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名字说明一切

假如让我重新主审本案，一丁点改动也不会有。[1]

——吉奥格·奈特哈特

1924年4月1日星期二上午，老军校二楼的法庭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导致一些持有正规入场证的人也被拦在了外面。记者们[2]在预留给报社的区域也很难找到座位。在旁听席落座的有政府官员、军官，还有——根据许多资料的记载——不少女人。大家都“屏息静气”[3]等待裁决，《柏林日报》记者说。

法庭的气氛就像一场歌剧演出或时髦的戏剧首演式。[4]希特勒相当于演出的头牌，甚至可以是一位圣徒。《每日电讯报》驻外记者听到旁听席有两个女人在说，她们渴望能在希特勒的浴缸里泡一泡。

由于门卫室里堆积了许多献给被告人的花束[5]，他们选择到后院集中起来拍了一张照片。[6]希特勒在他那件熨烫过的大衣里面穿了身黑色套装，右手抓着自己的帽子。另一个穿了套装的是弗里克博士。

其他被告人穿军装，佩戴一排排的十字、勋章以及其他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徽章。鲁登道夫穿着他发誓再也不穿的德国军服。唯一没出现在照片中的被告人是恩斯特·珀纳，他因肠胃疾病获准缺席宣判。

这些功勋彪炳的被告人会因重大叛国罪行受到惩罚吗？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的装束也引起了争论。他佩戴一把正装剑[7]，戴了被禁组织高地联盟的蓝帽子。这身打扮再一次展现了他对共和国法律的蔑视，不过奈特哈特法官在看到韦伯时并没有表达什么异议。

第一个在法庭前方落座的是作风张扬的辩护律师卡尔·科尔。上午10点，或10点刚过不久，被告人入场了，最前面是鲁登道夫，后面跟着希特勒以及律师团队。检察官们紧跟在后面进入法庭。

10点过5分，奈特哈特法官携审判团坐在了长木桌后的巨大皮椅上。奈特哈特的表情凝重而紧张。经过五个星期万众瞩目的审判，这份判决书是压轴大戏。[8]

法官用缓慢而响亮的声音宣布希特勒重大叛国罪名成立。旁听席发出一阵不满的骚动和低语，有人高喊“不能接受！”“丑闻！”的口号。[9]在法庭外，一大群人不顾官员的指示，聚集在铁丝网路障前。等到冲出来抢着发稿的记者们[10]传达了宣判的消息后，这些人立即开始呼喊叫骂起来。[11]

另有三名被告得到跟希特勒一样的判决：韦伯、克利伯和珀纳。刑罚是五年徒刑加小额的罚款，不过从被捕到此时关押的时间会从刑期中减去，具体到希特勒，可以减掉四个月零两周。

根据德国刑法第81条，被判重大叛国罪成者需要终身监禁于普通监狱或堡垒监狱。不过慕尼黑法庭援引了减罪事由，量刑可降至5～15年，并且选择了最低刑罚。随后法庭还通过司法解释确保希特勒及其同党可以在服刑仅6个月后申请假释。

另外五名被告——布吕克纳、罗姆、佩尔内、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犯有较轻的协助和煽动重大叛国罪。他们每个人所获刑期严格来说是一年零三个月，但法官减掉了自被捕以来已经关押的时间。换句话说，只要在1928年4月1日之前不犯什么事，这五名被告人一天牢也不用坐。

至于鲁登道夫将军，所有指控皆不成立。

“太棒了！”观众高呼。[12]

“鲁登道夫万岁！”

人们鼓起掌来。

根据德国司法程序的要求，奈特哈特接下来在这个短暂的上午庭期里给出了裁决的依据。[13]作为审判中心人物的三名当局领导人是否参与政变尚无定论，主审法官读道。但这无关紧要。他们并非此次受审的被告人。“唯一需要裁决的问题是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清白。”[14]

法庭判定希特勒、克利伯和韦伯是啤酒馆政变的谋划者。珀纳也被列入其中，因为他遵照计划行事，并且接受了一个新政权的职位。然而鲁登道夫也接受了职位，这一点并没有给出解释。

奈特哈特称，法庭相信将军去啤酒馆是因为他以为这是在支持古斯塔夫·冯·卡尔的政府，尽管同样是这个正当理由，却不能让其他被告人脱罪。这一推断跟鲁登道夫就这一问题给出的第一次陈述也是不符的。奈特哈特就这样得出难以服人的结论，鲁登道夫没有意识到他在犯下重大叛国罪行：

各方目击证人已经证明，鲁登道夫在讲台上深受感动，以至于很少留意身边发生的事。[15]

