韦伯那样的人。
有鉴于此，把对于问题的澄清毫无帮助、其引用者似乎完全陌生的希腊神话，以及把儿童心理学的大杂烩从传记中排除出去，这难道不是更为可取的方法吗？我们看到，在儿童心理学的大杂烩中，一位刚刚就任第二个教授职位，并且正在努力从历史国民经济学中创建社会学的34岁学者，被人们当成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看待。难道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下，马克斯·韦伯当时完全是因为情绪激动，并且有正当的理由对父亲表示愤怒，以及对母亲的权利表示认同吗？换言之，仅仅是在这场围绕自由问题的冲突中，韦伯站在了母亲一边，在其他场合均不是。此外，韦伯喜欢对母亲言听计从的说法，也同样是无稽之谈。关于韦伯与父母的关系，另一种说法是：“倘若我们在这样的案例中不借用希腊神话和精神分析的语言，那就有点不合常理。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俄狄浦斯情结的实例。”[38]这种观点恐怕与缺少对其他类型的父子关系冲突的病情表象的了解不无关系。然而，即便是在健康人身上，精神分析的方法也并非那样简单可行。但凡新的证据来源被传记所开发的地方，那么，这种传记的解读方法功不可没。但是，若是这种方法将其研究对象解读为受性冲动驱使的木偶，并错误地认为洞见了他们的潜意识深处，那么，它就与开发新证据的来源风马牛不相及了。
如同韦伯“引发了”[39]他父亲死亡的说法一样，那种认为他父亲的去世与之前的冲突以及一年后韦伯自己生活中的关键转折（他的神经逐渐彻底崩溃）紧密相关的观点也无从得到证明。这场关键的转折从历史学的好奇心和心理学的偷窥欲的角度向人们表明，应当将韦伯的生活方式纳入对他的学术生涯的考察之中，而并不表明，韦伯的生活方式、神经疾病和著书立说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明确，甚至可以从因果关系上加以定论。恰恰相反，这种关系并非明确无误，一目了然。兼之，韦伯本人所面对的是他自己生活中一系列无法厘清、头绪纷乱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这个面对着一系列内心的外部冲突的男人在采取了一段时间的极度勤奋努力和紧张艰辛的生活方式之后，接下来却在1898年至1903年的5年时间里，几乎完全退出了与外界的学术和各方面的正常交流。这5年时间，他不仅时常感到自己几乎到了神经失常的边缘，而且常常无法读书看报、接待访客或是走出家门，甚至连一星半点的工作都不能做。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当韦伯逐渐从这种痛苦的折磨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的病症一直拖到新世纪开始的头10年），他几乎是立即恢复了使他名扬天下的著书立说工作，并且，逐渐恢复健康的韦伯在许多方面似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回首观之，他的这段人生旅途的延缓期所起的作用，如同一种时间的闸门。
然则，关于神经疾病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有着这样一种解释：最初，韦伯可能觉得，他的神经质、紧张忙碌和超负荷工作的生活不过是时代现象的部分表现而已。因为，韦伯所处的时代被人们形容为“神经质的时代”，神经衰弱和神经崩溃被看作“我们时代的疾病”。[40]凡此种种，皆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文明所造成的大量外部刺激、时间压力、匆忙的人际交往、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像牲口一样干活”（罗伯特·穆齐尔语[41]）所带来的后果。1870年，美国精神病学家乔治·M.比尔德（George M. Beard）[42]创造了一个新词——“神经衰弱”，用来称谓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产生的神经病症状态。十一年后，他的论文《美国式的神经紧张》（American Nervousness）发表。文中，他将此病症定义为他那个时代决定性的特征。人们强健的精神状态的损失首先表现在美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那里，蒸汽机、报业、电报、科学和妇女的精神活动（mental activity）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精神上的躁动不安。用比尔德的话来说就是：“在现代社会学所有的事实中，这种功能性神经障碍的出现和增加在美国北部地区最令人惊讶、最复杂和最令人印象深刻。”要想解开这个谜，就意味着要解决“社会学本身的问题”。[43]
