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希特勒的保镖出庭

这种审判在人民法庭可不是每个礼拜都有的。[1]

——阿尔弗雷德·霍尔，法官对此的回应是，“谢天谢地”！

在柏林，英国大使埃德加·文森特·戴伯隆子爵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坐下来聊了几句，这位前总理最近刚刚被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部长。话题很快转向了希特勒审判。

从慕尼黑传来的许多事实“揭露”令施特雷泽曼吃惊。显然，德国和欧洲面临的危险“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认知”。英国大使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施特雷泽曼］自己就清楚，右派随时可能在德国发起一场真正的、成功的“政变”，但是柏林的官员圈子始终对这个国家所处的险境缺乏足够认识。

施特雷泽曼意识到，卡尔的反共和国阴谋“颠覆性丝毫不小”。希特勒的草率举动让他们功亏一篑。[2]

不少驻柏林的外交官也在关注这场耸动的审判。符腾堡邦部长卡尔·莫泽·冯·菲尔塞克（Carl Moser von Filseck）3月初去旁听过一次，看到被告人兴高采烈地聊着天走进法庭，[3]彼此以及和旁听席的民众打招呼，他心生厌恶。根本没人打算制止他们。现场混乱不堪，他们的抗辩肆无忌惮。他在美国领事馆的同僚罗伯特·墨菲后来总结这些人的表现是“粗野的虚张声势”[4]。

3月17日星期一，希特勒的审判出现在慕尼黑讽刺杂志《傻瓜》的封面上。[5]这份绰号“红狗”的刊物描绘了一个仪态娇柔的希特勒，高昂着头，手上举着火把，点燃了一座政府建筑。他坐在冯·洛索将军的肩上，而后者则是被古斯塔夫·冯·卡尔背着。卡尔同时还在召唤警察。远方有一颗飞升的流星，是钩十字的形状。

那天上午，审判进入了第四周。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首先投诉了一个据说在就审判写书的人。该作者据说在与一名军官合作，后者每天用他在秘密庭期收获的信息换取报酬，外加卖书的提成。作者是打算揭露希特勒审判的内幕。

罗德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毕竟公众对此很感兴趣，并且已经有大量的敏感内容泄露给了媒体。奈特哈特同意调查。由于涉嫌泄密的人——约瑟夫·施劳登巴赫上校（Joseph Schraudenbach）当时就在场，于是大家有幸见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那就是主审法官对旁听席的某个人发起质询。

施劳登巴赫承认他曾在报纸上打广告，愿意为关于本案的书充当写手和摄影师。他无意否认罗德说的事情，唯独有一点：他发誓绝不会透露任何机密信息。

至于他在闭门庭期中做的笔记，施劳登巴赫说那是为了确保他的陈述准确。他保证绝对不会发表半个字。[6]为了避免不经意的错漏，他已经把所有敏感材料用括号括起来。罗德和奈特哈特都接受了他的解释。上校得以继续与作者合作，不过他很快会因为合约纠纷放弃这桩买卖。

慕尼黑的舆论一边倒地站在希特勒和被告一边。巴伐利亚领导人被认为是这场爱国主义审判中的真正卖国贼，如瑞士《时报》记者所说，他们已经不敢抛头露面了。[7]有传闻说冯·洛索将军收到的决斗挑战已经多到应付不过来。[8]《时代》杂志称，其中一名挑战者据信就是被告人克利伯中校。[9]

在当天的漫长审理中，罗德使了一个相当戏剧化的招数。为了证明卡尔的计划并非一种象征性或假设性的图谋，他提出传召四名新证人：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军事统帅冯·西克特将军，以及国防部部长奥托·盖思乐（Otto Gessler）博士。主审法官不可能同意这个要求，但是不少记者还是写了。[10]罗德的这个哗众取宠的怪招登上了德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端。

