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梅特涅与英国安全政策，1817～1820：借口还是反抗革命？

深陷解读的交叉火力之中的梅特涅

自拿破仑遭遇滑铁卢而开启的欧洲安全政策实施以来，梅特涅的传记也已进行到了一个节点，在评判他的生平时，这个节点可以比作“气候分界线”。难道警察国家式的、干涉主义的“梅特涅体制”不是这时开始的？难道不是他领导下的这个体制，开启了“复辟”进程，并且遇到了西方大国英法的立宪自由主义的抵制，才失败了吗？

这正是标准化了的、教科书式的说法，这种说法不久前还再一次以纪念文字的方式确定下来。马蒂亚斯·舒尔茨使1815年起实行的、反对让“革命”复活的“国际协调”政策个人化、脸谱化，创立了“梅特涅侯爵会议体系（Kongress-System des Fürsten Metternich）”的说法，说梅特涅在1815～1823年间将一切都置于其“反对革命的教条”之下。^[38]还有：在最新的普鲁士历史叙事的视角中，就像在特赖奇克时代一样，还一再出现了一种共生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梅特涅同与他相关的神圣同盟的反动体系”合流在一起。在这个体系中，人们让普鲁士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被绑架者，是“梅特涅反革命政策的一个唯命是从的、过分热心的执行者”，好像普鲁士的政治家并没有自己的意志一样。^[39]

这种解读，创立了在“反动的”东方列强奥地利、沙俄和普鲁士——梅特涅则是这三个大国的化身——与“先进的”西方列强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对立，而英法这两个西方大国正走在立宪和自由的道路上，先是以卡斯尔雷为代表，后来的代表人物则是坎宁和巴麦尊。这种对国际政治的木雕版画式的看法，给梅特涅生生扣上了反动总指挥的帽子，他们 看到的只是“欧洲协调”中的那些男人，却没有注意到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更不用说去注意受到经年累月的共同经验所影响的、心理上的基本情感了。

这种民族性的、德意志式的，间杂着普鲁士式的对梅特涅的管窥蠡测，是相对于较旧式的、非教条的盎格鲁—撒克逊研究中对梅特涅认知的倒退，这个研究成果在1920年代就已经广为传播。英国的外交史权威哈罗德·坦普利（Harold Temperley）在他关于坎宁一书的第一章里，开宗明义地说道：“1820年之初，欧洲还在被亚历山大、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统治。这个三人帮称著于世并非受之有愧，因为是他们打倒了拿破仑。……为了保障世界和平，他们之间的联盟和友谊在1820年一直维系着。”^[40]

梅特涅被描写成了一个试图在卡斯尔雷这个要顾及议会和公众舆论的人，与亚历山大这样一位模模糊糊的、世界性的神秘主义者之间，进行平衡斡旋的政治家。所谓“反动”，在坦普利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在他看来，这些政治家是想要阻止拿破仑皇朝的复辟，如果在法国爆发了革命或者动乱，他们就要坐到一起开会。

上文所列举的、将梅特涅作为影响时代的反动派的各种评价，全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说他如果得到了有关要搞革命或者有关要搞暴力的“雅各宾党人”的警告，他就会将这些理由仅仅作为借口，去掩盖他原本的复辟意图。他所援引的所谓起义和刺杀，不过是地区性的事件，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意义。第二种解读方式，仅仅将革命的发生评价为是值得称赞的平民勇气的表达，是为自由、宪政和民族统一而战斗。“1789年”是争夺进步未来的象征。这种历史教育学中天真的陈腐思想，扭曲了人们对回顾过去25年的战争和革命的经历情况的观察视角。时代的见证人会扪心自问，在欧洲战场上超过300万的阵亡冤魂，是否在为了有意义的目的而牺牲。很多农民家庭失去了他们的青年壮劳力，譬如巴伐利亚30000年轻士兵为拿破仑在俄国服役，全部有去无回，但是后来这些冤魂仅仅获得了在慕尼黑卡 洛琳广场的方尖碑上，一句安慰性的铭文：“他们也是为了祖国的解放而死。”

英国的革命恐惧与非自由主义的特殊道路

观察一下英国与革命暴力打交道的方式，就可以驳斥将反动的——反革命的东方，特别是梅特涅——与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对革命的宪政运动持宽容态度的西方，针锋相对地对立起来的、老一套的刻板印象。这样一种刻板印象隐藏在类似这样的说法中：“英国已经先期预防性地对建立反对革命的自动干涉机制进行抵抗，理由是，这种干涉会违反国家独立，从而也违反国际法的根本理念。”^[41]这其中包括了两个立论：一个是梅特涅反对革命的政策，一个是英国的反对干涉论。先来观察一下英国的对革命友好的政策。

