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越过大西洋的社会旅行家

——马克斯·韦伯在美国

与罗马人在一起的希腊人。

普林斯顿的一则关于欧洲教授在美国的谚语

1904年9月29日的《每日俄克拉荷马人报》（Daily Oklahoman）报道了一则奇闻轶事。该报以《宁可不在这里停留，一个德国教授突然中断了在加斯里的访问》为标题，并根据当地“皇家饭店”老板弗雷德·范·达因的口述，向加斯里（Guthrie）[1]和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2]的民众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可以拍成电影的事件。报道称：乘坐11点40分从圣菲（Santa Fe）[3]出发的火车，一位来自海德堡的范·韦伯（van Webber）[4]教授带着一大堆行李到达本城。在旅馆办完登记手续后，他告诉老板要在此停留一周，然后继续前往印第安人保留地旅行。范·韦伯自称是经济学教授，在周游美国期间要去相关的地方走走。他进房间待了一个小时，之后突然冲将出来，吩咐把他的行李送往弗里斯科（Frisco）[5]，他自己马上出发去马斯科吉（Muskogee）[6]，那里是印第安人居住地。范·韦伯解释说，他身上有一封给当地的《俄克拉荷马州首府报》（Oklahoma State Capital）主编的介绍信。但是，这位主编在他们见面时撞见了另外一家报纸《俄克拉荷马州纪文报》（Oklahoma State Register）的编辑。此人是他的宿敌。于是，他不由分说立刻拔出了手枪。得知此消息的柏林报纸也做了报道，称两个人一阵疯狂对射，想以此了结他们之间的意见冲突。但是，此情此景让教授看得一头雾水。谁拔刀动枪，谁就不是“儒雅绅士”。于是，他离开饭店回到了文明社会。柏林的报纸向大家保证，两位报界人士均未受伤。[7]

这位总是乐于出现在决斗场面附近的人物，就是身在美国民风彪悍的西部地区的马克斯·韦伯。因为，《每日俄克拉荷马人报》略有夸大其词报道的这位名叫范·韦伯的教授，除了他不会是别人。不过，报纸上讲的两名报人拔枪对射之事发生在韦伯到达的前一天。当他读到报纸的消息后，他没有如约去同那位主编见面，而是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了。

韦伯和妻子一道从8月29日至11月19日在美利坚合众国各地旅行。早在1893年，他就与友人保罗·格尔筹划去芝加哥参观在那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后来因为优先办理跟未来妻子的订婚事宜而未能成行。眼下的这次旅行依然是因为世界博览会。本届博览会于1904年4月30日至12月1日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St.Louis）举办，原计划是为了庆祝美国于1803年将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州买下1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一种形式上像世界艺术和科学大会的活动也同时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团均前来与会。马克斯·韦伯最初并没有在受邀之列，邀请名单上有哲学家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8]、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维尔纳·桑巴特和历史学家中与韦伯交恶的卡尔·兰普雷西特（Karl Lamprecht）[9]。但后来因为心理学家雨果·明斯特贝格和海德堡大学同事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0]的举荐，他受邀前往做一场报告。韦伯当时40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旅行给他多年的患病历史正式画上了句号，或至少正式终结了最糟糕阶段的患病史。1904年8月20日，韦伯夫妇与恩斯特·特勒尔奇一道在不莱梅登上了开往大西洋彼岸的“不莱梅号”豪华邮轮。

在此之前，韦伯的学术研究很少触及美国。在他的学术范围里，学者们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都是借助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充其量还有荷兰作为例证。因而人们得到一种印象，似乎这个开始逐渐失去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地区的知识分子无意中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个即将消失的伟大事物的起源环境上。对于韦伯来说，美国只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卡普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卡普曾经送给韦伯一本富兰克林的回忆录，后来，韦伯以名家的手笔，把富兰克林作为清教徒和“资本主义精神”最纯粹的代表来加以阐述。与之相关，韦伯还引述过一本费迪南·库恩贝格（Ferdinand Kürnberger）[11]于1855年出版的小说《厌倦美国的人》（Der Amerikamüde），目的是对一种极端的经济主义生活观和“贪婪哲学”做画龙点睛般的描述。这本叙述生动、激情澎湃和充满怨恨的小说也同样不能被称作此次美国之行的动因。无论怎样，韦伯本人在出行之前、旅行期间或归来之后都不是一个对美国感到疲倦之人。

