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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59 农业经济学家：农场主—葡萄种植园主—林业主
地主兼农田出租人
与科尼希斯瓦尔特相反，普拉斯的领地是一块所谓的自由非封地，这就意味着，地产的所有者可以作为自由的财产占有它：他可以自己支配它，并不像对采邑资产很典型的做法那样，绑定了赋税及其他要缴纳费用的义务。换句话说就是：梅特涅可以将供他使用的农业资产出租，而同时他仍然是地主。
属于领地普拉斯的有大量的田产，资产的五分之三由耕地、草场和牧场组成，而农庄的黏土地由于含有大量砂土，从而带来高产，所以几乎可以种植所有的粮食、块茎和饲料作物，水果和啤酒花生长得也很好。此外还有畜牧业，按照1844年统计的存栏数量，计有牛4620头、羊 13850只、马957匹。梅特涅一共出租了16座农庄。[19]
《布拉格日报》上普拉斯领地出租农庄的广告，1835年4月
①比拉（Biela）
②比克夫（Bikow）
③胡本诺夫（Hubenow）
④卡策罗夫（Katzerow）
⑤雷德尼茨（Lednitz）
⑥罗曼（Lohmann）
⑦姆拉茨（Mlatz）
⑧普拉斯（Plaß）
⑨罗伊（Rohy）
⑩罗瑟尔（Schlössel）
⑾泽胡蒂茨（Sechutitz）
⑿特鲁次纳（Tlutzna）
⒀特雷莫施尼茨（Trˇemoschnitz）
⒁沃尔山（Wollschan）
⒂伏尔特瓦（Wrtwa）
⒃分散之地
这位维也纳的大臣虽然为普拉斯选了一名地方行政长官作为管理者，但是，一旦租赁关系出现变更，他还是要亲自关注一些细节。他会在形式上深入到一些细节中去，比如某块草地是否可一同被出租出去，承租户有哪些义务和要缴纳的款项，以及按照这名租户的能力和名声，能否将这块土地交给他经营等。
租赁关系一般为期六年。在出租之前要对未来的承租户进行某种形式的评估，承租户要对居住和经营用房有一个了解，要做出一份物品清单，就像正规的合同一样，还要包括使用和维护的规定。侯爵会通过在《布拉格日报》发广告，以为空出的庄园土地招租。地方行政当局还要进行审查，比如两个农庄的收成是否够高，或者将两个农庄出租给一个租户是否更好。[20]关于出租的方式要写成一份租赁议定书，送到维也纳呈献给梅特涅审查，而他的的确确也细致地作了审核。
在整个普拉斯地区，捷克语（语言学上的语源是“波西米亚语”）是民间和日常用语，而在矿山和钢铁厂 的工人中，也有很多人说德语。在这里可以随手学习梅特涅是如何与当地的不同民族打交道的。他对待他们采取了一种宽容和平等的方式，即一种看起来与正在兴起的现代民族主义——他将其称为“条顿人的优越感”——不太合时宜的方式。
在普拉斯地方行政当局缔结的德语—捷克语租赁议定书之对1833年9月11日开始的诉讼程序于1834年5月15日作的续页（1834年5月15日）
恰恰在一些司法争议的案件中，显示了他是如何对捷克人让步和迁就的，在这些案件中，他作为当权领主，可以让当地通晓法律的行政长官进行判决和调解。如果争议的一方要求在法庭上用捷克语来表达其诉求，那么就可以用捷克语，并且也要用相同的语言作庭审记录。这种使用不同语言的、宽容的交往方式，在梅特涅接过普拉斯地产时，就已展露出来，当时，他的“臣民”也是用德语和捷克语写就的诗歌来欢迎他的。接过普拉斯地产不久，在1828年，梅特涅将先人遗骸“接回”此地，安放在了圣温采尔教堂他决定作为家族棺椁墓室的地下室内。[21]
犹太教区
“在诺伊施塔德的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而他们也想出了一个欢迎梅特涅到任他在普拉斯的领地的特殊效忠方式。“诺伊施塔德（Neustadl）”［也称作“诺伊施塔特尔（Neustadtel）”或者“下比拉”］教区作为一个有64座房屋和511个居民的农庄，隶属于普拉斯领地，位于梅特涅作为领主农庄的比拉（Biela）附近。[22]1838年，包括拉比住宅和学校在内的这个教区，在领主的庇护下生活着14户犹太家庭，共82人。这里一个不知姓名的犹太居民对新的统治者说的一番话，有如是在面对摩西，他以先知约书亚的话开始，然后以“阿门”结束。他引用了《塔纳赫》（Tanach）中先知约书亚的话：“完全就像我们顺从摩西一样，我们也要这样顺从你——愿永恒的主，像对待摩西那样对待你！”[23]他称赞梅特涅为了欧洲的幸福所做的事业，他说，然而大臣不仅为成百万人的命运操心，对他来说，他是个“不会嫌弃关照被人看不起的、直接臣服在他身边的这一小部分人……就像他（摩西）一样，他是个懂得将这么多民族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人，也是知道将他的以色列臣民的幸福与其他民族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人”。