上述这些描述的核心要点是“神经”系统。自从苏格兰医生罗伯特·怀特（Robert Whytt）[44]于1765年将神经定义为“来自大脑和脊髓并布满全身的细线”，[45]以及出于病理学研究的目的将其功能（向身体“传送运动和力量的感觉”）公之于世以来，神经就被赋予了各种可能的能力和脆弱性。我们只需举出诸如“神经外衣”“神经虚弱”和“神经崩溃”这样的比喻，就不难发现，神经这个词中包含了内容上完全不同的状况：一件因为虚弱而崩溃的外衣给人以非常丰富的想象。很长一段时间，神经的麻木，亦即抑郁症患者和疑病患者过于低下的易受刺激性，似乎是主要的问题所在。然而，1880年之后，人们的典型看法是，在压力过度的情况下，神经变得不堪重负。
1898年3月，即与父亲发生争执八个月之后，韦伯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他严重失眠，在公共场合说话有障碍，因此感到上大课力不从心，只能去教小范围的研讨课。学期结束之前，他就提出了休假疗养的申请。直到他在海德堡最终告别讲台，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休假申请。他的所有休假申请均获得了校方的批准。
在博登湖畔的一家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连续去了多家医院。这年冬天，韦伯再次陷入精神崩溃状态。从1899年夏天开始，做任何事情都会使他感到极度疲倦。“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们现在可以相信，如果我在某种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拒绝一切所谓的‘刺激’，并申请了休假，这不是心理上的麻木不仁。我说话困难纯粹是身体造成的，神经不能工作。而且，只要看到备课本，我的感官就会出问题。”[46]时常伴随着偏头痛发作的病情影响到了腿部，甚至出门散步都无可能。此后不久，他有时只能“一言不发地呆坐着”。[47]即便是别人把东西念给他听，他都觉得累得不行，更何况是自己读点东西。简短的口授就足以让他对做记录的妻子大发脾气，从而使他的身体状况又倒退到数周之前。[48]对于来访的客人，他的反应极度敏感。所以，有人说，他的状况已经失去了同任何人交往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韦伯可以重新回到人群中活动的明显证据已经出现的情况下，玛丽安妮·韦伯对外界还一直这样说。[49]不管怎样，韦伯有几年时间不想同任何不是最亲近圈子里的熟人说话。1900年秋，这场精神危机似乎达到了最深的谷底。可是，到了1901年夏，韦伯已经无法忍受了，他不想再见到任何医生了。
然则，这其实并不是情况好转的兆头。养病期间，韦伯接受过各种各样的疗法：冷水刺激、温水浴、把全身包起来、新鲜空气、休息、节食、催眠术、电刺激、促进新陈代谢、鼓励房事、勃起镇静药、做陶土手工、禁酒、体操、深呼吸、按摩、溴、三乙眠砜、佛罗那、海洛因和“鸦片软膏”等。医生安慰他，刺激他，激励他，让他放松，试图分散他对问题的注意力，又让他集中对问题的注意力。医师们何以会用如此截然相反的疗法呢？因为对相反的治疗效果分别有着不同的理论，或者说，有着特定的专门术语。韦伯自己后来写道，神经治疗法暂时还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因此，“它只好暂时依靠以经验为主的试验手段来治疗每个不同的病人”。[50]这句话与韦伯可能读过的乔治·M.比尔德著作中的观点几乎完全一样：“神经衰弱的每个病例都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51]
每个病人都要作为独特的病例进行治疗——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如此具有经验性，但是，眼前的病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例，这种不确定性却可能将治疗的方法弄成一种纯粹的多变戏法。例如，比尔德认为，在神经衰弱疗法中要有休息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52]那么，对患者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他身上要做两种试验，以确定他是哪种病例。这边说神经松弛疲软需要予以加强，那边又说神经过于紧张应当多加保护。一会儿说，通过意志控制神经有益健康，一会儿又说，所有感官的放松分散对健康有益。[53]由此，人们便创造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神经是如同纤细的、发出震动的琴弦一样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肌肉（后来，韦伯把性学健身家和自由做爱鼓吹者奥托·格罗斯[54]称作“神经大王”）。这种东西一方面布满全身，另一方面有开放的末梢。通过这些末梢，神经可以受到刺激或使其麻木。这种认识在反复多变的疗法中造成的结果是：患者成了它的牺牲品。到最后，他/她就像韦伯一样，始终都处于两种状态之中：刺激兴奋和精疲力竭。
