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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2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降临
法国大革命对于梅特涅来讲，意味着世界历史的断然转折。他知道不列颠的光荣革命，并且非常推崇这场革命对英国政制发展的促进意义；他也清楚美国革命的基本概况，甚至认为这种共和的活力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合法的。但爆发于巴黎的这场革命，却是根本的、彻底的、富有成果的革命，因为它——他一再这样的强调——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而且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社会”革命，以及一场关系到在欧洲推翻社会秩序和旧有法理的革命。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梅特涅关于“社会”的概念究竟有何所指，观察得都过于肤浅。如果更仔细地对其生平进行传记式的追踪，比如他是如何与革命建立了联系，哪些事件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影响，什么样的私人接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及对立是如何接踵而至的，那么，上述问题就将清楚无疑。而弄明白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出现过，也将同样具有强烈的实质意义。
历史学家必须区分清楚：一方面，今天的知识告诉他，革命绝非立即就威胁到了其他的欧洲国家，它首先只是政治上已然衰弱国家的一个内政问题。另一方面，原始史料也向他表明，梅特涅对革命的最初认识，也是建立在他对革命这一事物认知的场景不断转变的基础之上的。他的基本经历，只是逐渐使他对新现象的图景不断地充实和完整起来，这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把他所得到的图景又带到了他后来的生活中去。如果更加详细地了解他早期的情况，就会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梅特涅诸多三月革命之前[12]有关“革命”、“激进主义”以及奉行这些主张的政治活跃分子的言论。至于他获得认知的场景和所接触的地区呢？这就要考虑到，几乎所有的主要场合，梅特涅都是作为见证人出现在现场，这些场合也都是革命在越过法国边界后牵涉其他国家的地点：在斯特拉斯堡、在莱茵河沿岸，特别是在美因茨和科布伦茨的流亡者那里，还有就是在奥属尼德兰国家，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Koalitionskrieg）[13]就是从这里开战的。强迫年轻的伯爵接受的，都是些以不同面孔出现的事物：表面上诱惑人的、充满暴力的、秋后算账的、富有教益的、预言未来的，总之，不一而足。
阿尔萨斯的家和母亲的担忧
从1788年夏到1792年8月的整个学习期间，梅特涅与他的母亲一直保持着固定的书信往来。他的母亲至少每八天就要得到她热爱和关怀着的、身处远方的儿子的消息——无论她是位于科布伦茨、科尼希斯瓦尔特、布拉格还是在维也纳逗留。梅特涅后来在整理这些信件时，在捆信札的信封上亲手标记道：“母亲关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信，它们证明，革命影响的范围是如何之小，以及事件的实质被理解的程度是如此之低。”[14]
还在大革命爆发之前，他的母亲就抱怨道，为土耳其战争征收的帝国战争税，使家里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对家计的担忧后来急骤地加重。1789年7月28日，她对克莱门斯发自“恐怖剧场（Theater des Sohreckens）”的“令人悲伤的消息”第一次作出反应，而且是出自单纯的保皇主义：“这是什么革命啊！人们屈辱地看到，一个如此辉煌的王朝由于内战演变成了骚乱（troublé）。”对他的母亲来讲，法国的事变不仅仅是骚乱、起义、内战，而且已经是“革命”。于是她马上就将自己的担忧转向了阿尔萨斯，她的父母和他们的家产都在那里。她从谣传中听说，在阿尔萨斯，城市遭到焚烧与摧毁，在那里所有的宫殿，以及在法国所有的伯爵领地（Comté）均变成了废墟。贝阿特丽克丝为她的妹妹担心，她（妹妹）已经将所有的家具送到安全地区，并逃亡到了布赖斯高（Breisgau）。此外，她还担心勒米尔蒙（Remiremont）修道院的修女们，她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权利；女修道院院长是已经在法国遭到诅咒的孔代亲王（Prinz Condé）的妹妹。贝阿特丽克丝的担心并非不合情理，斯特拉斯堡的报纸就报道说：“整个阿尔萨斯到处是燃烧的火焰，杀人放火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在全国到处流窜。”[15]
