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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5章 局势逆转
庇护九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杜兰多将军率领的教宗国军队目前应在教宗国的北部边境扎营，他们并没有进入奥地利领地的意图。但是这位曾是撒丁尼亚军官的将军拒绝无所事事地待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把奥地利军队逐出意大利的历史性作战即将打响。他要求部队向北进发，他下达的命令显示，他将进军行动视作十字军圣战。
只要意大利仍然无法自我防卫，奥地利政府就会施暴、劫掠、强奸，这些野蛮的士兵荒淫无道，他们放火、杀人、让四处沦为废墟。我看到拉德斯基带着基督的十字架开战，推倒修道院的大门、放马亵渎祭坛、侵犯我们神甫的遗骸……神圣的教廷已经祝福了你们的手中剑，和卡洛·阿尔贝托的军队一起，向北进发吧，消灭这些上帝和意大利的敌人，以及那些辱骂庇护九世的人、亵渎曼托瓦的教堂的人、杀害伦巴第的修士的人……这样的一场消灭野蛮人的文明之战不仅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所有的基督徒。
在进军令的下方，大写字母拼写道：“上帝的旨意。”当人们进发时，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三色十字架。[1]
出于对奥地利的恐惧——长期以来这个天主教国家都是教宗国的最大捍卫者——庇护九世竭力让损害维持在最小，让罗马教廷驻维也大使给奥地利人传话，说教宗从来没有授权军队离开教宗国的领土。[2]
当教宗的讯息传到维也纳时，教廷大使正在给罗马写报告。他称教宗国军队正对伦巴第的奥地利人展现进攻态势，此外奥地利帝国的双头鹰徽记在罗马遭到亵渎已然激怒了维也纳。愤怒的人群正在大使的居所外聚集，他继续报告说，针对罗马的过火举动，其已提前将教廷的徽章从大使馆的门上取下。教会的敌人，大使报告说，正在给人们煽风点火，好致使教会的力量在奥地利遭到削弱。[3]
庇护九世的平信徒臣工为了让他平静下来，同意以教宗的名义写一篇声明，并刊登在4月10日的政府报纸《官方公报》（Official Gazette）上。“博洛尼亚的进军令所展露的想法和情绪仿佛皆出自圣父之口。教宗在此宣明，如果他想要传达声明的话，他将会亲自而非让手下之人代言。”[4]
虽然这份声明令庇护九世和那些以教宗的名义作战的人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对独立战争的公开斥责意味并不明显。这份声明反映了大臣们对战争的支持态度。庇护九世感到应该再做些什么，他决定准备一篇自己的正式声明以让全世界都知晓他的立场。
得知这一计划以后，托斯卡纳大公大使前来觐见教宗。他力劝庇护九世能够使用一些措辞来反映他“对破坏公共秩序的民主精神感到厌恶”，但这样的说法会让教宗表现得好像对进来许诺的所有改革计划都不满意。然而伴随着教宗取悦众人的渴望和他善于交际的个性，以及同他的严肃前任的对比，人们已普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教宗的确是要把统治国家的原则和现代的理念相匹配。可是庇护九世从来没有打算过要改变自己心中认定的神圣职责：以教宗和教会统治集团来统治教宗国的领地。他向大使解释说，如果费尔南多国王没有允许立宪，如果奥地利没有派兵到费拉拉的话，他连一句勉强成立咨商委员会的话都不会提及。但是他很快允许了立宪，尽管他现在反对，但教宗国的军队正准备向奥地利发起进攻。自18世纪初以后，教宗所属的军队就未再参加过战争，当时那场战争的对手是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现在，教宗国军队将同天主教人民作战，而且对方的政府长久以来都是教宗统治最重要的捍卫者，这样的事情在此前几个月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发生之前，看起来似乎根本无法让人理解。[5]
4月17日上午，庇护九世会见了一群给国是献策的枢机主教。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教宗国政府是否要加入对奥作战？他们无一例外地以否决相告。随后教宗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不同意参战的话，要如何“避免如今在全意大利煽动起来的灾难后果？”对于这个问题，枢机主教们的回答很简单——“上帝会解决的。”[6]
*
罗马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的蹒跚步履也许在罗马犹太人的命运上显现得最为明显。教宗长久以来都坚持他们要在犹太聚居区里居住，但是在罗马冬天的大水过后，庇护九世允许了个别犹太人提出的住在犹太聚居区围墙之外的要求。给犹太人提供更多救济的压力也在社会上攀升，这是因为自由派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不论宗教信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月29日，卡洛·阿尔贝托在伦巴第的战地军营中签署了一条命令，宣布不再限制他王国中的所有犹太人。这些人由此成了意大利最初享受到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拥有平等权利的犹太人。听到这条消息，罗马的犹太聚居区领袖十分兴奋地要把撒丁尼亚国王的命令副本刊登在官方的报纸上。这个要求传到了内政大臣那里，但他表示拒绝，因为他害怕宣布这件事会惹怒教士阶层。[7]但是才过了几天，随着教宗的明显支持，由自由派人士主导的政府下达了政府法令，去除了针对犹太人的部分限制。其中的一项是每晚要锁上犹太聚居区的大门。那天晚上，一个挥着斧头的犹太人和一些同情他们的基督徒邻居一起把聚居区的大门砸成了碎片。那是逾越节（Passover）的第一个夜晚，而这个节日正是为了庆祝犹太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下获取自由。[8]
第二天，有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城墙上，题目是“罗马犹太聚居区的大门已被砸得粉碎”。在这句话的上方，写着“意大利万岁，庇护九世万岁，卡洛·阿尔贝托万岁”。这张大字报把破坏犹太聚居区大门的行为描述成受人爱戴的教宗的最新启蒙举动。
