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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1章 向教宗施压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继续保持着他的言语攻击，为被混乱和暴力统治的基督教世界首都大发悲恸。他告诉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们，这群正在统治罗马城的人正在变卖教堂里的艺术品以支付他们的账单。虽然这并不是事实，而且他对罗马城的无政府状态的叙述经过了极大的夸饰，但这些编造出来的故事已经在全欧洲的天主教徒间传播开来。
共和国的部长们站出来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在城墙上张贴了一份倡议书，敦促罗马市民尊重天主教圣职和教会的财产，但是针对教士阶层展开的暴力行为并非凤毛麟角，在多明我会主管的宗教监狱中怒火被燃起了，一群暴民放火烧了多明我会的修道院。大量宪兵出动后局面才重新恢复了平静。[1]
教士们不知是勇敢还是愚蠢，居然试着冒着生命危险公开捍卫教宗。3月初，一群人被一名圣职对新命令的大声抱怨激怒了，他们追上他，让他站在桌子上，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被迫要给罗马共和国唱赞歌。在罗马之外，一位曾禁止所辖堂区的司铎为参加选举者主持圣礼的总主教遭到了逮捕和关押，还有一名主教受到了指控，他因试图宣扬反对革命而被逮捕。但是教宗国大部分的主教和堂区司铎都很低调，他们避免和新政府发生公开的对立。[2]
教会在罗马的权力基础正在迅速遭到腐蚀。政府宣布梵蒂冈宫和奎里纳莱宫从此成为公共财产。医院、公共慈善事业和孤儿院之类的一切曾由教会管理的事务统统转到了共和国的手上，连宗教捐助也不例外。[3]
制宪会议的开会过程十分喧嚣吵闹。“大会上既没有纪律，也没有尊严，”托斯卡纳公使观察道，“失控是常有的事，徒劳的发言和反唇相讥更是家常便饭。”他还补充说，至于那些更为温和的代表，他们的“善心要多于智慧”。“我必须不情愿地告诉你，”一位赞同公使的观察者说道，“这个大会在我看来就是一群粗鲁又心怀妒忌的小孩在胡闹。”[4]
罗马共和国正处在极度需要外部支持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派出了密使到巴黎求援。在3月初面见了密使之后，法国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杜伊坚定地认为在罗马当权的那些人会愿意妥协。“面对暴风雨的威胁，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杜伊观察道，“革命领袖们会同意接受一个能给他们提供……体面的协议来摆脱他们当前深陷的泥潭。”如果要让庇护九世自己决定的话，杜伊认为，教宗将肯定会决定一个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这比“教宗凭借外国势力的武装直接和罗马市民发生对立后再返回教宗国的残酷现实”要好。杜伊记录说：“教宗毕竟并不是一个三流小国的政府首脑。再怎么说，他也是天主教会的元首。”[5]
*
在维也纳，得知教宗恳求奥地利军队独自进行军事介入以重建教宗在罗马的权力后，除了冷笑以外，施瓦岑贝格实在不知道还能作出什么别的反应。这是去年还曾祝福他的军队一路北上去驱逐奥地利人的同一位教宗，现在他正在乞求奥地利军队来拯救他。
但是对奥地利总理来说，他并不清楚该如何回应教宗的要求。庇护九世已经公开呼吁四个天主教国家出兵，而且法国已经警告了维也纳不可独自行动。伴随着奥地利控制下的意大利北方的新动荡，奥地利最不能做出的举动就是给法国提供一个持续支持意大利北方地区的理由。
施瓦岑贝格认为，最好让法国人来着手处理罗马的事务。毫无疑问，罗马事务是一个烫手山芋，而且奥地利本身也没有兴趣独自占领罗马。奥地利所关心的是保持己方对教宗国北部省份和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可自如运用的手腕。北部省份可以帮助保护奥地利的南方边境，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可以让奥地利保持对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控制。[6]
虽然知道这会引起教宗的震怒，施瓦岑贝格还是决定将庇护九世提出的由奥地利独自出兵的秘密要求通知法国政府。他知道这会让那些已经开始怀疑教宗朝秦暮楚的法国人确信他们的疑虑，但是通过出卖教宗的信任，奥地利总理希望换来法国的信任。他向法国外交部部长提出了一个秘密计划：奥地利军队将镇压教宗国北部和东部省份的暴乱。法国将从奇维塔韦基亚港登陆向罗马进军。
毫不出乎意料，当维也纳驻巴黎大使告诉杜伊，说教宗已经向奥地利提出了秘密计划时，这位法国人气得暴跳如雷。考虑到教宗的表里不一，杜伊说，法国必须要重新考虑对他提供帮助的承诺。至于奥地利提出的建议，他直接予以了回绝。他坚信外国军队永远都无法给教宗面临的麻烦提供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7]
*
对庇护九世来说，如果有人是教会邪恶敌人的化身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朱塞佩·马志尼。身在伦敦的他一直以来都在推动摒弃圣职和专制统治的意大利统一运动。自1831年起，每一次意大利半岛的起义策划都少不了他的参与。[8]
虽然高级教士们十分厌恶他，但是马志尼并不缺少赞赏和追随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美国废奴运动的领袖，他在两年前的伦敦之行中拜访了马志尼并立刻被他吸引住了，正如他所言，加里森被他“睿智的头脑、谦逊的作风、儒雅的气质和引人入胜的言谈魅力所吸引”。“我被他吸引住了，”这位美国人如此回忆说，“就像是无法拒绝的磁铁一样；在他身上我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自私利己，也找不到一丁点儿的世俗野心。”加里森补充说，他是一个“光辉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从未越过理性的边界”，他是一个“勇敢过人又具有道德勇气的人”。[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之一，马志尼在伦敦时和他成了朋友。在那里，根据卡莱尔的观察，他住在“一个环境几近恶劣的地方”。他喝拌有面包渣的咖啡，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并偏好说法语，虽然他的英语很好，但还是带有浓重的意大利口音。卡莱尔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更英俊潇洒的人，他温柔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脸上充满了睿智。”[10]
一位100年前心怀共鸣的英国传记作者也捕捉到了他身上具有的矛盾性。他评价马志尼“对自己的想法拥有坚定无比的自信。让他承认自己有错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他从来不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教训……他的这种特别的固执，以及他在毕生时间里反复揣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观点中带有的力量和信念，是比他更机敏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给予的”。但是，他补充说：“马志尼信念中绝对的自信还伴随着他个性上最诚挚的谦卑，这让他成了先驱型的人物。他是最谦卑也最不具野心的人，他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召唤；但是上帝的名义让他独断又死守教条……对他来说一点点的妥协也意味着懦弱。”[11]
