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明算账’那一套，而是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做贡献，并根据需要享受自己的那一份，这种家庭共产主义的原则至今还作为我们‘家庭的’共同生活最重要的特点一直延续着。”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社会学概论》中这样写道。1887年，韦伯全家在位于柏林夏洛滕堡父母家中的合影。自右至左依次是：马克斯·韦伯，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1836～1897），卡尔·韦伯（1870～1915），海伦妮·韦伯（娘家姓法伦斯坦，1844～1919），丽莉（1880～1920），阿尔弗雷德（1869～1958），克拉拉（1875～1953），阿图尔（1877～1952）。

1878年，14岁的马克斯·韦伯在给他的表哥弗里茨·鲍姆加滕的信中写道：“我承认，既然差不多所有东西都间接来自书本，那么，除了就人们未知的事物给人以启蒙和教育之外，书本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可能是一个对书本特别是对书中的格言和推论非常敏感的少年，这点你比我更有资格进行评价；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了解他人比了解自己更加容易。”照片为14岁时的马克斯·韦伯。

“假如柏林的所有时钟突然变快或变慢，哪怕只是一个小时，那么，它的全部经济生活和其他的交通秩序就会长时间被打乱。因此，若是不用最准确的方法把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纳入一个固定的、超主观的时间体系中，大都市生活的技术就根本无法想象。”（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1903年）。照片摄于1899年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交叉路口。

从1882年至1884年，马克斯·韦伯是大学生社团“阿拉曼人”的活跃分子。关于这些大学生社团，他写道，它们“首先压根儿不是大学生荣誉和习俗的维护组织，而是不折不扣的未来职业升迁的保险公司”。图为1903年海德堡的大学生游行场面。

1882年，正在读大学的马克斯·韦伯在给母亲的信中谈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库诺·费舍尔。他说：“在证明了他之前的所有其他人对事情根本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而且搞的都是无稽之谈之后，这个现在开始发展自己的一套体系的库诺·费舍尔起码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迄今为止所讲的一切都是可以被质疑的，正因为如此，他让大家看清了相反的事物是什么样的情况，使人具有批判精神，而且还驱走了我剩下的一丝睡意。这样，早上7点到8点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了。”图为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时的马克斯·韦伯。

1948年，玛丽安妮·韦伯（娘家姓施尼特格尔）回忆她到柏林之前在自己家中的生活情形时说：“作为承担家务的女儿和大姐，我现在要适应这种闲适安静的生活，并且要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乖乖女’。我不是填补什么空当，而是承担家中该做的那些事情，虽然做完这些事对家人很有帮助，但并非必要。唉，我真是无聊啊——在几乎很少使用的、窗明几净的房间里擦拭灰尘，定期清理花盆里的植物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油画上是22岁未婚的玛丽安妮·韦伯。

“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充满幻想地委身于我们内心不明确和神秘情绪的举动。因为，如果你的情感冲上头来，你必须将它驯服，这样你就能够以冷静的头脑控制你自己。”马克斯·韦伯1893年在结婚之前给他的未婚妻写道。这张结婚照摄于同年婚礼之后。

韦伯说：“对所做承诺的严格信守乃是交易伙伴所期待的和构成市场道德的一种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道德培养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观念：在证券交易所的记录中，几乎没有听说过最不受控制的和最无法证明的、通过手势缔结的协议被破坏的情况。”图为1910年位于柏林宫堡大街的交易所大厅。

“南方内陆地区的疗养场所具有温和的甚至常常是让人身心放松的特点。所以，对送到那里去疗养的病人的选择是有限制的，亦即凡是气候对其有刺激作用的病人从一开始就不予考虑。”这种用同义反复方式表达的、没有刺激的气候只适合不应受刺激的病人。对于韦伯的病情来说，提出这种观点的不只是弗朗茨·卡尔·穆勒医生所著的《神经衰弱手册》（1893年出版）。图为1911年某地疗养院的病人在进行空气治疗。

当柏林大学建校100周年时，马克斯·韦伯圈子里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没有出席校庆宴会，这位副教授没有在受邀之列。他以《吃饭社会学》一文做出回应，文首的一句话是：“社会存在的灾难之一就是，均衡地存在于任何社会圈子里每个人身上的那些本质因素，几乎从未表现为最高的，而是经常表现为最低的驱使力和利益。简言之：所有人能够参与其中的活动的水准是一个很低的水准。”照片人物为格奥尔格·西美尔，摄于1901年。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他的第一个系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学同事维尔纳·桑巴特时说，若是不止一人与桑巴特待在一个房间里的话，那么，他所认识的这个在两个人相处的情况下极为亲善温和的桑巴特马上会觉得自己就像面对一群观众一样。图为在书桌旁闭目养神的桑巴特。

这张素描画上的人物是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他当过印刷商、外交官、发明家、政治家和生活咨询读物的作者，这样的人生为马克斯·韦伯提供了描述资本主义精神的关键性的文字段落。在废寝忘食的职业生活和对日常生活的经济化过程中，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必须经得起考验。而且，就日常生活的经济化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良好品格的标志。

亨利·福特经常被称为流水线的发明者，但是，他的工厂生产的第一辆小汽车1913年才下线。当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在美国旅行的时候，他在芝加哥的大型屠宰场目睹了两万多名屠宰工人如何在流水线上不到15分钟就各自将一头牛肢解完毕。屠宰场一年总共宰杀1300万头各类牲畜。几个月后，厄普顿·辛克莱也来到这个工业化的地狱，并写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小说《屠宰场》。图为大约摄于同一年的屠宰场照片。

