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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22章 回到罗马
1850年3月的一个星期一，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招来了四国的大使，他告诉他们，庇护九世将在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也就是4月初动身返回罗马。[1]
在会面之后，雷内瓦尔去见了明显对回归国都五味杂陈的教宗。“我不能隐藏这个事实，”庇护九世说道，“我正在走入危险之中，或至少是走入了窘迫和数不清的麻烦境地。不会有比统治此时此地这般去道德化的人民更糟糕的任务了。”在共和分子、立宪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之间，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有激情，我前面是一条布满了荆棘的艰险之路。看起来，目前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严酷的考验是不可避免的，”教宗这样说道，“我如果今天不去面对，明天仍要面对。已经无法推迟了，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会在宣布的时间启程，再次担负起这个重担。”[2]
拒绝了法国坐船回归的提议后，教宗决定走陆路。他自信教宗国最南端乡村地区的人民会热情地迎候他，为他提供臣民渴望教宗回归的证明。但至于罗马城里的人民要如何接待他，庇护九世就不那么自信了。
安东内利将负责确保行程顺利，他给罗马三人执政委员会的枢机主教们下了许多指令。“那不勒斯警方收到了消息，”安东内利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内容可靠，当圣父大人重新进入他的领土后，罗马的煽动者们计划要热情地迎接他，要聚集大量的人群，然后开始呼喊‘立宪万岁！国民卫队万岁！’”安东内利给警方下达了指令，必须要找到方法捣灭“他们的颠覆计划”。[3]
4月3日，在教宗离开以前，雷内瓦尔再次前来拜访，告诉他法国是多么高兴圣父大人能在有那么多人试图阻吓他的情形下终于回归罗马。
教宗仍然感到惴惴不安。“他们甚至告诉我，”教宗说，“法国将会回到他们旧有的要求上去，将会强推宪法，然后所有的一切会再度到来。”
雷内瓦尔向他保证，法国早就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要求。[4]
*
教宗从波蒂奇启程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先去了那不勒斯郊外的王室宫殿，向费尔南多二世国王就这么多个月的流亡生涯给他提供的保护和接纳表示感谢。当他抵达时，费尔南多弯下身子，亲吻了教宗的脚和手。当晚，庇护九世同王室一道留宿宫中。[5]
第二天清早，教宗踏上了费尔南多宫殿的阳台，给聚集在下面的一小群人祈福。他随后沿着宏伟的大理石阶梯走下来，停顿了片刻，以让王室成员们跪下来亲吻他的脚。按照那不勒斯官方史官的记载，公主们每一个都眼中含泪。王室卫队列在道路两旁，一辆装扮得十分华丽的马车载着教宗和国王，后面跟着7辆马车，每一辆都由6匹马牵着。长长的那不勒斯骑兵方队在车队的前方和后方行进。当教宗的马车穿过那不勒斯的北郊时，沿途的农民们摘下了帽子，握在手中，单膝跪地并低下了头。[6]
费尔南多国王在随后的时刻几乎寸步不离教宗。那不勒斯的官方报纸于4月6日狂喜地描述了他们在那不勒斯王国北方边境的分手时刻。
圣父大人、国王陛下、公爵……几乎还没下车，国王和公爵就虔诚地拜倒在圣父的脚下。仍然跪在地上的国王随后请求圣父的祝福。“是的，”教宗说道，“我祝福你，祝福你的家庭，也祝福你的王国和人民。我简直无法适当地表达对你所提供的热情招待的感激。”“我只是尽了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国王答道。“是，”教宗回答，他的声音传递出浓厚的情感，“你顺从的爱真挚又崇高。”他随即让国王站起身来……热情地拥抱了他，然后回身走进了车厢。在车厢中，国王、王室成员以及他们的随从，一一亲吻了教宗的脚。[7]
庇护九世随即向教宗国的最南境驶去，他穿过了匆忙竖立起来的凯旋门，唱诗班歌唱着赞美他的颂歌，来自附近城镇的官方代表团也赶来表示尊敬。主教和地方精英则争先恐后地在向他致意。
韦莱特里坐落于阿尔班山（Alban Hills）山麓，距罗马东南方30英里远，巴拉杰将军和他的随从在这里和教宗会面，并陪同他走完抵达首都前的路程。如他所言，这位将军非常渴望能“完完全全地打消教宗一刻不曾放下的恐惧”。[8]
一年前正是在韦莱特里，加里波第给费尔南多国王带来了耻辱性的失败。现在的场面则大不一样了。人民兴奋地认为教宗能来到他们的镇子是莫大的光荣，他们热火朝天地作着准备。当地那些想要成为雕塑家的人制作出了假的古典人物雕塑，将他们加在匆忙建造起来的凯旋门上。而6位画家正在市政厅的门上绘写对于庇护九世的赞词。其中的一个出于兴奋，只是写了“教宗庇护九世。万岁！万岁！万岁！”其他人画上了有教宗角色出现的寓言画，其中的一幅古怪地把教宗画成了一名女性天使，她的脚踩着一个身着“叛乱”标签的魔鬼。一个巨大的教宗肖像，被用数不清的纸粘在一个木制躯壳上，立在凯旋门的顶端，不是很稳固，被城镇午后的风吹得微微颤动。6个市镇的要人代表在四处走动，他们穿着晚礼服，在衣衫褴褛的农民和工匠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随后，在傍晚时分，教宗的马车跟在一队骑兵后面来到了小镇。当庇护九世经过时，士兵们亮出了武器，人们跪倒在地。教宗在城镇中心的前面停了下来，但是敬畏不已的当地要人们紧张得舌头打结，磕磕巴巴地发表着之前已经精心准备过的演说。车厢的门打开了，教宗迈出了脚，人们推推搡搡地挤出自己的位置想要亲吻教宗的脚。在教堂里举行了简短的弥撒之后，庇护九世前往位于城镇山顶的宫殿，身后跟着从韦莱特里和周围村子赶过来的上千人。礼炮鸣放，音乐奏响。在高高举着火把的教士的围绕下，庇护九世出现在阳台上。人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教宗伸出手来祝福他们。[9]
