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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21章 上帝的邪恶之敌
教宗身边的人继续警告他不要返回罗马，他们不情愿回到一个对教士阶层持有敌意且处于法国人控制下的城市。11月，他们告诉教宗，隐藏在瑞士的马志尼已经派出了24名刺客前往罗马。就在同一个月，罗马警方逮捕了11个计划举行宴会以庆祝罗西被刺身亡一周年的人。“回到罗马，”在雷内瓦尔看来，“是一件不受欢迎，而且带有恐惧意味的事。”[1]
新任法国大使巴拉杰将军于11月中旬赴任，他搬进了罗马市中心宏伟的科罗纳宫。他渴望能向教宗出示委任状，但是被那不勒斯王国为阻止法国霍乱疫情蔓延而实行的隔离措施给耽误了。在等待放行的日子里，巴拉杰向巴黎寄出了第一份报告，他对当前的局势并不乐观。
圣父大人应该不要忽视这个事实……人们的痛苦和不满正在日益增长，不只是在罗马，在其他省份也是如此……国家元首旷日持久的缺席更加巩固了已在很多人中流传的想法，即教宗的存在对于公共事务的执行并非不可或缺的前提。数不清的抓捕行动每天都在为他树立起新的敌人，三个枢机主教的行为被合理化为奉教宗的圣命行事。目前看来，教宗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疏远人民。[2]
当霍乱隔离时间减少到十天以后，巴拉杰得以在11月29日踏上那不勒斯的领土。第二天早晨，他首次见到了教宗。“除了稍显冷淡以外，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在汇报中这样说道。巴拉杰是一名将军，并不是外交官。他缺少的是机智老练，充满的是高昂的法国国家荣誉感。他既不向枢机主教低头，也不向贵族低头的态度将让这两拨人都对他保有戒心。
当巴拉杰进来时，教宗的手中正拿着一封刚刚收到的来自路易-拿破仑的信。信上清楚地表明，法国总统不再为此前的一系列要求继续施压了，这意味着，他否决了8月时的那封信。法国总统已经抛弃了长久以来都是教宗现世权力反对者的欧迪隆·巴罗总理，而且也抛弃了尴尬地发觉自己正在恢复教宗的神权政治的托克维尔。路易-拿破仑考虑到自己正在努力地削弱法国国民议会的力量，因而也就不再试着限制教宗对其臣民的权威了。相反，这封信只是为了让教宗能显露出宽恕。
“总统劝说我能将仁慈和宽厚展现，”心烦意乱的教宗说，“但是，他也说到了公正。”庇护九世告诉巴拉杰，正是公正这两个字，要求那些违抗他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教宗现在畏惧罗马的人民。”将军总结道。他试着再次向宗座保证，法国牢牢地掌握着局势，不会让他在回归后受到伤害。但是，新任法国大使也向国内发回了报告，他发觉教宗不但没有对法国为他所做的一切有所感恩，恰恰相反，他和身边的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只是抱怨个不停。[3]
两天后，巴拉杰再次面见教宗并开始施压，敦促他确定一个具体的回归日期。庇护九世再次说出了他所害怕的话。“教宗跟我说，匕首、短剑和大量怀恨在心的臣民都还在城里，有必要先解除这些人的武装……我向他的保证简直是在白费力，他只是说‘我承担所有的责任’。”巴拉杰告诉教宗，自己愿意动用“最为严厉的手段”来保障他的安全，但是，“教宗回答说：‘请求无效。’他已被坏顾问围绕，这些人在利用他的恐惧”。[4]
*
对于庇护九世已经决心走上反改革道路这件事，如果说还存在一丝怀疑的话，那么他在12月初发布的训谕也足以打消这种怀疑了。在给意大利所有总主教和主教的训谕中，教宗的口吻无比强硬，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透露出严厉的气息。
你们知道，正如我所知道的，我尊贵的兄弟们，最近的背德行为让卑鄙的敌人更加强大，他们是真理、正义和荣誉的敌人，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暗地里策划各种阴谋，在各地向意大利忠实的信徒散播骚乱。这些骚乱的内容包括放肆地允许对每一种反宗教事务的思考、谈论和聆听。他们传播的这些骚乱就像波涛中的泡沫，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在动摇意大利的天主教，也在尽可能地将天主教完全毁灭。
多亏了“上帝的宽恕和天主教国家的军队”，罗马和教宗国已经恢复，教宗继续说道：
然而，那些邪恶的与上帝为敌的人、那些法外之徒仍在从事他们的勾当，如果不是公开作恶，至少也是偷偷摸摸地作恶……当我看到一些意大利人现在如此邪恶、如此卑劣地受到欺骗，居然对不敬者的污秽教育如此赞赏，我便无法克制眼泪。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策划阴谋会给意大利带来毁灭。
