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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一章 埃夫龙
诺拉·埃夫龙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讲的是卡尔·伯恩斯坦以及所谓他毁了她的生活的故事。这对夫妇是在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纽约相遇的，他们能够一拍即合的原因可能是他们都有一种好斗的精神。伯恩斯坦仍然拥有他因为在水门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而获得的桂冠；埃夫龙则是一位畅销的女权主义作家，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已经被普遍视为一个风趣幽默的公众人物。用八卦杂志的术语来说，两位才华横溢的人彼此钟情就是天作之合。他们很快就成了某种“拥有一切的情侣（It Couple）”，并于1976年正式完婚。那时的他们身处世界之巅——直到他对妻子不忠，他们也跌下了神坛。
这至少就是《心火》（Heartburn）这本书为你描绘的情景：一段原本可能很完美的婚姻的血淋淋的终结。埃夫龙设计的叙事者雷切尔·萨姆塔特（Rachel Samstat）写道：“第一天我认为这不好笑，第三天我依然这么认为，不过我已经可以用它开个小玩笑了。”[1]不过这个玩笑并不小，《心火》是一个长长的，以不得不带着两个还在学步的孩子离开花心的丈夫的绝望为对象，还穿插介绍了各种食谱的大玩笑。叙述者因为自己没能早点发现丈夫偷情而自责不已，不过她对丈夫的怒火当然比对自己的更盛。埃夫龙写道：“这个男人对着威尼斯式百叶窗都能发情。”这本书甚至会为痛批这个丈夫的方式而觉得不自在：
每个人都总在问我，他会不会因为你写这本书而生气？我不得不说，会的，会的，他生气了。他到现在还在生气。对于我来说，这是整件事中最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他背叛了我，然后表现得好像他才是受了伤害的一方，就因为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了！
《心火》这本书就是埃夫龙经常用来形容自己使命的那句口号的化身：“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她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经历，然后把它转化成了每个人都喜欢的小说。虽然有些媒体质疑了这部作品，但《心火》成了一本畅销书，它让埃夫龙富有了一段时间；还帮她离开了伯恩斯坦。所以，它担负的使命几乎都完成了，但这也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它使得埃夫龙将永远被这次经历定义。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诺拉·埃夫龙都不是一个喜欢纠结于糟糕的往事的人。在她人生的晚期，她曾对一群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的毕业生说道：“最重要的是，做生活的女主角，而不是受害者。”[2]
这句话听起来鼓舞人心，但也有些油腔滑调。不过埃夫龙会这么说是因为她对身为受害者有所体会。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当中，她是唯一一个与多萝西·帕克有直接联系的人。埃夫龙的父母都是编剧，他们在好莱坞时与帕克成了朋友。虽然在埃夫龙的童年时代，帕克是她家的常客，但埃夫龙对于帕克的记忆已经模糊：“她身体瘦弱、娇小玲珑，眼睛里闪烁着光彩。”[3]年轻时的埃夫龙把帕克视为偶像，或者至少是崇拜着她表现出来的样子。埃夫龙为帕克曾经是“圆桌旁唯一的女性”，是曼哈顿每一个文雅聚会上的风趣而有才华的重要人物这件事着迷不已。她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她将这个目标称为自己的“多萝西·帕克问题”。当然，帕克的传记最终会纠正她对帕克的生活抱有的幻想，也会让她了解关于酗酒和“受害者”情结的问题。埃夫龙宣称自己从那时起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梦想。“在人们过于认真地弄清楚一切之前，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神话，放弃它很难。”
其实埃夫龙自己家中也发生过幻想破灭的事，只是她不愿意承认而已。诺拉1941年出生，是菲比和亨利·埃夫龙（Phoebe and Henry Ephron）的四个女儿中的老大。因为一种性格和天赋的神奇配比，这个家庭里的人创造了大量的文字作品。四个姐妹最终都会成为作家，其中三个是回忆录作家。亨利·埃夫龙本人也写了一本回忆录。据大家所知，这种自我展示的艺术是从埃夫龙家的餐桌上就开始培养的。一家人每天晚上都会比赛谁是家中最风趣的人。在这个家庭的历史中，特别是诺拉选择抛在脑后的那段过往中，这样的时刻大多被描绘成了诙谐幽默的场景。她说是他们让她体会到了幽默具有的让人自由的威力。
最有趣的人是埃夫龙的母亲菲比。她像丽贝卡·韦斯特的母亲一样是位多才多艺的女性，而且可能也像她一样嫁错了人。
菲比·埃夫龙在布朗克斯区（Bronx）长大，曾经在商店里做店员。她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亨利时，后者还只是一个有抱负的剧作家。菲比受到了亨利的追求，但是在同意嫁给他之前，菲比坚持要先读读他的作品，看这些作品是否足够好。[4]这是一个全家人都很喜欢的故事。菲比凭借自己的本事赢得了权威，她总能吸引房间里所有人的注意。她告诉女儿们说，生命中没有比独立更宝贵的价值。诺拉记得母亲从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们说：“如果我没能教会你们要自己作决定，那告诉你们我的想法也没有用。”[5]菲比的生活也是一种例外。她和帕克一样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女性编剧之一，她坚持做只有男人能做的事情：
她不是空想家或教条主义者；虽然她用《玩偶之家》的女主角的名字给我取名，但她无法忍受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她只是我行我素，就因为有她为榜样，我们从小都是带着对自己能力和命运的盲目自信长大的。[6]
