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奥地利参战：四国同盟

和谈闹剧：在布拉格的战争准备（1813年7～8月）

梅特涅从德累斯顿出发驱车前往“拉第伯舍茨的阿瑞斯圣山（Areopag von Ratiborschitz）”，威廉米娜·冯·萨甘这样称呼她的消夏宫舍。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发展成——像梅特涅所描写的——“在可怜的欧洲成为世界不安宁焦点的时刻，变成欧洲外交的中心”。[76]实际上，在1813年7月4日，也的确有普鲁士国务首相哈登贝格、威廉·冯·洪堡、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和施塔迪翁齐聚此处，听梅特涅汇报在拿破仑那里所取得的成果。当得知要延长停火时，他们的火气如同炸开了的锅。[77]他们指责梅特涅食言，当即决定，7月20日结束停战。在他的回忆录中，梅特涅将这一场面完全跳过不提，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任何事都没有发生一般。而实际上，他要艰苦地为他与拿破仑达成的协议获得承认而斗争。看看他——这个被攻击的人——是如何为军队的利益进行辩解的，颇有启发意义。他呈现了一份施瓦岑贝格的《军情备忘录》，这份《军情备忘录》指出，如果提前结束停战，维也纳将完全陷入已经从意大利开来的法国军队的威胁中，毫无招架之功、自卫之力。弗朗茨皇帝担心，整个战争的负担将立刻全部压向奥地利。因此，他不能提前放弃奥地利的中立立场。如果同盟军要在8月10日之前出击，那只能不算上奥地利，而且，由于奥地利的中立立场继续生效，同盟军也不能穿越波西米亚。

在梅特涅倾其全力做说服工作之后，他得到了普鲁士的同意。第二天，同样费尽心思地做了说服工作之后，雷普策尔腾骑士（Ritter von Lebzeltern）也取得了沙皇的同意。他的理由是，如果在第一次出击时奥地利就不堪一击，这并不符合盟国的利益。梅特涅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陆军元帅拉德斯基伯爵（Graf Radetzky）在局势现况报告中评论说：只有过去的辅助军团以及波西米亚驻军的三分之一是合格的军人，其余的三分之二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蛋子，还都必须进行武器使用的训练，但是目前能用的火枪储备太少。购置火枪和训练新兵是当务之急。[78]

梅特涅同时在两线作战：他必须拖住咄咄逼人的盟国，同时还要将弗朗茨皇帝拉到准备进行战争的阵营中来。在布拉格谈判正式开始之前，1813年7月12日，梅特涅试图以他能够运用的最坚决的态度和道义上的说服力，让奥地利皇帝同意他的方针路线。在他那件最具影响力的“原则奏折”中，他要求皇帝立场要坚定：“臣能否指望，陛下在拿破仑不接受奥地利的和平基础（和平条件）的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进而将正义的事业交给奥地利和其他联合起来的欧洲国家的武装来决定？”[79]好像这样说还意犹未尽，他又固执地重复了一遍：“如果所有国家的最高君主如陛下一样，高度一致，众志成城，臣可以有充分的信心指望在这件已经决定的，并经臣预先确定的事情上的坚定不移和坚忍不拔，陛下方可自救并拯救皇朝。倘若对此不坚定明确，那么从明天起，臣所有的步骤就将失误连连、毫无条理，因而变得极度危险。”

梅特涅以一种历史回顾的方式，提纲挈领地重述了1809年时，自“皇朝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均被摧毁以来，他的政策的实施过程，在短短的四年之间又重新赢得了“欧洲第一的地位”（指奥地利又可主导欧洲的进程）。对此他警告说，不要轻率地忽视或者低估皇朝实际上持续存在的弱点，奥地利现实的实力，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格局之上的，是梅特涅以他对准确时间节点和当时力量对比的杰出的敏锐鉴别力，将这个国家引导到这种格局之中的。他将此归结为一道公式：“在抽象的意义上——只是将皇朝与自身相比——我们离我们曾经有过的强大，还相去甚远；但是，作为天平上的分量，我们所在的一边是超重的。”

皇帝的反应是亲笔御批，且超乎寻常的长。御批是以赞扬开篇的：“朕之皇朝当前政治处境美誉有加，卿居功至伟。”接着，则是用略带限制性的语气指出，皇帝想要知道的是能真正理解成和平的和平建议，最好是持久的和平。弗朗茨要求：“卿须竭尽全力，免使拿氏名誉受损。”皇帝要梅特涅在与拿破仑的谈判中坚持最小的要价，假如其他国家要价更高，梅特涅可以支持，前提条件是不致使谈判破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皇帝本人——也可以准备放弃要回伊利里亚的要求。弗朗茨皇帝奉行的，基本上是避免战争的路线。与其相反，梅特涅则是在用他策略性极强的和平理由，来推行一种“外交上的双重战役”（威廉·昂肯语）。谈论和平是必要的，为的是抚慰皇帝的良心。皇帝想要的是时间上尽可能长的谈判，直到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确实不可避免为止。将和平作为目的去讲，也同样是必须的，为的是不要过早地刺激拿破仑动用武力。

各方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们于7月中旬陆续抵达布拉格：代表法国的是科兰古和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纳尔榜伯爵；代表普鲁士的是威廉·冯·洪堡；代表俄国的是约翰·冯·安施泰特男爵（Freiherr Johann von Anstett）；梅特涅则作为“调停人”出席。连哈登贝格和涅谢尔罗迭都没有派的普鲁士和沙俄，想以此表明，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把这次谈判当回事儿。在这一点上，拿破仑也不比它们强多少，他连要求的资格凭证都没有给他派出的代表开具，并且一再拖延，尽管他的代表苦苦等待着（代表）凭证的到来。而在全体代表在形式上都出示全权代表状之前，梅特涅拒绝宣布开会。还在8月5日，他向他的皇帝禀报说：“我们的谈判进程静悄悄。”连科兰古都在明白无误地谈论拿破仑的“盲目”。

梅特涅在外交谈判中非常的小心翼翼，就像他告诉 皇帝的一样，他还只是在追求“主要目标，在上帝和世界面前证明我们正确，并且将罪过送往它真正应去的地方”。弗朗茨皇帝则热切地强调：“如果达不到和平目的，那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不使责任落到我们头上。”[80]与拿破仑的谈判，无论是对于弗朗茨皇帝本人还是对于梅特涅来说，看起来之所以是不可放弃的，是因为他们都想从中捞取公众舆论上的资本。只要拿破仑作为战争发动者存在一天，法国内部就不会存在团结一致的效应。就连拿破仑本人也注意到了公众意见，并且鉴于他给法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牺牲，也不得不显示他也拥有和平的意愿。最新的消息是，在谈判前，法国各省省长在呈送给拿破仑的报告中禀报，和平的渴望正在各地大面积地扩散，人们都将热切期盼的目光投向了布拉格。[81]

拿破仑用尽了各式各样的策略招数，包括用领土建议作为诱饵，引诱奥地利脱离同盟。8月6日晚，科兰古“极其秘密地”找到梅特涅，并告诉他，拿破仑希望知道，“如果与法国联合或者保持中立，奥地利会向法国提出什么样的条件”。[82]梅特涅立即让俄国和普鲁士的代表获知了此消息，他想以此种方式排除盟友的疑虑，并着重强调“我们对我们的盟友承诺的忠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没有比这更好的缘由和机会了。当在布拉格和德累斯顿之间来回奔波的科兰古在停战协定结束的第二天，8月11日，终于带着人们所期望的拿破仑的建议抵达后，他被告知，现在已然处于战争状态了。

