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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6 “叛国者生正逢时”
好心的先生们，判希特勒先生无罪！[1]
——洛伦兹·罗德
经过一个公共假日和一天的休庭，审判于3月21日星期五早上9：15恢复进行。奈特哈特首先表示要澄清近日的一些传闻，即法庭为了保护某权势人物[2]的名誉而进行了秘密审理。《法兰克福日报》认为这个人是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王储鲁普雷希特。
这个说法荒谬至极，奈特哈特说。据他所知，没有任何一个要人对审判施加了影响，并且向公众保证，根本就没有人提起过王储。这个猜测是众多围绕秘密审判而产生的谣言之一，由此可以预见，如果审判最后阶段选择闭门进行，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由于这一点，法官宣布他否决了检方将余下的审判闭门进行的提议。法庭在有必要时会改为闭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敦促所有人在公开陈词时要小心慎重。
该进行结案陈词了。首先是检方。
施坦莱恩首先承诺会专注于事实而不是个人观点、政治问题，以及在他看来“在审理中占据了太多空间的”无关“琐事”。而后他开始长篇累牍地阐述德国爱国运动如何因冲突和纷争变得四分五裂。每个派别都对其他对手充满猜忌，尽管他们都一样“热切地、急不可耐地”希望让国家重现昔日的辉煌。
和其他许多展现青年热情的运动一样，多一些耐心和审慎对这场爱国运动有好处。施坦莱恩呼吁运动的追随者要有某种韧劲：“一种强硬、彪悍和坚韧的耐心，它是无声无息的，未来的作为与信心令它欣喜，它紧咬牙关，直到播下的种子发芽生根，那一刻终于到来。”[3]
当今德国的问题根源在“政府权力的衰颓”和对法律缺乏敬畏，这些都不利于国家的未来。他还强调，“有一个高尚的，也许合乎道义的目标，并不等于就可以使用犯罪手段”。即使爱国心切，也不等于这行为就是合法的。魏玛宪法依然是“国之根本”，反对它的人，无论觉得自己多么理直气壮，“也永远不可以用暴力去改变或去除宪法”。[4]
施坦莱恩接着说，辩方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巴伐利亚当局的行动上，但那与本案是无关的。这番言论让法庭里的不少人感到意外——《小巴黎报》记者用“大吃一惊”[5]来形容。在论证了这种无关性后，施坦莱恩接着用了几分钟时间为几名当权者正名。
最后检察官开始对被告人逐一发问。这些人要为“相关事件及其后果”[6]负全部责任，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说到这里，这份结案陈词变得愈发怪异而可疑：
出身贫寒的希特勒作为大战中的一名勇敢战士，已经证明自己有着德国人的心性。他对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怀有一种真挚、炽烈的情感。战后，他苦心经营，把微不足道的组织经营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7]
“对于这个党的政见，我不发表意见，”施坦莱恩说，尽管他刚刚用“伟大”来形容它。
每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仔细推敲。这位可能要被驱逐出境的奥地利被告，由于有着“德国人的心性”，且“为激发对德国大业的信念做出了诚挚的努力”，得到检察官的赞赏。希特勒给“被压迫、被解除武装”的人民带去希望，施坦莱恩说，尽管在秘密庭期中存在大量的证据证明，德国在重整军备。
检察官的陈词[8]时常听起来像是在辩解，甚至是赞颂。[9]至少不像是在谴责。事实上辩方律师后来对检察官的这番描绘表达了谢意。[10]重大叛国行为造成的伤亡和其他后果基本没有提及。有人说很少见到检察官做出如此无力、失衡的结案陈词。
接着施坦莱恩说到了重点，语气中依然带着点勉强：
作为人，我们很难不对希特勒心生敬意。然而，虽然犯下如此重罪，他的罪行却又是伟大的。[11]
施坦莱恩对鲁登道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赞美。他赞扬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勇敢的战士”，他“作为一名将军的名望［依旧］完好”。然而，虽然是这样一位勇武忠效之士，鲁登道夫终归是违反了法律，因此是需要被惩罚的。对此，鲁登道夫作为“恪尽职守、刚强坚毅的楷模，自然最能理解”。[12]