这样的勇气听起来值得尊敬，这就是一个讨厌女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女权主义者的完美故事。（韦斯特和埃夫龙的名字都来自易卜生的戏剧是一个美丽的巧合。）但是后来埃夫龙透露，从她十五岁起，母亲开始大量饮酒。埃夫龙写道：“前一天，她还不嗜酒，第二天她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酒鬼。”[7]随着酗酒一起出现的还有大量的叫喊和争吵。（亨利也喝酒，而且还是一个花花公子。）埃夫龙承认，她在菲比人生的最后几年甚至会惧怕母亲。当母亲到埃夫龙就读的韦尔斯利学院看望她时，埃夫龙发现自己一直紧张地等待着必然发生的事，整晚都在担心母亲会开始疯狂尖叫。不过对于埃夫龙的同学来说，那时的菲比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因为埃夫龙的父母写过一部在百老汇大获成功的剧本。菲比·埃弗龙的酗酒问题会一直持续十五年，几乎不曾间断，直到她五十七岁时死于肝硬化。
诺拉·埃夫龙在给母亲的悼词里并没有提及所有这些事，因为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化这一切。菲比·埃夫龙就是那个创造了“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这句话的人。但在最初，并不是任何内容都可以被借鉴。埃夫龙直到七十多岁时才会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希望母亲早点去世。在此之前，她讲到的自己家庭的故事都是简单清新，田园诗一般的，只有说俏皮话的天赋简单地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已。埃夫龙经常反复讲述一个特定的临终故事是这样的：
我想她那时已经知道自己快死了，她转向我说：“你是记者，诺拉，要记笔记。”这让她听起来比实际上更坚强。她曾经很坚强——那很好——但她曾经也很温柔，有些神秘，并且非常骄傲。[8]
埃夫龙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记笔记”的故事，但关于温柔——关于她母亲的矛盾——则大部分未被提及，直到埃夫龙在2011年出版的最后一些散文集中写到母亲的酗酒问题时，这些内容才终于浮出水面。可见菲比·埃夫龙在坚强和风趣之外，还教会了女儿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
*
埃夫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得不建立起一种人格面具。她的父母极度坚持“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的信念。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把他们在布朗克斯与菲比的父母一起生活的经历写成了一部名为《三人是一家》（Three Is a Family）的戏剧。这部剧是一场轻松的闹剧，意在作为晚间的娱乐消遣，但却引来了不好的反响。当这部戏剧被改编成电影时，宝琳·凯尔特别讨厌的《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傲慢自大的博斯利·克劳瑟（Bosley Crowther）称该电影“特别幼稚”。[9]后来埃夫龙到韦尔斯利学院上学时，她写的家信激发了父母创作另一个剧本的灵感，这部名为《抓住她，她是我的》（Take Her，She’s Mine）的舞台剧实际上也是她父母最后一部真正受欢迎的作品。父母显然为女儿的风趣感到骄傲，他们忍不住在戏剧中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
附言：我是班上唯一仍然戴着牙齿矫正器的人。我可不想在这种事上鹤立鸡群。请询问希克医生（Dr. Schick）这是否绝对必要。如果他说是，那么我很可能也还是要摘掉它。[10]
这部剧在百老汇首次登台时，埃夫龙还是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批评家们立刻爱上了这部剧。《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称其为“欢笑的暴风雨”。[11]《剧艺报》也表示认可，说它“讲故事的方式很有趣，台词中充满了会让人掩口轻笑或捧腹大笑的内容”。[12]这部剧从1961～1962年一直上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校园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
埃夫龙会以她标志性的冷淡描述这一切。但是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了解成为别人作品的素材，让别人从她的生活里挖掘可作为戏剧和电影剧本内容这件事带来的无奈了。正如琼·迪迪翁的那句名言说的那样：“作家总是要出卖一些人的。”[13]埃夫龙比大多数人更早地了解了这个规则。她从不谈论这件事给她造成的困扰，但这种困扰体现在了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上。
*
不管怎么说，埃夫龙显然不是一个喜欢沉迷于往事的人。她总是说1962年离开韦尔斯利学院前往纽约时的自己反而觉得像是要回到家乡一样。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贝弗利山庄度过的，但她坚持认为自己从未喜欢过那里。她没有写过多少关于高中时代的文章，她青少年时期的照片看起来尴尬笨拙，穿着打扮一点儿都不时髦。她似乎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职业抱负；她不像桑塔格一样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渴望想象中的欧洲。她到达纽约之后直接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跟中介人员说自己希望成为一名记者。职业介绍所知道《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些职位空缺，但中介人员告诉她，那里的女性都不是作家。与我们印象中的总是抗拒性别规范的埃夫龙不同，她说当时还年轻的自己轻易地接受了这些障碍。
我从没想过要提出异议或者说：“你对我的看法将被证明是错的。”当时的人都认定，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做某些事，她就必须成为能超越标准的特例。[14]
埃夫龙和一位朋友一起住在沙利文街（Sullivan Street），当时这里还被认为是格林尼治村的南部，她搬进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一地区在庆祝圣安东尼节（Feast of St. Anthony）。