在判断梅特涅极不透明的作决定的态度和做法时，有一个视角经常被忽略：他必须还要顾及法兰西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亲戚关系，这层亲戚关系使两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比起哈布斯堡皇帝的皇朝意识，忠诚的情感肯定更深深地根植在拿破仑的思想中，这种情感也根植在科西嘉人家族集团的传统之中。从根本上说，拿破仑根本不愿相信，他的岳父会进行一场针对他的战争。在德累斯顿他回答梅特涅说：“请您调30万人到波西米亚来，在谈判结束之前，只要（奥地利）皇帝说一句，他不会对我开战，对我来说就已足够。”过后不久他又说：“难道弗朗茨皇帝愿意剥夺他女儿的皇冠？”[83]在几个星期之前与布普纳将军的谈话中，拿破仑的话更加具体：“那个血管里流淌着奥地利之血的孩子，该怎么办呢？”此外，他还曾试图吓唬对方，因为他曾威胁说，如果他完蛋了，整个法兰西都将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的皇后及有奥皇血统的皇子也将一同毁灭——弗朗茨皇帝将自我毁灭。

拿破仑相信，由于他对这种家族联姻很有把握，所以在停战协定失效的前一天，即1813年8月9日，还警告说，不要逼他。他对自己想要说的话，并不是要写下来，而是要求布普纳回去亲口转告。他要以良好的方式帮助梅特涅从糟糕的局面中脱身。[84]由于有这层亲戚关系，他希望奥地利还是能够退出同盟，并回到现有的双边联盟的关系更新上来。因此，当他收到奥地利向他宣战的消息时，更是大惊失色。梅特涅向他的相府总管通报说：“从所有的消息来看，对我们的宣战，法国人那里是惊慌失措的。拿破仑八天前的‘议事日程（à l’ordre du jour）’还是从可以达成和平协议的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奥地利将会宣布站在他的一边。”[85]

当时间接近8月10日的午夜，梅特涅还思念着爱列欧诺拉。此时他正在给她写信，并心满意足地回顾着他在德累斯顿从拿破仑那里争得的军事上的好处。这一天，他最重要的思虑都放在了已经获得的军事实力上。他注意到，人们正在等待着开战，就是说，等待着约定好作为信号的炮声于午夜响起，第二天将会有15万奥地利士兵加入战局。他们将与在波西米亚驻扎的俄普联军一起形成34万之众，而这些军队将统一听命于施瓦岑贝格侯爵。[86]

梅特涅，“不情愿的总参谋长”

还在停战期间，未来将成立的同盟军就已经在共同制定战役规划了。1813年7月10～13日，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和施塔迪翁伯爵在布雷斯劳以北的特拉赫滕贝格宫（Schloss Trachtenberg）——如今称作日米格鲁德宫（Schloss Z˙migród）——举行会晤。在那里倒不是确定行动计划本身，而是在瑞典像英国一样于1813年6月加入同盟之后，向瑞典王储介绍同盟的基本考虑。军事历史学家作了好几个前期时段的划分，来追溯共同的规划制定过程，一直回溯到了3月，并且发现，普鲁士的格奈瑟瑙将军（General Gneisenau）及奥地利的拉德斯基总指挥也参与了规划的制定。理论上思维最为敏锐的即是拉德斯基。最近，阿兰·斯科德（Alan Sked）在撰写拉德斯基传记时，就是这样评价他的。当然，所有的盟国在制定行动规划时，都具有共同的基本思想。至少要组建三支陆军部队，才能够对拿破仑的军队形成包围之势，并且才可以按照下述原则部署军事行动：“未受到攻击的部队采取攻势，以帮助受到攻击的部队。”[87]这一原则的正确基本指导思想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们指挥的地方，是法军的薄弱环节；相反，要避开与拿氏本人指挥的军队进行直接的正面对抗。

这个军事行动计划完全没有被18世纪的军事观点所迷惑，看起来好像是并未理解从与拿破仑的数次战役中取得的重要教训。[88]因为他们将旧的教条置诸脑后，这些教条要求要首先占领战略要地，要控制制高点，注重不可攻克的阵地，等等。现在则不是这么回事了，不是要保住在要塞后面的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或者一个建有防御工事的军营。在特拉赫滕贝格宫制订的这个著名的作战计划里，最重要的原则是：“如果拿破仑皇帝抢在驻扎在波西米亚的友军之前，向他们发起进攻，以消灭他们，那么瑞典王储的军队将急行军到其背后偷袭；假如相反，拿破仑皇帝转而攻击瑞典王储的军队，那么，同盟军的主力部队就将全力进攻，并切断他们的联络，给他们以重创。同盟军所有的军队均将采取攻势，将敌人的军营都变成他们与情人的幽会地点。”[89]

而最后实施的行动计划，要归功于拉德斯基。[90]但是方案在基本思想上完全符合梅特涅对过去失败战役的反思。梅特涅应该算是自图古特时代以来，对拿破仑的作战原则最了如指掌的人。新标准要求，分别受到拿破仑进攻的部队，不要应战，并且要避让。这就要求同盟军部队要不停地运动，这也同时意味着：部队之间要不间断地保持联系和协调。在梅特涅看来，这些正是此前数次战役中同盟军一直缺乏的。这次军事行动方式的先进之处在于，要求每个单一的有指挥权的将军，随时都要对战局作出独立的判断，然后独自作出决定，赶往何处以及如何前往，从而对受到威胁的部队进行援助。拿破仑的元帅们则不习惯于独立行动，而是始终等待着他们的大帅向其发号施令；而一旦没有接到命令，他们就会犯致命性的错误。总体回顾一下自1813年4月至1814年3月进行的所有战役，就会发现，如果确实按照同盟军的作战计划实施，绝大部分战役都会取胜。如果偏离作战方案，并且与拿破仑正面对决，那拿破仑很快就会占据上风。

在整个军事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梅特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他于1813年8月19日在《奥地利战争宣言》中提供了公开的理由。[91]文章虽然出自弗里德里希·根茨之手，但是经梅特涅详细审阅并编审了最终定稿。在修辞方面颇具天赋的时政作家根茨，只是忠实于原文，用文字将梅特涅自1809年以来的许多年中，对皇帝系统地、持续地、不断地上表奏呈、再三提醒的内容，记录和撰写下来：拿破仑通过无法无天的专横独裁，将整个欧洲的社会体系毁灭，建立了包围整个大陆的腐朽制度，将欧洲的经济、金融毁于一旦，将半个德意志变成了法国的省，并且将一个没有国防、束手无策的制度强加于奥地利。但是，自1812年以来，奥地利迈出了反抗这一制度的重要步伐，并自1813年3月起，系统性地向前推进。通过由奥地利主导的武装调停，拿破仑曾获得过达成全面和平的机会，却不善加利用。宣言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拿破仑是如何让布拉格和谈归于失败的，唯一的结果是：“进行这场战争的理由，写在了每一个奥地利人的心中［！］，写在了每一个欧洲人的心中，无论他是生活在谁的统治下，其特色如此 显著且清晰，它的效果无需借助艺术的帮助。国家［！］和军队将履行它们的义务。一个由于共同的灾难和共同的利益、为独立武装起来的国家而成立的同盟，将给我们的努力以全力的支援。”

这样，梅特涅就达到了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他可以公开地出现在反抗拿破仑统治霸业的欧洲联盟中了。虽然与普鲁士和俄国的盟约在形式上于9月9日才在特普利采（Teplitz）签署，与英国的盟约甚至到了10月3日才签订，但是，根茨用他的文章介绍了情况，使公众舆论看宣言“就像看一扇透明的玻璃，在玻璃的另一面展示的那个政治制度，那个的确不是我发明的制度”。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评论说：“现在我才明白，也才感到，一切的一切，发展得恰恰像应该发展的那样，一点儿也不可能有别样的进展。”[92]

在宣言的事情上，梅特涅从事的是他作为外交大臣的老行当。那么，他也参与了具体的军事活动吗？直到前不久，历史学家的书籍中关于1813年各个战役的描写都没有提到他，有些传记作者干脆认为他没有任何军事天分，或者指责他是个外行的、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只是在军事专业的书籍中，作者们开始改变了看法，比如将他比喻为“不情愿的总参谋长”，他像专家拉德斯基一样，擅长于将战略思考与政治行动方法以及规划综合起来加以统筹。[93]首先是蒙罗·普莱斯关于拿破仑1813～1814年的战争，以及拉德斯基的传记作者阿兰·斯科德明显地将人物分量转移，将梅特涅的作用大大前置。到目前为止，作用同样被大大降低的总指挥施瓦岑贝格，以及由他、梅特涅和拉德斯基组成的铁三角，被誉为同盟中不可或缺的黏合剂，只要同盟想要建立在军事成功的基础之上的话。

