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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3 布鲁塞尔与奥属尼德兰
梅特涅生平中特殊的一页是他在布鲁塞尔的逗留。自1791年夏天起，他父亲就在那里任驻奥属尼德兰政府“全权大臣”。克莱门斯来到的这个地方具有历史意义，自16世纪以来，它的早期历史就与哈布斯堡皇朝以及后来帝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尼德兰南部的天主教徒与尼德兰北部的新教徒之间为信仰进行的激烈战争，直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将讲荷兰语的联省共和国从帝国中分离出去，才算平息下来。南部尼德兰仍旧归属哈布斯堡皇朝，先被皇室的西班牙脉系统治，1714年以后才由皇室的奥地利脉系掌控，直到1781～1793年间派驻的最后一任总督夫妇——阿尔伯特·冯·萨克森-切申公爵（Albert Herzog von Sachsen-Teschen）及其夫人玛丽娅·克里丝蒂娜女大公爵（Erzherzogin Marie Christine）[63]，即女皇玛丽娅·特蕾莎的女儿——在布鲁塞尔代表皇帝为止。
约瑟夫二世皇帝在推行其开明专制政策的过程中，开始向帝国各省的内部关系开刀：自1787年开始，他就质疑自古流传下来的“愉快的特权（Joyeuse Entrée）”，就是说，质疑1356年布拉班特、林堡、卢森堡各等级的所谓的《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64]。[65]同时，他要将鲁汶大学对神父严格的天主教培养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这种公然打破历史权利的做法，伤害了比利时强烈的等级自治的自信心，同时也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情感。律师亨利·范·德尔·努特（Henri van der Noot）——梅特涅在其回忆录中还忆起过此人——在其撰写的《关于布拉班特人民权利的备忘录》（Mémoire sur les droits du peuple brabançon）中罗列了皇帝所有的违法行为，并要求恢复旧有的权利。在奥地利政府对尼德兰联省共和国采取行动之前，他逃之夭夭。但是在布拉班特革命中，他又成功打破了奥地利人的统治。1789年10月24日，受到近邻法国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对派宣布革命。1790年1月10日三个等级在布鲁塞尔宣布“比利时合众国（Vereinigte Staaten von Belgien）”成立。哈布斯堡皇朝所属尼德兰的臣民历史上第一次称自己为“比利时人”。但是，范·德尔·努特的传统党（Traditionalistenpartei）与想仿照法国模式的民主党人的内部对立削弱了独立运动，奥地利军队最终在1790年12月3日成功夺回了布鲁塞尔。
新皇利奥波德二世与其去世的兄长的专制政治拉开了距离，实际上，在1789年之前，他就在他的模范国托斯卡纳，[66]作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实行立宪统治的诸侯确立了声望。[67]现在，他要安抚这个重新夺回的国家，并承诺恢复旧宪法。他有意识地将梅特涅的父亲弗朗茨·乔治这样一个政治家派往比利时任政府首脑，正是由于弗朗茨·乔治的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下莱茵地区的久远历史之中。此外，在皇帝的眼中，弗朗茨·乔治同时还是一个在为帝国效力的过程中，善于同各等级、帝国国会以及各教派打交道的最富经验的大臣，他能够巧妙地在派系纷争中进行调解、斡旋。弗朗茨·乔治来到了一个内部撕裂的国家，充满着旧贵族等级保皇派与受法国影响的民主派的纷争，而新皇利奥波德二世则赋予了他广泛的权力。
在此处，我们的目光不能聚焦于哈布斯堡皇朝以及弗朗茨·乔治在当地实行了什么样的政策，而是要明晰，被父亲定位为将来要成为外交官的儿子，在当地能够学习到什么，以及这个儿子为他后来实行的政策在此地经历了怎样的事先培训。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详细地搞清楚，梅特涅在布鲁塞尔逗留的具体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作过这项调查。他是首先利用美因茨大学的假期，于1791年9～10月在布鲁塞尔逗留的，他的父母也是在这之前不久，于7月8日才到达这个都城的。这样，他就成了父亲成功“结束列日处决”事件的直接见证人：通过与各等级的密集谈判，通过仔细算计过的赦免，以及通过延缓法庭程序。奥地利国务首相考尼茨对成功平息这次事件大加赞赏：这“在同样的程度上解决了三个问题，法律的威望、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安全以及国家的福祉”。[68]
1792年9月初，克莱门斯踏上了第二次前往布鲁塞尔的旅程。他在回忆录中给人的印象是，他逐地逐事地记录下了这次逗留的经历，但是尔后他再也没有返回美因茨念书。在开学之前，1792年10月21日，屈斯蒂纳将军一举拿下了美因茨的要塞和城市。于是，梅特涅只好在布鲁塞尔待到1794年3月25日，即他动身前往伦敦之时，而他在布鲁塞尔的逗留也曾因在1792年末至1793年初的冬天流亡到维泽尔而中断。对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人们没有给予关注，但是它十分的重要：正因如此，在布鲁塞尔的时间形成了单独的一段，在梅特涅的生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他在布鲁塞尔又学到了什么？首先，他的视野超越了阿尔萨斯-莱茵地区。其次，他第一次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实践中领会了欧洲大国交替变幻的政治游戏。在他没有付梓的回忆手记中，梅特涅记下了自己在布鲁塞尔是如何获取到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并且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获取一个地区概貌的方式有两种：或是从一座高山上观察，或是从平面的一个点出发开始观察。我在多次的旅行中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前往一个我不认识的城市时，我总是先要登上市中心最高的塔顶。不用几分钟时间，我就比我的那些想不费力气，只凭逛逛几条街就想认识那座城市的同行者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它。我可以带领他们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直到目的地，也不会迷路；而用他们的方式，则常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我投向被观察事物的第一眼，正是从事物聚集的那一点发出的。这个立足点（立场）从此就再也不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69]