有理由怀疑教宗能否在他的国都也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教宗的心情让他无法显得乐观”，驻罗马的托斯卡纳大使这样报告说。他解释道：
战争和灾难造成的废墟仍然曝露在外。罗马的样子让任何看到的人都会痛心，即便是在教宗即将回归之时也是如此。城里的人口因战争、流放、投入监牢和主动移民而大量下降，这让城市看起来空空荡荡的……弥漫着悲伤和气馁。[10]
法国人保持着高度戒备，因为未来会有麻烦出现的迹象已十分明显。罗马的女性，警方这样听说，正在准备一场抗议示威来羞辱甫一抵达的教宗。马志尼呼吁民众抵抗的传单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罗马的城墙上，警察阻止了三个试图堆起一堆木头来抵住教宗的奎里纳莱宫大门的人，他们正准备纵火。[11]
4月12日星期五下午，庇护九世终于出现在罗马的西城门处。17个月之前，他是乔装成一名乡村神甫逃出罗马的。现在他胜利回归了，罗马的教堂摇响了钟声向他表示致意，圣天使堡鸣放了101响礼炮。浩浩汤汤的行进队伍向着阳光照耀下的广场走去，教宗的座堂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中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翘首期盼的人。当教宗把脚迈出马车时，欢呼声如雷鸣般响起，人们手中挥舞的手绢飘扬起来，但是就像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所注意到的，“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盛大的挥舞手绢的场面，而是看起来很少有人觉得应该要跪下，而且从整体上看，人们只是对热闹的盛事更感兴趣”。当庇护九世走入巨大的教堂，罗马的代理枢机，连同三人执政委员会的枢机主教们前来向他致以问候。他们跪倒下来，穿着黑色外交官制服的使团成员亲吻了教宗的手。庇护九世无法遮掩自己的情绪。进到教堂的中殿后，他跪倒在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墓前祈祷。
教廷的队伍随后开始走向城市的另一边。衣着华丽的教廷士兵在前方引路，后面跟随的是法国骑兵、贵族卫队以及教宗马车，巴拉杰将军则在一旁骑马同行，另一边是贵族卫队的首领阿提埃里亲王。法国的高级军官们也骑马紧随其后，再后面的是法军和8位枢机主教，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自己华丽的马车中，最后则是城市的政府要员和20名外交官。色彩鲜艳的织锦和花环装饰着沿途的建筑。在教宗经过时，道路两边的法国士兵单膝跪地。他们的队伍终于越过了台伯河并抵达了圣彼得大教堂，其余的枢机主教都在那里等待着。上千人已经挤进了教堂里，每一面墙都有法国士兵守卫。教宗迈进了教堂，感恩弥撒开始了。枢机主教们随即护送着教宗来到了他在旁边梵蒂冈宫中的房间。
教宗庇护九世还将在罗马度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是他再也没有住进过奎里纳莱宫。那里的回忆太痛苦了。他住所的改变也标志着其他一些事情。奎里纳莱是教宗作为教宗国国王所拥有政治权力的第一象征。梵蒂冈则是教廷的宗教权威中心，是全世界天主教的心脏。回到罗马的庇护九世尽可能地想要远离曾给他带来无数伤痛的政治角色。对于政治方面的事务，他将会让更适合的安东内利来处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重大的历史变故改变着他身边的人时，教宗将更加深入地退居到自己的宗教角色中，在精神领域里寻找慰藉。他将不会再让如何处理人民无休止的政治要求所带来的怀疑来折磨自己。[12]
虽然罗马的街道上飘荡着令人兴高采烈的旗帜和条幅，也有鲜花洒在教宗要经过的路上，但是在小山城韦莱特里出现的那种众人迎接教宗的兴奋场面将不会在罗马出现。罗马市民没有忘记近来流洒的鲜血，不久前才征服了罗马的法国军队保护教宗的场面使民众产生了复杂的情绪。“事情合乎情理地进行得十分顺畅，”荷兰大使评论道，“但是没有任何的热情，尤其是对民众来说，这个进城的场面，或是教宗的回归，就那些来看热闹的人而言，他们只是出于最简单的好奇心，假如罗马共和国明天浴火重生的话，他们也一样会来看热闹。”[13]
法国人曾希望教宗一旦远离了费尔南多国王的影响，一旦在法国人控制下的都城里安顿下来，就会开始向法国人的观点靠拢。虽然路易-拿破仑已经放松了对教宗施加的压力，但全方位回归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仍然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且从罗马发回来的最初几篇报告内容都不能令人乐观。回到罗马的庇护九世没有显示出任何要遵循法国人建议的迹象。法国大使在4月底发回的报告中写道：