马志尼对女人有着特殊的魔力，美国记者玛格丽特·福勒也成了众多迷恋者中的一个，这位能言善辩的记者用对这位共和英雄铺天盖地的赞美向美国读者发去了报道。她深深地相信，马志尼是一位天造之才，所有人看到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一定会成为他灵魂的信徒，成为他美德的信徒”。在头脑上，他是一个“诗意的政治家，但是在心灵上，他是一个情人”。在她的通讯作品中，她承认了“我深爱着马志尼，他也爱我……他散发着温柔的外表让我的灵魂深处奏响了忧郁的乐曲”。[12]
当这位传奇般的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先驱在3月5日傍晚抵达罗马时——他是来这里就职的，他在近期的增补选举中获得了议席——很多罗马市民像是迎接救世主一样前去欢迎他。曾经和明格蒂及其他自由派要人一共在下议院效力过的路易吉·卡洛·法里尼观察说：“他是教宗、王公、使徒、教士……他的圣职本性要多过政客特质。”上述那些人都在罗西被杀以后离开了罗马。政府如今正受到欧洲最强大的几支军队的威胁，政府的领导人们正面临着被绝罚的威胁，政府本身的运转也十分糟糕，财库空虚，军队既弱小又欠缺装备，罗马实在需要出现一个英雄。“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马志尼，”当时正住在罗马的瑞士学者约翰·巴霍芬（Johann Bachofen）观察说：“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革命传道者的身上。”[13]
大会的代表们在3月6日那天正在为一张银行账单展开争论，随着一个代表的一声叫喊，所有人都把头转向了一个正在走进大厅的瘦小身影。“马志尼万岁！”那个代表喊道。随着这声呼喊，代表们鼓起掌来，场面变得像合唱团一样，代表们的争论也戛然而止。“我相信我是代表全体大会来讲话，”坐在大会主席椅上的夏尔·波拿巴说道，“邀请马志尼代表坐到主席身边。”当这位大名鼎鼎的流亡者坐下来后，新一轮的掌声响了起来。没有人还想要回到那张银行账单的话题上去。在一阵催促过后，马志尼起立发言了。
所有的掌声和给我的热情示意，我的同仁们，这反而是我应该要送给你们的，因为我还没有做出些什么，但是我要努力尝试，因此我才来到了罗马。罗马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有着好运气的地方。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学习意大利的历史，我就发现……只有一座城市如此受到上帝的喜爱，能够在死后涅槃重生，并更伟大地回来，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看到了皇帝们让罗马崛起……看到了罗马在蛮族的手中消逝……然后我又看到了罗马的复生并到达了更高的高峰，这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言语，以教宗之名的言语来继续伟大的使命。我心想，罗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两次生命，一次比一次来得更伟大，这样的城市不会没有第三次生命的……在皇帝的罗马之后，在教宗的罗马之后，人民的罗马将会到来……我不能向各位保证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我加入到各位的行列中，为了谋求意大利的福祉、罗马的福祉和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要渡过难关。我们也许不得不发动一场神圣的战斗来打击威胁着我们的唯一的敌人奥地利。我们将投身到战斗中，我们一定会胜利！[14]
马志尼虽然个子不高，但是说话的声音威风凛凛，但是当他讲完话之后，他看起来非常疲惫。虽然这是他的个人胜利时刻，但他看起来依然很忧郁。“我极其紧张，”他在第二天透露，“这里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能力却很糟。直到我抵达的当天，任何战争准备都还没有着手进行。我们没有武器，而且几乎全欧洲的政府都在和我们作对。”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他补充道，和他一起共事的人都对他来说都是陌生人。[15]
北方发生的事件即将会带来另一重震撼。自卡洛·阿尔贝托国王一年之前败于奥地利人开始，他就在卧薪尝胆等待证明自己的时机。他现在决定不能再等待了。3月17日，有消息传到了罗马，说这位国王再次率军进入了伦巴第，但是国王重塑声望的尝试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85000名撒丁尼亚士兵几乎还没发起进攻就遭到了奥地利军队59000人的压制。很快，奥地利人反而攻进了撒丁尼亚王国的领土。3月23日，卡洛·阿尔贝托向83岁的老将军拉德斯基投降。遭遇到这新来的耻辱，卡洛·阿尔贝托退位了，他把王位交给了儿子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在一名随从的陪伴下，这位退位的国王在午夜的夜色中离开，前往法国。他即将死在流亡中，在郁郁寡欢和心碎中度过最后的日子，享年50岁。[16]
当消息传到罗马的大会中时，受到挫折的代表们肆无忌惮地高喊“意大利万岁！独立万岁！”意大利独立的斗争，他们发誓，将会继续下去。但是他们的未来看起来却十分灰暗。在粉碎了撒丁尼亚军队后，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奥地利人向着教宗国挥师南下了。
面对这样的威胁，大会意识到他们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他们投票选出了一个三人执政团，并予以无限的权力来保卫共和国。马志尼将会是三人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正直诚实的温和派律师阿梅利尼——他的兄弟和儿子都是耶稣会士——也将获选。上个月在大会上发表搅动热烈情绪的开幕演说的人正是阿梅利尼。另一位人选，代表教宗国的北部，也是一名律师，名叫奥雷里奥·萨菲（Aurelio Saffi）。他是一个很受大家喜欢的好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年仅29岁，而且还保持着每天都给住在弗利（Forlì）的母亲写信的习惯。虽然这三个人都有执政者之名，但只有一人才是事实上的掌舵者。他已经有了动力、才智、勇气和广大的人脉网络，以及领导这个几乎没有抵抗力的共和国来抵御欧洲大陆主要强国的联合军队所需的信誉。[17]
卡洛·阿尔贝托国王退位
虽然马志尼的幻想家声名早已在外，但是当把权力握在手上时，他立即表现了清晰的局势判断能力。他知道自己唯一的希望都在法国身上。毕竟法国也是一个姐妹般的共和国，而且一直以来对奥地利的军事规划感到不安。从巴黎传来的报告让马志尼多少有了点鼓励。“有消息从法国传来，”一名大会代表在4月初的日记里写道，“是一则安慰人心的讯息。法国政府好像终于下定决心，不但不参与其他大国介入我国的行动，而且与此相反，它恰恰反对这样的行为，因此奥地利好像也动摇了。愿上帝将事情确实如此发展！”[18]
身在加埃塔的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正在盘算着外国军队的重大介入如果不马上到来的话，将会造成怎样的灾难。“如果说我们提出的武装介入要求只是把锚抛向一艘正在下沉的船的话，”安东内利在3月中旬给罗马教廷驻马德里大使的信中写道，“让我补充一句，如果不迅速展开行动，一切都将毁于一旦，现在正在流失的每分每秒都在将我们推向无可挽回的深渊。”在3月的晚些时候，他发布了一封内容相似的警告信给驻维也纳和马德里的教廷大使：“怎么可能呢！”安东内利问道：
罗马共和国三人执政团：卡洛·阿梅利尼、朱塞佩·马志尼和奥雷里奥·萨菲
