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持续的威胁”

德国对阵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也无法让它屈服。[1]

——兰茨贝格监狱囚犯报纸《兰茨贝格自由人报》

监狱高墙之外，共和国似乎正在往正确的方向行进。一种新的德国货币得以引入，终于结束了恶性通胀的骇人景象。外国援助和投资源源不断涌入这个国家。失业率下降了。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道威斯（Charles G. Dawes）的伦敦委员会敲定了一套方案，重新安排德国的赔款时间表，减轻了短期的负担。魏玛共和国即将迎来文化活动的大爆发。

与此同时，希特勒却窝在兰茨贝格的牢房里。不过，他远离党内纷争也不全是因为要写书以及监狱的禁闭环境。他还在努力好好表现。1924年10月1日——理论上获得假释的最早时间——正在临近。希特勒相信他会在那一天重获自由。[2]

9月13日，希特勒给奥地利老乡雅克布·沃尔林（Jakob Werlin）去了封信，此人是汽车经销商，在谢林街有家奔驰展销厅，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被禁前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沃尔林在前一天去兰茨贝格看过他，当时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印刷商阿道夫·缪勒（Adolf Müller），《我的奋斗》的印刷后来就交给了他。希特勒现在给沃尔林匆匆写了封信跟进此事，打算让一个来探监的人帮忙带出去，也就是克利伯中校的儿子、时年18岁的沃尔弗拉姆（Wolfram）。这当然是违反兰茨贝格的规定的，因为所有信件需要经过审查员的审核。

希特勒想要一辆灰色奔驰房车，配备高性能引擎和辐条胎，车型最好是11/40或16/50。不过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他的财务状况。他那本尚未出版的书最早也得到12月中旬（！）才能开始拿版税，而且，审判的法庭开销和律师费据他说已经足够让他“坐立不安”[3]。他请求沃尔林给他打个折，并且给他留一辆车，等他出狱的事有个着落，他说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假释的传闻传开后，堡垒的囚犯们确信他们的刑期就要到头了，已经开始交换一些只言片语，纪念他们在兰茨贝格的时光。“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把德国从内寇外敌手中解救出来，”关在B栋一楼的希特勒突击队队员威廉·布里曼（Wilhelm Briemann）在1924年8月21日写道。[4]韦伯医生绕过狱方审查偷偷给罗姆上尉写信说，“顺利的话”[5]有望获释。

获得假释的主要条件是在狱中“表现良好”，[6]并且经过法庭的评估，在押人员已经努力弥补自己的罪行造成的破坏。兰茨贝格典狱长奥托·赖博尔是支持希特勒的。他提前两周写了一封推荐信，对这位著名囚犯的模范行为大加赞扬：

希特勒证明自己是一个遵守秩序、纪律的人，不仅是自己的行为，还包括对待其他的在押人员。他欢快、谦逊、顺从。他无欲无求，为人平和、明理、严肃，从不骂人，认真接受监禁惩罚。他是一个没有自我虚荣的人，乐于迎合制度的要求，他不抽烟饮酒，此外，尽管注重同侪情谊，他还是懂得如何用一定程度的威严来指挥狱中的其他囚犯。[7]

希特勒始终礼貌对待狱卒和官员，赖博尔还说，在接受探视时，他表现出了谨慎的作风，避免讨论政治，并且通信往来大多仅限于致谢便条。

总之典狱长表示，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的帮助下已经洗心革面，因此他理应得到释放：

在10个月的关押和服刑期间，他无疑变得比以往更成熟、更平静了。待重获自由后，他不会对那些曾反对他、挫败他1923年11月计划的政府官员构成威胁，心怀报复他们的想法。他不会是反政府煽动者，也不会与其他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为敌。他强调自己现在已经相信，一个国家要存在，必须有稳定的内部秩序和坚固的政府。

然而路德维希·施坦莱恩不这么看。在法庭上表现欠佳的施坦莱恩正在设法让希特勒继续待在牢房里。从他身上看不出有任何能带来改变的东西，尽管他显得好像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一举动很有可能是他的副手汉斯·埃哈德促成的，此人已经展现出了坚决反对纳粹的一面。埃哈德后来称法庭的裁决根本是“宪政政府和……司法的投降”。[8]

1924年9月23日，检察官提交了法律异议，以期阻止希特勒的释放。政变对巴伐利亚乃至德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施坦莱恩在一份九页的动议中主张。而这份文件几乎可以肯定是埃哈德写的。检方强调了损坏财物、攻击警察、偷盗印刷厂、威胁发起内战，当然还有人员伤亡。