埃夫龙在《新闻周刊》的工作不是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名调查员。所以从写作的角度说，这个职位让她失望；埃夫龙离署名文章最近的时候，是看到被放在自己的老板，报纸总编的办公桌上的别人的文章的时候。和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埃夫龙实现突破的机会也不是来自某个有声望的杂志社的编辑，而是来自一个规模较小的杂志社的编辑。维克托·纳瓦斯基（Victor Navasky）是一份名为《单片眼镜》（Monocle）的幽默杂志的编辑，后来还会成为《国家》的编辑。埃夫龙在杂志举办的众多聚会之一上认识了纳瓦斯基。他觉得埃夫龙很风趣，所以当1962年末出现报社罢工时，纳瓦斯基邀请她写一篇诙谐模仿文，她要模仿的对象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八卦专栏，叫“莱昂斯的小窝（Lyons’Den）”，专栏作者是伦纳德·莱昂斯（Leonard Lyons）。结果这篇文章引起了《纽约邮报》编辑的注意，他们立即向埃夫龙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对埃夫龙的文章印象深刻，并作出抓住她这个人才的决定的人是《纽约邮报》的出版人，多萝西·希夫（Dorothy Schiff）。希夫是一位已婚的社交界名人，她展现了一种富有女性的独立性，这一点与后来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相似。埃夫龙后来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评论希夫的文章，因为内容太过严苛，以至于她觉得有必要在开篇处事先说明：“我将要在这里做的事让我感觉糟糕。”[15]但是，如果没有希夫，就不会有后来被美国人熟知的诺拉·埃夫龙。在那些年里，首先是名记者，其次才是作家这个概念是埃夫龙人格面具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说到的激励她成为记者的人经常变。有些时候，她说这个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6]的喜剧《女友礼拜五》中的希尔迪·约翰逊（Hildy Johnson）。埃夫龙喜欢笑话，也喜欢喜剧。她将开玩笑视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技能。这意味着埃夫龙从很早开始就知道，她想成为公共事务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
被新闻行业吸引的人通常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玩世不恭，或情感疏离，或沉默寡言，或其他什么因素而只能作为事件的见证者的人。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们参与或投入这些事件，让他们保持置身事外。把我与我所写的东西分隔开来的是怀疑，是一种认为事情很荒谬的感觉，这让我对很多事情都无法太当真。[17]
埃夫龙在《纽约邮报》时显然遇到过很多荒谬的事。尽管她总是赞美这个地方教会她如何报道和快速写作，但她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地方。整个办公室都脏乱不堪；记者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桌，他们每天都得争先恐后地抢占一个座位。但埃夫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强性格，这可能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甚至可能就是由她母亲培养的。在挑战之下她似乎发展得很好。她报道过各种题材：很多犯罪案件，不少对当地政客的介绍，甚至还写过一位名叫苏珊·桑塔格的迅速走红的新作家的传略。（那是一篇平淡无奇的文章；她们谈到了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感受，还谈到了桑塔格的继父以及他对她说如果她读太多书，可能永远也嫁不出去的事。[18]）
但是在这里的工作内容并不总是好的。希夫对她的报纸或她自己的声誉都不怎么在乎，她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怪异和焦虑的源泉。她为人小气，不愿意慷慨对待她的员工。希夫是当时纽约唯一的女性出版人，但她绝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不喜欢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因为她担心正是阅读《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这类书鼓励了她女儿离开自己的丈夫并投身政治事业。有一次，多萝西·希夫试图让埃夫龙去调查住在自己隔壁的导演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是否在他的公寓里安装了桑拿房。希夫认为有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是她说自己在一天中的所有时间都能听到流水声。埃夫龙给她发了一份备忘录，耐心地解释了桑拿房不需要流水。于是希夫又将这个任务安排给了另一名调查记者。他当然也查不出任何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能知道这么多关于多萝西·希夫的荒谬故事，就是因为诺拉·埃夫龙把这些内容都记了下来，否则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遗忘。在离开《纽约邮报》很久之后，埃夫龙在为某杂志写的新闻专栏中不仅列举了希夫的所有糟糕品质，还总结了这份报纸的各种缺点。在这篇专栏文章中，埃夫龙说在广播节目中讲述普雷明格的故事之后，自己最近才刚刚与希夫讲和，但是此时又要对她进行攻击了。她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纽约邮报》是一份“糟糕的报纸”，以及希夫就是掌舵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会说就让人们阅读糟糕的东西吧（let them read schlock）[19]。”[20]
