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class="reference-link">22 新十一月罪人^[1]

没有慕尼黑啤酒客的掌声，他就神气不起来了。^[2]

——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评希特勒

到了11月9日午后，警方已经清理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内剩余的希特勒支持者。他们还解救了关押在二楼密室的最后一批囚犯，查抄了大量武器弹药，装了将近四卡车。^[3]

在清点了一片狼藉的啤酒馆后，贝格勃劳凯勒的经理^[4]向已被取缔的纳粹党开了一张总额113440亿马克的账单。除了大量的食物、啤酒和咖啡消耗，账单还列出了许多丢失和损坏物品的费用：143个啤酒杯、80个玻璃杯、98张板凳、2个乐谱架、1面镜子、148付刀叉。奇怪的是对天花板上的枪眼只字未提。

下午3点左右，^[5]洛索传话给古斯塔夫·冯·卡尔：“阁下，鲁登道夫-希特勒政变已被挫败。”^[6]但慕尼黑市中心的情况看上去远不是那么回事。

示威者涌入音乐厅广场，高喊“希特勒万岁！”和“打倒卡尔！”^[7]不少人对警察挥舞着拳头，大骂他们是“叛徒”“走狗”和“犹太人后台”。^[8]约翰·塞尔比（Johann Salbey）警监记得当时人群在“叫嚷、吹口哨、起哄和恐吓”。^[9]对此他的反应是命令下属亮出警棍，把闹事者里最恶劣的抓起来。

另一位警官——高级警长阿方斯·格鲁伯（Alfons Gruber）希望让人群冷静下来，他让手下用大啤酒杯在统帅堂门前倒了18杯水，^[10]清洗地上的血迹。与此同时，尸体仍在王宫的院子里。由于城中气氛越来越紧张，警方要求入夜前任何人都不许搬动尸体。

的确有一些冲锋队队员在重新集结。市内许多地方可以见到这些人在唱歌、叫嚷。人群聚集在医院和国立剧院外，还有一些人似乎是要去王宫，他们认为鲁登道夫就被关押在那里，当局担心他们会企图营救他。由于暴力威胁逐渐加剧，邦警决定先不撤下街角那些机枪。

有传闻说躲在山中的希特勒会卷土重来，仿佛现代版的腓特烈一世。有人说见到他在巴伐利亚南部小镇奥特芬的一个狩猎屋里，或者是蒂罗尔州的库夫施坦。^[11]还有人猜他已经逃到了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之间的某个奥地利小村庄。不管在哪，总之很多人相信他正在集结支持者，^[12]准备发起一场包围慕尼黑报仇雪恨的大行动。

到了下午6：00，警方报告有约1000名“希特勒的人”^[13]在向火车站行进。再到8：45，有一伙人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社外转悠，数量为1500～2000人。警方担心报社和《慕尼黑邮报》一样遭到灾难性的袭击。

市民看起来已然失控，有关骚乱和劫掠的谣言四起。据《芝加哥周日论坛报》报道，在慕尼黑的东部，骑警^[14]持骑枪冲击了人群。五名伤者被担架抬走，另有多人受轻伤，包括伦敦《每日画报》记者珀西·布朗（Percy Brown），他在试图拍下这个混乱场面时被打了一顿。

有不少慕尼黑居民对巴伐利亚政府心怀怨恨，认为它镇压民族革命，动用“多瑙河哥萨克”^[15]对付人民。他们认同希特勒突击队指挥官约瑟夫·贝尔希托德的话，他后来控诉“反动派彻头彻尾的懦弱”和“对这一切的背叛”^[16]。反对卡尔和背信弃义的三巨头的示威持续了整晚，一直延续到周六。

警察在街上巡逻，封锁主要广场，公共机构的屋顶布置了枪手。公共场所禁止三人以上聚集，^[17]不得散布非官方渠道得来的宣传页、传单或海报。晚8点开始宵禁。咖啡馆、餐馆和啤酒馆要在晚7：30之前关门，其他形式的公共娱乐一律禁止，如戏剧、音乐会、电影和舞蹈。由于担心希特勒要对慕尼黑发起袭击，城中主要车站被封锁。

在警方试图控制市中心的同时，国家和国际媒体在盘点这场未遂的政变。“冯·鲁登道夫将军”是“过去四年里德国最危险的人物”，《纽约世界报》在11月10日的文章开篇犯了一个常见错误，给将军的名字凭空加了一个尊贵的“冯”。然而如今他已经“走上穷途末路”：