在法国，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很高兴听到改革的讯息。犹太聚居区的终结，他写给驻罗马的公使说，“是一个与宗教宽容和公民平等原则和谐一致的举动，因此我们全心全意地表示支持”。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高兴。一些在罗马的人问道：为什么耶稣会士被逐出了基督教世界的首都，而犹太人与此同时却得到这么好的对待呢？1000多年来，犹太人皆因耶稣的死而遭受指责，教会由此教导世人，犹太人是受到上帝谴责的人，他们因此要在大地上悲惨地游荡。各堂区司铎一直以来都警告信众，犹太人十分危险，他们想要欺骗基督徒邻居的财产并让他们陷入贫困，而且犹太人最神圣的经典《塔木德》（Talmud）要求他们用基督徒小孩的血来做逾越节的无酵饼（matzo）。对很多人来说，犹太人应该和基督徒受到同样对待的观点非常激进，是应和法国大革命一起遭到天谴的教导。[9]
*
得知庇护九世计划要作出重大的战争声明，政府中的大臣们都很紧张。自从教宗因复活节前的圣周（Holy Week）而前往梵蒂冈，他们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教宗本人了。在复活节周日的两天后，即4月25日这天，大臣们和枢机主教安东内利一起给教宗送去了一封长篇请愿书，力劝他宣布支持战争。他们指出，伦巴第所发生的暴动已经给教宗国中煽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人们要拿起武器的冲动已然无法阻挡。当军队举着教宗的大旗前进时，否定他们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大臣们承认，从宗教观点来看，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是他们告诉教宗，这次的情形其实没有那么罪恶。因为如果他想要维持住教宗国，那么参战反对奥地利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教宗站出来反对战争的话，大臣们会警告说：“您无法想象那恐怖的后果将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10]
庇护九世感觉自己陷入了困境。“亲爱的伯爵，你当然和我一样清楚，”教宗当晚告诉荷兰大使，“我的权威已在逐日降低。”
这些人过热的爱国心是没有限度的，他们想让我宣布开战吗？我，作为一名只要和平与和谐的宗教领袖，应该这样吗？好吧！我提出抗议。欧洲将会知道他们给我带来的暴力，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强迫我去做违反我意愿的事，我会选择退出……去一个修道院里为罗马所有的悲剧哀悼，让这无法无天的混乱停下来……其余的，不管转向哪个方向，地平线上皆无出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超越了我们的眼目所及，当上帝想要教训我们一次，这教训必是巨大又可怕的。[11]
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缘何同意在大臣们恳求教宗参战的请愿书上签字，仍然是一个谜。他曾在4月17日出席枢机主教会议，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枢机主教们给教宗提出的建议表示反对。没人认为安东内利所属的那一小群高级教士对自由志业心存认同。如果他自己有任何坚定的政治原则的话，现在还不清楚它们是什么。他曾经和反改革的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走得很近，格里高利教宗对他很好，但后来他毫不费力地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在教宗和政府中那些自由派大臣们之间担任协调人。在他和那些大臣的会面中，安东内利暗示说庇护九世至今还没有下定决心，但同一天他就写信给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通知他教宗很快就将宣布保持中立的决定。[12]
最终，大臣们直到4月29日星期六才得知教宗的决定，他们在罗马的官方报纸上读到了教宗的声明。庇护九世的发言是以“训谕（allocution）”的形式到来的，这是一种教宗发布的正式文告，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坐在他的宝座上发布了这篇训谕，这是一场“秘密的枢机主教会议”，按照教会的说辞，即神圣的枢机主教团的秘密会议。即便是那些怀疑教宗会让追求意大利独立的党派失望的人也会被教宗檄文般的严厉语气吓到。他先是用很大的篇幅谴责那些“天主教的敌人”，那些人散播“污蔑毁谤”，说教宗支持使用武力来将奥地利军队逐出意大利。为了避免“不明真相和单纯的人们”相信这种鬼话，教宗说，他想要把话说明。
庇护九世承认，虽然意大利北方所发生的事已经点燃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激情，但是“除了派军队到教宗国领土边境以保护教宗国的统一之外，我没有下达任何其他命令给我们的军队，”教宗斩钉截铁地继续说道，“但是现在，有些人渴望联合意大利的其他人和各位君主，我们应该要发起一场反对日耳曼人（Germans）[13]的战争，我们详细地考量了我们的职责……清晰且公开地宣布，这完全和我们的政策格格不入，因为我们……以不偏不倚的、父爱般的、诚挚的爱给予所有部族、所有人民以及所有民族”。庇护九世在此还悲伤地讲道：“但是在我们的臣民中，如果他们不切断这样的念头，我们最后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控制他们的狂热呢？”教宗提出了警告，“那些狡猾的讨论……称罗马教宗应该执掌新的共和国并把全意大利人民统一起来。”恰恰相反，教宗提议说，意大利的所有人都应该“坚定地依附在他们各自的君主那里”。[14]
这篇训谕是庇护九世教宗生涯转折点的标志，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教宗作为普世的精神领袖和教宗国君主的角色是无法调和的。这篇训谕也标志着，那位在登上圣彼得宝座不久后出现在人们心中的自由、爱国的庇护九世教宗的神话已然终结。西西里人已经打着教宗的名义反叛了波旁君主。在伦巴第和奥地利人作战的撒丁尼亚士兵也已经把教宗当成了支持者，同时教宗国的人们已经涌向北方致力于将外国人驱离半岛。可如今教宗居然站起来支持奥地利人的朋友，反改革的现有政权。“庇护九世，”一位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说，“他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听别人的意愿行事。他就是一个为了教导人民真相而构想出的童话故事。他就是一首诗。”那些人把教宗塑造成一个摆脱外国统治的意大利独立的支持者，一个受上帝派遣，前来终结教宗国的圣职统治的宗座，这样的一位教宗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存在过。但此时，一个非常不同的教宗，也即一个非常不同的神话，却即将诞生。[15]