所有意见分歧的核心，全集中于卡斯尔雷对事物的印象。同时代的梅特涅对法国革命会传播什么样的想法，以及这个革命又会如何影响他的决策呢？早在1814年1月，当同盟军开进法国之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都同样担心，如果拿破仑被打败，对拿破仑的同情浪潮，会使雅各宾党人的白色恐怖沉渣泛起，并夺取政权。卡斯尔雷将1814年5月战胜法国，看作与“一场规模浩大的道义转变”息息相关，这个转变会席卷全欧洲，自由的原则蓄势待发，将占上风。^[42]就像伯克的看法一样，“自由”在此处是作为与革命神话相对立的概念出现的。

卡斯尔雷与威灵顿一样，签署了四国同盟反对革命的原则，并以他们的签字，将这一原则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中确定下来。1815～1822年，同盟国中所有的主管大臣根据他们同时代的经验，都认为会出现持续的、欧洲各国将共同面临的革命危险。1820年初，当在欧洲南部到处出现披着革命外衣，但是常常不是人民运动，而仅仅是政变的起义时，他们感到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证实。统治精英们担心，可能爆发新的“雅各宾党人运动”。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猜测，有拿破仑的追随者插手其中。

在西班牙革命从马德里爆发之后，威灵顿报告说，雅各宾俱乐部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一个俱乐部的运作，就相当于令人毛骨悚然的德意志的光明会。^[43]在这位将军的经验背景中，还有断头台以及以革命的理智来说明理由的旺代大屠杀。卡斯尔雷收到一份关于那不勒斯革命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充满着对爆发革命的不理解，因为这个国家过得很好，政府很温和，税收也不过分。用半个营训练有素的士兵，转眼之间就可以将一小撮起义者铲除。报告的起草者担心，革命会扩散到意大利其余地区，并且怀疑这将导致到处会发生流血和动乱。“宪政”是他们打着的口号，然而真正发生的事情，不亚于雅各宾党人运动的胜利，是“贫穷战胜财富的战争”，下层的人被煽动起来。^[44]

1817年1月28日行刺英国摄政王坎宁与英国的《卡尔斯巴德决议》

卡斯尔雷的继任者坎宁在史书中被特别地赞誉为一个不干涉主张的信奉者，是西方所谓民主阵营大国的代表，因为对他的解读是，他不想反对其他国家自由立宪的发展。相反，在他的内政政策中，比起梅特涅在卡尔斯巴德所代表的政策，他要高压得多。在这位奥地利大臣的遗物中，有一份迄今不为人所知的文件，可以帮助重新搞明白英国在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先行者角色。这份文件就是梅特涅让人复制下来的、坎宁于1817年2月24日在西敏英国下院讲话的节选。^[45]

先对有关的情况作一下解释：上文谈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乱，在1816～1817年也席卷了英国。与此相关，在英国也出现了人们喜欢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mass meetings）”。1816年11月15日和12月2日，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即在伦敦伊斯灵顿区（Bezirk Islington）同名公园中发生的“温泉场暴乱（Spa Fields Riots）”。激进分子首领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制订了袭击伦敦塔以及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中央银行）的计划。他与后来由于企图实施一场更加残暴袭击的亚瑟·西瑟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被逮捕，并因叛国罪被判刑，对后者我们之后还将谈到。直到1817年1月28日发生了刺杀正在乘马车前去出席会议的摄政王事件，形势最终骤然紧张起来。两院的秘密委员会（Secret Committee）开始搜集伦敦以及全国其他工业城市的广泛不满情况的证据，他们发现有阴谋活动插手其间，意在推翻政府，并进行普遍的掠夺，进而将财富重新分配。坎宁依据的特别是下院秘密委员会的报告。在一场原则性的演讲中，坎宁按照委员会的建议，强烈地支持实行限制集会自由的《紧急状况法》。^[46]

梅特涅手中的坎宁讲话节选，同时证明了多重问题：袭击的企图不是孤立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全欧洲的现象。梅特涅就此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他对欧洲共同安全利益的假设是成立的。他看的是英文版讲话原文，并且按照自己的习惯，在文字旁作了许多边注和加重符号。他在对照了原文与他的评论后，对其中与自己的观点并行不悖的共同点感到吃惊，诸如对革命分子对国家形成的挑战，以及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合适的等。正因如此，看一看被梅特涅视为“雅各宾党人”的坎宁，与他自己作为坎宁最无情的批评者，是如何发誓应对欧洲的灾难场景，以及为做法完全相同的收紧安全政策作出辩解，就会感到非常的轰动。两相对照的坎宁讲话最重要的段落与梅特涅的评论性边注如下。

