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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韦斯特
丽贝卡·韦斯特就像是一个英国版的帕克，她们都是在有生之年就受到高度赞美的女性作家。不过年轻时的韦斯特也曾沉浸于艺术家和作家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实验道德，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及她的姐姐瓦妮莎（Vanessa）热衷于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set）[1]一样。从一开始，韦斯特的世界中就充满了“严肃的人”，所以她在他们中间感到很自在，这种她就是属于这个群体的归属感是帕克一直不曾拥有的。然而韦斯特是一个从不缺少自信的人，相反，她的自信心往往正是帮助她接近自己的雄心壮志的东西。
韦斯特让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成功记住自己的方式是在一份名为《自由女性》（Freewoman）的报纸上对其进行攻击。他们俩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对因为一方给另一方写了一份极度贬低的书评而结识，后来还成了情侣的男女。当时还很年轻的韦斯特读了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威尔斯的小说《婚姻》（Marriage），结果她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威尔斯是当时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的事实并没有让韦斯特胆怯，针对威尔斯骄傲地宣称的性激进主义，韦斯特这样写道：
他肯定是小说家中的老处女，就连像冷掉的白色酱汁一样凝结［在他的小说中］的对性的执迷都像是老处女的疯狂而已，是长时间专注于飞船和胶质的思维对肉体的反应。[2]
让如今的人们记住威尔斯的是他的飞船和像《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又译《世界大战》）和《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这样的浪漫科幻小说，但是在韦斯特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全部作品大多还是像《婚姻》这类关于爱与性的坦白式的、半遮半掩的自传体小说。在这本小说之前被创作出来的《安·韦罗尼卡》（Ann Veronica）就讲述了一个与韦斯特刚刚让自己陷入的这段婚外情很类似的丑闻故事。比起具体情节，这些书籍传递的关于婚姻生活的悲观看法的主题反而更容易被记住；美满的婚姻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像某种牢笼。每个故事似乎都是为了一点一点地动摇婚姻能带给人永恒的安逸和幸福的主张。
从理论上说，这一点应该能够让韦斯特和威尔斯成为天然的盟友。威尔斯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支持两性平等的人。他是《自由女性》的支持者和忠实读者。他通常会十分小心地将他对婚姻的批判表现为追求女性和男性的解放。他认为婚姻夺走了女性实现她们最重要、最有满足感的追求的机会。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对女性人格的概念的是，他显然相信大多数女性只对室内装饰和潮流服装感兴趣。韦斯特要求威尔斯回答自己的问题：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有些女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值得爱的男人（威尔斯先生下一次坐在管子里进行时间旅行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男性同行乘客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不可爱得不可救药），她们也不觉得荷兰时钟有任何诱惑力，她们像大多数人一样记不住自家餐厅的墙纸颜色，她们充满智慧，能在五分钟内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就不再为此费心，那么她们要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猜是去打桥牌，或者也可能是接受国家进行的安乐死。[3]
非常值得赞扬的是，威尔斯并没有感到受辱。他没有以一副怒气冲冲、居高临下的口吻给编辑写什么抗议信。相反，他邀请韦斯特到自己和妻子简（Jane）居住的教区长住所做客。这种在面对尖锐的批评时表现出的成熟十分令人钦佩。就在发表了这篇评论文章的当月月底，韦斯特接受了邀请，到威尔斯家喝茶。她给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甚至可能比她本来打算留下的还好。不知道为什么，不认同对方观点的时候往往也是韦斯特最有魅力的时候。
韦斯特会有这样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是很自然的。部分原因在于她的成长环境。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的伦敦是一个比纽约更激进、更好战的地方。当时的大不列颠已经不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个头衔应该属于法国，或者也可能是德国——不过这里依然是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里的思想家和作家们关注的首要问题都是选票和金钱，所以他们不太会像纽约的人们一样写那些让帕克感到无比厌烦的无忧无虑、爱开玩笑的文章。在二十世纪的大约头十年中，一位英国作家的生活中只有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社团和妇女参政论者示威这两件事。
不过，韦斯特还是有一些浪漫主义倾向的，所以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投身政治或写作。起初，她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女演员，因为她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爱丁堡演出公司里待了几个月。可惜命运对她另有安排。1910年，她乘地铁前往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Dramatic Art）面试的途中在候车站台上晕倒了。三位女士帮助了她，韦斯特在给不认同自己的选择的姐姐写信时说其中一位女士忍不住惋惜道：“可怜的孩子——一个女演员！我来出白兰地的钱。”[4]
这是个不吉利的征兆。虽然韦斯特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但她连一年都没坚持下来。因为体质虚弱，她经常会晕倒。而且，尽管韦斯特当时的照片显示她是一个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和一头浓密有光泽的秀发的年轻姑娘，可她总说自己被认定没有漂亮到可以成为女演员。韦斯特从很早就认清了，如果她想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她就只能靠写作来实现目标。
那个时候她还在使用自己冗长的本名署名。西塞莉·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Cicely Isabel Fairfield）是一个过分讲究的名字，容易让人误以为名字的主人性格温和、逆来顺受，然而这些特点是韦斯特一辈子都不曾有过的。和帕克一样，韦斯特也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她从那里继承了某种反射性的自我防御机制。她有一个漂泊不定的父亲，就是那种你会在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5]的小说中读到的父亲形象：他们衣着光鲜，风趣幽默，受到所有孩子的喜爱。不过那仅限于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而他并不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韦斯特在一本依据自己的童年生活创作的小说中形容他的父亲查尔斯·费尔菲尔德（Charles Fairfield）是一个“糟糕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6]，甚至被从自己的岛屿上驱逐出去，不过他依然是一位魔法师”。[7]这样的描述比帕克以为的还要准确。他的父亲竟然真的是一位花招大师，能够天衣无缝地隐藏自己的秘密：韦斯特的一位传记作者最近挖掘到一个信息，她的父亲在与她的母亲结婚前曾经进过监狱，然而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女儿对此似乎都一无所知。[8]
如果费尔菲尔德是一个能养家的人，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可能还容易被忽略一些。然而实际上，他对任何事的专注时间都不足以长到能让他有所建树。起初他是一名任性不羁的记者，后来又打算创业做生意。如果他挣过哪怕一点点钱的话，那些钱也都因为赌博输光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计划是到塞拉利昂去，靠倒卖药品挣钱。结果他去了不到一年就身无分文地返回英格兰。这一次他再无脸面回家，而是选择独自生活，直到在利物浦的一间肮脏的寄宿公寓里去世为止。他死的时候，他的三个女儿都还没有成年。