如同我之前与教宗和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关于这件事的谈话结果一样，现实中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我很担忧这样的现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将拖延下去。而且，我无法太频繁地重复，虽然圣父大人其人对于法国是亲近和认同的，但他所生活的环境则在根本上敌视法国。在这一层面上，一切都没有改变。身处罗马的教宗并不比在波蒂奇或是加埃塔时更自由。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倍努力地打消教宗回归罗马后，本应该让法国得到的影响力。
所有事都不出巴拉杰的意料，也预示着前景的灰暗，因为除非教宗作出重大改革，否则他将绝对无法实行统治，只能借助外国的军事力量。[14]
《泰晤士报》驻罗马记者也作出了相似的描述：“我怀着遗憾的心情报道，自从圣父大人回归罗马以来，他已经令他的友人们失望了，而且他没有采取任何一种举措来启发人们的信心或希望……教宗现身所激发的热情正在消退……他不断地抛头露面，但是人民对他的现身几乎不屑一顾。”[15]
苦于养活家中的人口，大多数罗马市民只希望回归的教宗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在上台之初十分慈爱的教宗。但是意大利爱国主义的火焰仍在许多人心中熊熊焚烧，偶尔有法国士兵或是特别遭人憎恨的教士遭到杀害——他们裹着黑色长袍的尸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人从台伯河里捞出来，这让紧张的氛围一直在持续。
4月30日是法国攻城胜利的一周年纪念日，从睡梦中醒来的罗马市民看到有些教堂的墙上被涂上了红色的大字：“圣职们，烈士们的鲜血在为复仇呐喊！”新的传单像潮水一般涌进城里，以讽刺的口吻来赞美教宗—国王。
哦教宗，可喜可贺啊，你现在在罗马，坐在王座上，你是国王……双手滴着血……
哦教宗，可喜可贺啊，你现在是国王。像其他教宗一样，你也背叛了祖国，将它交到外国人的手上……
你曾呼吁战争和杀戮……你给屠杀送上祝福！……可喜可贺啊，哦教宗，你是国王！[16]
在那些徒劳地等待教宗显现仁慈的人中，有3000名政治犯正在教宗国的监狱中逐渐凋零。一间为单人设计的黑暗牢房中一般会挤进五六个人，他们在夜里不仅没有毯子取暖，还要吸着从厕所飘来的恶臭。这些人靠发霉的面包和豆子维生，他们很快就成了疾病的牺牲品。这些政治犯中包括15名圣职，他们在几个星期前被扣上的罪名是“作乱谋反（lesa maestà）”。卡洛·加佐拉蒙席（Monsignor Carlo Gazzola）是一名声名显赫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他被关押在圣天使堡中，由于他编辑的一份报纸中有一篇“伤害教宗”的文章，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全意大利都流传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例如乔瓦尼·马切蒂（Giovanni Marchetti）的案件，他是一名驯马场的主管人，被指控用蜡烛的火苗熏黑了枢机主教兰布鲁斯齐尼雕像的鼻子。他在1849年遭到收押，但在两年后仍在等待着审判。他在狱中因感染肺结核而咯血，他恳求能够将他释放和家人团聚。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7]
当教宗回归罗马以后，枢机主教的三人执政委员会解散了，由一个人来独自执掌教宗国的政府，他就是令人敬畏的枢机主教安东内利。“遭许多人记恨，”教会历史学家贾科莫·马提纳（Giacomo Martina）这样描述道，“他在经济管理事务和捍卫现世权力上已只手遮天。”[18]
随着安东内利的自信心不断膨胀，教宗本人看起来也变得不一样了。他不再和蔼或是乐于使他人愉悦。有位市政府秘书因没有在教宗流亡期间放弃职位而遭到解职，他低声下气地恳求教宗，得到的回答却是，“仁慈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公正的时刻”。他看起来老了好几岁，抑郁不时发作，很容易就警觉、怀疑别人，庇护九世在回归罗马后不久才刚刚庆祝了他的58岁生日。现在，他的脾气已变得越发容易爆发。[19]
安东内利手脚麻利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到了6月底，他开始谈论要恢复一个已经废弃了很久的举措——让枢机主教们只有在预先约定的情形下才能拜访教宗。在这项举措实施以前，任何枢机主教都能来到教宗的住处面见教宗。“枢机主教团，本来就得不到安东内利的良好对待，”那不勒斯驻教宗国大使在汇报此事时这样评论，“在这样的新举措之下，他们将会更不讨他的喜欢。但是，这也显示了他认为教宗对他的偏爱既强大又稳固。”[20]
感觉自己在教宗心里的位置越来越不稳固的是法国人。不但没有感激法军提供的保护，教宗反而明显地露出厌恶。“简短来说，”庇护九世在5月底向埃斯特哈齐抱怨，“我现在是在谁的手里？在法国人的手里！”就像教宗之前所害怕的那样，法国大使一直催促他宣布改革，警告说公众的不满已经越来越严重。[21]
庇护九世则是尽力抗拒。不管大使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什么，教宗总是告诉巴拉杰，如今虽没有宣布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造成任何问题。他说道：
