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从特普利采到卡尔斯巴德：内政安全会议（1819～1820）

筹备卡尔斯巴德会议：与维特根施泰因的安全条约

梅特涅于1819年4月9日在罗马获悉了科策布刺杀案。于是他马上就与在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根茨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就像在“德意志事务”——文件中就是这么称呼的——问题上一样。他发现，在伦巴第-威尼托王国中，公众舆论的气氛变坏了，但是舆论只将对此事件负一部分的责任归于政府错误的举措，并且认为，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发生的事件之后，本地的动乱会受到那里的强烈刺激。因此，他从此时开始对这种事变得敏感起来，对任何一次袭击、对任何关于动乱的 表示，他都更加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并将其列入那个于他而言定义欧洲进步革命的坐标系中。

尽管在他看来，事件是这样的富有戏剧性，然而他却没有受此干扰而改变自己的旅行计划。他于4月最后一周结束了在罗马的逗留，继续前往那不勒斯，整个5月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而且还没有错过攀登维苏威火山；6月初回到罗马，月中转赴维罗纳；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停留到了7月中旬；7月的最后两天在维罗纳度过，然后才动身前往卡尔斯巴德。

7月18日在慕尼黑中途停留，他利用这个机会，交给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一份形势报告。想要在未来德意志邦联内关于内政安全立法上取得一致意见，巴伐利亚无疑是在普鲁士之后最重要的对话伙伴。梅特涅与各位大臣及国王均建立起联系，并且发现，巴伐利亚的气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半年之前，这里的人们还沉浸在“一个政治大国的梦想”中，如今人们看到的是政府“毫无主意、毫无希望地瘫倒在地”，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救助的希望。巴伐利亚只是许多邦国围绕着梅特涅求救的例子之一。在行刺事件之后，人们现在都在担心自己的脑袋不保，于是，他向陆军元帅冯·弗雷德（von Wrede）通报了他关于召开卡尔斯巴德会议的意图。

同时，他继续搜集具有威胁性的情报。他清楚地知道柏林、卡尔斯鲁厄、达尔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拿骚的搜捕。他获悉在柏林破获了一个“黑色联盟”——指的是一个“吉森黑色（Gießener Schwarzen）”所属的、激进的大学生协会圈子。1819年7月1日，拿骚政府首脑卡尔·冯·伊贝尔（Carl von Ibell）被一个来自伊特施泰因（Idstein）的名叫卡尔·罗宁（Karl Löning）的药剂师袭击未果，于是，梅特涅让拿骚的大臣马歇尔男爵（Freiherr von Marschall）向他通报审讯结果。两个多星期后，梅特涅就得知凶手与“吉森黑色”之间存在联系，并且与60多个可疑的同情者有关。他让人将有关文件复制给皇帝，并且立即通知了警务署长赛德尼茨基。