天主教各国怎么能面对这么多针对宗教和神圣伟大元首的暴行而无动于衷呢？……如果天主教国家不赶快救危难于水火的话，以后就再也没有身居其位的教宗了，人们只能对着残垣断壁哭泣，教宗将不再身居基督教的中心罗马，而是会在新日内瓦。[19]
接下来的一个月，安东内利仍在书写末日来临前的挽歌：
罗马和教宗国其他地方的形势已经糟糕得无以复加了。不虔诚、灾难、掠夺和恐怖日益滋长。基督教的圣座已经变成了犯罪的舞台和渎神的学校。多亏了各大国的反应迟钝，他们将有机会光荣地把教廷重建成一堆恐怖的瓦砾废石，而不是一个国家。[20]
安东内利使用这样凄惨的语调是为了能帮助他的教廷大使，实际上，安东内利已经越来越有信心了。他心中确信，奥地利将不会让罗马共和国持续太久，共和国现在的军队已经不再受意大利北部的撒丁尼亚国王保护了。他知道维也纳方面已经向法国知会了关于教宗让奥地利提供援助的秘密请求，他对埃斯特哈齐表达了自己对奥地利方面破坏教宗的信任是多么失望。但是法国对这则讯息的反应只会让他更确定自己所坚信的，即法国威胁将重新考虑他们对教宗提供支持的保证，安东内利相信教宗只能依赖奥地利。[21]
几个月前还曾激怒奥地利的庇护九世现在要依靠奥军来获得拯救。“教廷的力量很弱小，”撒丁尼亚在加埃塔的公使于3月末观察说，“而且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只要抓住对的时机，一个人可以做到他原本看起来做不到的事。”或者像英国在意大利的公使发给伦敦的报告中所写的：“教宗对未来的决定已经完全取决于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和兰布鲁斯齐尼的建议了。”[22]
在罗马，三人执政团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群众举行集会以支持政府。“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向意大利和全欧洲证明，我们所呼吁的，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人民，都不是谎言，我们的工作是有宗教意义的、有教育意义的，也是具有最高道德属性的，那些关于不宽容、混乱、脱序的指控是不实的骗术。”新政府对于前景的怀疑是有原因的，启发人们对于新政府的信心极为重要，马志尼宣称“共和国的政府是强有力的”，但是他知道事情并非如此。[23]
*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曾寄希望于西班牙提议的四国会议能够不要举行。他认为，这件事只会推迟军事行动，给法国带来又一个机会以让局面对他们有利。但是虽然有枢机主教的请求，奥地利仍然坚持他们将不会在法国缺席的情形下行动。安东内利勉强通知了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第一次会议将于3月30日在加埃塔召开。他也告诉四国自己会亲自主持会议。[24]
在会议日的当天，哈考特向巴黎抱怨，甚至连加埃塔的空气闻起来都是奥地利人的气味。他认为，四国能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极低。法国政府已经决定要面对痛苦的现实，寄希望于教宗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方案已是不现实的想法。能够在教宗和罗马之间得出一个双方协商后的协议当然是最好的选项，但是庇护九世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罗马的新政权也坚持，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要包含结束教宗现世权力这项内容。让教宗国的人民自发起来要求教宗回归统治也是不可能的。至于找到一个全部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势力来援助教宗，以避免外国军队入侵，这样的可能性看起来更不可能。撒丁尼亚王国将不会派兵去打击那些一直响应其志业，和奥地利作战的人民，费尔南多的军队也仍然在忙着扑灭西西里人的叛乱。
简而言之，哈考特建议他的外交部部长，法国的手中只剩下了三个选项：让教宗听任命运的安排；允许奥地利人单独行动；法国独自采取军事行动。“我承认，”他补充道，“所有这些选择都很糟，但是我不相信还有找到更好选项的可能。”在公开宣布将会保卫庇护九世之后，法国怎么能面对教宗栖身于那不勒斯所属的堡垒小屋中度过余生而无动于衷呢？法国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地看着奥地利人独自行动，因为那将意味着奥地利占领教宗国全境并成为基督教世界最神圣之地和教宗本人的保护者。只有一个选项仍然存在，它和此前一样不堪。哈考特下结论说：“实际上，我们发现自己被迫陷入了一个各种巧合构成的窘境，我们得亲手重建教宗的统治。”
对法国大使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让法国军队护送教宗回到罗马十分重要。如果奥地利人成了重建教宗国的人，“他们将会重建各种旧事物，而如果由法国来做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保证遵照自由的原则来确保教会自身的真正利益”。[25]
3月30日，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在加埃塔主持了第一场四国会议。单法国一国就派出了两名代表：驻罗马教廷大使哈考特和驻那不勒斯大使雷内瓦尔。埃斯特哈齐伯爵代表奥地利参会，朱塞佩·鲁道夫伯爵（Count Giuseppe Ludolf）代表那不勒斯王国，而西班牙则由驻罗马教廷大使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代表参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六个人将多次会面，一如既往地发生激烈争论。面对着安东内利和奥地利、西班牙及那不勒斯大使的联合力量，两名法国人感到自己被孤立了。从第一次开会起，他们的分歧就十分明显，哈考特和雷内瓦尔提出，通过外国军队来重建教宗的权力将会让人民反对教宗。安东内利则对此十分不以为然。这位枢机主教坚持认为，当看到外国军队的第一眼，教宗的臣民就会起身反抗压迫他们的那一小撮疯子。“即便来的是土耳其人，”这位枢机主教说，“人民也会额手相庆的。”
安东内利估计这支军队需要有3000人。那不勒斯大使鲁道夫伯爵热情洋溢地支持武装介入，但是他提到，考虑到西西里正在发生叛乱，费尔南多国王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完成这样的任务。西班牙大使也承认西班牙最多只能提供所需人数的三分之一。埃斯特哈齐代表奥地利提醒他的同行，奥方已经准备好了出兵来匡正教宗之位，但是在法国确定同意之前，奥地利是不会行动的。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随后提出了他的个人提议：四国将负责各自重新夺回教宗国的一部分：奥地利是东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那不勒斯是南部省份；法国是西北部；占据罗马的任务将交给西班牙。让法国也参与在内可能会令奥地利人满意，但是这份计划让法国没有得到任何教宗国的重要城市。最后，这场会议在没有达成决定的情况下不欢而散。[26]
安东内利再次感到十分气馁。他希望能只依靠奥地利军队的念头已经被施瓦岑贝格侯爵断然回绝，法国拒绝参加任何共同策划好的入侵。这位枢机主教将他的愤怒发泻在了写给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的信中：
由此来推断，法国独自行动的后果将造成教会首脑无法完全自由、独立地重回圣座，而且，多亏天主教各国百般阻挠，宗教的事业也难以盛行于世。
