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1815年之后欧洲社会中 的扭曲现象

如果历史学家从欧洲的视野出发，来观察后拿破仑时代，他们通常会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展开。他们的目光会聚焦在某些人物，以及作为行为主体的某些大国上，甚或还会观察一些机构，譬如一个理想的、典型的“安全理事会”［马蒂亚斯·舒尔茨（Matthias Schulz）语］，而原本的政治，只要不在战争中灭亡，那它则更适合在大规模的国际会议的舞台上展现。社会的情况和危机，以及经济的情况和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政治进程，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不能视而不见。还有，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当时信誓旦旦讲到的危机场景，还是仅仅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预先防御，这样的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不可能会有别的答案。换一种问法就是：1815年以来实施的欧洲安全政策，对现实威胁的反应到底有多剧烈？对所谓“梅特涅体制”的评价，以及同样与梅特涅的名字关联在一起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就是在面对和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一节中，就这两个核心题目，作一些因拿破仑大陆体系崩溃而遗留下来的关于欧洲框架条件的解读，较为合适。

拿破仑战争的遗产：持续的国家债务

如果质问一下拿破仑时代在所涉及的国家中造成的破坏与毁灭的波及范围，目前流行的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叙述，并没有讲清楚。存在一种假象，似乎随着这位法国皇帝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其政治遗毒也被清除干净了。事实恰恰相反：《关于我们时代的控诉》（Über die Klagen unserer Zeit）是一位作者所作的关于1820年代初农业经济形势的分析中的说法，而像他所声称的，对符腾堡的观察也适用于“整个德意志”，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农户们陷入“日益严重的贫困和短缺”，负债日益沉重。而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以及“资本家”——银行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作者也解释了，贫困来自哪里。

此外，我们在寻找 国民收入与国家公共收入比例失调的成因，我们也在政府要求臣民缴纳的高额赋税的定额中寻找原因，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各邦以及各城镇，在超过二十年的、摧毁了那么多资本的战争中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从而大部分不得不向臣民索取的话。[10]

在通常缺少对摧毁及对拿破仑“掠夺经济”［汉斯-彼得·乌尔曼（Hans-Peter Ullmann）语］的后果进行测评的地方，公共预算持续性的债台高筑，为此提供了一些证据。我们已经认识了哈布斯堡皇朝的筹资方式，即为资助1813年的战争，将征税时间提前十年。[11]这只是国家累积的债务的一小部分，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同时要两次供养法国驻军，以及缴纳两次由《普雷斯堡和约》及《申布伦和约》所规定的给占领军的特别军税。

1807年，普鲁士的国家债务为4800万帝国塔勒，而国民收入只有2500万帝国塔勒。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国民收入降至1200万帝国塔勒，但是拿破仑却在两年的时间里（1806～1808）从这个国家拿走了2亿帝国塔勒，以及3000万特别军税。1811年，国家债务已经高达1.12亿帝国塔勒，当1820年清点国库时，总债务已经到了2.17亿。到了1833年，债务总额仍然维持在2.16亿之巨。在19世纪中叶，三分之二的普鲁士人只能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12]这种情况导致了后拿破仑时代的“预算开支自我紧缩”［伊尔雅·米克（Ilja Mieck）语］。直到1848年革命，国家行政开支仍一直徘徊在1821年的水平线下。

持续了二十多年战争的结果是，人的生命的巨大牺牲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被战争荒芜的土地，被查抄没收的财产，被缴纳的军税，以及首先是在财政上对到那时为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么大规模军队的供养。艾夏赫-巴伐利亚施瓦本地区有着220家住户的一个地方——在1796～1809年之间要供养18699名军官、194086个普通士兵以及95784匹马。[13]而且任何地方不都是艾夏赫（Aichach）吗？对1815年之后的时代的抵押，只剩下了一贫如洗、大量减少的人民。人民已经失去了他们中间青年男性的那部分，而另一部分，即政治上比较活跃 的那群人，在赤贫时代和国家职位大量削减的时代，则经常表现出在新的国家治理理论上易受影响以及暴力的倾向，这在下面的讲述中还可以看到。属于拿破仑后遗症的高赤字预算及国家预算方面的节俭政策，共同加剧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很多国家直到1840年代中期才勉强达到稳固。并非出于国家的主动，而是出于纯粹的财政货币危机，南德许多有自主意识的邦国加入了由普鲁士占优势的关税同盟，目的是从负担平衡的机制中得到好处，自1834年以来，平衡机制一直由关税同盟的基金在出钱支撑。按照乌尔曼的说法，直到19世纪中叶，节省开支的国家一直被当作榜样。[14]

