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结束与开始

如果德国把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一个检察官认为诚实、勇敢、无私的人——关起来，那你只能相信是恶棍［当道］了……我相信英格兰会很乐意收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1]

——一名英国女子写给施坦莱恩的公开信，《大德意志报》（Grossdeutsche Zeitung）

整个周末，咖啡馆、商店和啤酒馆里都在热烈讨论着审判，[2]《米斯巴赫汇报》（Miesbacher Anzeiger）已经称之为慕尼黑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3]当红卡巴莱艺人魏斯·费尔（Weiss Ferdl）在皇家宫廷啤酒屋众多观众面前赞颂着被告人：希特勒和他的同伴“勇敢无畏地……坦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没什么可遮掩的。你们倒说说，他们做了什么错事？难道拯救祖国于耻辱和绝望是一种罪”？[4]

到了审判末期，希特勒已经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成竹在胸。《前进报》认为这种“突破天际的狂妄”[5]说明，希特勒根本就是个冷血精神病人。《法兰克福日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他对人群讲话的效果上，惊叹于演说使用简单、浅易的“修辞技艺”令群众陷入狂热，令“千千万万人感动落泪”。[6]其过程可以把方方面面顾及到：怒火、痛苦、愤懑、热血。无论他这个人还是他的演讲都不存在任何拐弯抹角。

在《巴黎之声》的夏尔·博纳丰（Charles Bonnefon）看来，希特勒审判仿佛来自14世纪。各敌对部落的酋长，率领着各自的部队，出没于这片“群雄逐鹿”的大地：其中有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卡尔和巴伐利亚当局；艾伯特总统和他的内阁；冯西克特将军和德国军方。此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莫非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形态”？[7]

费城《公共记录报》（Public Ledger）驻外记者描绘的是另一幅景象，称之为慕尼黑版“爱丽丝梦游仙境”审判。从“志在成为墨索里尼”的希特勒，到“前独裁者”卡尔，所有角色就像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小说里的女王和扑克牌：“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就会崩溃。”[8]

但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务必要认真对待，《温哥华太阳报》提出。如果合议庭还想重振慕尼黑法庭的尊严，那么一定要坚决处理普鲁士将军、“奥地利风景画师”以及他们那群不走正道、满怀仇恨的党羽。像德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应该“尽可能不要进行重大叛国的公诉”，但一旦开始了这个程序，司法系统“必须有力执行”。对这个共和国尤其如此，因为有大量自以为是、口无遮拦的敌人在质疑它的合法性。[9]

而此案的情节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前进报》认定。被告人已经供认——甚至炫耀——了自己的罪行。然而在奈特哈特法官主持下，经过这段时间的审理，谁还敢打包票说这些人会被判有罪？

按照坊间普遍的推测，希特勒将是唯一被惩罚的人，[10]因为他表达了对柏林、巴伐利亚和《凡尔赛条约》的蔑视。美国领事罗伯特·墨菲就认为希特勒会获徒刑，并依法驱逐回奥地利。他的朋友尤金尼奥·帕切利，也就是梵蒂冈大使和未来的庇护十二世教宗，也这么认为。目前看来，希特勒得有一阵子不能惹是生非了。[11]

考虑到审判的两极分化，当局担心在宣判时会爆发示威、打斗甚至骚乱。[12]左派和右派都有报纸在那一周被禁止出版，比如社会主义的《慕尼黑邮报》和极端主义的《大德意志报》。慕尼黑当局还禁止分发一切政治宣传册、海报、传单，连印刷的判决通告都不行。

警方一方面庆幸合议庭不是在周末宣布裁决，[13]因为有更多空闲时间，周末的人群规模会更大，容易导致事件的升级。另一方面，宣读判决书的时间改到了另一个可能会出问题的日子：正好是民族英雄奥托·冯·俾斯麦的生日。

那个周末，警方得到线报，称有人计划[14]在奥古斯丁勃劳掀起一场骚乱，奥格斯堡发来一封电报[15]提醒主审法官，纳粹党会明目张胆地拒绝接受任何有罪判决。有从遥远的美国寄来的信件，恨意满满地称施坦莱恩是个“可悲的杂种”[16]。他的副手汉斯·埃哈德甚至收到死亡威胁。[17]在这样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氛围里，警方决定采取最稳妥的方案。

3月31日星期一，警方高层[18]在埃特街总部的图书室开会，制定最后一个庭期的局面控制方案。重点是要尽可能减少出现骚动的机会，一旦出现要立即予以扼杀。警方绝不容忍任何的抗议或喝彩。布鲁登堡街一带禁止大型集会，在火车站对抵达慕尼黑的来车进行严密监视。

防卫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从巴伐利亚周边市镇调集增援部队。在慕尼黑城中各关键场所还加设警卫，以防遭到袭击，其中包括法国领事馆[19]、政府官员的寓所，尤其是奈特哈特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以及检察官的宅邸。[20]

当然，此次得出的将是终审判决。人民法庭是不存在上诉的。那一年创刊的《时代》杂志为读者回顾了审判过程，对于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因为重大叛国被斩首、绞死或其他方式处决”，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的理由可以归结为：

他们实际上在说：“我们不是唯一［犯下这一罪行］的人。巴伐利亚最高官员也参与了，但是由于他们觉得政变会失败，就退出了。其中一个是卡尔，还有洛索等。就是这样！”[21]

尽管语气戏谑，这位记者承认他觉得这个主张还是可信的。

事实上据《强硬报》（L’Intransigeant）报道，啤酒馆阴谋的涉案人数之多已经让巴伐利亚司法部不知所措。[22]坊间风传已经有幕后交易，确保鲁登道夫、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得到无罪释放。