梅特涅的母亲马上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本：“与教会的俸禄再见了，它们已经没有了。”当他的母亲说到这场运动针对的对象时，克莱门斯感觉到被说中了，似有切肤之痛：“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所有国家的贵族都被打倒了，人们就是要求他们倒台，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只是一小部分。”[16]而她担心的则是“特权和封建权利（droits seigneuriaux）”。她描写了在阿尔萨斯还有财产的帝国诸侯的情况：巴黎制宪议会在1789年8月5日的著名会议上，剥夺了这种封建权利，一个星期之后，斯特拉斯堡就展开了针对此事的讨论。梅特涅自然也已得知，家庭教师西蒙随时都在向他通报情况。[17]
暴力革命：1789年8月21日对斯特拉斯堡市政厅的冲击
与母亲在信中进行的有关政治情况的交流，使克莱门斯逐渐明白了自己作为受到威胁的帝国伯爵所处的境地，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使他对革命采取了保持距离的立场。在斯特拉斯堡，这个16岁的青年也亲身经历了革命的爆发——冲击市政厅，与攻占巴黎的巴士底狱一模一样，就是说：从它使用暴力的角度来看，一模一样。不要小看这样的经验。梅特涅回忆道，他的“头脑那时太年轻”，还理解不了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他被“当时的情况弄蒙了”。但是，他“用一个年轻人的所有能力”去领会“雅各宾主义运动”。梅特涅并没有将其作为有害的经验来描写，但是，“革命”和“人民”在他面前的表现方式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主权在民的思想，在他的评价中受到的谴责不可能再坏了：“混迹在一大群自许为人民的沉默的观众中，我也看到了斯特拉斯堡市政厅被一群醉醺醺的暴徒烧杀抢掠，这些乌合之众同样也自称人民。”[18]
这并非一个保皇派的夸大宣传。梅特涅到底具体经历了什么？关于巴黎的革命事件，特别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斯特拉斯堡，一个信使只需要三天半就可以从巴黎抵达那里。7月19日是一个星期天，人们已经把法国国王在制宪议会上的讲话贴满了斯特拉斯堡的大街小巷。[19]人们欢呼国王万岁，因为他与人民达成了和解，于是宣布庆祝三天。手艺人和打短工的很快就把城市打扮得光彩照人，就像都城巴黎一样，庆祝广场上的焰火和节庆彩灯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前往。一个目击者强调，就连士兵都参加了庆祝活动，“特别是，还有一群大概60个来自体面家庭的年轻人”。[20]作为目击者，梅特涅当属其中。
市政厅于7月20日召开会议，讨论市民和农民的抱怨与降低面包和肉品税的要求。在民众投掷石块和一片喊打声中，市政厅官员落荒而逃，而斯特拉斯堡财务总管约瑟夫·克林拉（Joseph Klinglin）则安抚民众并向他们保证，将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7月21日，市政厅犹犹豫豫、毫不情愿地同意了他的说法，但是紧接着，令人迷惑的谣言突然四起，称市政厅又收回了所作的承诺。于是，聚结在一起的民怨爆发了：年轻的学徒、好斗的青年以及妇女们相互煽风点火，手艺人和打短工的则手持他们的工具作为武器，他们决定，攻占市政厅。[21]
驻守斯特拉斯堡的士兵们开始集结。梅特涅看到，他的保护人马克西米利安亲王（Prinz Maximilian）作为“皇家军团”上校率兵介入。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底层的民众使暴力变得无法控制：玻璃被打碎，为装扮城市留下的云梯，尤其给那些大胆的人帮了忙，方便他们拾梯而上，冲进了令人憎恶的市政厅会客厅。而士兵们则待命不动，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刺激。此时克林拉在大声呼喊：“孩子们！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千万不要放火，也不要烧毁东西！”民众也的确遵守了他的要求：确实什么也没有烧，却把市政厅办公室的家具捣毁，并扔出窗外——连同档案柜中的文件、记录、契据等……在市政厅前扔了满满一广场，没过脚踝。
他们喊出的口号表明，来自巴黎的消息如同火上浇油：“不要税收！三级会议万岁！”[22]没有一间办公室能幸免于难，城市金库被洗劫一空，公用马车被全部砸毁。一部分暴乱者闯进市政厅酒窖，用17000升葡萄酒将其“全部淹掉”。眼睁睁地面对众多民众，士兵们似乎束手无策，只是零星地干预一下，以免最坏的事情发生。广场周围的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带着从市政厅获得的战利品：窗帘、文件、信函、窗框以及玻璃器皿等。
家庭教师西蒙的革命化