从预算拮据到“脑力劳动的无产者”

空空如也的国库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就业岗位的削减永无休止，由于岗位减少，大学毕业生几乎没有在公职机构谋得让人梦寐以求的职位的希望。1819～1825年，巴伐利亚的退休保险基金还有1436000古尔登，而1849～1851年就只剩下571000古尔登了。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就业岗位削减的程度。[15]从贵族土地制和领主家族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是国家的目标，由于国家债台高筑，这一复杂的转型过程所需的必要公共投资，也付诸缺如。巴伐利亚国王补贴工业企业家和发明家弗里德里希·柯尼希（Friedrich Koenig）的特殊例子，可以说明，如果有国家财政上的促进，应当可以干出多少事业。柯尼希发明的快速印刷术，引发了平面媒体的革命，他的产品也因此成了国际标准。[16]但是，结构缺陷和资金短缺却是普遍的情况。这种人为造成的困境，又由于1815年影响全世界的自然灾害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Tambora）的喷发，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火山喷发，紧接着的第二年成了无夏之年，1815～1817年的粮价也一飞冲天，整个欧洲被饥荒和物价飞涨所笼罩。此外，随着拿破仑大陆封锁行动的结束，英国的廉价商品淹没了大陆，各国的内部市场因而顷刻崩溃。

在这种危机之下，国家财政不得不着眼于长远目标和结构调整，这就持续性地影响着德意志各邦的贫穷和落后。年青一代，特别是持批评态度 的知识分子，不再向战争年代的遗毒以及战争的发起者们进行清算——这是发生在他们之前的事——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各邦，他们认为，各邦的政策要对1815年以来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负责。

在反对派中，梅特涅优先打交道的当事人主要是记者、作家和诗人，这些人都有作品和成果强迫症。他们生活在“高度的虚荣心”与穷困潦倒的物质生活保障的矛盾之中。记者成了“集体理智的民意领袖和某种主义的倡导者”。[17]在“典型的三月革命之前的记者”中，很多人都具有博士或者教授头衔，他们在国家使命与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尖锐对立中工作着。人们在纷纷竞逐官员的位置，而得不到一官半职的学者则将自己看作勉强糊口度日的打工写手，纷纷将“他们对自己没有颜面的文人状况的不快和不满”[18]发泄在犹太人身上，结果使得现代文学的反对派精神，与坚定的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当这种精神与有思想解放意愿的犹太作家相竞争时。

私人教师、生活无着落的候补法官、作家，这些自由的、独立于所谓资助者的职业，只能自己努力，艰苦度日。他们从事的所有这些职业，组成了“脑力劳动的无产者”阶级［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语］，这个阶级认为，是“梅特涅体制”要为他们沦落到这种地步负责。他们得到了来自没有升迁机会的手工业学徒工圈子的支持，这些学徒工由于周期性的三月革命前饥荒和物价危机，看不到任何出师的前途和机会。在1848年时，人们看到他们聚集在街道上阻止游行的障碍物前，所有的人都怀着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感觉，他们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心理的状态，注定了他们会成为民族主义新宗教的信徒和追随者。

落后地区的民族主义：“行动宣传”的刺杀动机

现代的民族主义研究确认，攻击性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更容易在落后的地区被煽动起来，1815年之后的二十年，这段时间的状况正是这样。无论是在个别的德意志邦国中，首先是在有大学的邦国内，还是在南欧、波兰或者同样充满战争痕迹的法国，到处布满了支部、社团、联合会性质的组织，这些组 织以革命的、受到民族主义鼓动的强大活力，攻击政府。在1820年代，这些组织自称为大学生协会、德意志联盟、青年联盟、希腊人联合会等，五花八门；在七月革命之后则自称为青年欧洲、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青年意大利等，或者自称为正义者联盟、受歧视者联盟，以及共产主义者联盟，不一而足。