梅特涅在揭开一项新的事物或题材时，总是牢记在布鲁塞尔发现的这种善于思考的方法，比如他于1801年第一次就任公使职务时，或者在主持非常复杂的外交谈判和处理政治问题时——在这方面，维也纳会议可以说是最大的考验。这种善于思考的方法教会他先从寻找一个观察点开始，这个点可以拉开与被观察事物的距离，并可以使他根据事物不同的情况去寻找基本原则；这就使他站到了一个“理智”的立场上，这也是他在“学术和事业中”始终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总是能领先政治同僚和政治对手一步，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能预先估计所作决定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能力。
在他的回忆录中，梅特涅恰好将这种“塔顶鸟瞰”的观察事物视角，以他的布鲁塞尔时期尼德兰为例，作了一番展示。对已经被扼制住的革命势头，他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个国家刚刚走出了一场内部危机，其后果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我所处的位置，可以使我有机会同时观察两个国家，并对其加以研究，其中之一经受了革命的恐怖，而另一个正显示着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所留下的新鲜痕迹。我从中汲取的教训和立场，在我漫长的公职生涯中，从未失去。”[70]
在尼德兰，梅特涅认识到了政治的三重维度。首先是在一个政治组合体的内政中的危机管理——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由多国组成的政体，在历史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宪法的基础上建立。其次是在外交上的国际冲突管理，在这一方面，梅特涅学到了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导致了国与国的结盟，以及一个国家从战争状态中摆脱出来是何等的困难。最后一个维度告诉他，比利时的内政和外交是如何由于邻国革命战争的激进化，而纠缠在一起的，从此以后，这个现象在革命年代以及后续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影响着政治。
外交的学校：内政
在欧洲的近代早期，奥地利属尼德兰代表着典型的组合国家。它们由半自治的省组成，每个省都有各自的首府。[71]从国家法角度来说，这个国家以君合国（Personalunion）[72]的形式与哈布斯堡皇朝联系在一起，而哈布斯堡皇朝则由上文所提到的总督夫妇代表，并掌有最高统治权。这对在1791年6月15日返回布鲁塞尔的总督夫妇，通过巡视所有省的方式，举行巡回就职典礼，而各省的各等级可以就地宣誓效忠，当然也可以示以报怨；凭借这种方式，双方确认这个邦国是一种联邦性的组成部分。
弗朗茨·乔治对内政管理机构进行了重组，并与各等级进行了深入的和充满着相互理解的谈判，进而重新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的政策涉及的主题主要是内部安全，内部安全后来——自1809年《申布伦和约》（Frieden von Schönbrunn）[73]以来——也变成了他儿子克莱门斯的工作范畴。儿子在父亲那里学到了，应该用何种国家手段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弗朗茨·乔治设立了自己的“皇室警察”安全办公室，因为他必须知道，何人在何地正在从事地下秘密活动。这牵涉了由法国操纵的秘密社团，以及保王党流亡人士的秘密地下活动。这两个激进组织在同样的程度上威胁着比利时的外部安全，因为它们随时可能给法国提供与比利时开战的缘由和借口。弗朗茨·乔治领导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针对流亡者的内部斗争，直到他最终解散了由5000人组成的军官团并将他们驱逐出境。[74]而第二个工具则是他成立的新闻办公室，任务是检查信件和控制报纸——它同样主要针对“内部的敌人”。
此外，弗朗茨·乔治还要不停地与只关注自己利益的贵族进行斗争，以便为抗击法国人的战争筹集资金，维也纳政府顽固地逼迫他这样做。1792年4月20日法国宣战后，加强这种做法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与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对待贵族的 自由友好政策相反，自1792年开始，皇位继承人、他的儿子弗朗茨则越来越勒紧了针对贵族等级的绳索，越来越强调坚持皇权。弗朗茨·乔治认为，这种政策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弗朗茨皇帝于1793年2月27日在维也纳的相府[75]中设立了一个自己的“联络署（Jointe）”，即比利时事务特别署，再加上这个联络署由被任命为尼德兰事务总管的费迪南·冯·特劳特曼斯多夫（Ferdinand von Trauttmansdorff）来领导，因此他非常生气。费迪南·冯·特劳特曼斯多夫在皇帝面前为布鲁塞尔要求更多的预算开支，并且想方设法阻挠和破坏梅特涅的政策，于是他成了弗朗茨·乔治的宿敌。作为父亲，他陆陆续续在五个方面向儿子克莱门斯展示了富有教益的教材，虽然他更愿意放弃这种教育：对抗革命、政治警察、新闻监控、驾驭等级冲突、挫败宫廷阴谋诡计等。[76]
弗朗茨·乔治的第一个政府任期从他1791年7月8日进入布鲁塞尔开始，直到1792年11月8日他不得不组织政府第一次逃亡为止；他首先要确保国家财产和档案的安全，以及将人员和那些常驻布鲁塞尔的、已经递交过委任状的外国公使送往流亡地鲁尔蒙德（Roermond），当鲁尔蒙德也不能确保安全以后，再带领他们前往维泽尔。[77]在此期间已经中断在美因茨的学业，并开始在父亲的办公室工作的克莱门斯，就这样第一次经历了一国政府在革命的敌人面前展开的逃亡，其规模如同后来的1809年，当拿破仑逼近维也纳，整个皇室逃亡到匈牙利的科莫恩（Komorn），这次逃亡也是必须先将国家档案送到安全的地方。
在1792年末的紧急情况之下，弗朗茨皇帝下诏，免除了总督夫妇阿尔伯特和玛丽娅·克里丝蒂娜的职务，将其交予皇弟卡尔大公爵（Erzherzog Carl）。而大公爵提倡的改革纲领，恰如为弗朗茨·乔治量身订制：“永久性地了结君主与等级之间的宿怨，但不能伤及国体。”[78]皇帝特别强调这一点并谕示：“你有一位主持公道的大臣辅佐在侧。”皇帝肯定对弗朗茨·乔治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因为就在此次危机期间，他向弗朗茨·乔治颁发了金羊毛勋章，以示表彰。[79]
在法国吞并比利时时期，各省的反抗此起彼伏。大量的 传单和宣传册在社会上流传，指出祖国处于危险之中，号召比利时人行动起来，将破坏宗教和旧社团的野蛮人赶走。拿起武器武装起来的呼吁也已显现。[80]在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1月31日要求将比利时并入法兰西国家的行为曝光之后，这场抗议运动的熊熊烈火如同被浇上了燃油。
此时，奥地利人重新夺回比利时的战争准备工作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并最终以科堡亲王（Prinz von Coburg）1793年3月18日在尼尔维登（Neerwinden）的胜利而告终。同时，弗朗茨·乔治实施了一项全面恢复被法兰西人破坏掉的各等级历史权利的计划，这项计划包括“立宪制的法律、国家的习俗和特权”，[81]参照标准就是玛丽娅·特蕾莎女皇当政时晩期的社会状况。同时实施的政治计划还有：宣布实行普遍大赦，禁止所有非法结社，其中包括于此期间在布鲁塞尔成立的雅各宾党人俱乐部；监控和驱逐法国流亡者；以及对在1789和1790年的暴动中遭受损失的人们进行经济补偿。[82]梅特涅的父亲要向比利时人发布一项公告，这个公告在帝国军队开进被敌人吞并的地区时就已大量印刷，并要在重新占领比利时后作为展示和平的信息广为传播。儿子后来也效仿了父亲的这一手笔，1814年初，当反法同盟军开进法国之时，当时已任外交大臣的克莱门斯也发布了一项诏示和平的公告《告法国人民书》。在布鲁塞尔的军事革命时期之后，梅特涅经历了由其父亲负责的等级立宪的法制复辟过程，可以将这个过程看作一种对梅特涅微缩了的，并集中于内政问题的考验。说它是微缩的，是相对于梅氏后来于1815年在一个大得多的时空维度上经历的考验而言，即他的欧洲“重建”计划。但是无论规模大小，斗争的原则是一样的。