为卡尔斯巴德会议进行的准备工作，梅特涅主要依靠的是普鲁士警务大臣维特根施泰因，他是于6月底来求助梅特涅的。维特根施泰因感到在柏林的调查工作十分的形只影单，“我需要有力的同盟者。因此，我真切地希望，亲爱的您能以您本人的高贵人格来帮助我”。桑德刺杀案使两个人结成了紧密的，并且是高度保密的“反恐联盟”。也是从这时开始，梅特涅才有了与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直线联系。维特根施泰因建议普鲁士国王与梅特涅在特普利采进行一次当面会晤，这位警务大臣直截了当地催促梅特涅，说如果国王在那里见到他“会让国王非常开心”，也可以促成与哈登贝格进行“一次幽会”。这样一来，维特根施泰因就有机会使梅特涅“对他作为一个忠诚的同盟者，予以支持”。^[117]梅特涅也将这个结盟建议继续呈报给皇帝，并称普鲁士的倡议对坚定他本人的意志，以及普鲁士宫廷中的路线斗争和这种争夺对国王产生的影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关成功的和失败的袭击案，以及激进的大学生协会的政治阴谋活动的消息，源源不断地涌向梅特涅。此外，由桑德式的行动而在所谓爱国主义市民中引发的同情热潮，更让他惊恐不安。他丝毫也不怀疑，在欧洲范围内，这个热潮会交织影响、相互增强。桑德发表的同情希腊人的声明，只显示了事情的一个维度，另一个恰恰体现在8月这几天，卡尔斯巴德正在召开会议，而同时（1819年8月16日），英国的骑士（兵）们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所谓的彼得卢屠杀（Peterloo-Massaker）^[118]中，将反对谷物法改革的抗议群众践踏。在伦敦经过谈判而达成的、保护内政安全的《六项法案》（Six Acts），与梅特涅及维特根施泰因在卡尔斯巴德为之而战的决议，可以说是系出同门。当梅特涅总结他的担忧时，人们还可以将其说成是“借口”：“如今，我比任何时候都坚信，如果德意志各邦政府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此期间和今后数月内不采取非常认真的，特别是形式要完全一致 的措施，那么，在祸害面前，人类的任何帮助手段都将束手无策。”^[119]而达此目的之路，将人们引向了特普利采。

特普利采：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同平台1819年7月27日至8月2日

梅特涅是于1819年7月21日抵达卡尔斯巴德的。通过外交渠道，他确定了参会者的范围，从日程上看，也是作了最好的准备，他非常清楚，这次要达到什么目的。之前，他先去了一趟特普利采。“我答应了普鲁士国王的邀请”，他给弗朗茨皇帝写道，并同时向皇帝表明了这个倡议来自何处。普鲁士与奥地利之前的磋商，当然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他也是按照这个理想来构建德意志邦联的。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前提条件，是各方信守不渝、意见一致。

在特普利采达成一致的政治纲领，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一个是根植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并且涉及“对德意志邦联内的党派约束”，也就是针对媒体出版、大学、大学生协会及桑德刺杀案的调查。另一个涵盖了普鲁士的宪法立法过程。普鲁士国王于1815年5月22日颁发了一道敕令：《关于组建人民代表机构令》。^[120]在敕令中，他将国家称为“帝国”，在这个国家中将以“宪法—证书”的形式给予“普鲁士国家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抵押物”。组建“人民代表机构”意味着除了建立中央议会外，不建立其他任何的机构。对于梅特涅而言，这是值得思考的方式，确定了“人民代表”的思想。这里虽然指的仍是各省的等级代表，但是新的议会应该代表“人民”。

早在1818年11月亚琛会议期间，梅特涅就在一封写给维特根施泰因侯爵保密的信中探讨过，为什么中央议会对普鲁士不合适。如果对他的想法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也就会理解，梅特涅绝不是反对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不是一个专制主义者，而是因为，于他而言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家的内政安全服务。如果没有这种能力，那在他看来就毫无价值。他理解的普鲁士王朝，就像哈布斯堡皇朝一样，是一个“组合的国家”，就如同王 国或者帝国一样：“普鲁士国家虽然处于一个君权治下，但也是由因地理位置、气候、民族以及语言不同而分开的部分组成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与奥地利有着实质性的相似之处。”^[121]

将一个王朝集中为一个纯粹的代议制度，就会导致其瓦解成各个不同的单一部分，这已有现成的先例。作为证据，梅特涅以尼德兰为例，这个由于实行了这样的制度而使自己在政治上瘫痪的国家。相反，成立一个中央议会，会制造“在议会所有的组成部分中，由单一的、相互之间怀有敌意的代表组成的陌生的组合，而这些代表还远没有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致力于联合”。中央议会作为中央机构无疑是需要的，但也可以由国务委员会或常设的中央委员会来起相近的作用。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力量，就像在尼德兰一样——除了君主之外——主要建立在军队实力的基础上。梅特涅将取军队而代之的“武装民众”的做法，形容为毫无意义的制度，将其形容为一支“头目由7～8个分属不同的乌合之众的头领”占据的军队。德意志人很长时间以来就谋求抵制任意专断，而这种任意专断由于各诸侯“独立自主的狂妄自大”，自“灾难性的1806年以来”，就扩散蔓延开来。