唯一的问题是将军是应该被控重大叛国，还是只有怂恿和教唆。施坦莱恩选择了情节较轻的那个，[13]他的理由是将军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只是在行动开始后才加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都是根据鲁登道夫的第二份供述，也就是法庭允许他做出的一个修正版本。
在总结了对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控诉后，施坦莱恩将结案陈词交给了助手埃哈德，由他完成对剩余八名被告的陈述。然后施坦莱恩提交了刑罚建议：
希特勒：8年
珀纳、克利伯和韦伯：6年
鲁登道夫、罗姆和弗里克：2年
瓦格纳和布吕克纳：1 1/2年
佩尔内：15个月
这些都属于“堡垒监禁”，对重大政治犯罪的传统惩罚。在押候审的时间会在刑期中扣除。
在宣读量刑建议时，《德意志日报》记者觉察到旁听席涌动着一种情绪。要将鲁登道夫关进一座堡垒这件事，让人格外无法接受。不少报纸预测到时候并不会真这么做。《人道报》提醒大家，在慕尼黑可是“阶级正义”[14]当道。
在法庭里的《前进报》记者看来，施坦莱恩似乎不太想起诉这些被告人。《人道报》驻外记者觉得施坦莱恩的声音沉郁，“说服力小之又小”[15]——要不就是在赞颂受审的人。《每日电讯报》认定他的陈词中“有多少谴责，就有多少赞美”。[16]比起重大叛国罪本身，检察官似乎在说起“有利减罪的情形”时显得更坚定也更起劲。
结案陈词和量刑建议的确让不少人大为惊骇。无论是出于惩治犯罪还是祭奠遇害者的需要，这样做都是不公正的。如《晨报》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刑罚似乎是象征性的，或者只是走走形式[17]——用《柏林人民报》的话说，这再一次说明，在眼下的德国，“叛国者生正逢时”。[18]
*
奈特哈特宣布休庭后，罗德有将近四个小时时间给自己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抗辩做最后的润色。罗德的结案陈词时长约三个半小时，措辞颇为有力。
“六年前的今天，春季总攻开始了，”罗德首先提到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攻势。本案多数被告都曾冒死“为德国的伟大、自由和荣耀”而战。今天，这些老兵面对的是另一种战斗，罗德说，这一次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誉”。当初鼓舞他们跳入西线战壕的那种高尚的爱国和尽忠之心，也驱使他们走上了慕尼黑法庭的被告席，面对叛国的指控。[19]
当前这场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是罗德所称他们手中最强大、最崇高的武器：真相。但这不是一场公平的对抗。被告面对的是高高在上的巴伐利亚当局，他们被投入大牢等待接受审判，然后又被玷污名誉。卡尔的政权对官方报纸进行审查，压制民族主义报纸，并在传单和备忘录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散布事件的官方版本。
律师换了一种姿态，将旁听席也作为宣讲的对象：
在座的各位先生，过去几周来你们听到希特勒在反复发言。你们审视了他的灵魂。你们从他的演说中看到，他不是个欠缺勇气与诚信的人，而是一个说出真相，同时丝毫不顾及个人利益的人。他毫无保留。[20]
他的当事人愿意“认罪、担责”，罗德说，但他强调背景的重要性。希特勒是在抵抗经济动荡、法国对鲁尔区的侵略，以及国际社会对德国的不断羞辱。德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然而国内的敌人却在闹事。柏林似乎毫无权威可言。全国各地的许多可敬的公民开始对这个政权心生一种“无比的怨恨”。[21]
“现在发生的这件事，”罗德这样评价啤酒馆政变，“只有在这些前提下去理解。”[22]
事实上，罗德接着说，非要说重大叛国罪的话，那么也不是出现在1923年11月8日。应该是在几周之前巴伐利亚政府高层的一系列会谈、密谋和计划中，涉案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尔、洛索和塞瑟。