像梅特涅一样，坎宁也看到了，不仅仅是国家——“宪政”——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偏激狂热论调鼓吹者的小圈子。坎宁愤怒地驳斥他们的那些怀疑，即一切只是借口，是政府的一个狡猾、卑劣的捏造，是一个阴谋，是政府实际上要利用已经改变了的、实行镇压的法律形势，去对付人民。他批评那种说法，即危险的存在是自欺欺人，至少危险的程度是自欺欺人。事实上，这些反对派的确想要分化瓦解国家，他们滥用劳苦阶层的绝望和困境，以便为造反作准备。现行的法律，不足以严格应对策划“温泉场暴乱”的阴谋，那些卑鄙的人在暗中活动，他认出其中有法国革命的积极分子，二十年来，他们在欺骗不幸的人们。在“休眠状态中（when dormant）”，1789年的论调鼓吹者们看起来好像是无害的，然而一旦复活，他们就会实施暴力。

一切都在围绕着财富进行，而托马斯·斯宾塞的这些可怕的“追随者（the Spenceans）”，虽然还没有想将全王国的财富重新分配，但是，肯定要重新分配农业资产。坎宁希望，在这些祸害产生的萌芽状态，就要阻止它们，并唤回还没有作出决断的人，以便阻止已经作出一半决定的人。对于这一切想法，梅特涅都表示同意，他评论道：“这就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求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不得不采用武力来镇压。”

坎宁警告，不要被“自称愿意改革者”和革命者人员的数量稀少所蒙骗，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将他们的企图镇压下去，就会发生法国革命给予我们的教训。不能忘记，在革命过程中，世界经历了多少嗜血成性的少数人，踏着他们的同胞从脖子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扬长而去。他提醒他的听众，如果轻信人们面对一种怪异到一定程度的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它进行抵抗而不会有危险，那将完全错误。

无神论者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宗教，旨在争夺年轻人。一旦年轻人的道德和宗教被剥夺，那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就会在无政府主义和毁灭面前失去保护。“主权在民”不只是作为抽象的理论来教育民众，而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适合在实践中 实现的原则。坎宁提请人们回忆，在法国，正是以“主权在民”的名义，使社会的上层被打翻在地。在长期的系列性恐怖中，犯罪一桩接着一桩，最终走向了动人心魄的，但是相比较而言也还是令人舒适的专制。对于他来说，罗伯斯庇尔由于无以数计的罪行，已经上升为恐怖的化身。

坎宁同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正在四处散布的大量的论战性文章，在许多贫民居住的城区都会看到它们。而深夜的秘密聚会正在密谋进行推翻国家的活动。梅特涅认为坎宁的讲话有一段特别值得突显出来，他将坎宁的问题加以重点标注：“如果政府要求授予特别的全权，那么，我就要从另一方面提问，这难道不是时代使然吗？难道不是吗？我们——英国——以前难道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吗？”对此，梅特涅在边注中评论道：“提出的问题非常精准，而且，如今提出来非常合适。”总而言之，“捍卫宪法”等同于捍卫“法制和自由体系”。下院以190票同意，14票反对，通过了《煽动性集会法案》（Seditious Meetings Bill）。

坎宁在其演说中涉及了“温泉场暴乱”的发言人，激进者亨利·亨特（Henry Hunt），他试图将示威游行者的一份请愿书交到摄政王手中，结果却是徒劳。亨特公开承认他秉承革命传统，因为他是带着法国革命的象征物，出现在集会上的：手持无套裤汉的长矛，头戴雅各宾党人的自由象征——红色圆锥帽——身披三色旗。^[47]对于秘密调查委员会以及坎宁来说，这一切都是无可辩驳的标志，证明一个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正在形成，必须用特殊的措施才能对付。坎宁实行的是预防性的安全政策，但是，其涉及的范围则是欧洲革命不断发展的趋势。他将“温泉场暴乱”的发言人视作精神纵火犯，是要推翻英国宪政、社会以及“1815年体系”。

