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大院里

我是个顽劣而幼稚的人，反正比起有头有脸的市民过着的规矩生活，我更喜欢战争和动荡。[1]

——恩斯特·罗姆上尉

戈林下令让希特勒突击队指挥官约瑟夫·贝尔希托德发起最后的搜捕。部队需要抓慕尼黑市长爱德华·施密德（Eduard Schmid）和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用他的同僚克利伯中校的话说，就是那个“红、更红、最红党”。[2]

但是这支约50人的远征军[3]在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遇阻，讽刺的是，造成麻烦的恰恰是希特勒亲手委派的演说家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在慕尼黑最大的广场玛利亚广场，他的煽动已经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

新政府会“把犹太奸商吊死在路灯上”，[4]施特莱谢尔站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座上咆哮着。希特勒会取缔“犹太”股票交易所，将所有银行国有化。他承诺饥者得食，而那些在掠夺而非治理的恶人会被绳之以法。“屈辱的时代到头了，”施特莱谢尔高声说道。

希特勒突击队的这支特遣分队[5]绕过了人群——其中许多人正在高喊“希特勒万岁！鲁登道夫万岁”——最终抵达市政厅。[6]

贝尔希托德带着十几名持机枪和步枪的队员冲了进去，[7]疾步上楼闯入议会，大喊一声你们被逮捕了。他命令所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站起来。没人做出反应。

倒是有一位市议员——副市长汉斯·库夫纳（Hans Küffner）——胆敢反问：你怎么定义社会主义者？[8]

这位62岁的副市长被抓着领子往墙上撞。阿尔伯特·努斯鲍姆（Albert Nussbaum）议员[9]被揪住手腕和后脖领，左侧太阳穴被枪管捅了一下。议员们被逐一拖到外面，在一群已经被煽动得怒火中烧的民众面前经过。人们啐口水、推搡、叫骂着，要求对他们严加惩治。

战时做过航空摄影、几个月前被任命为希特勒个人摄影师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带着相机和玻璃底片，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在他拍下的一张令人胆寒的照片中，[10]市长和七名市议员被押上一辆卡车，即将前往贝格勃劳凯勒。

骚乱期间，钟琴在11点钟用机械小丑和骑士的舞蹈报了时。

在北边不到1英里的地方，德国防卫军正向被占领的战争部进发。邦警负责两翼和后方的保护。附近房子的窗口架起了机枪，枪管对准那座石砌建筑的正门。

罗姆的人在战争部周围和院内布防。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路德维希街的铁丝网路障上挂起一面“帝国战旗”的旗帜。窗口的机枪瞄着正在行进的军队。罗姆骄傲地说，他的人都是“不离不弃的兄弟”。[11]

双方形成僵持后，防卫军的行动指挥冯·丹纳将军派出一队人举着白旗上前谈判，[12]希望对政变者晓之以理，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自己从楼里走出来。

其中一名代表，就是罗姆上尉曾经的指挥官和恩师、少将弗朗茨·沙瓦·冯·埃普骑士（Franz Xaver Ritter von Epp）。[13]埃普率领过的“埃普团”是最强大的自由军团队伍之一，参与了对1919年慕尼黑共产主义暴动的镇压。他还为纳粹党筹集了大约60000马克用于收购报社。[14]总之，埃普在极右翼圈子里是很有声望的权力掮客。

看热闹的人群——其中一些人还冲谈判人员挥舞着拳头——注视着埃普和同僚通过了罗姆的岗哨，进入战争部。

抵抗是徒劳的，有人听到谈判代表跟罗姆说。[15]卡尔、洛索和塞瑟已经决定举全邦之力反对政变。罗姆“人数和火力都在绝对下风”，[16]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埃普说。罗姆拒绝了。他是在执行命令，要让他收兵，唯有鲁登道夫发话。

但是其中一名谈判代表说，政变已经成功了。柏林已经启动第48条，向冯·西克特将军授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向罗姆保证这会是“一场体面的投诚”。[17]

罗姆要求和他们的指挥官冯·丹纳将军通话，双方约定停火两小时，以便在土耳其街的邦警营地谈判。然而在他走后没几分钟，战争部外就传来枪声。[18]