而且，他也不是一个预言伟大未来的人。自1897年起在波士顿任教并领导着一个大型实验室的雨果·明斯特贝格于1904年夏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专著《美国人》（Die Amerikaner）。韦伯读过这本书。明斯特贝格在书中要求人们，不要将北美地区与其他单独的国家相比较，而是与“整个欧洲未统一的国家”进行对比。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美国人所拥有的令人吃惊的平等表示惊讶。他认为，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想法出发来理解这个人群。“精神统一的美国人民只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人们懂得印刷油墨比血液更浓稠。”[12]但是，事实上通过图书、思想和文化的典型概念来了解美国的，首先是欧洲的游客。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美国的世纪”的开始时期。尽管如此，许多人大发议论，似乎他们知道自己正处在这个新的起始阶段，并且看到美国深受物质主义、教育薄弱、没有历史根基、缺乏国家归属感、盲目乐观、盲目相信进步等的影响。早在1868年，雅各布·布克哈特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美国的文明人是占世界文明比例很高的一群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放弃了历史的东西，也就是精神的连续性，而且愿意把艺术和诗歌作为奢侈的形式共同享受之。”[13]缘此，美国人，即那些被误认为不从历史角度思考所以根本不会正确思考和只会囫囵吞枣的人，就不得不由欧洲人来告诉他们，他们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关系之中，并且，这还不仅限于艺术和诗歌的范畴。

针对美国的情况，19世纪末盛行着一种大规模的、时代诊断式的解释强迫症。其中，为了强调欧洲生活方式具有更高的合法地位，美国要么被用来当作与欧洲进行比照的案例，要么就以整个世界必然的未来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除了众多负面的描述，也有许多完全是对之加以肯定的版本。1902年，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蒂德（William Thomas Stead）[14]把“世界的美国化”宣布为20世纪的大趋势：在这个只依靠经济实力而没有帝国战略的世界大国的上升过程中，他看到了一种承诺，即一个伟大时代能够与和平一同到来。与此同时，他把普鲁士人称作1800年前后“他们时代的美国人”，因为他们当时既年轻又具有企业家的精神。但是他认为，如今柏林已经成了当前反抗将欧洲美国化的中心。虽然没有一座城市在躁动不安的能量、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方面比汉堡和柏林更加美国化，但是，“德皇”却与俄国沙皇一道，试图把旧世界组织起来与新世界对抗。[15]

斯蒂德的这个观点自然会得到韦伯的首肯，只是在走和平道路的帝国主义可能性的问题上，韦伯恐怕会与他意见相左。尽管如此，他在知识分子中是个例外。大多数人对于他们眼中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以及与所谓的大众社会概念密切相关的东西都持有很深的偏见。在尤里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16]写的《教育家伦布朗》一书里（一本充满反自由主义和文化悲观论主题的典型出版物），柏林被同样称作“美国式的都市”，反之，北美洲则被称为“到西方去的低层德国人的居民点”：拼命做生意赚钱，对文化的过度开发，既理性又呆板。——“大西洋此岸的文化泛滥与大西洋彼岸的文化贫乏都在手段中相遇，但可惜也在它们的成果中相遇。”[17]维尔纳·桑巴特于1906年从圣路易斯访问归来后，在他作为访问成果的、影响广泛的论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里，鼓吹的是同样一种调子：“美国老百姓灵魂的统一性”表现在缺乏对“个人的意义”的感知、对数量的痴迷、对成就的欣赏、肆无忌惮的竞争和对经济事务的过度评价之中。[18]然而，卡尔·兰普雷西特则认为：“假如现在的美国文明消失了：那么，永恒的人类还会剩下些什么呢？几乎一无所有。”他接着说，美国人赋予世界的仅仅是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而且从根本上说，即便是这种观念，也是欧洲移民带来的东西，即“首先是宗教改革和1500年宗教发展的礼物”。[19]

韦伯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对那些刚停留不到两天就对纽约唉声叹气的旅行者颇为气愤。[20]而那位出奇地爱喋喋不休的卡尔·兰普雷西特——关于他的旅美观察，人们几乎可以说是“什么偏见都拿出来公开发表”——过了这个时段就已经成了一名美国通：“只有理智的舒适，不是心灵和古老文化的舒适。所以极端的分工：没有人关心其他人，人[如同一部]机器。”[21]——这个文理错误几乎多于字词的句子很好地记录下了，他是何等自我感觉良好地不假思索信口开河。由于极端的分工，没有人关心其他人——恰恰是大旅馆和酒店反驳了他的偏见（兰普雷西特认为可以从这些场所观察到这些现象）：在那里，分工才使对人的关心成为可能。对文化悲观主义丝毫不陌生的韦伯没有发现任何理由，一定要在美国与这种悲观主义倾向同流合污。他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在匆忙离开加斯里后，韦伯的确去了马斯科吉。关于在那里的逗留，他甚至这样记述道：自从上大学的头几个学期以来，还没见过什么地方像[马斯科吉这样]有如此有趣的事情。[22]