刺杀威灵顿——安全政策的代表人物（1818年2月11日）

1815年之后，让梅特涅持续不断地担忧的，是遍布全欧洲的拿破仑分子，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波西米亚，特别是在意大利于哈布斯堡的保护伞下获救。这种警惕性丝毫没有夸张，后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1836和1840年两次试图政变未果，此后效仿其伯父皇帝的伟大榜样，于1851年通过政变成功成为法兰西人的拿破仑三世皇帝，就是证明。

第一次敢于通过试图刺杀，来开辟波拿巴家族复辟之途的，是一名流亡比利时的、叫作路易·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斯·马利内（Louis Joseph Stanislas Marinet）的拿破仑分子和雅各宾党人。^[48]此人早先是在里昂、后在第戎做律师，“百日政变”期间被聘为国务委员会法律顾问，后作为拿破仑的急先锋不得不再次回到流亡地。他被缺席判处死刑。后来的法庭调查，破解了他在布鲁塞尔的拿破仑分子网络。^[49]

他招雇35岁的巴黎珠宝店伙计兼下级军官玛利亚·安德雷亚斯·康蒂永（Maria Andreas Cantillon），去实施刺杀同盟国在法国的占领军总指挥威灵顿公爵。这个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后担任其近卫军阻击营上校的康蒂永，是在1818年2月10～11日夜行刺的。当威灵顿在深夜1点前乘马车返回下榻的旅馆时，这个被收买的刺客用手枪向马车开了枪。^[50]

梅特涅是在2月22日从输送到维也纳的法文报纸中得知这次试图刺杀的消息的。他毫不迟疑地将消息呈报给了弗朗茨皇帝。皇帝以他特有的简洁方式，表达了对此事的愤怒，同时，委托梅特涅：“朕欣慰地获悉，这一预谋的残暴行动未能得逞，并谨此向威灵顿公爵表示朕诚挚的同情。”^[51]第二天，梅特涅就致信公爵宣布：他将亲自过问，让奥地利最重要的报纸详细报道此事，他关心的是，要让公众舆论获得此次刺杀事件和凶手的各种细节。接着，《奥地利观察家报》（Ö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刊载了系列报道文章，并于1819年5月，以一篇从起诉文件中得到的材料所作的详尽报道，结束了这个系列报道。对于梅特涅来讲，重要的是，让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刺杀阴谋公之于众。在这些问题上，如同其他问题一样，说他只懂得“在欧洲的各位君主面前出色地演奏了”惧怕革命这件乐器，^[52]这种对梅特涅的诋毁，看起来是不 合情理的，这样就使1815年维也纳秩序的创建者本身受到了攻击，而且是所有创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威灵顿与这位奥地利大臣处在同一个级别上：热情地协调着同盟国的安全政策，剿灭拿破仑的追随者，进而浇灭他眼中继续燃烧着的革命火焰。

行刺事件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欧洲。政治舆论很清楚，威灵顿是同盟国派驻巴黎的、为期五年军事占领的负责人和监督人，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对于一个巴黎的法律学者来说，他就是“所有欧洲军队的将军，就是世界的裁判官”。^[53]人们也非常清楚，欧洲军队撤离的计划怎么执行、什么时候执行，完全掌握在他可以生杀予夺的手中。^[54]

潜在的、任何时间都可能付诸实施刺杀的拿破仑分子的危险场景，以异乎寻常的，但是并非因此就缺少说服力的方式，向拿破仑本人作了印证。在他1821年的遗嘱中，他遗赠给下级军官玛利亚·安德雷亚斯·康蒂永10000法郎，理由是，他“同将我送往圣赫勒拿岛，让我在那里死去的人，具有同样多的权利，去刺杀这位寡头政客。提出‘谋杀（cet attentat）’（我的）建议的威灵顿，试图以英国的利益为名，为这种谋杀进行辩解。假如康蒂永真的将公爵杀害了，那么，他也能够以同样的动机为他的行为辩解：为了法国的利益，去除掉一个先是破坏了《巴黎投降协议》，后又要为内伊、拉贝多耶（Labédoyère）等烈士的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然后违背协议内容，犯有洗劫博物馆罪的将军”。^[55]梅特涅应该是通过正式渠道，得知这份遗嘱的内容的。如果不是这份法语遗嘱于1824年出现在布鲁塞尔的市场上，一年之后就将有德语版出现。由于梅特涅会立即阅读所有有关拿破仑故事的市场出版物，比如拉斯·卡萨斯（Las Casas）的回忆录，或者拿破仑的秘书范恩的回忆录，所以，他至迟是在这份奇特的复仇文件的印刷版出版之后，就得到了一份这位前皇帝行将就木时，在那座岛的病床上倾尽最后精力所作的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