谁先开枪当然是存在争议的。防卫军称开枪的是罗姆的人，在被占领大楼的一座侧楼里。罗姆的人说他们一枪未发，开枪的是控制了战争部后面一座车库三楼的防卫军。然而几年后罗姆承认，罪魁祸首可能是一个跟他的手下共事的暴脾气。

第一声枪响化成了激烈的交火，仅邦警就开了17枪。[19]蹲在考尔巴赫街附近一堵墙边的两名防卫军士兵受伤。[20]在战争部东侧大院里，[21]罗姆手下的年轻银行职员马丁·福斯特（Martin Faust）[22]也中枪了，子弹从他右耳后侧穿了过去。他脸朝下倒在地上。

福斯特的上司西奥多·卡塞拉（Theodor Casella）中尉高举右手大喊，[23]让所有人停止射击。他赤手空拳跑到福斯特身旁，结果自己大腿中了一枪。两人都被希姆莱带人抬了回来。福斯特已经死亡，卡塞拉被送到附近的若瑟芬医院，于当天下午死亡。啤酒馆政变有了第一批烈士。

[1] Richard Hanser，Putsch！：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Pyramid Books，1971），210-11.

[2] NA T84 EAP 105/7，435.

[3] Die 6. Kompanie-ehemalige 4. Hundertschaft des Regiments München der S.A. der N.S.D.A.P. am 8. und 9. November 1923，HA 4/93，and December 1，1923，HA 67/1493.

[4] Proz.Reg.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Gründe des Urteiles，May 3，1924，HA 67/1493，以及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5] Proz.Reg.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Gründe des Urteiles，May 3，1924，HA 67/1493，以及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6] 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7] Berchtold interview，Heinz A. Heinz，Germany’s Hitler （London：Hurst & Blackett，1938），159.

[8] Julius Schaub，April 25，1924，HA 68/1494.

[9] NA T84/2 EAP 105/7，1960-1961；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11.1923，HA 67/1490.

[10] Heinrich Hoffmann，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56.

[11]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51.

[12] Walther Lembert，A.V. XIX 421/23，January 3，1924，HA 67/1493.

[13]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6-17，29，两人存在不合，75。埃普对政变本身的看法，尤其对法国以及德国的敌人的有益之处，《贝希特斯加登汇报》，November 17-18，1923。关于此人还可参阅Katja-Maria Wächter，Die Macht der Ohnmacht. Leben und Politik des Franz Xaver Ritter von Epp （1868-1946） （Frankfurt am Main：P. Lang，1999）。

[14] Albrecht Tyrell，“Exkurs. Zur Vorgeschichte der Erwebung des ‘Völkischen Beobachters’ durch die NSDAP” in his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75），177.

[15] Hildolf Freiherr von Thüngen，February 6，1924，HA 67/1493.

[16] Translation in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276。关于此次谈判还可参阅Police report，Umsturzversuch in der Nacht vom 8. auf 9.11.1923，November 22，1923，HA 68/1494。

[17]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53.

[18] Testimony of Alfred Andersch，Zum Akt Röhm，December19，1923，HA 5/114I.

[19] NA T84 EAP/2 105/7，1076.

[20] Georg Träger was in the garage at the time，1923年12月17日Police report，HA 5/116。Helene Perutz也看到有士兵受伤，1923年12月20日Police report，HA 5/116.

[21] NA T84 EAP/2 105/7，1067-68。更多细节可见于1923年12月17日警方报告HA 5/116对车库三楼机枪的陈述；大院草图可见于HA 5/114II，以及报告Leutnant Casellas und Fausts Tod im Wehrkreiskommando am 9 November 1923，HA 5/114I. Röhm’s admission is at Ernst Röhm，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Frontline Books，2012），153-54。

[22] Zum Akt Röhm，1923年12月19日，HA 5/114I，and testimony of Wilhelm Greiner，PV19，December 29，1923，HA 5/116。

[23] 1924年1月11日HA 5/114II，冲上去援救见Leutnant Casella’s und Faust’s Tod im Wehrkreiskommando am 9 November 1923，HA 5/114，以及Police report，VI a F 2546/23，November 28，1923，HA 67/1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