对韦伯来说，他的美国之行并不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旅行。若要说世界正在美国化，这也与他的看法还相去甚远。相反，他认为美国本身正在逐步欧洲化。具体而言，他指的是欧洲人移民美国所带来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新教徒教区生活的意义在逐步下降。在他看来，伴随着旧宗教信仰的非教条化以及诸如“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这样的新宗教的活跃表现，种族的多样化说明了教会的作用在不断降低。但是，韦伯在当时就已经把美国的欧洲化也理解为与各种理想的告别，诸如平等的自给自足理想，为了利于大型组织的建立而在城市边缘地区中贫穷但自由地生活的理想，城市生活的理想，依赖国家的理想和职业生涯升迁的理想。他认为在美国看到的一切，是一种戏剧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把社会带到了与其建立之初的观念形态相对立的矛盾状态之中，而且对他来说，这还意味着：它也是一种与作为社会产生基础的自由意志的矛盾冲突。

尽管韦伯回国以后又给他的新教研究补充了涉及在美国的旅行经验的第三部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韦伯要在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他的新教论断寻找证据。除此之外，这个论断的一个要点还在于，他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充其量表现出的只是其起源动机的一些残存痕迹而已。换言之，美国充其量只是对当前形势的一个接触和认识的领域，即这里只能见证钢铁般坚硬的房屋楼宇，而不能见证有钢铁般坚硬意志的清教徒。当韦伯在布朗大学（罗德岛）查询关于浸礼会教义的书籍时（该校于1764年本着浸礼会教义的精神而建），他被告知，校方已经同教派的遗产脱离了关系，而且，现在是有意识地连关于大学创建者所属宗教派别的最新研究资料也不予收藏。[23]正因为如此，当韦伯发现这里还有明显的过往历史留下的宗教痕迹时（进化论的语言称之为“残存物”，即失去作用的残留物），他一时感到大为吃惊。

我们以美国西部的场景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是因为这个故事颇为吸引人，而且因为它同时记录下了韦伯所亲身经历的美国的方方面面。他在美国的旅行并没有按照事先做好的学术计划进行，而是充满了好奇心和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学方面的很高关注度。他走的路线一部分是因自己的亲属和熟人的关系而设定，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旅行途中收到的邀请和建议，但始终是以他对几乎所有事物的兴趣为主调。旅行的书信和记录表明，韦伯夫妇几乎没有放过美国文明的任何一个方面：宗教改革教区里破旧的住房，摩天大楼（他们从海德堡来，住在纽约，马路对面是公园街和圣保罗教堂！这些高楼大厦让他们目不暇接，摇摆不定，不知道它们是怪物还是美和崇高的事物），大专院校，芝加哥的屠宰场，新殖民化地区的乡间生活和大都市，精英人群和少数民族，黑人教育和“美式文化”，等等。

这位两年前跟周围的亲朋好友还时常无法说话交流的学者，如今已经能够进行大量的旅行、访问和谈话。韦伯走走停停，这里仅列出他曾经下榻过的地方，按顺序为：纽约、尼亚加拉瀑布城（Niagara Falls）、北托纳旺达（North Tonawanda）、芝加哥、埃文斯顿（Evanston）、圣路易斯（St.Louis）、加斯里、马斯科吉、孟菲斯（Memphis）、新奥尔良（New Orleans）、塔斯基吉（Tuskegee）、诺克斯维尔（Knoxville）、阿什维尔（Asheville）、芒特艾里（Mount Airy）、里士满（Richmond）、华盛顿特区、费城（Philadelphia）、巴尔的摩（Baltimore）、哈弗福德（Haverford）、波士顿（Boston）、剑桥（Cambridge）。这是82天中他所到过的21个城镇和13个州。这段时间里，韦伯夫妇坐火车旅行了7000多公里。按照当时火车的行驶速度估算，并把车站周围访问过的地方都算进去，他们至少乘坐了150小时的火车。

这种马不停蹄的旅行方式符合韦伯对事物感知和吸纳的心情。他记录了芝加哥屠宰场一名非熟练工人的年工资和许多牧师的年收入（后者平均年收入是1000美元，韦伯在圣路易斯做一场报告的报酬是500美元，相当于芝加哥屠宰场一名非熟练工人一年的工资。正因为如此，他更愿意把牧师的收入与J.P.摩根当年100万美元的年收入进行比较）。[24]他对外来移民的融入机会感兴趣并吃惊地记述道，在当地市民阶级人群中，德国的牧师不是被当成神职人员，而是被当成德国人看待。在与行政科学家、曾经领导过著名的费城沃顿商学院和刚刚担任伊利诺斯大学校长的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25]交谈之后，他思考过美国大学的独特之处，即它们培养的与其说是经过科学训练的专门家，毋宁说是人品圆滑、个性独立以及有商人那种自信的“绅士”。与此相关，他感到颇为惊讶的是，美国学生要在参加教堂弥撒或作为替代多听一门课之间做出选择。他注意到圣路易斯有家报纸，上午版全是严格的共和党倾向的内容，下午版则由其他编辑全部换成了民主党的路线。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党制度的一个特点——只是为了获得各级政府官位和无原则可言。韦伯去参加了土地拍卖和教堂弥撒（黑人教堂除外），并且站在教会如今作为“吸引人的亮点”而聘请的（1904年波士顿三一教堂为此一年拿出8000美元）职业歌手身边，聆听了对德国人的耳朵来说也无法忍受的很刺耳的“教区圣歌”。[26]他与房地产经纪人、社会改革者和报纸出版商进行交谈，会见了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27]，与他就宗教心理学进行过探讨交流。此外，他还与社会学家和民权运动家威廉·E.B.杜波依斯（William E. B. Du Bois）[28]见面，对他1903年出版的文集《黑人的灵魂》（Souls of Black Folk）十分赞赏（关于杜氏，我们后文将了解更多）。他去过专为黑人开办的学校，观看了一场哈佛大学和费城之间的美式足球赛（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11：0获胜），听了贵格会教士的布道，向印第安人的代表了解情况，在图书馆伏案工作，并且在长时间的火车旅行中抽空进行阅读。韦伯在火车旅行、日常生活的长时间休息以及在精神受感动并得到放松的感觉中所产生的想法是如此之多，将需要整个章节来专门讲述，但限于篇幅，不予赘述。