从审判中那些长篇演讲来看，希特勒显然没有改变看法。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罪行洋洋自得，并且誓称有机会还会再来一次。这其中的利害关系[9]再明白不过。如果希特勒获释，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警告，他会继续实施之前未能成功的反国家计划。

慕尼黑警方完全支持检察官的立场。[10]1924年9月16日，警察搜查了前被告人威廉·布吕克纳和他的一个同事的家。他们发现了从兰茨贝格偷偷带出的信件，其中有希特勒让沃尔弗拉姆·克利伯带的信。[11]

兰茨贝格的囚犯显然在和曾经一同受审的被告人恩斯特·罗姆、威廉·布吕克纳保持联络，商谈在“前线联盟”这个伞式组织下重建准军事社团。简而言之，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表示，这一切都证实了慕尼黑警方的结论：希特勒和兰茨贝格的囚犯“对国家的内外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12]

这一信息被加急送至慕尼黑最高法院刑事处。信函到达时间戳为1924年9月25日下午12：10。然而在当天上午早些时候，法院已经做出了赞成假释的裁决。[13]希特勒将在10月的第一天与克利伯和韦伯一同获释。前提是邦检察官提出异议，不过《汇报》预测可能性不大。[14]

但施坦莱恩和埃哈德恰恰是提出了异议。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末，四天后，施坦莱恩又呈交了一份上诉书，[15]要求推迟囚犯的假释，这次可能还是埃哈德主笔。

让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深感意外与失望的是，这一招还真见效了。巴伐利亚上诉庭推翻了之前的决定。施坦莱恩、埃哈德和慕尼黑警方至少暂时成功阻止了希特勒的释放。

　　*

但释放希特勒的努力还远未结束。支持者在慕尼黑、兰茨贝格以及巴伐利亚各地分发一份请愿书，[16]要求立即将希特勒假释出狱。很快有2000人签了名。一页页的签名来自各行各业，直观显示了希特勒在审判后的人气之高。

到了10月初，希特勒、克利伯和韦伯的律师已经分别提起上诉，反对法庭拒绝其当事人假释的裁决。三名兰茨贝格囚犯也联署了一份声明，称希特勒的确已退出政坛，从他提出外界不要打扰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合议庭的两名平民法官菲利普·赫尔曼和莱昂哈德·贝克承认，他们之所以同意了那个“极为困难的决定”[17]——有罪判决！——是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可以较早地得到假释。此外这些平民法官的法律知识有限（赫尔曼是一名保险推销员，贝克是文具店老板），没有意识到检方的上诉是可以阻止法庭裁决的。他们希望希特勒获释，而且之前就以为会是这样。

各方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直到1924年10月6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否决了上诉，批准希特勒的假释。这促使路德维希·施坦莱恩和汉斯·埃哈德再次行动起来，独力与希特勒做对。施坦莱恩夜以继日——很有可能是埃哈德，在最后关头又呈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上诉书，试图阻止这些囚犯的释放。

检方显然意识到，即便再一次成功阻止了希特勒的假释，施坦莱恩和埃哈德不可能一直这样拖延下去。他们改变了策略，一旦希特勒被提前释放，他们要求将其驱逐出境。到了这个时候，慕尼黑与巴伐利亚邦警方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早在1924年3月26日，法庭判决之前，慕尼黑警方就致函奥地利政府，询问一旦能将希特勒递解出境，对方是否可以接收。林茨的邦政府确认，他们承认被告人的奥地利国籍以及他居住于此地的权利。奥地利地方当局已经做好了在帕绍边境接收希特勒的准备。[18]

问题是到了秋天，希特勒眼看就要获释的时候，奥地利政府变卦了。[19]奥地利总理伊格纳兹·塞佩尔（Ignaz Seipel）和他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认为，阿道夫·希特勒的驱逐出境会给“［奥地利］内政外交造成严重威胁”[20]。首先一点是希特勒主张奥地利和德国合并，那就可能意味着政府被推翻，结束奥地利的独立。

于是在1924年9月30日，塞佩尔和内阁宣布拒绝希特勒回国。

奥地利的这一立场，有一个很方便的依据——希特勒的服役情况导致他的奥地利国籍的有效性成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事，巴伐利亚方面反驳道，因为希特勒从未正式放弃自己的奥地利国籍。此外，希特勒在德国——奥地利的盟国——参军是自愿的，而奥地利此前就认可这样的服役，称可以等同于尽到了国民的兵役义务。为什么在希特勒这里就不行？

