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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60 早期工业化的工厂主和企业家
普拉斯的炼铁厂
当梅特涅将其注意力专注于波西米亚领地普拉斯时，他也希望从土地资源中有所产出，在教区附近新建一座炼铁厂，他委托别人进行调查，并经过繁复的过程得出了结论。他与在他属下的普拉斯镇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令人深受启发，他在那里遇到了聪明的、独立思考的官员，这些官员揣测，在他的领地之内有铁矿存在，并自作主张地保证，为确保取得建设矿山的勘探开采权而努力。他们给梅特涅寄去了找到的矿石样品，并且询问，可否由领地出资进行试钻探。大臣对这个项目的商业好处，和对此事进行系统性综合处理的必要性作了思考，“因为开矿山要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坚信，而不能完全依靠大自然非常偶然地暴露出的某种征兆，此外，我也看到了，为了提高木材的使用价值，一切都有可以试一试的必要性”。[38]
他让镇长作出决断，但是也同时提醒他，将项目仅仅视为一项“临时的研究”。这也就意味着，要先确认铁矿石的储量、品质和产出效益。结果令维也纳的国务首相与其属下的普拉斯地方官员喜出望外，因为这处领地远远比仅仅开采一处产量丰富的矿山要有利得多：除了含有铁矿石的成矿层岩之外，还发现了硬煤储藏。这真是幸运的一箭双雕。在还没有铁路网出现的早期工业化时代，铁矿石与硬煤在空间距离上靠得这么近，是再理想不过的事了，命中注定就适合将这些资源进行工业化的利用，再加上那些木材还可以用于工厂的生产，这将大大增加其使用价值，而且还由于是产自本地，也大大节省了木材的运输成本。我们知道，梅特涅对企业和技术的革新，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的，就像他在1794年作为聪敏的学生第一次与伦敦接触时，英国的工程技艺所表现的那样，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扮演早期工业化先锋和企业家的角色。
1844年位于普拉斯的圣克莱门斯炼铁厂
炼铁厂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我们有1844年关于这家企业装备的详细资料。[39]此时，有一座高炉和一座冲天炉，以及一台蒸汽机。由英国人约翰·威尔 金森（Johann Wilkinson）1794年发明的冲天炉（化铁炉），比起高炉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对熔铁施加影响，从而也更加经济，可以用它从粗铁中生产铸铁。仅冲天炉的名字本身，就可以想象它已经指向了厂房的天顶，长长的炉身高高地伸出了房顶。蒸汽机带动各种锻锤，将粗铁条锭变成所谓的条钢，这是一种铁原料，可以让小型的铁匠铺用来制造铁钉和饭勺之类的产品。所有这一切，都是侯爵的炼铁厂自行主导生产的，并为此还建了一座铸铁厂，一个机械加工车间，并配备了共计3台的车床和钻床，以及共计6台的刨床、螺栓车床及冲压机，以便对铁件进行深加工。炼铁厂所需的煤炭将从两个矿井中开采，铁矿石来自16个铁矿井。整个工厂已经具备了专业分工的工人队伍：124名矿工，26名冶炼工，75名铸工及刮沙工，45名锻工，46名钳工、车工及木模工，以及32名炭炉工，总共348名员工。这些人一年要加工80000担[40]铁矿石，生产18000担生铁、8000担铸件以及7800担条钢或工具钢。1842年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80000古尔登。
1856年普拉斯梅特涅炼铁厂的产品价目单
产品种类
1856年的某一款产品的价目表细节，表明了所提供产品种类之广泛，适应了当时正处于工业起飞的经济在各方面的需求。
因为可以用熟铁首先为铁路建设制造铁轨、车轴、轮箍，为农业主制造排土犁犁板、排土犁轮箍，为桶匠制造箍铁，相对而言，用铸铁生产的产品则可以满足家用需求：烤箱桶、铁锅、砝码、锅炉、研钵以及研杵、铁炉、炉隔板、炉箅、人行道板、水管、栅栏、铁钉，当然也有花园坐椅的扶手和长沙发。如果客户可以提供图纸和样品的话，炼铁厂还会根据额外交费，提供定制产品，经常是一些机器部件。自己设计的定制产品也是可以提供的，就像如今游客经常造访的、梅特涅下令为前修道院神职人员修建的墓碑一样。
科尼希斯瓦尔特宫庭院中标志性的铸铁喷泉，也是出自普拉斯炼铁厂，非常吸引来客的眼球。梅特涅炼铁厂的产品在波西米亚全境销售，所有产品主要存储于萨兹（Saaz）商人阿道夫·门德尔（Adolf Mendl）的仓库中，向全国供货。大臣没有将工厂出租，而是亲自指导，并由他的一个经理人领导，这样一来，收入就直接进了他的腰包。
社会性的工业族长