我现在已经见过许多国家的使团了。他们没有一个说出过一句关于改革的话。当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说：“以上帝的名义，圣父大人啊，不要进行市政选举来让自己再度坠入新的危险之中，广泛的事实基础就是，人们此时的精神状态还不足以平静地进行一场带来好结果的普选。”[22]
现在是夏天，在这个时节里，能够逃离疟疾季节的罗马有钱人都会去往他们位于山区的山间别墅。8月底，在10000名留守罗马的法军士兵中，有1200人病倒了，他们被发烧折磨着。与此同时，毫不停歇的抓捕行动仍在继续。“他们关押了许多人，”雷内瓦尔抱怨道，而且“他们抓人后要等上几个月才开始审理程序。”[23]
迫害仍在继续。在近年来发生的剧变以前，死刑都在一个巨大的广场正中央举行，那里有一个断头台，行刑时会有一群好奇又害怕的人围观。庇护九世的第一次断头台经历是当他还在伊莫拉任主教时，他给两个将要被处决的杀人犯主持了临终祈祷。“我第一次看到断头台，”他在当时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那个场面的印象仍然历历在目，我相信在很多年后我也无法忘记。”[24]
罗马的断头台曾在罗马共和国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游行的人们的庆祝声中被烧掉了，人们随后把灰烬中残留的金属零件扔进了台伯河。此后，刽子手只好被迫用枪来行刑，但教宗国的官员们这才发现它比之前的方式要可靠得多。10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件极为尴尬的事发生了，6个在共和国期间犯了谋杀罪的犯人被带到广场上面对着科斯美汀圣母圣殿（Basilica di Santa Maria in Cosmedin，也称“希腊圣母堂”），这座教堂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真理之口（Bocca della Verità/The Mouth of the Truth）。教宗拒绝了这些人提出的宽恕要求。在一群围观者的瞩目下，行刑的命令已然下达，枪声随即响起。但士兵们瞄得不准，有一名囚犯惊讶地发现自己只是肋骨上擦破了皮。他说了声“谢谢”，明显是觉得受到了赦免。行刑官随即命令第二次射击。最终，在三轮射击过后，所有犯人才被杀死。[25]
在教宗刚刚回到罗马时，美国外交临时代办刘易斯·卡斯便表态希望形势尽快得到改善。枢机主教德拉·更贾告诉他，教宗十分欣赏美国及其制度，这句话被轻信地报告给了华盛顿，同时回报的还有另一个枢机主教所说的教宗渴望能够采取自由立宪制。当时，刘易斯·卡斯已经在罗马待满一年，他终于在庇护九世回归后见到了教宗，教宗的热情赢得了他的好感。这位外交官是这样回忆的：
他抓住我的手，跟我谈论了他最新在教宗国推行自由改革时的种种努力和遇到的困难，他补充说，自己已经学到了惨痛的教训，这要求他今后要多加小心，要谨慎地为他的人民准备各种他们还未习惯的事情和秩序。但是，他在近来的政治经历中所遭遇的不如意后果远谈不上使他气馁，他的坚忍不拔和一以贯之十分令人钦佩，他愿意在未来继续追求相同的道路，并且利用所有可行的方式为他的政府引入有益的改革，他承认这些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2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所有的迹象都显示着回到旧有的神权政治后，这位美国外交官的乐观情绪开始消退了。卡斯评论说，人们在国都对当局的服从只不过是受到胁迫的后果。法军已经退出了所有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且，他报告说，“教宗的公务人员已经不再像他们习惯中的那样克制地履行各种职责，如今连最低程度的克制也没有了”。[27]
*
在罗马，没有人比这里的犹太人更感到惶恐。在罗马共和国成立后，所有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都已遭到解除，但是还没来得及享受自由，法国人就把教宗带回来了。现在犹太人生活在巨大的焦虑之中。回到罗马的会是之前那位慈爱的庇护九世，还是一位支持旧时代各种压迫手段的严厉教宗呢？
汇集起来的证据很快就表明回归的是后者，罗马的犹太人再一次找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教宗回到罗马的一个星期后，犹太社群的官员们给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女男爵发去了一封信。“我们的事正处于这种痛苦的境地之中，面前的选择方案只有顺从和保持希望，”他们在信中继续写道，“我们送给您这样的一封信，祈祷您将会给维也纳帝都宫廷的外交大臣施瓦岑贝格侯爵写一封信，鼓励他能够行善举，书写一份官方通告。”他们希望施瓦岑贝格能够敦促教宗维持他之前曾向罗马犹太人作出的让步。[28]
几个月后，犹太社群的官员们准备了另一封请愿信传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了所有前任教宗们推行的限制令，他们赞扬了庇护九世曾拥有善意和勇气废除其中的一部分，“此举得到了所有已经文明开化的欧洲国家的赞赏”。但现在，他们哀鸣道，同样的限制又恢复了。
犹太人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们想要保持在罗马共和国期间享有的自由。他们希望能再次到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他们想要自由地从事各种职业并且能够拥有地产。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大学。他们要求结束他们所遭受的羞辱，包括法律禁止犹太人在民事诉讼中作证的权利和必须要在每年交付一大笔钱给教会处理改宗者的教理之家（House of the Catechumens）的要求。他们没有提出进入市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要求太高了，但是他们的确提到了市政府相关部门资助的一些卑微工作，他们要求这些为穷人设置的职位也要对他们开放。[29]