引导这位摇摆不定的教宗从意大利的国民英雄转变为卖国贼的人正是枢机主教安东内利，正如教宗的耶稣会传记作者贾科莫·马提纳（Giacomo Martina）所言，他是“一位两面三刀的大师”。根据马提纳的观察，他“十分善于掩饰和伪装，有避免让自己公开表明立场的能力，他能全神贯注地保持对所有可能性的把控。他拥有一些明显的属于枢机主教的道貌岸然的外表”。他渴望证明自己并不依赖这位政治上摇摆不定的教宗，但是又还不确定形势会向何处发展，这位枢机主教认为要和自由派的大臣们尽可能地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在大臣们面前，安东内利把自己表现得如同意大利的独立之友和奥地利的敌人，但事实上，正是安东内利把教宗起草的训谕中原有的一些对意大利民族精神的友善词句删掉了。他改变了教宗的口吻，将这篇训谕的语气从父亲般的慈爱，甚至是认同把奥地利人逐出半岛的民族渴望，变成了毫不掩饰的谴责。虽然教宗肯定不是完全能够对这些改动欣然接受，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痛苦地认识到，他身为意大利人的爱国情感和取悦臣民的渴望正在干扰他履行最高宗座的职责。在安东内利身上，庇护九世看到了他所需要的能制衡自己内心意愿的属性。[16]
马尔科·明格蒂在当时是教宗手下的工务大臣，后来成了意大利王国的首相，他仍记得当他读到教宗的第一份训谕时候的场景。“再没有任何疑惑了。这是欧洲的反改革和教士群体的胜利，他们战胜了意大利和自由派。”当天傍晚，大臣们上交了他们的辞呈。不出意料，安东内利表达了他无法和他们一起去职的遗憾，所引用的正是他的天主教誓言。明格蒂回忆说：“他不断地抱怨庇护九世。事实上，他比我们更不尊敬他，他责怪教宗的优柔寡断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摇着他的教士服侧摆，嘟囔着他和我们不一样，不能自由自在地辞职。”[17]
因为训谕的原文是拉丁文，直到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星期日，教宗发言的讯息才传遍了罗马。人们把咖啡馆塞满了，围着手中拿着教宗训谕内容的人。当教宗的话被大声阅读出来，愤怒的喊声和惊愕开始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们更加愤怒的是，大家对自己相识的年轻人的担忧，他们仍然在教宗的旗帜下在伦巴第战斗。他们会被俘虏吗？他们现在不会被当作作战人员对待，而是会被视为暴乱者，抓住就可以拉去枪毙。
当人们的震惊转变为行动，罗马距离公开叛乱的边缘就更近了一步。罗马人俱乐部的领袖要求召开一场前规模所未有的集会。5月1日晚，1500名成员集中在商人俱乐部的大厅里，这个俱乐部是前一年在科尔索大道上的宫殿里成立的。人们争论教宗的统治是否应该被终结，并代之以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一大群人在门外聚集着。俱乐部内，成员们一排排地站成一个半圆，他们中的五位领导人坐在一个被架高的桌子边，讨论着该如何采取行动。由“雄辩者”率领的一小队荣誉卫队则在旁边守护。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一种人民终于可以自己决定命运的感觉油然而生。
最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的意向失败了。俱乐部的成员决定派出他们的领导者之一，获得大赦而结束政治流亡的特伦奇奥·马米亚尼伯爵（Count Terenzio Mamiani）出面，向教宗提出要求组建一个完全由世俗信徒组成的新政府。他们坚持新政府必须要进行改革，而且能自由决定教宗国是否加入意大利独立战争。[18]当人们从房间里鱼贯而出，他们看到身穿制服、全副武装的市民卫队已随处可见。卫队已经从教宗国军队手中夺下了圣天使堡和位于圣保罗门处的军火库，并在其他城门处各就各位。46岁的前费拉拉总主教和知名的反改革派枢机主教德拉·更贾（Della Genga）害怕自己丧命试图逃跑，有一名愤怒的市民认出了他的马车并把他赶出了车厢。多亏了一支头脑更加冷静的市民卫队赶到现场，才让他免于非命并将他护送回了宫殿。这样的羞辱德拉·更贾将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年他会有足够的机会来实施报复。[19]
对教宗来说，叛乱场面只是又一个对他的愚蠢的新证明，他不断地对民众的改革呼声步步退让。他授权组成的、招募受教育阶层加入的市民卫队，阻绝了包括他已经辞职的前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吉齐在内的多数高级教士。众多卫队队员受到了风起云涌的爱国热忱的感染，已经跟随杜兰多将军北上。当时，他们确实唱着受人爱戴的教宗赞歌，可现在他们却感觉受到了背叛。[20]
群众英雄“雄辩者”曾不断地赞美教宗，他如今也成了反对教宗的人。他带领自己的追随者穿过大街小巷表达着心中的不满。那些教宗的正规军和警察仍在城中，但是最精锐的部队已经北上，留下来的人被证明是无法抵挡团结在一起的市民卫队和愤怒百姓的。
*
虽然教宗的大臣们已经给他提出了警告，庇护九世仍然惊讶于训谕所引发的暴力反应。4月30日清晨，他召见了大臣们以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辞职决定。“的确，我否决了战争，”教宗说，“这是因为我是教宗，因此我必须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徒一视同仁，就像我的小孩一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个人感情上不对意大利民族志业抱有认同。这位对立宪政府不甚了解的教宗无法理解他的大臣们为什么要辞职。“你们对我的训谕不负责任，”教宗告诉他们，“你们没有签字，而且，如果我是你们的君主，如果我信赖我的大臣们，那你们为什么却要抗拒我？”[21]
感觉对庇护九世负有责任并眼看着公共秩序正面临完全崩溃的危险，大臣们同意在教宗组建新政府的同时留在奎里纳莱宫。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很高兴有他们留在这里，希望他们的存在可以保护他不受外面愤怒群众的伤害。在他们聚集一处的几个小时中，枢机主教盛情款待了大臣们，给他们讲解了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宝石和矿物收藏并抱怨教宗把所有人都误导了。
“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能离开，”这位枢机主教说，他黑色的教士服显得格外突出，“唉！庇护九世永远别想把我召回去为他效力！”他补充说，“如果他以教宗的身份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会服从，因为我的天主教誓言让我有责任这样做，但要是作为国君，不会，我绝不会再跟他站在一起了！”看起来这位枢机主教的口是心非已经毫无遮拦了。[22]