在梅特涅位于波西米亚的领地中，还有其他的犹太教区，在科尼希斯瓦尔特本身就有74户家庭，在阿蒙斯格林有12户，在米尔提高有6户。[24]就像他在维也纳会议上被公开认为的那样，[25]他那所谓犹太教徒靠山的名声，也一直传播到了这些乡僻之所，这里的人用特殊的赞美诗来欢迎他，并且刻意突出了他为犹太人所做的业绩。
对生活在他的领地中的那些乡下人来说，梅特涅所具有的社会救济性族长的特色也表现出来。他让人为他们烤制便宜的面包，并为鳏寡老人和孤儿专门设立了助养金。如果一个家庭陷入了非债务性困境，比如因一家之主的父亲去世而交不起租赋，他就会不再坚持一定要收租，而是会想出一些缓和的解决办法。在维也纳时，他就已经关照他的管家向他报告的所有这些个别案例了。此外，他还为建立穷人救济所而设置了一笔原始资产，直到救济所建成，梅特涅及夫人每年都要捐赠1100古尔登。[26]说他对一般老百姓所处的社会境况毫不关心也毫无感觉，对这种说法，现在可以安心地注解为误读。
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种植园主、葡萄酒商和餐馆老板
如前文所述，弗朗茨皇帝曾将位于科布伦茨附近莱茵高的、盈利颇丰的葡萄种植园领地约翰尼斯贝格及其巴洛克式宫殿，在一定的条件下赠予了梅特涅，以作为对其作用无可估量的助手的感谢。梅特涅则像后来在科尼希斯瓦尔特一样，将地上现存的建筑进行了维修。就像申克尔对于普鲁士和克伦策对于巴伐利亚的重要性一样，[27]在大公国黑森，就要数建筑家和宫廷建筑师乔治·莫勒（Georg Moller）了，是他按照古典主义风格改建了约翰尼斯贝格的巴洛克式宫殿。在这个项目上，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也帮助提供了贷款。1819年11月19日，梅特涅得到了1800古尔登，他想在四年的时间里，用葡萄酒的收入还清这笔款项。[28]改建工程不仅要符合宫殿的原初风格，还要满足商业使用功能，因为要用这种方式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宫殿成为正在兴起的莱茵旅游的一个游览胜地。热衷而痴迷的园艺爱好者梅特涅，还让人建立了一座地中海植物园，可以让游 人在林荫小道中散步，直到今天，人们仍可以漫步其中。
贝德克出版社创始人卡尔·贝德克（Karl Bädeker）就已经开始为这座宫殿做广告了，他称赞从宫殿挑楼的悬窗望出去，能够面对富丽迷人的景色，而好客的侯爵甚至为来游览的陌生人打开窗户供他们欣赏。[29]所以旅游手册上，都把这里描绘成非常值得一游的观景点。[30]
从“封建领主”到企业经营者
梅特涅接受了本笃会神父卡尔·阿恩特（Karl Arnd）作为管理人，自1826年起，就与他及他的继承人用一种现代的、经济高产的方法改进了葡萄酒的生产工艺，他摒弃了当时通行的做法，就是将一年的年份酒按桶拍卖。与这种做法不同，他让人将酒装瓶，只卖给那些特惠客户，特别是那些有爵位的领主。这种做法显著提高了销售额。他改革了全部的会计方式，甚至关注到葡萄种植农、烟囱清理工和敲钟人的工资问题，以及扩建通往约翰尼斯贝格的道路问题。[31]在这方面，这位大臣也显示了他的现代市场营销的敏感嗅觉，他建议取消过去将葡萄酒品种按1、2、3的数字来分级的方式，因为购买人可能会由此得出结论，即标着数字“1”的是一级酒。取而代之的是，将酒瓶口用各种颜色的封漆封印，这样就只按照葡萄品种，而不是按照它们的次序来辨认。1830年，他甚至安排管理人和酿酒师亲笔在酒的标签上签名，这样，就可以更让买主对要求甚高和最受欢迎的酒的品质一目了然。