犹太人的请求没有换来什么好的结果。庇护九世从来不觉得挑战古老的正统权威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局之下，他更没有理由这么做。他很后悔在担任教宗的最初几个月中给犹太人允准了那么多的自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关犹太人仍可在犹太聚居区外出没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传到罗马的代理枢机那里，此后，犹太商店被关闭了，犹太家庭也都被迫搬回了聚居区。[30]
*
罗马的抓捕行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些批评教宗政权的知名人士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被丢进监狱遭到毒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塞尔莫内塔公爵米开朗琪罗·卡埃塔尼（Michelangelo Caetani，Duke of Sermoneta）是一个来自罗马的文学家，出身非凡的贵族家庭。1851年初，他曾向一位英国访客解释了生活在现在的永恒之城是种什么样的感受。每天都有10个人被捕，他说，“被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牢里几个星期，这里还有别的犯人，他们会对新来的人做下任何他们觉得合适的暴行”。这是警方采用的一个办法，他说，以让人们学会在批评教宗政权之前要三思而后行。
公爵解释说，庇护九世坚定地相信上帝已经授予他权利来行使绝对权力。这是一份信任，他充满情感地要将这一权利完完整整地传到他的继任者手中，如同他的前任传给他的一样。[31]
大理石雕像的男性生殖器是测量罗马镇压情况的良好晴雨表。自从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墙壁上画了一群裸体人物之后，遮盖裸体人物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成为教宗的努力目标。庇护九世现在下定决心要恢复国都的道德规范，于是他也加入到了这场争论中。有一位亲历者在1851年4月报道说：
在圣彼得大教堂，他们继续给天使和精灵（genie）穿上衣服。从精灵的纪念碑到出自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之手的那两个斯图亚特王室成员的雕像都被穿上了长衫。在进入教堂迎面左手边的壁柱上，刻着一幅巨大的圣利奥（Saint Leo）圆形浮雕，旁边簇拥着没有穿裤子的天使。他们已经在忙着给天使们穿裤子了。他们所做的最夸张的事是：在教宗雕塑的脚上，有一个给婴儿喂奶的女子。他们遮住了雕像的乳房，但是小孩该怎么办呢？他们拿下了他的头，然后让朝反方向装了回去。[32]
大概在这个时候，英国著名的律师、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来到了罗马。他很渴望能深入了解罗马的政治局势，于是他去见了几个月前刚刚成为法国新任大使的阿方塞·德·雷内瓦尔。雷氏对罗马市民的负面看法等同于他对教宗前景的悲观看法。“如果有500个外国共和人士来到这里，我不认为他们能找到500个罗马市民加入其中，”雷内瓦尔这样告诉他，但随即又补充说，“但是我也不觉得他们足以找出50个反对他们的人。罗马市民会跑回家，锁上门，然后扒着门缝看热闹。”
西尼尔第二天去拜访了英国领事约翰·弗里伯恩，他是短命的罗马共和国的一位热情支持者。西尼尔向他转述了法国大使的话。这位英国领事反对道：“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他不知道这里的中产阶级的感受，因为他不和他们打交道。但我会这样做，而且我能向你保证，法国人只要离开三个小时，这儿就会爆发一场暴力革命。”[33]
美国外交临时代办也持有同样的看法。“现在的趋势，”刘易斯·卡斯在5月份向华盛顿方面汇报，“是回归带有各种压迫手段的旧制……反对梵蒂冈的情绪越来越强，我有各种理由相信，教宗国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渴望在政治经济上作出改变，愿意经受二次革命的战栗……对教会政府的憎恨和对暴虐当权者的恐惧在每个人的胸中雀跃。”[34]
就连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在1851年年中给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的备忘录中写道：“罗马市民已普遍极端腐化，或者极端愚蠢，他们无法给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支持。”在革命期间传播的观念和从那时起就不断潜入城中的政治宣传已经“让这些人的思想和情绪扭曲到了认为法国人应该离开罗马的程度，要是那样的话，圣父大人的政府将会发现自己被丢弃给了一群国都里的狂躁暴徒”。[35]