在访问了“塔斯基吉师范和工业学院”（一所专门为非洲裔美国学生开设的职业学校）之后，马克斯·韦伯给当时的校长布克·T.华盛顿写信说，这所学校是美国南方他所见到的唯一充满热情的地方，而南方州的白人却完全漫无目标，失去希望。照片摄于1902年，学生们正在上历史课。

这里，与其说大学在城市中，不如说城市在大学中。1900年前后的海德堡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们的小都市，对他们来说，柏林的威廉二世皇朝和慕尼黑自由狂放的文艺圈子都同样遥远。图为1903年大学教授们的游行队伍。

阿尔弗雷德·韦伯：仅比其兄长马克斯年轻几岁，但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后来成了社会学家；此外，他也是“世界级村庄”海德堡的一个著名人物，以及社会不断官僚主义化的时代诊断者。但是，阿尔弗雷德并没有只停留在某个专门的学术领域。用他兄长的话来说，他是“世界观的大卖场”的供货商，1958年去世后很快被人们所遗忘。图为1906年时的阿尔弗雷德·韦伯。

“官僚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历来是它相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纯粹技术优势。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机制与这些形式的关系，就像一台机器与各种非机械的商品生产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快速，明晰，熟悉档案，连续性，保密，统一，严格服从，省去了相互间的摩擦。”马克斯·韦伯从中发现，这台机器“被提升到了最佳状态”。图为1905年柏林维多利亚普通保险股份公司的业务大厅。

“文学家”一词是马克斯·韦伯针对那些喜欢介入公共事务、随意下结论、对他们评论的事物一知半解的人所做的最犀利的评语之一。在世纪之交前后，这种文学家式的态度成了对市民阶级的麻木不仁、老气横秋和职业行当表示抗议的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图为1900年前后慕尼黑的一个反传统的文艺圈子。

与大师在一起永远是星期天。马克斯·韦伯的“具有超凡魅力者的统治”的概念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服从态度，这种态度的基础是人们硬加在某人身上在社会和个人危机中能够证明自己和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些能力。然而，并不鲜见的是，这些危机往往是由具有超凡魅力者本人所引起的。斯特凡·格奥尔格和他的圈子为此提供了例证。这张摄于1924年的照片上的人物是：斯特凡·格奥尔格（左），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右二）和贝特霍尔德·冯·施陶芬贝格。

因为把他当成了知识分子，马克斯·韦伯严重低估的一个政治人物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又名列宁（1870～1924）。在这张摄于1896年底的照片上，中间坐着的是列宁，他周围的人是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清教徒的对立面是儒家学说的信徒：“就本质而言，中国文化的统一是作为官僚和传统文学教育、儒家伦理以及这种伦理特有的君子品行理想载体的社会阶层的统一。”图为1900年前后中国的官府人员。

1915年1月，韦伯写道，因为她们的真挚热情、多愁善感和无意出风头的需要，作为医院护士的、典型的年轻德国女孩不仅“面临严重出轨行为的危险”，而且还惯坏了病人。他本人对自己“不能长途行军”深表惋惜。图为海德堡部队医院负责纪律督察的预备役军官马克斯·韦伯（右二）。

不信神却充满对神崇拜的年轻人：由专事出版各类世界观论著的出版商欧根·迪德里希斯于1917年5月在图林根州的劳恩斯坦古堡举办的首届文化研讨会，将马克斯·韦伯（左前戴礼帽者）和诸如参加过战争的青年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中间矮个者）等其他与会者召集到了一起。随后不久，托勒尔成了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假面舞会”（马克斯·韦伯语）的领导人之一。

她曾经说，爱情生活的价值在于美：最初，她是马克斯·韦伯的博士生。曾几何时，半座海德堡城都拜倒在她脚下。她不仅成了巴登州的工厂督察员，而且成了他的同事埃德加·雅菲的太太。马克斯·韦伯教导过她和“生活乱七八糟的人”奥托·格罗斯，什么是爱情伦理。她与格罗斯有染，韦伯一度中断了同她的关系。她成了韦伯弟弟阿尔弗雷德的情人，最后也成了他自己的情人：艾尔泽·雅菲-冯·里希特霍芬（1874～1973）。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总理库尔特·艾斯纳（中间戴礼帽有胡须者，旁边是其太太艾尔泽）出现在1919年1月慕尼黑的一场游行中。数周后，他遇刺身亡。每当提到他的名字，马克斯·韦伯便怒不可遏，对他煽动式的、将政治道德化的倾向表示愤慨，特别是在关于战争起因的问题上。

自我主义者、老年人和年老的自我主义者：1917年53岁时的马克斯·韦伯。当年，他曾经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年轻过。因为艾尔泽·雅菲，他虽然找回了些许青年时代的感觉，但同时觉得自己依然是个步入暮年的老者。

马克斯·韦伯在他世界宗教系列论文中的《问题评述》一文中写道：“农民可以像亚布拉罕那样‘一生无憾’而死，封建地主和战争英雄也可以如此，因为他们都完成了自己无法超越其范围的生存循环。但是，一个在获得或是创造‘文化内容’意义上追求自我完善的‘有文化的’人，他的死却并非如此。虽然他可能会变得‘厌倦人生’，但不可能从完成生存循环意义上变得‘一生无憾’。因为，正如文化财富的可臻完善性一样，他的可臻完善性原则上也是没有界限的。”图为马克斯·韦伯去世时的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