教宗抱持着中世纪的社会观点，这种情形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他引用《圣经·新约》（《罗马书》13：1-2）的内容告诉意大利的主教们：“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 神来的；掌权的都是 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 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他也援引了圣奥古斯丁，向主教们提醒奥古斯丁给过的训诫：
天主教会教导奴隶要对主人忠诚，不要让冲动僭越他的职责，主人也要善待奴隶，想到至高的上帝是他们共同的主人……它教导国王要善待人民，人民要服从他们的国王。[5]
虽然教宗在他的训谕里多次提到了男人，但是女人只被提过一次，那是在训谕的第一段里。“在她们卑鄙的鲁莽之下，”教宗说，罗马的叛乱者把他们对圣职人员的忠诚推到了一边，“因此，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生病和垂死挣扎时，他们缺少宗教的帮助，并把最后一口气用在放荡的妓女身上。”教宗在这里提到的女人是那些在罗马照顾伤者和死者的护士。在教宗统治的国家里，作为护士的修女只会照料女性患者。少数几个允许修女照顾男性患者的教团也只是让她们在男性中间人的帮助下照料病患。[6]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前罗马共和国护士团的领导人克里斯蒂娜·贝吉欧乔索伯爵夫人，在受到教宗这席话的刺激后，写了一封信作为回应。她写道：
圣父大人，我在一份法国报纸上读了您给意大利各主教的通谕……您在这篇文字中提到有人死在了妓女的怀抱里。鉴于让女性进入罗马的医院是我的决定……我相信我有责任对您提出的指控作出回应……医院里总是配有神甫，但是……理所应当让您感到悲哀的是，在众多遇难者中，不止一人是在缺少神甫帮助和圣礼安慰的情形下死去的。如果圣父大人对此有所不知，您的代理人们肯定也对此毫不知情，这是因为，在枢机主教们带着您所交给的权力回来后不久，所有那些曾在医院中履行圣职的神甫都被丢到了宗教审判所圣务法庭的监狱里。[7]
爱国者克里斯蒂娜·贝吉欧乔索伯爵夫人
逮捕和监禁仍在继续。英国驻都灵大使在报告中写道：“我从罗马那里得到的消息十分令人哀叹。‘圣职的复仇（La vendetta Pretina）’火力全开，法国人则对一切都不吭一声。我没有听到任何教宗回归的确实消息，我实在不知道，在以他的首肯为名的这种过度行径和疯狂政策之后，他要以怎样的姿态回到罗马？”
对于镇压的操盘手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来说，法国官方的不断介入让他心生沮丧。当巴拉杰试图阻止逮捕那些参加了罗马共和国的教宗国军官时，安东内利向雷内瓦尔提出抗议。要是法国军官们做出了这样的事，你“早就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了”。[8]
*
教宗决定和费尔南多二世国王一起在卡塞塔（Caserta）的宫殿里过圣诞节，这座宫殿位于那不勒斯以北22英里处。当庇护九世准备在12月24日离开时，他见到了雷内瓦尔，后者又一次问他什么时候返回罗马。教宗再次提到了他需要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但是还有更让他担心的事情。“对于圣职的憎恨，”教宗吐露，“仍然十分猖獗。”[9]枢机主教团的枢机助祭最近提醒庇护九世不可以返回罗马。他警告道：
罗马仍然充满了各种煽动家，而且有能力犯罪的人不在少数，警察又不能全力办案。人们在咖啡馆里公开谈论反对教宗、反对枢机主教、反对教士阶层的话题，革命人士依旧大胆而且构成威胁。我知道人们想要您迅速回归罗马以纠正各种罪恶。但是，您是否有办法结束嘈杂的混乱，进而重建良善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秩序？在缺少足够物质力量的情况下，要如何确保他们服从于您呢？[10]
为了阻止教宗回归罗马，枢机主教们得到了费尔南多国王强有力的支持，后者渴望能继续从教宗保护人的身份中获利。雷内瓦尔在1849年的最后一天报告说：“有一个强大的团体，以那不勒斯国王为首，这些人试图让教宗远离他的国家。”他们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托辞，但是法国大使观察到，他们的真正动机是他们所不愿承认的。“他们不信任教宗，不信任他的动机，不信任他的倾向……一言以蔽之，他们害怕教宗会从一个阵营跳到另一个阵营。”[11]