弗朗茨·乔治在比利时获得了什么样的声望，或许可以从他1793年3月29日荣归布鲁塞尔时所经历的场面观出，儿子克莱门斯也一同见识了这个场景。市议会在狮子城门前准备了国宾座驾迎候，在欢迎仪式上宣读颂词，然后引导他上车，由市民们亲身拉车，在城中绕行两小时，全体市民列队，欢迎他进城。晚上，全城张灯结彩，向他表示敬意。[83]
然而，并非布鲁塞尔人民经历的法国反立宪的中央集权制的经验使梅特涅的父亲心里感到温暖，早在他临时出逃之前，布鲁塞尔人民就已经发出了对他表示敬意的信号。为庆祝10月4日（圣弗朗西斯日）弗朗茨·乔治以及皇帝的命名日，第二天在梅特涅家门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有分节歌曲演唱和音乐伴奏，并且用铜版画印制了一份节目单。[84]克莱门斯看着他们为父亲庆功，而且不容忽略的是，所有的表演都像在分析、争辩法国革命的因素，并试图将这些因素在贵族等级的意义上，吸收融化，为己所用。因此，弗朗茨·乔治的政府就出现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现代感的时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布鲁塞尔的一份宣传单上的铜版画，《为庆祝“派驻大臣”弗朗茨·乔治和弗朗茨皇帝圣弗朗西斯命名日》，1792年10月5日
在宣传上，弗朗茨·乔治的政府试图巧妙地利用时代精神，为自己的合法性服务。在上述宣传单中提到的一幅铜版画上有一个正方形的物体，这个物体从有关古画形式和内容的解释上说，是一种稳固的象征。它的正面是弗朗茨·乔治的 圆形浮雕像，环绕周围一圈的是尼德兰各省的省徽纹章，也是历史上联邦制的化身。飘带上的文字是：“他是一切的核心（Il est dans tous les Cœurs）。”左侧的旗帜上宣告：“比利时全体人民的普遍心声（l’expression général du Peuple Belge）。”这听起来不得了，因为这是1789～1790年在布拉班特革命中讲出的话，并在克服旧等级社团主义的过程中，第一次被一个比利时民族改写。铜版画中间的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同样使人马上联想到法国的“自由女神（Liberté）”。右侧的旗帜上宣布：“皇帝万岁！克里丝蒂娜和阿尔伯特万岁！比利时心爱的人梅特涅万岁！（vive l’Empereur/vivent Christine et Albert et vive Metternich le Chérie des Belges）”
完全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流行起来了一首按照分节歌《马赛曲》的节奏演唱的进行曲式歌曲，那是1792年4月26日在阿尔萨斯行军时创作，但是直到年底才作为解放歌曲在尼德兰听到的曲子。
起来吧，朋友们！
使劲地唱起欢快的歌。
所有的感谢
送给让我们幸福的人。
在我们的喜悦中
伴着双簧管最柔和的和弦欢呼吧，朋友们。
千百次地高呼：
弗朗茨万岁！
万岁弗朗茨！
在另外的段落中，则大肆吹捧梅特涅的功绩：在其治下，家国安康，城乡繁荣，医治创伤。作法驱魔——“喷火女王”，降妖伏怪，精神兴旺。万恶旧制，臭名昭彰，铲除罪恶，世态和祥。旌旗招展，斗志昂扬，消灭敌匪，胜利在望。不帅军旅，功盖四方，法军投降，万岁我王！[85]
从这样的表示中可以看出一种比利时式的爱国主义：由哈布斯堡皇朝统治者撑腰，为比利时的国家独立而战。谁要是仅仅将其贬斥为“哈布斯堡皇朝复辟”，那就完全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独立意愿，并且会从后来的“进行现代化的”法国统治者那里，勾画出一幅符合当时宣传鼓噪的幻景，而不是真正经历过的实相。而法国人的真正意图，则是想要像三个东部强国对待波兰一样，将比利时从地图上抹去。[86]此外，布鲁塞尔的贵族等级和平民的庆祝游行，非常形象地驳斥了对弗朗茨·乔治所作的评价，即他在布鲁塞尔“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这种评价一直是特劳特曼斯多夫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的理由。[87]与此正好相反的是：1792年10月5日，当梅特涅官邸门前响彻着这些赞美声音的时候，法国军队正在向布鲁塞尔进军。可以预见的严峻情况，也使年轻的克莱门斯能够对新的、现代化的战争进行一些思考。
战争学校：国际政治
“胜利啦！胜利啦！我们打败了法国人！”法国向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宣战十天之后，贝阿特丽克丝·梅特涅在从布鲁塞尔写给克莱门斯的信中如斯写道——那时他还在美因茨念书。[88]法国人在1792年4月20日宣战后，立即对奥地利属尼德兰发动了进攻，开始了一场几乎可以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作战。
可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之后，起初一切看起来完全是另外的样子：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列强并没有感觉受到特别的威胁。大革命爆发初时，正赶上欧洲遇到危机，列强们各自都在以不同的特殊方式，参与到这场对它们来讲显得更为重要的危机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Katharina II）的俄国卷入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并将波兰爆发的革命看作一个求之不得的缘由，以便重新瓜分这个国家。意在扩大其在欧洲权势的普鲁士，也想要同等程度地参与波兰的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支持列日和布拉班特的革命，目的在于削弱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皇朝所属尼德兰国家以及在整个帝国中的优势。在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下的奥地利，以及在其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后，于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统治下，则致力于与土耳其缔结和约，并像大不列颠一样，更愿意将法国国内的动乱，看作他们求之不得的对法国自身的削弱。利奥波德二世皇帝的新政还包括，从与普鲁士经年累月的冲突中抽身；他成功地通过《莱辛巴赫协定》（Konvention von Reichenbach，1790年7月27日）把普鲁士拉到自己一边，以使在奥地利军队刚刚重新夺回比利时不久的这段时间里，保证这个国家的重组不受干扰。