使埃夫龙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置身事外的特殊素质也让她非常愿意攻击自己的雇主。多年来，她不惜激怒她认识的人的意愿，以及用凯尔或韦斯特或任何前人使用过的方式作出的攻击成了她的一种职业资产。比如她对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Julie Nixon Eisenhower）的评价就极具攻击性：“我认为她是一只蜘蛛。”[21]正是这种猛烈凶狠让她登上电视节目，并建立起一名社会批评家的声望。此时距离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因为自己创作的那些更温暖、更宽容的浪漫喜剧而为人所知还有很长时间，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从来没有改掉置身事外这个习惯。女演员梅格·瑞恩（Meg Ryan）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认为她对语言比对人更忠诚。”[22]
埃夫龙离开《纽约邮报》后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感觉到她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评论家的《纽约时报书评》是第一个真正开始让她发挥才能的地方。她就是在这里发表了一篇模仿安·兰德（Ayn Rand）的“头部遭受创伤性损伤的海明威”风格的诙谐模仿文：
二十五年前，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笑了。他赤身裸体地站在悬崖的边缘，脸上涂着颜料，他的头发和鲜亮的橙子皮一个颜色，他的身体笔直，每个线条和角度都清晰流畅，每个弯曲的地方都变成了光滑，整齐的平面，霍华德·罗克笑了。[23]
对《纽约时报》安排的每一个主题，埃夫龙都会带着浓厚的兴趣深入探究。迪克·卡韦特（Dick Cavett）是一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作家们会在这位梳着精心打理的发型的主持人面前争论一些他根本听不懂的问题。诺拉·埃夫龙早期为这位主持人写过一篇传略。卡韦特的经纪人管他叫电视先生（Mr. Television），起初似乎是为了取笑他，但他写了长长的，充满琐碎小事的四段话来拒绝这个头衔及进行自我批评。埃夫龙连续引用了全部四段话，以此来说明卡韦特所谓的自我沉醉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我还会收到问我为什么总是系同一条领带的来信。我没有总系同一条。我有两条。[24]
她还写过一篇赏析雷克斯·里德（Rex Reed）的文章，里德是一位记者，后来成了电影批评家。埃夫龙称他是“一个轻佻、好窥探，脾气不好的男人，他看待事物的眼光很敏锐，并成功地让我们所有人成了偷窥者”。[25]她明确表示，这些都是让她欣赏的作家的品质。
不过，埃夫龙并没有将多少早期的作品收录起来，比较这些文章和她其他的作品时，你很可能会怀疑问题通常是出在编辑给她指定了乏味的主题上。1969年，她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名为《出版商约在哪里吃饭》（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的文章，其中记录了代理人、图书编辑和作家总喜欢花很长时间一起吃午餐这个易于被拿来取笑的主题。埃夫龙处理这个主题时很谨慎，不过在文章末尾她还是设法说服了一位经纪人承认“这样的两小时午餐时间还不如用来回电话”。[26]
当然，埃夫龙也必须小心地保护自己的谋生能力。在那段时间及后来的采访中，她说在1974年之前，她一年的收入不超过一万美元，堪堪满足生活需要。[27]埃夫龙和她之前的桑塔格一样，也靠为女性杂志写文章挣钱，特别是《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创作那些文章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因为用埃夫龙的话说，那些作品不能按照“最能让身为作家的我感到满意的知性水平”完成。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作品也是将她推向女权运动的原因，因为她对分配给自己的题材，尤其是海伦·格利·布朗安排给她的那些感到无比沮丧。不难想象，当时她能写的无非是关于形象改造、旅行、性和科帕卡瓦纳歌舞女郎（Copacabana showgirls）的文章。
但格利·布朗确实让埃夫龙创作了一个突破《世界主义者》通常的活泼风格的题材。可能是因为时尚小报《女装日报》总是用不友善的言辞来记录格利·布朗作为杂志编辑的职业生涯，而且这些内容让格利·布朗感觉受到了伤害，所以她同意让埃夫龙就此问题写一篇文章。埃夫龙痛批了《女装日报》编辑的自命不凡。她写道这份报纸不过是一个八卦小报，其受众只是一小群被称为“女士”的读者，埃夫龙无情地嘲笑了她们奢侈无度的虚荣生活：“除了中间吃顿午饭，成天无事可做的日子让人觉得有点难为情。”[28]她还说这份杂志就是一个“代理贱人”，它在找借口嘲笑名人外表的同时，硬把自己的行为称作新闻报道。
埃夫龙正是在借用这本杂志自身的风格来打击这本杂志的：据埃夫龙说，该杂志的习惯是表面上装出一副值得相信，随便开个玩笑的样子，借此来遮掩它对那些职业女性作出的，关于她们的穿着打扮、她们的约会方式，以及她们如何打理自己的工作事务的破坏性的评论。埃夫龙后来写道，《女装日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种在语气和风格上的讽刺的模仿，还威胁说要起诉。
但是，海伦·格利·布朗也许早该想到，埃夫龙在为《世界主义者》写文章的时候，同样也在收集关于这本杂志的材料，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它的主编的材料。埃夫龙的文章也吸引了《时尚先生》的编辑的注意。她在那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格利·布朗的传略，而且是一篇试图凸显她最糟糕的个性特征的作品。在这篇传略中，埃夫龙认为格利·布朗的问题不是她受到批评时只会哭，也不是她的批评者们经常提到的一些道德败坏的倾向，比如她建议年轻女性与已婚男士约会。相反，她抓住自己曾经的主编不放的问题是一个可能只有在这份杂志中工作过的作家才能看得如此清晰的问题：那就是格利·布朗对全体女性的智慧的侮辱：
她非常努力地想要证明，有超过一百万的女性愿意花60美分买这份杂志，不是为了了解政治，也不是为了了解女性解放运动，更不是为了了解越南战争，她们只想了解如何找到如意郎君。[29]
这一论点与迪迪翁对海伦·格利·布朗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迪迪翁也在文章中抱怨过某位流行杂志编辑的低俗品味，说她希望成为“小公主，成为实现自己的书籍和所有广告中悄悄承诺的愿望的女人，成为遇到各种好事的女孩”。[30]但是，埃夫龙并不是站在一个高人一等、鄙夷轻视的立场上写这篇文章的；因为她能够以迪迪翁所不能的方式理解这种轻浮具有的吸引力。所以，她才选择从一个更加民主的角度来批评格利·布朗。她承认自己也是《世界主义者》的读者和作家之一，她还问道：“你怎么能对有你电话号码的人生气？”格利·布朗起初没有意识到埃夫龙的这种同情心。她讨厌这篇文章，更讨厌随文章一起刊登的配图，但是没过几天，她就原谅了埃夫龙。[31]