*
在新年前夜，罗马的新政府命令在科尔索大道上挂起节日的装饰和教宗国国旗。但是人们无心节庆，教宗的支持者们在窗户上挂出来的带有教宗牧徽的挂灯也被一些有准头的石块打得粉碎。
回到波蒂奇之后，按照惯例，庇护九世在新年当天接见了外交使团。他的口吻和以往不同，语气十分低沉。“我们必须对上帝抱有信心，”他说，“但是也不要存有任何幻想……前路仍然布满许多荆棘和危险。”[12]
在1850年的第一天，医学博士、拥护意大利统一的历史学家以及将在1860年代初担任意大利王国首相的路易吉·卡洛·法里尼捕捉到了刚刚恢复的教宗国中的肃杀气氛：
教育和慈善事务已被教士阶层把控。罗马有宗教警察和法国警察，在别的省份是宗教警察和奥地利警察。对出版的审查……不是依照法律，而是根据宗教审判所圣务法庭、主教和警察一时兴起的念头来执行……全部旧有的、团体的、教会的和形形色色的法庭，尤其是特别法庭都得到了恢复……全部旧有的教士豁免权和特权也都得到了恢复……耶稣会士的复兴更是势头强劲……监狱里已人满为患。[13]
如果说庇护九世在新年到来时担心他的臣民对教宗统治怀有敌意的话，他也对教廷的财政状况深感焦虑。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商讨在近一年以前就已开始，而且仍在巴黎继续，该银行家族在法国的首脑詹姆斯·罗斯柴尔德（James Rothschild）正频繁地和教廷大使会面。[14]
新任法国外交部部长让-厄内斯特·德·拉·伊特将军（General Jean-Ernest de la Hitte）在给巴拉杰的新年第一封通信中写道：“在我们看来，圣父大人回国一事的成败已越发明显地取决于贷款事宜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尽己所能，促进和加速达成此事。”几天后，他从巴黎发回了新的消息：“我刚刚得知，罗斯柴尔德先生已经有意和教廷进行贷款磋商了。教宗对他的犹太支持者所持的善意留下了良好印象。”[15]
教宗已经正告国内的犹太人回到聚居区内居住，他现在只能依赖欧洲最重要的犹太人的善意来返回自己的国都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们已经感受到来自犹太教同胞的巨大压力。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全新的处境。自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历任教宗的贷款人以来，教宗国的犹太社群就在请求其成员利用影响力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在庇护九世上任后的当年，罗马犹太聚居区的官员们就曾给教宗送去一份请愿书，要求能够以最适度的方式改善聚居区的生活条件。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他们给所罗门·罗斯柴尔德（Salomon Rothschild）发去了一份请愿书的副本，要求这位维也纳的银行主管提供帮助。作为回应，所罗门面见了教廷大使并催促他能够说服教宗帮助罗马的犹太人。也许正是源于这个要求，庇护九世在他上任后的最初两年里采取了最温和的行动，允许一些犹太人离开并拆除了聚居区的大门。[16]
“教宗回归罗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的结果，”法国外交部部长在1849年1月10日给雷内瓦尔的信中说道，“在巴黎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先生的讨论正在继续。他的借口有点多。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已经催促我去见他，并让我说服他要节制些。”詹姆斯的“借口”集中在教宗对犹太人的待遇上。在借出贷款之前，他想要教宗同意废除罗马的犹太聚居区，并允许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地产、自由经商，而且能进入大学深造。[17]
为了尝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放弃这些要求，在协商过程中，担任中间人的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论据来为教廷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提供辩护。教廷大使争辩说，教宗的举动是在为犹太人的最佳利益着想。如果教宗把犹太人关在聚居区里，那也只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基督徒邻居的敌视。[18]