梅特涅认为，并非是过去趋于集中制的莱茵邦联的专制制度，而是“等级宪法的重新引入”，才是当务之急和保持内政安全的最好方法。并不一定非要成为他的政治理想的朋友，才可以承认他敌视专制制度，并且谋求建立保障政治参与的法律形式的立场，这种参与根植在地方与省的传统遗产之中。实际上，在普鲁士面前，梅特涅是捍卫立宪保守主义的，在这一点上，他是符合政治预言家埃德蒙·伯克的主张的，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试图在特普利采去影响普鲁士国王和哈登贝格，“不要实行人民代表制，而是要在纯粹的王朝意义上，将自己限制在省一级之上”。^[122]

会使有些梅特涅的批评者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危机演出脚本，以及他在《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奉行的防御性安全政策，是以德意志统一的思想为基础的。他在皇帝面前戏剧化地将问题说得无比严重：“因为在所有问题中，列在 第一位的是普鲁士会在革命的潮流中被撕裂，还是普鲁士国王有足够的力量，来拯救他自己，以及与他连带在一起的德意志？”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论断呢？他获得的最新经验是，目前存有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对国家元首进行政治刺杀的危险，这种危险随时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仅仅是它的不确定性，就会使得人心惶惶。因此，对于梅特涅而言，“保住皇朝”正面临着危险。他从法国革命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社会中释放出来的暴力，能在一瞬间转变成强大无比的军事专政，这个教训作为他政治预测的基础，已无法消失。

在此，他没有以浅薄的类比法去思考问题，而是直接去研究其中的区别和不同。同一个皇朝，“自1792～1814年，受到了来自完全不同途径的，但危险又丝毫没有减少的途径的威胁”。在这样一种场景中——无论是否处于革命之中——奥地利于他而言，都具有非常决定性的和发于内在的意义。革命一旦席卷整个德意志，那它不久也会进入意大利，尔后还将席卷奥地利，这也就意味着德意志邦联必将终结。但是，奥地利既是一个德意志强国，也是一个欧洲强国，德意志如果完蛋，奥地利仍会是一个欧洲强国。对于梅特涅来讲，这种情况似曾相识。当皇帝在帝国战争中失去了成员国的支持时——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他曾以退出大德意志地区相威胁。^[123]现在，梅特涅将这种格局作为一个再次降临的挑战来认识，因此，1819年是关键的一年。问题会持续到未来。1833年的关税同盟以及1848年的革命，像路标一样标明了发展方向，这一发展使普鲁士和奥地利分道扬镳。这使人感觉很像一个历史的辩证怪论——不能统一体的统一性——遭人唾弃的、被认为是反民族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在梅特涅看来，恰恰正是要保留由他于1815年在联邦制基础上参与建立的德意志的统一。因此，他向皇帝恳求：“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尽力去拯救还能拯救的德意志，因为也只有在拯救中才能安全地、真正地拯救我们自己。”

梅特涅于1819年7月27日抵达特普利采，在那里又进到了同一间房间，甚至坐到了同一张桌子旁，六年前，他就是在这张桌子上签 署了四国同盟协议，^[124]而且季节也几乎相同。与那时相比，他感到，这个可怜的世界正在为更为困难的失误和更加严重的错误所困扰。^[125]