为了能够重建秩序，庇护九世发布了一个新公告，他确信如果臣民知道他个人也对意大利民族志业抱有认同的话，秩序就会恢复平静。来自教宗的讯息在5月2日出现在罗马的城墙上。“我们反对宣布战争，”教宗解释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不能限制臣民的热忱，大家都受到作为意大利人的民族精神的鼓舞。”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宗也不能不抒发一下他对当前局面的失望。在他对人民表现了各种慈爱的举动后，人民怎么能用流血和威胁来回报他呢？教宗反问道：“难道这就是一位宗座君主在对人们做出诸多爱的举动后应该期待的反应吗？”[23]
这个新声明完全没有抚平动荡的局势。认识到别无选择，教宗同意了罗马人俱乐部的要求，他将组建一个新的由他指定的世俗信徒组成的内阁，因此在5月2日下午，他召见了特伦奇奥·马米亚尼，要求由他来领导政府。马米亚尼此时才刚刚从超过15年的法国流亡生涯中回到罗马数月。[24]
第二天，教宗决定尝试另外一种方法。他直接给奥地利皇帝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给重新夺回伦巴第和威尼托的血腥战斗画上句号，并放弃奥地利占领下的意大利国土。[25]为了能和卡洛·阿尔贝托也达成和解，他给这位国王发去了给奥地利皇帝信件的副本，并且让安东内利带着一封说明信一同前往以便修复关系。这位枢机主教在信上写道：“在训谕中，圣父大人没有以任何方式表达他反对意大利的民族志业。他只是说作为和平的国君和所有天主教信徒的父亲，他无法加入战争，但是他并不觉得他能够制止自己臣民的热忱。”他向奥地利人发出的请求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幻想维也纳会以放弃对伦巴第和威尼托的声索，将教宗从作茧自缚的艰难困境解救出来是非常愚蠢的。[26]
“很明显，一场反对教会现世统治的战争正在打响，”教宗在5月5日给一位他信赖的年轻高级教士的信中写道，“但我知道，教会的最辉煌时刻总是出现在困境中，这是最令我欣慰的。”庇护九世对上帝的确信毫无疑问，但在是否应对奥地利开战的问题上，他就远没有那么自信了。所有的外国大使都曾抱怨教宗有犹豫不决的倾向，在他发表了拒绝为争取意大利独立而开战的训谕后，他的优柔寡断在后续的事态发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5月9日，很明显，教宗希望能够从神学上得到支持，进而能扭转他早先的决定，于是他联络了12位重要的神学家。他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训谕发布后的全面动荡令他深受震动。教宗国现在正面临着无政府状态甚至是内战的危险。“为了避免上述很可能会轻易发生的恶劣情形，”他向这些神学家提问：“圣父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在反对奥地利以赢得意大利独立的战争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27]
从教宗提问的方式来看，十分明显，他希望能得到积极的回应，但12位神学家中的10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庇护九世希望得到支持爱国志业的正当理由，神学家并不是他应该要找的对象。
有一支摩德纳公国使团在这时前来拜访教宗，他们被教宗垂头丧气的样子震惊了。教宗抱怨说他的臣民并不理解他：“但是，在我心中，对取得和平结果的思绪不曾减少一丝，对意大利的爱也不曾减少一毫，除去宗教本身，意大利一直是我最在乎的。”摩德纳的外交官回忆说，教宗一边说这些话，眼眶也一边湿了，声音也在波动的情绪中颤抖。过了一会儿，他重新镇静起来，“我希望所有事都可以解决好，为了上帝伟大的荣耀……淹没地平线的乌云将会被普照的阳光赶走”。[28]
对于拜见教宗的外国外交官来说，庇护九世无疑承认了自己已失去对教宗国的掌控。在那些听到教宗冗长怨言的人中，荷兰大使说出了罗马所有外交使团的共同看法，他估计教宗无法长时间抵御公众的压力：
他的心太善良，归根结底太像意大利人，他是如此需要被臣民的爱和信赖包围，他极为看重自己有没有得到臣民的欢呼迎接，如果看到他像这几天一样，用这样的行为一点一点地削弱4月29日训谕的效果的话，我将不会感到惊讶。[29]
当教宗国的军队一边呼喊着“庇护九世万岁”，一边在东北方和奥地利作战时，教宗所处的境地是十分吊诡的。有一位来自威尼斯的爱国公使在5月7日见到了教宗，他是这样对教宗表示的：“我们从尊贵的教宗陛下那里得知了一段话和一件事”——指教宗训谕和教宗国军队参战一事——这位使节问道，“我们应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为了守住那段话而抛弃这件事呢？”
“是他们想要去……我没能把他们按住。”教宗争辩道。
“我们会相信一个不被爱戴也不强大的国君会做这样的事，”威尼斯人答道，“但如果您坚持要求他们不可以去，他们是不会去的，因此我们相信尊贵的教宗陛下的迟疑等同于表达了为意大利民族志业战斗的命令。”
对于这样的话，教宗只能报以一个不自在的微笑。让军队以他的名义出发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件事已经反映了一个事实，庇护九世不但感到自己无法阻止军队，而且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的矛盾心情也让他无法完全对民族志业漠不关心。[30]
为了要找到一条出路而竭尽全力的教宗派出了一队使者出访卡洛·阿尔贝托国王，希望他能够和罗马人一同协作，将他们归入这位国王自己的军队并给予他们适当的军事地位。这样不仅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为民族志业战斗的方式且不必让教宗直接卷入，也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正规军的地位，以防他们万一被俘虏。在5月中旬给部队的训话中，杜兰多将军引用了教宗的这个要求并选择将其解释为教宗对他们在反对奥地利的作战牺牲作出了祝福，这就是教宗作出的最新努力以巩固他和撒丁尼亚军队的联盟关系。“意大利万岁！统一万岁！”将军高喊，“庇护九世万岁！卡洛·阿尔贝托万岁！”[31]
在教宗发表了训谕以后，米兰的临时政府派出了一名贵族作为公使来到罗马以恳求庇护九世不要放弃为意大利民族独立作战。这名公使在5月13日见到了教宗，他争辩说和奥地利作战实际上是保存意大利保守统治的唯一方式。若是在意大利北部创造出一个在卡洛·阿尔贝托统治下的强大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努力失败的话，这样的结果，公使提出警告，就无法回到那种旧有的状况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民将会转向唯一的可行方案，也就是以“一个将把意大利搞得天翻地覆的民主革命共和国”之名，来摆脱外国控制，获得自由。[32]
但是教宗在4月底的训谕仍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大使写道：“这就仿佛是由天使带来的，因为它到来的时刻已经再及时不过了。”这位大使急匆匆地将教宗的文稿翻译出来，随后在奥地利所有的重要报纸上刊登。然后，他回报说：“训谕得到了再好不过的反响。”[33]
