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布鲁塞尔，1849～1851——也是一种幻景梅特涅对自由派 经济政策受阻前途的回望

梅特涅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英国。那里“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来说，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他这样说道，而且指的是，在伦敦的生活对于他的经济状况而言，从长远上看过于昂贵。[33]因此他迁移到了布鲁塞尔，从1849年10月11日到1851年6月9日，他一直逗留在那里，他对比利时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家庭为这个国家贡献了许多——先是父亲作为派驻布鲁塞尔的大臣，然后是儿子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与卡斯尔雷共同争取重建尼德兰的独立。七月革命之后，他又支持比利时建立自己的国家，并且帮助利奥波德·冯·萨克森-科堡-哥达，作为比利时新的加冕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登上大位。而这位国王，现在则恭恭敬敬地欢迎这位来自伦敦的流亡者。

在梅特涅的一生中，这次逗留是非常奇特的一站。因为他原本一直期待着得到维也纳向他发出的现在希望他回归的信号。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在精神上也处于一种飘忽状态：直到1848年3月13日，他还在代表着的旧奥地利在他看来是没落了，它的现在以及当前的生活状态被革命掌握着。同时他仔细地关注着奥地利未来会表现成什么样子，还不确定但是非常必要的是，未来要对德意志问题以及对哈布斯堡皇朝内部的宪法状况作出规范。对这两个问题他都有着非常清晰鲜明的设想，对他来说是带有预测的性质。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梅特涅与三月革命之前政府的财政专家卡尔·冯·屈贝克男爵，进行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入的思想交流，即就两个核心问题——德意志问题和奥地利宪法问题——进行原则性的而又知识渊博的探讨。

1840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宫廷财务署总管的屈贝克，在卡尔姆-马梯尼茨去世后，逐渐发展成为国务首相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及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发展到梅特涅在给他写信时用“牢不可破的友谊”来结尾——与梅特涅对待其他政治家相比，这是绝无仅 有的。[34]这种信件往来具有三个重要目的。

第一，它可以让梅特涅在思想上作自我澄清，并从疗法的角度去克服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二，可以制止他对奥地利命运的担忧，被动地忍受现时发生的事情，他得用他的建议继续积极地介入政治讨论，就如同他在英国已然做过的那样。而屈贝克是一个合适的写信对象，因为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任命屈贝克为四人临时委员会成员，于1849年11月30日至1850年9月30日，在德意志问题没有新的解决方案之前，这个委员会接替了被帝国流放的约翰大公爵的职务。[35]通过这种方式，屈贝克进入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重新开始的关于宪法讨论的核心圈。1851年12月5日，皇帝任命屈贝克担任新组建的帝国议事会主席，这样，他就获得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地位，因为这个机构是作为与大臣会议并行的顾问机构而设立的，皇帝可以视具体情况随意与哪个机构打交道。这位君主直接倾听屈贝克的意见，并且同意了他的建议，一步步地逐渐收回1849年的“三月宪法”。直到他于1855年9月11日去世，屈贝克在内政上都占据着关键的位置。对于梅特涅而言，他是一个可以向其提出建议的、最为理想的谈话伙伴。

第三，他可以利用通信为他的政策作出辩解，驳斥对“梅特涅体制”的说三道四。1848年3月13日，国务首相现身于聚集在相府宫殿前愤怒的游行示威者面前，他们大声指控他是“阻碍进步的万恶之源”。[36]对于这一点，梅特涅试图用他1848年的经济财政政策建议加以反驳。这位老国务首相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像在专家屈贝克面前那样如此精细地作出过自我解释。

由于受到“空想家”这种陈词滥调的吸引，人们很少注意到梅特涅政策的这一面，而是更愿意接受西尔比克的判断，说梅特涅“脱离人民”，从未准备“从社会最高层的氛围中放下身段，亲身去认识一下广大群众的需要和追求”。[37]我们已经看到了，仅仅通过亲自管理他的葡 萄种植园—葡萄酒庄、农庄和炼铁厂，就完全可以排除这种说法。他也一直向他的听众说教，说自1789年以来的革命，都带有社会原因的烙印。然而鉴于当前在革命中表达出来的对他的偏见，梅特涅认为，仅仅就他余生所剩的时间而言，对这些指控进行反驳也是合适的。

他指出了已经错过的机会，科罗福拉特的利益政策及其官僚主义让他坐失良机。哈布斯堡皇朝上层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不像普鲁士，自1806年以来有了一些改革派官员。奥地利虽然在约瑟夫二世治下比普鲁士先进，但是现在，国家的精髓已消耗殆尽，其政府中心运作停滞不前——缺少像施泰因、哈登贝格和洪堡一样的人物，而是只有像科罗福拉特、埃希霍夫以及赛德尼茨基这样的人在掌握权柄。在此，必须要思考一下梅特涅在作分析时，作为革命运动造成的难民，他是多么小心翼翼地用许多费解的措辞和复杂的句子，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如果他还想要回到维也纳，就不能公开地与还具有影响力的皇室和官员们算账。他从未让自己牵涉到私人论战中去，即使与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没有，这也不是他的风格，因为即使在最为私密的记载中，比如当着他夫人梅拉妮的面，他也没有说过他最主要对手的坏话，相反，他的夫人在其日记中则口无遮拦，因此也招致后来在她的日记将要付梓时，宫廷出面干涉，要求删节，这个情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在写给屈贝克的信中，由于要交换的想法的性质过于敏感，梅特涅总是预防性地注明“仅供您本人阅读”、“一人看”或者“保密”，而且最好是由可信赖的人来送达这些信件，比如当他的管家从维也纳动身出发之时。有一次他甚至在信的结尾写上了这样的话：“阅后即焚。”[38]