冲击市政厅，看起来好像是一场被经济状况恶化所驱动的人民的愤怒情绪的爆发。经济状况恶化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的后果。在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梅特涅对事件真正的原因和背景保持了沉默，而实际上，当时的他十分清楚。然而，他那些没有正式出版的记录却透露，他自己的家庭教师西蒙实际上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他是这次冲击斯特拉斯堡市政厅的领导人之一，目的是毁灭在市政厅中保存的历史文件、地产登记册以及一切有关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文献资料。”[23]这样一来就使这次暴动具有了理性和革命的意义。它的矛头指向了贵族手中还残存的封建特权，指向了梅特涅越来越以“旧帝国法理”所理解的东西，而西蒙则显示了该如何宣传鼓动人民群众，以及如何利用他人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1789年7月22日，受到愤怒暴民的惊吓，斯特拉斯堡市民自我武装起来，并依照巴黎市民的样子组织起了民团，由市政厅官员、教授、商人和传教士组成。大学校长布莱斯希（Blessig）把学生们召集起来，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保护大学的设施。西蒙也毛遂自荐，主动承担夜间站岗的任务，这使克莱门斯的母亲贝阿特丽克丝大为光火：他要关心的，应该是托付给他的学生的安危，而不是整个城市的安全。他表现的这种被误解的勇气，使梅特涅的母亲非常生气，以至于她威胁说，由于这种非理智的行为，家庭教师会失去他的职务。[24]
对西蒙实际上卷入了斯特拉斯堡起义这件事，梅特涅并没有告诉母亲，而且，从各种迹象来看，他有意向后世隐瞒了对这位有革命倾向的教育家实际上的同情。梅特涅在他手写的笔记中标注道，西蒙“以狂热的激情投入了革命的渣滓。他在我的书桌上撰写激进的报刊文章，对阿尔萨斯的革命化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25]西蒙还翻译了全本的法兰西国家宪法，梅特涅也同时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他也想拥有一份法国的首部宪法，所以他亲手作了抄录，并在留白处写满了评注。直到他去世，这部宪法一直保留在他的书房中。[26]
在这个夏天后来的日子里，西蒙号召取消贵族头衔、禁止携带武器、没收教会财产。[27]此外，从他在1789年12月6日编辑出版《爱国周刊》（Patriotische Wochenblatt）开始，这位完美地讲着法语和德语的人，就被日益拉入事变的中心。他的这份周刊创办于斯特拉斯堡，以德语版本向它的德语读者讲解天赋人权。[28]最终，他于1790年8月31日以这样的标题号召进行一场“欧洲的圣战”，“用普遍起义去发泄神圣的和有益的愤怒吧——致邻国人民的一封秘密的公开信”。[29]他的激进化倾向，驱使他进入巴黎的革命首领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和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小圈子。梅特涅知道：“1792年，马赛人支持巴黎委员会选举他任十人委员会（Comité des dix）主席，这个委员会领导了八月事变。”[30]换句话说就是：在为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里宫作准备时，西蒙也在场；进攻时，起义的人们大肆屠戮瑞士雇佣军，驱使国王逃到了立法议会。[31]
就像欢迎法国向旧的大国宣战一样，西蒙也是意气风发地同法国将军屈斯蒂纳（General Custine，又译卡斯蒂纳）一道回返美因茨，屈斯蒂纳1792年10月21日占领了美因茨；也正因如此，德意志的雅各宾党人才能够建立美因茨共和国。西蒙翻译了将军致普法尔茨人的呼吁书。当普鲁士于1793年7月22日重新夺回美因茨时，这位被临时任命为“法兰西驻美因茨大法官”的人，在签署投降书之后返回了斯特拉斯堡。在此之前，他还曾在法国刺刀的保护下，作为专员试图影响“莱茵—德意志国民公会”的选举。[32]
在斯特拉斯堡，他求助于巴黎救济委员会（Pariser Wohlfahr-tsausschuss）[33]权倾一时的委员、狂热的革命法院执行官路易·安东尼·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来对付“革命的叛徒”，并于1793年10月成为“军事法庭（tribunal militaire）”的成员，该法庭作出了62项死刑判决。[34]关于西蒙，梅特涅写道：“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他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在那个不幸的省，那个令人厌恶的法庭对造成的流血所负有的责任，他难辞其咎。”[35]他的回忆没有错。
在梅特涅的传记中，用这么长的篇幅只谈论一个人，说得过去吗？对于这个问题，梅特涅自己给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不为人知的答案：“就极度膨胀的激进主义而言，我不可能（比起在他这里）在一所更好的学校里，来认识激进主义的学说、手段和途径了。我的直觉使我在这场闹剧中认识了我的老师的最基本品性。他个人的疯狂和行动中的愚蠢，我是非常清楚的。由于在一个的确是激进主义的学校中受到了教育，使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是最为平淡无味的形态。”[36]