*
作为一个把法国的荣誉看得比天主教更重的人，巴拉杰将军很快就对教宗失去了幻想。在他看来，教廷只不过是利用贷款协商在为教宗远离罗马作铺垫。自从罗马恢复了教宗统治以来，法国早就在期待庇护九世能够尽快返回国都。教宗看起来如此不乐意离开那不勒斯国王的怀抱，这实在令法国人非常尴尬，提不起兴趣的态度只能被视作是对法国缺乏信心。哈考特曾提出，只要发出最后通牒，就能让宗座按要求办事。现在，已过去了好几个月，巴拉杰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唯一让教宗遵从符合法兰西尊严与利益的方式就是——我相信……应该决定一个我们的军队撤退至奇维塔韦基亚港的日期。同时警告维也纳和波蒂奇当局，向他们传达我方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在罗马替代我们的坚定意志。”
关于这样的一份宣言，巴拉杰认识到，法国将必须作好和那些不理睬他们警告的国家开战的准备。他明白法国政府绝不想要冒这样的险，但是他强调，除此以外，已经没有别的能顾及尊严的替代方案了。
巴拉杰称，法国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教宗和众多外国大使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渴望组成一支奥地利、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的联合武装力量，以代替法国来保卫罗马的教宗统治。撤离罗马，并眼睁睁地看着敌对势力进驻，这种对法国国家荣誉的伤害已大到无法承受。
“那不勒斯，”巴拉杰补充道，“看起来已成为反对我们的邪恶算计的中心。他们传播法国政府不再稳固的谣言。每天都散播有新的革命正在爆发，而且人人都协力劝说教宗不要回归。”他在给同样是军界同僚的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信中下定结论，并且奋力呼吁使用武力：
如果法国不能奋力展现立场，如果，虽然有能力，却没有大声且坚定地发声，如果没有说出已经准备好用武力来支持法国的意志，反而是一个让步接着一个让步的话，我实在不知道我们将会落到何种田地。
你要求我保持耐心和坚忍。我相信，感谢上帝，我已表现了这两种品质。但是如果这样的耐心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话，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再提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件事上，耐心和忍耐已等同于羸弱。[19]
“看着圣父大人永无止境的不知所措，真是令人揪心，”雷内瓦尔在2月初观察道，“眼看着这么重要的事情被托付给一个连自己都不确定的人，他受了近来事态的巨大影响，这个人对于未来的怀疑和恐惧已经太过根深蒂固了。”听安东内利说罗斯柴尔德的贷款已看起来很有希望达成后，雷内瓦尔和教宗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面，试图能让他确定一个返回罗马的日期。
在进入庇护九世的房间开始第二次会面之前，雷内瓦尔看到一位罗马的犹太人代表正在离开。大使随后向教宗询问这名犹太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教宗告诉他，犹太人抱怨警方突袭犹太聚居区一事，并要求获取“特权”。在他说话的时候，教宗变得更为活跃起来。犹太人相信，或至少是希望教宗有求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能使他们处于一种可以向宗座提出要求的局面。事实上，虽然不知道教宗或是雷内瓦尔是否知晓，在拜访教宗之前，犹太人的代表已经先去那不勒斯面见了当地银行家族的领导人查尔斯·罗斯柴尔德（Charles Rothschild）。他们恳求罗斯柴尔德家族除非看到教宗先作出重大让步，否则就不要给教廷提供贷款。
“我力劝这些人，”教宗告诉法国大使，“不要对罗斯柴尔德先生感到太兴奋。我向你发誓，如果对犹太人让步的问题和贷款条件之间有一丝一毫的联系的话，那么结果将会有三：我不会为犹太人做任何事；我不会拿取贷款；我不会返回罗马。”
