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闭门审理

我尝试着用冷静而庄重的方式问了希特勒一个问题。[1]

——汉斯·埃哈德

1924年2月28日星期四早上，观众遭遇了一次意外的延误。大雪席卷[2]了慕尼黑乃至从比利牛斯山到亚平宁山脉的相当一部分地区，鲁登道夫将军的车似乎是在来法庭的路上抛锚了。[3]

其他被告人在聊天看报，打发时间。上午9：20左右，大楼外响起欢呼和拍照的声音，将军搭乘一名支持者的车赶来了。然而审理仍未开始。据法国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记者称，有人弄丢了130室[4]的钥匙，也就是合议庭存放庭审记录的地方。[5]

被指控为啤酒馆政变军事策划人的赫尔曼·克利伯中校走上证人席。48岁的克利伯体格魁梧，浓眉毛、宽肩膀，外表看上去十分整洁，用《小巴黎报》记者的话说，就像要参加婚礼的新娘。这位记者是在报道德国民族主义期间认识克利伯的。他的结论是，这辈子没见过哪个德国人像这位“巴伐利亚巨人”[6]这样，对法国怀着如此深的仇恨。

克利伯回顾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侧重于战争末期的悲凉遭遇，尤其是奉命随德国停战使团前往比利时斯帕。那是一段屈辱和刺痛的经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愤怒与沮丧的感觉，一边要在西线与“残酷无情，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敌人”作战，一边要忍受着国内“那一帮帮的卖国贼”的攻击。

接下来，他厌恶地看着这群卖国贼背弃他们对德意志皇帝的誓言，却反而得到了新共和国的权力。谈起战后在法据普法尔茨地区的时光，他咒骂签署停战协议的“十一月罪人”，因为他们不允许他用鞭子抽对方的法国将军，在他看来，那是“这种家伙应得的教训”。陈词期间，奈特哈特漫不经心地警告被告人保持克制。[7]

法国民族主义报纸《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çaise）记者在文章中说，现在看来克利伯是跟希特勒一样的狂热之徒，并且把他的名字错拼成了“Hittler”[8]。有不少国际记者此时仍无法正确拼写头号被告人的姓氏。[9]《高卢报》（Le Gaulois）和德国电讯联盟社（Telegraphen-Union）的新闻通讯在开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坚持在“Hitler”里多加一个“t”，不过后来越来越少见了。

借着介绍个人经历的机会，克利伯夹带了一些关乎近代德国起落兴衰的轶事。他回忆了在斯帕签署停战协议后，他的火车离开车站的情景，当时他攥着拳头对着窗外大喊：“咱们来日方长！”比利时人则用“如潮的怒火、吼叫、石头和手枪子弹”招呼他。在那一刻，克利伯说他发誓“决不罢休”，要把在车站的宣言变为现实。[10]

克利伯以“一个忠诚的巴伐利亚人”的身份表示，他希望吞并奥地利——用他的话说是“德属奥地利”——并恢复祖国的力量与威望。在这方面，他和希特勒有不少共同语言。然而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理念甚至立场并不是吸引他的主要因素。实际的原因与此毫不相干，克利伯说，不过他不太想公开谈论。[11]

奈特哈特领会了他的暗示。于是，刚刚经历了早上的延误的观众，在才听了15分钟的证词后，又不得不离开宝贵的旁听席。法庭将进入秘密审理环节。在接下来的审理中，这样的秘密庭期还有不少。

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美国乃至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国度都在密切关注此案。不少外国记者对主审法官关门审案的决定表达了质疑，尤其是巴黎来的记者。

《小巴黎报》猜测，克利伯的保密证词涉及德国人为反抗《凡尔赛条约》而在暗地里组建的军队。[12]还有多家报纸猜，克利伯要透露的是，在他制订的攻击共和国的计划中德国军方会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很多人判断，无论是什么，这些讨论可能的确是非常有必要遮掩起来。

克利伯的闭门证词的确会成为不少报章大肆报道的话题。一开始，克利伯站在自己的角度谈了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终有一天要打起来的伟大解放战争”[13]中，德国爱国社团发挥的作用。然而，外界对这些社团存在根本上的误解。