令如今的观察者更为惊异的，是梅特涅按照企业管理的原则来经营葡萄酒业务的方式，这涉及全部的行政管理。1836年，他为葡萄树种的经管引入了一种所谓的轮耕计划（Cultur-Plan）和砍伐计划。[32]管理人必须每年向他提交报告，报告要分为两列，按照强弱对比分析的模式，来评估上一年的收获与种植方法。梅特涅原则上是通过科隆的葡萄酒商莱登（Leyden）——他的商业事务“代理商”——来指导销售。他与这位代理商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也未中断，当时莱登从已经革命了的科隆收集了所有的传单，送给已经流亡到伦敦的梅特涅。
1819年的原始标签（1819年3月2日梅特涅在维也纳向约翰尼斯贝格管理局提交）
这里有一个特殊情况需要突出说明一下，这是梅特涅与拿骚政府间持续不断争端的根源。虽然帝国衰落了，但是梅特涅仍然以旧有的法律形式保有他的“领地”，这种法律形式包括一套形式，可以证明他是统治的领主——就像过去他获得科尼希斯瓦尔特时一样。但是皇帝将这一资产定义为典型的采邑法范畴的“财产所有权（Obereigentum）”，包括采邑受封者使用权利在内的“财产使用权（Untereigentum）”，是相对于这个采邑主人的“私产所有”的权利而言的。这并非钻牛角尖式的吹毛求疵，而是意味着：梅特涅不能变卖这处资产，而且如果他没有继承人，还要将这份财产归还给皇帝。正是由于这块地产是归属于皇帝的“自主的私有财产”，那么在旧帝国终结之后，皇帝在德意志就有了一块飞地。梅特涅解释说，随着赠予的生效，自主权也转移到了他的手中，他享有皇室的特权，也就是民事和刑事的司法管辖权的主权。但他首先还是贵族领主，而非资本主义的地主。
1841年9月20日，约翰尼斯贝格政府借梅特涅在场的机会，向他要求偿付水果什一税。他在当天回复说，只有与葡萄酒什一税关联在一起才有可能，只有这样他才准备缴纳，同时表明他是以“至高无上的采邑领主”奥地利皇帝的名义说话的。他 建议，签订一份合适的契约，[33]直到1843年7月，梅特涅的资产管理人在为莱茵高的约翰尼斯贝格、吕德斯海姆以及艾宾根（Eibingen）等地政府起草好相应的协议，并寄给它们时，已然过了一段时间。偿还金额由公国信贷银行融资解决。梅特涅从而又比他所处的时代先进了一步，因为他为他的“臣民”开创了成为自由财产所有人的通路，因而他放弃了“封建领主”的特点——这还是在1848年，在其他地方，在被涉及的人开始用暴力威胁来实现这一目的之前呢！作为领主，梅特涅当然懂得要继续行使教会资助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关怀教区内的神父和教堂，为他（它）们设立基金。
1848年革命时梅特涅为约翰尼斯贝格进行的战斗
因为法律地位和纳税义务，他与威斯巴登政府之间爆发了一场深刻的争端，因为威斯巴登政府将约翰尼斯贝格视作拿骚公国中一个臣民的财产，而这个臣民必须纳税。在这场争端中，两种法律世界相互碰撞，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梅特涅是与旧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拒绝交税。免税是源于美因茨总教区与富尔达主教教堂议事会曾经达成的一份非常古老的协议——是花了2000古尔登买下来的。可老百姓并不清楚有这个协议，只是知道还有没有还清的税债。在1848年的三月革命中，民众的怒气爆发了，美因茨和富尔达的工人们开始进攻约翰尼斯贝格宫。而在他们到来之前，3月31日23点，来自约翰尼斯贝格和附近村庄由19人组成的“民防队”，在来自吕德斯海姆的拿骚镇长的支持下，已经先期抵达。这位镇长将宫殿地下室加封，并封锁了进入宫殿和葡萄酒窖的入口，[34]还在宫殿两翼的楼上插上了两面旗帜，一面是拿骚的颜色，一面是德意志国旗的颜色。梅特涅家族的族徽纹章被用拿骚的颜色重重覆盖，很难马上将它去除。到目前为止，作为奥地利宗主权的象征，宫殿的角柱一直用的是黑黄色。最终，约翰尼斯贝格被暂行没收（像他们所说的，“‘由当局指派的’有争议的财产暂行保管人”接管）。
现在又 再一次对拖欠的税款提起了诉讼，整个事件后来发展成为威斯巴登等级议会的一个议题，议会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自己的“调查约翰尼斯贝格宫在国家法律上的隶属关系委员会”。起诉报告上标明的时间是1849年3月15日，并于5月28日提交给等级议会。这份报告还是一年前三月革命神话时的调子，报告信誓旦旦地诉说了人民——特别是莱茵高地区的居民——长期被压抑的满腔怒火需要爆发出来，以便向旧的“不公”讨还血债这种新发生的剧烈变化。报告统计约翰尼斯贝格拖欠国家（拿骚公国）税款55353古尔登，应该缴纳的地方税为17738古尔登，拿骚政府甚至要求偿付自1792年以来的战争捐费。[35]对已经流亡到伦敦的流亡者来说，他是无论如何也交不起73000古尔登的。