教宗还补充说，即便他想要给犹太人新的权利，但基督徒臣民激起的愤怒也会让他迟疑止步。在刚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里，他曾授权让一些犹太家庭搬出聚居区，他回忆道，“在犹太人搬去的地方，来自住户的抱怨从不曾间断。在他们得到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后，同样的抱怨也随之而来”。教宗根本不敢想让犹太人拥有地产，他害怕过不了多久，他们将会把教宗国的土地买光，这是不堪设想的事情。[20]
目前在贷款一事上已没有其他变数，能否成交有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是否有任何一方会让步。最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兄弟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住在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作出了让步。在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压力下，也出于要让这两个国家都对他有所亏欠，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勉强接受了教廷的非正式承诺。这一承诺并非直接来自教宗或是安东内利，而是透过法国的中间人。他们说，教宗不能被人当作是在拿神学上的重要事务——即对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的惩罚——来作为从犹太人家族获得贷款的还价条件。但是一旦教宗得到了贷款，他们向罗斯柴尔德家族保证，教宗将会放松一些对犹太臣民的限制。[21]
那些在这几个星期见过教宗的人都惊讶于他发生的变化。一位来自罗马教廷办公室的蒙席曾来拜访教宗，他惊讶地发现，曾经慈祥的教宗现在变得如此尖刻。教宗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否已将那些在共和国时期仍然继续工作的可怜虫们清除出办公室了。[22]
庇护九世很畏惧回到国都。对比他刚刚当教宗时的经历，那时，他是人们赞美的对象，他知道这些人现在已成了他回归之后要面对的麻烦。他积郁了一股强大的愤懑，不满人们对他之前做的事情不知感恩、恩将仇报，并且对没有几个人站出来为他讲话而感到困窘。与此同时，他周围的枢机主教们怪罪他之前所作的让步和表现的软弱。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人对庇护九世的困境感到同情，并试着在法国人面前为教宗说话：“你们想让可怜的教宗怎么样呢？他是个囚犯，周围都是敌人，他们只让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人，或是能使他的恐惧再加倍的人接近他。”教宗很受欺凌，一位枢机主教回忆说，在他们上一次会面时，他发现教宗正在一边说一边哭。教宗问道，他怎么能回到一个满是敌人的城市呢？[23]
庇护九世抓着一个又一个的借口来拖延回归的日期。“每一天，”一直在催促他返回罗马的侄子哀痛地说道，“都有一堆新的借口如蘑菇一样快速地增长。”[24]
*
狂欢节通常是一段充满欢乐的日子，这个节日就要到来了，但是因为城里的镇压行动，罗马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息。安东内利已经下令，所有可能有问题的信件都要被拆封检查，并且把引人关注的内容转送到波蒂奇，由他查看。所有被认定无害的外国报纸，在到达罗马的订阅人手中之前已经被审查人员看过了。法国人在城墙上贴上告示，警告任何持刀剑和枪械的人都会立即遭到处决，但是这样的告示刚刚贴上就会被人扯下来。2月中旬，一个来自特拉斯提弗列的男子在人民广场上被枪决，他被指控杀死了一名法国士兵。一个星期以后，在另一个广场上，一大群人聚在一起观看处决一个40岁的男子，他在前一晚被发现携带武器而遭逮捕。[25]
在法国人正处于让他们贴出的告示留在墙上的困境时，教宗国政府的困事则是扯下所有在夜里贴出来的反动讯息。罗马共和国成立的一周年纪念日当天，一份来自马志尼的通告出现了。
罗马人！
在起义中，你们是伟大的，在此时的灾难中，你们依然伟大。全欧洲都赞赏你们为自由和意大利的荣耀所做的战斗……也赞赏今天的你们，坚守尊严而没有像懦夫一样同内敌勾结，也没有不知羞耻地向统治你们的外国武装妥协……自由永远闪耀，而且自由的到来将会比人们想象得更快，自由将洗刷掉压在你们身上的暴政的脏污……
上帝保佑罗马人！今天是共和国的一周年纪念日，你们的流亡者与你们在精神上同在。流亡者们将会在共和国两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和你们一同在卡比托利欧广场上庆祝胜利。