对于梅特涅而言，西蒙看起来既是一个温柔的、有担当的好人，又是一个时刻准备实行暴力革命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就如今天人们常用的说法一样。按梅特涅的说法，他有着一个“激进分子（Radikalen）”的化身，但是从词义上来看，两种说法指的是一个意思，因为梅氏指的是“根源（Wurzel/radix）”，而我指的是“根本（Grund/fundamentum）”。弗里德里希·西蒙属于那类很容易兴奋，以及很快就会被鼓动起来，并在为了人类理想的争论中，要求毫无顾忌地作出牺牲的人，因为目的就是一切，为了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
当梅特涅后来在三月革命之前（Vormärz）谈到“激进主义”时，人们总会将他与“西蒙”联想起来，这个人对梅特涅的影响太深了——一方面，在争取年轻人内心的过程中，使他远离这种情绪化；另一方面，又以他的极其单方面的革命经验影响着梅特涅。但是，这场革命也具有另外一副对梅特涅而言完全陌生的面孔：立宪改革运动。开始时，约瑟夫二世皇帝和利奥波德二世皇帝，也并非完全不具同情地关注着这场运动所追求的目的。梅特涅后来对他的家庭教师的评价说明，尽管他后来处在强者的地位上，但是并没有对西蒙采取报复或者诽谤的行动和意愿：“这个家庭教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高兴了，陶醉了，会掉眼泪，他会用他的博爱和仁慈去拥抱整个世界。我是他的学生，但是我的灵魂却陷入了深深的悲伤。”[37]
梅特涅将自己首先看作革命的“持续的见证人，然后才是它的反对者”。他刚刚认识到自己见识了一所学校，一所误入歧途的、精神错乱的、激情过分的学校。所见识到的一切，从他的角度来看，使他后来免于被误导，使他更坚定地“反对这些革新和理论所具有的、引诱人的表面现象……按照我的理解和我的良心，这些革新和理论，在理性的和良法的法官席面前，是站不住脚和永远不被受理的”。[38]这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启蒙者的发声，这里响彻着伊曼努尔·康德著作中的教诲，这些康德的著作同样保存在梅特涅位于科尼希斯瓦尔特的书房中［但是没有费希特（Fichte）[39]、黑格尔（Hegel）和谢林（Schelling）[40]的著述］。他是如何理解“良法”这一概念的，我们在导言中，在时间旅行穿越旧帝国及梅特涅家族兴起的一章中，已经作过了解读。而1789年的“良法”具体有何所指，在向贵族权利发起的第一轮攻击中，即已披露。
讨论中的革命与美因茨雅各宾党人
梅特涅首先在他的家庭教师身上观察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如何颠倒了政治觉悟和价值观视野的。许多做学问的教师，都有对他们祖辈相传下来的学说，在革命的视角下进行重新解读的倾向；年轻的大学生梅特涅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教会法的弗朗茨·安东·布兰德尔（Franz Anton Brendel）教授那里，即已感知了这种倾向，他将教授称作他的“宗教老师”。[41]信奉天主教的帝国伯爵在这里学到了，革命的新说教是如何使教会秩序屈服于国家法律的：在大多数阿尔萨斯的神职人员拒绝向世俗宪法宣誓之时，布兰德尔教授则同意进行宣誓，因此，他被选为斯特拉斯堡主教区的立宪主教；自然而然，也是由巴黎的国民公会而不是由教皇免去了前任主教的职务。[42]在布兰德尔向信徒们发布的第一封公开信中，他承认自己价值观的转变，并宣称，在革命与教会的交往以及贵族流亡者的逃亡中，他看到了上帝之手：“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中，万能的主……总是选择伟大的和庄严的时刻，为宗教准备新的胜利，而且，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更新宗教的外在形式…… 天主的声音不久前就是这样地响彻起来；他将权势者赶下权位，并将傲慢者驱逐。”[43]就像梅特涅知道的一样，此人的宗教职务升迁好景不长，1797年他就放弃了主教头衔。梅特涅同时还得知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戏剧性过程：当这位神职人员和主教发誓放弃原有信仰之后，“（他）在革命的狂欢中公开烧毁了自己的神权信物”。[44]布兰德尔教授最后终老在下莱茵区档案保管员的职位上。
在美因茨大学，虽然他的家庭教师西蒙已不在身边，梅特涅还是比在斯特拉斯堡更深地沉浸于革命的讨论中。美因茨选帝侯宫殿既是那些流亡者的聚集地，也是本地雅各宾党人的聚焦之所。梅特涅在这里看到了革命是如何战胜国家权力，进而赢得人心和思想，并唤醒了集体的兴奋：“美丽的阳光照射着成千上万狂热的人们，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相信，马上就要开启一个黄金时代。”[45]
他对其中一个狂热的兴奋者记忆犹新，因为此人在学校中运用历史解析现时的效果非常明显，无人可出其右：安德雷亚斯·约瑟夫·霍夫曼（Andreas Joseph Hofmann），哲学史和自然法教授。霍夫曼懂得如何“将他的法律课教学与影射人类的解放结合起来，就像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将解放运动发动起来一样”。[46]如果人们不知道学生中包括梅特涅——新生都必须要上他的课程——以及梅氏在霍夫曼的课堂上都学到了什么，还可能以为这是一句背人而言的坏话。就像西蒙一样，他宣扬要用德语讲课，因为拉丁语是一种人为的语言障碍，并且是为统治者用来愚弄臣民服务的。他用轻蔑的语调谈论着宗教祈祷和“神棍（Pfaffe）”，并把神学家称作“蠢牛笨蛋”，而且是以一个信教国家的大学教师的身份！他将贵族看作“人民中最少的一部分人”，却“在靠另外的大部分人的汗水养活”。[47]在梅特涅的记忆中，他是“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首脑之一”，因为在法国将军屈斯蒂纳于1792年10月21日占领美因茨两天以后，霍夫曼就帮助建立起了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同样的，也是他帮助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及其选举出的议会，他自己则当选为议长。