直到革命后的时代，才能从最高层面为这场争端促成和解，也只有奥地利总理施瓦岑贝格侯爵费里克斯以及站在他身后的年轻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话才有足够的分量，以说动小小的拿骚来进行和解。1850年12月20日，签署了奥地利皇帝与拿骚公国关于约翰尼斯贝格领地在国家法律上的隶属关系的协议，梅特涅于1月份在布鲁塞尔表示了同意。这个协议包括偿付自1818年以来所拖欠的税费7000古尔登，即使这样，考虑到每年的收成合计起来也不过就是15000～18000古尔登，所以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流亡者梅特涅自己一时也没有能力筹措到这么大一笔款项，此外，再加上他在波西米亚的财产已经被没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梅特涅之所以还能还清这笔债务，是因为他从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M.A.罗斯柴尔德及其儿子的银行得到了一笔贷款。
1851年3月3日，皇帝和公爵批准了这个协议。[36]皇帝放弃了《维也纳最终决议》第51条中保证的对约翰尼斯贝格领地的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采邑所有权，使他有权利在梅特涅家族绝嗣的情况下，可以将梅氏家族后裔的财产——此处采邑——收回，并可以继续赠予他人。须纳税的“法规”被保留下来。在调解中，皇帝和梅特涅均放弃了免税权，当然，梅特涅还放弃了补偿那2000古尔登的要求。将来，“就像拿骚公爵殿 下主权治下的其他任何资产一样”，约翰尼斯贝格领地也要无限制地服从纳税立法管辖。现代的规矩终是降临到了葡萄酒产区，而梅特涅也为他自己及后人挽救了这一醇美佳酿。
林业主
由于在波西米亚的财产，梅特涅不仅拥有坐落在那里的企业带来的丰厚收入，而且还占有大量的林产。他让林业官员按照先进的林业经济方式经营森林。在普拉斯，侯爵的一位林业师出了名，他叫约翰·努斯保莫尔（Johann Nußbaumer），他引入了现代的动力和栽培方式，提高了木材产量，聪慧的经营管理使梅特涅信服，同意为主管和官员给予他们自己的运作和判断空间，这就鼓励了矿山和冶炼经理发明了一种技术机械，可以高效地将砍伐后的树根从地下拔出，这项发明还作为专利通过正式渠道获得了皇室的认可。
在这种面向未来的国内发展政策中，梅特涅使用了众多工程师发明的经济和技术上的新方法，不仅仅只有搞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获得了这种印象，而且那些思想开放的、没有先入为主偏见的同代人，在去波西米亚旅行时，也观察到了这种政策的痕迹。人们惊异的是，像美国人彼得·埃文·特恩布尔（Peter Evan Turnbull）的报告竟然是不能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忘掉，他认为梅特涅是一个“伟大的、充满影响力的地主”：“在通过近年的几次重要收购而获得重大拓展的波西米亚土地资产中，他创立了模范经济。他从其他国家引进了更加先进的经营制度，建立了村庄，设立了学校，并且通过他财富、影响力和精神上的巨大势力，直接将其作用于改善他的地域和地域中农民的教育方面，他间接地，然而却是强有力地为整个帝国最好的发展发挥了作用。”他惊奇地发现，梅特涅的精神既能“驾轻就熟地一眼看清具体事物的细枝末节，又能轻而易举地领会和把握住伟大的思想”。他正确地叙述了国务首相是如何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日理万机时，找时间向波西米亚的土地资产经营发布指令的。[37]
树根挖掘机，1858年10月9日专利，梅特涅矿山和炼铁厂经理约瑟夫·Em.布吕莫尔（Joseph Em.Blümel）特许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