成年之后的韦斯特对父亲的评价非常严苛。她会这样描述他：“我不能说我父亲堕落了，因为堕落还都有个度呢。”[9]韦斯特还替她母亲感到受辱。伊莎贝拉·费尔菲尔德（Isabella Fairfield）在结婚前曾是一位有天赋的钢琴家，是很多人追求的对象。不过查尔斯的各种冒险带来的压力彻底毁了妻子的生活。她总是一副憔悴不堪、身心俱疲的样子。韦斯特说：“有这样一位母亲是一种奇特的历练。我从来不曾觉得她让我丢脸，但这件事总让我感到气愤。”所有事加在一起让韦斯特相信，婚姻是个悲剧，或者至少是一种值得可怜的命运。
然而，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父亲的失败以可能的最好的方式定义了女儿的人生。这件事给韦斯特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那就是自力更生的必要性。你不能依靠男人。浪漫小说里的内容全是骗人的。在关于“获得解放的女性”的概念存在之前，韦斯特就已经懂得女人通常还是要靠自己谋生活。她似乎从不怀疑她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鉴于此，韦斯特会受到妇女参政论者吸引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她认为这些人的目标很重要，而且是符合她的个人经历的。除此之外，她还对她们吵闹、无序的风格感兴趣。韦斯特从小被培养成了一位斗士，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的两个姐妹争论。在政治行动主义中，韦斯特有空间发挥自己天然的魅力。她很快就加入了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的队伍。这对母女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妇女参政论者，她们的组织——妇女社会与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是当时的运动领导机构。潘克赫斯特母女在当时就像今天的娱乐明星一样受人瞩目。一篇有代表性的美国报纸新闻提要是这样写的：“搅动全英格兰的改革运动；总指挥是个漂亮姑娘。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年轻富有、清秀标致，还是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主要组织者。”[10]
韦斯特经常和她们一起游行，并且对她们的工作充满敬意，不过她始终无法融入她们的世界。潘克赫斯特母女，特别是克丽丝特布尔本人，都是妇女参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她们勇猛、忠实地捍卫这项事业。韦斯特对此深感敬佩，她尤其崇拜埃米琳：
当她站在高台上，提高自己已经嘶哑，但依然甜美的声音发表讲话时，人们会觉得她像风中的芦苇一样瑟瑟发抖。不过这个芦苇是用钢铁打造的，它的力量无比强大。[11]
韦斯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偏爱。她总是在读各种小说。她对于性自由的理念的兴趣是在一个更艺术性的圈子里培养起来的，而那个圈子是相对来说过分正经的潘克赫斯特母女不愿涉足的。
另一位名叫多拉·马斯登（Dora Marsden）的妇女参政论者成了对韦斯特产生更关键影响的人。与韦斯特不同的是，马斯登上过大学，她毕业于略带无产阶级性质的曼彻斯特欧文斯大学（Owens College）。马斯登与潘克赫斯特母女一起工作了不到两年。为了脱离她们，马斯登向韦斯特及其他一些朋友提议一起创建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就是《自由女性》［后来经过重组，该报被重命名为《新自由女性》（New Freewoman）］。它将比普通的女权主义者报纸更加充满雄心，它会允许自己的作者就时事话题发表范围更广的意见。马斯登希望它能够让参加到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中的那些真正的作家们脱离形式的束缚，抛开宣传口号似的陈词滥调。这些想法对韦斯特很有吸引力，她为能够在《自由女性》中享有相对宽松的撰稿自由而无比兴奋，这样她就可以发表那些可能会让她身为苏格兰长老会信徒的母亲惊恐万分的关于性和婚姻的观点了。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姓氏，韦斯特从此时起选定了丽贝卡·韦斯特这个后来她用了一辈子的笔名。
韦斯特宣称自己只是随便选了一个笔名，就为了逃避她的本名暗示的那种“金发美女”[12]、“美国甜心”的形象。她选择的笔名听起来确实比她的本名刚强了不少。这个名字出自易卜生的戏剧《罗斯莫庄》（Rosmersholm）。剧中的鳏夫和他的情妇因为这场婚外情给他已去世的妻子带来的痛苦而逐渐陷入深深的愧疚中。情妇承认自己加重了去世妻子的痛苦。最终，在戏剧的结尾，两个人双双自杀。这个情妇的名字就叫丽贝卡·韦斯特。
这层层潜在的没有被意识到的深意足够另写一本书了。比如与不常在身边的父亲断绝关系；再比如最初的，虽然有些矛盾的向戏剧方面发展的雄心（以及为什么偏偏是一个易卜生笔下的角色）；除此之外，这个名字还很有预见性，因为韦斯特最终也会陷入一场人尽皆知的婚外情。然而，韦斯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局外人、一个被鄙弃的人、一个最终因为难以承受的愧疚而自杀的人的名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韦斯特有一个特点，她一生都不惧怕在自己的作品中展露情绪。她也很少在文章中作模棱两可的表述，还总是使用第一人称来提醒读者，别忘了他们身处的是以她的主观为权威的世界。不过韦斯特的一个朋友告诉《纽约客》，韦斯特“其实比任何人的脸皮都薄，就好像是某种心理上的血友病患者一样”。[13]她的作品直接剖析了她的思想、她的渴望和她的感觉。她不像帕克一样自厌。她的自我防护是另一种样子的。韦斯特会用她的人格来淹没你。她的所有作品可以被比作一个漫长连贯的句子，偶尔打断连贯的标点符号是那些因为缺钱才不得不写的东西。表面上，她似乎非常自信，但这其实只是一个精心制作的面具。她会为一切事情忧心忡忡，她会担心钱，担心爱情，担心几乎所有她就其发表过观点的问题，尽管她的观点会让人误以为她无比自信，无比笃定。
不过她的观点确实从一开始就是自信和笃定的。韦斯特有一种选择目标的本领。她使用新笔名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针对当时特别流行的爱情小说作家玛丽·汉弗莱·沃德（Mary Humphry Ward，笔名汉弗莱·沃德夫人）的。依据年轻的韦斯特的观点，这个女人“道德败坏”。有一位男士愤怒地给《自由女性》写信，无端指责韦斯特是在为工业主义辩护。韦斯特用一个像是在优雅地朝自己的对话者竖中指一般的表态作为她回应文章的开头：“这真是最让人扫兴的了。”[14]她的大胆总是能惹人发笑，至少她发表的文字是这样的。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韦斯特用她的书评炮轰了威尔斯，然后又去他家喝了茶。韦斯特对于威尔斯夫妇的第一印象比他们对她的差多了。她认为威尔斯长相怪异，“声调还有些高”。[15]威尔斯则认为那天的韦斯特是一位“奇妙地混合了成熟和幼稚两种气质的”[16]年轻女士。最终在他们之间像用打火石敲击钢板一样打出火花的是知识层面的相互吸引。威尔斯并不是那种会逃避挑战的人，所以韦斯特那种难以捉摸的气质吸引了他：“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我怀疑世上根本没有过像她一样的人。”另一方面，韦斯特则向多拉·马斯登坦白说自己为威尔斯的思想着迷。
事实证明，韦斯特在那篇书评中对威尔斯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起初，威尔斯对待她的方式就像她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一样古板。诱惑都被融入了充满智慧的讨论中。不过尽管韦斯特已经有所表示，威尔斯还是拒绝与她发生身体接触。威尔斯的表现并不是出于对妻子简的尊重。威尔斯夫妇的婚姻是开放性的，简完全清楚他的那些婚外情。但是威尔斯当时已经有一名情妇了。他的理智似乎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毕竟，就算是对他这样一个放纵的男人来说，同时拥有两名情妇也会吃不消。
尽管如此，威尔斯保持正直的决心还是只维持了几个月。1912年底的某一天，威尔斯在自己的书房里意外地和韦斯特接吻了。这在两个普通人之间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段已经向着婚外情发展的感情中出现的单纯的挑逗罢了。然而在两个格外好分析的作家之间，这件事就成了让这种相互吸引达到圆满的顶峰所必需的某种纠结冲突。可是起初，威尔斯再次退缩了，韦斯特则因为他的拒绝而陷入了精神崩溃。
一个如此充满智慧的女性却会因为感情上的挫败而万念俱灰是无法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权主义理念认同的。不过韦斯特当时才十九岁，威尔斯似乎是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对象。她像往常一样将自己的悲痛情绪融入优美的文字当中，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些内容发表出来。我们是从一封韦斯特写给威尔斯，但是可以确定并没有被寄出的书信中发现这些内容的。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要么会朝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么会做出一些比死亡更让我粉身碎骨的事情。[17]
韦斯特在信中指责威尔斯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想要的世界是一个所有人都像木偶一样对待彼此的世界，一个有人陪你争吵陪你玩耍的世界，一个人们只能愤怒和痛苦，却不能充满渴望的世界。”韦斯特不能容忍这样的对待：
当你说“丽贝卡，你在胡言乱语”的时候，你的口气中带着一种确定的明智：你觉得自己真正掌控住我了。我不认为你是对的。不过我知道你会从把我看作一个精神错乱、因为毫无必要的心脏病突发而倒在你的客厅里的年轻女子的想法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就算威尔斯知道韦斯特曾经这么想——无论是通过读这封信或其他什么途径——他也没有立即奔向韦斯特。他似乎给韦斯特写过一封信，不过他在信中严厉地批评了她的过分情绪化。他并不能理解让韦斯特困扰的并不仅仅是他在这段婚外情开始之前就叫停，而是他用自己情感上的疏离嘲笑了韦斯特感受到的极度痛苦。