那么，神经衰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比尔德罗列了整整一本各种病症的目录，从失眠和头部压力，到耳鸣、手心出汗、尿失禁、对光敏感，直到各种形式的恐惧感（“对开门和关门的房间的恐惧，对一人独处和大量人群的恐惧，对被传染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以及所有类型的疼痛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除此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发明了一个同经济学有关的比喻，即神经质患者得的是一种“神经破产”病。因为，如同在货币经济中一样，腰缠万贯的富翁总有花不完的钱，因此，在比尔德眼里他们是“神经富翁”。这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命工作和消耗精力，但永远不会因为超负荷运转而精疲力竭。而神经质患者正相反，他们很容易就会身体透支。这个观点让韦伯颇受启发，他在1908年曾经提到过“神经‘资本’”[55]概念。就像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一样，这种“神经资本”也会被消耗用尽。
于是，“夜里来索债的事情”[56]就以各种形式出现了。玛丽安妮在家信中曾经多次提到韦伯夜里遗精和“各种讨厌的怪梦”的事情。[57]一方面，严重的失眠折磨着韦伯，他觉得这是在为每天要做的各种努力（比如说话[58]）付出代价。另一方面，韦伯害怕睡眠以及睡梦中出现的千奇百怪的梦魇。然而很多年里，韦伯却是根据自己的想象通过无休止的工作来对付这些梦中的怪物。当韦伯于1901年从罗马旅行到瑞士的格林德瓦（Grindelwald）小镇时，“在南方已经被降伏的魔鬼又在把捆绑它们的锁链摇得哗啦作响：失眠、激动、烦躁，所有烦心的妖魔都钻了出来”。[59]
所有这一切都是绝望情绪的表现，或者，用玛丽安妮·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在地狱中徘徊。”[60]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无法弄清，到底是应该害怕做某件事情（比如睡眠），还是应该担心这件事情做不成。这里，“魔鬼”一会儿是内心的愿望，一会儿又是造成完全不能寄予希望的事情的原因。同理，在韦伯看来，拼命工作既是生病的原因，同时也是它的后果以及这种病可能的治疗方法。或许正是这种丝毫无法确定原因、病症、副作用和有效药物的茫然和无奈，才是韦伯身体状况的最大痛苦。并不是韦伯后来关于人类文化史上的理性化过程，以及关于目的与手段关系的科学论的阐述同他身患疾病紧密相关，而是医生及他本人皆未能至少从概念上成功弄懂他的病情——这个原因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未能成功解释的、特别令人心痛的案例。从一开始，神经衰弱的治疗方法就遇到了一个困难——找到这个病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经衰弱就是一种上升到了疾病程度、身体上有病兆出现、非常痛苦以及变得具有危险性的情绪。一位同时代人曾经撰文写道，在日常心理学范畴中，人们“恰恰是在我们对某些心理过程无法做出解释的地方，要尤为经常地同‘情绪’这个概念打交道”。[61]
然则，有几种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几种寻求解释的尝试一直在韦伯和他夫人的头脑里打转。在夫妻之间以及婆媳之间的书信往来中，他们公开地讲述韦伯的“性欲低落”和他的恐惧梦魇。[62]玛丽安妮把韦伯告诉自己的“睡眠不安的情况”像病人的病历一样逐一记录下来：在中断了5个星期之后，今天又有4次遗精。[63]可是，她又该怎么办才好呢？在让我们惊诧不已的私人文献里（因为韦伯妻子向婆婆汇报她儿子频繁地发生非自己所愿的射精，让我们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勉为其难），我们看到这家人既无助和忠于事实，又毫无遗漏地讲述他们是如何想尽办法，试图努力解决一个无法理解甚至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命运问题。玛丽安妮·韦伯问道，倘若说性行为的困境是驱使韦伯陷入精疲力竭状态的原因，那么，未经她在性事方面的“刺激”，他如何可能在结婚以后那段时间里“神经上是健康的”呢？一位医生认为，一种体质上的疾病造成了韦伯的这种状况。这个诊断推翻了玛丽安妮的看法：韦伯病情的表象和奇怪的幻想是“道德上自我克制的结果”。[64]所以说，这是放弃身体器官本身所要求的性行为的结果吗？这里，问题的症结在于，在性行为的拘谨中是否有受压抑的愿望（有可能是受虐狂式的愿望）[65]表现在其中，或者，在这些愿望中是否有性行为上的拘谨和压抑见于其中呢？以此推论，韦伯之所以超负荷工作，是不是因为他想借此排遣自己的性欲？或者说，他专注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过度劳累造成的结果？1909年的时候，韦伯曾经认真考虑过，是否要去做绝育手术。这个想法表明（我们谨慎地这样说），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程度。[66]