庇护九世不安地坐在宝座上。自从先前那些好似享受节日的人群在街道上穿行，欢呼着赞美教宗的话语的美好日子以来，不仅是罗马市民的希望已经破碎，教宗的梦想也已经褪色了。庇护九世想当一个宽厚和蔼的统治者，他曾在人民的赞美声中感到欢乐。在他担任教宗的最初日子里，出于人民对他的爱，他眼中流出的是欢快的泪水。这和他在耻辱的逃亡时、听着汇报罗马城里对他的咒骂时、带着无以复加的恐惧思忖着回归罗马时流出的泪水有着多么巨大的反差啊！只有在他将心中最大的渴望放下时，他才能面对未来。他心中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但现在这已经被他当成了一种癖好。他需要一个防御的盾牌，这个盾牌的来源不是向人民寻求许可，而是只向上帝寻求恩赐。
一个新的教宗，一个更偏向宗教，但内心更加坚定的教宗正在慢慢浮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相比担任教宗初期所遇到的变化，他仍会面临同样令人却步的挑战，它们将会影响意大利和天主教会的未来。上帝，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还没有完成对他的考验。他誓言上帝的裁决终将会到来，并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Conférence de Portici，Compte rendu de la 15ème séance，11 mars 1850，MAEC，CP，Naples，vol.180，ff.76r-78r；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14 mars 1850，n.17，MAEC，CP，Naples，vol.180，ff.70r-75v.
[2] 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14 mars 1850，n.17，MAEC，CP，Naples，vol.180，ff.71r-71v.
[3] Antonelli ai Cardinali Componenti la Commissione Governativa，Portici，16 marzo 1850，ASV，Segr. Stato，An.1850，Rubr.1，fasc.2，ff.45r-45v. 安东内利在1月初时已经给三个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写信要求他们开始为教宗预计的回归路线作沿线的安保准备。Antonelli ai Cardinali componenti，Commissione Governativa，Portici，10 gennaio 1850，ASV，Segr. Stato，An.1850，Rubr.1，fasc.2，ff.4r-4v. 尽管他还没有通知外交官们，但是安东内利已经在3月7日告诉三位在罗马的枢机主教教宗回归的计划日期和路线。Della Genga，Vannicelli，e Altieri al ministro del commercio，Roma，11 marzo 1850，ASV，Segr. Stato，An.1850，Rubr.1，fasc.2，ff.33r-33v.
[4] Rayneval à de la Hitte，Naples，4 avril 1850，n.21，MAEC，CP，Naples，vol.180，ff.99r-104r.
[5] 即使是在教宗出发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确定知道教宗实际上是要返回罗马。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在4月4日从卡塞塔作出的报道中写道：“我竭力说服自己相信庇护九世这次会实现他的许诺，但我这样想并非出自我的最好的理性判断，而且很多教会的真正朋友也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没有确信到目前为止他是真的要回归。事实上，除非亲眼看到，否则我是不会相信教宗已在罗马。”“The Return of the Pope to Rome，” TL，April 13，1850.
[6] Barluzzi，Giulio. 1850. Relaʐione storica del viaggio di Sua Santità papa Pio IX da Portici a Roma nell’aprile dell’anno 1850. Rome：Tip. delle Belle Arti，pp.1-7；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216-20.
[7] Univers（l’）. 1850. Pie IX et l’armée française. Lettres de Rome（Correspondance de l’Univers）. 2nd ed. Paris：Lecoffre，p.4.
[8] Baraguey à de la Hitte，Rome，10 avril 1850，n.30，MAEN，RSS 412.
[9] “Affairs of Rome，” datelined Velletri，April 11，TL，April 23，1850.
[10] From Bargagli’s letter from Rome to the Tusc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April 9，1850，quoted in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416.