共和国万岁！[26]
急着要展现罗马城的生活已恢复正常，教宗国政府把通常会持续8天的狂欢节看作一场大考。去年的节日是在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举行的，当时的气氛甚为欢乐，嘲弄着教廷官员所说的话，即人民正在一小撮不要命的外国疯子的手中受苦。现在，政府听到有议论说要抵制教宗统治复辟后的首次狂欢节，便命令游行队伍经过的主要道路科尔索大道上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张灯结彩、挂出装饰。那些前些年要人们反对狂欢节带有的种种罪恶的堂区司铎们，如今则是在力劝人们参与其中。
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这一年的节日终究是一场令人尴尬的失败。很少有人装扮自己的房屋，在看不到尽头的华丽装饰的马车周围，整条科尔索大道看起来空空如也。即使是那些有可能参加的人，也被秘密传单阻吓住了。在绝望中，警方提出要支付一些金钱，好让市民戴上狂欢节假面跳到官方提供的马车上，但实际效果与其说是振奋人心，不如说是卑劣龌龊的展示。[27]
一名年轻的贵族傻乎乎地决定要勇敢面对人群的奚落，他爬上了自己奢华的马车并告诉车夫沿着科尔索大道走。在他旁边坐着的是他16岁的妹妹。在马车行进的时候，一大束鲜花落在了贵族的脚下，他捡起来交给了妹妹，却发觉花束异常的沉重，隐藏其中的是一颗玻璃外包的炸弹。爆炸后，弹片插进了他的脸、手和大腿，然后割破了他妹妹的腿。[28]
[1] Mercier à d’Hautpoul，Naples，18 novembre 1849，n.215，MAEC，PAR；Rayneva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Naples，24 novembre 1849，n.216，MAEC，PAR；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239. 雷内瓦尔仍然坚信教宗是渴望做好事，但是他再一次看到，“他的天性犹豫不决，缺乏抵御周围不合理影响的决心”。Rayneval à d’Hautpoul，Naples，4 décembre 1849，n.218，MAEC，PAR.
[2] Barague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Rome，24 novembre 1849，n.1，MAEN，RSS 411.
[3] Baraguey à de la Hitte，Naples，2 décembre 1849，n.4，MAEN，RSS 411；De Cesare，Raffaele. 1907. Roma e lo Stato del Papa dal ritorno di Pio IX al XX settembre. Vol.1.Rome：Forzani，pp.34-36. 为回应巴拉杰带来的来自路易-拿破仑的信件，庇护九世在10月中旬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进一步申辩了为什么反对扩大赦免的范围。“我曾自发地给予过赦免，这已经清楚地表明我的灵魂倾向于宽厚仁慈。但是这一举动只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只会有更为残忍的事情随之而来。”A copy of Pius IX’s letter to Louis Napoleon，dated Portici，16 dicembre 1849，is found attached to de la Hitte à Baraguey，Paris，22 décembre 1849，MAEN，RSS 274.
[4] Baraguey à de la Hitte，Naples，4 dicembre 1849，n.5，MAEN，RSS 411. 事实上，那些“坏顾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即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一度试图用8000名西班牙志愿军组成的军团来顶替罗马的法国军队。考虑到西班牙政府决定将军队撤出教宗国，这成了安东内利心中的万全之策，以西班牙军队取代法国军队来驻守罗马。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5 dicembre 1849，Portici，ASV，ANV，b.330，ff.381r-382r.