第二天，他与腓特烈·威廉三世国王进行了一次长谈。国王也回忆了往昔：“六年前，我们与敌人在公开的战场上作战，而如今，敌人虽然隐蔽了起来，却到处神出鬼没。”^[126]梅特涅则全然不顾外交惯例，坦率地批评起柏林的宫廷。他说，哈登贝格年事已高，精神和身体均已不济，他总是初心不错，但最终又总是经常帮倒忙。梅特涅批评说，普鲁士国务首相在身边豢养了一帮坏人，必须把他们清除掉。而后来的《遗存的文件》压下了梅特涅当时与普鲁士国王谈的最紧迫的问题，没有收入其中。他说：“如果今天将一个名叫雅恩（Jahn）的人关押了，而他的胡作非为多年来已然众所周知，如果在波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其中充斥着在德意志臭名昭著的坏东西，如果由于我今天的举报，才将一个名叫法恩哈根（Varnhagen）的人从他的驻外公使的位置上清除掉，而他之前已经在全国煽动起了革命，那么，许多心怀好意的人怎么能够站在政府的一边呢？”

国王认为梅特涅说的都对，并且向他寻求帮助。而梅特涅则将其与一个无条件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即“不要在陛下您的国家中引入人民代表制，因为您的国家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不合适”。优先要考虑的，是对付新闻出版和青年大学生协会的措施。腓特烈·威廉三世随即颁布敕令，其行政机构中的所有文件——“即使是保密文件”——都要通报给梅特涅。

根据所有获悉的情报，梅特涅坚信，“存有一个分布很广的阴谋，旨在毫无例外地推翻所有德意志邦国的政府”。要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统一的组织，从当时的视角看，应该是警务和司法系统的任务，就像梅特涅一直事先对情况所作的估计一样。公开显露出来的，当然是已经进行了的、可以证明的有计划的暴力袭击，它们建立在思想意识罪犯和持续罪犯的基础之上（桑德、罗宁、康蒂永以及马利内，后来还有西瑟尔伍德和卢维尔）。还有很清楚的一点是，实施刺杀的决心具有全欧洲的特征，并且由于其处在共同的欧洲范围的交流空间内，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从而使其合法化（民族解放——希腊人、德意 志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等——以及要求立宪）。对于梅特涅而言，号召刺杀诸侯是重罪，比如有这样一份通告要求，哪里有21个诸侯，哪里就要有21颗人头落地。梅特涅以嘲弄口吻、挑剔地提到，为什么拒绝给予列支敦士登侯爵与奥地利皇帝这种荣誉——共同出现在黑名单上——“一种特殊的名单组合”。

梅特涅怀疑的范围非常广泛。对于他而言，在这起阴谋中，大部分普鲁士高官都是定调者，此外还有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吉森大学和弗莱堡大学。所有的“体操活动”都在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首先便是“雅恩博士”。“绝对派”（大学生协会中激进的、革命的核心组织）是“真正的刺客”（暗杀者）——主要是20～24岁之间的年轻人。梅特涅称之为“盲目信仰”，他们被截获的日记中的很多段落，都表明了这种信仰，“在这些段落中，全被进行一场屠杀、佩带刀剑并成为国王刺客、响应号召为上帝最喜欢的事业而献身等，这种幸福感所充斥。许多年轻人写下祈祷文，请求上帝原谅他们还没有行动——祈求上帝赐予他们机会，能够像桑德一样去牺牲”。教授们则鼓励这些青年学子坚守初衷，不忘初心，为了祖国显示尊严。有迹象表明，其中还存在着与法国雅各宾党人可能的联系。哈登贝格强烈要求梅特涅在特普利采逗留到8月2日。大臣梅特涅则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国务首相“不是在精神上，而是在性情上更像个孩子”。