韦斯特是1913年6月在西班牙写的这封信，她和母亲一起到那里待了一个月，为的就是找回自己的理智。她在西班牙时也没有停止向此时已经更名为《新自由女性》的报纸发送稿件。在一篇名为《在巴利亚多利德》（At Valladolid）的文章中，她不惜笔墨地详细描述了一个关于自杀的幻象，文章的情绪、语气和主题都像是对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钟形罩》（The Bell Jar）的预示。文章中的叙事者是一位年轻女士，她在朝自己开枪之后来到医院寻求救治。让叙事者陷入这场麻烦的原因也是一场婚外情，这正呼应了我们都知道的威尔斯和韦斯特之间已经过去（和尚未完结）的纠葛：“我的情人虽然没有占有我的身体，但是他诱惑了我的灵魂；他和我融为一体，直到他比我更像我自己，然后他却离开了。”[18]
值得一提的是，韦斯特知道威尔斯仍然是《新自由女性》的读者。他也如她所愿地被勾起了兴趣。威尔斯会给韦斯特写信谈论她的文章。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你又开始写出精彩的文章了。”不过据我们所知，韦斯特没有回复这封信，反而是给威尔斯最新的小说《热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写了一篇书评。韦斯特在文章中说她同意威尔斯关于性与创造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
男人总是像在深海中航行的轮船不得不到煤炭站点补充燃料一样，不管愿不愿意都需要做爱，这是真的：他们要想做出伟大的成就，先得获得激情来提供灵感。[19]
接着，韦斯特又坚称陷入这种关系的女性并不会像威尔斯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的那样，被此类短暂的婚外情彻底毁掉。她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赞成了威尔斯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女性需要对她的性生活和爱情生活掌握自主权。
在属于自己的充满雄心壮志的剧本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女性是不会因为不能在某个男人的已无激情的剧本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哭泣的。
所以，韦斯特不仅是靠一份书评挑起了这场婚外情，她可能还无意识地在随后的书评中为自己的感情进行了辩论。
这些文章确实发挥了效果。威尔斯收到了韦斯特的信号。1913年秋，在这份书评发表几周后，韦斯特就开始和威尔斯在他的书房里幽会了。通过书评进行的调情很快终结。二人之间的通信内容沦落成了某种你侬我侬的甜言蜜语。他们用猫科动物的名字称呼对方，很多时候，威尔斯是美洲豹，而韦斯特是黑豹（Panther，后来这个词成了她给儿子取的全名的中间名）。对于这样两位作家来说，这些信件中的幼稚语气可不是他们文学水平的最高表现。
很快，一件非常讽刺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给两个人的命运都造成了影响。他们第二次发生关系时，威尔斯忘了戴避孕套。韦斯特当时已经开始在一份新发行的英国期刊《号角》（Clarion）上发表一些洋洋洒洒的长文，为未婚母亲的困境表示愤怒，因为无论在英国社会阶层的哪个位置，未婚母亲都会被视为其中的贱民。如今她自己也要成为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什么会令她兴奋的事情。
从安东尼·潘瑟·韦斯特（Anthony Panther West）于1914年8月出生在诺福克（Norfolk）的一间小农舍开始，他就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麻烦。后来他坚称，韦斯特对身为母亲的矛盾心情让她的孩子深受伤害。韦斯特无法掩饰自己对于孩子本身，以及因为有孩子而让她受到的限制的不耐烦。韦斯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被关在房子里，与世隔绝，为孩子的各种事情操心的处境：
我憎恨家庭琐事……我想要的是无拘无束、充满冒险的生活……穿着蓝色羊毛外套的安东尼看起来很精神，我可以肯定我为他准备了美好的未来［那就是1936年时一起在卡尔顿（Carlton）吃晚餐］，但是我现在想要的是罗曼史。是与一个有白皙的皮肤和带一点自然卷的深色头发，还有一辆大型灰色敞篷车的男人共度的时光。[20]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的是，威尔斯不具备以上特征中的任何一点（顶多可以说他的皮肤还算白皙）。尽管他尽可能体面地应对了这个局面，还给韦斯特和孩子安排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住处，但是他并不能像韦斯特希望的那样陪在他们身边。他们之间仍然是情人关系，威尔斯也依然是韦斯特的思想导师，但事实证明，韦斯特并不特别适合被粉饰成一个完美的情妇。因为她太热衷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鉴于此，韦斯特一直坚持写作，而且是以一种足以让许多新手妈妈羡慕不已的速度。她在安东尼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一本小说，也在她经常发表文章的地方继续发表文章，还找到了一个宣扬自己思想的新场所：威尔斯本人加入了惠特尼家族（Whitney）新近资助的一份名为《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美国杂志。他邀请韦斯特也为该杂志供稿。韦斯特的文章后来被刊登在了1914年11月的创刊号上，她还是这一期中唯一一位女性撰稿人，她的文章的题目是《严苛批评的责任》（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这篇文章将成为韦斯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它体现了一种她在《自由女性》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不具有的严肃性，看上去更像一份带着书卷气的“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韦斯特在文中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I）”作主语，而是改用了无实体的权能性复数“我们（we）”。她是站在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发表自己的分析的：
如今的英格兰根本没有文学批评。这里有的只是软弱无力的齐声称颂，是除非这本书被警察封禁否则就不会停歇的高声赞美，一种既不会升温成激情也不会突转为愤怒的温吞吞的友好。[21]
考虑到韦斯特正是依靠她认为缺乏的这种文学评论为自己打造出成功的文学事业的，所以她有可能夸大事实了。她对这个问题的一概而论有些不同寻常。通常来说，她的文章都是基于个人经历，但是这篇散文中并没有此类内容。她呼吁“严苛批评”可能是因为她对自己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的人生时期感到挫败。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但是她不能直接写这件事，因为未婚生子在当时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将矛头转向“英格兰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借机隐晦地谈论她平凡枯燥的生活。“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忘记了思维的事，我们都会变得不安全，”韦斯特这样写道，这些话不仅是真理，更是她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自己的一种提醒。
虽然她对当时的状况感到沮丧，但是她的名气却越来越大了。为了给《新共和》这份刚发行不久的杂志做广告，编辑们将韦斯特列为本杂志的一大看点。广告将韦斯特的性别作为炒作的话题，说她是“被威尔斯称为‘英格兰最杰出的人（man）’的女人”。[22]韦斯特没有就这个有争议的赞美作出回应，但是她将威尔斯的作品用作了《严苛批评的责任》针对的目标之一，她写到威尔斯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还说“他做着狂热者放肆狂喜的美梦，思考着被仇恨的旧事物及未来世界的和平与智慧，然而他讲的故事却是个彻底的失败”。[23]
此时，韦斯特和威尔斯的关系进展还算顺利。不过，读到这篇文章的威尔斯可能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双层含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他讲的故事”包含了丽贝卡和安东尼。这个小男孩儿后来会一直成为他父母生活中的一个争论焦点。起初他们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他们就是他的父母。他们甚至还为安东尼是否应当在威尔斯的遗嘱中被正式提及而吵得不可开交。威尔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韦斯特保证，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可能是意识到一边在杂志上给情人的作品写书评，一边给他写多愁善感的情书有多么奇怪，韦斯特开始专注于另一位作者，她打算撰写一篇足够一本书长度的研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文学批评。她在《新共和》早期的一个专栏中概述了自己对这位作者的兴趣，还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躲到乡下的自己在一次持续了整晚的空袭期间阅读詹姆斯的散文集《关于小说家们的笔记》（Notes on Novelists）的经历。伴随着天空中警笛鸣响的声音，韦斯特从詹姆斯作为一个作家的极度精确性中体会到的安慰越来越少：