美因茨雅各宾共和国（Mainzer Jakobinerrepublik）时期，即在法国占领（1792年10月21日）和反法同盟军重新夺回（1793年7月22日宣布投降）之间，梅特涅实际上并没有在美因茨继续逗留；那时候，他先是在布鲁塞尔他父亲的办公室工作，直到法兰西军队于1792年11月14日占领了那里，他们开始第一次被迫流亡为止。
19岁的梅特涅对革命的认知
1789年的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优势是梅特涅一生中经历的最为主要的两大事件，因此，这两个主题也成了他回忆录中占压倒性地位的内容。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使人不得安宁，即是否能在他青年时期最具决定性的几年中，从最直接反映当时情况的史料来源，获取有关他的更进一步的资料，以便衡量对这位后来的政治家的评价和结论是否正确，以及或许能够更准确地界定，到底哪些时段对国务首相的品格产生了基本的和持续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们仅仅是依靠这位年迈的、沉湎于回首往事的政治家的回忆录去理解，他是如何在（革命的）语言和行动上经历革命时光的。但是，这位正在成长的青年人，那时在现场确确实实自觉接受的东西有多少，又有多少东西是后来添加进去的联想呢？
在梅特涅位于科尼希斯瓦尔特的书房里，所保存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报纸和传单，均是他在1792～1793年所收藏。[48]由于他热衷于阅读，因此在阅读时习惯于作标记，终生如此。在这些读物中，他开始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和有意义的段落标记出来。这些做法也暴露了他当时的关注点，以及他如何有效地和有目的地利用时间，以便即使远在临时流亡地维泽尔（Wesel），也能关注“革命”这一现象，并能更清晰地解读它。因此，西尔比克的评价是非常不恰当的：在梅特涅的这个生活时段，“他的精神收获，既无突出的独特性又无特别的深度”。[49]
他的目光还是非常明确地聚焦于美因茨选帝侯区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革命军在屈斯蒂纳将军的指挥下活动，梅特涅把这位将军贬斥为“总干事”；这位“总干事”在许多散发给德意志人的传单中，向人们灌输一种观念，即这种军事扩张是在解放人民，并将他们从旧秩序的暴政下拯救出来。梅特涅每天都在研究他从美因茨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
比如有一份叫作《市民朋友》（Der Bürgerfreund）的报纸，由与他同姓的美因茨大学数学教授马蒂亚斯·梅特涅出版，帝国伯爵还认识他，因为他在美因茨时上过他的数学课，现在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份革命的出版物。在1792年10月26日出版的第一期上，马蒂亚斯·梅特涅向人们预言上帝希望的并已初见曙光的“内心真正的幸福”，并威胁说：“我们认识你们的敌人，他们带给你们的是贫困而不是喜悦，他们将所有的人生喜悦掠为己有，却把艰难困苦强加给你们，并且还非常无耻地自称为你们的父亲。”国王、官员、皇室下级军官、神父：这些人构成了敌人的形象。
此外，年轻的贵族还跟踪阅读《新美因茨报或人民朋友报》（Die neue Mainzer Zeitung oder der Volksfreund），这是他在大学期间就认识的熟人乔治·福斯特（Georg Forster）出版的刊物。在1793年1月1日的报纸首期上，乔治·福斯特宣布，时代的转变就是天堂乐园的开端：“在这座［！］发明了印刷装订压书机的城墙中，终于能够充满新闻自由。每天都有新的文章在刊出，以劝导善良的人民改变信仰，蒙蔽他们眼睛的绑带不久前才刚刚摘下，他们还不适应真理的阳光的刺激，尚须慢慢地习惯令人舒适的光线。用不了多久，人们的城市将变成一间光线储藏室，从这里会向远方的各个方向发出明亮的、使人头脑清醒的光线。”在这里讲话的是些开明的预言家，他们能够向简单纯朴的民众揭示一个，也是唯一的真理；用梅特涅的话来说，他们代表着“革命的信仰追随者（Akolythen/Gefolgsleute im Glauben）”，他在学校的讲堂里以及在雅各宾党人的圈子中，认识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在拜访乔治·福斯特家时，就曾亲自遇到过一位这样的雅各宾党人。