埃夫龙表达愤怒的下一个目标是耶鲁大学古典系教授，畅销小说《爱情故事》（Love Story）的作者埃里克·西格尔（Erich Segal），和诗人罗德·麦昆（Rod McKuen）。埃夫龙自称是一个通俗作品爱好者，尤其喜欢杰奎琳·苏珊（Jacqueline Susann）的小说。她断言道：“我从不相信通俗套路会让人厌烦。”[32]但她无法忍受西格尔和麦昆的多愁善感，也无法忍受他们给自己设定的在公众面前的人格面具，特别是西格尔的。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当时正与西格尔的书争夺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位置，于是西格尔养成了一个公开谴责罗斯对性的露骨描绘的习惯。（对于一本情节俗套的爱情小说来说，《爱情故事》里完全没有性爱场面的描写倒是很不同寻常。）埃夫龙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所有人都喜欢埃里克的演讲。所有人，或者说，除了电影批评家宝琳·凯尔之外的所有人。凯尔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的作者书籍午餐会上听过埃里克演讲的早期版本。之后凯尔对埃里克说他的演讲是在攻击言论自由，也是在拍听众的马屁。对此埃里克的回答是：“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卖书，不是吗？”
这种能够站在一个广阔的现象之中，知道它是如何迎合和欺骗人格的最基本方面，然后又能够以一个内部人士的角度批评它的能力使埃夫龙成了几乎比其他人都出色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事件的记录者——尤其是在对女权运动的记叙方面。她既能参与其中，又能置身事外，是一个总是被卷入所有事件，又能像局外人一样冷静旁观的存在。敏锐的感知力是种天赋，在那些年里，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天赋。当然，埃夫龙后来作为电影制作人的声望几乎盖过了她作为一名作家取得的所有成就。但她的文字作品才是体现了她不可磨灭的印记的东西，这种印记来源于她的个性，她的识人能力，以及在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泰然自若地向他们发起攻击的能力。这让她成了那种人们会以她为荣，渴望取悦她，甚至有点怕她的朋友。这也是让她那一时期的作品都非常精彩的原因。
在埃夫龙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以第一人称写作。不过因为她早期接受的作为记者的训练，她始终觉得使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有点儿不够公正。在《纽约邮报》时接受的训练让她学会了不要把文章写成自己的故事。所以最开始写散文的时候，她要在编辑的鼓动下才开始使用第一人称。但是到了1970年，当她把自己早期的作品收录到一本名为《疯狂聚会上的壁花》（Wallflower at the Orgy）中时，她承认她已经对这种限制感到有点儿不耐烦了。
某些时候，在采访进行过程中，我会感到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想要张口大喊的渴望：“我！我！我！说了太多你了。我呢？”[33]
多年以后，在作为一个真正著名的人物接受过各种采访之后，埃夫龙会为这种年轻时的虚荣心感到难为情。不过，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能够比她在1972年为《时尚先生》写的《浅谈乳房》（A Few Words About Breasts）更完整地展现埃夫龙本人，以及她的声音和她的视角。
写这个主题是需要观察结果做基础的：埃夫龙本人的胸部异常平坦。这显然是家族遗传的结果；她记得自己的毒舌母亲在女儿们要求购买第一件文胸时是这么回答的：“为什么不用创可贴呢？”[34]
埃夫龙写道：女性加入了一场不曾停止过的“评论乳房大小”的游戏。她承认自己也曾执着于这个问题，甚至还购买过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处可见的蛇油丰胸产品。一位大学时期的男友的母亲曾在谈话中向她暗示，由于这种缺陷，她永远无法在性方面获得满足。埃夫龙在文章结尾处写的一段话将成为她的一个标志性做法：她在这里考虑了所有与她的经验对立的论点，以及那些坚持认为乳房娇小的人穿衣服更合身，也更少被戏弄的人们。这是一种新闻行业的客观性的表现，但埃夫龙说自己从来不相信什么客观性，即便是在她害怕完全从“我”的角度写作之前也不相信。接下来，她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戳破了：
我考虑过他们的观点了，试图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看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1972年5月的《时尚先生》中，这是埃夫龙在她母亲去世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可能有一些意义，而且这篇文章为杂志吸引了许多读者来信。
在写了关于她的乳房的这篇文章之后，《时尚先生》为埃夫龙安排了一个专栏。多年来，关于这个专栏应当关注女性问题的想法究竟是埃夫龙还是杂志编辑提出的说法不一。无论这个功劳应当归结于谁，这种安排确实是一个绝配。
在埃夫龙开始写这个问题时，她已经关注女权运动一段时间了，这意味着她已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观察结果。她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探讨的是一个几乎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写过，但当时还很少有人愿意直白地论述自己观点的问题：女权主义革命是否会引发两性对对方性幻想的方式的变化？埃夫龙认为自己仍然足够正派到不愿太过明确地描述自己的幻想，但至少可以说其中涉及了支配地位的问题，而且她已经知道女权主义者不应当想要在性关系中处于被男性主导的角色。她没有在专栏文章中给出任何真正的答案，而是在最后写了一段充满自觉的话：
我意识到，在《时尚先生》上写一个关于女性的专栏有点像给一群爱尔兰天主教徒讲一个犹太人的笑话。我对这场运动的批评似乎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双重背叛；在这样的上下文环境中，我想要带给这个主题的幽默感也可能会被看作轻率无礼。[35]