第二天，法国公使和奥地利大使进行了一次激烈地意见交换。埃斯特哈齐告诉法国将军，让教宗回到一个充满了法国军人的罗马是对教宗尊严的损害。将军则回答说：“我对你说的话感到很吃惊，因为法国远征至罗马只是要重建教宗伟大的现世权力。”军队是为了确保秩序。如果奥地利想要减少在意大利出现的外国军队的话，他补充说，他们应该开始准备让自己的军队来占领。奥地利在托斯卡纳有12000人，在教宗国还另有12000人。“圣父大人的尊严，”巴拉杰说，“是因为你们强加在他身上的压力才遭到了损害。”
托斯卡纳，埃斯特哈齐回答道，完全是另外一个议题。奥地利和托斯卡纳大公有特殊的关系，而且实际上，这里可以被看作奥地利的一部分。奥地利也不打算讨论减少在教宗国的奥地利驻军。Baraguey à de la Hitte，Naples，4 décembre 1849，n.5，MAEN，RSS 411. 巴拉杰将军和奥地利大使的第一次碰面并不顺利，这在埃斯特哈齐发给维也纳方面的报告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我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即法国内阁并未作出一个好选择。”奥地利大使认为，巴拉杰“志大而才疏。没有经验而且缺少对政治事务的知识。”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Naples，17 décembre 1849，doc.172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472.
[5] 我在这里使用的通谕的英文翻译可参阅：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09/p9nostis.htm。
[6] Rocca，Giancarlo. 2011. “Religiosi e religiose nel’48—’49.” Barnabiti studi，pp.105-7；De Longis，Rosanna. 2001. “Tra sfera pubblica e difesa dell’onore. Donne nella Roma del 1849.” Rom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76-78.
[7] 贝吉欧乔索的信摘录自：Rocca，Giancarlo. 2011. “Religiosi e religiose nel’48—’49.” Barnabiti studi，p.106n。这封落款日期是1850年1月20日的信件刊登在了《戈里齐亚报》（Giornale di Gorizia）上。这位爱国的伯爵夫人在她的信件结尾处严厉地说道：“圣父大人所提出的指控在断然否认面前根本站不住脚，而且那些提出虚假指控，说罗马的虔诚女子们是‘妓女’的人只不过是一小群冷酷无情、心胸狭窄之人。”Proia，Gianna. 2010. Cristina di Belgiojoso：dal salotto alla politica. Rome：Aracne，pp.172-73.
[8] R. Abercrombie to Lord John Russell，Turin，December 2，1849，in Palmerston Papers online，#Docref=PP/GC/AB/210；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n.223，31 décembre 1849，MAEC，PAR. 罗马市民可以在幽默中得到一些慰藉。有一则故事是说，罗马有一个著名药剂师养了一只鹦鹉，他对这只鹦鹉的学舌能力感到特别骄傲。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教鹦鹉学会了“罗马共和国万岁，庇护九世去死”的口号。但问题是他教不会鹦鹉怎么忘掉所学会的内容，据说这惹来了人们的嘲笑。在1849年12月1日的日记里，作者隆考利（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242）发誓说这是一件真事。
[9] 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n.222，24 décembre 1849，MAEC，PAR.
[10] 罗马的枢机主教三人执政委员会以德拉·更贾为首，他在一个星期后也亲自提出了警告。虽然他表达了让教宗在不久后也许能够回归国都的希望，但是他也立即补充说：“然而，我不能隐瞒这样的事实，虽然共和的混乱时期的那种激烈情绪已经大大平静下来，然而……人群还没有回到对于灵魂和内部社会都大为有利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上。”The quotes from Cardinal Della Genga’s letter of January 8，1850，and from Cardinal Macchi’s December 30，1849，letter to Pius IX are found in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406-7.
[11] 对他来说，雷内瓦尔认为这样的恐惧一点也没有道理。“庇护九世的内心深处的确是倾向自由的，”大使汇报说，“但是他经过了痛苦的考验，而且对于一个本质如他这样的人，不确定又胆小，类似的教训将会永远产生出重要的影响。”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n.223，31 décembre 1849，MAEC，PAR.
[12] Lancellotti，31 dicembre 1849，in Cittadini，Giovanni，ed. 1968. Carteggio privato di papa Pio IX e Ferdinando II re di Napoli esistente nell’Archivio statale di Napoli coll’aggiunto del diario della rivoluʐione di Roma del marchese Luigi Lancellotti. Macerata：Opera “Mater misericordiae”，p.264；Lodolini Tupputi，Carla. 1970. La Commissione Governativa di Stato nella Resatauraʑione pontificia（17 luglio 1849——12 aprile 1850）. Milan：Giuffrè，p.103；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414-15.
[13]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4，p.295.