公众当然是认为，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是得到军方和警方协助的。事实恰恰相反。克利伯赞扬了德国的平民百姓，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藏匿武器，避免被监督《凡尔赛条约》执行的协约国调查员发现。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说，随时都会有检察官找上门来，这是当着施坦莱恩和埃哈德的面指桑骂槐。德国爱国者是勇敢无畏的，尽管要受到他们自己的“罪恶政府”[14]颁布的法律约束。

“中校！”奈特哈特说，“你在说罪恶政府。这是我不能容许的。”[15]

接着被告解释了他为什么支持希特勒。德国军队需要吸引民众，尤其是劳动阶级。问题是战争结束后工人纷纷投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没有哪个德国爱国者，或者说民族主义政党或领袖，能够争取到他们，他很快注意到，有一个人可以：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魅力和演说技巧，配合他“不可思议的意志力”[16]，让他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助于德国为下一场势在必行的战争做准备。无论是可以参加战斗的年轻工人，还是可以为军队制造武器、生产物资的老年工人，他都能争取到。在克利伯看来，“没有这些工人，我们不可能发动解放战争”。[17]

透过闭门审讯中的这次直截了当的承认，可以了解到一些军官最初是如何被这个啤酒馆煽动家吸引的，而他的对手往往会低估他，甚至把他当成一个卓别林式的小丑。克利伯接下来要给出的详尽证词，若是传出去将会掀起轩然大波。

他证实，讨伐柏林的筹备工作一直是明确告知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冯·塞瑟总警监甚至还协助他操练人马。克利伯提到1923年10月与塞瑟的一次会面，当时他们俯身查看德国地图，计划了北上首都的行军路线以及途中的部署区域。

克利伯说计划的目标是在“边防警察”[18]的协助下夺权，而那些警察无一不是各种爱国战斗社团的成员。塞瑟认可了那个计划。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他说。直到10月的时候，“进军柏林还是确凿无疑的事”。[19]

他拿出了他的人收到的一份关于北上的具体命令，[20]日期是1923年10月16日，表示大家可以传看。

“现在？”奈特哈特问道。他警告克利伯，这样的文件依法必须上呈法庭。

克利伯还是把文件递给了法官。上面附有一张地图，标示了前往首都的路线。

施坦莱恩看了看那张纸。这真的是在说部队调动吗？

“还有筹备，”克利伯答道。

埃哈德问是谁起草的计划。

“从柏林来的。”

埃哈德检查了命令。这件事非同小可，他表示很惊讶，冯·塞瑟总警监在预审陈词里对这道命令只字未提。

“没什么可惊讶的，”克利伯反驳。他们得到了巴伐利亚当局的全力配合。[21]

被告人韦伯医生和恩斯特·珀纳证实，北上的准军事社团在调动中是伪装成应急警察部队。

审判席上的其中一位法官警告被告人，不得将这一信息告知公众。[22]

希特勒也在这次秘密审理中加入了一些信息。冲锋队队员也在接受德国军队的训练。一开始是在军营进行的，后来那里已经容纳不下他的人，于是邦警提供了场地。他们从1923年1月开始一直与政府当局有这样的合作，当时法国入侵鲁尔，军方高层担心他们可能很快要投入战争。训练的强度在秋天开始加大。

事实上，希特勒说，是军队和邦警在催促他们行动。到了1923年11月，冲锋队已经躁动不安。他说，军营里整天谈论打仗，再加上训练，根本没办法约束他们的情绪。

“他们是在军营里训练？”奈特哈特问道。

是的，希特勒说，并且这项指令巴伐利亚当局是知情且支持的，他们还提供了部分制服。

“是国家防卫军的军官？”

“是的，国家防卫军的军官。”[23]

这无疑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在秘密审理中，克利伯一度表示，一旦媒体掌握了这样的信息，“所有人都会来讨伐我们，爱斯基摩人都会来”。[24]毫不夸张地说，会是一场国际丑闻。而当初导致法军入侵鲁尔的原因，还不及这个严重。

那天下午2：37，仍然是闭门审理，克利伯的律师呈交了一系列说明部队调动和行军计划的机密文件。克利伯说，让他的人去跟德国军队和邦警作战的想法荒诞至极。他们是盟军，不是敌人。

为支持同僚的说法，希特勒就他的行动又透露了一个不想公开说的事。他承认曾下令去盗取印刷厂的钞票，称军方承诺在“调动的时候”[25]会提供资金，然而11月9日上午他无法联系上冯·洛索将军。当时他需要钱给他的人买早饭，以避免暴力事件发生。