慕尼黑方面在10月初派人到维也纳，就驱逐希特勒事宜磋商，但塞佩尔总理和奥地利内阁拒绝让步。等到了12月初，巴伐利亚法院按计划要再次就希特勒的假释做出裁决时，情况并没有改变。

为阻止希特勒的获释，施坦莱恩和埃哈德于1924年12月5日做出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21]他们历数了这名囚犯的危险之处，还有他在兰茨贝格的违规情况。在法庭的要求下，典狱长奥托·赖博尔回之以一份报告，称赞希特勒的服刑表现完美无瑕。

在提交报告前，赖博尔和多名狱卒面谈，[22]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全都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约瑟夫·普费弗（Josef Pfeffer）和施特凡·舒斯特（Stefan Schuster）称赞希特勒是个性格开朗、毫无保留的人。他总是彬彬有礼，弗朗茨·舒恩（Franz Schön）补充说，并且表现得体。赖博尔在狱方报告中写道，希特勒唯一一次确凿的违规，是在没有得到审查员允许的情况下，给一名汽车经销商去了一封“无伤大雅的”信函。简单说，希特勒是一名“政治理想主义者”，一个模范囚犯。[23]

1924年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宣布驳回关于假释的上诉。有意思的是，法院裁决的原始文件今已不存。法律评论人士一直怀疑是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在搞鬼，尽管他强烈否认。格尔特纳无疑掩盖得很好，加之二战末期的空袭毁掉了其他的许多档案。不过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证明格尔特纳曾出手干预。

其中包括警方1930年呈交内政部的一份机密报告，是由杰出的魏玛律师、前普鲁士警方律师罗伯特·M.W.坎普纳（Robert M. W. Kempner）偷偷带出德国的。报告陈述了希特勒的叛国劣迹，最后提出“曾任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的弗朗茨·格尔特纳”[24]出面驳回了警方对希特勒假释的反对意见。这当然谈不上确凿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主张也不是没可能。日后希特勒将任命格尔特纳为第三帝国司法部部长。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会促使巴伐利亚当局宁可让希特勒假释出狱，同时放弃就驱逐出境事宜向奥地利施压，那就是德国将于1924年12月7日再次举行全国大选。[25]

随着货币改革和经济复苏，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之类的极端势力在新的民调中遭到重挫。审判后的人气急升势头已经退去，争吵和矛盾不断的右翼在艰难守住这期间取得的一些领先优势。普选票数少了一半：从1918300张变成了907300张。巴伐利亚的情况更糟。右翼民族主义者失去了约70%的支持者。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极右翼再一次出现大幅下滑。人们认为就算希特勒都已经无力挽回。

对司法部的人来说，这些都很适合拿来说明让希特勒尽早假释的必要性——同时也动摇他们的对手的立场。

希特勒即将获释的新闻在12月20日上午传到兰茨贝格。[26]据狱卒汉姆里希的回忆，当时消息如野火一般在监狱里传开。“人们欣喜非常。”[27]囚犯们奔走相庆。希特勒开始收拾行李，把其余的东西都送了人，并且感谢了狱方工作人员的支持。

“我离开兰茨贝格的时候，”希特勒后来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和其他的监狱工作人员……经过我们的争取，已经加入我们的事业中来。”[28]

希特勒被判5年徒刑，但服刑时间不超过8个半月。根据邦检察官办公室一名官员的计算，希特勒提前3年333天21小时50分离开了监狱。[29]假如一直被关押到1928年，或服了跟他的罪行相符的刑期，会是什么结果呢？

1924年12月20日下午12：15，希特勒已经是一个站在兰茨贝格监狱外的自由人。来接他的有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以及将来会负责印他的书的阿道夫·缪勒。事实上还有几个人已经先他们一步抵达。首先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奥托·斯特拉瑟，他们打算带希特勒去见鲁登道夫，遭到断然拒绝。“希特勒争夺战这么快就开始了，出乎我的意料，”赫斯回忆当时各敌对派别纷纷想争取赢得他的关注。[30]