有鉴于韦伯如此丰富多彩的旅途印象，若要将他的旅行归在某个主题或主导动机之下，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在他经过的几乎所有停靠站点，他都表现出对这个游历中的国家所发生的非比寻常的变化的兴趣。韦伯是在美国处于国家的转折时期来到这个国度的。1890年的人口普查发现，美国土地扩张向西部延伸的界线已经不复存在。它的无人居住区不再构成一个完整划一的空间。三年后，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29]从向西延伸的边界的逐渐消失中得出结论，认为从现在起美国的发展不再可以用殖民化来描述。[30] 不过，特纳关注的并不是人口迁徙在不断减少这件事本身，而是一个具有两大动力的时代的结束：一方面是从低度分工向高度分工社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持续扩大和蛮荒地区向城市生活的转变：在东海岸，社会进步在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民主、经济和文化逐步形成各自的领域。与此同时，不断向西延伸的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不得不常常重新或是完全从头开始。特纳写道：“殖民者在蛮荒之地遇到了他们的师傅。就其服装、技术、工具、出行和思想而言，这位老师把他们当成了欧洲人。他将其从火车车厢中揪出来放到一艘用桦树干做的独木舟里，剥去了他们的文明外衣，给他们穿上猎装和鹿皮鞋。[……]简言之，起初对人们来说，边疆地区的环境过于势大力强。他们要么接受这样的条件，要么走向灭亡。于是，他们逐渐适应了印第安人开垦的地区，并以印第安人的方式改变了自己。他们一步一步地改变了这片蛮荒之地，但是，由此产生的一切并不是古老的欧洲”[31]——而是真正的美国的东西。

倘若美国人主要是通过边疆地区的经验与欧洲人有所区别的话，那么，1890年之后人们就有理由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即在这样的经验失去作用之后，这个国家是否实际上（重新）欧洲化了呢？韦伯认为，土地资源的紧缺导致了土地的垄断，此后，某种政治贵族的出现就为时不远了。无论如何，自由竞争在他眼里只能被看成一种过渡阶段。他认为，工业时代经济历史的发展最终将走向垄断、卡特尔、辛迪加和国家经济组织。如今，开拓者和获取“自由”土地的时代在美国已经结束，或者换言之：正行将结束。缘此，从事古罗马农业和德国当代农业问题研究直到精疲力竭，而且通过这个课题找到他关于社会心理学主导命题的韦伯，对可做比照的发展过程在美国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感兴趣，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韦伯是否了解特纳的学术研究工作，但是，就其从土地扩张、经济形态和技术手段的状况中试图找出殖民主义者的心态特征而言，特纳的研究工作完全具有与韦伯一样的历史意识。特纳引用过韦伯非常尊敬的文化史学家维克多·黑恩说过的一句话，目的是强调这句话对新定居者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一个小小提示。但他们的角度仅仅是相似，而非完全一致。特纳写道：“美国的民主不是从某个理论家的梦想中生长出来的；它既不是由‘莎拉·康斯坦特号’[32]帆船带到了弗吉尼亚，也不是由‘五月花号’[33]帆船带到了普利茅斯（Plymouth）。它来自美国的森林，而且，每当它遇到新的疆界，它便获得新的力量。不是宪法，而是自由的土地和呈现在一个有能力的人民面前的丰富自然资源创造了美国的民主社会。”[34]对韦伯来说，与其说社会传统和定居者新的生活环境构成了相互的矛盾对立，不如说移民过来的清教徒坚持心灵自由的生活信条才是殖民地环境的精神对立面。归根结底，殖民主义的历史也同样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仅仅是殖民主义本身促进了民主的发展。