合议庭对啤酒馆里屋发生的事也做出了不太合理的解释，推断鲁登道夫可能以为他是在与卡尔的政权并肩行动，尽管这样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鲁登道夫要花那么多时间劝说卡尔，让他到照理会由他来领导的政府中做事。

至于其他被判重大叛国罪——或刑法第81条和第82条所说的武力改变宪法未遂——的被告人，奈特哈特解释了为什么会将减罪事由纳入考量：被告人的行动“完全出于爱国精神……［带有］高尚、无私的动机”。[16]此外，他们以为他们与巴伐利亚当局有共识。

因此，虽然行动本身存在巨大危险，包括可能导致内战和外国入侵，奈特哈特认定此罪适用最低量刑。毕竟，制裁叛国的法律在他看来[17]也太过无情。然而此前在给左翼谋反者量刑时，无论他还是其他的魏玛共和国法官，都没有因持这样的看法而手下留情。

例如在近期人民法庭的一桩叛国罪审判中，左翼犹太记者费力克斯·费辛巴赫（Felix Fechenbach）被判11年苦役。他还被剥夺公民权10年。同案还有两名被告人齐格斯蒙德·加加斯（Sigismund Gargas）和卡尔·海因茨·兰布克（Karl Heinz Lembke）分别获刑12年和10年。如此偏袒激进右翼被告人的裁决令德国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奇·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感慨魏玛司法系统是“第三帝国的源泉”。[18]

这个结果让德国民族主义者十分振奋，至少鲁登道夫将军、罗姆上尉和其他多名被告将以自由身离开法庭。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柏林的《德意志报》赞扬法庭得出了一个全体右翼、爱国的德国人想要的结论。柏林《当地汇报》（Lokal-Anzeiger）称这是个贤明的裁决。

《德意志日报》从法律和情感角度对裁决给予了类似的肯定，强调了被告人的“高尚动机”。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在反抗外国压迫，并激起了高涨的爱国之情。法庭让德国幸免于“将自己最了不起的战士”关进监狱这样可悲的场面，《德意志汇报》写道。引起批评的主要是对希特勒及他的几个亲信的判决，《十字报》（Kreuz-Zeitung）认为实在太过严厉。

当然，这个判决也让不少人大惊失色。柏林的《时代周报》（Die Zeit）概括这整件事自始至终——比如啤酒馆这样的场景，近乎闹剧的笨拙行动，还有获得如此荒唐的惩罚——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巴伐利亚奇观，而事件本身除了重大叛国没别的解释。假设希特勒及其同伙没有上庭，《科隆人民报》（Köln Volkszeitung）说，对国家的损害恐怕要比奈特哈特的判决还小一点。1924年4月1日将永远是巴伐利亚和德国法律史“黑暗的一天”。[19]

名字说明了一切（Nomen est omen）！[20]这一天的别称——愚人节[21]——不是已经预示了一切了吗？柏林的《前进报》称本案的裁决结果是一个可耻的笑话。“慕尼黑重大叛国审判的裁决是一场滑稽戏，如同小孩子过家家。”《法兰克福日报》总结道苏黎世的《新苏黎世报》提醒读者，这丢人现眼的裁决[22]并非恶作剧，而是真正的“慕尼黑式正义”[23]。《小巴黎报》称之为一出史无前例的“公正喜剧”。[24]

血也流了，人也死了，共和国的合法、合宪政权遭到了攻击，《柏林日报》说。然而被告人们站在法庭上，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受到赞美，[25]还发誓如有必要他们还会再干一次。这其中包括了五名军人、一名高级警官和一名法官。反动分子是在欢呼雀跃，《图片报》（Das Bild）说，但是共和主义者只能沉浸在“耻辱与悲痛”[26]之中。对政府及其宪法犯下重大叛国罪行，难道惩罚就只是坐6个月的牢？伦敦《泰晤士报》问道。

如果不去看极右翼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媒体，这项裁决招致的批判的确是十分严厉的。慕尼黑《汇报》认为，对鲁登道夫的判决毫无道理可言，除非法庭是以将军的高龄或心神衰弱为理由判他无罪。他在法庭上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诌，不是挺能证明这个解释的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武装部队统帅，居然会在一个慕尼黑啤酒馆里这么稀里糊涂，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扯进一场重大叛国行动，根本就是胡扯，《奥格斯堡邮报》认为。慕尼黑这场审判的无法无天，反映了《福斯日报》所说的“巴伐利亚政治乱象”。[27]德国将会落入怎样一个下场？

《日耳曼尼亚》斗胆做了一番猜测。那些试图推翻共和国的人将走出法庭，可能会回到啤酒馆，计划一场更有效的袭击。这个判决看上去根本就是一封邀请函，请其他极端右翼支持者也来采取重大叛国行动。这不是一般的“司法流产”，[28]《前进报》写道，而是一场威胁国家道统与安全的司法灾难。