*
假如奥地利政府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其他地方的话，教宗的训谕应该能够引起更大的反响。5月中旬，维也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这导致奥皇作出了新的让步，其中包括给予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男性选举权和一院制议会（Single-Chamber Parliament）。但是动荡局势只是变得更加波动了：担心自己的性命，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逃去了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上千名工人加入了维也纳抗议的学生运动，他们建起街垒和帝国当局争夺控制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遭到猛击的哈布斯堡皇朝君主正在因斯布鲁克密谋报复时，激进派们统治了奥地利的首都。[34]
在那不勒斯，费尔南多二世国王忐忑不安地坐在王位上。4月中旬，西西里叛军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他们宣布波旁王朝的统治已然终结，并表明他们打算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立宪制政府。为了努力赢得公众支持，费尔南多在更早时曾宣布派出一部分军队加入北方的反奥地利作战，以支持意大利的民族志业。他的宣言贴在了那不勒斯的墙上，最上面写着“庇护九世万岁”。费尔南多二世在人心慌乱的时刻派兵，正好赶上了教宗4月29日转变语调的训谕带来的机遇。他从北方召回了自己的军队并解散了近期组成的议会和国民卫队。5月中旬，他宣布戒严并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反扑。[35]
随着那不勒斯国王解散了议会，教宗国举行了下议院投票，该机构正是教宗在新宪法中要求的两院之一。而上议院中则普遍弥漫着一种温和的自由派情绪，上议院成员主要来自教宗任命的各省温和派贵族。下议院代表则是由贵族、大地主和懂点皮毛知识的职业人士、自由派或更为激进的人士组成。庇护九世把两院议员看作给他出主意的人，他们提出法律和政策以供枢机主教们和教宗本人考虑，但是议员们却对他们的角色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他们是立宪制政府这种新体制的心脏，这意味着他们代替了圣职统治。如果说正接近的灾难的种子是因教宗拒绝向意大利北部派兵而种下的话，其他的则由两院的召开所播下。[36]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教宗国已经发生了极端的变化。宪法已经颁布，选举的下议院也成立了，还有一个违反教宗心愿的教宗国军队正在泰然自若地和奥地利帝国作战。《纽约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福勒可能是第一位担任美国主要报纸特派记者的女性，她捕捉到了教宗在人们眼中形象的突然变化。她写道：当罗马的一些人高喊着“卖国贼”，另一些人喊着“无能”的时候，罗马市民被压垮的情感就像失去了父亲一样饱含遗失和悲痛之感。在一年以前，她还曾用最热情的口吻描述庇护九世。现在，她给出的则是一幅大不相同的画面：“意大利曾经幸福地爱着他……但是一切都结束了。他成了现代版的“罗得之妻（Lot’s wife）”[37]，不再是有生命的灵魂，只是代表过去的冰冷石柱。”[38]
教宗感觉自己受到了糟糕的对待。他渴望让臣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他已经允许由有能力的世俗信徒组成咨商委员会，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自己教宗—国王角色的神圣本质受到质疑。他是一个身在教会等级制权威下的有些启蒙却又如家长般独裁的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在人民面前清楚地显示了他对意大利民族志业的认同，也曾希望找到办法劝说奥地利人和平地离开伦巴第和威尼托。为什么人民就不能理解他作为教宗，是全体信众的领导者，因而不能带领人民与其他教会子民发生战争呢？[39]
5月17日，近期才推翻摩德纳公国的新临时政府派一位公使前来面见教宗。庇护九世很快就将话题转向了他好像最喜欢的题目——人民的不知感恩。随着他开始大声发泄心中的苦水，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庇护九世说，这时他也平静了下来，“我将不会舍弃和平的信念，也不会允许自己放弃意大利的福祉。”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声音也因为情绪波动而模糊起来。在平静了一会儿后，教宗向公使保证，因于上帝大能，一切都会好起来。太阳很快就将回来。差不多如教宗所望，太阳不久后即将再次普照大地。[40]
[1] “Ordine del Giorno al Corpo d’Operazione，” Durando，Bologna，5 aprile 1848，BSMC，FS. 将军所下命令的措辞十分文雅，这透露出这一命令可能是由马西莫·达泽格里奥起草的。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364. 将军的下属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看待这一行动的，这可以在市民卫队发出的声明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市民卫队在4月初对罗马城内外的声明中说：“家长们、妻子们、兄弟们！不要害怕……我们的旗帜就是庇护九世的旗帜，光荣和胜利将会永远追随它……如果遭人憎恶的敌人胆敢对抗我们……我们只有一句话要说：庇护九世万岁！”这份声明最后的结尾是“意大利万岁，庇护九世万岁，自由的伦巴第万岁！”“Indirizzo dei Civici partiti da Roma alle loro famiglie，” da Fuligno，2 aprile 1848，BSMC，FS；Zeller，Jules. 1879. Pie IX et Victor-Emmanuel. Paris：Didier，pp.73-74；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57；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119；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p.62-63.