埃夫龙确实是在敌人的领地中跋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当时的《时尚先生》还不像它现在这样依靠名人效应，而且它将自己视为一份文学杂志而不是时尚杂志。埃夫龙的专栏是独一无二的。她不像桑塔格和迪迪翁那样从远处观望女权运动，然后对它进行笼统的批评。但埃夫龙也不是那种一头扎进去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并没有把自己的专栏当成支持任何政治纲领的阵地。
埃夫龙发动的第一次攻击是针对另一位作家的。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是流行小说《前毕业舞会女王回忆录》（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的作者。这本书在当时是畅销书，以主人公回忆自己被第一任丈夫强奸为开篇，之后就转向了该书真正的主题，即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美丽正遭遇危险：“我曾经以为，如果我能确定我仍然美丽，离开就不是什么难事。”[36]舒尔曼接着还宣称，实际上美丽的人和丑陋的人一样有很多困扰，只不过是不同的困扰。她还以玛丽莲·梦露等人为例来解释美丽带来的苦难。
埃夫龙从来没有被视为一个美女，她发现书中的这个论点让人难以接受。埃夫龙坚称，包括自己在内，“全国没有哪一个丑女孩不愿意用自己的困扰交换身为美女的困扰”：[37]
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写道：“他们说长得丑更糟糕。”是的，人们确实这么说。而且人们说得很对。贫穷也会更糟糕，成为孤儿、成为胖子都会更糟糕。那不仅仅是与家财万贯、父母双全、身材苗条不同——而是更糟糕。
这篇作品因此戳穿了女权运动中非常流行的一句台词。舒尔曼是女权运动中的一位知名人物，她曾在《女士》杂志上刊登了自己和丈夫签订的婚姻契约，其中将人们可以想到的所有家务活都列举出来并分配给了婚姻双方。没有其他人以这种方式批评过她，尽管迪迪翁将舒尔曼的婚约作为女权运动正越来越纠结于琐事的证据。但埃夫龙不是把舒尔曼当作一个排斥整个运动的理由；实际上，她试图用一段更有同情心的评论来结束这篇具有杀伤力的文章。她说自己对舒尔曼的评价并不公平，对女权运动的也是如此：“我正在努力，就像所有关于解放的事情一样，姐妹情也是一个难题。”
“姐妹情也是一个难题”也许可以被当作她的专栏文集的另一个标题。［埃夫龙在1975年时以《疯狂的沙拉》（Crazy Salad）为名出版了这本文集。］事实上，埃夫龙在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里都在尽力用令人愉悦的说法描述女权运动，但她描述的不是女权主义强调的那些基本原则，而是现实中的女性对这些原则的诠释。有一篇专栏文章报道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迈阿密举办的197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事。女权主义活动家在这次大会上的目标是在民主党的党纲中获得一些认可和承认，但是如埃夫龙看到的那样，她们除了内斗之外什么也没做成。那里发生的事情糟透了，但埃夫龙还是不得不对其进行描述，她特别写到了弗里丹对于年轻一代正在迫使她退居二线的方式感到的愤怒：
这［个运动］是她的孩子，该死的。她的运动。难道她应该静静地坐在那里，让一个漂亮、苗条的女人把她的孩子抢走吗？[38]
当时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是女权主义者的一位实际领导，其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正处于顶峰时刻。虽然她比弗里丹更盛气凌人，还有朋友可以替她解决那些见不得光的问题。但是从埃夫龙的镜头中看到的斯泰纳姆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对斯泰纳姆作出了某些关于党纲的承诺，后来却将她抛在一边，斯泰纳姆为此大哭一场。埃夫龙并没有像以前批评海伦·格利·布朗只会哭那样批评斯泰纳姆哭的问题，但是她为导致她大哭的理由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因为生活中任何哪怕跟政治沾一点边儿的问题而哭过，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埃夫龙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就因为她在报道中简单提到了斯泰纳姆的眼泪问题，她的许多朋友“对我大喊大叫”。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此而生了好多年的气。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埃夫龙这种有同情心，但也保持怀疑的论调的。今天的我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假设人们对女权运动只能有一种反应：要么全心投入，要么两不相干。但是，第二次浪潮并不是像迪迪翁这样的批评家们有时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完全统一的阵营。运动内部也充斥着派别分立，有对不同年龄、种族及其他各种女性内部的断层线如何反应“身为女性”这个问题的方式的争论。任何现实中的人在看到这一切时都无法不产生充满矛盾的观点。人们可能会同时感受到极端的、无法控制的满怀希望和失望透顶。
所有这些矛盾的感觉或许就是让埃夫龙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的原因：她在批评这项运动的荒谬和丑陋之处时毫不留情，但她是以一个运动参与者的身份作出这些批评的。而且一贯比较温和的埃夫龙偶尔也会对批评家的选择性省略提出更正。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她反对迪迪翁坚称的女人的生活包含“流血[39]，生育和死亡”，她认为这种定义“离奇和令人费解”。[40]到这个时候，迪迪翁和埃夫龙对彼此已经变得友善，她们出入的都是相同的圈子。也许埃夫龙对迪迪翁产生了好的影响。当后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问及对女权运动的立场时，迪迪翁似乎收回了她早先提出的批评观点。