对梅特涅的第一次考验就发生在这个领域，当奥地利加入到同盟中之后，沙皇要求得到同盟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梅特涅还能够生动地回忆起，由于沙皇专横武断和非常外行的 军事行动，导致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惨败，诡计多端的拿破仑运用谋略，毫不留情地将其打败，让沙皇在战场上号啕大哭、泪如雨下。因此梅特涅威胁说，如果亚历山大一定要掌握指挥大权，那么奥地利就不参加同盟。结果他赢了，年长他两岁的奥地利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侯爵卡尔·菲利普得到了指挥权。施瓦岑贝格在任驻巴黎公使时期就认识拿破仑，而且在俄国战役中，他几乎毫发无损地成功将所指挥的辅助军团带了回来，为此，弗朗茨皇帝还特地亲自对他予以表彰。施瓦岑贝格善于采取不冒险的行动，不将一切都押在一张牌上，而是三思而后行，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命中注定是适合梅特涅战略的指挥官——这个战略就是在更高的层级上，将作战与政治融为一体——并且有能力以此来对付老奸巨猾的拿破仑。施瓦岑贝格的本事还在于，比其他任何人都有能力去调和盟友之间不尽一致的利益取向，缓解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争风吃醋，并且像梅特涅所希望的，能够在其他人陷入盲目的爱国主义陷阱时，沉得住气，保持耐性。

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三个星期之后，1813年11月11日，根茨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强调，梅特涅在所有不满和批评施瓦岑贝格的人面前，为他进行了辩护，表示了对他的支持，没有梅特涅，这位将军既不能作为总指挥被人接受，也保不住他的位置。梅特涅既是所有政治组合的灵魂，也保证了军事行动的成功。他亲自关注着所有的军队调动情况，并在战役行动中始终站在施瓦岑贝格一边。[94]当与1814年2月特鲁瓦（Troyes）大危机有关的、又一次偏离既定作战方案的情况发生时，梅特涅在一篇原则性说明中，称赞他与总指挥的特殊关系，他说：“到目前为止，是我与施瓦岑贝格侯爵维系了（同盟的）团结，因为在我们的性格中，有更多的安宁与冷静。”他同时用嘲讽的口气，指责那些真正的拨弄是非之人：“我们俩与俄国沙皇的关系均非常融洽，特别是我与他的关系尤其的好，连他的大臣都自愧弗如。”[95]梅特涅还以皇帝的名义施压，让普鲁士的两位将军——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毕洛（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服从施瓦岑贝格的命令，而布吕歇尔因其火爆的脾气，总是将命令忘诸脑后。

最令人佩服的举动，是梅特涅协助陆军元帅拉德斯基获任施瓦岑贝格的总参谋长。1813年5月9日，弗朗茨皇帝晋升他为施瓦岑贝格联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兼军需总监，这样，拉德斯基以后就负责将同盟军从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直到下意大利、从伊比利亚半岛直到俄国的所有部队聚集到一起，并在顾及这些部队的所属国家特点的同时，将他们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上来。从小的范围说起，“是梅特涅这位国务大臣的艺术”［胡贝尔特·蔡纳尔（Hubert Zeiner）语］，使得自1809年起几乎完全被裁撤掉的奥地利军队，在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内又重新建立陆军，而且是以一种连拿破仑都敬佩不已的方式重整旗鼓的。[96]1813年8月，拉德斯基为同盟国聚集的部队共计479000人。

梅特涅深入参与具体军事行动的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将那些细节全部描写出来已太过庞杂。比如他发现，为那些混合起来的、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军事传统的军事代表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指挥架构，困难巨大。因此，他激励要对战争目标达成一致，或者对目标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描述。他对这样一个目标对具体军事行动产生的积极影响了然于胸，并且成为唯一一个能够缓解来自个别君主对目标实现干涉不断的人。这些干涉，特别是来自沙皇的干涉，容易引发冲突。在8月10日宣战之后的关键时期，梅特涅始终待在军队和统帅部附近，并且严密关注着部队的行动。有一次他甚至直接接管了军务。当时在迪波尔迪斯瓦尔德（Dippoldiswalde）的沙皇，命令继续派兵增援与范达默将军作战的部队，并要向距离最近的奥地利军发号施令。当指挥官科洛雷多伯爵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时，梅特涅恰逢在场，他命令科洛雷多满足沙皇的愿望，责任由他来负。因此，他也对这场战胜拿破仑麾下将军的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97]

梅特涅向他在维也纳的相府总管胡德里斯特通报了有关情况，而此人又将有关军事情报部分转给了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贝勒加尔德伯爵。1810～1812年，梅特涅与此人一道，秘密地协助重整了军备。关于贝勒加尔德，梅特涅在其回忆录中有所论述：“他具有坚实的战争知识，熟悉我的思想形成过程，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他关心的主要是，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不但要保持帝国的武装力量，而且要加强壮大它，以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只有他能完全理解我的全部意图，并且懂得和我一起，在表面接受公众舆论的假象之外，贯彻我们的意图。”[98]这段回顾性的话语，也再一次刻画了梅特涅本人对战争所作的长远规划，以及他内心始终念念不忘的“对战争的私下盘算”（奥古斯特·福尼尔语），和他随时准备的在合适时间节点的出击。

梅特涅在1813年8月26～27日德累斯顿失败之后的危机管理

反法同盟经历的第一次严峻的压力测试，是1813年8月26～27日德累斯顿会战的失败。失败暴露了军队指挥方面的深层危机，因为亚历山大与总指挥施瓦岑贝格的命令背道而驰，强迫军队发起进攻。到目前为止，一切行动都在严格按照特拉赫滕贝格计划进行，避免与拿破仑正面对抗，而是先打败他麾下的将军们：在大贝伦（Großbeeren，8月23日）战胜尼古拉斯·乌迪诺（Nicolas Oudinot）；在卡茨巴赫（Katzbach，8月26日）战胜陆军元帅雅克·麦克唐纳（Jacques Macdonald）；在哈格尔贝格（Hagelberg，8月27日）战胜让-巴蒂斯特·吉拉尔将军（General Jean-Baptiste Girard）。同样辉煌的是在库尔姆（Kulm，8月30日）战胜多米尼克·约瑟夫·范达默将军（General Dominique Joseph Vandamme），将军本人连同10000名士兵被俘，沙皇立即命令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流放措施，完全是沙皇亚历山大对德累斯顿会战失败的恼怒情绪的表达，而沙皇对那次轰动一时的败仗负有责任。

这些事件形象地表现了同盟存在的原则性问题，以及梅特涅在这方面的积极参与。牵涉的主要是施瓦岑贝格指挥的主力部队，他作为总指挥不想将这支部队投入到与拿破仑正面对抗的行动中去。亚历山大则在统帅部逼他这样做，最后，他让步了——而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在梅特涅看来同时也是令人恼火的。[99]施瓦岑贝格已经出奇的愤怒，只能直接求助于弗朗茨皇帝，并向他禀报了不仅仅是日常的，尤其是会战期间在统帅部发生的情况。沙皇亚历山大不服从总指挥，并且放任他的将军们为所欲为，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亚历山大麾下的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不仅不听从命令，而且很不专业，此外，在性格上还妒意十足、争风吃醋。他麾下的维特根施泰因和克莱斯特在军事行动中，要不就是很迟才接到命令，要不就是根本接不到命令。施瓦岑贝格报告说，沙皇经常打断他说话，不断地搞出新建议，不断地评说，用他那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搞得他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因此，他要求让亚历山大离开军队，并调离巴克莱，让克莱斯特、维特根施泰因以及米罗拉多维奇听命于他的指挥。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就请皇帝“另请高明来指挥同盟军，而且此人要具备将一个将军的天赋与超出一般人的身体体能和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并且可以在如此令人厌恶的情况下，对重要的军事行动指挥若定”。[100]