之前的拿破仑帝国是欧洲的，之后紧接着的转型中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欧洲的——而从中引发的政治运动也是在1820、1830和1848年这三个日益扩散的起义风潮与欧洲的交流空间中得以实现。这个交流空间，是由自由的宪政、统一的民族国家、欧洲“各民族的春天”，以及——通常都要有这一条——以立宪君主为元首的、共同的未来愿景所主导。而经济落后的状态，要通过民族主义的惯用修辞来弥补，即“选择出来的人民”、“神圣的祖国”、“历史使命”以及——此点很重要——“假想的敌人”。为了焕发力量，民族主义需要制造人民再生的神话，需要通过“复活”、“复兴”或者“国家春天”这些充满神圣化的图景来拔高它。[19]

经济的落后与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的扩散直接相关。“所有的原发性民族主义都先于工业化立足”已然证明了这一点。[20]如果将这种治理理论作功能上的理解，那么，这种理论就会发展成为对所有那些自认为是弱者、被忽视者以及失败者——一言以蔽之——那些现代化过程中的迟到者，起到“拐杖”作用的东西。[21]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也回答了拿破仑及其制度导致的公共预算拮据的问题。他们相对于拿破仑而言所处的劣势和弱势，给了他们开始的动力。1815年之后，据说民族主义在其追随者们的信念中，赋予了他们认为可以在共同唤起的德意志民族认同中寻找到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以“互相不当面认识的‘不在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互助在起作用”。[22]动员、参与——看起来一切都聚集到人们所希望的、使人强大的“资源共同体”中（迪特·朗格维舍语）。

这就是梅特涅赖以出发攻击欧洲“社会”的反应基础。引人注目的是，他没有再去谈旧的等 级、公会社团、同业行会、教团骑士团等载体，他使用的是前卫的单数集合名词“社会（Gesellschaft）”。他将1789年开始的进程，顺理成章地称为“社会革命（soziale Revolution）”。对于他来说，1815年之后，革命仍在继续蔓延。但是，他说，“激进派”清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接近“群众”了。想要促使“群众起义”已经不那么容易，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甚至已完全不可能。如果事情就这样下去，“那么，对人的人身袭击、引起恐怖的事件就会是另一番模样，就不像那些人希望的一样，应该引起混乱和让人丧失勇气”。[23]他并不认为，能够动摇体制稳定的革命爆发，是现实的危险，而是认为，某些在地下施加影响的联合会的恐怖行动，才是现实的危险。在欧洲层面，有目的的对摄政王乔治以及威灵顿公爵的恐怖袭击，和在德意志的对为俄国人效力的轻喜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的袭击，应该说已发出了信号。对这些事件，本传记还将进一步加以阐述。上述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一种政治行动模式，是一种自法国革命以来，并入欧洲的行动模式：一种出于民族动机而导致刺杀的“行动宣传”。[24]

这个引导性的观察，将战争造成的恶果、国家的经济财政危机、社会精英对降低自己社会地位的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对“体系”的批评，与加倍出现的、走上进化之途的原教旨主义意愿——即有目的地使用政治暴力（刺杀、革命）——之间的关联关系，突出地强调出来。只有这样去看，才能理解1815年之后，在欧洲当时的那样一种坐标体系中，梅特涅对待“革命”的态度。这样一来，当可以确认，在法国、英国、俄国这些国家中，对革命的反应是相似的，甚至当比奥地利、普鲁士以及第三个德意志的反应更为激烈时，梅特涅就能从自己完全被脸谱化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孤立境地中解脱出来。将责任完全归于他一身，与历史并不相符。实际上，1817～1825年之间的欧洲特色的恐怖主义，也属于此列。这段历史尚没有人去书写。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现代民族主义才能成为不可克服的社会力量。