[2] Antonelli a Viale Prel à，Roma，4 aprile 1848，doc.1 in Martina，Giacomo. 1967a. “Ancora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e sulla politica vaticana in Italia nel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42.
[3] Viale a Antonelli，Vienna，4 aprile 1848，and 5 aprile 1848，docs. 19 and 21 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250-52，253-54；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514.
[4]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366-67. 在教宗的声明出现在官方公报上的同一天，杜兰多下达了新的进军命令。他的军队是为教宗参战的：“士兵们！犹如往常一样，我确信你们将会证明自己配得上为庇护九世而战的名义，为神圣的意大利独立志业而战的名义。”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216-17；“Ordine del Giorno del General Durando，” Bologna，10 aprile 1848，BSMC，FS.
奥地利大使给巴黎的信中写道：“我们这位亲爱的教宗……是位名副其实的敌基督。他也将受到报应……他将在意大利输掉反抗我们的每一场战争。”Count Rudolf Apponyi，Paris，April 13，1848，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50. 当奥地利愤怒的消息正让教宗觉得烦恼的时候，他也同时被皮埃蒙特的温和派提出的要求轰炸着，他们要求教宗更为明确地站在自己的一边。他们申辩说，如果皮埃蒙特人和教宗不能把奥地利人驱逐出伦巴第，那么就等同于允许激进的共和派人士推翻意大利的君主和统治家族。撒丁尼亚外交大臣在4月11日给他在罗马的大使的信中也抱怨了杜兰多军队的“不作为”。Doc.5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7. See also the ambassador’s account of his attempts to convince the pope in his April 15 letter，doc.6，pp.7-8. King，Bolton. 1911. The Life of Maʐʐini. London：Dent，p.116.
[5] Bargagli，20 aprile 1848，in 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543-45.
[6] “Interrogativi proposti alla Commissione Cardinalizia，sulle ragioni pro e contro l’intervento pontificio，” s.d.，doc.III in 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563-65；see also pp.541-42. 教宗当时的思绪紊乱，不仅是因为他正面对着重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这个星期是复活节前的圣周的开始，将会排满各种以他为中心的仪式，从圣彼得大教堂的祝福到一些弥撒和游行，再到为十二门徒清洗脚部的仪式，以此回应耶稣给十二门徒洗足之事。美国艺术家威廉·史都瑞（William Story）以不那么认同的笔触记载了这些圣周仪式，他在给詹姆斯·洛威尔（James Lowell）的信中回忆了在罗马的经历。“我看到了教宗给12个头戴白色锥帽的信徒洗脚，我冒着生命危险经过这些散发蒜味、恶臭的人，看着一丝不苟的人给门徒的桌子端上食物，12个胖子像疯子一样狼吞虎咽……在举行这场严肃的闹剧时，教宗本人也难以控制自己的表情。”Story to J. R. Lowell，Rome，April 28，1848，in James，Henry. 1903. William Wetmore Story and His Friends. Vol.1.Boston：Houghton Mifflin，pp.99-100.
[7] 值得注意的是，拒绝犹太人要求的大臣是重要的自由派人士路易吉·卡洛·法里尼（Luigi Carlo Farini），未来的意大利王国的首相。
[8] 罗马犹太社群的秘书所提出的要查尔斯·阿尔伯特国王将解放法令予以公开的要求是在1848年4月9日由萨瓦托雷·贝提（Salvatore Betti）送给法里尼的。在一年前，贝提是教宗国进行媒体审查的官员之一，他是自由派和咨商委员会成员。他力劝法里尼能够同意公开出版，说“对各种宗教的完全公民解放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之举”。Betti a Farini，Roma，9 aprile 1848，doc.LXXV in 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514. On Betti，see 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p.154，229，366n3.
对于拆解犹太聚居区大门的记录存在相互冲突的内容，许多后来的编年史作家和历史学家声称是“雄辩者”和他的基督徒爱国者在犹太人的瞩目下做出的举动。然而，根据当时的一个旁观者的记载，是犹太人自己拆下大门的。Carlo Gilardi a Rosmini，19 aprile 1848，doc.VIII/4 in Rosmini，Antonio. 1998. Della missione a Rom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negli anni 1848—1849. Edited by Luciano Malusa. Stresa：Edizioni rosminiane，pp.194-85.