他的对奥地利当局的主要指责是，没有执政，没有行动，只有管理。[39]令人惊奇的是，他对1848年之前政府错误的批评切中了要害。在梅特涅看来，评判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在两个方面：在回顾“三月前”时——自从1848年以来人们都这样称呼三月革命前的时代——他反驳对他的诋毁，说他从一个篡夺了一切的、“有君主一般至高无上权力”的情况出发，去采取行动，现在一切罪责都要他来承担。梅特涅固执 地认为，在内政上，他既没有负责过，也没有过这方面的权力。[40]弗朗茨皇帝去世之后，是由于科罗福拉特才导致了政府的瘫痪。在他看来，科氏既无执政能力又无执行意志，如果让他（梅特涅）来负责的话，这些能力则是都具备的。他认为财政管理部门的不作为，是他们所犯的最为决定性的错误——而他所指的一直是科罗福拉特，说他犯了“玩忽职守罪”。

他的信友屈贝克确认了梅特涅观察事物的经济眼光，“达到富裕的真正源泉——即劳动——的条件也只能是财产和资本，然后是能够获得这两者的意愿”。“没有私人信用就没有农业的、加工的以及营利的产业，而没有国家信用，权力就不可能持续地巩固。”[41]他说，与此相反，当前是由私人利益集团的、毫无活力的政治在进行统治。我们还记得由科罗福拉特所代表的波西米亚贵族谋求逃避提高财产税的努力，而虽然本身也属于贵族这个范畴的梅特涅，则与他们相反，他剑指“大地主们现存财产的价值”。他说，如果想要实现绝对必要的、提高帝国收入预算的目的，就必须向这些财产动手。[42]“找到使需要活跃的事物活跃起来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空间”的机会被错失了。[43]如果自由主义被正确理解了的话，梅特涅本身绝不会拒绝它。

在他看来，假如不是促进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弊端”的丛生，革命或许可以饶过奥地利。屈贝克提醒梅特涅，他们两人在国务会议上是因为什么败给了大多数人，他列举了整整一份在内政上应当采取却没有采取的措施的清单：在中央政府集中职能权限；在全国范围内对行政管理进行目的明确的重组；对司法和武装力量的改革；对等级代表制的名额与权利的和谐化；对“贵族大地主的冷漠无情以及政治上目光短浅、头脑狭隘”的斗争；消除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的状况；等等。总之，不一而足。真正引起注意和让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后来没有成功的意图，即颁布一部法律，“一部宣布让一方卑躬屈膝、俯首听命的状况，改变成私法中的简单关系，改变成债务人和债权人、劳动者和雇佣者之间的简单关系，使他们之间产生的争端从政府机构转由法院 审理解决，最终形成在法院参与下的、按情节决定偿还或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进而厘清争端双方权利的法律”。梅特涅本身就曾自愿以他在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酒庄为抵押，达成过这样的履行偿还义务的协议。[44]然后，年迈的宫廷财务署总管还补充道：“这些建议还被放在被推翻了的政府的档案室里，既没有被认真考虑过，也没有实施。”[45]

梅特涅毫无保留地明确赞成这份清单，同样也同意要提出实实在在的具体方案：“对所有这一切都多次地作出了建议，却都止于惰性。”在寻找过去的文件时，梅特涅还发现了屈贝克1834年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明了两人在关税同盟问题上均持赞同意见：尽管在开始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物质上的损失，但是两人都同意加入关税同盟。[46]屈贝克还具体提到了梅特涅当时的一项建议，即他在1844年一个备忘录中写明的对匈牙利的国家发展直至工业化的改革方案。[47]梅特涅在经济政策上的信仰，恰恰与德意志经济自由主义的教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一致，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于他而言，对过去的主要指控，当然是集中在中央于内政和外交领域令人窒息的政策分裂上。梅特涅自己重新再建了“梅特涅体制”的神话——至少对于弗朗茨皇帝去世以来的这段时间是这样的——他的话是：

对这些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合适的，而这个答案存在于整个欧洲的，甚至连奥地利自己都未认识到的，当然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事实之中，即我们的帝国自从弗朗茨皇帝过世以来，没有政府。国家这辆破车，在获得与其相符的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前行，如果迎面给它一击，它就会停滞不前。我在这种缓慢前行中所扮演的，不过是个稻草人的角色。由此来说，旧的大厦不是出于内部的虚弱无力，而是出于对有责任维持这座大厦的权力，缺少谨慎使用的态度而坍塌。[48]

另外一个判断更加令人吃惊：梅特涅发现，在革命过程中，才有机会来进行改革，而没有革命，也就不会 有这样的机会，但恰恰是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坐失良机！“皇室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利用革命来进行所需要的改革，可以找到现成的所需要的新领域！”而政府却无能“利用那些为它从天而降的自由”。[49]

[1] Gall，1848，39（Beitrag Karin Schambach）.