就医生而言，处在这种痛苦折磨中的病人也为医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佐证。一部分医生坚持认为，神经的功能就是可以兴奋起来，甚至是越容易兴奋，效果就越好：“容易兴奋是神经的功能。”[67]事实上，神经的过度兴奋导致精疲力竭的假设已经被一个新的推论所取代：因过度劳累、中毒或者新陈代谢障碍而引起的气血不足是首要原因；休息和不偏废的饮食能够重新调理气血的不足。此疗法的大师、美国医生和作家西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68]因此赢得了“节食医生和静养医生”的名声。[69]最初，神经衰弱首先是在较高社会阶层的男性中被诊断出来，而且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歇斯底里症的相反病症。人们之所以愿意这样说，是因为人们想在私人疗养院中寻求此病的治疗方法。归根结底，这种病不应该被当成一种精神病来看待。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静养在1870年至1910年间乃是当时人们所选择的治疗手段。将病征诊断为器质性所致，不仅可以为病人保留面子，而且还可以借此赚钱。但是，当病人所处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广时（差不多正好与马克斯·韦伯的身体状况慢慢好转同时的那几年），诊断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魅力。与此同时，神经衰弱的概念在医学上也逐渐消失，并且被“抑郁症”和“恐惧症”这样的概念取而代之。[70]人们开始转向心理治疗的方法，并且让患者也积极参与到为其治疗的过程中：例如，要求他讲述自己的愿望，不论这些愿望对他来说是如何离奇古怪。
就马克斯·韦伯而言，在他们夫妇深受煎熬的地狱般的日子当中（其间，无法分清什么是起因和影响，什么是原因和后果），二人首先坚信的是：相信自己。他们有过分歧，对彼此失去耐心，对病情的止步不前进行过抗争。但是，没有一份文献表明，他们对婚姻的意义有过些许怀疑，或者因为疾病而怀疑自己嫁/娶错了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一点并没有排除这场婚姻未来会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其中，玛丽安妮·韦伯将为这些危机付出自己的精神代价。同时，在这场二人首次共同面对的生活危机中，这一点也没有排除特别是玛丽安妮一方“无尽的失望”。[71]她承担了绝大部分适应这种生活的负担，而且是在她自己的性生活和作为妻子的角色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但是，韦伯当年在给新娘的信中曾经使用过的在婚姻的“大海”上经受考验的激情比喻，如今却以一种他不可能预见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1] 费伦茨·莫尔纳（Ferenc Molnár，德文名为Franz Molnár，1878～1952），匈牙利作家和戏剧家。
[2] 见GPS，第12页（1894年）。
[3] 见GARS，第517页。
[4] 见MWG I/8，第252页及下页。
[5] 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us），也称拉马克学说，由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 Baptiste de Lamarck，1744～1829）首先提出，其基础是“获得性遗传”和“用则进，不用则退”的思想。他认为，这既是生物产生变异的原因，又是适应环境的过程。
[6] 见GARS，第15页（导论）。
[7]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认识论的‘客观性’”，参见WL，第167页及下页。
[8] 见GASS，第395页（1905年）。
[9] 参见GARS，第512页及下几页。
[10] 见LB，第112页。
[11] 致玛丽安妮的信，引自R，第206页。
[12] 约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1943年生于德国），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学教授，韦伯研究专家。
[13] 见R，第213页。
[14] 玛丽安妮致海伦妮的信，引自R，第207页。
[15] 此处及下文：见LB，第217页。
[16] 见R，第209页。
[17] 玛丽安妮致海伦妮的信，引自R，第209页。
[18] 见R，第211页。
[19] 见LB，第218页。
[20] 致海伦妮·韦伯的信，引自FG，第548页。
[21] 见LB，第208页。
[22] 见LB，第208页及下页。
[23] 引自林登劳布《社会政治联盟中的方向斗争》，第305页。