法国国王1791年6月20日从巴黎出逃到瓦勒纳（Varennes），改变了一切。此外，他还将布鲁塞尔看作可资考虑的逃亡地！在巴黎制宪议会里的人们相信，国王是要背叛宪法。另一方面，紧迫的局势迫使两个德意志强国更加靠近。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Pillnitz）会议上，它们迫使在场的法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法国流亡群体的首领阿图瓦伯爵[89]发表一项声明，目的是：“使法兰西国王有能力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巩固政府形式的基础，因为这一形式符合君主的权力和法国的福祉。”[90]（1791年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如果所有列强都同意的话，它们还威胁使用军事手段，当然仅仅是由于大不列颠反对，使用军事手段才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法国议会的眼里，这项声明无异于宣战。法国流亡者的问题也为宣传提供了子弹，选帝侯区美因茨、特里尔以及布鲁塞尔的法国流亡者，真的在试图聚集部队，以努力推动对法国的干预。
当法国立法议会于1792年4月20日向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宣战，并强迫国王路易十六同意时，帝国正在经历一个旧皇去世、新皇尚未即位的空窗期，因此无法令皇帝本人下达战书。起初，法国方面也预计仅仅会进行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国王相信，匆忙赶来的王室陆军将很快结束巴黎的骚乱，而立法议会中的革命派则期待，在哈布斯堡皇朝的领土上 可能只会进行一些事关“土地归并重划”的行动，以及将国王作为叛徒予以揭露。他们远远没有估计到，受国人拥戴的“腓特烈大帝（Frédéric le Grand）”的国家，会与奥地利协同作战，毕竟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个列强更多的是在相互争夺，而非并肩合作。[91]
作为被主要牵涉的政治家，弗朗茨·乔治在哈布斯堡皇朝所属尼德兰国家中，属于为数不多的、在听说宣战之后立即能够预见到其影响程度的人：“情况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久将面临大的事变，这不仅对法国人，而且对所有国家人民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2]同样，克莱门斯的母亲也马上看到了它们对世界历史的深远影响。还在法国宣战之前，她就从布鲁塞尔写信给还在美因茨的儿子，谈了她的具有先见之明的分析：“绝望是普遍的；在没有国家元首的时刻，陷入这样一场危机，帝国的处境是多么的残酷！我敢向您肯定，我的朋友，人们会在胡乱猜测中迷失方向，一切都会随着后续发生的事情被毁掉。……人们相信，我们将不会再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她已经预先看到，奥地利在尼德兰的统治行将结束。[93]
法国流亡者
对阿尔萨斯贵族统治权利的攻击，人民对斯特拉斯堡市政厅的冲击，与他的对革命欢欣鼓舞的家庭教师的讨论，他的那些进行煽动活动的大学老师——所有这一切，使梅特涅从一开始就成为那个时代所发生事件的直接见证人，这些事件中完全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言语和行动，组成了一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而它的密码“革命”，则无处不在。与此平行的，则是与它相反的世界在清晰地发出声音。在从科布伦茨、科尼希斯瓦尔特和维也纳写给儿子的信中，梅特涅的母亲始终关注着这个相反的世界，并为其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说法：“反革命的形势进展缓慢（L’affaire de la contre révolution va tout doucement）。”[94]
反革命！人们或许认为，这位年轻的时代观察者会始终并且感情强烈地站在反革命一边，毕竟他所属的那个贵族等级的利益，以及他的良心的基本价值遭到了威胁。但是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他是在不同的地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法国流亡者打交道：无论是在他的故乡科布伦茨，很多人逃亡到了这里，他的母亲也从这里给他写信报告情况；还是在美因茨，他上大学的地方；以及在布鲁塞尔，流亡者在此处对派驻大臣来说，已经发展成为极其严重的、几近爆发战争的问题。克莱门斯主要是在美因茨和布鲁塞尔寻求与他们（法国流亡者）建立交流。他沉浸于法兰西的文化与精神气质中，这些东西对他后来的政策制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我用这种方式认识法国人、理解法国人，并被他们所理解。”[95]而这些人中还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人，后文将会提及。但是，他也以在乔治·福斯特的沙龙里研究雅各宾党人同样的外在表现去研究忠于法国国王的流亡者：“从这个（雅各宾党人的激进主义）流派中脱身出来，我又陷入了另一个法兰西的（流亡者的）派别中，它教会我见识了相反的一面。”[96]引人注目的是，他感到流亡者的政策同样也是“过激”和“极端”的。他们很不情愿地向他展现了“从旧的统治时期就开始犯的错误”。
梅特涅留下了一些暗示，然而在这些暗示的背后，总是隐藏着通过流亡者，通过美因茨的革命新闻，以及通过来自巴黎的雅各宾党人的间谍传递的具体信息。无论他去哪里，总会遇到流亡者：1792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皇帝加冕典礼的外围，他观察到了他们的“轻率”；在科布伦茨，法国王室的王子们聚会并预计，不出两个月就能从他们的流亡地再次返回家乡。而在法兰克福，他也常常在谈话对象中遇到著名的流亡人士，并且发现，流亡使他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他特别指出了著名的神父和修道院院长让-西夫林·莫里（Abt Jean-Siffrein Maury）。从前他是巴黎三级会议里一个坚持原则的成员，并曾是僧侣等级中的平民宪法的反对派（Gegner der Zivilverfassung des Klerus）。1791年他流亡到罗马，并作为教廷的代表，被教皇派往出席帝国皇帝的加冕礼。在法兰克福，年轻的梅特涅已经注意到了他性格上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基本特征，使他后来无条件地成了拿破仑的追随者。[97]
梅特涅断定，流亡者也同样负有责任，他们的责任可以追溯到旧制度那里，对此他继续写道，“就像这些事情在法国已经发生的那样，它们肯定是要发生的”。[98]只要看到了零星的、反对革命的军队出现，流亡者就会错误地臆想（胜利），法国人将会转移，而“无套裤汉（Sansculotte）”[99]就会缴械投降。这种在梅特涅看来“严重的假象”，导致了普鲁士相信流亡者，从而使它的军队在瓦尔密（Valmy）惨遭失败[100]——不但是因军事上的后撤遭到失败，而且他们的声誉也受到重创。[101]
流亡者的政策也使梅特涅意识到，革命不会仅仅局限在法国境内。贝阿特丽克丝也早在1789年9月初就预感到，这个“瘟疫”会冲出法国，到处扩散。每个人都在高呼“自由”，这不过是空洞的废话，听起来很完美，但是根本无法去证实。起初，她还对阿图瓦伯爵抱有希望，因为他在波恩得到了很多支持。她以为这一切也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102]但是仅仅在半个星期之后，她就改变了自己的判断：阿图瓦伯爵的声明简直可怕，如果他的确犯了被指控的那些罪行，并因此被判处火刑（Autodafé，作为异教徒被置于木柴垛上焚烧），他就应该被送上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103]她睁大眼睛关注着革命的进程，并用她的担忧和希望不断地纠缠着儿子。这期间，她已经将流亡首领阿图瓦伯爵当作了一个政治“障碍”，并将其看作一个她所认识的最难忍受的人（le plus rude）。[104]