因此闹革命的人会变得更加胆大妄为，他们可能知道法国并不情愿参与介入，但同时又设置障碍阻止奥地利、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联合采取行动，于是他们会比之前更加残暴、更为压迫，以满足他们自己不敬上帝的欲望。因此只要法国不迅速介入教宗国，或者不同意奥地利介入……教会将继续在这种再残忍不过的奴役中承受痛苦。[27]
考虑到不在罗马的教宗缺席受欢迎的复活节仪式可能会激起罗马市民的不悦，马志尼因此很渴望能确保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一场适当的复活节弥撒。这样的场合也可以向人民展现共和政府将不会对他们的宗教构成威胁。在掌控圣彼得大教堂的高级教士的坚决反对下，共和政府只好自行举办典礼。在复活节星期日当天，上千名罗马市民和混杂其间的穿着节日盛装赶进城的农民，一起涌入了巨大的教堂并且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一位爱国的威尼斯教士，在12名教士和最近才从意大利各地民兵队伍中召集来的随军神甫的协助下主持了弥撒。梵蒂冈唱诗班的成员没有身穿他们习惯的白色亚麻布罩袍，而是穿着便服唱了赞美诗。歌词中也没有出现那些人们熟悉的句子。“拯救我们的共和国（Salvam fac Republicam nostrum）”，唱诗班对着人群高喊，这正呼应了法国大革命，人们当时曾用这句口号替代了“上帝拯救国王（God save the king）”。
在庆典之后，主持弥撒的教士们出现在教堂大门上方装饰着意大利三色布条的阳台上给人们送去祝福。马志尼也身处下面的上千群众之中。“显而易见，”当这位意大利独立的先驱看到人们跪倒在地时说，“这种宗教式的生活还将持续很久。”他可以攻击教士阶层的腐败，但是他明白，如果他攻击的是教士们主持的仪式的话，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失败。
当马志尼的心情陷入忧郁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庆祝的时刻。从面对广场的梵蒂冈宫殿窗户中，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向人群挥舞着他们的手绢。当共和国军队举着步枪并将枪口对着天空穿过广场时，圣天使堡鸣响了礼炮。那天晚上，照亮圣彼得大教堂巨大穹顶的并非往年节日中点亮的明灯，而是人们燃放的三色意大利烟火。[28]
*
4月中旬，法国海军的夏尔·鲍丁海军上将在加埃塔和教宗见面并告诉他法国战舰即将抵达供教宗安排。海军上将告诉庇护九世，这艘战舰大到足以把教宗身边的所有人载往法国。教宗最初的心情很好，但是当他仔细考虑自己的选择时，心情也随之低落下来。他可以去法国，教宗说，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亲自向法国提出要求，要法国帮助他重新回到罗马的圣座上，那么这件事会毫无迟疑地进行下去。“但这件事会被如何看待呢，”他反问道，“天主教的首脑和耶稣基督的代理人向外国人恳求向自己的臣民开战？”教宗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加埃塔秘而不宣地发出军事援助的要求。[29]
教宗随后见到了哈考特并再次催促他和奥地利达成协议，这样教宗国才能得以恢复。只有奥地利和法国，庇护九世说，才拥有军事上的手段能让他回归权力。
法国大使试图向教宗解释法兰西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即便全世界所有重建圣父权力的善念都握在手中，”他告诉庇护九世，“我们也不可能不考虑法国的公众意见。”让法国和它的主要对手奥地利一同携手重建教宗的神权政治，这样的想法即便令人满意，也是完全不现实的。这位法国大使如是说道：“无论是对还是错，人们把奥地利视作专制主义原则的代表，并且把奥地利视为意大利的压迫者。我们，与此截然相反，被视为自由的捍卫者，是人民解放的保护者……所以，让两个完全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进而在同一面旗帜下共同前进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至于教宗是否应投入奥地利的怀抱，哈考特警告说：“奥地利是意大利众所周知的敌人，您的王位将只能建立在枪炮之上。”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当枪炮被撤下，这位法国大使的预测是：“您的现世权力将会在全意大利的唾骂声中土崩瓦解。”教宗必须要作出事关重大的抉择。他要决定是投入奥地利的怀抱，还是听从法国的劝诫。
庇护九世反问道，他要如何依靠法国呢？毕竟，法国现在是共和国，但是谁能保证下次大选会让法国处在什么样的变化中呢？法国说他们不会和奥地利人一起来重建他的现世统治，但是教宗问，那么如果奥地利独自向罗马进军的消息传来，法国又将如何行动呢？他们会袖手旁观，让奥地利人独自沐浴在拯救圣座的荣耀之下吗？[30]
考特没能被说服，教宗转向了另一位他觉得更容易打交道的法国大使阿方塞·德·雷内瓦尔。在前面的谈话之后，雷内瓦尔报告说：“圣父大人非常不安，不像是平日里给所有有幸接近他的人留下的那种安静平和熟悉印象。”教宗告诉他：“眼看着无休止的邪恶日复一日地滋长在我悲愤的臣民中，我的心在流血。”庇护九世盯着这位法国大使的脸，“现在轮到你来终结这个残忍的局面了。请动手相助吧，我以上帝的名义，以人性的名义恳求你，我用眼中的泪水请求你，让这个残酷的悲剧落下帷幕！”当教宗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在他紧扣着的手上。
雷内瓦尔再一次试图劝说教宗前往法国，到法国后他可以唤起法国人响应他的号召。“我明白，”教宗回答：
但是你能想象我接受你的建议吗？如果我抛弃一直以来认定的立场，你会怎么想？我要如何拒绝那些一直以来不断表现已经作好准备支持我的人呢？我要怎么把天主教会的命运放在一个强权手中而不挑起别国的妒忌和敏感神经呢？那样难道不会损害我在宗教上的力量吗？想想看，大多数天主教国家都是君主制，难道我能投向欧洲天主教强国中唯一的共和国吗？你相信吗，这样的结果会带来无休止的猜忌和麻烦。你要我怎么能接受你强加给我的条件呢？
这并不是一个强加条件的问题，法国大使回答，而是一个面对法国政府面临的时局和挑战而作出调整的问题。
“当然，”教宗说，“但是这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之前所作出的种种尝试又起到了什么效果呢？”
“我许诺去法国，”教宗说，“我一定会去，但是与此同时，眼看着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全意大利最危险、最糟糕的人渣的聚集地。伦巴第、利沃诺（Livorno）和西西里的乱党残余，以及那不勒斯的叛军都被逐出了各自的土地，这些人全都蜂拥而至跑来罗马。反抗者全都将罗马当成获得支持的最后源泉。想一想这一切的所有悲剧！和奥地利达成协议吧，”教宗催促说，“这是症结所在。”[31]
从西西里、佛罗伦萨再到米兰，其他反抗意大利君主统治的反抗老兵都在赶往罗马，这件事也存于安东内利的脑海中。天主教国家之间的犹疑，枢机主教在他写给罗马教廷驻马德里大使的信中抱怨说，“是超越信念的灾难”。现在意大利各地已经平静下来，他解释说，“所有的叛军领袖都跑到罗马去了”。但他在信里还提出了另一件让他伤脑筋的事：他听到传言说法国可能会单独行动占领罗马。安东内利力劝教廷大使要让西班牙政府帮忙劝阻巴黎的行动。他最不想要看到的事就是罗马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32]
和雷内瓦尔结束会面的两天后，教宗召见了枢机主教们并发布了训谕，这是19世纪里教宗演说中言辞最为激烈的一次。他控诉罗马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狂暴野兽的丛林”。商业停滞、公共金库里空空如也、私人财产和教会财产已经被收缴、教堂被亵渎、修女被从修道院中驱逐，“道德最高尚和最卓尔不群的教士和修士遭到了残忍的迫害，被戴上锁链，主教们……被暴力地从人群中拖走并丢弃在地牢里”。