[14] Gille，Bertrand. 1967.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Vol.2.Geneva：Librairie Droz，pp.68-70. 在10月中旬，雷内瓦尔汇报了安东内利渴望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贷款，以及他对于和该银行家族的一个成员很快就能见面的期待。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14 décembre 1849，n.220，MAEC，PAR. 在12月21日，法国外交部部长德·拉·伊特（de la Hitte）通过巴拉杰给安东内利发送了关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谈判的通知，强调了这件事的关键性。De la Hitte à Baraguey，Paris，21 décembre 1849，n.8，MAEN，RSS 274.
[15] De la Hitte à Baraguey，Paris，5 janvier 1850，n.2，MAEN，RSS 274；de la Hitte à Rayneval，Paris，5 janvier 1850，MAEN，RSS 274.
[16] Laras，Giuseppe. 1973. “Ansie e speranze degli ebrei di Roma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IX.” Rassegna mensile d’Israele，pp.515-19；Martina，Giacomo. 1967b. “La lotta per l’emancipazione ebraica.” In Pio IX e Leopoldo II，ed.Giacomo Martina. Rome：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pp.211-12.
[17] De la Hitte à Rayneval，Paris，10 janvier 1850，n.2，MAEC，CP，Naples，vol.180，ff.14r-14v.
[18]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410-12. 雷内瓦尔在1月中旬汇报了他和安东内利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的更加善待犹太人的要求的谈话。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15 janvier 1850，n.3，MAEC，CP，Naples，vol.180，ff.16r-19v.
[19] Baraguey à de la Hitte，Rome，14 janvier 1850，n.13，MAEN，RSS 412. 根据报告中的说法，巴拉杰说：“让我和贝都因人打交道也比和枢机主教好1000倍！”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224. 与此同时这位法国将军将责难加诸教廷的身上，教宗国政府中的人们正在把法国拉下水。在他的每周汇报中，罗马的警务署署长把罗马大部分人对教士政权回归的持续敌意归咎于法国追求的“暧昧政策”。这份报告也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围绕着教宗回归的一系列传言。“那些极度憎恶教宗的人……近日来在罗马不停地散布传言，说教宗的蒸汽船本应已经抵达那不勒斯了，连同教宗的一部分随员一起，船已经在半路失事沉没了。”Direzione generale di polizia，Bollettino politico dello Stato pontificio dal giorno 10 al 16 Gennaio，Roma，18 gennaio 1850，ASV，Segr. Stato，An.1850，b.155，fasc.1，ff.36r-36v.
[20] 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4 février 1850，n.6，MAEC，CP，Naples，vol.180，ff.29r-34v；Gille，Bertrand. 1967.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Vol.2.Geneva：Librairie Droz，p.2：70.
[21] De la Hitte à Baraguey，Paris，23 février 1850，n.10，MAEN，RSS 274；Gille，Bertrand. 1967.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Vol.2.Geneva：Librairie Droz，pp.70-71.
[22]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395.
[23] Baraguey à de la Hitte，Rome，5 février 1850，n.17，MAEN，RSS 412.
[24] Falconi，Carlo. 1983. Il Cardinale Antonelli. Vita e carriera del Richelieu italiano nella chiesa di Pio IX. Milan：Mondadori，pp.232-33.
[25]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399-401.
[26] 这段文字来自梵蒂冈档案馆中的版本：ASV，Segr. Stato，An.1850，Rubr.155，fasc.1，ff.180r-181r。
[27] 住在罗马的荷兰画家扬·科尔曼（Jan Koelman）描述了这一情景：他们穿着脏兮兮、打着补丁的服饰，挤在五六辆粗陋的马车里，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上蹿下跳，喊着“圣父万岁！庇护九世万岁！”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的口袋里塞着钱，更是高喊着反讽意味浓厚的感谢语，“圣父的警察也万岁！”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498-99；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56-57.
[28] Baraguey à de la Hitte，Rome，9 février 1850，n. 19，MAEN，RSS 412. 这里说到的年轻人正是夏尔·波拿巴的儿子穆西纳诺亲王（Prince of Musinano）。他跟随离开了父亲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生活，他的父亲此时正在流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