通往战争之路——战争的第一年
作为一个年仅19岁的青年，梅特涅是如何感知通往战争的道路的，他又在哪些地方有机会从内部去观察战事的进展？在这方面，比起那些回忆手记的情节，已付印出版的回忆录所透露的情况要少得多。作为见证人，他在战争准备阶段就陪同父亲参与其中。弗朗茨·乔治作为派驻奥属尼德兰的常驻全权大臣，是法国军队进军的直接当事人，因此，在商讨如何继续做战争准备工作时，他必须带着所有的情报参加。为此，在法兰克福皇帝加冕典礼过后，所有君主都要前往美因茨出席诸侯大会（Fürstenkongress，1792年7月19～21日）。在会上，弗朗茨·乔治特别要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helm II）[105]举行谈判。就是这次会议，在场的法国流亡者们试图推进进军的准备，并致力于发表一份战争宣言。[106]
当克莱门斯与他的父亲随后前往科布伦茨，拜访位于梅特涅庄园附近的普鲁士军队的统帅部时，他还看到了法国流亡者 对发表战争宣言所做的进一步的煽动工作。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忽略了梅特涅曾在不同的场合亲眼看到的事情，即由于他父亲的原因，他所亲身经历的有关不伦瑞克公爵臭名昭著的宣言，起初是如何在美因茨起草，后来又如何于1792年7月25日从科布伦茨普鲁士军队的统帅部中发出。[107]在梅特涅的回忆录中，他不仅忽略了这桩引人注目的事件，相反，却详细论述了在科布伦茨第一次与普鲁士王储、后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08]相遇的情况。从1797年开始直到国王于1840年去世，梅氏一直与其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也同样描述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高大强壮的体魄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109]
关于宣言本身，他不再沉默。了解他后来所实行政策的人都知道，他永远不会同意这样一份文件，而是会将其视作政治上的愚蠢和毫无成果之物加以批判。它都宣告了什么呢？宣言宣布，这次进军是业已结盟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共同军事行动，并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不伦瑞克公爵。开战的理由是德意志诸侯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地被占领，以及奥地利属尼德兰遭遇入侵。他们并不想干涉法国内政，而只是想把法国国王、王后和王室家族成员“从监禁中解救出来”。这些理由听起来没有特别扣人心弦，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在下文中，人们明显可以感到流亡者们那种激越的无法停歇的狂热，他们威胁说：“假如杜伊勒里宫再一次遭到冲击，或者哪怕受到丝毫的暴力困扰，假如国王、王后以及王室的其他任何一位成员受到些许的侮辱，假如不立即对他们的安全和自由采取周到全面的有效措施，那么，为了让冲击者永远吸取教训，皇帝陛下将对他们进行杀一儆百的惩罚，将把他们交付刑事法庭，整个巴黎也将被夷为平地，不顺从的、犯有罪行的市民将遭到严酷的报复（第8条）。”[110]
法王路易十六于8月3日向立法议会通报的这份宣言，主要涉及的是之前于7月20日向国王发出的威胁：为了在无套裤汉向杜伊勒里宫进攻时免受伤害，国王登上了宫殿的阳台，并戴上了雅各宾党人的红色帽子。宣言全文出自当时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法国流亡者，曾任奥尔良公爵财务总管的热罗姆-约瑟夫·若弗鲁瓦·德·利蒙伯爵（Graf Jéròme-Joseph Geoffroy de Limon）之手。但是一年多以来，这类的威胁“始终是布鲁塞尔和科布伦茨谈判桌上的话题”，并且在保王党的报纸上广为传播，已经对王室造成了伤害。[111]宣言给法国立法议会提供了理由，它向欧洲各国人民发出激情呼吁，只要他们愿意奋起反抗自己国内暴君的专制统治，法国就会向他们提供支援。1792年，后来即位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曾这样评论道：宣言在法国唤起的保卫祖国和捍卫自主权的热情，比起立法议会以及革命组织发出的所有爱国主义号召的总和还要大。[112]尽管发布了宣言，或者说正因为发布了宣言，无套裤汉于是在1792年8月10日发动了向杜伊勒里宫的进攻。梅特涅的家庭教师西蒙帮助做了进攻的准备工作，进攻以国王在立法议会的保护下逃亡而结束。一天以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开始从卢森堡出发，向法国进军。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对此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写道：“夏末（1792）我前往布鲁塞尔。战争正全面展开。”[113]紧接着在布鲁塞尔度过的时间，对梅特涅此后的人生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有机会在近处观察战争。真希望所有那些被赋予掌握国家命运权柄的人，都能上一上这所学校。在履行我公职义务的长期过程中，我经常有缘由希望自己有幸获取这种经验”。[114]在这件事情上，人们经常诋毁年轻的梅特涅，说他仅仅是想通过观看，就把自己培养成军事专家；说他想取得“战争艺术课实习培训证书”；但是，“他那种外行参与包围作战行动，一钱不值”。[115]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对梅特涅而言重要的是，政治如何过渡为战争，传统战法的战争如何进行，战略和策略如何制定和运用，并且，对一个政治家来讲，如果他的行动计划失败了，要估计到人员会遭到什么样的伤害和痛苦。
此后，他在他父亲的办公室工作，也参与了与奥地利军队统帅部之间所有有关军事活动的通信往来。弗朗茨·乔治安排他从事“最秘密的密室工作，这个情况无疑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梅特涅回忆道。[116]他所担负的任务，使他频繁往来于奥地利军队统帅部与布鲁塞尔之间。这期间他听到了普鲁士军队溃败的消息：在最高指挥官不伦瑞克公爵的统率下，他们的意图是向巴黎挺进，却于1792年9月20日在前述的瓦尔密陷入了包围。对法国人来讲，这场中断了的会战，成了革命军队有能力打败各君主联军的神话。君主们的战争已成过去，人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见证人歌德的名言不幸言中：“世界历史新的时代”“从今天，从这里”——从瓦尔密——开始了。歌德是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冯·魏马-萨克森公爵（Herzog K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前往瓦尔密的。一天以后，国王在巴黎停职，9月22日，共和国宣布诞生——即使在法国人的意识里，这也是一个新的时代——以他们自己的纪元来计算。