像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中一样，需要梅特涅出面调解，但是正如他所通报的，如果施瓦岑贝格、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指挥官们碰到一起，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101]在西尔比克眼中，梅特涅是一个如此迁就忍让、实施能力欠缺的人，然而恰恰是他，政治家中的唯一一人，却敢于公开顶撞对抗沙皇，以至于沙皇几次三番地要求弗朗茨皇帝将这位大臣解职。就在施瓦岑贝格提出，再这样下去就放弃总指挥职务的建议后不久，亚历山大就挑起了这样的一场冲突。在德累斯顿会战失败后的第三天，9月1日，沙皇召见了梅特涅，并向他透露，自己想要接过总指挥的头衔（最高统帅），至于实际的军事作战指挥，他将委托给莫罗将军（General Moreau）。莫罗是法国前将军，由于受到拿破仑的迫害，自1813年春以来，一直在为俄国效力。梅特涅警告说，这样的安排将迫使弗朗茨皇帝立马退出同盟。沙皇让步了——两天之后，发现莫罗在他附近身亡。[102]

这一事件教训了所有的参与者，要始终如一地严格 按照共同的特拉赫滕贝格行动方案执行。对于这个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在德累斯顿会战之后，梅特涅立即报告给了维也纳。他所起的作用完全就像一个处于超然阶层的最高危机管理者，如果处在下一层级的君主和将军之间，在战略上、情感上或者由于非理智的对立情况危及了同盟的存续，那就需要他来出面。

特普利采与第六次反法同盟

“如果注定要将一种危及其本身的行动方式强加于一个大国身上，那这个大国必须至少能确保自己获得这种行动的最高领导的职位。这个要求深刻地统领着我们的感情，1813年的特普利采文件业已证明这种判断”。[103]梅特涅以这句外交教科书式的话语，来评论1854年12月2日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的联盟，奥地利也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加入了这个同盟。同时，梅特涅也用这句话，描述了在他看来的1813年奥地利参战之后的政治力量角力中，他所接受的角色。自3月以来，他就一直在贯彻自己的战略，为此，他还有另外一句话：“在当今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奥地利的力量在于她的行动自由，而不在于被束缚其中。”[104]他也为自己获取了这种自由。

加入同盟的形式也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1813年9月9日，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以神圣的和不可分割的三国一体的名义”，在特普利采分别签署了同等内容的结盟双边协议。10月3日，英国也加入了同盟。协议的前言反映的主要是梅特涅的和平愿景：要结束欧洲的不幸，通过真正的力量均势，重建它的安宁。如果一国受到攻击，其他各国保证相互提供军事支援。任何一国在未将各国包括进去的情况下，均不得签署和约。引人注目的是，虽然一共签署了六份双边协议，却没有签署一份共同协议。9月3日，英国代表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105]抵达特普利采。有评价说，这些协议的内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因为它们将重要的领土问题给省略了。在伦敦，卡斯尔雷也出于对这样的安排能否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备感担忧。[106]

对于当时的公众舆论来说，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其实不符合事实。在观察《特普利采盟约》时，分别签署的秘密条款往往被忽视，而这些秘密条款才是实质所在，因为在战争爆发前，协议的基本要点即已确定，而这些基本要点一直影响到维也纳会议为欧洲建立的架构之中。[107]要点的具体决议是：

①按照1805年的标准重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制。

②解散莱茵邦联，“恢复（reconstruites）”在奥地利皇朝和普鲁士王朝边界之间的，以及在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国家“完全的和不受限制的独立（l’indépendance entière et absolue）”。

③将汉诺威及其家族的其他财产归还给不伦瑞克-吕讷堡家族，即恢复在前选帝侯国汉诺威与英王之间的共主君合国。

④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就华沙公国的命运达成意见完全一致的协议。

⑤恢复那些成为部分法国领土的以及被命名为“三十二军区（32 division militaire）”的国家，即汉萨城市和奥尔登堡大公国。

⑥恢复那些被法国亲王们占据的国家。

“完全的和不受限制的独立”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用来打开莱茵邦联中拿破仑盟国大门的魔咒（威廉·昂肯语），[108]因为他要担保这些盟国的占领状态。这句魔咒已经预先安排好了后来的德意志邦联的联邦制架构。1815年6月8日的《德意志邦联法案》对此的定义是，“德意志独立诸侯和自由城市”联盟。梅特涅在他的《遗存的文件》中透露说，他早在特普利采时就曾要求，德意志作为一个“政体，除了组成一个国家联盟之外，不允许它组成其他形式”的国家。对于梅特涅来说，“这是奥地利加入四国同盟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此一来，将即将产生的“德意志国家（Deutschland）”整合起来 的“联邦制联盟”方案，并非在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和约》中才固定下来，而且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做的想法和意愿出自梅特涅。[109]

所有这些协议都驳斥了关于只是在“卡斯尔雷的领导”（保尔·施罗德语）以及他的“伟大设计（Grand Design）”下，盟国才取得了8～9月在重大战争目标问题上的“高度统一和团结”。[110]然而，对1813年6月梅特涅与沙皇在奥波奇诺宫的谈判，以及对普遍和平的考虑，英国政府心中当然非常清楚，其代表卡思卡特子爵已经将全部情况向政府作了通报。卡斯尔雷于1813年7月告知梅特涅，摄政王对参加即将在布拉格举行的和谈极其感兴趣。同时，他也大体勾画出重建中欧计划的基本要点，这些基本要点也在《特普利采协议》中得了部分体现：复辟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制；“完全地和不受限制地复辟（complete and absolute Restoration）”英王对汉诺威以及德意志其他地区的统治。[111]他还要求恢复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在《特普利采协议》中尚未涉及的地区；西班牙、葡萄牙和西西里岛的合法统治者也要重新归位。在梅特涅看来，这几点以后自然而然要加进去。因此，关于卡斯尔雷或梅特涅谁是计划的推动者的争论非常多余。英国和奥地利的利益以及对未来的设想，早在1813年夏，就以令人惊讶的并行不悖的方式展开了；因而，当卡斯尔雷在1814年1月亲自参与有关要继续遵循的战争目标谈判时，梅特涅和他为了挽救同盟的成果，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伙伴，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重建欧洲的漫长而血腥的道路上，《特普利采协议》从而有了关键性的意义。而梅特涅对一点始终不渝，多年来他也是朝这个目标在努力：“在我着手开始这个伟大的作品之前，我要仔细认清我的对手和我们自己的实力，看来我这样做没有白费功夫。”[112]

莱比锡民族大会战

在梅特涅发给维也纳的报告中，他也同样讲到，自己是如何仔细地关注着战争的计划与行动，以及如何试图施加影响的，比如在9月1日德累斯顿惨败之后：“以后的行动现在已经计划好了，我希望，我对它们的影响不会是坏的。我们将致力于避免大战，并在拿破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消耗他。”[113]两天后梅特涅解释了这个预测，这个被证明是正确的预测：“在这个国家里，他已经靠吃马肉为生了，这场游戏他能玩多久还很难确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正在面临精疲力竭的危险，而我们的战争方针，即着眼于避免战场大决战的方针，在此处是非常合适的。”[114]到了9月，这位“不情愿的总参谋长”成功说服了沙皇亚历山大，进一步遵循共同的成功战略。对此，梅特涅解释说：“上帝给了我足够多的冷静和从容，引领此事在政治上发展到如此地步，而现在我又在此事的军事方面实施了（我的意图）。军队的形势非常之好。最高层之间空前团结。沙皇亚历山大开始时原想要更快地上手，并希望在八天之内吃掉拿破仑，而现在，他与我和施瓦岑贝格的意见已经完全一致。只要会战的时间一到，我将是第一个促成此事之人。但是，我愿意看到的是拿破仑失去他一半的军队，而我们一方则毫发无损。”[115]这种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前一直在持续。