他能把一根头发丝也分出几个叉，直到不能再分为止。这种精神上的姿态不过是给彻底的、令人不安的直率制造的让人焦灼的障眼法。[24]
不过，仿佛是在跟自己争辩一样，韦斯特最终又认同了詹姆斯那种既严苛精细又混乱离题的腔调。在特定的环境中，激情和愤怒突然变成了被高估的东西。飞机“在我头顶盘旋，似乎想在这个连一点灯光都没有的小村子里找到屠杀的理由，”韦斯特写道，它们“烧的燃料可能是它们能够孕育的最纯洁、最高尚的激情”。
但是韦斯特后来再次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的书中，韦斯特反对詹姆斯的核心论点正是他的“毫无激情的超脱”——这一点如今可以被看作韦斯特针对很多伟大男性作家抱有的标志性的不满。她认为他“希望生活中完全没有暴力，甚至是情绪的爆发都不行”。不过，也不是詹姆斯的每本书都有这个问题。韦斯特喜欢《欧洲人》（The Europeans）、《黛西·米勒》（Daisy Miller）和《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但是她讨厌《一位贵妇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因为她认为小说的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是一个“傻瓜”。詹姆斯令人烦恼的超脱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韦斯特抱怨说，只要一谈到女人：
人们无法从她引起的喧闹混乱中了解女主角的信念和性格，她可能是来得太晚、走得太早，或是干脆忘了去充当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年长女伴的角色。皆因年轻男子的举止都是鸽子般纯洁可爱的，所以人们不应当认为她有必要在场保护一个女孩免受攻击；年轻女士们的言语都是温柔甜美的，所以人们也不应当觉得两性之间的对峙能有多激烈，既然如此，他们要一名公断人干什么呢？[25]
韦斯特在英格兰出版这本书时，詹姆斯刚刚去世约一个月，这也让这本书成了被评论的焦点，不然一本普通的文学批评研究很可能得不到这么高的关注。总体来说，人们对这本书的反馈是积极的。《观察家》（Observer）说它“闪烁着金属般锋利的光亮”。[26]绝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似乎也持类似的意见。不过《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图书专栏的作者，一位名叫埃伦·菲茨杰拉德（Ellen Fitzgerald）的女士认为这本书中“对文学荣耀的破坏”是一种直白的侮辱。她说：“还很年轻的女性不应该就小说撰写文学批评，这让小说家们难以承受。”[27]
我们不认为韦斯特会为这样一篇评论而感到难过。时至此时，打破“还很年轻的女性”要遵守的规则对于韦斯特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她根本不担心自己是不是给重要的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她也不在乎小说家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树立的虔诚信仰。
然而韦斯特绝对不是对于小说家们经历的创作艰辛熟视无睹的。她本人也会持续创作不少虚构类作品，总共出版了十本小说。这些小说获得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如此严格的诚实，如此沉重但独一无二的美丽，在它们崇高的精神现实主义中大获成功。”[28]这段话代表了人们对她的第一本小说，1918年出版的《士兵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的看法。然而，评论者们在普遍表示赞美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之情，因为韦斯特的名气太大了。《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评论者在评论1920年出版的《法官》（The Judge）时说：“它没有达到韦斯特女士这么有能力的作家轻易就可以达到的完美程度。”[29]没有人会因为她能写一本不错的小说而感到惊讶，但是人们对她的期望是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小说家V. S. 普利切特（V. S. Pritchett）在提到1929年出版的《哈丽雅特·休姆》（Harriet Hume）时就抱怨说：“她这种错综复杂、推进很慢的风格显露了机智和温暖的优美，但是读者很可能会看到一半就搁浅在那些心理浅滩上，从而干脆放弃艰难的阅读。”[30]
这就是一个广受赞美的批评家不想只做一位批评家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人们习惯了某种她作为作家特有的人格面具，然后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她未来的所有作品。帕克想要凭借自己的小说而不是俏皮话和诗文而被大众接受的时候，也不得不与这种衡量标准斗争，结果没能成功。韦斯特在散文中的智慧出现在虚构作品中时就成了某种恶魔，小说读者都不明白她的离题是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
韦斯特的记者工作才是她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毕竟威尔斯只承担了她的部分开支。她在《新共和》上的专栏帮助她获得了更多工作机会，她还开始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及其他次要一些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比如《当代》（Living Age）和《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韦斯特对于在哪里发表文章并不挑剔，她需要钱，而且她从不缺观点可表达。
韦斯特对于题材也不挑剔。她倾向于从一本书说起，最终归结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上。她谈论过萧伯纳的战争演讲；[31]写过她在一次夜晚乘火车时从一个醉酒的人身上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气质；[32]她对狄更斯早期的传记作者之一总是在章节之间插入天气预报发过牢骚；[33]还抱怨过那些将农村穷人的生活作为主题的小说：“他们总是会把这种题材写得冗长乏味且脱离实际。”[34]韦斯特还总被邀请写一些关于女性的文章，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蔓延，她也被邀请谈论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问题。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另一篇洋洋洒洒、充满激情的长篇大论，内容是论述战时护理工作如何实现了女权主义的承诺，将普通的女性转变成战争的一部分。她写道：“勇敢的女性一直存在，所以女权主义不是创造了这种勇气，而是让这种勇气在土壤中扎根。”[35]
韦斯特用文字在纸面上给自己塑造了一个自信的形象，但是在其他方面，她的生活开始分崩离析。与威尔斯的关系已经亮起了红灯。他的新情妇层出不穷，虽然他这种拈花惹草的特点可能并不会让谁感到意外，但有时候，二人还是会因此闹得很不愉快。他们关系的最低谷出现在威尔斯开始和一位奥地利年轻艺术家纠缠不清［她有一个好记的名字叫加藤里格（Gattenrigg）］，而两人彻底决裂则是在1923年6月的一天，加藤里格先是出现在韦斯特的公寓里，当天晚些时候又试图在威尔斯的房子里自杀。韦斯特在媒体面前保持了镇静，她在接受本地报纸采访时说：“加藤里格夫人没有出言不逊，也没有大吵大闹。她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女士，能够创作出十分精美的作品，我为她感到遗憾。”[36]
韦斯特也开始为自己感到非常遗憾了。她在给朋友和家人的信中直白地抱怨威尔斯“总是打扰我的工作”。[37]他表现出的居高临下的气势曾经令她着迷，如今却被她称为“自我中心”。[38]此时的学生已经学会了老师能教给她的一切，而且从法律上说，威尔斯与韦斯特和安东尼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尽管她担心失去了威尔斯的慷慨解囊，自己可能会入不敷出，但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段感情在韦斯特人生中已经发挥了它该发挥的作用，让她走上了自己梦想的事业道路。她当时几乎已经比威尔斯还出名了，因为她更多产，而且正处于人生中全盛的阶段，而威尔斯的作品量则开始走下坡路。所以韦斯特已经不需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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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断绝关系的机会是以一次到美国作巡回演讲的形式出现的。1923年10月，韦斯特把安东尼留给母亲照顾后乘船前往了大洋彼岸。她在美国成了很受欢迎的人物，能够直言不讳的无拘无束和尚未婚嫁的自由之身也让她感觉如鱼得水，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些特性是符合她为自己塑造的公众形象的。美国媒体显然都被她迷住了。她成了某种能够独立思考的新女性形象的化身。让记者们更满意的是，韦斯特很愿意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就询问她为什么年轻女性小说家的数量似乎突然变多了。这是不是与战争有关系？韦斯特摇头答道：