作为某种平衡力量，从1792年10月27日起，出现了一份叫作《美因茨知识报》（Mainzische Intelligenzblatt）的报纸，应该承认这份报纸对新时代精神作出的贡献。起先，它还“享受着选帝侯恩赐的特权”，以官方报纸的身份运作，直到突然有一天报纸宣布：“得到了法兰克国家的临时许可。”新主人的所有官方公告，均由这份报纸发布，并且还用法语和德语向市民们通报令人不太舒服的事实，比如从屈斯蒂纳将军的指挥部传出的消息，说美因茨仓库中储备的木柴和盐今后不再供给市民，而是仅供法国军队使用，即便如此也“供不应求”。
梅特涅阅读的第四份报纸是《美因茨日报》（Mainzer Zeitung），由它的出版人、神学家兼教会法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别莫尔（Georg Wilhelm Böhmer）于1792年11月3日从《美因茨国家报》（Mainzer National-Zeitung）改名而来。别莫尔是沃尔姆斯（Worms）高中的副校长，新近担任了屈斯蒂纳的私人秘书，同时还是“自由与平等教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und Gleichheit）”，即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传声筒。这个俱乐部是别莫尔于10月23日与人共同创建的。梅特涅从他的报纸上获取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如法国军队已经开进比利时，他是从比利时开始流亡的——以及屈斯蒂纳将军的所有最新文告。
梅特涅是如何越过报纸视线的另一面来感知革命的？他收集的传单暴露了些许端倪。其中题为《一位德意志市民对法国领导人的呼吁》的文章最为引人注目，文章攻击所谓“解放”的意识形态并竭力捍卫现行宪法：“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再戴着掠夺成性的暴君强加于我们的、令人屈辱的枷锁了！我们不再出于奴隶般的恐惧而去热爱政府了，而是出于这个政府以慈父般的爱为其市民谋取福祉！你们为什么想要去除我们本来就没有戴上的枷锁？你们为什么想要将我们不需要的福祉强加于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动摇一部不是因为其古老，而是因为其功能而使人敬畏的宪法？”这位法兰克福的作者暗示的是“旧德意志的自由”，它通过帝国宪法保障了帝国各城市的秩序，并且在帝国城市法兰克福仍旧适用。梅特涅肯定与作者的思想很接近，并且支持这封反映了他本人意见的公开信，因为他不仅保留了一份这封信的印刷件，并且还存有一份手抄稿。
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这封抗议书的更深层背景。屈斯蒂纳在1792年10月22日占领法兰克福之后，将向地方征收的占领军军税提高到200万古尔登。[50]因此，抗议书的匿名作者将注意力指向了新的法兰西：“一个按照道义基本原则行事的国家，一个高举正义和博爱旗帜的国家，一个选举口号是向宫殿（枷锁）宣战，给贫民以和平的国家，一个这样的国家去进行烧杀抢掠是不合适的。”在屈斯蒂纳提高征收军税要求的背后是威胁，不同意就要烧毁城市，或者将其洗劫一空。抗议书中的“烧杀抢掠”指的就是这个。此外，这个法兰克福人继续写到，征收军税基本上不会使富有的商人，而是会使依赖这些商人生存的工匠和短工们断粮绝食。法兰西的“所作所为正在悖逆其大肆宣扬的原则，这说明，他们在德意志并不是在寻找朋友，而是在搜罗钱财。对他们来讲，就像这座安宁之城的福祉对他们无所谓一样，市民的财产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屈斯蒂纳在一封印刷好的致“人民委员会”的答复信——梅特涅同样也存有此信——中提出，他可以削减50万古尔登，如果他能够得到足够的大炮和军需物资来保卫“这块对他来讲最为重要的征服地，即法兰克共和国的话”。[51]已经出台的自由宪法中的那些理由，他早已抛诸脑后。
年轻的梅特涅还特别用心于阅读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两件印刷品：一个是安东·约瑟夫·道尔施（Anton Joseph Dorsch）的《对新成立的美因茨自由与平等友会的讲话》，梅特涅在这份铅印的文章上亲笔标注道：“注：道尔施曾任美因茨大学教授。”[52]他回忆起了一桩当时非常轰动的事件，这位神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兼神父，由于受到正统天主教信徒的强烈攻击，不得不于1791年11月离开大学，因为他是开明天主教的代表，在讲课中宣传康德学说。于是他前往斯特拉斯堡，并在那里建立了雅各宾党人俱乐部。[53]法国人占领美因茨之后，他于1792年11月返回，并在那里新建立的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一次煽动性演讲。他吹捧“英雄屈斯蒂纳让暴君和人民的压迫者闻风而逃，给守本分的市民带来了和平的棕榈叶和强大的法兰克共和国的保护”。他还描述了“人民团体”对法国国王的背叛和对自由的敌人的斗争。
1792年梅特涅亲笔标注的，神学教授、雅各宾党人安东·约瑟夫·道尔施的传单