这位大臣是如何仔细地跟踪战场形势变化的呢？他手绘的两份草图说明了情况，一份到目前为止尚不为人知，一份则已经公之于众。他于10月10日将第一份寄给了夫人爱列欧诺拉。草图画的是当时的军事部署，非常引人注目地描绘了包围拿破仑的阵势：他被各个独自指挥但又统一行动的部队围困，有布吕歇尔、贝尼希森（Bennigsen）的部队，施瓦岑贝格的主力部队（背靠波西米亚）以及瑞典王储的军队。[116]

29 奥地利参战：四国同盟 - 图1

1813年10月10日梅特涅寄给夫人爱列欧诺拉有关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间的军事部署草图

四天以后，10月14日，拿破仑将他的军队从德累斯顿后撤，统一集中在莱比锡周围。在这一天，梅特涅在一份给皇帝的奏折中又附上了一份草图“14日的军队部署”。[117]图的中央是莱比锡，博尔纳（Borna）之南是骑兵上将约翰·冯·克雷瑙伯爵（Graf Johann von Klenau）的部队，在阿尔滕堡附近严阵以待的是俄国的后备军，在开姆尼茨（Chemnitz）坚守的是步兵中将科洛雷多-曼斯菲尔德（Colloredo-Mansfeld）的步兵军团，在蔡茨（Zeitz）驻扎的是施瓦岑贝格指挥的主力部队，在梅泽堡（Merseburg）和哈勒（Halle）前部署的是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指挥的北方军（Nordarmee），以及布吕歇尔骑兵上将的部队，在瑙姆堡（Naumburg）驻囤的是匈牙利的阿尔伯特·冯·于莱伯爵（Graf Albert von Gyulai）的步兵军团，在佩高（Pegau）前部署的是骑兵上将塞恩-维特根施泰因的路德维希（Ludwig zu Sayn-Wittgenstein）的部队和普鲁士中将弗里德里希·冯·克莱斯特（Friedrich von Kleist）率领的军团，他们听命于沙俄的骑兵上将巴克莱·德·托利将军，而在吕岑，则是陆军中将克雷内维勒（Feldmarschallleutnant Crenneville）的师团。

29 奥地利参战：四国同盟 - 图2

1813年10月14日梅特涅寄给弗朗茨皇帝关于进军莱比锡的草图

手绘草图形象地展现了同盟军有能力从不同地区集中向莱比锡方向运动。而对拿破仑来讲，这个复杂的安排却使他感到局势眼花缭乱，以致多次被关于某些军队所处位置的错误情报欺骗，从而发出错误的命令。这也证明盟国相互提供支援帮助的方案是正确的。在德累斯顿与梅特涅会谈时，拿破仑就表现得自大狂妄，但是这也表明，他还没有理解，他的军事处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他曾宣布，他要一个一个地收拾参战的国家：“我在吕岑干掉了普鲁士的军队；我在包岑战胜了俄国人；你们也将成为下一支败军，除非我们在维也纳举行‘幽会’……您想通过结盟让我完蛋？……你们才有几个国家，你们的同盟国？你们有4个、5个、6个、20个？对我来说，你们越多越好。”[118]

可拿破仑算计错了。遭其谩骂侮辱的同盟狠狠地教训了他。在大战决定性的这天，10月18日，梅特涅从上午11点开始紧跟着三个盟国的君主，在施瓦岑贝格为他们选择好的地点观察着战况。他写道：“在这血腥的一天结束后，晚上6点才陪同君主们离开这个观察点。”[119]还在当天，他就评论说会战 是“世界大战（bataille du monde）”。但是，他并没有被欢呼声和胜利的喜悦之情冲昏头脑，而是将军事细节记录下来，比如100多门被敌人掠走的大炮。对他来说，这一天首先是“血腥的一天”。会战当晚11点左右，他抽时间给威廉米娜·冯·萨甘写了一封短信，抱怨整个战场完全被死人覆盖了。[120]

第二天，19日，梅特涅立即将情况通报给了在维也纳的相府总管胡德里斯特，并同时经此途径转告给内廷战争议事会议长贝勒加尔德伯爵。同盟内部当时关于如何正确制订抗衡最强大的军事统帅——这位统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完全战胜——的行动计划的争执，在这份报告中也看得出来，只不过带有一种轻松的满足感：“现在这个惹是生非的家伙终于将要看到，我们的行动方案是非常正确的，是出色地算计好的。如果想一想，将四支来自世界各地的盟国军队，聚集在一个，而且是同一个战场上，将多么的困难，而且要将它们部署到位，不使其中任何一支军队被打败，还要将像拿破仑这样的军事统帅逼迫到所有的军队之间，让他走投无路，这其中有多少事情要做，这样看来，陆军元帅施瓦岑贝格侯爵的功勋是不容置疑的。”[121]

会战结束后的这天，出现了很启发人的一幕，透露了梅特涅要对拿破仑穷追猛追，以及他与法国皇帝的停战协定与和平协议谈判，只不过是作为借口加以利用而已。默费尔特伯爵（Graf Merveldt）在大会战的第一天（10月16日）被俘，拿破仑在会战失败的当晚（18日）释放了他。释放之前，拿破仑曾与他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然后将其“以假释的方式”释放，就是说，拿破仑想利用他作为传话人，邀请敌方进行和谈。梅特涅非常清楚拿破仑的绝望处境：“他现在是处在一个被打败了的最高统帅的位置，好像准备要作出很多的——但不是所有的——让步。”梅特涅拒绝了拿破仑的建议：“我们将在莱茵河边回答他，弗雷德（Wrede）的部队已经急速进军到那里。”就是说，梅特涅要继续穷追猛打拿破仑，并且一待追讨有了结果，再说后话。[122]如果他真是一个被经常称作的绥靖主义政治家，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法国皇帝最倒霉的时候，他应该会抓住机会签订和约。

莱茵邦联的终结和德意志的重建

然而，仅仅依靠军事上的睿智还不足以彻底战胜拿破仑。梅特涅在幕后进行的削弱拿破仑军队的外交行动，在战胜拿破仑的过程中占有多大比例，这个问题则时常被忽视。因为战争的胜负，也取决于法国皇帝无法再指望莱茵邦联各邦军队毫无保留的支持，首先是无法再获得邦联最重要的成员巴伐利亚的支持。梅特涅在大会战之前，10月8日，就已经通过巧妙的谈判，用一份《里德协议》将巴伐利亚从拿破仑的联盟中瓦解出来。不是蒙特格拉斯（Montgelas）[123]，而是巴伐利亚的将军弗雷德伯爵推动了这次转变，也是他以36000名士兵加强了同盟军的实力。

《里德协议》在较早的德意志国家历史叙事中是受到质疑的，这些叙事指责梅特涅促进了莱茵邦联中某些小邦的利益，背叛了对促进德意志更大的统一的鼓励。协议文本虽然将解散莱茵邦联作为最重要的战争目标作了定义，但是它——在秘密条款第一条中——同时保证“巴伐利亚完全的、不受限制的独立，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并全范围享有自主权”。[124]人们评价说，这是“一个针对将要到来的解决德意志宪法问题的、很成问题的前期行动……是对创立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严重障碍”。[125]诚然，这一条款已经确定了解决“德意志问题”的活动空间，这一活动空间后来一直留至维也纳会议上才解决，因为，巴伐利亚是莱茵邦联最重要的成员。这个例子表明，同盟军可能的胜利者对待失败者是多么的宽容，而不久前，这些可能的胜利者还刚刚被这些失败者所战胜。如果人们批评所谓的放弃统一德意志的要求，那他们肯定是忽视了同盟军正面对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对手，况且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只有迎合倒戈者以及照顾到他们的领土利益范围，才能够从莱茵邦联成员的改换门庭中获得好处。因为，“事实是，我们通过可能的形式上的保留，可以非常轻松地启用军事手段，并且必须坚持快速部署德意志的军队，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目的”——这是梅特涅的同道施瓦岑贝格侯爵，以完全符合梅特涅的想法而作出的与莱茵邦联成员打交道的建议。[126]