[2] Diese stützen sich im Folgenden auf Siemann，Metternich. Staatsmann，108-110，und Siemann，1848，17-57.

[3] Vgl.zur regionalen Mobilisierung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Langewiesche，Europa 1848 und Rumpler，Habsburgermonarchie，7，1-2：Verfassung；8，1-2：Öffentlichkeit；9，1-2：Soziale Strukturen.

[4] Vgl.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88.

[5] Vgl.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41.

[6] Vgl.Srbik，Metternich，2，259.

[7] Vgl.Schlitter，Ⅳ，Niederösterreich，37；Srbik，Metternich，2，265.

[8] Auszüge in：NP 7，529-546；in：NP 8，3-141；das Original für Jg.1848-1854 befindet sich im NA Prag.

[9] NA Prag A.C.9，Krt.2，82.

[10] HHStA Wien MKA 1848.

[11] Das Folgende nach Srbik，Metternich，2，332-334.

[12] Es handelte sich um die Schrift Josef von Hormayr：Kaiser Franz und Metternich. Leipzig 1848.

[13] Verhand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Reichstages，14.8.1848，532.

[14] Srbik，Metternich，2，339.

[15] Srbik，Metternich，2，335.

[16] HHStA Wien，MKA Krt.103，ZL.2230.

[17] Nach Schüler，Kolowrat（im Druck）.

[18] Die wichtigsten sind gesammelt in NA Prag A.C.8，Krt.1，zur österreichischen Frage Fasz.9，zur deutschen Frage 1848/49 Fasz.10.

[19] Metternich，24.2.1850，an Kübeck，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75.

[20] Travers Twiss，1809～1897，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的作者。

[21] Vgl.für das Folgende Metternich，31.12.1849，an Kübeck（«Für Sie allein»），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48-52.

[22] Metternich，12.2.1849，an Leontine，in：NP 8，207.

[23] Metternich，20.12.1848，an Leontine，in：NP 8，199.

[24] Metternich，2.5.1849，an Leontine，in：NP 8，217f.

[25] Metternich，28.2.1849，an Schwarzenberg，in：NP 8，477.

[26] Metternich，7.9.1848，an Leontine，in：NP 8，180.

[27] Metternich，21.12.1848，an Moritz Ⅱ.von Dietrichstein，zit.nach Anderegg，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Englands，22.Den identischen Gedanken entwickelt Metternich später am 1.8.1852 gegenüber dem Grafen Buol，in：NP 8，321f.

[28] Metternich，17.1.1849，an Leontine，in：NP 8，205f.

[29] Metternich，31.12.1849，an Kübeck（«Für Sie allein»），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50.

[30] Genauer bearbeitet bei Martin Sadek：Metternichs publizistische und pressepolitische Betätigung im Exil（1848-1852）.Diss.masch.Wien 1968.

[31] Disraeli，7.1.1849，an Mary Anne Disraeli，in：M.G.Wiebe，Hg.u.a.：Benjamin Disraeli. Correspondence.Bd.5：1848-1851.London 1993，17.

[32] Vgl.NP 8，619f.；die Twiss-Briefe von 1849-1859 befinden sich im NA Prag A.C.10，Krt.13，die zu Cheney in A.C.10，Krt.6 sowie A.C.13，Krt.2，41.Man könnte und müsste dieses von Metternich gesponnene Pressenetzwerk von der Prager Überlieferung her aufdecken.

[33] Metternich，31.12.1849，an Kübeck，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51.

[34] 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157.

[35] Vgl.Huber，Verfassungsgeschichte，2，883f.；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9-13.

[36] Kübeck，Tagebücher，2，16.

[37] Srbik，Metternich，2，253.

[38] Metternich，7.7.1852，an Kübeck，in：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145.

[39] Metternich，31.12.1849，an Kübeck，in：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57.

[40] Metternich，10.3.1850，an Kübeck，in：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94f.

[41] Kübeck，9.3.1850，an Metternich，in：Kübeck，Metternich und Kübeck，86.

[42] Metternich，20.2.1850，an Kübeck，in：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77.

[43] Metternich，24.2.1850，an Kübeck，in：Beer，Kübeck und Metternich，84.

[44] Vgl.oben，753.

[45] Kübeck an Metternich（undatiert），in：Beer，Metternich und Kübeck，90f.

[46] Metternich，15.7.1852，an Kübeck，in：Beer，Metternich und Kübeck，146.

[47] Vgl.oben，762.

[48] Metternich，12.3.1850，an Kübeck，in：Beer，Metternich und Kübeck，94f.

[49] Metternich，15.3.1850，an Kübeck，in：Beer，Metternich und Kübeck，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