像上面已经提及的那样，梅特涅知道普鲁士方面受到流亡者设想的误导。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他就已经将其视为错误，并在不提及公爵姓名的前提下写道，军队“由一位在军事上的名声仅仅是建立在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对其空洞无聊的一番恭维言词的基础之上”的人来指挥。[117]他说，公爵的无能导致了“无可挽救的败退”。后来得到的信息与梅特涅的判断非常接近，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认识：假如不伦瑞克公爵不是犹豫不决地拖延了好几天，而是立马向巴黎进军，法国军队将根本无法抵挡。[118]结果就是，法军主帅迪穆里埃将军（General Dumouriez）得以于1792年10月10日在法国国民公会上自吹自擂，并且大肆宣扬这次战争的意识形态特征，呼吁扩张军力。他说，自由将无往而不胜，所有的王权都将被征服，暴君专制将被摧毁，人民将彻底觉醒，国民公会用它的决议为各国人民的福祉和兄弟情谊打下了基础。[119]联军在瓦尔密的后撤，为迪穆里埃提供了转而进军比利时 和莱茵地区的空间——后果是灾难性的：屈斯蒂纳将军于1792年10月21日占领了美因茨，迪穆里埃则在11月6日于热马普（Jemappes）取得了戏剧性胜利后不久，在1792年11月14日挺进布鲁塞尔。
梅特涅在出版的回忆录中，对布鲁塞尔王室在此期间的出逃时段保持了沉默。在手写的《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Hauptmomenten meines Lebens）中，他则透露：“与尼德兰总督府逃亡到鲁尔蒙德和维泽尔。在维泽尔挨过1792年末到1793年初的冬天。”[120]1792年11月8日到9日的深夜，他们一家人逃离了城市。[121]梅特涅有生以来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政治流亡——也就是说被革命者驱逐——意味着什么，就像他自己1794和1848年又再次经历的那样，是种灾难性的体验。他被卷入比利时的未曾中断的汹涌颠沛的湍流中度过了整整一年半的时光，这期间囊括了捍卫奥地利在尼德兰的统治，以及从革命军手中重新夺回这种统治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时期，梅特涅得到并阅读了他所提到过的大量读物，如美因茨的刊物和传单小报，它们使他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到法国人在选帝侯区的强权统治与德意志雅各宾党人的活动。因为布鲁塞尔也建立了同样的雅各宾党人俱乐部。
梅特涅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在大量阅读的这几个月，以及在不安的等待中，他却比同时代之人更深刻地了解了革命的本质，而那些同时代的人，仅仅是在被动地受到宣传的价值观和革命目标的鼓舞。在此，内政和外交之间紧密的关联性也让他受到启发，而他早已在斯特拉斯堡、科布伦茨、美因茨和布鲁塞尔的法国流亡者的关于形势和煽动的宣传中，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如果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将对革命的这种深刻认识放到了“学习年代”一章内，那么，这就正好补充说明了，在斯特拉斯堡、科布伦茨、美因茨和布鲁塞尔度过的几年对他来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时候的法国人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革命”，他评判道，并且点名指向的就是那些流亡者；这些流亡者通过一次战争就想在巴黎把旧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的希望，他也认为是错误的。只有军事手段是不够的，“道德的灵丹妙药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他来说，错误远在旧秩序的历史中即已铸成。他认为自己父亲的政策，即在比利时革命后重建历史权利，并将其重新赋予各个等级，才 是真正的灵丹妙药；正是他的父亲，成功地“维护和稳定了这些省的道德状况”。[122]
在奥地利军队于1793年3月18日取得尼尔维登的胜利之后，弗朗茨·乔治偕全家于3月29日重返布鲁塞尔。克莱门斯对此事标注道：“与皇室及王室的军队重返布鲁塞尔。”[123]自此以后，他就始终关注着军事动态：“参与了远征军的全部活动。”这期间，他经历了一出戏剧性的事件。迪穆里埃的失败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引发这位将军与雅各宾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国民公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因此，迪穆里埃在与奥地利人商定之后，草拟了一份计划，要将他的部队开往巴黎，以推翻国民公会。这个计划暴露之后，国民公会派战争部长比农维勒（Kriegsminister Beurnonville）以及4名代表加缪（Camus）、基内（Quinette）、拉·马克（La Marque）和邦卡勒（Bancal）[124]去执行逮捕这个叛国者的任务。但这位战败的陆军统帅很清楚，他很可能要被送上断头台。迪穆里埃向4月1日抵达指挥部的代表们表明：“我不会去巴黎受那些疯子们的羞辱，也不会接受革命法庭的审判。”当代表团的发言人加缪向他说明，他还不了解革命法庭时，他回答道：“我知道，它是一个血腥的、罪恶的法庭。只要我还手握寸铁，我就不会屈服。我甚至向你们声明，如果我握有权力，我将为了民族自由而铲除这一耻辱。”[125]从美因茨被驱逐的屈斯蒂纳将军后来的命运证实，迪穆里埃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前者于1793年8月28日在巴黎被送上了断头台。
年轻的梅特涅目睹了这出戏：奥地利指挥官的一名年轻的副官向他父亲报告，迪穆里埃将军将5名国民公会的全权代表移交给了奥地利人。不仅如此，还指派克莱门斯在布鲁塞尔接收这些人，并陪同把他们送入监狱。就像之前对待在美因茨的雅各宾党人一样，即便在此时，在与雅各宾党人的直接对话中，梅特涅也试图完全不带偏见地来研究他们的思想。关于在布鲁塞尔与罗伯斯庇尔的这些信使，以及他的朋友的相识情况，梅特涅写道：“在他们被关押的监狱中，我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听取了他们对将军的控告，他们奉命要将其解职并予以逮捕。”[126]1793年在布鲁塞尔，在这样的一个恐怖之年，如此近距离地、活生生地面对恐怖的革命使者——来自巴黎的雅各宾党人——就像同时期面对他的家庭教师西蒙一样，当然西蒙完全是以另一种不同的角色出现。奥地利人将这五名犯人押往摩拉维亚，并在那里将他们一直关押到1795年。[127]
梅特涅眼看着迪穆里埃将军出于恐惧，于1793年4月4日叛逃到奥地利阵营——他的部队不愿意随他进军巴黎——而他恰恰是为反对王位上的暴君们的民族解放战争注入动力的将军，并且是起草战争宣言的主要参与者，这让梅特涅见识到革命活力更多的奇特之处。梅特涅这样评价迪穆里埃将军的非常手段：“法国的恐怖统治，极大地伤害了它自己的指挥官，就像用榴霰弹在扫射士兵！”[128]这句简明扼要的名言使人想起了吉伦特派的维克杜尼昂·韦尼奥（Victurnien Vergniaud）在1793年10月31日临刑前发出的感言：“革命就像萨杜恩（Saturn，古罗马的农神）：她吞噬了自己的孩子。”[129]三月革命之前的革命家兼戏剧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30]将这句话用在了即将走上断头台的丹东（Danton）[131]身上。[132]1792年9月的谋杀、韦尼奥言语所指的对吉伦特派的大屠杀，以及丹东之死，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亲身经历和接触的现实情况，即便他是以另一种身份在经历。