如今他的当事人希特勒——一个“慕尼黑反柏林政府高层的斗争”中的马前卒——却成了替罪羊。这太荒谬了，罗德表示，而巴伐利亚领导人还在对他的检控中成了证人，这是在伤口上撒盐。他们上庭的唯一合理身份应该是共谋，更准确说是“主犯”，[23]他们发起的行动导致希特勒和其他被告得到了重大叛国的指控。
奈特哈特这时候表达了他的不赞成。
罗德接着对三名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名誉发起攻击。他回溯了从宴会厅到里屋的政变过程，强调当局和被告之间达成的一致。做出承诺并握手以示达成共识后，巴伐利亚领导人转脸就做出了冷酷无情的背叛，为此罗德朗读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一段，说的是狡猾的统治者会如何利用自己诚实的外表。
至于向市中心的游行，则不是一种攻击行为。那是最后时刻的孤注一掷，希望挽救因背叛而面临崩溃的德意志爱国运动。罗德说当局领导人没有打算告知被告人他们已经改主意；事实上他们扣押了希特勒的信使，是在主动避免让他知道。满怀爱国热情的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和平游行，唱着《德意志之歌》来到音乐厅广场，结果被当局射杀。因此，沮丧而愤懑的德国民众认为这场惨剧的罪魁祸首是巴伐利亚领导人，并指称他们是杀人犯，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奈特哈特再次叫停，命令他不要再发表“挑衅性、煽动性的言论”。[24]
此时已经过了晚上7点，罗德开始陈述结论。“眼前这个人，”他说起他的当事人希特勒，“将自己的力量、头脑和双手用在一项他相信正确的事业上。”简而言之，他和他的同僚在配合卡尔、洛索和塞瑟。刑法中没有哪一条说，听命于巴伐利亚军政最高领导人是犯罪。
本案干系重大，罗德说。
你们这是在让一个为德国人民、国家乃至德国之伟大献出一切的人继续他的事业。此举意味着你们将让他恢复工作……他是那个释放未来力量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将得到更多的发展与繁荣。
“好心的先生们，”罗德恳求，“判希特勒先生无罪。”[25]
[1] NA T84/2 EAP 105/7，2291.
[2] NA T84/2 EAP 105/7，2167. 奈特哈特指的可能是1924年3月1日《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3] NA T84/2 EAP 105/7，2169.
[4] NA T84/2 EAP 105/7，2170-72.
[5] 1924年3月22日《小巴黎报》。
[6] NA T84/2 EAP 105/7，2175.
[7] NA T84/2 EAP 105/7，2185-86.
[8] 1924年3月23日《时报》和1924年3月21日《柏林本地新闻》。
[9] 1924年3月22日《小巴黎报》，或美化，1924年7月22日，HA 68/1498。另见1924年4月24日《北豪森人民报》（Nordhäuser Volkszeitung）中的批评。
[10] NA T84/2 EAP 105/7，2312.
[11] NA T84/2 EAP 105/7，2189.
[12] NA T84/2 EAP 105/7，2189，2193.
[13] NA T84/2 EAP 105/7，2216-17.
[14] 1924年4月25日《人道报》。
[15] 1924年3月22日《人道报》。
[16] 1924年3月22日《每日电讯报》，1924年3月22日路透社。
[17] 1924年3月22日《晨报》。
[18] 1924年3月22日《柏林人民报》。
[19] NA T84/2 EAP 105/7，2219.
[20] NA T84/2 EAP 105/7，2228-32.
[21] NA T84/2 EAP 105/7，2235.
[22] NA T84/2 EAP 105/7，2232.
[23] NA T84/2 EAP 105/7，2262.
[24] NA T84/2 EAP 105/7，2287.
[25] NA T84/2 EAP 105/7，228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