他再次发泄了自己对罗马市民的愤懑，说他们“丝毫不知感恩”。在他的教宗统治初期，他回忆，曾对政治犯施行大赦，并推行大量改革措施以改善臣民的生活。但是，他悲伤地说：“我们在一开始时的慷慨让步和主动允诺不但没有结出我们想要的果实，反倒是被连根拔起，因为那些狡猾的骗子滥用我们的善意来煽动新的混乱。”在一份目的是驳斥枢机主教认为教宗是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的辩白书中，教宗以时间顺序罗列了他之前所做出的所有决策。他认识到了公众游行示威的危险并试图控制局势。他也曾看到新近组成的咨商委员会可能会触及教宗的权威，因此他在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就申明了这个委员会将只是一个建言性团体。这份清单还继续罗列了种种决策。他再一次呼吁天主教四国——奥地利、法国、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派出军队重建他在罗马的权威。[33]
*
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已经被搞得摇摆不定。他个人将教宗的政治作用视作中世纪的残余。在他年轻时，他甚至曾拿起武器反对过教宗的权力。但是如果说有一件事他必须要捍卫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法国荣光的回归。当他的公共教育和宗教事务部部长、绝对热忱的天主教徒阿尔弗雷德·德·法鲁（Alfred de Falloux）前来为教宗请命时，他应对得胸有成竹。法鲁向总统提问说，他怎么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奥地利军队南下意大利半岛并占领罗马呢？
“你说的没错，”路易-拿破仑回答，“法国不能只是当一个观众……面对奥地利胜利的旗帜插在意大利的境况，”带着巨大的乐观善念，这位法国总统说，“我们将获得全世界的掌声。”法国对意大利没有领土野心，在保护教宗国一事上也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法国关心的只是主要对手奥地利的军队，他们已经控制了意大利的东北部，不能再让他们占领教宗国的全境。[34]
未经准备又没有经验，这位法国总统在没有明确计划的情况下继续作出决定。同一天，安东内利在加埃塔召开了第一次四国会议，和路易-拿破仑的不屑态度一样，法国总理欧迪隆·巴罗也对教宗统治提不起兴趣。他在法国国民议会上提议，让100多万法国人发起一支为期三个月的远征部队前往意大利。他对这一行动的解释再清楚不过了。“在国民议会面前，”一位同僚向他提议，“表现得模糊暧昧一些。”巴罗接受了这个建议。[35]
4月16日，当是否授权军事行动的决定即将进行投票时，巴罗向国民议会作出了他的最终请求：奥地利正在向意大利进军。他们已经粉碎了卡洛·阿尔贝托国王的军队，现在奥地利人的目标是重建托斯卡纳大公——也就是奥地利皇帝的叔叔——在这之后便会南下罗马。“法国不能对此漠不关心，”巴罗告诉他们，“无论是维护我们在意大利的正当影响力，还是协助罗马人民能够享有以自由制度为基础的善治政府”，这都要求法国刻不容缓地展开行动。
激进左派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勒德鲁-洛林（Alexandre Ledru-Rollin）已经离开了法国，他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以巨大差距位居第三，他生气地指责总理使诈。在他所有动听的民主修辞言论之下，这位反对派领袖说，巴罗是在利用法国军队来重建罗马教宗的权力。然而勒德鲁-洛林和他的左派同僚们实属少数，最后的投票结果是395∶283，军事行动的决议获得了通过。法国军队将很快动身前往意大利，但是他们到达以后究竟要做什么却远没有那么明确。[36]
杜伊向奥地利大使通知了法国所作的决定，他们将派遣一支远征军到罗马港口城市奇维塔韦基亚。据奥地利大使随后发回给维也纳的报告中观察，法国之所以在采取行动前没有询问奥地利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存有大量不合逻辑又前后矛盾的争论。[37]
杜伊同时也给加埃塔的大使发去了军事行动的消息。他解释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既不是给罗马市民带来任何他们不愿自由接受的政权，也不是为了限制教宗，让他在回到罗马后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府形式”。法国政府坚定地相信，他解释说，“庇护九世回到他的国家后，将会带回（他之前所支持的）宽仁、启蒙和自由的政策”。
法国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杜伊·德·路易
哈考特被告知要通知安东内利有关法国远征军的消息，杜伊解释说，为了教宗能够从中获利，“圣父大人必需赶快发表一份宣言，确保自由的制度、遵照人民的意愿、顺应将会粉碎一切抵抗的时代要求。这份宣言要在我们的军队刚在教宗国的沿岸出现时就发布出来，这将会是一个和解的信号，它将只会造成最低程度的不满……为了这一行动的功效和必要性，你不能一直强硬下去”。[38]
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部长给即将领导法国远征军的夏尔·乌迪诺将军（General Charles Oudinot）发出指示，这显示法国政府的认知距真实情况是多么遥远，他们认为人们会迎接法国军队的到来。“我们收到的所有讯息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将会受到热烈欢迎，有一些人会把你视为解放者，还有一些人会把你看作有力的调停人，是前来制止危险局面的。”但是，杜伊建议说，如果有任何阻止你登陆的企图的话，“你不要理会一个在全欧洲都不受承认的政府作出的抵抗，他们在罗马独木难支，罔顾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们是一小撮搅动局势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外国人”。
在向法国国民议会保证这支军队并不是去占领罗马的仅仅两天之后，外交部部长向将军表明，这完全是他的使命。“你将判断情况是否允许你进入，我保证你不仅一定不会遇到严重抵抗，而且会得到欢迎，你将会明白，到那里去的任务是响应人民的呼声。”至于人们如果不向法国军队张开双臂的话要怎么办，外交部部长并没有说。[39]
和正式的指令一同发出的还有杜伊的一封机密附件：乌迪诺去教宗国要和奥地利指挥官保持良好关系。奥地利军队将进入博洛尼亚和安科纳，不要做出阻碍他们的行动。至于教宗，他待在加埃塔越久越好。如果他能在法国军队登陆后立即来到马赛、罗马或奇维塔韦基亚都将是更好的情况。“要避免，”他补充道，“让教宗去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任何地方。地中海是法国的，亚得里亚海是奥地利的。”[40]
三个步兵军团，一共12000人、250匹马、16门大炮和两个工程兵小队已经准备好了执行任务。载着这些人马装备的第一艘船于1849年4月21日深夜起航。至于面临的灾难，他们还一无所知。[41]
[1] 哈考特给巴黎发去了一份罗马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3月初时对罗马共和国展开的“毁谤”的回应。Harcourt à Drouyn，Gaëte，3 mars 1849，MAEC，CP，Rome，vol.989，ff.72r-74r；Miraglia，Biagio. 1850.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romana. 2nd ed.Genova：Ponthenier，pp.160-61；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28；Foramiti，Nicolò. 1850. Fatti di Roma degli anni 1848—49. Venice：Cecchini，pp.65-66，69-70；Fiorentino，Carlo M. 1999. “La politica ecclesiastica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36n.