在梅特涅于1851年从流亡地重新回到维也纳后，他又一如既往地、细心深入地关心起自己的田产、地产和其他资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特别关注的是炼铁厂，以至于工人们在扩建企业的庆祝仪式上，集体向他表示感谢，并将感谢语写在了一份自制的荣誉状上——通过这种方式证实了梅特涅是一位具有社会性思维的工业族长。
1854年，繁荣的炼铁厂扩建了一个蒸汽轧机厂。在落成仪式上，员工合唱团[41]为梅特涅高歌一曲《波西米亚圣歌》，由普拉斯神父温采尔创作，并专为梅特涅翻译成了德语。歌谱封面上——从捷克语翻译过来——的标题是：“歌唱：献给最尊贵的克莱门斯·温采尔·罗塔尔·冯·梅特涅-温纳布尔格侯爵先生（Herr Clemens Wenzel Lothar Fürst Metternich von Winneburg）殿下，由学生合唱团为普拉斯蒸汽轧机厂落成而演唱。”[42]
普拉斯圣温采尔公墓中为修道院去世的神父修建的纪念碑，“怀念普拉斯西多会教区之逝者”
梅特涅的做法，就像后来其他的早期工业化工厂主一样——如克虏伯（Krupp）家族——受族长式思想驱动，而感到有义务关心“他们的”工人。而梅特涅还受到其数百年的家族传统影响，从领主与“臣民”的关系中跳出来，将自己理解成一个执政侯爵，面对其“人民”时要负有责任，在资本主义新时代，这一点阻止了他变成一个仅仅想获取利润的曼彻斯特式资本家。对于这样的企业家类型，给他们起的名字“二十年代人”，与1844年同时代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一样，可悲地出了名［在格哈德·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剧作《纺织工人》中被称作“三十年代人”］。梅特涅作为一个社会性族长，在一定程度上较早践行了后来才有的国家救济原则，比如在普拉斯炼铁厂附近，为他的工人建造了单层住房，如今，人们还可以参观作为博物馆的企业建筑物中部分的这种住宅排房。那里还展出着当时非常赢利的铸铁产品，从栅栏、火炉直到雕塑，应有尽有。
1854年普拉斯圣克莱门斯炼铁厂因扩建而向梅特涅致敬
放眼整个皇朝的工业先锋
作为大臣去参与哈布斯堡皇朝内部的商业发展，不属于梅特涅的职权范围。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他作为企业家的经验，在从事此事，并且证明了他超出自己领地范围之外的行动能力和早期工业化的天赋。梅特涅清楚，如果将能源与铁矿石结合在一起，炼铁工业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他看中了伊斯特拉的硬煤储藏，并且在那里建议，为建设硬煤开采工厂而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他还帮助这家公司度过了成立初期遇到的挫折。聪明的观察家将其称为“通向富裕的增值源泉”。[43]
国务首相是多么认真严肃地在对待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一份于1844年起草的备忘录作了证明，在备忘录中，他预先勾画了匈牙利通过工业化迈向富裕的蓝图。[44]他发现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太缺少“城市意识”。“城市只会在向前发展的文明进程中产生”，于他而言这是：通过“振兴他们的民族工业”，也就是从内部取得突破。为此，他提出了五点纲领，这五点纲领会给三月革命之前任何一位进步的经济大臣带来荣誉：[45]①“振兴”，这意味着地产和耕地的解放和流动（与冯·德尔·马维茨完全相反！）；②为促进物产发展设立抵押贷款银行，明确说就是：刺激投资和自由收购资产——他支持个人进行的大规模财产“接管”进程；③加大劳动力的投入，提高劳动强度；④改善“交往交流方式”以及“内部的交往交流通道”，就是说，扩建公路、铁路和内河航运，一个广泛拟定的基础设施政策要为持续增长打下基础；⑤“工业化培训”——要将正在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工厂的建设中去。以上他所描写的摆脱传统的落后状态的措施，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已经实践过的。国务会议上讨论了这份备忘录，结果是——也是用哈布斯堡皇朝内部最喜欢的方式——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委员会否决了为广大人民设立一家抵押贷款银行的建议。他从而再一次领教了民间谚语的真谛，一个预言家在自己的祖国屁也不是。纲领于1850年才通过一组系列文章公之于众，当时国务首相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在流亡地得知了这个最难以置信的消息，这份出自他手笔的纲领。[46]
