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弗朗茨皇帝“圣躬亲政”的紧身衣

对帝国机构的第一次改革尝试

1811年，梅特涅开始了革新所有帝国领导机构的首次尝试——超出其自己所在的机构，一项非常大胆的计划——与弗朗茨皇帝的“圣躬亲政”完全背道而驰，因而，这一改革也没有超出充其量仅仅是一个方案的尴尬地位。梅特涅建议成立一个帝国议事会，他计划将各个单独工作的国务顾问集中组织到一个共同的议事机构中来，他想赋予“中央权力机构更多的中央意识”，并将国务大臣以及宫廷各事务署归统到一个顶层的机构之中。在奏折中，他一再提到法国的例子。从根本上说，梅特涅追求的，是建立一种作为政府的大臣会议（部长会议），它将按业务范畴划分，并有一个大臣会议主席作为首脑。他当然要避免直接这样称呼这个机构，尽管如此，奏折中的一句话偏偏还是激怒了皇帝：“君主将其部分权力托付于此大臣，即该部门首脑。……最终，一组织良好，由勤求治理、开明忠直之臣组成之机构，为君主而不存私心、面折廷诤、赞襄政务、弘济时艰，其设置于全局而言，实为高度保障，不日即会普遍感到。而此种感觉，亦会同样保障政府之强大稳定。”^[14]但是，在弗朗茨皇帝看来，要让他将权力拱手相送，门儿也没有。

虽然遭到拒绝，梅特涅却并未灰心。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1817年秋季他再次上书皇帝，呈献上了一份更为详尽、更为重要的方案，想要按照大民族集体的标准，对整个皇朝同时进行联邦化改组，并且对最顶层的行政管理实行中央化。^[15]这个方案照样被放进了皇帝“办公桌的抽屉”里，蒙尘而终，没有得获任何“圣谕”。这位大臣再次成了一名空想家，现实是，皇帝并不想按其意愿行事——还因为，与他抗衡的首先是皇室家族的利益。

皇帝其人

人们痛心地感到，这位在政治上非常重要，而在创新性上却又十分平庸的君主缺 少一段现代化的、专业内行的生平。^[16]看一看他的这个领土完整的帝国，就不得不承认这当然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他超过42年（1792～1835）的统治期内，能够将这个复杂的集合体从旧秩序和拿破仑战争中，直到19世纪拯救出来，并保持在一起。然而，他却同时又是一个固执己见、易受环境影响的人，在梅特涅早年经历的图古特时代，他认识的皇帝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由于有了梅特涅，皇帝的对外政策才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和内在的逻辑性。而梅特涅则在他一再被引用的箴言中，对其与这位统治者的特殊关系，作了精准的定义：“皇帝一直所做的，就是我想要做的，而我想要做的，不会与他将要做的有什么两样。”^[17]如果皇帝不是像经常被描述的那样，是梅特涅的傀儡，那么他就必须要清楚，“什么是他要做的事情”。

此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因为皇帝不是一个概念性思维的人，他更清楚的是，他不想要什么，但是，可以从这些“不想要的”当中罗列出一大堆东西来，因为从他那数以百千万计的“最高决策”——在许多“奏折”上的签字——中可以形象清晰地勾勒出他所想要之物的图像。他使人感到充满着病态的恐惧，害怕变化，畏惧风险。我们已经看到，1813年8月，梅特涅只能在永远留着谈判这道后门，作为备用出路的前提下，才能向他讲述作出反击拿破仑战争的决定。^[18]从性格上看，他是坚定的、正派的、可信的、坚持原则的，然而却会在少之又少的人面前，以一种矜持的方式表现温情。他在梅特涅孩子及夫人过世时展露的真正的同情，说明他事实上也的确可以表现得温情脉脉。而有些时候，梅特涅则在几乎与其每天都要进行的谈话中，从他极少的动作和干瘪的评论中，也终究能捉摸出他的真实想法。也正因如此，梅特涅赢得了君主的信任，因为他在皇帝面前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并且也以同样的方式，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坦诚可靠。

因此，梅特涅是能够洞悉这位统治者心理特质的最佳之人，因为他能够在这位顾虑重重、小心翼翼、摇摆不定因而也猜忌多疑的对象面前，明明白白地讲 清楚复杂的行动局面，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懂得如何将各种行动方案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令人信服地描述透彻。然后，这位君主就可以作出决定，而一旦决定，他就会坚决地、目的明确地付诸行动。

但是，决不要被皇帝表面的、顾虑重重的、有时只说出一个字眼的表态所蒙蔽，而将他视作一个心不在焉的、一知半解的、心胸狭隘的门外汉，比如在德意志历史叙事著作中出现的那个样子。他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方面。^[19]他是一个认真的时代观察者，一个细心进行研究的大自然爱好者，一个意大利艺术的内行，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对企业运作、社会和医疗设施感兴趣，并且能够亲手将其中重要的印象画下来。他能够深入研读文件，并将内容记入脑海，进而主动灵活地运用它们。梅特涅不但清楚皇帝的这些特长，而且深知其人，因此，像他经常说的，他对自己的“主人”的尊崇，是真诚的、有充分理由的，而并非所谓的仅是一种表面的阿谀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