他建议将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作为“仿效的榜样”。梅特涅重点画线标记下道尔施的结论：“但是，雅各宾党人胜利了，而法国成为并将永远是——一个自由国家。”此处重要的是，梅特涅遇到的是作为雅各宾党人的德意志的革命朋友的自我标榜；他得到的认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准备认同法国革命的激进倾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情他们。如果后来他在谈到德意志的“雅各宾党人”时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的话，正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么，对他来说，这并非仅仅是个廉价的时髦词，而且他知道，这些政治先进分子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身份与法国的榜样进行了互换，并自我宣布为“雅各宾党人”。到目前为止不清楚的是，在大学学习期间，梅特涅本人与这些人的认识程度有多深，对他们的文章研究得有多透。
关于道尔施其人，在美因茨雅各宾党人与法国将军屈斯蒂纳勾结的通敌活动中也表露无遗，因为将军把这位前神父召回了美因茨，并于1792年11月18日颁布法令（梅特涅同样也保存了它），任命他为新的地方行政长官，并赋予他解雇到目前为止所有官员的职权。在七条法令中，梅特涅用重点画线的方式，标注了屈斯蒂纳将军在第六条中的话，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还不能用赋予我们的强力，去宣布完全剥夺所有那些令人讨厌的权力，千百年来，人民在这些权力的压迫下呻吟。这是制造暴政的权力，是摧毁正义的权力。但是，我们在此期间抓住机会，满腔热情，以任命公共管理者的方式，去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们那些经过考验的基本原则，是保证运用智慧和适度克制，这些基本原则将指导他们的决议和行动。”[54]
梅特涅作的这些标注说明，他非常清楚当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对未来的预示程度。这里，他发现了一个说法，将他后来谈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的说法具体化：全面颠覆现行的社会状况和法制状况发生在即。在1792和1793年的新年相交之际，他已经看到，这个号召全体“人民”的运动，将冲出法国国界，漫延到整个欧洲，进而从根本上颠覆所有内部的行政机构。
另一个特别值得他关注的美因茨雅各宾党人的代表人物，是上文提到的马蒂亚斯·梅特涅（Mathias Metternich），对于此人，年轻的帝国伯爵也特别作了标注：“马·梅特涅曾是美因茨大学的数学教授。”梅特涅不仅保留了这位教授在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讲稿，而且有意识地进行了加工。“讲演的内容曾谈到，要求美因茨人对新的立宪考虑给予回答。”马蒂亚斯·梅特涅做了好几任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主席；他善于辞令，情绪激越，像他的《市民朋友》报一样喜好论战和笔伐，并下定决心，动员农民进行革命，一句话：他是一个“典型的煽动家”。[55]
1792年梅特涅亲笔标注的，数学教授、雅各宾党人马蒂亚斯·梅特涅的传单
克莱门斯·梅特涅在印刷好的演讲稿上标出了那些说明革命的新政策要与传统决裂的段落：“第一，这个法兰克国家不再需要拧紧了螺丝钉的外交，各国宫廷就是由于奉行这种外交而受到无情地嘲笑。第二，按照法国国民公会的声明，难道每个专制君主不都是法兰西的天敌吗？”正在阅读这些段落并以成为一名外交官为志向的年轻人受到了挑战。如果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被定义为专制暴君，并且被看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可谈判的呢？真正引起他警觉的是那些论调，这些论调的后果让他在此后超过23年的战争中深有体会；他亲手将这些段落重点画出来，足以说明他年轻时已经具备的、令人吃惊的远见：“新法兰克人向人们发誓说这种想法的伟大，即只有全部铲除专制暴君后，才能完全结束目前进行的战争。哈！真正的像人一样高大的人还没产生过这种想法，也从来不可能去想；而对于目光短浅的人，是卑躬屈膝把他们紧紧地束缚在地上，只有这些小（矮）人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法兰克人的誓言，这种妄想”。[56]
这实际上是在号召进行现代的十字军东征；“铲除”的动机来自所指的“真正的像人一样高大的人”。这种腔调于后来的桑德刺杀案中，在梅特涅那里产生了论证式的似曾相识（Déjà-vu）。在阅读演讲稿的时候，梅特涅画重点，突出了雅各宾党人是如何讨论为美因茨制定一部新宪法的事，而数学教授则建议，要先等待巴黎国民公会给予全力的支持保证，“将我们纳入他们的军队，用他们全部的实力保护我们”。演讲者还建议将“自由联邦”扩大至莱茵河与莫泽尔河（Mosel）之间的地区。这毫无疑问会涉及梅特涅家族产业是否也要并入法国国家的问题，以及当时在法国激烈争论的“自然边界”问题。引起年轻贵族注意的还有，马蒂亚斯·梅特涅声称，助理主教达尔贝格（Koadjutor Dalberg），美因茨总主教的副手，是他的朋友；不过，将达尔贝格交给政府的建议只能让“苏丹式的政府宪法不断延续”。他建议，挑选一些男人，将选帝侯与大教堂教士咨议会之间所有的商业往来全都公之于众，审查他们的全部档案；如果他们拒绝打开宫殿或者柜子的锁，“那么市民就必须请求屈斯蒂纳将军，用他那神威的宝剑将它们一刀两断”。