[9] “Le porte di ghetto in Roma gettate a terra，” BSMC，FS，s.d.，but April 18，1848. Lamartine à Forbin Janson，chargé d’affaires，1 mai 1848，MAEN，RSS 273.关于19世纪时意大利妖魔化犹太人的历史，见：Kertzer，David I. 2001. The Popes Against the Jews. New York：Knopf。
[10] The document is reproduced in Paoli，Francesco. 1880. Della vit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Memorie. Rome：Paravia，pp.375-78. 与此同时，撒丁尼亚大使也面见了教宗来讨论接下来的训谕。对于教宗能给战斗带来的重要之处，这位大使认为，并非物质上的资源，而是道德权威。教宗的支持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大使渴望能不仅让教宗支持对奥作战，而且能够鼓励伦巴第和威尼托人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撒丁尼亚国王的身上，而不是各自为战。D. Pareto a L. Pareto，Roma，24 aprile 1848 and 25 aprile 1848，docs.50 and 51，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119-21；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368-71.
[11]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28 avril 1848，doc.XX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38-39.
[12] 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547；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101；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371-72. 但是，安东内利意识到了教宗反对和奥地利开战的声明可能会触发混乱局面，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他当时写给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信中，他警告大使，他们应该准备好“对于不幸的后果作出快速反应”。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566.
[13] 在当时的教宗国，今日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都被不加区分地称作“日耳曼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德国”当时还没有出现。
[14] Johnston，R.M. 1901. The Roman Theocracy and the Republic 1846—1849. London：Macmillan，pp.357-61.
[15] 此话出自卡洛·卡塔内欧（Carlo Cattaneo）。Giovagnoli，Raffaello. 1894. Ciceruacchio e Don Pirlone. Ricordi storici della rivoluʐione romana dal 1846 al 1849 con documenti nuovi. Rome：Forzani，p.48.
[16] 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p.558-59.
[17]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372-73.
[18] Leti，Giuseppe. 1913. La rivoluʑione e la Repubblica romana（1848—1849）. Milan：Vallardi，p.36；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1，p.301.
[19] 这些事件在枢机主教奥利欧利（Cardinal Orioli）写给教廷大使们的急件中有详细的描写。ASV，ANM，b.312，ff.95r-98r. See also Ventura，Gioacchino（Padre）. 1848. Pio IX e l’Italia ossia storia della sua vita e degli avvenimenti politici del suo pontificato seguita da molti documenti ufficiali. Milan：Turati，pp.353-55；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p.104-5；Gennarelli，Achille. 1863. Le sventure italiane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Nono. Florence：Bettini，pp.xix-xxii；Gabussi，Giuseppe. 1851—52. Memorie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rivoluʐione negli Stati romani. Genova：R.I.de’Sordo—Muti，vol.1，pp.236-39；Koelman，Jan Philip. 1963. Memorie romane. Edited by Maria Luisa Trebiliani. Rome：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1，pp.143-45；Annuario Pontificio. 1847. Notizie per l’anno 1847. Roma：Stamperia Cracas，pp.46-47. 教宗的训谕也给卡洛·阿尔贝托国王带来了沉重一击。不但他现在可能会得不到教宗国军队的增援，而且他已经把和奥地利人的战争树立成了一场十字军圣战，是得到了教宗的祝福的。他的大使给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发去了一封言辞强烈的抗议信：“［教宗的］军队在战场上的存在和杜兰多将军的明确言辞……无法让人对他作为一个半岛改革者的诚恳、忠实的意愿有一丁点儿的怀疑。”这封信上也有托斯卡纳驻罗马教廷大使巴尔加利（Bargagli）的签名。Pareto e Bargagli al Cardinale Antonelli Segretario di Stato，Roma，30 aprile 1848，doc.56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128-29.
[20] 在4月2日向北进发的时候，卫队成员曾印出一份给他们家人的公告，上面写着“我们的旗帜是庇护九世的旗帜，光荣和胜利将永远伴随，庇护九世的祝福已经传遍意大利……意大利万岁！庇护九世万岁！”“Indirizzo dei Civici partiti da Roma alle loro famiglie，” BSMC，FS.
[21] 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376-77.
[22] Pasolini，Pietro. 1887. Giuseppe Pasolini. Memorie raccolte da suo figlio. 3rd ed. Turin：Fratelli Bocca，p.106；Minghetti，Marco. 1889. Miei ricordi. Turin：Roux，vol.1，pp.379-81.
[23] “主啊，”教宗的讯息以这样的方式结尾，“保护罗马免于如此多的罪恶的侵害吧；启迪那些不要听从您的代理人之声的人吧，把他们带到智慧的建议中吧。”Text in Paoli，Francesco. 1880. Della vit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Memorie. Rome：Paravia，pp.383-85.
[24] Spada，Giuseppe. 1868—69. Storia della rivoluʑione di Roma e della restauraʑione del governo pontificio dal 1 giugno 1846 al 15 luglio 1849. Florence：Pellas，vol.2，pp.297-300；Candeloro，Giorgio. 1972.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3，La Rivoluʐione naʐionale（1846—1849）. Milan：Feltrinelli，pp.223-24，311-12；Brancati，Antonio. 2007. “Mamiani della Rovere，Terenzio.” Diʐ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online.
[25] “我要求你们展现虔诚和宗教信仰，”教宗写道，“以父爱劝诫你们，停止参与这一无法为帝国恢复伦巴第和威尼托的情绪并带来一系列灾难性伤亡的战争。”Text in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p.120-21. 在5月底，教宗派遣总主教卡洛·默里奇尼（Archbishop Carlo Morichini）作为特使前往维也纳，向奥地利皇帝表达他的和平意图。Card. Orioli a Monsig. Delegato Apostolico，Madrid，Roma，26 maggio 1848，ASV，ANM，b.312，ff.115r-115v.