在他于内部提出匈牙利纲领的同一时间——1844年——他在自己炼铁工业的影响领域向前推动的，正是全国最大的农业主短视的利益政策和——直到1835年——这个大帝国高高在上的、过于胆小怕事的君主在其主政的地方，做不好的事情。在波西米亚的贵族中，梅特涅并非唯一一个适应了现代经济转型，将农业土地领主抛诸脑后而加入工业生产的人，却是唯一一个身为大臣而这样做的人。早期，他在访问英国时就已经表现了对现代机器和工业生产技术的好奇心，在他自己的影响范围内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在最高政治层面产生了后果，他不仅热情地促进扩建铁路交通，而且还关心皇朝的工业发展。在1844年撰写的“匈牙利备忘录”中，他对此提纲挈领地说道，像其他落后地区一样，这个国家必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因为工业化对他而言——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与“文明”同样重要。他写道：“工业培训是文明的自然结果，而文明大厦则必须从底层盖起。”[47]
梅特涅在流亡布鲁塞尔时，再次确认了其几乎不为人知的经济政策设想，当时他回顾了三月革命之前的时代，并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48]的一份呈文表示完全同意，李斯特为匈牙利提出了与他同样的建议，即工业化前要先考虑公路、河流、运河、铁路这些合适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李斯特的设想，关键是要“振兴交通通信方式和道路”。[49]如果梅特涅能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这样的人算作他主张的证明人，那么，将他说成是所谓的“复辟狂”的说法，就要作一些修正了。按照他的帝国贵族等级出身来衡量，他完成了从觉悟向心理的转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同样经历了旧制度和正在开始的现代化的人，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
[1] Vgl.Conze/Wienfort，Adel und Moderne，1 u.7.
[2] Nach Henning，Quellen，43；vgl.Frie，von der Marwitz.
[3] 参见本章注160。家族一再得到来自皇室的资金馈赠。当儿子晋升为大臣之后，他曾让宫廷财务署的一名官员从账目登记簿中汇总一下家族通过这种方式一共得到了多少馈赠。许多差旅费、正规的公务支出、特殊的花销，如1790年皇帝加冕典礼或者拉施塔特和会的会议费用出现在账目中，但是，秘密的直接馈赠却不在其中，如对年轻的伯爵1795年婚礼，以及后来拿破仑战争年代和以后的馈赠。参见Franz Weibel的“Die Herrn von Metternich，insoweit im k.k.Hofkammer-Archive Nachweisungen von Ihnen vorhanden sind”，科尼希斯瓦尔特宫图书馆。
[4] Das Urteil in NA Prag RAM Krt.206，2035-5.
[5] «Eigenhändig niedergeschriebene Erklärung S.E.des Reichsgrafen Clemens W.L.Metternich über die Vermögens-Verhältnisse des Hauses zur Wissenschaft für die Nachkommenschaft，23.Dezember 1810»，NA Prag RAM Krt.63，3353.
[6] «Eigenhändig niedergeschriebene Erklärung[…]»，NA Prag RAM Krt.63，3353.
[7] Vermögenserklärung 4.8.1814，NA Prag RAM Krt.64，3398.
[8] NA Prag RAM Krt.63，3358.
[9] Verfügung des niederösterreichischen Landrechts，Wien，22.10.1819，NA Prag RAM Krt.192.
[10] Erklärung Franz Georgs[ohne Datum]，NA Prag RAM Krt.64，3410.
[11] Wiener Zeitung Nr.282 vom 8.10.1816/Beilage Allgemeines Intelligenzblatt，707.
[12] «Individueller Fürstlich-Metternichscher Passivstand mit Ende Dezember 1819»，NA Prag RAM Krt.192.
[13] Prozessakten und endgültiges Urteil in NA Prag RAM Krt.398.