[2] 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93，99，103；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433.
[3] 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155；Diurno repubblicano：in cui si pongono，giorno per giorno，tutti gli avvenimenti….che avvennero in Roma，dal 14 novembre 1848 al 2 luglio 1849. 1849. Rome：Ajani，p.7.
[4]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6，pp.451-52；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p.142-43n.
[5] Drouyn à Harcourt，Paris，6 mars 1849，MAEN，RSS 274. 这句话是摘自同一天寄给哈考特的一封信，通知他雷内瓦尔也将代表法国参加加埃塔会议。杜伊已经在1848年12月底顶替了巴斯提德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29.
[6] Schwarzenberg à Esterházy，Olmütz，5 mars 1849，doc.35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128-31.
[7] 奥地利大使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会面得到了两国双方的记载，法方的描述见：Drouyn à de la Cour，Paris，13 mars 1849，MAEN，Vienne，Article 33，ff.67r-70r；奥方的描述见：Thom à Schwarzenberg，Paris，14 mars 1849，doc.48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161-64。在4月13日，也就是这场戏剧性的会议之后的一天，法国外交部部长提出了法国的立场纲领：最佳方式是进行和平协商，让教宗和臣民达成一份协定。次优选择则是由教宗国的人民代表教宗作出反抗。只有在这种方式不可行的情形下，才应该使用军事行动来恢复教宗统治，在这样的最终介入行动之中，如能让所有的意大利军队参加，即得到撒丁尼亚和那不勒斯军队的参与，将是很好的结果。在所有的可能方案中，最下策则是让奥地利军队扮演任何角色。13 mars 1849，MAEC，CP，Espagne，vol.834，ff.317r-320r.
[8] 以典型的教士观点来看，正如一位当时的教宗国官员所说的，虽然他承认马志尼的“天资禀赋，”但是他也立即补充说，“他的聪慧却伴随着邪恶。”关于马志尼，他写道：“人伦道德对他来说乃不值一瞥的事情，理想是他思考的全部。”“你是在让你的朋友去意大利送死，”短命的托斯卡纳共和政府的领导人、马志尼一度的政治盟友弗兰切斯科·古拉齐（Francesco Guerrazzi）在1849年初回到佛罗伦萨时这样责备他。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144.
[9] The William Lloyd Garrison quotes are drawn from Mack Smith，Denis. 1994. Maʑʑini.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53.
[10] In Mack Smith，Denis. 1994. Maʑʑini.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31.
[11] King，Bolton. 1911. The Life of Maʐʐini. London：Dent，pp.331-37.
[12]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367；Fuller，Margaret. 1988. The Letters of Margaret Fuller. Vol.5.Edited by Robert N.Hudspeth.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210.
[13] 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144；Arrigoni，Giampiera. 1996. La fidatissima corrispondenʐa：Un ignoto reportage di Johann Jakob Bachofen da Roma nel periodo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1848—1849）. Florence：Nuova Italia，p.145n；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p.101-4；Vecchi，Candido Augusto. 1911. Le vicend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narrate dal rappresentante del popolo. Florence：Quattrini，pp.36-37；Balleydier，Alfonso.1851.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Rome. 3rd ed. Paris：Comon，vol.1，pp.363-65. The first quote is from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p.275-76. Bachofen’s remarks are quoted in Arrigoni，Giampiera. 1996. La fidatissima corrispondenʐa：Un ignoto reportage di Johann Jakob Bachofen da Roma nel periodo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1848—1849）. Florence：Nuova Italia，145n.
[14] Saffi，Aurelio. 1898. Ricordi e scritti. Vol.3.Florence：Barbèra，pp.217-18.
[15] Fuller，Margaret. 1988. The Letters of Margaret Fuller. Vol.5.Edited by Robert N.Hudspeth.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5：201；Ghisalberti，Alberto. 1965. Momenti e figure del Risorgimento romano. Milan：Giuffrè，pp.150-51；Severini，Marco. 2011.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Venice：Marsilio，p.43.