梅特涅注意到，巴伐利亚的改换门庭在军队中引起了“异常巨大的轰动”。[127]于是，还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之前，他就致力于达到所希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便引起更多的莱茵邦联成员倒戈。因此他建议，在同盟军所有的前沿阵地上大张旗鼓地鸣礼炮庆祝，让所有的朋友和敌人都能知悉巴伐利亚8月14日改换门庭的消息。之后，他作为观察者确实看到，会战还在进行中，就有萨克森的和两个符腾堡的作战旅投诚过来。符腾堡作为整体于11月2日通过签订《富尔达协议》而步了巴伐利亚的后尘，至于莱茵邦联的彻底崩溃则发生在11月7日，即梅特涅抵达美因河畔古皇城法兰克福的两天之后。

还在11月6日，在法兰克福，他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历史时代碰撞的见证人——灭亡了的旧帝国的过去，与正在走向灭亡的拿破仑帝国的当代的大碰撞。因为在这一天，弗朗茨皇帝，这位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隆重辉煌地开进了法兰克福。同盟各方已达成一致，作为进军的中途，要在这座古老的帝国城市和皇帝加冕城市中停留，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就在梅特涅作入城仪式准备的时候，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何不给入城的队伍搞一场旧式的“到达仪式（Adventus）”（人们当时这样称呼旧帝国时期为即将选出的皇帝在加冕前举行的隆重的入城仪式）？因此，他将队伍引导到过去皇帝加冕时游行队伍走过的大街上。他年少时，曾两次在这个地方参加皇帝的加冕典礼，曾看着加冕了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穿过这些场地，“而它们却被流氓无赖玷污了”；“过去从未有过善良对于邪恶、美好对于低劣、庄严对于荒谬的胜利——这一对对的关系从未以如此快捷的方式互见高下”。那时在旧帝国，在罄竹难书的灾难之后，“德意志之皇”不再是神圣、不再是救世主、不再是上天的使者。但如今人民呼唤着：“旧时的幸福、旧时的回忆、旧时的幸福与繁荣——回来吧！”[128]

9月7日，梅特涅从早上7点直到下午2点，一直是在极度的喧嚣和特别的骚动中度过的，这与1806年7月莱茵邦联组成时，德意志的大小诸侯齐聚巴黎的热闹场面有一比，而梅特涅当时正被拿破仑扣押在斯特拉斯堡的边界上。[129]梅特涅不无嘲讽地报道说，现在，美丽德意志的所有大臣以及小邦的王公们来到他面前，跪拜于地，享受着觐见（皇帝）的幸福时光。梅特涅与巴登、拿骚和黑森均已达成协议：“既然邦联已经没有成员了，那么邦联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继续存在了……我是多么愿意看到它（莱茵邦联）寿终正寝啊——这个令人厌恶的‘丑陋的联合会（monstrueuse association）’。”[130]三天之内，他要准备14份加入同盟的合约。

但是，对于新来乍到者，改换门庭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因为他们必须承担协议上的义务，提供士兵及共同负担战争费用。他们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自主权，但是，还是感到了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军事上和财政上的负担。比如，对（德意志）邦联——这已然是对统一的新称呼，是为1815年会议事先采取的行动——的新成员作了规定：“为保证德意志未来的独立，为保证其军事手段更多的一致性和权力，各方达成协议，德意志［！］各邦建立统一的制度。”[131]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维也纳相府将审查，要求他们交纳的费用是否已经到账，并对拖延不交者发出警告。

奥地利—巴伐利亚关系作为梅特涅和平政策的典范

保尔·施罗德以其睿智的目光从外部观察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将奥地利、普鲁士和前莱茵邦联各邦之间的新关系形成的方式方法，描绘为更多针对的是德意志的内部事务。[132]它更应该是在新建欧洲秩序时，在维也纳会议上要解决的“德意志问题”的模式。本来在德语的使用范畴内只是“政治均势（politisches Gleichgewicht）”的概念，施罗德却将其区分成“政治平衡（political equilibrium）”和“力量均势（balance of power）”，也可以将所指的事物改称为“平等对待的势均力敌（respektierte Ebenbürtigkeit）”，并且——按照杆式天平的图像——改称为“大国平衡（Mächtebalance）”。只有在五国共治体系中同等级的大国之间，大国平衡政策才能实现，这些大国在利益对立的情况下是相互竞争的。一个单一的大国不能将其意志强加给别的大国，因为这个大国可以以同样的力学方式，将更重的质量放入天平的秤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这一点就一直影响着欧洲政治。虽然它也不能完全排除侵略战争，但是，侵略者最终还是会被体系中数量上占优势的反对方的分量所驱逐，就像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中所经历的那样。相反，“政治平衡”也可以在霸权主义体系中生存。它并不是在机械地起作用，而是——如梅特涅所形容的——有一个道义的内核。相互尊重各自的利益，注重各大国间的意见协调，以及（国际）法律、对独立的需求和安全利益。

这样理解的欧洲均势，完全符合梅特涅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是作为他的智慧形成过程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133]按照施罗德的说法，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是连接在这一思想之上的。在这一思想被《里德协议》接受之后，证明它有能力去建立一种同样根据平等对待的原则，而不是按照机械的权力平衡运作的体系。可惜的是，在这个连接点，施罗德自始至终只是抽象笼统地谈及奥地利。然而，是梅特涅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方向，是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欧洲的安全利益，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安全利益。他的思想是，假如有足够的大国共同追求这一目标，欧洲政治就可以在质量上出现一种新兴体制，他发誓今后要将其纳入国际法。

这一点对于奥地利—巴伐利亚关系来说就意味着：巴伐利亚不必再担心最大的邻国会对它进行干涉、占领，或者用其他的领土与巴伐利亚进行交换。《里德协议》“确实结束了现实的争夺”，奥地利收敛了它的大国利益，并尊重巴伐利亚的独立和要求，甚至连在拿破仑时期占领的领土范围也丝毫没有触碰。这是在巴伐利亚方面没有运用外界大国影响，或者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梅特涅奉行的原则是，“大鱼不要吞食中鱼，而是让中鱼去消化它们之前吞食的小鱼”。他以此创立了“一种较少危险和紧张的国际秩序”（保尔·施罗德语）。[134]

预先决定“德意志问题”：施泰因针锋相对梅特涅

如何重新组建前莱茵邦联各邦的德意志关系问题，是由以帝国男爵卡尔·冯·施泰因（Reichsfreiherr Karl von Stein）为主席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在法兰克福决定的。这里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9月初，在特普利采组建第六次反法同盟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就已经在考虑，如何对待处理即将被占领的莱茵邦联的问题。哈登贝格和洪堡出的主意是建立一个“德意志管理委员会”，对占领的各邦提出建议，并由帝国男爵卡尔·冯·施泰因来领导。这个管理委员会也应该同时作为普鲁士—沙俄的占领机构，被赋予广泛的经济统管职能。委员会还要负责征收国家税款、征兵和组织武器供应。沙皇亚历山大要求由其牵头召开会议，并于同盟军攻入莱比锡的第二天，即10月20日，邀请梅特涅加入委员会：奥地利应该充实管理委员会，并接受施泰因作为主席来领导这个主导机构——中央管理委员会。

梅特涅坚决抗议这一做法，而且他也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他手中有一份施泰因于1813年8月底写给沙皇和洪堡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属于“他的宪法政治影响中最具争议的文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语］，并且极为适宜让人理解施泰因是如何吓到梅特涅的。这份文件鼓吹以种族和强权政治为导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宣称普鲁士是更为优秀的德意志国家，应该由它来当德意志的领导……就连其中有关推举哈布斯堡皇朝的弗朗茨来重新当德意志之皇的建议，也改变不了文件的精神实质。因为“普鲁士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居民的精神、它的政府、它相对于欧洲来讲所获得的教育程度，特别是它对于德意志来讲，一直是个重要的国家”。在施泰因看来，哈布斯堡皇朝是太不适合了！“普鲁士所保持的德意志精神，比起由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混居的、由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包围的奥地利，简直要 自由和纯洁得多。而奥地利的发展则因为上述原因，无论如何是严重的滞后了，即便其发展和进步并未在17～18世纪由于精神压迫和不宽容而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里，梅特涅已经预见到，奥地利对于德意志（国家）来讲将是一个外国，这与1833年他鉴于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的建立而说的话一样。