韦伯在美国形成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他关于新教教派的看法。他本人来自一个很久以来就已经是教会之国的国度，而且，对这两种宗教组织形式进行区分也成了他的宗教心理学的一个主导动机。在1904年的那篇关于“客观性”[35]的论文中，他就已经以这两种宗教组织的状况作为实例，并试图通过找出它们最根本的、起原因作用的特征，来说明他所理解的“理想类型”的含义。有别于教会作为对上帝恩典进行等级化管理的组织，韦伯认为，教派是有宗教动机的人组成的协会，他们自愿加入到这个组织中，但此后他们的宗教资格却经常受到审查。在韦伯看来，首先是这些团体的平均主义以及个人要不断证明自己合乎资格这一因素，构成了“教派”这个理想类型的特征。因为韦伯认为，他在这个理想类型中发现了这些团体的“文化意义”的根源，即它们对一种禁欲主义经济伦理所做出的贡献。

在韦伯眼中，这一决定性的贡献就是自愿原则。他在《新教伦理》第二部分中写道，人们在这里应当注意一个重大的区别，“它存在于国家教会专制的道德警察的作用和以自愿服从为基础的教派道德警察的作用之间。从根本上说，洗礼派运动及其所有宗派组织创立的是‘教派’，而非‘教会’，这一事实无论如何对其严格的禁欲主义是有利的，正如加尔文教、虔信派、卫理公会的情况一样（程度有所不同）。这些宗派事实上被逼到了建立唯意志论式的宗教团体的道路上。”[36]韦伯认为，自我强迫不仅比外部强迫更为严酷，而且正因为如此，它才为一种自觉自愿的、无须经常受外部控制的经济思想打下了基础。具有这种思想的人无须不断地受他人强迫去从事有利于经济的活动。

旅行初始，韦伯与恩斯特·特勒尔奇以及其他前往圣路易斯的德国游人一道，访问了位于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北托纳旺达（North Tonawanda）[37]的德国新教教区。两位教授充满好奇，向牧师汉斯·豪普特（Hans Haupt）就教区生活问了很多问题。后来，豪普特十分惊讶地记述道，韦伯和特勒尔奇总是对每个问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无论如何，韦伯对教区信徒自愿缴纳的高额会费（几乎占年收入的百分之八）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便是要教徒们缴纳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费用，在我们这里都会导致大批人退出教会”。[38]牧师本身没有正式职位，他的酬劳由选出他的人根据其个人的布道水平予以支付。

由此观之，当韦伯出发去美国旅行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提纲。带着这个提纲，他想对教派典型的组织形式与它们的成员犹如教会那样有清规戒律的以及民主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然而，在回到德国一段时间后，他才在《新教伦理》的结尾部分中用到了这个提纲。这个结尾部分不仅深受美国之行亲身经历的深刻影响，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充满了对实地的所见所闻和拿到第一手资料的自豪。除此之外，对他来说新教教派的重要性还在于，美国的社会生活似乎由许多这样的组织所组成。即使是在俱乐部或政治党派这样的组织形式中，通过决定而非经过传统以建立组织的古老教派精神还依然存在。他把教派及其非宗教的派生组织产生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化的冷静务实精神”，从而与德国人的“悠闲自得”形成对比。一个社会团体若是没有这种“悠闲自得”，德国人根本无法想象。[39]

当韦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所属地访问的时候（所属地问题是当时关于地方自治的一场政治辩论的核心），他遇到了一个类似的、完全处于宗教范畴之外的、对自主的和从属的生活方式进行区别的问题。韦伯——他把这个地区称作旅行中见过的最有趣的地方[40]——在当地与一位印第安人的代表进行了交谈。这位代表就是后来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瑟姆·欧文（Robert Lathem Owen）[41]，其母是切诺基人（Cherokee）[42]，他于1903年领导筹建了美国的中央银行系统。欧文是自给自足思想的捍卫者，极力争取建立一个印第安人自己的州，反对华盛顿的家长制政策。这一政策试图保护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诸如只允许他们在某些条件下出售土地等。让韦伯非常感兴趣的是，能够有机会——再度借助土地占有和农业经济的问题——观察到一种古老的社会秩序朝着有各种利益重叠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这里，没有容克地主、短工和工业家，以及德国人和波兰人相互对立的问题；这里，也没有人针对美国是要成为农业国还是成为工业国的问题进行论战。尽管如此，马斯科吉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包括各种相关的社会方案在内的利益冲突的广阔天地。韦伯的研究课题是社会斗争。这里，利益冲突的各方是：白人土地所有者、土地投机商、铁路公司、印第安农民、黑人（他们被允许购买土地）、政府的福利部门和政治党派。[43]尤其是在土地买卖和政府管制的交互作用之下，印第安人实现地方自治的希望归于破灭。“可惜啊，”韦伯写道，“一年之后，这里的情况就将跟俄克拉荷马州一样，也就是说跟美国的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了。一切阻碍资本主义文明的东西，都将在疯狂的速度中被碾得粉碎。”[44]