年轻女性确实正在小说领域“继续前进”，不过她们并不需要战争来增加她们的数量。她们也不需要战争来为她们打开自我表达的大门，无论战争的情况是激烈还是缓和。促成这一局面的是英国女性已经为之奋斗了很多年的东西，你可以称之为自由的精神，女权主义的精神，但你要永远记住，它不局限于获得投票权的斗争。让女性为之奋斗的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位置，是在艺术、科学、政治和文学领域不断成长的权利。[39]
韦斯特还补充说她不认为年龄是一个应当被考虑的因素，实际上，年龄的增长只会带来力量的增强。她还举了弗吉尼亚·伍尔夫、G. B. 斯特恩（G. B. Stern）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例子。韦斯特断言：“你知道，三十岁及以上的女人才开始显示出自己真正的价值。生活对她们而言开始有意义，而她们也能够懂得这种意义。”[40]
韦斯特似乎就是在说她自己。她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而且无疑已经占据了“有发展前途的位置”。她在美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引起大批公众的关注，她就像帕克一样成了一位名人作家。韦斯特还在全美各地的女子俱乐部里做演讲。她的社交日历上写的全是行程安排，连页面的边边角角都被字迹占满了。她对于美国的态度不如美国对她的那么肯定。韦斯特在《新共和》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这次行程的文章，其中一篇这样写道：纽约可以“凭借其奢华富有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其千篇一律也难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41]韦斯特对于某些方面的评价十足积极：她喜欢美国的铁路体系和密西西比河。但是她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写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话，尤其是在谈到美国的女性时，她说她们“邋遢得令人难以想象”“萎靡不振得让人反感”“对于自己的晚礼服也不上心得都令人难以置信”。[42]
韦斯特的名气算是不太有压力的那种。她的私生活还不至于被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即便如此，威尔斯的名字也总是会和她的一起出现。作为掩饰，她有时会称自己是威尔斯的“私人秘书”。无论是安东尼的名字还是他的存在都从未被提及。不过对于韦斯特在美国见到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来说，她与威尔斯的婚外情和私生子都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几位圆桌会议的成员，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就是其中之一。韦斯特还见到了菲茨杰拉德，但是难以确认她是否见过帕克。尽管纽约的记者和风趣人物们似乎显然会与这位来自伦敦的锐利的年轻女士意气相投，但韦斯特其实并没能融入这个环境。只有伍尔科特成了她的朋友，关于其他人的记忆则不怎么愉快。这次旅程中间的某个时候，人们为韦斯特举办了一场庆祝聚会。帕克似乎没有参加，不过她的朋友，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圆桌会议成员的鲁思·黑尔出席了。黑尔是因为做过战时通讯员而出名的，后来又成了活跃的艺术品评论家。她虽然嫁给了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但是在婚后仍然使用自己原本的姓氏。1921年时，她还因为自己是否必须在护照上使用夫家的姓氏而与美国国务院陷入了争执。当国务院不肯作出让步之后，黑尔毅然交还了护照，放弃了欧洲之行。她是一个有原则的女人。
显然，黑尔在私下里也是一个不害怕直抒胸臆的人。韦斯特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说，黑尔在聚会上走近她，然后开始了一通长篇大论：
丽贝卡·韦斯特，我们都对你感到失望。你终结了一个伟大的幻象。我们以为你会是一位自立的女性。然而眼前的你却是这么一副哀戚的样子，这是因为你过去总是依靠男人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一切，现在你不得不离开他，要靠自己保护自己了，你就各种抱怨。我相信威尔斯肯定是对你太好了，给你钱，给你珠宝，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如果你依照这样的条件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你早该想到，等他厌烦了，他就会把你赶出去。[43]
通常情况下，圆桌会议的成员之间相互侮辱时会采用婉转隐晦的方式，不过黑尔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的幽默大师。韦斯特直到三十年后依然记得黑尔对她的评价，而且她转述的内容可能比黑尔的原话还要尖锐。不过黑尔的失望之情无疑刺痛了韦斯特。这次当面批评成了这趟从任何职业角度上说都很成功，而且充斥着人们对她的赞美的旅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但让她永生难忘的正是这个不和谐音符。
人们总是对韦斯特感到失望：无论是她的母亲，她的姐姐莱蒂（Lettie），威尔斯，还是评论她小说的批评家及她的同行们。而在这个高唱失望之歌的合唱团中，声音最洪亮的人还要数她的儿子安东尼。安东尼在成长过程中总被父母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雄心壮志都没有被放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上。这样长大成人的安东尼心中充满了对不闻不问的父母的怨恨。安东尼选择将自己的怨恨集中到与他接触更多的母亲身上，这种母子之间的敌对关系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一直延续的传统。最终他会为了发泄自己的痛苦而创作一本被巧妙地命名为《遗产》（Heritage）的小说和一本非虚构类作品，并在这两本书中对韦斯特发出严厉的责难。他对于这个题材的执念如此顽固，以至于韦斯特在晚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对此已经无话可说：“我希望他能想想私生子身份以外的事。唉。”[44]
对于除了安东尼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韦斯特让他们失望的原因多多少少都与她的文字有关。韦斯特的散文中的一些东西会让人们对她产生特定的期许，而当人们发现韦斯特本人其实并不符合这种期许的时候，人们就不免感到很受伤。鲁思·黑尔在读韦斯特的文字时看到的是一位坚强、独立的柏拉图式女性典范，但她在聚会上看到的韦斯特却是另一种样子，这自然会令人失望。即便是那些为韦斯特的智慧和才华而着迷的人，有时也很难接受他们看到的这种略显轻浮的个人风格。“丽贝卡的形象介于打杂女工和吉卜赛女人之间，不过她像小猎犬一样顽强，还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邋遢甚至是脏兮兮的指甲。她非常有活力，但品味不佳，对知识分子和特别有智慧的人充满怀疑。”[45]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34年的一封写给姐姐的信里这样描述韦斯特，话中一半是侮辱，一半是赞美。
不能满足所有人让韦斯特感到困惑，尽管她自己就是一个毫不吝于发表批评意见的人。韦斯特当记者时也喜欢使用带刺的言辞，女性被不讨好地描述为拥有“像稻草一样颜色浅淡、又直又硬的头发”，[46]男人则“鼻子很尖”。[47]不过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对她作出了恶劣的回应。韦斯特在人生末期时说道：“我引起了太多人的敌意。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可怕的。”她想要的是情人、仰慕者和朋友，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想法的人：“我想要被认可，哦，是的……我讨厌不被认可。而我总是不被认可。”[48]在韦斯特的自信深处其实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想要被倾听、被喜爱的迫切渴望。
在威尔斯之后，韦斯特又遇到了多名追求者，其中包括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Lord Beaverbrook，William Maxwell Aitken）。韦斯特似乎不打算再和其他作家发生婚外情，或者只是不想再陷入可能伴随各种戏剧性复杂情况的关系。她把献殷勤的目标转到了生意人上，这一点可能也证明了鲁思·黑尔的怀疑，那就是韦斯特对经济保障的看重胜过其他任何事。后来回忆起彼此的初次见面时，韦斯特形容这位名叫亨利·安德鲁斯（Henry Andrews）的投资银行家“贴心、亲切又可爱，有点像一只笨笨的长颈鹿”。[49]这显然正是她想要寻找的类型。不到一年，韦斯特就在1930年11月与安德鲁斯结婚了。他们的婚姻会一直持续到后者在1968年去世为止。双方在婚姻期间都有不忠行为，但这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多数时间里，韦斯特都能够从朋友和工作中得到满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阿奈·尼（Anaïs Nin）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员。当时尼还是一名无人知晓的法国作家。韦斯特是因为尼出版的第一本书而知道她的。这本薄薄的关于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作品的副标题是“一份不专业的研究”。尽管劳伦斯总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但这本书是最早从女性视角为劳伦斯的作品进行辩护的研究成果之一。韦斯特认识劳伦斯，在后者去世时，韦斯特还发表文章抱怨说“他在自己所属的阶层中都没有受到他理应受到的尊重”。[50]所以韦斯特和新任丈夫到巴黎度假时，她邀请了尼来和自己见面。