不言而喻，迪穆里埃的情况意味着另一种性质，因为此人相信可以与奥地利人一同干一番大事业。1793年4月4日，他甫一抵达奥地利阵营，就与奥地利将军马克（General Mack）一起，着手起草以科堡亲王名义发布的公告，并计划于4月5日发布。它将公布奥地利皇帝并不想征服法国，而是要在法国重新建立和平与秩序，为此目的，科堡亲王将与迪穆里埃将军合作。[133]为了解释自己的意图，迪穆里埃前往官邸拜访了“驻尼德兰全权大臣（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s Pay-Bas）”弗朗茨·乔治，并按他得到的印象，表示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还在那里获得了德意志护照。[134]
他的战争计划具有极高的政治爆炸性，并将年轻的梅特涅第一次引进了国际政治舞台。在名义上，他确实早已走进这个舞台，因为在布鲁塞尔的时期，皇帝弗朗茨已经任命他为驻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公使，常驻海牙。[135]这样，他就经历了一个叛国的将军试图与奥地利结盟，以便去推翻巴黎政权的事件。整个插曲之所以能在梅特涅的一生中引起众多的关注，是因为它指向了在梅氏早期的传记中到目前为止仍不为人知的一件事，即他参加了1793年4月8日的安特卫普会议。
安特卫普会议与第一次反法同盟
作为父亲的陪同，在安特卫普，年轻的梅特涅第一次不是在科赫和福克特的教科书上，而是在亲身参与中，学到了在欧洲政治中维持大国间的均势意味着什么。对此，读者需要将下述情况设身处地具体想象一下：到目前为止，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36]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并没有因法国国内发生的变故削弱了法国的邻国，而认真对待这件事。起初，法国人的意识形态动机并不在英国的主要考量之中，反而是全球的海洋权益——诸如去夺取法国的殖民地等——在英国人看来比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要重要得多。[137]只是当1792年11月19日法国国民公会决定，同意“对所有愿意重新夺得自由的民族进行支援和视同兄弟”，并命令法国的将军们“对这些民族提供支持，对那些因自由事业而受到迫害或将要受到迫害的公民提供保护”时，[138]英国人的看法才发生了转变。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39]看来，上述这些理由已经足够让大不列颠对欧洲大陆进行军事干预。之后不久，埃德蒙·伯克成为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来说最重要的人物。
法国国民公会声明的在理论上准备输出革命，在迪穆里埃将军征服比利时之后不久，就变成了冷酷的政治现实。“自1787年以来，大不列颠的法国政策的重大转折”也发生在这里。[140]因为自中世纪以来，只有法国占领了比利时沿海，英国才会动用武力，这已然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规律性模式（埃贝哈德·魏斯语）。[141]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是最终的信号，法国大使因与流亡者搞政治阴谋而从伦敦被驱逐，这导致了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发出了人们早已预计到的宣战。这是革命的法国又一次对外宣战。
如此一来，欧洲列强在安特卫普均要面对这个问题。本来按照普鲁士的定义，这次碰面是一次“军事会议”，而这次碰面却建立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联盟。用这种方式，从1792年初开始直到1815年结束，欧洲六次结盟，从而进行反法同盟战争，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则成为参与所有结盟，并经历了所有反法战争的唯一的欧洲政治领导人，无论是以积极的见证人身份，还是以外交官的身份，抑或以政治家的身份。这一经验为1813～1814年的他带来了很多益处，那时他要亲自处理第六次，也是最后且最具决定性的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3年4月8日各国代表齐聚一堂：不列颠［约克公爵（Herzog von York）、大使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荷兰［王位继承人奥兰治亲王（Erbprinz von Oranien），他是后来的尼德兰王国国王威廉一世，1848年梅特涅曾在布鲁塞尔给予他避难庇护］、奥地利［科堡亲王、大臣梅特涅伯爵（由克莱门斯陪同）、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及驻海牙大使施塔荷姆贝格（Starhemberg）］，以及普鲁士［中将克诺伯尔斯多夫男爵（Generalleutnant Freiherr von Knobelsdorff）、驻海牙公使科勒伯爵（Graf von Keller）］。会上，各方交流了有关各自部队人数、后备情况、指挥官姓名、军火库地点和装备情况的确切信息。[142]
这次会议是由奥地利，确切地说是由科堡亲王倡议召开的，目的是将同盟各国日益分散的利益倾向整合起来。特别是，他想让这次会议讨论他擅自与迪穆里埃商定的计划，以及他向法国人发出的呼吁书草稿。与像迪穆里埃这样的小人合作的意图，在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吵，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奥地利公使的报告中得知。[143]迪穆里埃投入同盟的怀抱不过是想活命；而他的品性既阴险狡诈又野心勃勃，企图在同盟中扮演男主角。约克公爵感觉自己受到了科堡亲王的欺骗，而奥克兰勋爵则声明，要马上启程离开，奥地利皇室使英国人大失所望，他还威胁说要解散同盟。其他与会者均采取了同样的拒绝立场。
如此一来，梅特涅的父亲就在年轻的克莱门斯面前展现了应如何运用娴熟的外交技巧，既要缓和走进了死胡同的僵局，又要不使科堡亲王丢面子。开会之前，施塔荷姆贝格曾多次恳请弗朗茨·乔治出席会议，现在他可以幸运地吹嘘，有一位“功绩卓著、经验丰富、政治分量重要……理智、清醒又深思熟虑的”大臣在身边帮他平息风暴，而且主要是助其与约克公爵和奥克兰勋爵进行和解谈判。施塔荷姆贝格在英国人面前详陈，如果要求一位像科堡亲王这样级别的、功勋卓著的陆军统帅，以公开的形式正式收回成命，那将对其名誉和声望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弗朗茨·乔治支持施塔荷姆贝格的说法，并且指出了一条挽救僵局的出路——会议可以共同起草另一份声明，因为根据最新情报，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迪穆里埃所指望的军队背离了他，致使与他达成的停战协定由此失效。这样的声明文本将会使亲王的名誉和自尊心得到尊重。由梅特涅父亲起草的声明受到与会者普遍的欢迎，会议记录则对迪穆里埃只字未提。有经验的父亲不仅在如何与比利时贵族打交道上，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给儿子上了很好的一课。而克莱门斯则认识到在处理国际冲突时，大不列颠所具有的分量。