霍夫曼自然想用一张照片作为纪念。兰茨贝格的狱卒威胁说，他要胆敢在监狱里架设相机，他们会没收，于是他们驱车前往城中一座古老的楼门，[31]拍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动作快点，霍夫曼，否则人都要拥上来了，”希特勒不耐烦地说，他把帽子拿在手上，穿着长筒袜和大衣，里面估计穿着他那条背带皮裤。“反正，现在可是冻得够呛！”[32]

他们回到了慕尼黑，几个朋友正在蒂尔施街他的住处等着。他从黑色汽车的后座走出来，此时此刻，他和他最狂热的支持者一样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一场失败政变的策动者，而是一名领袖，一位注定要统治这个国家的元首。

[1] 1924年8月24日《兰茨贝格自由人报》。

[2] 1924年7月29日赫尔曼·弗布克致信阿达贝尔特·沃尔克，刊印于Werner Joch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1963），124。他一直坚信自己会早早获得假释，1924年8月21日弗布克致信鲁道夫·哈斯，134。

[3] Hitler to Jakob Werlin，September 13，1924，STA 14344，StAM.

[4] Wilhelm Briemann，August 21，1924，HA 4/92.

[5] Friedrich Weber，note，HA 4/92.

[6] 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97-98.

[7]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235. 德文版发表于Otto Lurker，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E. S. Mittler & Sohn，1933），60-62。

[8] 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41，NL Ehard 99，BHStA。

[9] 1924年9月19日犹太电讯社。

[10] 警方报告（VIa），September 16，1924，HA 68/1497A，and September 27，1924，STA 14344，StAM。

[11] 克利伯致罗姆、弗里德里希·韦伯致马蒂尔德·韦伯的信件以及其他的查抄所得收录于STA 14344 StAM and HA 69/1501。

[12]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VIa 2427，September 23，1924，STA 14344，StAM.

[13] Beschluss Anz.Verz.XIX 421/1923，September 25，1924，STA 14344，StAM.

[14] 1924年9月26日《汇报》。

[15] Anz.Verz.XIX 421/23，September 29，1924，STA 14344，StAM，and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237.

[16] HA 14A/1500，在媒体上也做了宣传，如1924年11月23～24日《人民信使报》。

[17] Nr.26899，July6，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StAM. 希特勒后来肯定了三名平民法官的功劳——或者特指菲利普·赫尔曼，“一个绷着脸的高傲之人”，希特勒在1942年2月3～4日的席间谈话中提及，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Signet Books，1961），282。

[18] D. C. Watt，“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272.

[19] 1924年10月15日犹太电讯社。

[20] 关于奥地利阻止驱逐一事，见Franz Jetzinger，Hitler’s Youth，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Hutchinson，1958），163-64。弗朗茨·杰特辛格（Franz Jetzinger）曾是上奥地利州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直到1934年该党被陶尔斐斯镇压，杰特辛格还是位于林茨的上奥地利州档案馆的馆员。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阅D. C. Watt，“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270-80。

[21] Der erste Staatsanwalt，December 5，1924，154151，STA 14344，StAM.

[22] Folder No. 3/1，JVA 17.000，StAM.

[23] Leybold，December 14，1924，152149，STA 14344，StAM.

[24] Robert M. W. Kempner，“Blueprint of the Nazi Underground—Past and Future Subversive Activities，”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XIII，No. 2，June 1945，Document B. 魏玛律师马克斯·赫施贝尔格也提到过部长对此事的影响，见他的回忆录，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ed. Reinhard Weber （München：R. Oldenbourg Verlag，1998），242。格尔特纳出手干预的迹象还可见于埃哈德的未出版回忆录的补编，NL Ehard 99，6，BHStA。其他做出这个判断的还有Wilhelm Hoegner，Die Verratene Republic.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79），190，以及Otto Gritschne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107，后者得出的结论是这只能是个政治决策。格尔特纳对干预此案的指责做出了缺乏说服力的否认，在审判开始前就做过报道，如1924年2月25日电讯联盟社。

[25] Bernd Steger，“Der Hitler prozess und Bayerns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note 66，463.

[26] Dringendes Telegramm，XIX 421/23，December 20，1924，STA 14344，StAM.

[27] 汉姆里希访谈，见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93。

[28] February 3-4，1942，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Signet Books，1961），282

[29] A.V.XIX 421/1923，March 18，1926，HA 69/1501.

[30] 1924年12月20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见Rudolf Hess，Briefe 1908-1933，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Langen Müller，1987），359。

[31] ED 153-1，63，IfZ.

[32] Heinrich Hoffmann，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