无论是从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位作家来看，尼都与韦斯特截然相反。尼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又优雅，而韦斯特则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尼在散文中表现出来的人格也给人一种精心修饰、弱不禁风的感觉，与韦斯特展现的自信的勇士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尼欣赏艺术的角度是看它们如何清晰地表述个人欲望，而且她只把这些想法写在日记里而不是发表到报刊上。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她和韦斯特对待写作和生活的方式绝对是有天壤之别的。
所以1932年的第一次会面显然不是发生在两个心意相通的人之间的。尼在日记里记录了这种喜忧参半的结果：
她有那么明亮、那么充满智慧的浅褐色双眼。就像波拉·内格里（Pola Negri）[51]，但是没有她的美貌，却有一口典型的英国人的牙齿。她的声音尖细，充满了痛苦，听着让我很不舒服。我们只在两个层面上有共同语言：知识和人性。我喜欢她充满母性的丰满身材。我们没有谈论任何悲伤忧郁的话题。她特别不自在，我让她感到害怕。她为自己凌乱的头发道歉，还为自己的疲倦道歉。[52]
尼还补充说她能看出韦斯特“渴望闪耀她独特的光芒，但是却因为内心深处的胆怯而不敢这样做，她还很紧张，她说话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她写作的本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了。韦斯特开始恭维尼，说自己认为尼的作品远胜过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她还告诉尼自己觉得她非常美丽，这让尼有了色诱韦斯特的想法。（没有证据证明尼采取了任何实际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尼后来甚至希望自己能变得像韦斯特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文字那么锐利，她不会受到过分天真的困扰，等我到了她现在的年纪，我也能像她一样锐利吗？”[53]事实证明，完全不同的女性之间也能够找到很多可以互相仰慕的东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韦斯特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亨利的事业虽然出过一些问题，但是这对夫妇因为从亨利的叔叔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而变得更加富有。安东尼也长大了，虽然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可他给韦斯特增加的负担越来越少。韦斯特还在持续创作数量稳定的书评和散文，但文学方面的工作显然开始让她觉得厌烦了，就像帕克后来对纽约的生活感到厌烦一样。不过韦斯特没有去好莱坞，而是去了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一个拼凑而成的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一次旨在团结这一片地区中的斯拉夫民族的运动而组建起来的。整个国家的建立就是一个同盟国阵营保护下的大型世界主义实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大型实验已经彻底失败。那里发生了政变，民族主义势力日益增长，而且这个国家还同时遭到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法西斯主义活动挤压。南斯拉夫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遭受成为附属国的经历，最终在铁托统治下保持了独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体。
1936年，英国议会派遣韦斯特到南斯拉夫进行巡回演讲。虽然她到那里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她依然为那片土地着迷。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希望详细写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东西——这个她并不在那里生活的国家，这个其拥有的深层问题与对她的吸引力一样复杂难解的国家。同样吸引韦斯特的还有她在南斯拉夫的向导斯坦尼斯拉夫·维纳弗（Stanislav Vinaver）。不过当后者想要将双方的相互吸引推进为肉体关系时，韦斯特拒绝了。她的拒绝肯定是婉转友善的，因为她在后续的五次行程及长达五年的创作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的过程中依然借助了维纳弗的指导。即便是在希特勒开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韦斯特仍坚持前往该地。最终在1941年10月，她出版了根据这些经历创作的厚度超过1200页的《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近来有一位韦斯特的传记作者称《黑羊与灰鹰》“能够掌控全局但略显杂乱散漫”。[54]这样的评论是客观的，不过它大概忽视了这种散漫的闲谈方式一直是韦斯特作品吸引人的关键，也是让读者能够坚持读完这么厚的书的全部原因。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韦斯特已经成了擅长利用看似不相关的联系，以她独有的方式从一个想法跳跃到另一个想法的大师。读韦斯特的文字就像是在观看她的大脑如何运转。
从知识层面讲，韦斯特关于南斯拉夫的理论是存在缺陷的。她是一个敢于用心理分析法分析一整个国家的人。这种做法如今被恰当地视为一种以简释繁的途径，至少在韦斯特采用的绝对条件下是适用的。在该书开篇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告知，一辆货车上坐着的四个乏味、顺从的德国人就能够代表“我认识的所有德国雅利安人；而欧洲中部像这样的人共有六千万”。[55]韦斯特相信属于哪个民族是一种天命，因为人和人之间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区别，这种区别应当被理解并获得尊重。这样的想法让她不以为耻地接近了分析的种族主义界线。在本书中的某一段中，她甚至明确宣称，她很喜欢看由美国“黑人男女”跳的“摘樱桃舞”，但是如果换成一个白人跳这种舞，她就会觉得表演变得充满“兽性”。
韦斯特在地缘政治学和幽默笑话之间转换得游刃有余。在解释几乎将几个斯拉夫地区拱手送给意大利的《1915年伦敦条约》（1915 Treaty of London）的过程中，韦斯特突然停住了话题。她刚刚描述了意大利原始法西斯主义诗人加布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是如何带领士兵进入阜姆[56]（属于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以防止意大利人失去这片地区的。邓南遮是一个秃顶，蓄着抹了蜡的胡须的男子。关于他的行动引发的混乱，以及它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发出的鼓励信号，韦斯特说道：
什么时候我听说有一个国家允许自己因为对于一个彻底秃顶的女作家的热情而被搅动得天翻地覆，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那我就相信女权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而且女性已经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了。[57]
相对于韦斯特的更充满诱惑的纯粹情感问题，她的丈夫亨利在整本书中都被呈现为一种理智的衬托。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是，有一次韦斯特和丈夫与一位克罗地亚诗人进行了关于文学的讨论，后者试图强调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比萧伯纳、威尔斯、夏尔·贝玑[58]和纪德这样更传统的“文学”类型作家优秀：
他们写下的是人们在咖啡馆谈论的内容，如果内容足够好，那这也是不错的事，但这样的内容不够严肃，因为它关乎的是像汗水一样普遍且可再生的东西。［这个克罗地亚诗人认为］相比之下，纯粹的讲故事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因为它汇集了可以被其他有才能的诗人吸收并转化为更高形式的经验。[59]
亨利对此提出了一个苍白的抗议（“康拉德完全没有悲剧意识”），不过韦斯特继续大段引用了诗人坚持的观点，以至于让人不禁怀疑她其实也接受了这些观点。
最早在《大西洋月刊》上刊登的一系列对《黑羊与灰鹰》的评论起码可以说都是饱含赞美之情的。《纽约时报》有点奇怪地称之为“最精彩客观的游记作品”，其评论者甚至将该书的卓越之处具体地归因于它是由“最有天赋、最有洞察力的当代英国小说家和批评家之一”写出来的。[60]《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我读的唯一一本书，它像真实生活一样，自有其重要性，足以与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危机相提并论。”[61]