[14] Der Originalvertrag in NA Prag RAM Krt.192.
[15] Vgl.oben，527f.
[16] Schreiben vom 13.2.1826 an das Plasser Oberamt，StA Pilsen Vs-Plasy，Krt.111，1826.
[17] Schuldverschreibung vom 1.6.1827，NA Prag RAM Krt. 200，1996.
[18] Vgl.Rieck，Friedrich Koenig.
[19] Die meisten in diesem Kapitel angeführten statistisch-topografischen Daten zu Plaß stützten sich auf：Anton Wiehl：«General-Karte von der hochfürstlich von Metternich’schen Herrschaft Plaß»，Schloss Johannisberg，Archiv. Wiehl war hochfürstlicher Revierförster und beeideter k.k.Landmesser；außerdem auf Sommer，Das Königreich Böhmen，Bd.6：Pilsener Kreis（mit Plaß），Bd.15：Elbogner Kreis（mit Königswart）.
[20] Verfügung Metternichs vom 24.6.1835 an das Oberamt Plaß，StA Pilsen，Vs-Plasy，Krt.125.
[21] Vgl.oben，605.
[22] Vgl.Sommer，Das Königreich Böhmen，6，322.
[23] NA Prag RAM Krt.141，5294；das Bibelzitat in Josua 1，17.
[24] Nach «Verzeichnis der Juden-Familien 1833» im Elbogener Kreis in der Herrschaft Königswart mit Miltigau und Amonsgrün，StA Pilsen Vs-Kynžvart，K-174；Sommers auf 1838 bzw.1847 bezogene Daten in Bd.6 u.15 weichen leicht ab.
[25] Vgl.Volkov，Die Emanzipation der Juden.
[26] Vgl.Sommer，Das Königreich Böhmen，6，316.
[27] 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克伦策（Leo von Klenze）均为德意志著名建筑师。
[28] Metternich，27.11.1819，an Handel in Frankfurt，Archiv Schloss Johannisberg.
[29] Vgl.Bädeker，Rheinreise，169f.
[30] Bädeker，Rheinreise，169f.
[31] Metternich，2.3.1819，an das Verwalteramt Johannisberg，Archiv Schloss Johannisberg.
[32] Archiv Schloss Johannisberg，Akte 1836.
[33] Archiv Schloss Johannisberg，Akte 1843.
[34] Alle Vorgänge zu 1848 in：HHStA Wien StK Kleinere Betreffe，Johannisberg，Krt.8.
[35] Bericht，HHStA Wien StK Kleinere Betreffe，Johannisberg，Krt.9.
[36] Vertrag vom 20.12.1850，HHStA Wien StK Kleinere Betreffe，Johannisberg，Krt.9.
[37] Turnbull，Reise，54f.
[38] Metternich，19.7.1827，an das Plasser Oberamt，StA Pilsen Vs-Plasy Krt.107.
[39] Die meisten statistisch-topografischen Daten zu Plaß stützten sich auf：Anton Wiehl：«General-Karte von der hochfürstlich von Metternich’schen Herrschaft Plaß»，Archiv Schloss Johannisberg.
[40] 一担为50公斤。
[41] 实际由员工合唱团演唱，但曲目标题上写的是学生合唱团。
[42] NA Prag RAM Krt.143，5357.
[43] Turnbull，Reise，2，236.
[44] «Ueber die Ungarischen Zustände»，in：NP 7，51-63；das Autograf dazu in NA Prag A.C.8，9a.
[45] Alle Punkte in NP 7，58f.
[46] Die Veröffentlichung geschah indirekt eingebunden in einer am 3.2.1850 in der Wiener konservativen Zeitung «Der Lloyd» beginnenden Serie über Ungarn，NA Prag A.C.8，Krt.12，73. Daneben war der Text in einer anonymen Flugschrift erschienen，A.C.8，Krt.11，71；komplett erschien der Text in «Oesterreichische Zeitung» vom 14.5.1857，A.C.8，Krt.13，80.
[47] «Ueber die Ungarischen Zustände»，in：NP 7，58.
[48] Georg Friedrich List，1789～1846，德意志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历史学派的先驱。他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意志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服务于国家利益。他的主导思想包括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
[49] Metternich，12.3.1850，an Kübeck，in：Beer，Metternich und Kübeck，94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