[16] Rusconi，Carlo. 1879［1850］. La Repubblica romana del 1849. 3rd ed.Rome：Capaccini & Ripamonti，pp.73-76；D’Ambrosio，Gaetano. 1852. Relaʐione della campagna militare fatta dal corpo napolitano negli Stati della Chiesa l’anno 1849. Naples：Tipografia Militare，p.10；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p.307-8；Johnston，R.M. 1901. The Roman Theocracy and the Republic 1846—1849. London：Macmillan，pp.248-49.
[17] Arrigoni，Giampiera. 1996. La fidatissima corrispondenʐa：Un ignoto reportage di Johann Jakob Bachofen da Roma nel periodo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1848—1849）. Florence：Nuova Italia，pp.145-47；Martina，Giacomo. 2000. “La Repubblica romana e le carte dell’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356；République romaine. 1849. Actes officiels de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puis le 9 février jusqu’au 2 juillet 1849. Paris：Amyot，pp.35-36；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260-61；Giannini，Giorgio. 2009.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Online at http：//www.instoria.it/home/repubblica_romana_1849.htm，p.4；Saffi，Aurelio. 1898. Ricordi e scritti. Vol.3.Florence：Barbèra，pp.182，246-48；Bratti，Daniele Ricciotti. 1903. I moti romani del 1848—49 dal carteggio di un diplomatico del tempo. Venice：Pellizzato，p.71；Vecchi，Candido Augusto. 1851. La Italia. Storia di due anni 1848—49. Turin：Perrin，pp.392-93. 自由派爱国者法里尼指出，随着马志尼接受任命，他成了罗马的绝对统治者。“立法大会仍然保留着，但是他控制着大会并以他的恭维、宗派团体控制着人民，他的勇气和信念安定了弱者和单纯的人。那些对他死心塌地的人支持他，希望他像先知一般的领导能够带来全世界的起义，”法里尼总结说，“意大利革命的化身就是马志尼。”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3，p.313.
[18] Lazzarini，Giovita. 1899. Diario epistolare di Giovita Laʐʐarini，ministro di graʐia e giustiʐia nella Repubblica romana，Roma dal 10 febbraio al 7 luglio 1849. Edited by Giuseppe Mazzini. Rome：Società Editrice Dante Alighieri，p.66.
[19] 公元563年，日内瓦湖的湖啸淹没了日内瓦的教堂、房屋和桥梁，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
[20] 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Gaeta，14 marzo 1849，ASV，ANM，b.313，ff.551r-551v；Antonelli al nunzio di Vienna，Gaeta，26 marzo 1849，ASV，ANV，b.330，ff.85r-86r；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Gaeta，26 marzo 1849，ASV，ANM，b.313，ff.101r-102r. The April 23 Antonelli letter，to the nuncio in Lisbon，is quoted in Jankowiak，François. 2008. “La Curie et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de l’Église sous la République romaine de 1849.” In La Répubique romaine de 1849 et la France，ed.Pierangelo Catalano.Paris：L’Harmattan，p.132n.
[21] Martini al Ill.mo Signore，Gaeta，26 marzo 1849，doc.71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451；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26 mars 1849，doc.46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154-56.
[22] Esterházy à Schwarzenberg，Gaëte，24 mars 1849，doc.45 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152-53；Martini al Ill.mo Signore，Gaeta，26 marzo 1849，doc.71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453；Ralph Abercrombie to Viscount Palmerston，Turin，April 4，1849，Palmerston Papers online.
[23] Mazzini，Roma，5 aprile 1849，in Repubblica romana. 1849. Bollettino delle leggi，proclami，circolari，regolamenti ed altre disposiʑioni della Repubblica romana. Edizione officiale. Rome：Tipografia nazionale，pp.282-86.
[24] 当杜伊得知安东内利坚持要召开四国会议后感到十分不悦。他甚至不相信安东内利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的讨论将会在他出席的情形下被限制住。Drouyn a à Harcourt，Paris，15 avril 1849，MAEN，RSS 274.
[25] Harcourt à Drouyn，Mola di Gaeta，29 mars 1849，MAEN，RSS 410.
[26] 法国代表团书写了会议简报，但其他国家的大使们坚持要删去一段初稿中的内容。这段内容是关于法国建议教宗在回到罗马的时候，要宣誓保持宪制和改革。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和任何其他三个国家的大使都不同意这件事。教宗的善良和对人民福祉的关系是不需要怀疑的，他们宣称，不可以让外国势力命令和指导他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教宗回到罗马以后会作出正确的决定，这一点是值得信赖的。Rayneval à Drouyn，Gaëte，31 mars 1849，MAEC，PAR；Capograssi，Antonio. 1941. La conferenʐa di Gaeta del 1849 e Antonio Rosmini. Rome：Proja，pp.101-7；Druidi，Maria Cessi. 1958.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Conferenza di Gaeta.”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231；Ludolf a Cariati，Gaeta，2 aprile 1849，doc.IIc in Cipolletta，Eugenio. 1863. Memorie politiche sulla restauraʐione e decadenʐa del governo di Pio IX compilate su documenti segreti diplomatici rinvenuti negli Archivi degli affari esteri delle Due Sicilie. Naples：Morelli，pp.10-11；De Ligne，Eugène（Prince）. 1929. “La Pape Pie IX à Gaète. Souvenirs inédits.” Le Correspondant，25 avril 1929，p.182；Meriggi，Marco. 2006. “Ludolf，Giuseppe Costantino.” Diʑ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
[27] 安东内利继续冗长又乏味地叙述罗马正在经受的侮辱，声称甚至是西斯廷礼拜堂也遭到了洗劫（事实并非如此）。他力劝驻维也纳的教廷大使利用他所有的“热情和能量去消除所有对采取武装介入的有害无益的拖延”。Antonelli al nunzio di Vienna，Gaeta，2 aprile 1849，ASV，ANV，b.330，ff.91r-92r.
[28] Martina，Giacomo. 2000. “La Repubblica romana e le carte dell’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362-64；Agresti，Olivia Rossetti. 1904. Giovanni Costa：His Life，Work，and Times. London：Gay and Bird，pp.42-43；Roncalli，Nicola. 1997. Cronaca di Roma. Vol.2，1848—1851. Edited by Anna Franca Tempestoso and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pp.101-2；Lazzarini，Giovita. 1899. Diario epistolare di Giovita Laʐʐarini，ministro di graʐia e giustiʐia nella Repubblica romana，Roma dal 10 febbraio al 7 luglio 1849. Edited by Giuseppe Mazzini. Rome：Società Editrice Dante Alighieri，pp.71-72.