梅特涅将8月的这个时刻，视作“对德意志作为一个整体最为重要的时刻”。^[127]他成功地说服普鲁士，反对将路线改变到人民代表制上，成功地通过维特根施泰因与国王建立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以及成功地邀请到德意志各邦关键位置上的大臣们前往卡尔斯巴德。让我们回忆一下：梅特涅是带着最为惴惴不安的心情，出发前往特普利采的，因为他怀疑，普鲁士能在多大程度上准备在德意志邦联中成为共同的宗主国，或者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一个弱势的国王、一个衰老的国务首相以及宫廷中一个难以驾驭的改革派。这个改革派想的是中央集权，而且丝毫没有兴趣去 巩固一个古老的、有着多个省份等级的王朝内部的多样性。

在弗朗茨皇帝面前，大臣梅特涅只是一再重复强调一个唯一的选择：“通过奥地利的参与可能拯救德意志，或者奥地利放弃这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困难——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进行自救。”皇帝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了他，他的大臣可以扫清所有的担心。成果超乎预料。梅特涅已经可以确保在即将召开的卡尔斯巴德会议上获得普鲁士的支持。

对于他而言，不但是通向预防性的安全政策，而且通向建设性的安全政策也已敞开。他发现有必要修正邦联宪法中的错误或含糊之处，并同时促进这一宪法继续发展，就是说，“证明邦联宪法中的不足之处并且改善它”。为此，他为皇帝起草了一份进程表，并将其以协议的方式与普鲁士确定下来。他确定了在卡尔斯巴德第一阶段的议题：处理新闻出版和大学连同青年大学生协会的问题，以及桑德刺杀案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措施，这些措施符合伦敦的《六项法案》。在以维也纳作为主场的会议第二阶段，应该安排解决邦联宪法中其他还继续存在争议的问题。

卡尔斯巴德会议（1819年8月6～31日）

梅特涅只是邀请了有选择的国家圈子的大臣前往卡尔斯巴德，并且尽可能地保密，他们还是过于担心无法驾驭的新闻界：可以肯定的预期情况是，会上的讨论将会非常激烈，可能引起邦联各邦互相攻击，从而一开始就可能使梅特涅的计划落空。还在8月31日会议结束讨论时，他就曾断言：“在德意志，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128]梅特涅所有预先的计划，以及他的谈判技巧，都大获成功。在挑选出来的、梅特涅认为重要的和可以信赖的11人中，除了奥地利以外，还有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腾堡、巴登、梅克伦堡、拿骚、选帝侯区黑森以及萨克森-魏玛。

就像阴谋家聚会一样，11位大臣就四项法律草案达成了一致，这些法律草案将提交邦联大会表决决定。梅特涅本来还计划，在此次会议之 外顺便疗养一下，现在根本就谈不上了，因为他低估了谈判的困难程度。在三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每天不得不用上10～12个小时开会、构想和研究文件。他感到自己是处在一种“疲于奔命的疯狂状态之中”。但是到了最后，却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因为他对会议原本完全不是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有十分的把握。最终，他在皇帝面前承认，终于促成了“在不久前看起来还几乎不可能的事”。在回顾成绩时，梅特涅解释了，在细节上是如何为了一个准确的措辞而争得面红耳赤。对文本的“审阅是如此之严格，不仅考虑到了德意志的情况，而且也考虑到了欧洲［！］的情况”。^[129]

①《大学法》禁止学生之间的串联，特别是青年学生会之间的串联，并且规范对高等学校的监管。每一所大学必须设立一名所谓的官派学监，以特别监督教学事务。梅特涅事先已经多次警告过要注意革命和“党派”。但是决议内容说明，人们还没有关注到开展运动的真正的社会载体：政治社团。只是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时，才开始禁止这些政治组织。

②邦联终于有了关于出版自由的法律框架。当然这些法律只对那些放弃了进行事前审查的邦国中，超过320页的印刷品管用。对小于这一规模的印刷品，特别是定期出版物，将由邦联统一的事先审查机制来管理。梅特涅在意大利起草的妥协建议，成功地获得通过。

③因《检查法》而成立了一个邦联机构：落户于美因茨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它的任务是调查清楚，在卡尔·桑德刺杀案背后是否真的隐藏一个阴谋。