在安特卫普，年轻的梅特涅找到了“他所持信念的坚实基础”，自此，这一基础就成为其外交生涯中恒定不变的理念。然而，人们也可以不同于持反对科堡亲王立场的出席会议者，对反对科堡计划的决定作完全不同的评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两种“战争学派”的竞争。拒绝这个计划同时也恰恰意味着，不是坚决地、共同地向巴黎进军，而只是限于占领法国边界地区的要塞。这就再次出现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当时将瓦尔密战败看作是错误决定所导致的情况（“如果不伦瑞克公爵……恰恰决定向巴黎进军该多好”）。他在此学会了被后世批评家称为“奴颜婢膝地忠实于老旧战争学派”的东西。因为人们毕竟知道，在科堡的指挥部里，有些人用他们的成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指挥大股部队，并可以用很冷静的，同时又经过充分思考的锐利眼光投放这些部队作战。[144]
回到布鲁塞尔以后，梅特涅亲身观察着战争的剧场，并真的获得了他想要向所有政治家推荐的经验。那时他还不知道，军事冲突的残酷程度已经大大升级，他也不知道，阵地战中要爱惜部队的传统战法的作战形式，由于拿破仑在欧洲占具压倒优势的原因，已经蜕变为歼灭战那样的只是杀人的战争。在逗留布鲁塞尔期间，有一些战争场面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坚持持续地进行观察，主要包括一些靠近比利时边界的、紧密排列的法国人的碉堡工事阵地，位于如今的法国北部省（Department Nord）境内。
梅特涅首先研究了对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Escaut）的围攻。围城战中，法军新任指挥官、迪穆里埃的继任者当皮埃尔（General Dampierre）将军，在想炸开包围圈时反被打死（1793年5月8日）。[145]给这位年轻的观察者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自1793年5月24日至7月28日对紧邻的瓦朗谢讷（Valenciennes）的围城战。他写道：“在包围战进行时，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我都在场。”[146]当不列颠人在约克公爵的统率下，从8月23日到9月8日全力围困敦刻尔克，准备重新夺回这个对他们来说无比重要的欧洲大陆的桥头堡时，梅特涅正跟随着奥地利军队转战凯努瓦（Quesnoy）——8月19日将其包围，并于9月19日成功占领。以这种方式，他经历了反法同盟军1793年在法国边界最后的几次军事胜利。但是，耗时费力的包围作战给了法国人足够的时间，从年初的失败中恢复元气，并又能够开始大面积地夺回失地。法国人得益于对手采取的老旧学派的军事战术，即仅限于包围，而不是大面积推进，因此他们夺回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地区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当梅特涅正致力于与军人们保持持久的联系时，他得到了玛丽娅·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路易十六王后，奥地利公主）[147]于1793年10月19日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在那个时代，再也没有其他事件像此事一样带给他莫大的震动，以至于直至暮年，此事都一直对他产生着影响：他一直将 这位王后、玛丽娅·特蕾莎的女儿祈祷时所使用的最后一本《圣经》——即使在监狱中她也带在身边——保存在科尼希斯瓦尔特的宫殿中。作为身处布鲁塞尔的皇室的仆人，年轻的伯爵感到这一事件就像对他本人发动的攻击，他怒不可遏，情绪彻底爆发，并诉诸文字，而在此事过后，他再也没有将自己的情绪写到过纸上。梅特涅撰写了一篇《告军人书》（Aufruf an die Armee），却并没有付印。
战士们！你们的勇气、你们的果敢精神无须鼓动；但要成倍地激起你们的激情、你们的欲望，向你们正在与之战斗的、残忍的敌人复仇，为令人发指的杀害玛丽娅·特蕾莎血亲的无耻行径复仇！
法国王后、奥地利的玛丽娅·安托瓦内特被害，无辜地被杀害在断头台上，在这罪恶昭彰的刑场。
去揪下那些亵渎上帝的恶魔的脑袋吧，那些杀害他们的国王、王后和毁灭祖国的杀人恶魔！
你们永生的特蕾西娅之血——奥地利之血——正流淌在断头台上！
听吧！上天和大地的声音正在呼唤你们去复仇！复仇！以死复仇！
合法皇朝的英勇卫士们！在皇朝的荣誉恢复之前，向前冲锋，永不停息！[148]
此后，在梅特涅那里再也找不到将复仇作为政治行动动机的缘由了。后来，当他年事已高，整理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他亲笔在文件夹的封面上写了一句话：“给皇室及王室军队的呼吁书草稿，于1793年在我年轻气盛时撰写。”
尽管他在回忆录中也声称，17岁即已“成年”，但这次情感的爆发和感到束手无策的状况说明，即使20岁时他也还没有真正成熟。因为他还没有在亲身经历过的和拒绝过的“激进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找到自己真正的立场：是做雅各宾派还是当保皇派。他对自己在布鲁塞尔度过的时光总结如下：“从这一派别［西蒙行事方式的（激进主义）］中解脱出来之后，我沉迷于法国流亡者之中。他们教我认识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在两种激进分子之间，必定存在着一个中间派的那种感觉，一直在影响着我年轻时的情感。寻找它（中间道路）是我内心一直存有的冲动，而要真正找到它却又是极其困难的，也使我在内心相信，我还不具备处理世界事务的技巧。”[149]
鉴于这种激进的情况，以及他要找寻“中间”政策的需求，他认为自己不适合搞政治。当然他还缺少实质性的经验，与法国的这场大战，使他靠近了这种经验。它可以从根本上影响梅特涅的政治视野，并使他能够找到自己想寻找的东西——“中间”的政治立场，因为他认为，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实行完全负责任的行动。为此，即将到来的大不列颠之行将助其一臂之力。
这趟差事源于反法同盟军的窘境，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需要盟国不列颠的援款。1794年3月，弗朗茨·乔治·冯·梅特涅委托他的财务总管——奥地利属尼德兰财务总管（Trésorier géneral des Finances des Pays-Bays Autichienne）——皮埃尔-贝努瓦·德桑德鲁因子爵（Vicomte Pierre-Benoît Desandrouin）去伦敦谈判一项借款事项。[150]他将他的两个儿子——克莱门斯和约瑟夫——托付给德桑德鲁因，以便使他们认识大不列颠并结识其政治首脑。德桑德鲁因又邀请他的女婿利德凯尔克-博福特伯爵（Comte de Liedekerke-Beaufort）陪同照料两位公子，不能不说，这一决定是个幸运的巧合，因为博福特伯爵的日记透露的梅特涅伯爵在伦敦逗留的情况——此时大概已21岁——远比他自己回忆录中关于此行的情况要多很多。由于利德凯尔克的出现，一个一等的流亡者又一次来到梅特涅身边，因为利德凯尔克在其于1791年逃亡到比利时之前，曾是法王路易十六弟弟的侍从。[151]
弗朗茨·乔治向英国首相皮特通报了这些客人即将抵达伦敦的消息。这是梅特涅第一次前往不列颠拜访上流社会和英国王室。他们于1794年3月25日从布鲁塞尔动身，一直待到7月方才重新回返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