[11] Carlier，le Préfet de police，au ministre intérieur，12 avril 1850，MAEC，CP，Rome，vol.994，ff.157r-158r；lettres de Rome，12 avril 1850 in Univers（l’）. 1850. Pie IX et l’armée française. Lettres de Rome（Correspondance de l’Univers）. 2nd ed. Paris：Lecoffre，pp.27-28.
[12] Cuneo d’Ornano，Marquis. 1850. Retour de Pie IX à Rome 1850. Rome：Salviucci，pp.35-37；“Affairs of Rome，” datelined Rome，April 12，TL，April 24，1850；De La Rochère，Eugénie Dutheil，comptesse. 1853. Rome：souvenirs religieux，historiques，artistiques d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en 1849 et 1850. Tours：Mame，pp.474-75；Falconi，Carlo. 1983. Il Cardinale Antonelli. Vita e carriera del Richelieu italiano nella chiesa di Pio IX. Milan：Mondadori，p.258.
[13] 利德凯尔克在4月13日给荷兰外交大臣的报告摘录自：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75。埃斯特哈齐给维也纳的报告以及鲁道夫给那不勒斯的报告都描述了教宗进入罗马的盛大游行场面和人民普遍的低落情绪。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159；Ludolf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in Napoli，Roma，13 aprile 1850，doc XLIII in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p.552-53.
在教宗进入罗马的同一天，城里的警长就发出了紧急警告。警方的消息来源已经得知马志尼已经组织了一场阴谋，想要利用罗马的混乱趁势谋杀教宗。马志尼的最初目标，警务署署长说，本是刺杀路易-拿破仑，但是他在伦敦的难民同伴说服了他，他改变了主意，现在希望谋杀教宗，从而在罗马激起一场新的起义。暗杀计划的主要刺客是一群女性，领头的是加里波第军团中的一个主要军官的妻子，她留在了罗马，经营着家族的珠宝生意。Carlier，le Préfet de police，au ministre intérieur，12 avril 1850，MAEC，CP，Rome，vol.994，ff.157r-158r.
[14] Baraguey à de la Hitte，Rome，n.33，30 avril 1850，MAEN，RSS 412.
[15] “Affairs of Italy，” datelined Rome，April 30，TL，May 11，1850.
[16] De Cesare，Raffaele. 1907. Roma e lo Stato del Papa dal ritorno di Pio IX al XX settembre. Vol.1.Rome：Forzani，pp.10，25-29；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226.
[17] 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72；Burdel，Ernest. 1851. Le prigioni di Roma nel 1851. Translated by F.Foce. Turin：Demaria，pp.8-19；Laureano，Edoardo. 1970. “Il clero e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226-30. 关于加佐拉，见：Monsagrati，Giuseppe. 1999. “Gazzola（Gazola），Carlo.”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在他被审判的一年后，在看守的法国士兵的帮助下，加佐拉从圣天使堡中逃走了。关于教宗监狱亲历者的记述，见：Tergolina，Vincenzo，conte di. 1860. Quattro anni nelle prigioni del Santo Padre. Turin：Cerutti，Derossi e Dusso。
[18] 教宗回归后任命安东内利的兄弟担任罗马银行的首脑的决定只是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这位权倾朝野的圣座国务卿的憎恨。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p.176-77；Falconi，Carlo. 1983. Il Cardinale Antonelli. Vita e carriera del Richelieu italiano nella chiesa di Pio IX. Milan：Mondadori，pp.258，264；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195；Cipolletta，Eugenio. 1863. Memorie politiche sulla restauraʐione e decadenʐa del governo di Pio IX compilate su documenti segreti diplomatici rinvenuti negli Archivi degli affari esteri delle Due Sicilie. Naples：Morelli，pp.43-47.
[19]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395-96.
[20]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p.560-61.
[21] Esterházy’s May 28，1850，report to Schwarzenberg is quoted in Ghisalberti，Alberto. 1949. “Una restaurazione‘reazionaria e imperita.’” 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p.177.
[22] 当雷内瓦尔听说教宗正处在枢机主教们所施加的解雇安东内利的压力之下的传闻后，雷内瓦尔的态度立即转向了支持这位圣座国务卿，他声称教宗没有能力替换他。雷内瓦尔已经变成了安东内利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他错误地相信是其他的枢机主教曾阻止自由改革，而且只有安东内利才许诺要把教宗国带进现代。大使告诉教宗，这位枢机主教必须得到允许来完成他已然开始的任务。在教宗这边，他已经打消了传言的真实性，并告诉法国大使他完全信任安东内利。Rayneval à de la Hitte，Rome，n.12，30 juin 1850，MAEN，RSS 412.