这不是浪漫怀旧的叹息，而是对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国家的生活方式的消失表示遗憾。韦伯对于单个群体的生存机会有一种细致入微的嗅觉，即他们依靠自己的意志在艰苦的条件下（荒野、贫困、流散）借助既定目标求得生存，并建立各种社会联系，而没有在其中消亡，亦即变成某种事物的纯粹附属品。因此，韦伯认为，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苦涩讽刺意味在于，这种精神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从经济上和官僚体制上对这种形态的自由做了一次无情的快速判决。所以，早在关于易北河东部农业工人问题的研究报告中，他就提出了一项值得注意的建议：在德国向工业国家过渡的同时，向波兹南和东普鲁士地区迁置农业人口。这些农业移民的任务不是为了市场进行生产，而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我们从他的美国之行出发，不妨回过头来问这样一个问题：韦伯在这些农民中是否看到了他想在东部省份为之设立保留区的易北河东部的印第安人？抑或，韦伯受他本人的意愿驱使深陷其中的矛盾性——一种始终不放弃英雄行为和勇敢地舍弃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了吗？

在长时间的火车旅行中，韦伯可以透过车窗看到沿途的美国风光，诸如阿肯色河两岸的景色等。但是，他在那里所见到的，并不是旅行途中唯一的蛮荒之地。在此之前，他到过一处城市化的原始森林。这里，我们不妨从韦伯的游记里摘录其中的一段，这段较长的描述要比他近期所写的社会学文章更为生动形象：“芝加哥是最不可思议的城市之一。湖边有几处舒适漂亮的别墅区，房子大都是庞大沉重的石头建筑。石头房子后面紧挨着的是老式的木头房子，跟黑尔戈兰岛（Helgoland）[45]上的完全一样。然后是工人住的简易房，出奇肮脏的街道，没有铺石头，别墅区外破烂不堪的马路。市区里，摩天大楼之间全是令人惊诧不已的街道。这里烧的都是软媒。倘若现在干燥的热风从西南方向的荒漠吹过城里的马路，加之黄黑色的太阳下山的话，城市的景观是不可思议的。在大白天里，人们只能看到三个街区开外的物体。到处都是雾霾和浓烟，整个湖面被笼罩在厚厚的紫色烟雾中。小汽船突然从烟雾中冒出来，出港船只的风帆很快就消失在其中，留下的是一种一望无尽、没有人烟的荒漠。人们坐车出城要经过一眼望不到头的霍尔斯特德街（我想有20英里长），街区之间希腊文随处可见，比如‘Xenodochien’[46]等。另外的街区是中国人开的酒肆，波兰的广告，德国的啤酒馆，一直到最后的牲畜围栏。从亚摩公司[47]的钟楼望去，到处是成群的牲畜，叫声此起彼伏，场地脏乱不堪。远处天际线上——因为城市还要向前延伸很远很远，直到消失在城外的郊区中——是大大小小的教堂、升降机的储气罐、冒着黑烟的烟囱（这里每个大旅馆都有自己吐着蒸汽的升降机）和大大小小的房屋。大多数都是最多住两户人家的小房子（因此城市的规模非常大），不同民族的人讲干净的程度也不相同。前不久，肉联厂出了事：一场罢工失败，许多意大利人和黑人停止罢工；每天都有枪击事件发生，双方死了几十个人；一辆有轨电车倾覆，压死了十几名妇女，因为有个不是联合肉联厂的人坐在里面，威胁要用炸药炸掉高架铁路，一节车厢脱轨坠入河中。在我们住的旅馆附近，一个雪茄烟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事发地没隔几条街，三个黑人在黄昏的时候抢劫了一部有轨电车，等等。总之，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繁荣。不同民族的混杂生活已经到了让人非常震惊的地步：希腊人走街串巷给美国佬擦皮靴，每次5美分。德国人给美国佬当堂倌，爱尔兰人替他们关心政治，意大利人干着最脏的挖土活儿。”除了好一些的居民区外，韦伯最后写道，这个城市像是一个“被剥了皮的人，他的内脏如何工作都看得见。因为，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比如晚上，妓女们坐在城里偏僻马路上有电灯的橱窗里，身旁就是价目牌！和纽约一样，这里的特点也是号称有一种自己的德国犹太人文化。戏剧都是用犹太人说的德语上演，如《威尼斯商人》（但是剧中的夏洛克[48]不是反面角色）和犹太人自己的剧目，我们去纽约时想看一下”。[49]