[26] Text in Paoli，Francesco. 1880. Della vita di Antonio Rosmini-Serbati. Memorie. Rome：Paravia，pp.386-87. “我将会十分乐意见到卡洛·阿尔贝托国王的武装斗争取得善终并扩大他的领土。”教宗在5月初给他的密友、枢机主教阿马特（Cardinal Amat）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仍然对罗马市民对他的看法的剧变而耿耿于怀，他补充说：“不能说我谴责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也不能说当前的战争是不义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置一语，也不下判断，但不幸的是，有些人声称在我的训谕里找到了这样或是那样的意思。”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46-47n.
当示威者们喊着对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死亡威胁，很多人相信他说服了教宗背叛意大利的志业，庇护九世决定他也需要一名新的圣座国务卿，即两年之内的第五位。他所指派的这个人是69岁的修士安东尼奥·奥利欧利，奥利欧利并不想要暂时接受这个烫手的山芋，最终他只在任上待了一个月。Martina，Giacomo. 2004. “I segretari di stato di Pio IX.” MEFRIM：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pp.192-93.
[27]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48-49.
[28] 教宗的听众是朱塞佩·塔波尼（Giuseppe Tabboni）。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5，pp.239-40.
[29] 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28 mai 1848，doc.XXVIII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51.
[30] Martina，Giacomo. 1974. Pio IX（1846—1850）. Rome：Università Gregoriana Editrice，pp.247-48.
[31] “Notizie della mattina，”Roma 17 maggio 1848，BSMC，FS.
[32] 有趣的是，庇护九世给这位米兰来的伯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其试图让伦巴第人接受这位皮埃蒙特的萨伏依王朝的国王，教宗说道，找一个他们自己的君主难道不是更好吗？“Estratto di una conversazione avuta dal Conte Luigi Litta con Sua Santit ànell’udienza del 13 maggio 1848，” doc.75 in DRS. 1949—51. La diplomaʐia del Regno di Sardegna durante la prima guerra d’indipendenʐa. Turin：Istituto per la stori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vol.2，pp.147-48.
[33] Viale Prelà a Orioli，Vienna，13 maggio 1848，doc.25 in Lukács，Lajos. 1981. The Vatican and Hungary，1846—1878：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 on Hungary of the Apostolic Nuncios in Vienna.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pp.313-14.
[34] Stearns，Peter N. 1974. 1848：The Revolutionary Tide in Europe. New York：Norton，pp.102-15.
[35] “Proclama di S.M. Il Re Ferdinando II. Napoli 9 Aprile，” BSMC，FS；Francia，Enrico. 2012. 1848：La rivoluʐ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Il Mulino，pp.230-31；Di Rienzo，Eugenio. 2012. Il Regno delle Due Sicilie e le potenʐe europee 1830—1861. Soveria Mannelli：Rubbettino，p.43；Rossi，Augusto. 2001. Pio IX e la distruʑione della Repubblica romana：1849：Una pagina nera nella storia del papato. Rome：Serarcangeli，pp.32-34；Ward，David. 1970. 1848：The Fall of Metternich and the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Hamish Hamilton，pp.186-87.
[36] Farini，Luigi Carlo. 1850—53. Lo stato romano dall’anno 1815 all’anno 1850. Florence：Monnier，vol.2，pp.144-45；Demarco，Domenico. 1947. Pio IX e la rivoluʐione romana del 1848：saggio di storia economico-sociale. Modena：Società tipografica modenese，pp.77-79；Patuelli，Antonio. 1998. 1848—49：Le costituʑioni di Pio IX e di Maʑʑini. Florence：Le Monnier，pp.27-32，38-39.
[37] 指“好奇心太重”，出自《圣经·创世记》，同样的典故还有“一根盐柱（a pillar of salt）”。上帝在降天火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和娥摩拉前，派天使让罗得偕妻女出城避难，并嘱咐他们途中不可回头观看。但罗得之妻按捺不住好奇心，出城后回看了一眼，于是马上变成了一根盐柱。
[38] Datelined Rome，December 2，1848，letter XXV in Fuller，Margaret. 1856. At Home and Abroad. Edited by Arthur Fuller. Boston：Crosby，Nichols，p.328；Fuller to Elizabeth Cranch，Rome 14 May 1848，letter 718 in Fuller，Margaret. 1988. The Letters of Margaret Fuller. Vol.5.Edited by Robert N.Hudspeth.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65. “罗得之妻”的内容出自《圣经·创世记》19：26。12月2日的报道是福勒六个月以来从罗马发出的第一份报道。因为和一个罗马人的一段情史，她此时已经怀有身孕，所以深居浅出以躲避人们的关注，等候孩子的降生。在小孩出生后，她把新生的儿子留给了奶妈并返回罗马继续她的报道。
[39] “在宣读训谕的时候，”教宗告诉荷兰大使，“它如今让我那么遭人恨，我只不过是应对着我良心的声音。好吧。如果我必须以现世权力为代价的话，让上帝就这么定吧。”Liedekerke à Monsieur le Comte，Rome，8 mai 1848，doc.XXV in Liedekerke de Beaufort，Augusto de. 1949. Rapporti delle cose di Roma（1848—1849）. Rome：Vittoriano，pp.42-44.
[40] Martina，Giacomo. 1966. “Nuovi documenti sull’Allocuzione del 29 aprile 1848.” Rassegna storica del Risorgimento，p.559. Giuseppe Tabboni’s account of his papal audience is in Bianchi，Nicomede. 1869.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diplomaʐia europea in Italia dall’anno 1814 all’anno 1861. Turin：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vol.5，pp.2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