他不得不将施泰因的下述建议恰如其分地评价为胡来：“为了使普鲁士更加完整和强大，就得将梅克伦堡、荷尔施泰因（Holstein）、萨克森选帝侯国并入给它，而后两者要通过占领法来决定。”[135]在特普利采，梅特涅强烈要求“将占领这个概念从同盟的目标中剔除”，这明显是基于他对（上文引述的）施泰因政治要求的认识。[136]施泰因在反拿破仑的战斗还远远没有打响之前，就已经威胁说，要吞并德意志其余各邦、宣布德意志其余各邦为附属国，或剥夺德意志其余各邦（的主权）。当时，莱茵邦联各邦大部分还处于法国阵营之中。如果谈论到“36个小专制暴君的肆无忌惮”，而1500万德意志人将被牺牲给他们的话，那么他的富于侵略性的花言巧语，只能让人预感到将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疯狂的求新求异欲望、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浪费无度、穷奢极欲，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可怜居民的幸福摧毁了。施泰因关于肢解德意志的说法，非常伤害民族感情，也让人预感到将要面临一场更大的领土变更。此外，他还想将德意志恢复到1803年《帝国特别代表团最终决议》之前的状况，复活忠于皇帝的中小等级和中小邦国，以让他们支持皇帝的权力。

这些粗暴的威胁姿态，肯定会使梅特涅精心编织的外交网络遭到破坏，他正在准备将莱茵邦联各邦拉入这个网络。他虽然不能阻止施泰因出任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因为沙皇已经答应将这一位子给予他中意的人选，如果沙皇让步的话，他就会——再一次——被看作在世人面前受到羞辱。而梅特涅则用他独有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大为限制了中央管理委员会的实际功效，并将其与结盟国家的总体授权联系起来。[137]

总而言之，可以说，“德意志问题”早在维也纳会议之前很久，就在联邦形式的基础上确定下来——通过《特普利采盟约协议》、《里德协议》、《中央管理委员会协定》以及巴登最后的加入（同盟）。发生的这一切，正好符合梅特涅式的平衡思想，这个思想确保了德意志各邦和欧洲的内部安全。“中鱼到底吞食了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它们自己才知道，时钟也没有倒拨回1803年之前，奥地利的统治者也不想再当德意志的皇帝。这一切也断绝了在谈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使用“复辟”这一概念的可能性。而梅特涅关于德意志的想法和政治措施，实际指向的则是联邦式的重建之路。

梅特涅与施泰因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信仰，在本质上其实是共同的。两个人同样出身于旧帝国的传统，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同样将英国宪法尊崇为自由的、建立在参与基础之上的政治秩序的榜样。然而，尽管如此，来自莱茵地区的帝国伯爵还是将这位来自拿骚的帝国骑士划入了“与他（施泰因）相联系的普鲁士分离主义者，或者德意志狂”的范畴之内。在施泰因身上，1807年的革命精神“披上了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外衣，后来又染上条顿人的色彩”。梅特涅将“贵族式民主倾向”加在了他的头上。[138]而弗里德里希·根茨在一篇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文章中，支持所谓施泰因是个“欧洲麻烦制造者”的说法。[139]他说，梅特涅之所以作出如此强硬的判断，是因为他认为施泰因对莱茵邦联各邦所采取的、毫无顾忌的、有时是复仇心态所主导的处理方式，是极端危险的。从根本上讲，在这里，一个观念伦理学家（Gesinnungsethiker）——这是马克斯·韦伯所作的概念上的区分——碰上了一个责任伦理学家（Verantwortungsethiker）：施泰因代表的是进取性的基本政治信念，这些信念能否实现，对他来说无所谓。“在很多情况下，可行不可行，于他而言，是第二次思考时才值得考虑的事。”［海因茨·杜赫哈尔特（Heinz Duchhardt）语］梅特涅虽然知道该用何种手段对付它，但是基于可能达成的政治成果，他认为这种态度完全不可取。[140]

[1] Zamoyski，1815，30.

[2] Müchler，1813，Zitate 158，159，210.

[3] Vgl.Platthaus，1813；ebenso Thamer，Völkerschlacht，wo Metternich bei den Planungen vor und in der Völkerschlacht nicht vorkommt.

[4] Kaiserliche Resolution，24.1.1813，an Fürst Schwarzenberg，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65f.

[5] Vortrag Metternichs，3.2.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109；die Flugschrift Fol.111-116.

[6]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462.

[7] Krones，Aus dem Tagebuche Erzherzog Johanns，73.

[8] «Gewagte Bemerkungen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Tirols»，28.2.1813，HHStA Wien Acta Secreta，Krt.1，Fol.15.

[9] Metternich，7.1.1811，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88，Fol 32.

[10] Krones，Aus dem Tage buche Erzherzog Johanns，82f.

[11] HHStA Wien StK Acta Secreta Krt.1.

[12] HHStA Wien StK Acta Secreta Krt.1，Fol.151.

[13] Metternich，10.3.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83.

[14] Metternich，3.3.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12.

[15] Vgl.Stahl，Metternich und Wellington，154-161.

[16] Vortrag Metternich，4.3.1813，und von ihm formulierte Kaiserliche Resolution，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41，47.

[17] Vortrag Metternichs，14.3.1813，mit Konzept der Resolution，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113.

[18] Vortrag Metternichs，16.3.1813，HHStA Wien，StK Vorträge Krt.193，Fol.117.

[19] Vortrag Metternichs，17.3.1813，HHStA Wien StK Vortraäe Krt.193，Fol.119.

[20] Vortrag Metternichs，10.4.1810，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32f.

[21] Publiziert in：Allgemeine Handlungs-Zeitung，Nr.82，20.Jg.vom 25.April 1813，«K.K.Oesterreichische Verordnung die Ausfertigung von 45 Millionen Antizipations-Scheinen betreffend»；vgl.zur weiteren Geschichte dieses Fonds Raumer/Botzenhart，Deutschland um 1800，492f.

[22] Bubna，16.5.1813，an Metternich，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51.

[23] 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439-445.

[24] Vgl.oben，135.

[25] Vortrag Metternichs，19.4.1812，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1，Fol.82.

[26] Metternich，5.10.1812，an Hardenberg，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378-380.

[27] Vortrag Metternichs，21.4.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83.

[28] Bericht Graf Bubnas aus Dresden，16.Mai 1813，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1，652.

[29] Vgl.Aschmann，Preußens Ruhm und Deutschlands Ehre，76.

[30] 指今德国北部的不来梅、汉堡和吕贝克。

[31] Vgl.Hoffmann，Hamburg im kalten Griff Napoleons.

[32]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以南特茹河畔，为西班牙王室驻地之一，建有西班牙王室的夏宫。1808年反抗拿破仑的起义，即发祥于此。

[33] Metternichs Instruktion an Graf von Stadion，Wien，7.Mai 1813，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40-644.

[34] Die folgende Darstellung der Kriegsereignisse bis Bautzen stützt sich auf Price，Napoleon，60-74.

[35] 今俄罗斯莫斯科州的一个村庄，东距莫斯科124公里。1812年8月26日，俄国陆军元帅库图佐夫率领俄军在此击败了拿破仑的法国军队。

[36] Mikhail Bogdannovich Barclay de Tolley，1761～1818，俄国陆军元帅、公爵，苏格兰贵族后裔。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他是战争大臣（陆军大臣，1810～1812）及俄普联军的指挥官。

[37] So Zamoyski，1815，87.

[38] Vortrag Metternichs，27.5.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3，Fol.130.

[39] NA Prag A.C.8，Krt.7，41.