这最后一个评论非常重要。《黑羊与灰鹰》的出版时间是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月之前，美国当时仍认为自己不会陷入欧洲的乱局。而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到《黑羊与灰鹰》出版时，战争已经不是什么惊悚故事书里的内容，而是吞噬一切的日常生活状况。
战争期间，韦斯特和丈夫安静地生活在英格兰。从1939年秋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亨利一直在经济战争部（Ministry of Economic Warfare）工作。这对夫妇在乡下买了一栋大宅作为主要住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他们大概还能“靠自己种地保证生活”。[62]韦斯特从英格兰给《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发过两份报道。她在其中反复使用家庭主妇这个词指代自己。她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经历的艰辛还不至于像历史学家吉本笔下的那么难熬，但是如果不是战时的油漆价格高到离谱，她绝不会选择给新房子贴墙纸，她选择这么不相称的灯罩的唯一原因是灯泡“发出的光线可能会害死我们，因为我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顶部，它很容易引起道尼尔巡逻机（Dornier）的注意”。韦斯特尤其了解战争对猫的影响，她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谈到了自己的姜黄色虎斑猫的情况：
这场危机让猫暴露了它们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它们的智力水平无法读懂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它们遭受着空袭和由此导致的迁移的痛苦，就好像如果聪明敏感的人们不了解历史，没有获得关于战争性质的预先警告，不确定自己住在谁的房子里或依靠了谁的慷慨过活，也没有犯下让自己理应遭受苦难的过错时，他们也必将感受到痛苦一样。如果扑扑（Pounce）发现自己独自在房子里无人看管，它很可能已经跑到树林里，再也不回到危险的人类中间了。[63]
《黑羊与灰鹰》确立了韦斯特作为一流记者的地位。但是直到二战的欧洲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她才真正有机会发挥一名记者的作用，她成了《纽约客》关于战犯审判新闻的首席通讯员。对于韦斯特而言，这些审判是很适合她的题材，因为审判既要考虑摆在面前的单个案件，又要考虑一般的法律原则，这种从具体到概括的方式与韦斯特在自己的文章中通常使用的思考方式不无相似之处。
韦斯特报道的第一场审判是威廉·乔伊斯案（William Joyce），英国人更熟悉的名字是他的绰号“哈哈勋爵（Lord Haw-Haw）”。乔伊斯的身份背景也被多少提及了，他出生于美国，但是主要生活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他是一个顽固的盎格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Anglo-Irish nationalist），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加入了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后来在1939年秋天去了德国，成了为纳粹分子做宣传工作的广播员。他的广播节目在英国播出，目的是损伤英国人的士气。他的绰号是英国报纸给他取的，他在人们眼中是一个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形象。战争结束后，乔伊斯在英格兰以叛国罪接受审判。韦斯特是坚定地认为他理应被判处死刑的人之一，乔伊斯最终也确实被执行了死刑。韦斯特迫切地想要将她认为的乔伊斯在道德上的狭隘与他的身材联系在一起：“他非常矮小，虽然相貌不是特别丑陋，但令人厌恶至极。”[64]在亲眼见证了乔伊斯的绞刑之后，韦斯特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继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她认为受过这个人伤害的那些人身上，韦斯特写道：“一位老人告诉我，他来这里观看绞刑是因为他的孙辈在一次V-1型巡航导弹轰炸中丧生，他从停尸房看了他们的尸体之后回到家，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哈哈勋爵的声音。”[65]
韦斯特还为《纽约客》报道了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给她提出了一些更令她困扰的问题。她当然不是比别人对纳粹分子更有好感，但是她最终并没有把这些人描述成特别险恶的形象。关于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韦斯特的观察是他“明显已经疯了，这样的人还要接受审判似乎是法律的耻辱”。[66]在写到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时，韦斯特说他“非常软弱”。韦斯特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那个后来让汉娜·阿伦特举世闻名的观点，即这些官员中的一部分人并不能用“邪恶”这个词的传统含义来解释。韦斯特确定他们犯下了罪行，但她不能接受这些官员只是在依照命令行事的说法，她直白地表述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如果一位海军上将接到精神错乱的第一海务大臣的命令，让他在军官食堂里供应煮熟的婴儿，上将显然应当拒绝从命；但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将官们在接到希特勒的接近于水煮婴儿的命令时，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
关于德国人对于纳粹分子犯下的凶残暴行怀有的集体罪责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但是韦斯特在战后创作的最早一批文章里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多少兴趣。关于大屠杀，她觉得除了相关者必须接受惩罚这个事实之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即便是在当时，她也相信纳粹分子全部应当为他们的战争行为而受到惩罚，并且将“他们对犹太人做的一切”归入了纳粹罪行的概括名目之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上的疏忽。部分原因在于，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韦斯特的注意力转向了苏联。早在关于乔伊斯的文章中，韦斯特就给人们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纳粹德国和苏联的主张和推进方式之间有一种相似性。这些主张依赖的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假设，即某个拥有特殊天赋的人会拥有一种普遍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得他可以对一个国家下达命令，而且他的命令高于由被称为民主的群策体系发出的命令。这在实质上是给了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事指手画脚的权力。[67]
韦斯特对于共产主义的担忧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占据了她生活和写作的绝大部分，不过她也不是只关注这一个问题。她曾经被派遣报道国王的葬礼、民主党代表大会、战犯审判、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事件和南非问题等。1975年，她还被邀请参加了缅怀一位妇女参政论者的活动，韦斯特记得她“特别漂亮”。[68]不过韦斯特能够引发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了。她与左派的疏远给她造成了一定伤害，她那种轻浮善变的风格也让她不受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渐成熟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的喜爱。对于这些作家来说，韦斯特有些古怪，像是前一个时代留下的遗迹。
在人生的晚期，韦斯特清楚地意识到了人们对她关注的日渐减少。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如果你是一名女性作家，那么有些事你一定要做。第一，不要太出色；第二，要英年早逝，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胜过了我们所有人；第三，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自杀。一直写作并且写得好是不能被原谅的。”[69]韦斯特会以这种有艺术性的、聊天似的风格继续写作，直到去世为止。她的作品仍然受到人们的赞美，在她晚年时，她还成了知识分子谈话节目的固定嘉宾。她是少有的被看作国家大事方面专家的女性之一。不过她也会犯错，她对反共产主义的执迷就是其中之一。
[1] 布卢姆茨伯里派是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它的拥护者包括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等。他们否认自己是某种正式的组织，而是被共同的理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人。
[2] “Marriage，” Freewoman，September 19，1912.