[29] Boyer，Ferdinand. 1956. “Pie IX à Gaète et l’amiral Baudin.”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 43，p.250.
[30] Harcourt à Drouyn，Mola de Gaëte，13 avril 1849，MAEN，RSS 410.
[31] Rayneval à Drouyn，Naples，19 avril 1849，MAEC，PAR.
[32] Antonelli al nunzio di Madrid，Gaeta，19 aprile 1849，ASV，ANM，b.313，ff.812r-813v.
[33] 教宗训谕的意大利文版可参考：Blois，Giovanni. 1854. Narraʐione storica，religiosa，politica，militare del soggiorno nella Real piaʐʐa di Gaet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IX dal dì 25 novembre 1848 al dì 4 settembre 1849. Naples：Reale Tipografia Militare，pp.108-28。英文翻译本可以在议会档案中查看：1851，pp.73-84；Rayneval à Drouyn，Naples，19 avril 1849，n.99，MAEC，PAR。教宗训谕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这是最早将教会的敌人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加以挞伐的尝试。仅仅两年以前，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才在伦敦成立，教宗在提及共产主义的时候，看起来对共产主义的内容并不十分熟悉，当时只有人数很少而且模糊的英格兰工人组织，反映更成熟手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才刚起草出来。罗马的麻烦制造者要求的改革，教宗说，“除了煽动起不断的动乱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所有的司法、道德、荣誉和宗教的原则都可能会被一扫而空，最可怕、最可悲的制度，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彻底邪恶有害，它甚至怀疑自然的法则，这可能会发展到最大的有害程度并摧毁整个人类社会，会在扩散中和宣传中向各个方向流传，遍及各地”。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p.30-31；Lodolini Tupputi，Carla. 1970. La Commissione Governativa di Stato nella Resatauraʑione pontificia（17 luglio 1849——12 aprile 1850）. Milan：Giuffrè，pp.138-40；Viaene，Vincent. 2001. Belgium and the Holy See from Gregory XVI to Pius IX. Brussels：Institut historique Beige de Rome，p.499.
[34] Falloux，Alfred Pierre Frédéric，comte de.1888. Mémoires d’un royaliste. Vol.1.Paris：Perrin，pp.391-99，444-45；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145.
[35] 在给总理的报告中，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解释了法国立场的突然转变。这个决定是在4月14日的一场长达五个小时的激烈会议中定下的，对手双方是法鲁和杜伊。法鲁威胁如果法国不回应教宗的要求的话就提出辞职。路易-拿破仑深知他的前任因为教宗没能来到法国而经受的灾难，他从而确信作为教宗的保护者并和天主教力量修好将会帮助他走上辉煌。但尽管如此，法国总统仍有麻烦。“作为革命和至少是名义上的法国共和政权的代表人，”奥地利大使汇报说，“路易-波拿巴对于在罗马打一场反对革命和共和国的战争实在是有难以克服的厌恶。”Hübner à Schwarzenberg，Paris，18 avril 1849，Paris，doc.74，allegato B，in Blaas，Richard，ed. 1973.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lo Stato pontificio. 3rd series. Vol.1.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pp.229-32.
[36] Pierre，Victor. 1878.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1848. Vol.2. Paris：Plon，pp.68-74；Jolicoeur，Nicolas. 2011. “Être allies sans le montrer：l’Autriche，la France et la restauration du pouvoir temporal du pape.”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518；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11；Collins，Ross W. 1923. Catholicism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216-17；Gaillard，Léopold de.1861. L’expédition de Rome en 1849. Paris：Lecoffre，pp.159-61；Bittard des Portes，René. 1905. 1849：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Rome sou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Émile—Paul，pp.10-12；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193-99；Calman，Alvin R. 1922. Ledru—Rollin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Ph.D.diss.，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pp.308-9.
[37] 奥地利大使对法国外交部部长的前景并不看好。他告诉施瓦岑贝格，杜伊曾提出不可派法军去意大利。他“因为他的同事在内阁里提出介入的意见压过了他的意见而很不高兴，明显受了打击，他说他是因为最近的霍乱而身体抱恙，但是我相信这是他的政治状况的自然结果，他在内阁里吃了败仗，需要在大会上打一场胜仗来获得支持”。Il consigliere di Legazione Hübner à Schwarzenberg，Paris，18 avril 1849，doc.260，allegato A，in Filipuzzi，Angelo. 1961.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il Regno di Sardegna，e la guerra del 1848—49. Granducato di Toscana. 3rd series. 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p.81-84. 在这一年的春天，新的流行性霍乱在巴黎暴发。Falloux，Alfred Pierre Frédéric，comte de.1888. Mémoires d’un royaliste. Vol.1.Paris：Perrin，p.453. 奥地利在当时的军事状况十分复杂，因为匈牙利的叛乱仍然十分活跃。Engel—Janosi，Friedrich. 1950. “The Return of Pius IX in 1850.”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pp.144-45.
[38] Drouyn à Harcourt，Paris，18 avril 1849，MAEN，RSS 274.
[39] Drouyn à Oudinot，Paris，18 avril 1849，MAEN，RSS 537 bis.
[40] Drouyn à Oudinot，Paris，18 avril 1849，Particulière e confidentielle，MAEN，RSS 537 bis. 在同一天，杜伊召见了奥地利公使并和他说了和刚刚发给乌迪诺的指令一样的话。他告诉公使，法国将不会对奥地利夺取博洛尼亚发出抱怨，而且如果奥地利军队更进一步向教宗国北方省份进发，法国只会发出最温和的抗议。Il consigliere di Legazione Hübner à Schwarzenberg，Paris，18 avril 1849，doc.260，allegato B，in Filipuzzi，Angelo. 1961. Le relaʐioni diplomatiche fra l’Austria e il Regno di Sardegna，e la guerra del 1848—49. Granducato di Toscana. 3rd series. Rome：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vol.2，p.84.
[41] Thiry，Charles-Ambroise. 1851. Siège de Rome en 1849，par l’armée française.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e l’artillerie et du génie，publié avec l’autorisation du Ministre de la Guerr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p.3；Barrot，Odilon. 1876. Mémoires posthumes de Odilon Barrot. Vol.3.Paris：Charpentier，pp.202-3；Bourgeois，Emile，and E.Clermont. 1907. Rome et Napoléon III（1849—1870）. Paris：Colin，pp.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