阿尔弗雷德·乌尔曼（Alfred Oulman）在《小蓝报》（Le Petit Bleu）上表示，他担心还有别的后果。他恳求国际社会——尤其是法国——要愈发警惕起来。一旦看到德国有入侵或越过边境进入邻国之举，应立即采取行动。

考虑到现在的刑期以及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假释，一名警探在一张小纸片的背面算了算，得出希特勒及其他被判有罪的叛国者也许可以逃脱九成的刑罚，而这刑罚本身就已经十分宽大。

为什么希特勒获刑如此之轻？奈特哈特对被告人们的好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是不是跟希特勒做了笔交易，换取他的合作，不在公开庭期中充分暴露巴伐利亚政府反对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条约》的行动？这显然不是完全没可能（被告人恩斯特·罗姆的确表示过，有人来跟他商量，让他在法庭上要有所谓“合理的保留”[29]）。大名鼎鼎的魏玛律师马克斯·赫施贝尔格（Max Hirschberg）认为，对本案尤其是鲁登道夫的裁决表明，此事是事先安排好的：“司法界从未如此恬不知耻地暴露自己是法西斯的婊子，即便巴伐利亚都没有过。”[30]

但司法的败坏并没有止步于此。[31]《共和国保护法》第9条第2节规定，犯有重大叛国罪的外国人在刑满后要被驱逐出境。然而奈特哈特选择忽视这条法律。他是这样解释的：

希特勒是一名德奥人［！］他自认是德国人……［他］像个德国人一样思考和感受。他志愿在德国陆军服役四年半，因为骁勇御敌而得到高级别战斗勋章。他在战时负伤，健康受到损害。[32]

因此，法官裁决强制性驱逐在本案中并无助益。希特勒应获准留在德国。当时和后来的法律学者都认为，这一解释无疑是违法的。

旁听席爆发出热烈的喝彩。[33]

希特勒肯定长出了一口气。接下来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奥地利国籍，这样今后再遇到法律上的麻烦，他就不会被驱逐了。事实上此后希特勒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直到1932年夏才成为德国公民——距离他上台只有六个月。

获得假释的被告人需要留在法庭，等所有记者和旁听者离场后再走。上午11：10，奈特哈特准备结束审判。

这个荒诞的上午，此时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鲁登道夫将军站起来开始抗议他的无罪判决。他想和自己的同僚一同接受惩罚，称这个判决是“一种羞辱，对不起这身军装和上面的勋章”！[34]

“鲁登道夫万岁！”旁听席里不少人喊道，“希特勒万岁！”[35]

在哈瓦斯通讯社记者所说的“掌声雷动”[36]的气氛中，奈特哈特敲响法槌，试图制止鲁登道夫。不少记者注意到，主审法官看起来对这一阵爆发深感困惑。[37]他费了好大劲才让法庭恢复秩序。奈特哈特命令警察找到起哄的人，他会判他们三天监禁。显然在敷衍了事的警察没能找到他们。[38]

在奈特哈特试图清场的时候，一名官员来到鲁登道夫将军身边，要求他从侧面的一个门出去，直接上院子里的一辆车。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大楼正门外引起骚动，聚集在那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已经在高喊“希特勒万岁！”并唱起国歌。[39]

据《柏林人民报》记者说，鲁登道夫的脸气得“通红”，[40]他拒绝走侧门，并傲慢地跟那名官员说有本事就逮捕他。主审法官命令将军服从，依然没有效果。

“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41]鲁登道夫说，完全没把官方当回事。

将军艰难地从走廊穿过，那里现在已经挤满了在为被告们喝彩的观众，他从正门走了出来，迎接他的是《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伊巴拉所说的“疯狂的喝彩欢呼”。外面的人群[42]无视警方的警告，不断挤向路障。鲁登道夫的妻子在车里等着，车上已经盖满了鲜花，都是“他的众多欢欣鼓舞的仰慕者扔来的”[43]。在汽车的引擎盖上[44]有一面小小的黑白红三色德意志帝国旗帜。

民族主义者们从步兵学校出发，民众夹道欢呼：“打倒共和国！”[45]还有人站在窗口挥舞着手帕，咒骂卡尔、洛索和塞瑟。人群越来越躁动。在慕尼黑城的西北部，骑警[46]手持裹着橡胶的警棍冲击抗议人群，造成多人受伤。

与此同时，希特勒被押送到二楼一个房间，在那里等待转往监狱。他走到窗边微笑着挥手致意，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47]

[1] Georg Neithardt，Einige Bemerkungen des Vorsitzenden im Hitler-Prozess über die Prozessleitung，April 1924，Nachlass Hans Ehard 97，BHStA.