[24] 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98年4月14日，引自R，第254页。
[25] 致艾米·鲍姆加滕的信，1899年6月20日，引自R，第296页。
[26] 见LB，第197页。
[27] 奥托·鲍姆加滕致艾米·鲍姆加滕的信，1887年10月3日，引语根据FG，第512页及下几页。
[28] 老韦伯的话引自FG，第350页；“审判日”，见LB，第243页。
[29] 里加（Riga）是拉脱维亚的首都，位于波罗的海岸边，历史上曾经是德意志汉萨同盟的一座重要商业城市。
[30] 格林：《艾尔泽和富丽达》，第150页。
[31]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32] 俄瑞斯忒斯（Orest）和伊菲革涅亚（Iphigenie）是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儿子和女儿。
[33] 京特·罗特（Guenther Roth，1931～2019），德裔美国社会学家。
[34] 见FG，第527页。
[35] 俄狄浦斯（Ödipus）是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国王，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
[36] 相关问题参见FG，第22条注释。
[37] 见R，第113页。
[38] 格林：《艾尔泽和富丽达》，第165页。
[39] 格林：《艾尔泽和富丽达》，第165页。
[40] 参见米切尔《自然损耗》；比尔德《美国式的神经紧张》；曼特加扎《神经质的世纪》；艾尔布《我们时代越来越严重的神经质》，海德堡，1893年；奥伊伦堡《我们时代绷紧的神经》；埃德温·兰斯洛特·阿什《神经崩溃》。
[41]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小说家，代表作是《没有个性的人》。
[42] 乔治·M.比尔德（George M. Beard，1839～1883），美国神经学家，“神经衰弱”术语的首创者。
[43] 比尔德：《美国式的神经紧张》，第VI和VIII页。
[44] 罗伯特·怀特（Robert Whytt），苏格兰医生和早期神经科学家。
[45] 怀特：《病情观察》，第1页及下几页。
[46] 见LB，第252页。
[47] 见MWG，II/5，第484页。
[48]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00年1月28日，引自R，第258页。
[49] 致威利·黑尔帕赫的信，1908年8月11日，引自R，第443页。
[50] 见MWG，II/5，第511页。
[51] 比尔德：《神经衰弱实用专论》，第177页。
[52] 比尔德：《神经衰弱实用专论》，第181页。
[53] 关于神经治疗方案的矛盾性，参见拉德考《神经质的时代》，第27页及下几页。
[54] 奥托·格罗斯（Otto Gross，1877～1920），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和无政府主义者。
[55] 见MWG，I/5，第408页。
[56]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03年3月24日，见R，第264页。
[57]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98年9月18日，见R，第274页。
[58] 见MWG：I/5，第42页。
[59] 见LB，第263页。
[60] 见LB，第250页。
[61] 延奇：《论情绪》，第14页。
[62] 玛丽安妮·韦伯致马克斯·韦伯和海伦妮·韦伯的信，1898年8月19日和1898年9月4日，引自R，第273页。
[63]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03年1月16日，引自R，第276页。
[64]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898年9月4日，引自R，第280页。
[65] 卡尔·雅斯贝尔斯：《马尔巴赫德国文库》，第113卷，引自R，第299页。
[66]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09年6月29日，引自R，第290页。
[67] 阿尔巴特：《神经衰弱》。
[68] 西拉斯·威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1829～1917），美国神经科医生和作家。
[69] 关于神经衰弱疗法历史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见卫斯理《病毒后疲劳综合征病史》。
[70] 门宁格尔：《精神病学中对休息的滥用》。
[71] 玛丽安妮·韦伯致海伦妮·韦伯的信，1903年4月11日，引自R，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