“我判断当时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切手段，”希特勒说。[26]

埃哈德问希特勒如何看讨伐柏林的可能性，毕竟此事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后果，希特勒回之以一段长长的独白，涵盖了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和大国政治。他简述了法国如何一直在寻求“德国的巴尔干化”，[27]把它分成若干小的、可控的部分。英国也把德国当成人质，用在它拿手的势力平衡算计中，力求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曾经是西班牙，[28]后来是荷兰，再之后是法国，最后，是我们。”面对如此决绝的敌人，德国唯有利用它们之间的裂隙，因为它们自身的利益会不断催生分歧和冲突。

接着希特勒批评柏林缺乏民族主义和战斗精神，辜负了德国人民，导致战败以及当下的苦难。他还说，各国历史证明，首都是无法领导一场民族复兴的。造就阿塔图尔克的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安卡拉；墨索里尼崛起于意大利北方而不是罗马。慕尼黑和德国的重生也会是这样，希特勒说。

此外，考虑到对德国犯下的罪行之深重，希特勒不指望事情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反，这需要“施展巨大的、空前的武力［并且］可能还要忍受相当痛苦的折磨”。[29]他本人为这项事业做了赴死的准备。他无怨无悔。如有必要，他发誓会再来一场政变；他相信如果不是巴伐利亚领导人辜负了他，这一次应该是会成功的。

检察官问希特勒是否认为他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

不能，当然不能，希特勒冷笑着说道。历史的书写者不是多数群体，而是个人，或者说“英雄”，他往往要顶着多数民众的反对来行事，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之上。他不是叛国者，他的同僚们也不是。“重大叛国是唯一一种因失败而受惩罚的罪行。”

基于这一点，始终未被主审法官打断的希特勒接着对检方发出警告。“不要以为这场审判能毁了我们！你们可以若无其事地把我们关起来——你们可以。但德国人民不会毁了我们。我们的监狱会打开，有朝一日，遭到指控的人，会反过来指认罪人！”[30]

[1] NA T84 EAP 105/7，379.

[2] 1924年2月28日《西方闪电报》，1924年2月28日英国联合通讯社。

[3] NA T84 EAP 105/7，278；1924年2月2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2月29日《布拉格日报》；以及1924年2月29日《每日邮报》。1924年2月29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则对将军的借口存疑。

[4] VId，Sicherung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nd Genossen，February 19，1924，HA 68/1498.

[5] 1924年2月29日哈瓦斯通讯社。

[6] 1924年2月29日《小巴黎报》。

[7] NA T84 EAP 105/7，281-82.

[8] 1924年2月29日《法兰西行动》。

[9] 《高卢报》、美联社和电讯联盟社仍然管他叫“Hittler”。

[10] NA T84 EAP 105/7，282.

[11] NA T84 EAP 105/7，286.

[12] 1924年2月29日《小巴黎报》。1924年3月12日《阿根廷日报与周报》也认为，最重要的事实都是在闭门庭期中透露的，Carl Christian Bry，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Greno，1987），186。

[13] NA T84 EAP 105/7，288.

[14] NA T84 EAP 105/7，290.

[15] NA T84 EAP 105/7，291.

[16] NA T84 EAP 105/7，296.

[17] NA T84 EAP 105/7，295.

[18] NA T84 EAP 105/7，305.

[19] NA T84 EAP 105/7，306.

[20] Befehl des Deutschen Kampfbundes （“Grenzschutzbefehl”），October 16，1923，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ed.，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Nr. 42，221-23.

[21] NA T84 EAP 105/7，307-8.

[22] NA T84 EAP 105/7，312. 珀纳也这么认为，不过庭审记录将说话人的身份标为弗里克［NA T84 EAP 105/7，310-12］。考虑到其中参引了他昨天的言论，并且使用了“Ich mache keinen Hehl”之类他偏爱的短语，显然应该是珀纳。

[23] NA T84 EAP 105/7，313.

[24] NA T84 EAP 105/7，347-48.

[25] NA T84 EAP 105/7，363.

[26] NA T84 EAP 105/7，366.

[27] NA T84 EAP 105/7，369.

[28] NA T84 EAP 105/7，370.

[29] NA T84 EAP 105/7，373-75.

[30] NA T84 EAP 105/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