二十年后，从这些在芝加哥以及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现象中，诞生了城市社会学——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学派。这个学派的追随者（他们都是格奥尔格·西美尔的学生）提出假设，认为大城市将那些在其他地方被隐藏起来的事物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城市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经历导向了极端的状态，并允许个体的特殊类型存在。倘若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与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对此，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不以为然。但是，韦伯本人后来并没有写出自己的关于现代城市的社会学研究论文，从而可以与格奥尔格·西美尔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和《外来人》（Fremde）的文论相得益彰。不过，他在芝加哥花了50美分，请了一个小男孩做向导，跟着生猪一步步“从猪圈直到香肠和罐头”，亲眼看到了帕金敦（Packingtown）[50]屠宰场里流淌的“血海”。[51]我们不禁可以这样设想一下，韦伯在这里可能与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52]走的是同样的线路。韦伯来过之后不久，辛克莱于1904年秋匿名对芝加哥的肉类加工企业进行了为时七周的调查，并将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引起轰动的关于“放心牛肉的工资奴隶”的小说《屠宰场》。该小说从1905年起首先作为连载故事发表在一家社会主义党人办的杂志上。韦伯寥寥数语的评论——肉联公司每年以屠宰场400名死亡和受伤的工人为代价，虽然这些公司不得不给每个死者支付5000美元，给每个伤者支付1万美元，因为实施安全措施的费用更高——与辛克莱小说中的结论可以很好地互为补充：“这个叫作屠宰场的地方既不是帕金敦，也不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和美国，而是人类文明。”[53]

那么是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等同于人类文明吗？芝加哥的屠宰场是韦伯访问过的唯一的一家工厂，倘若我们想这样认为的话。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他于1895年和1910年访问英国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走近过任何一家工厂的厂房。他感兴趣的依然只是那里的农业状况。[54]与此相关，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韦伯在他所做的报告中讲述现代经济问题时，也是专注于农村的资本主义。[55]他在报告中阐述道，土地所有者如今的行为方式跟任何一个商人毫无二致，他愿意当“地主”，但他必须转变成商业化的企业家和资产阶级。[56]在美国，首先是内战和解放奴隶摧毁了这些“封建的”堡垒。在不久前的普鲁士，资本主义于1850年前后在“解放农民”的过程中闯进了乡村生活。

韦伯认为，除了这个变化之外，如今又增加了另一个新变化：除了教派和俱乐部白手起家的那部分人外，出现了继承人这个类型的群体，这从他们名字后面的“Jr.”[57]可一目了然。在美国，“不仅——如同我们这里的人以为的那样——出现了一种原始的财产富豪阶级，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社会阶层意义上的贵族”。[58]政治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民主化。这里，我们必须补充的一点是，韦伯已经观察到了城市的贵族阶级：也就是说，因为农场主资本主义的出现，“种庄稼的贵族阶级”走向了消亡。

这里便产生了一个对韦伯来说的关键问题，即在资本主义中是否也存在类似于由旧封建统治者所实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优势相结合的情况？产生于同样一种“精神”的统治机会是否在这里与经济实力相对应？韦伯在圣路易斯时谈到，德国的容克地主有足够的时间去搞政治，只要他们还依靠收取地租生活，而不是农业企业家的话。这里，对俾斯麦的影射不言自明。然而，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现在被那些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依靠政治生活的政客所取代。如果市民阶级不得不关心自己的生计，他们是否还有从政的能力——对于赫尔曼·鲍姆加滕提出的这个老问题，现代社会的回答是：它造就了一批职业政客。缘此，资本主义是否如同“封建主义”一样，其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形式——这个问题已经愈发不言而喻。

韦伯在他美国旅行期间只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不能做出解答。此问题已经包含在《新教伦理》第一部分的内容之中（这部分由关于信仰的职业统计开始，论及禁欲主义的职业观）。因为，从根本而言，所有职业难道不都是经济职业，以及职业活动不就是“为市场而生产”吗？举例而言，倘若在德国的公务员、教师、军官或诗人中也同样有为数众多的新教徒，那么，这究竟与17世纪的禁欲主义经济道德有什么关系呢？韦伯在美国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党派体制和官僚主义也同样一同发展。因而，为了实现商业目的、劳动纪律和勤俭节约，不仅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宗教动机，而且，美国所谓毫无节制发展的资本主义中的现代文明也远非仅由经济组成。在韦伯带到圣路易斯的报告中，资本主义还完全处在对社会变革描述的核心地位。他让这种社会变革随着早期国民经济的出现而开始，并经过古罗马农业制度的发展和封建的土地统治，一直追溯到原材料工业。这场报告是韦伯最后的几篇涉及“资本主义”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主导动机的论文之一。他将利用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对《新教伦理》进行补充，从而为围绕他的论断的激烈争论进行辩护，并且还将撰写若干篇关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文章。尽管如此，1890年至1904年，即封建统治的终结和现代经济道德作为他思考的驱动主题的这些年，构成了韦伯的一个已经结束了的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美国之行结束之后，韦伯开始告别作为他终生命题的资本主义，将他对这个命题的兴趣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背景关系——政治统治史的背景关系之中。[59]