④行政法规赋予了德意志邦联以强迫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个别邦国遵守共同决议的权力，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他们动用武力。这样一来，邦联就具有了武力威慑手段，让偏离的邦国重归正轨。比如，符腾堡就必须放弃其1817年制定的取消普遍检查的《出版法》，而像巴登1831年所作的取消检查的尝试，也同样招致了 失败。邦国议会已经通过的相关法律也必须撤销，以避免冒犯邦联的行政法规。

有一种散布很广的观点，说梅特涅是借助他那陈腐的“体制”，将《卡尔斯巴德决议》强加给了德意志各邦，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在桑德刺杀案之后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已获知，恰恰是梅特涅被猛烈地纠缠着，纷纷要求他采取主动措施。在会议谈判结束时，所有被梅特涅邀请来的大臣均已证明，这个估计没有任何变化。在一封告别信中，他们众口一词地表示了“无限的尊敬和感激”，他们赞誉梅特涅明智的领导、孜孜不倦的努力、亲善友好以及充满信任，是梅特涅帮助了他们“去完成他们对共同的祖国最为神圣的和不可推卸的义务”。就是说，他们也认为，他们所做的不但是为了各自的诸侯，而且是为了德意志。^[130]梅特涅不仅仅将这份决议文件看作官方业务交往的成果，而且也看作对他个人所受尊重的一种表达，因为他将这份文件注明：“放入家族档案”。

1819年8月30日，参加卡尔斯巴德会议的各邦大臣在写给梅特涅的感谢信上的签名：贝昂施托尔夫（Bernstorff）、雷希贝格（Rechberg）、施泰因莱（Stainlein）、舒伦堡（Schulenburg）、明斯特伯爵（Graf Münster）、哈登贝格（Hardenberg）、温岑格罗德（Wintzingerode）、贝尔施泰特（Berstett）、门兴豪森（Müncbhausen）、马歇尔（Marschall）、普雷森（Plessen）

在1819年9月20日召开的决定性的邦联大会上，大会主席、奥地利公使布尔伯爵（Graf von Buol）要求各成员，正视在全德意志范围内令人不安的运动，关注那些“在个别恐怖暴行中显露出来的宣扬暴动的文章和分布非常广泛的违法联络”。付诸表决的决议，保证了亟须要做的事：“秩序和安宁，对法律的敬畏，对政府的信任，普遍的满意，以及所有人不受干扰地享受美好事物，那些美好事物，在出自各诸侯之手的持久的、有保障的和平保护下，应该给予德意志民族［！］。”^[131]

如同英国的压制性法案，邦联大会在1819年9月20日作为邦联法律，在形式上终于批准的这四项决议，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梅特涅获悉后，在给多萝特娅·冯·丽温的信中写道，“在我腹中怀了九个多月的婴孩，终于健康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132]假如仔细地回过头来计算一下，梅特涅关于这项立法的念头，并不是在刺杀科策布事件发生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在1818年12月亚琛会议之后，就立即想到了。因为在亚琛，已经讨论了国内的以及欧洲的动乱这个议题。当时他就已经非常清楚，这项立法会有很大争议：“在给婴孩洗礼时，每一派都会对他有各自的称呼。一些人会将其视为怪物，另一些人会将其视为杰作，第三部分人会把它视作一件蠢事。而站立在中间的，则是真理。三十年来才说出的第一批法律语言，在理智、正义和经验意义上说出的语言……这些语言是伟大的行动，是我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行动。”梅特涅的这种自我评价，无疑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这个自我评价与对《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普遍评价，正好针锋相对。只有重新还原一下过去的战争时代和所赢得的内部和平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以及德意志的统一和哈布斯堡皇朝归属于德意志，对于他有着何其重要的价值，才能真正理解他所作的这种自我评价。“三十年来”——这意味着：自1789年以来，梅特涅在塑造未来时，不能将过去完全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