[2] 1924年4月2日《德意志汇报》和1924年4月1日电讯联盟社。

[3] 1924年4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其他报纸有类似的表述，如1924年4月2日《大德意志报》。

[4] 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

[5] 1923年4月1日魁北克《每日电讯报》，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4月5日《人民报》，以及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29，NL Ehard 99，BHStA。

[6] 不少知名权威错误地把拍摄时间说成了宣判之后，但实际上显然是在之前，见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28-29，NL Ehard 99，BHStA，以及被告人罗伯特·瓦格纳的叙述，1924年9月12日，HA 69/1501。此外不少史学家忘了这张照片并不完整。珀纳不在其中。

[7] 当然，韦伯在法庭里没有戴那顶帽子，Landgericht München I，Report，September 2，1924，HA 69/1501。不过，1924年4月19～20日《慕尼黑邮报》正确地总结道，跟过去几个礼拜的审理比起来，这身穿着的丑闻就不算什么了。

[8] Anz. Verz.XIX 421/1923，Proz.Reg.Nr. 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StAM.

[9] 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

[10] 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4月2日《大德意志报》。

[11] 1924年4月2日《农民周报》，另外1924年4月4日《卫士报》描绘了当时歇斯底里的场面。

[12] 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13] 这是一篇东拉西扯的劣作，充斥着错别字、语法错误、自相矛盾、生硬的法律表述以及许多遗漏。可参阅Otto Gritschneder，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Verlag C. H. Beck 1990），61。

[14] Anz. Verz.XIX 421/1923，Proz.Reg.Nr. 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13，StAM，更多理据陈述见28-30。

[15] Anz.Verz.XIX421/1923，Proz.Reg.Nr.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40，StAM.

[16] Anz. Verz.XIX 421/1923，Proz.Reg.Nr. 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42，StAM.

[17] Anz. Verz.XIX 421/1923，Proz.Reg.Nr. 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43-44，StAM. 关于裁决本身，还可参阅Otto Gritschneder，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München：Verlag C. H. Beck，2001），93-95。

[18] Henning Grunwald，Courtroom to Revolutionary Stage：Performance and Ideology in Weimar Political Trial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

[19] 1924年4月1日《柏林人民报》晚间版和1923年4月3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20] 1924年4月28日《慕尼黑邮报》。

[21] 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22] 1924年4月2日《法兰克福日报》。

[23] 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24] 《小巴黎报》1924年4月2日.

[25] 1924年4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26] 1924年4月1日《图片报》和1924年4月2日《柏林人民报》晨间版。

[27] 1924年4月2日《福斯日报》晨间版。1924年4月5日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也认为这不是个法律判决，而是政治判决。

[28] 1924年4月2日《前进报》。

[29]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200.

[30] Max Hirschberg，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ed. Reinhard Weber （München：R. Oldenbourg Verlag，1998），242.

[31] Alexander Graf von Dohna，“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in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Heft 9/10，335.

[32] Anz. Verz.XIX 421/1923，Proz.Reg.Nr. 20，68，97/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44，StAM.

[33] 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34] 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and Otto Gritschneder，eds.，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München：K. G. Saur，1997），IV，1593.

[35] 1924年4月1日《柏林人民报》晚间版。

[36] 1924年4月2日哈瓦斯通讯社和1924年4月2日《梅拉诺报》。

[37] 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

[38] 还有目击者说警察拒绝了，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Deutscher Volksverlag，1924），272。

[39] Bericht über die Vorfälle an der Pappenheimstrasse anlässlich der Urteilsverkündung im Hitler-Prozess，am 1. April 1924，April 2，1924，HA 69/1499.

[40] 1924年4月1日《柏林人民报》晚间版。

[41] 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鲁登道夫在正门，见Police report，Kommando der Schutzmannschaft，Nr. 1306，April 16，1924，HA 69/1499。

[42] 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4月4日《大德意志报》。

[43] 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鲁登道夫在正门，见Police report，Kommando der Schutzmannschaft，Nr. 1306，April 16，1924，HA 69/1499。

[44] 1924年4月2日《小巴黎报》。

[45] 1924年4月1日魁北克《每日电讯报》。

[46] 见警方文件，尤其是HA 69/1499，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如1924年4月5～6日《大德意志报》。

[47] 有传记称希特勒最后是急匆匆地上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甚至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就上车了，John Toland，Adolf Hitler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7），261，但是实情并非如此。希特勒一直在法庭，后来走到了窗边：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1923年4月3日《法兰克福日报》；1924年4月2日《高卢人报》；以及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28，NL Ehard 99，BHStA等都给出了目击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