[23] Rayneval à de la Hitte，Rome，n.11，24 juin 1850，MAEC，PAR；Rayneval à de la Hitte，Rome，n.26，31 août 1850，MAEC，PAR；Rayneval à de la Hitte，Rome，n.18，20 juillet 1850，MAEC，PAR；Rayneval à de la Hitte，Rome，n. 19，24 juillet 1850，MAEC，PAR；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505. 在这些个月中，无论教宗要造访哪个罗马的教堂，安东内利都会事先要求负责安保的法国将军给教宗身边部署骑兵护卫。大量关于此事的报告可参见：ASV，Segr. Stato，An.1850，Rubr.1，fasc.1 for August and September 1850。
[24] Chiron，Yves. 2001. Pie IX，pape moderne. Suresnes：Clovis，p.49；Roncalli，Nicola. 1972. Cronaca di Roma. Vol.1，1844—1848.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32-33；Gillespie，William H.1845. Rome：As Seen by a New Yorker in 1843—44. New York：Wiley and Putnam，p.161. 并非所有当时的上层圣职都和马斯泰一样对断头台持有同样的敏感，这一现象可以明显地在枢机主教朱塞佩·萨拉（Giuseppe Sala）和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的谈话中表现出来，后者在当选后马上遭遇了叛乱，枢机主教萨拉提出只有处决叛乱者才能够平息事态，他告诉教宗，如果他可以不受枢机主教亲自执行死刑的“不寻常”观感的影响的话，他甚至乐意亲自行刑。Morelli，Emilia. 1953. La politica estera di Tommaso Bernetti，segretario di stato di Gregorio XVI. Rome：Storia e letteratura，pp.98-99. 很显然，他的话给教宗造成了影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指派这位枢机主教成为主管禁书目录的最高长官。
[25] Rayneval à de la Hitte，Rome，n.39，10 octobre 1850，MAEC，PAR；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292-93；Citoyen romain. 1852.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 Les mystères du clergé romain…par un citoyen romain. Lausanne：Weber，pp.233-40.
[26] Cass to John Clayton，Rome，September 4，1849，n.13；Cass to John Clayton，Rome，September 20，1849，n.14；and Cass to John Clayton，Rome，April 20，1850，n.24；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54-59，66-67.
[27] Cass to Daniel Webster，Rome，October 15，1850，n.34，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75-77.
[28] S. Alatri and A. Rapelli to Baronne de Rothschild，Rome，19 avril 1850，ASCER，Co 50-51，f2，Rd.9，sup.2，p4，fasc.6.
[29] “Memoria sugl’Israeliti，” al ministro della Repubblica francese e March. de Rothschild，novembre 1850，ASCER，Co 50-51，f.2，Rd. 9，s. 2，p4，fasc.15. 一份没有署日期的文件“Note sur la situation des Israélites des états Pontificaux，et sur ceux de Rome in particulier”出现在上述文件的同一个文件夹里，它有可能是上述文件的附加档案，更进一步用时间顺序罗列了在教宗国政府回归之后给犹太人重新施加的各种限制。
[30] Story，William W.1864. Roma di Roma. 4th ed. London：Chapman and Hall，vol.1，pp.81-82. 有一个例子是1851年初罗马里格拉（Regola）的警长给枢机主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痛苦地抱怨了他看到犹太人仍然和天主教徒住在同一座建筑物中。Francesco Soderini a Cardinale Patrizi，15 gennaio 1851，ASVR，Segreteria，Atti，b.76，fasc.28. 甚至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在犹太聚居区边界上的教堂重新采取了强迫性讲道的尝试，犹太男人要被迫在一年里参加几次由多明我会在周六下午举行的改宗讲道。半官方性质的1851年罗马年历标注了佩斯切里亚（Pescheria）的圣天使（教堂）“是给犹太人举行讲道的教堂，”并且罗列了三名主持讲道的神甫姓名。Notiʑie per l’anno MDCCCLI. 1851. Rome：Salviucci，p.371.
[31] Senior，Nassau W.1871. Journals Kept in France and Italy from 1848 to 1852. Edited by M.C.M Simpson. London：Henry & King，vol.2，pp.113-15. 卡埃塔尼曾经是得到庇护九世召见并为之效力的罗马贵族之一。他也曾担任过罗马俱乐部的主席。Caetani，Michelangelo. 1974. Lettere di Michelangelo Caetani duca di Sermoneta. Cultura e politica nella Roma di Pio IX. Edited by Fiorella Bartoccini. Rome：Istituto di studi romani，p.33.
[32] 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505.
[33] Senior，Nassau W.1871. Journals Kept in France and Italy from 1848 to 1852. Edited by M.C.M Simpson. London：Henry & King，vol.2，pp.93-94 （Senior’s diary entry is dated March 3，1851）.
[34] Cass to Webster，Rome，May 24，1851，n.42，in Stock，Leo F. 1933. United States Ministers to the Papal States. Instructions and Despatches 1848—1868. 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pp.85-86.
[35] 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