[3] “Marriage，” Freewoman，September 19，1912.
[4] 1910年4月18日，写给Letitia Fairfield的书信，转引自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ed. Bonnie Kime Scot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5]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1849～1924），美国女作家，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市，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秘密花园》《小公主》等。
[6]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普洛斯彼罗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被弟弟篡夺了公爵的宝座后带着三岁的女儿漂流到一个小岛上，他从书中学会了使用魔法，并借此保护女儿和控制剧中的其他角色。
[7] The Fountain Overflows（New York Review Books，2003），85.
[8] 参见Lorna Gibb，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Rebecca West（Counterpoint，2014），36。
[9] “I Regard Marriage with Fear and Horror，” Hearst’s International，November 1925，收录于Woman as Artist and Thinker（iUniverse，2005）。
[10] 这段提要被刊登在了1906年12月2日的Los Angeles Times上。
[11] “A Reed of Steel，” in The Post-Victorians，ed. W. R. Inge （Ivor Nicholson and Watson，1933）.
[12] 1972年12月21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电台Anthony Curtiss采访，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41。
[13] V. S. Pritchett，“One of Nature’s Balkans，” New Yorker，December 21，1987.
[14]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编辑的信，Freewoman，March 14，1912.
[15] Rebecca West on Wells，1CDR 0019053，at Yale’s Beinecke Library，参见Gibb，Rebecca West，48。
[16] H. G. Wells，H. G. Wells in Love：Postscript to an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Faber and Faber，1984），94-95.
[17]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威尔斯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13年3月，in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18] “At Valladolid，” New Freewoman，August 1913.
[19] “The Fool and the Wise Man，” New Freewoman，October 1913.
[20]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Sylvia Lynd的书信，时间大约是1916年，in 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21]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New Republic，November 7，1914.
[22] 这份广告被刊登在1914年11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
[23] “The Duty of Harsh Criticism.”
[24] “Reading Henry James in Wartime” New Republic，February 27，1915.
[25] Henry James（Nisbet and Co，1916）.
[26] Observer，July 23，1916.
[27] Fanny Butcher，“Rebecca West’s Insulting Sketch of Henry James，” Chicago Tribune，December 2，1916.
[28] Lawrence Gilman，“The Book of the Month，” North American Review，May 1918.
[29] 转引自Living Age，August 18，1922。
[30] “Fantasy，Reality，History，” Spectator，September 21，1929.
[31] “Mr. Shaw’s Diverted Genius，” New Republic，December 5，1914.
[32] “Redemption and Dostoevsky，” New Republic，June 5，1915.
[33] “The Dickens Circle，” Living Age，January 18，1919.
[34] “Notes on Novels，” New Statesman，April 10，1920.
[35] “Women of England，” Atlantic，January 1，1916.
[36] Westminster Gazette，June 23，1923.
[37] 1923年8月24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85。
[38] 1923年11月2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Lilly Library，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85。
[39] “Rebecca West Explains It Al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23.
[40] “Rebecca West Explains It All，”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1，1923.
[41] “Impressions of America，” New Republic，December 10，1924.
[42] 1923年11月2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Winifred Macleod的书信，转引自Gibb，Selected Letters of Rebecca West。
[43] 丽贝卡·韦斯特写给Gordon Ray的书信，日期不详，Pierpont Morgan，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88。
[44] “Rebecca West：The Art of Fiction No. 65，” 接受Marina Warner采访，Paris Review，Spring 1981.
[45]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Volume Four（1931-1935） （Mariner Books，1983），131.
[46]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Penguin Classics，2007），403.
[47] A Train of Powder（Viking，1955），78.
[48] “Rebecca West：The Art of Fiction No. 65.”
[49] 出自被收藏在Tulsa archive的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116。
[50] “A Letter from Abroad，” Bookman，April 1930.
[51] 波兰女演员，曾在德国拍摄了一系列大获成功的喜剧。到好莱坞发展后，关于她与卓别林订婚的传闻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这段关系被很多人当作明星利用绯闻提高人气的最早案例。
[52] Anaïs Nin，Incest，From “A Journal of Love”：The Unexpurgated Diary of Anaïs Nin，1932-1934（Harvest，1992），1934年4月27日的内容，323。
[53] Anïs Nin，Fire，From “A Journal of Love”：The Unexpurgated Diary of Anaïs Nin（Harvest，1995），1935年8月12日的内容，130。
[54] Gibb，Rebecca West，183.
[55]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37.
[56] Fiume，今称里耶卡（Rijeka）。
[57]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124.
[58] Charles Péguy，法国作家，1873～1914。
[59]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59.
[60] Katharine Woods，“Rebecca West’s Brilliant Mosaic of Yugoslavian Travel，” New York Times，October 26，1941.
[61] Joseph Barnes，“Rebecca West in the Great Traditio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October 26，1941.
[62] “Housewife’s Nightmare，” New Yorker，December 14，1941.
[63] “A Day in Town，” New Yorker，January 25，1941.
[64] “The Crown Versus William Joyce，” New Yorker，September 22，1945.
[65] “William Joyce：Conclusion，” New Yorker，January 26，1946.
[66] A Train of Powder，83.
[67] The Meaning of Treason（McMillan and Company，1952），305.
[68] “‘Shoulder to Shoulder，’” New York Times，October 21，1975.
[69] 1952年3月11日，丽贝卡·韦斯特写给Emanie Arling的书信，转引自Gibb，Rebecca West，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