至于三巨头，在审判快结束的时候已经逃离慕尼黑。有人说他们去了意大利[23]，还有的说在科孚岛[24]、希腊[25]或者瑞士[26]。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大家都不觉得意外。这几个巴伐利亚领导人已经证明他们的狭隘心胸[27]，《汇评》说。他们没有选择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倒是靠着官府的遮遮掩掩，钻法律的空子。他们逃离慕尼黑[28]这件事，难道不正说明了他们的罪行或懦弱，或者两者兼有？

尽管正在因为自己的叛国行径受到调查，法庭还是允许他们出国，这也是不出所料的。奈特哈特在保护卡尔、洛索或塞瑟的时候，可比保护宪法起劲多了。

《巴伐利亚信使报》认为，这样的一场审判在近代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29]主被告人的表现像“中了邪”，柏林的《前进报》说。记者提到了他在审判中听到的一段对话：旁听席里有个人在赞美希特勒是一个演讲大师，仿佛一个古风时代的巨人在昂首前行。此人还说，只要他想，他可以“让整个世界崩塌”。[30]

于是，眼看希特勒从政变的失败中挣脱出来，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需要法庭去回答的问题是：这将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还是起点？

[1] 1924年3月22日信件，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StAM。

[2] 如1924年3月29日《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等。

[3] 1924年2月26日《米斯巴赫汇报》。这是个很常见的说法，无论是在审判开始前（见1924年2月26日《农民周报》），还是审判过程中（见1924年3月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4]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W. W. Norton，1997），193. 需更多了解，可参阅Robert Eben Sackett，Popular Entertainment，Class and Politics in Munich，1900-1923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以及Jeffrey S. Gaab，Munich：Hofbräuhaus & History—Beer，Culture，& Politics （New York：Peter Lang，2006），67。后者最初是作者在1997年夏的慕尼黑大学经济史研讨班中的部分内容。

[5] 1924年4月28日《前进报》。

[6] 1924年4月28日《法兰克福日报》。

[7] 1924年3月8日《巴黎之声》。

[8] 1924年3月21日《公共纪录报》。

[9] 1924年3月9日《温哥华太阳报》。

[10] 1924年3月22日《小巴黎报》。许多法律专家也得出了这个结论，比如慕尼黑法学教授卡尔·罗滕布希尔，Karl Rothenbücher，Der Fall Kahr （Tübingen：Mohr，1924），30。许多法国报纸预测，至少鲁登道夫会脱罪，或者只得到象征性的惩罚，如1924年3月22日《巴黎之声》、1924年3月26日《十字架报》和1924年3月26日《法兰西行动》。

[11] Robert 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4），22.

[12] Kommando der Landspolizei München，Abtlg. A/Nr.678，Kommandobefehl für Dienstag，1.4.24，1924年3月31日，HA 69/1499，在1924年4月1日的《最后警告！》（Letzte Warnung！）中做了重申。另见媒体报道，如1924年4月25日《纽约时报》、1924年4月25日《高卢人报》、1924年3月29日《前进报》、1924年3月30日《时报》、1924年3月31日《慕尼黑报》，以及1924年4月1日联合通讯社（英国）。警方措施还可见于MINN 73699，BHStA。

[13] Sicherung des Hitler-Prozesses，March 12，1924，HA 68/1498.

[14] VId，überwachung，March 29，1924，HA 68/1498. 民间还有一些关于骚乱的传闻，见1924年4月28日《柏林日报》晚间版；关于压力可见1924年4月28日《法兰克福日报》和1924年3月29日《巴伐利亚信使报》；关于释放被告人的威胁，见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

[15] Telegramm aus Augsburg 2658. 33/31.W，1924年3月31日Police report，VIa 1010/24，以及同天的HA 68/1498。

[16] 除此之外，文件中还有别的一些信件，StAnW 3099，StAM。

[17]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30，NL Ehard 99，BHStA。

[18] Zusammenfassung der Ergebnisse der Besprechungam 31. März 1924 vormittags 9 1/4 Uhr in die Bücherei der Polizeidirektion，HA 68/1498.

[19] Kommando der Landspolizei München，Abtlg. A/Nr.678，Kommandobefehl für Dienstag，1.4.24，March 31，1924，HA 69/1499. 关于宣判前的安保方案，见Sicherung des Urteilsverkundigung，March 31，1924，MINN 73699，BHStA。

[20] Kommando der Landspolizei München，Abtlg. A/Nr.678，Kommandobefehl für Dienstag，1.4.24，March 31，1924，HA 69/1499. 关于宣判前的安保方案，见Sicherung des Urteilsverkundigung，March 31，1924，MINN 73699，BHStA。另见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30，NL Ehard 99，BHStA。

[21] 1924年4月24日《时报》。

[22] 1924年3月21日《强硬报》。

[23] 1924年3月29日电讯联盟社，1924年3月29日《汇报》，1924年4月1日瑞典法伦《箭头报》（Dalpilen），1924年3月29日《柏林交易所报》晚间版对此毫不怀疑。

[24] NA T84 EAP 105/7，2825-26，这一说法也得到广泛报道，比如1924年4月1日《巴伐利亚祖国报》；1924年4月2日《费加罗报》；以及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202。

[25] Carl Moser von Filseck，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1），1924年3月26日，Nr. 101，157.

[26] 1924年4月1日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北方标准报》（Northern Standard）。

[27] 1924年3月20日《汇评》。

[28] 1924年3月31日《法兰克福日报》和1924年4月9日《人民信使报》。

[29] 1924年3月15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30] 1924年3月7日《前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