[40] NP 1，139.

[41] Metternich，19.6.1813，an Kaiser Franz，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4，Fol.36.

[42] Zamoyski，1815，161.

[43] Metternich，15.2.1814，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07.

[44] McGuigan，Metternich，65-86；sie zieht auch die Familienbriefe aus dem NA Prag heran.

[45] Vgl.oben，226-228.

[46] Schroeder，Transformation，477.

[47] NP 1，146.

[48] NP 1，178.

[49] NP 1，146.

[50] NP 1，147.

[51] 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356.

[52] 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352.

[53] Vgl.Kronenbitter，Friedrich Gentz，30，sowie zu seiner Karriere und Rolle 21-45.

[54] Gentz，25.6.1813，in：Wittichen，Friedrich von Gentz，3，1；in NP 1，251f.gekürzt.

[55] Vortrag Metternichs aus Gitschin，24.6.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4，Fol.11f.

[56] Müchler，1813，229.

[57] NP 1，156.

[58] 原文如此，似只是拿破仑的口头说辞。

[59] So Metternichs Schilderung NP 1，149.

[60] NP 1，153.

[61] NP 1，157.

[62] NP 1，158.

[63] NP 1，159.

[64] NP 1，161.

[65] 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52.

[66] Fain，Manuscrit de mille huit cent treize，2，39.

[67] Fain，Manuscrit de mille huit cent treize，2，40-42.

[68] «Conversation de M.le Comte de Metternich avec l’empereur Napoléon，telle que S.M.me l’a rancontée»，in：Hanoteau，Une nouvelle Relation；vgl.Price，Napoleon，75f.

[69] Vgl.Price，Napoleon，84.

[70] Talleyrand，Memoiren，2，103.

[71] Vgl.oben，255.

[72] Ich folge nachstehend meiner hier leicht ergänzten Darstellung in Siemann，Metternich.Staatsmann，47f.

[73] NP 1，155.

[74] [Extrait du compte rendu par le C.de M.de son premier]«Entretien avec Napoléon à Dresde 28[！]Juin 1813»，NA Prag A.C.8，Krt.1，1（Anfang im Autograf von Metternich gestrichen）.Der zweite Auszug gibt die Reinschrift aus anderer Hand mit Metternichs eigenhändig hinzugefügter Randbemerkung und der Abmilderung «soucie peu» wieder.

[75] Bubna，16.5.1813，an Metternich，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49.

[76] Metternich，2.7.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28.

[77] 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397-399.

[78] 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401.

[79] Metternich，12.7.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4，Fol.67-71；auch 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402-405.

[80] Vortrag Metternichs，5.8.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4，Fol.34.

[81] Vgl.Price，Napoleon，89-94.

[82] 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447f.

[83] NP 1，153；156.

[84] Bubna，9.8.1813，an Metternich，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84-687.

[85] Metternich，18.8.1818，an Hudelist，in：Fournier，Napoleon Ⅰ.，3，419.

[86] Metternich，10.8.1813，an Eleonore in Wien，NA Prag A.C.12，Krt.5，33.

[87] Vgl.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431；außerdem generell Sked，Radetzky.

[88] Das behauptet Thamer，Völkerschlacht，40f.

[89] Protokoll des «Kriegsplans von Trachtenberg» vom 12.7.1813，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663f.

[90] Zeinar，Gesch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Generalstabes，290.

[91] Zuverlässiger Abdruck in：Spies，Die Erhebung gegen Napoleon，308-322.

[92] Gentz，4.9.1813，an Metternich，in：Wittichen/Salzer，Friedrich von Gentz，3-1，139.

[93] Vgl.Zeinar，Gesch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Generalstabes，287.

[94] Denkschrift des Friedrich Gentz vom 11.11.1813，NP 1，259.

[95] Metternich，21.2.1814，an Hudelist，in：Fournier，Congress von Châtillon，259.

[96] Vgl.zur Gesamtsituation，zu Schwarzenberg und Radetzky Zeinar，Gesch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Generalstabes，288-290.

[97] Vgl.Price，Napoleon，129.

[98] NP 1，119.

[99] Metternich，27.8.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à，Metternich，47f.

[100] Schwarzenberg，28.8.1813，an Kaiser Franz，in：Fournier，Napoleon，3，428.

[101] Vgl.Sked，Radetzky，54.

[102] Vgl.NP 1，169f.

[103] Denkschrift vom 12.12.1854，in：NP 8，371.

[104] Denkschrift vom 12.12.1854，in：NP 8，369.

[105] George Hamilton Gordon，1784～1860，第四代阿伯丁伯爵，曾两次出任外交大臣，后成为英国首相。

[106] Vgl.Zamoyski，1815，121-123；hier werden die Geheimartikel übergangen.

[107] Die Geheimartikel sind abgedruckt bei Martens，Recueil de Traités，3，122f.（Verträge Russland-Österreich，St.Petersburg 1876）.

[108] Vgl.Oncken，Zeitalter der Revolution，2，698f.；hier mit Hinweis auf die Separatartikel.

[109] NA Prag A.C.8，Krt.7，40（Denkschriften 1813）.

[110]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477f.，zu der These ausführlich Zamoyski，1815，133-137.

[111] Castlereagh，5.7.1813，an Viscount Cathcart，in：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ßen，2，702-705.

[112] Metternich，14.9.1813，an seinen Vater Franz Georg，NA Prag，A.C.12，Krt.1，5.

[113] Metternich，1.9.1813，an Hudelist，Fournier，Napoleon，3，422.

[114] Metternich，3.9.1813，an Hudelist，Fournier，Napoleon，3，422.

[115] Metternich，28.9.1813，an Hudelist，Fournier，Napoleon，3，423.

[116] Metternich，10.10.1813，an Eleonore，NA Prag A.C.12 Krt.5，33.

[117] HHStA Wien StK Vortrage Krt.194，Fol.30；wieder abgebildet in：Schallaburg，Napoleon，245.

[118] NP 1，151f.

[119] NP 1，171f.，Anmerkung.

[120] Metternich，18.10.1813，in：Ullrichová，Metternich，81f.

[121] Metternich，19.10.1813，10 Uhr früh，an Hudelist，in：Fournier，Napoleon，3，424.

[122] Metternich，19.10.1813，10 Uhr früh，an Hudelist，in：Fournier，Napoleon，3，424.

[123] Maximilian Graf von Montgelas，1759～1838，在巴伐利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时任内廷总领大臣（1799～1817）。其通过与法国结盟使巴伐利亚成为一个中等强国，后由于与王储路德维希在宪法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于1817年下台。

[124] Martens的Recueil des traités，1，Suppl.bd.5，612，《里德协议》全文包括改变领土的秘密条款610～614页；保障了领土范围，但是没有具体的领土占有现状，以致没有排除将来在补偿面积的基础上变更领土的可能（如蒂罗尔的情况）。

[125] Srbik，Metternich，1，165.

[126] Schwarzenberg，25.12.1813，an Ehefrau Marie Anna，in：Novák，Schwarzenberg，360.

[127] Vortrag Metternichs，13.10.1813，HHStA Wien StK Vorträge Krt.194，Fol.29.

[128] Metternich，6.11.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00.

[129] Vgl.oben，245.

[130] Metternich，7.11.1813，an Wilhelmine von Sagan，in：Ullrichová，Metternich，101.

[131] «Etablissement d’un système militaire général pour tout l’Allemagne»，Martens，Receuil des traités，1，Suppl.bd.5，624.

[132] Vgl.Schroeder，Transformation，480-484.

[133] Vgl.oben，80-82.

[134] Schroeder，Transformation，483.

[135] Stein，Briefe，4，242-248.

[136] NP 1，164.

[137] Vgl.insgesamt Oncken，Aus den letzten Monaten，1-40；Duchhardt，Stein，295-300.

[138] NP 1，128，172，207.

[139] NP 2，492.

[140] Vgl.die treffende Charakterisierung des beiderseitigen Verhältnisses bei Duchhardt，Stein，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