同时得到报道的还有那天下午对德国宪法的公然漠视。其中的一名证人是辅佐卡尔的知名顾问艾伯哈特·考特尔，他在出庭时首先要求允许他发表一份声明。而后他概述了政变的历史背景，其目标主要是证明卡尔和希特勒的举动都是有正当理由的。而当他说到魏玛宪法“对人民意志的压制”时，同样没有遇到任何异议。[11]

在下午的庭期中，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出庭了。这是自啤酒馆政变以来，希特勒第一次见到这个可能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在那之后的几周里，他一直在住院，据他在未发表回忆录中说是挣扎在生死之间。此外他的情绪也很低落：希特勒在牢里，纳粹党看起来已经被“击垮了”，他的毕生积蓄也因为恶性通胀化为乌有。“日子不好过，”他说。[12]

这位保镖对冲击啤酒馆的理由做出了类似的陈述，但接着他对里屋谈话的描述包含了鲜有人知的细节。这段讯问“相当有意思”，《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Zeitung）认为。[13]格拉夫说，虽然他没有听到完整的对话，但就他所看到的已经足以让他相信，洛索和塞瑟在鲁登道夫进来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他还说，当他看到被告韦伯医生递给塞瑟总警监一支香烟，冯·洛索将军接着也要了一支，就愈发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一致。

“会谈有那么愉快？”奈特哈特问道。[14]

是的，格拉夫说，而且当时的气氛跟报纸的描绘大相径庭。此外，希特勒在三巨头这里取得的成功比他预想的要容易。他记得自己当时觉得，他们也没有必要喝那么多吧。

关于前往市中心的游行，辩方律师克里斯托夫·施哈姆问证人，当时他有没有通知音乐厅广场的邦警，鲁登道夫在跟他们一起游行。

有，格拉夫说，并描述了当时他如何向对方喊话。“鲁登道夫在此！你们要向自己的将军开枪吗？”[15]这时候子弹已经飞过来了。他在后面还能听到游行人群在唱《德意志之歌》。

也许现场的吵闹和混乱导致警方没听见他的喊话？

不可能，格拉夫说。“我可不是在呼喊——我在咆哮。”[16]

接下来的问讯没有什么惊人发现，直到希特勒发言表示对保镖的赞赏，称他是“最正直、忠诚、真挚的人”。希特勒还说格拉夫“随时愿意为我而死”。他的确差点就这么死了。在小女儿格莉特尔的照料下，格拉夫仍在康复中。希特勒的赞誉让这位证人在离场时显得十分欣喜。

当天最后阶段的审理主要在讨论是否传召余下的证人。主审法官想尽快结束作证环节。检方则想再传召一名证人，辩方也有自己的名单。这些都将导致审判陷入一个证词与反证的迷宫。法官在下午5：12宣布休庭，并承诺尽快宣布裁决。

[1] NA T84/2 EAP 105/7，2161.

[2] Edgar Vincent，Viscount D’Abernon，The Diary of an Ambassador （Garden City，NY：Doubleday，Doran & Company，1929-1931），III，56.

[3] Carl Moser von Filseck，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71），March 13，1924，Nr. 86，155-156.

[4] R.D.墨菲《机密政治报告》，1924年3月10日（邮寄日期1924年4月3日），M336，862.00/1469，No. 20，NA，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用了这个措辞，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1964），22。

[5] 《希特勒审判，或曰卡尔如何拯救祖国》，1924年3月17日《傻瓜》。

[6] NA T84/2 EAP 105/7，1978，关于合约问题的信息，见2039～2040。另见1924年3月1～2日《慕尼黑邮报》。

[7] 1924年3月15日《时报》。

[8] 1924年3月6日合众社。

[9] 1924年3月17日《时报》。

[10] 1924年3月17日《柏林交易所报》晚间版和1924年3月18日《晨报》等。

[11] NA T84/2 EAP 105/7，2047.

[12]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68，F14，IfZ。

[13] 1924年3月18日《柏林人民报》晨间版。

[14] NA T84/2 EAP 105/7，2070.

[15] NA T84/2 EAP 105/7，2080.

[16] NA T84/2 EAP 105/7，2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