我认为那篇文章是关于某个特定时刻的。我曾经认为女权运动陷入了纠结于琐事的困境中，它当时正朝着一个不理想的方向前进，它已经撞上了一堵墙，而且一直在谈论无关紧要的小事。然而，平凡化的趋势已经消退，这种运动设法存续了下来，它也不再仅仅表现为一场运动，而是成了一种改变了的生活方式。[41]
埃夫龙显然对于谈论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障碍；毕竟，她已经写过那篇关于乳房的文章了。1973年初，她还写了一篇名为《处理那个……问题》（Dealing with the uh，Problem）的调查性长文，她在文中勇敢地探讨了女性除味喷雾，即“外生殖器区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会阴区外部）除臭剂”[42]的制造、使用和营销问题。她的置身事外的态度在这里依然很适合她，她几乎没有发表多少主观评论就足以让这个行业显得无比荒谬。
写男人对女人所说和所做的荒谬事情很容易，写女人对自己做的荒谬事则要困难一些。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在与苏珊·布朗米勒争论化妆的问题，这也是女权运动中存在明显分歧的一个问题。埃夫龙将这段经历写入了那篇关于舒尔曼的文章中，但没有提及姓名：
有一次我试图向另一位女权主义者解释我为什么喜欢化妆；她也向我解释了她为什么不喜欢。我们俩都完全不能理解对方的想法。[43]
用一个专栏直接与这种运动中交替出现的狂热和矛盾斗争，这让埃夫龙发现自己很难既忠诚于运动又成为一名作家。“这场运动中反复出现的讽刺之一是，你没办法在说出关于运动的真相的同时避免在某些小问题上给它造成伤害。”[44]她还说她发现评论女性作家写的关于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书籍很难，因为虽然她认可她们的激情，但她并不喜欢这些女性的写作方式。她当然知道自己在批评这些作品时应当考虑到作者写作的良好初衷：
这就是女权运动中所谓的姐妹情，我猜这是好的政治，但并不是好的文学批评，也不是诚恳，更不是说真话。（此外，这还与如今男性在批评关于女性的书籍时采用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别无二致——那种无意识的以高人一等的身份自居，将关于女性或由女性创作的作品视为某种文学的子类型，认为它们是属于主流之外、并不完全相关，但挺有意思的东西的态度：这些女人是如何做的，我们一定得试着了解一下，无论那是什么。）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自我批评的东西，因为《时尚先生》将这个分析女性的专栏与杂志的其他内容分割开来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某种本质上的居高临下的感觉，更不用说这份杂志只将男性读者作为受众，在女性中的传播程度也远远低于在男性中的。一直让埃夫龙只写这些东西无疑是种根本性的浪费。后来她说是自己决定不再写这个专栏的，因为她已经厌倦了，她需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然而在此之后，这个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内还在继续为她提供着可借鉴的内容。被《纽约》杂志挖走后，埃夫龙会在那里继续写关于女性的文章。在最早的一些文章中，她攻击过一位朋友，作家萨莉·奎因（Sally Quinn），因为后者说自己一直把调情作为一种报道技巧。在分析自己对奎因的说法的愤怒时，埃夫龙提到一位最近接受了自己的采访，并逐渐与自己成为朋友的人对女性和职业竞争问题的看法：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女士说：“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曾经说我具有一种最低劣的嫉妒心。我不嫉妒别人的工作，也不嫉妒别人的钱财。我只嫉妒那些能够利用男人的女性，因为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45]
在《纽约》杂志工作的埃夫龙开始找回自己早些时候的出色状态，即简单直接地推翻声名显赫的媒体人物。《屋檐》杂志（Penthouse）的出版商鲍勃·古乔内（Bob Guccione）决定于1973年推出一本针对女性读者的杂志——《万岁》（Viva），该品牌的口号为：“由问心无愧地享受女性的男性为你提供的杂志。”在埃夫龙的专栏中，你完全可以看出埃夫龙对于揭露古乔内的无知程度有多么兴奋，她像曾经批评迪克·卡韦特和海伦·格利·布朗时一样大段引用了古乔内的原话而不发表评论：
把所有事情都尽可能地考虑到的话，我不愿这么说但我认为这是真的，我比女性更了解女性。[46]
《万岁》在此之后持续出版了七年，但它不会成为女性之间互相引用其中内容的那种标志性出版物，这与古乔内的梦想和希望截然相反。
埃夫龙攻击的下一个目标是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因为埃夫龙发现她是一个骗子。在水门事件造成了灾难后果之后，一头金发、魅力出众的朱莉成了被尼克松家推到镜头前面的人。根据埃夫龙的记述，华盛顿的记者团几乎都爱上了她。
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说有谁会相信她说的话，而是说人们相信她自己相信自己说的话。他们还会告诉你她很平易近人，这是真的，她还很开诚布公，这就不是真的了……这就好像在说，她是全美国唯一一个已经过了二十岁，却仍然认为此时的父亲和自己六岁时的父亲一个样的女性。[47]
埃夫龙说这句话时可能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绪，因为自从菲比·埃夫龙去世之后，亨利·埃夫龙就成了女儿们的负担。他开始写一本他取名为《我以为我们可以做任何事》（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的回忆录，这个题目直接来自他女儿给母亲写的悼词。埃夫龙后来坚称这本回忆录里全是没有意义的内容。[48]更糟糕的是，这似乎是一次赤裸裸的想要利用自己名气不断增长的大女儿赚钱的尝试，这一定让埃夫龙很受困扰。
此时的诺拉·埃夫龙已经很有名了。她会出现在多年前她曾经批判过的社会八卦刊物中，比如《女装日报》就经常提到她，甚至比过去提及海伦·格利·布朗的次数更频繁。她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在一个节目中，主持人提到了她经常直击别人痛处的做法。
主持人：你有时候很恶毒，不是吗？
埃夫龙：哦，当然。
主持人：恶毒是一种乐趣，不是吗？
埃夫龙：不，你——
主持人：让我告诉你你怎么恶毒了。比如你那篇关于朱莉·尼克松的文章。
埃夫龙：你对朱莉·尼克松情有独钟。
主持人：我喜欢朱莉，是的。
埃夫龙：嗯，我不喜欢。我认为她是一个裹着巧克力的蜘蛛。[49]