梅特涅与现代民族主义的战争潜力

梅特涅对整个欧洲的危机、对旧欧洲秩序的崩溃，以及对过渡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认识得很仔细。他经历的哈布斯堡皇朝，本身就是一个腐朽败坏的制度，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中，他所能从事的不再是帮助，而只能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活：整座大厦必须重新匡正。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时代观察家，感到正处于一个他自己也将不会活到其终结的过渡时期，即使人们愿意与他进行关于是皇朝还是共和国、关于是专制还是立宪、关于出版自由、关于是等级权利还是主权在民等问题的讨论。对于他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在民族这一现象中一并打包显现。这些问题成为政治激情的生命元素，在维也纳会议之后，这种政治激情继续折磨着受过教育的平民精英。到目前为止，人们满足于将梅特涅视为民族运动的敌人，以及“迫害民众领袖”的罪魁祸首。但是，促使他反对这股时代潮流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以便去评估，将他评价为“反革命分子”或者将这个时代评价为“复辟”，是否能应对历史的挑战。

在他的遗留文献中，有两篇他流亡时期写的文章，解释了他对民族和民族国家问题的基本看法。观察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过程之后，他确认：“在这一天中出现的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种民族的出现。”[25]他问道，随着这一现象出现，是否就意味着业已失去的一种“财富”在复活，或者是否这个词不过只是个“空洞的外壳”。梅特涅知道，民族这个概念的基础，存在于“民族部落，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之中”，这两个元素在语言中表现出来。他指出，另外的特征是部族的历史，以及作为部族历史产物和气候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立法。他是在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26]的文化和人种学的意义上，给这种对民族的理解下定义的。

在此处，他已将成为政治斗争武器的、近代早期的“民族狂飙运动”分离出来。在约瑟夫二世皇帝的统治结束时，他就第一次观察到了这种变化，当时是匈牙利人于1790～1791年在地方议会中开始强调他们的民族性。但是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在被奴役的德意志各邦中，席卷欧洲的法国革命煽动起了同样的民族感情，直到其变成火焰爆发。”在1815年“普遍实现和平”之后，这种感情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回归到了理论领域。他说，相反，丧失了相信“自由（Liberté）”和“博爱（Fraternité）”这两个词的“激进主义”，却使用起民族性作为政治武器，而且是在“一切经过法兰西，一切为了法兰西（Tout par et pour la France）”这句法语口号的意义上来使用。梅特涅认识到这是在滥用“民族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这里起到的不再是保护的作用，而是成为一个在政治性的“国家利益”下的附属，以此来鼓动人民起而反对业已瘫痪了的、应当起到保护作用的（国家）强制力。

在英国的疗养地布莱顿（Brighton）的流亡时期，回过头来反观从1815年到1848年革命这一阶段的时代变化，梅特涅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作出了如下的评价：“两个因素在社会中出现，这两个因素彻底动摇了这个社会安定的基础。我将它们中的一个称作民族的基本概念向政治占领状态领域的延伸，而将另一个称作语言向这个称谓的延伸。”[27]在他看来，政治和军事斗争之所以没完没了，是因为他们要按照语言民族的标准来索求国家领土，以达到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目的。

令人吃惊的是，当梅特涅批评“先进的时代精神统治”，并恰恰将社会的那种时髦追求的注意力引向这个概念时，他那关于组建民族国家的战争即将开始的预料，是多么的精确。在他看来，这些战争就是“在追求所谓的自然边界的幌子下，实行的征服占领计划。这种所谓的追求——任何一个完整的国家都有权抗衡同样的追求——按照这种要求，和平谅解要让位于更强国家独享的权利”。[28]换句话说就是：他认识到，认为民族的（种族的、语言的）同种性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原则的这种假设，完全是一种误解。在中部欧洲，任何一个这种类型的、要以语言的同一性来自我定义的国家，都会在其国土上制造出所谓的少数民族问题。如果这些已经并入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也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那就必然意味着战争。

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在1848年，梅特涅看到了他1815年预言的事情发生了：那种不仅仅将自己算作文化载体，而且算作向着实现自己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发动机——“向着一个完整的国家”——的民族性，最 终将必然以民族的分裂告终。[29]像梅特涅一样同属哈布斯堡皇朝的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30]，于1849年在他的格言警句式的四行诗中，使这样的认识走向了极端：“新式的教育行走在路上/从人道主义而来/穿越民族主义/奔向兽行主义。”[31]