[57]对“正派的大臣”也不能指望：“诸侯们和大臣们——与人民的福祉——谁能够将二者很好地协调在一起，我倒愿意向他屈服，因为我做不到。”用另外的话说就是，当前的政府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年轻的梅特涅可以说是极其彻底地研究了法国1791年9月3日的首部宪法。宪法一出版，他当即购买了一份。[58]在这部宪法上，还有他后来进行编审的手迹，就是说，他肯定逐字逐句地研究过它。他还同样认真地研读了散发的传单《从法兰西宪法到对美因茨总教区及沃尔姆斯和施佩尔主教区居民的教育课程》。[59]他把这份传单的匿名作者所提出的要求，也重点画了出来，“你们必须知道，它（宪法）以什么为主要内容”，并将这句话用“注意（nota bene）”加以强调。他特别把以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为理由对贵族进行的批判趋势标出，尤其是它的结论，即一个乡下农民的儿子“像国王的儿子一样”，完全可以成为大臣或者总主教，因为获得这些职位的人，其血统与出身不应该“非得是旧高等贵族、伯爵或者侯爵等级”。
在关于废除王国的段落旁，梅特涅特别标记了所列的理由，“因为他（国王）的履职只会给人民造成伤害，人民要把这样一个多余的、代价昂贵的、危害自由的位置，无论是国王的还是诸侯的皆尽废除。正因如此，法国现在已被称作共和国”。在这篇文章中，梅特涅还用铅笔勾勒并突出强调了新的意识形态将会扩散到整个欧洲。在说明这个论断的理由中，他又一次认识了古罗马人建立他们超级帝国的理由——据说是由被奴役的人民创立，目的是给他们自己带来自由。这篇文章说，法兰西共和国认为自己被敌人所包围和攻击：“皇帝、普鲁士国王、帝国以及法兰西国内这么多的敌人联合起来，要消灭这部（现行的宪法）。”
19岁的梅特涅所收藏并加工整理的报纸和传单，透露了许多人对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到目前为止并不了解的情况：他研究了德意志最早期的革命出版物，如美因茨的革命出版物，并且表明，他早就认识到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需认真对待，而这种认识要比拿破仑早得多，即便这一说法的发明权已归后者，并且用现有的方式操纵新闻媒体也是后者所创。梅特涅认识到了美因茨雅各宾党人的意愿形成方式，以及他们与法国占领者的交媾（Kohabitation）。而从一个读书协会发展而来的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运作和后来的分裂过程，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他来讲，雅各宾俱乐部好似后来所有秘密社团的一幅“蓝图”，像是所有“革命党”的细胞核与生殖细胞，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无论“革命党”的称谓是意大利叫作的“烧炭党（Carbonaria）”[60]，在巴黎的德意志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成立的“被唾弃者联盟（Bund der Geächteten）”或“正义者联盟（Bund der Gerechten）”，还是瑞士的政治组织劳工联合会，以及位于上意大利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61]的“青年欧洲（Junge Europa）”，它们均无一例外。
他学会了去看穿被有些人大肆宣传的、理想的意识形态特征，并由此获得了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能力伴随了他一生：在那些热烈呼吁崇高价值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物质利益。此后，只要他一听到诸如给人民以幸福、时刻准备着施行暴力、革命活力，或者制定中央宪法之类的口号，他的脑海中就会浮现诸如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以及雅各宾党人等似曾相识的图景。因为1789年开始发生的事会持续地在他身上产生后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他来说，在他的一生中1789年革命从原则上讲从来没有结束，并且在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还有就是将知识分子看作政治运动的发动机，也属于他的基本判断，而这一基本判断，已经深植于年轻的帝国伯爵还可塑造的秉性之中。“思想工作的无产者”，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在1840年代是这样称呼知识分子的。而对梅特涅来说，他们就是现存的不稳定因素，有别于因财产而接地气的“思想工作者”，如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哥达（Friedrich Cotta）[62]；那是些作家、律师、中学和大学的教师以及报人等，他们充满着雄心勃勃的思想，却丝毫不顾及落后的民众，强迫民众去做他们认为幸福的事。因而，梅特涅始终没有摆脱对这一“等级”的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