[1] 加斯里（Guthrie）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座小城市。

[2] 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首府。

[3] 圣菲（Santa Fe）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首府。

[4] 报纸将韦伯的名字误写成荷兰语化的范·韦伯（van Webber），可能与向报纸爆料的旅馆老板弗雷德·范·达因（Fred van Dyne）是荷兰裔移民有关。

[5] 弗里斯科（Frisco）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中等城市。

[6] 马斯科吉（Muskogee）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小城市。

[7] 关于事件的史实和真伪，整个场景见诸于记述韦伯美国之行的专著。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77页及下几页。

[8] 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9] 卡尔·兰普雷西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

[10] 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德国公法学家。

[11] 费迪南·库恩贝格（Ferdinand Kürnberger，1821～1879），奥地利作家。

[12] 明斯特贝格：《美国人》，第1页和第5页。

[13] 布克哈特：《世界史观》，第68页。

[14] 威廉·托马斯·斯蒂德（William Thomas Stead，1849～1912），英国记者，擅长撰写纪实报道。

[15] 斯蒂德：《美国化》，第13页和第65页及下几页。

[16] 尤里乌斯·朗贝（Julius Langbehn，1851～1907），德国作家和文化批评家。

[17] 朗贝：《教育家伦布朗》，第112页及下页和第114页。

[18]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17～24页。

[19] 兰普雷西特：《美式文化》，第32页及下页。

[20] 见LB，第295页。

[21] 兰普雷西特：《美式文化》，第13页。

[22] 见LB，第305页。

[23] 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161页。

[24] 1904年9月8日的记事，引自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32页。

[25] 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1855～1925），美国学者、教育家、伊利诺斯大学校长（1904～1920）。

[26] 见GARS I，第185页。

[27]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

[28] 威廉·E.B.杜波依斯（William E.B. Du Bois，1868～1963），美国社会学家、民权运动家和泛非主义者，哈佛大学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

[29]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学说。

[30] 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第1～38页。

[31] 特纳：《美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第4页。

[32] “莎拉·康斯坦特号”（Sarah Constant）也叫“苏珊·康斯坦特”（Susan Constant），是英国维吉尼亚轮船公司最大的一艘帆船，1606～1607年出海航行抵达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Jamestown）。

[33] “五月花号”（Mayflower）帆船于1620年9月搭载一批清教徒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出发，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

[34] 特纳：《西部和美国理想》，第293页。

[35] 指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

[36] 见GARS I，第162页以及PE-L/W，第119页及下页。

[37] 北托纳旺达是美国纽约州尼亚加拉地区的一座小城市。

[38] 见GARS I，第208页。

[39] 韦伯：《“教会”和“教派”》；参见PE-K，第319页。

[40] 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85页。

[41] 罗伯特·拉瑟姆·欧文（Robert Lathem Owen，1856～1947），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是俄克拉荷马州成立后最早的两位来自该州的参议员之一。

[42] 北美印第安人之一族，1830年反抗白人政府的移民政策，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迁徙。

[43] 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90页。

[44] 见LB，第306页。

[45] 黑尔戈兰岛是德国北海上的一座岛屿，面积大约一平方公里。

[46] 希腊文，意为教会旅馆。

[47] 亚摩公司（Armour and Company）是芝加哥的大型肉联加工厂，1867年由亚摩兄弟创办。

[48] 夏洛克（Shylock）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犹太富商，放高利贷者，极其吝啬、贪婪、刻薄。

[49] 见LB，第574页，全文见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41页及下页。

[50] 帕金敦是芝加哥屠宰场所在城区的地名。

[51] 1904年9月20日书信，引自斯卡夫《韦伯在美国》，第45页。

[52]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和社会批评家，1906年发表小说《屠宰场》，描写大企业对工人的压榨和芝加哥屠宰场糟糕的卫生状况，引起人们的愤怒，从而导致了食品卫生检查法的制定。

[53] 辛克莱：《屠宰场》，第116页。

[54] 戈施：《一个美国人阅读韦伯》，第103页。

[55] 德文手稿已遗失。韦伯仅在小范围内做了这场报告，题目是较为平常的《德国农业问题的过去和现在》。很长时间里，只有一份粗糙的英文翻译。直到牛津大学思想史学家彼得·戈施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原稿的内容才变得清晰起来。戈施：《马克斯·韦伯论“农村社区”》，第327～366页。相同作者：《资本主义和统治：马克斯·韦伯在圣路易斯》。

[56] 戈施：《马克斯·韦伯论“农村社区”》，第344页。

[57] “Jr.”即英文Junior的缩写，代表儿子辈的“小……”之意。

[58] 《德国的选举权和民主》（1907年），载于GPS，第284页。

[59] 此处参见彼得·戈施《一个美国人阅读韦伯》，第110～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