梅特涅所担心的新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内部强化了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是的，是它通过同一性的理想，才制造了少数民族的问题。这种分裂属于“创立国家的倒影”也实属必然。[32]一个意志一致的国家，会给自己制造两个敌人。对第一个——外部的——敌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33]在1813年解放战争中所创作的著名歌曲里已作过宣布，这首歌梅特涅也知道：“这就是德意志祖国/……/在这里的所有的法国人都被称作敌人/在此国所有的德意志人都被称作朋友。”[34]为此，他还特别专门撰文出版了一本宣传册《民众仇恨论》（Über den Volkshass）。梦想中的同一国家，也唤醒了内部的敌人。属于这些敌人的有过去的、正在民族异化中遍布世界的各种人：贵族、普遍意义上的犹太人，以及在一些特定时段中的天主教徒，比如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平民立宪时期，或者在后来的俾斯麦帝国文化战争的岁月里。民族主义制造了统一战线，而一个多元文化的帝国还能够，也应该按照梅特涅的想法，放弃这些阵线。

在他的分析中，梅特涅的表现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因为他反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纪的向自主的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空想家，因为他不合时宜地事先就认识到两百年之后对现代国家的历史研究才做到的事。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将其总结为一种范式：“自法国革命以来，作为现代化标准政治模式的完整民族国家，除了只是个虚构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是。……理论上只有民族国家，然而实践中却几乎只有多民族国家。……很明显，是到了向不现实的民族国家告别的时候了。”[35]现代比较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充分探讨解释了语言、民族性和领土的这种三位一体，给19世纪带来的风险有多大，诸如“民族主义作为不宽容的义务”、“民族国家 作为战争的产物”、“‘国家的春天’和‘国家的梦魇’”、“冲突的火药桶——领土”以及“清除外国人”……等等。[36]

我们必须跟上梅特涅对国家与民族主义所理解的、看起来比较繁琐的思路，以便能够重现这位大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出于民族动机实施的信仰犯罪的几个月时间内——简而言之就是，在欧洲实施政治刺杀时——他所采取的行动视野。在这种环境中，瓦尔特堡音乐节（Wartburgfeier）[37]和陈腐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宣布诞生。其中可以肯定的是：梅特涅对“民族性”的辨析和解释，并非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国务首相事后变得现代化了，因为正是他，将“统一”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基本要求——语言—民族性—领土——即这个爆炸装置带到了这一概念上。

他也对阿恩特的《德意志祖国》作了分析。在歌曲出现的时候，他考虑到了这首歌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也考虑了是否要对阿恩特进行反驳。阿恩特头脑中想到的，只是那些被法国剥夺的德意志土地的回归，他没有看到除此而外的事情。这首歌后来遭到了滥用，这肯定不是他创作这首歌的初衷。“波兰的起义暴动，以及在维也纳会议上就已经广为传播的希腊风（暴），是这些祸害的真正原因，而这些原因，在动荡的年代甚至可以升级到暴乱的地步。”

按照时间顺序，希腊人是以1821年的革命开始的。他们以此加入到1820～1823年间席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并穿越意大利直至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革命动荡浪潮中。这场起义和革命的浪潮，马上列入了正在制订的、维也纳会议体系相互协调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计划里。对梅特涅来讲，作为冲突发源地的希腊，比起上面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更为重要，因为它威胁到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死存亡，并且得到了一些盟国的支持。

同样严重的是，在七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1830年华沙十一月起义。因为如果要修正波兰的划分，那就意味着普鲁士、沙俄和哈布斯堡皇朝在波兰的领土以及三大国的国体要重新规划。梅特涅按照他的价值准则，给予欧洲国家秩序的领土完整和稳定，以及与此相关的普遍和平以优先权，而不是优先考虑个别单一的民族利益。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民族性完全可以在 流传下来的多民族秩序中得到发展，一个没有语言和民族同一性的好国家，也是可以想象的，当时，瑞士联邦在这方面提供了最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