为了实现重新团结条顿人民的远大志向，鲁登道夫走向了疯狂的境地，他与希特勒联手，希望人民能够凝聚成一股扎实的战斗力量，进而征服世界。希特勒昨晚仓促行动，在慕尼黑宣告法西斯革命的到来，鲁登道夫也被他拖下水。

于是政变“就像被扎爆了的气球一样……”^[18]

警方的行动标志着“这场滑稽戏的结束”，恩斯特·费德尔（Ernst Feder）在《柏林日报》上写道——“第二次鲁登道夫政变”输得比上一次还要惨，也就是1920年试图在柏林夺权那次。乱党的行动给他的感觉就是一场小孩子的恶作剧，无论战略还是战术都有漏洞。虽然高喊着要向“十一月罪人”寻仇，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其实自己也成了十一月罪人。^[19]

关于希特勒的下落甚至是他的背景，到这时候都还没有多少可靠的信息。《纽约时报》11月10日刊发的报道是当时最为详尽的一篇，其中称希特勒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标牌画工和“外来煽动者”，甚至不是一个“德国的德国人”。不过希特勒的年龄被写成了39岁（应该是34岁），出生地是维也纳郊外（应该是因河畔布劳瑙），并且说他是在奥地利陆军服役（应该是巴伐利亚的利斯特团），1922年1月初到慕尼黑（应该是1913年5月）。^[20]

《纽约时报》相对准确的地方是称希特勒为啤酒馆演说大师，有着充沛的活力。他非常擅长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举国的愤恨与失落被希特勒编织成了一派德国屈从于共产主义者和叛国贼的景象，这些人又转而听命于犹太人和企业家。希特勒是一名非凡的煽动家。报道说，他以战场归来的巴伐利亚老兵为骨干建起了这个小小的政党，带着他们到处亮相，为他的演讲增加戏剧化效果。

局势令法国的《法兰西共和报》感到担忧。它提醒读者注意，不要把啤酒馆政变简单归结为一场共和国与君主派之间的战斗，更不是和平民主与军事应对的冲突。事实上它是两种不同独裁构想的战争，而报道认为，最危险的不是音乐厅广场上被镇压的那方。多家左翼报纸同意这一看法。作为失败的一方，希特勒看上去荒唐可笑，不像阻止他政变的邦政府那么可怕。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个错觉会越来越强烈。

[1] 希特勒至少在1922年9月18日的一场演说中就已经开始用这个词，刊载于E. Jäckel und A. Kuhn，eds.，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80），Nr. 405，692。

[2] Otto Strasser，Hitler and I，trans. 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Boston：Houghton Mif in Company，1940），42.

[3] Johann Salbey，November 10，1923，MA 104221，BHStA.

[4] Bürgerbräu an das Herrn Generalstaatskommissar Dr. v. Kahr，November 19，1923，HA 68/1497.

[5] 1923年11月18日报告，HA 5/114I。

[6] 1923年11月10日，HA 5/114I。

[7] 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1923年11月11日《华盛顿邮报》，对官员的影响见Carl Moser von Filseck，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1），November 10-14，1923，Nr. 122-24，142-44。

[8] Johann Salbey，November 10，1923，MA 104221，BHStA. 关于辱骂的更多细节可见于Beschimpfung der Landespolizei，1923年11月13日，HA 67/1491。

[9] Johann Salbey，November 10，1923，MA 104221，BHStA.

[10] Tatsachenbericht vom 9. November [23] bei der Feldherrnhalle München，HA 5/116.

[11] 1923年11月1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12] 如Konrad Linder，Familiengedenkblatt zum 9. November 1923，HA 5/116。

[13] Police report，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11.1923，HA 67/1490。

[14] 1923年11月1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

[15]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64.

[16] Josef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48. 另见贝尔希托德在1923年12月写给希特勒突击队队员的信，警方在搜查汉斯·威格林（Hans Wegelin）的住所时找到了这封信，January 14，1924，HA 67/1493。有不少观察人士提到卡尔对希特勒先支持后镇压的转变，如1923年11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报告Nr. 265，Das Ende des Münchener Staatsstreichs，1923年11月13日，HA 5/114II，以及1923年11月24日的奥格斯堡《警钟报》（Sturmglocke）。

[17] 这条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18] 1923年11月10日《纽约世界报》。

[19] 1923年11月10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20]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