埃夫龙的后续作品几乎都会采用这样的框架。后来某个时候，她会重新为《时尚先生》写文章，这一次她的目标从女性变成了媒体，还有很多她认识的媒体人：比如《人物》杂志（People），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还有某些《纽约客》作家的自命不凡。（她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凯尔。）埃夫龙甚至会对《时尚先生》发起攻击。有一次，她被卷入了《时尚先生》与作家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争议中，最终《时尚先生》就由她为该杂志编辑的一篇古德温的传略引发的争议与古德温达成和解。而埃夫龙则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批评这种做法。
有些人称埃夫龙生活的这个方面为刻薄的一面，然而在当时，读者似乎并没有觉得她很刻薄。甚至有些时候，连埃夫龙本人也不觉得自己刻薄。1975年《疯狂的沙拉》出版之后，埃夫龙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她说：
你可以写一篇关于某个人的最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但是人们可能只会记住你说这个人“胖”……你很早就明白了自己从事的这项工作并不是要让你与你所写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你们是朋友，你就会缩手缩脚。[50]
她在这里阐述的困境就是她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的。当埃夫龙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时，有些男人偶尔会在自己的专栏中诽谤她，或者说她有点小聪明、讨人喜欢，而不是赞美她的才华，他们还会说自己多想和她共度良宵。她看到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影响，作为一位散文家，她被要求写哪些内容、思考哪些内容都受到了影响。她在1974年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有些杂志不仅不会，甚至是根本不考虑给女性分配任何与经济或政治这类主题相关的题材”。[51]
1974年时刚离婚不久的诺拉·埃夫龙还对这位采访者说：“单身让人分心。”［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刚刚嫁给了一位幽默作家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urg），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不长。］“我的意思是，婚姻对男女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点是，它可以让你省掉为约会而付出的所有能量。那样你就可以把这些能量投入工作。你不必再担心明天找谁带你去参加晚宴。在我看来，单身需要占用很多时间。”伯恩斯坦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埃夫龙与伯恩斯坦的结合与她突然失去为杂志写文章的兴趣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半段，埃夫龙几乎完全放弃了写文章，因为她把注意力转向了写剧本。她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与艾丽斯·阿伦（Alice Arlen）合作撰写《西尔克伍德事件》（Silkwood），还在伯恩斯坦坚持不懈的追求下与他结为了夫妇。她对一位采访者说：“我们决定在周日结婚，但是我们周三就结婚了，最完美的部分是，我们是在东方巴士公司的巴士上决定结婚的。”[52]但是，她还告诉这位采访者说“考验婚姻是否成功不一定要看婚姻是否持续到最后”。
正如我们从《心火》中得知的那样，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到最后。“我在编故事方面非常差劲，”当采访者问她是否有写小说的意愿时，她会这样回答。但她还说，从她离开第二任丈夫的那一刻起，她就有一种确定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感觉。与伯恩斯坦私通的女人的丈夫名叫彼得（Peter），他请埃夫龙吃了顿饭。当他们在街上碰面时，埃夫龙已经在观察和分析这个场景了，不过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她会把这些也写出来：
我们约在康涅狄格大道（Connecticut Avenue）上的一家中餐馆门口，然后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哦，彼得，”我对他说，“这太糟糕了，不是吗？”
“这太糟糕了，”他说。“这个国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歇斯底里地哭着，但我想，总有一天这会变成一个有趣的故事。[53]
埃夫龙说，她最终意识到她母亲一生中重复的那句话，“任何内容都是借鉴来的”，其实讲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
当你踩到香蕉皮滑倒时，人们会嘲笑你；但是当你给别人讲述你踩香蕉皮滑倒的故事时，它就成了你的笑料。所以你会成为笑话的英雄而非受害者。
我认为这就是她要表达的意思。[54]
《心火》成了一部非常畅销的作品，让埃夫龙赚了很多钱。她为电影版写了剧本，她的朋友迈克·尼克尔斯（Mike Nichols）指导了影片的拍摄。所有人都说伯恩斯坦非常愤怒。他甚至在离婚协议中规定电影只能把他描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她的一些朋友显然认为写这么一本书不是个好主意；在小说即将出版时，《纽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八卦文章，埃夫龙的第一任丈夫丹·格林伯格告诉文章作者说：“诺拉本人是比书中人物优雅得多的人，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55]
这本书如今已成为一种传奇，尽管电影版没能完全表现出小说的精妙之处，这可能是因为伯恩斯坦为了保护他和埃夫龙的两个孩子而给电影设定的条件造成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电影不能像小说一样展现出一个有趣的叙述者的意识。影片成功与否太过依赖于雷切尔这个角色能否听起来像诺拉一样，能否拥有像她一样精准地审视世界和自身处境的方式，这样的内心活动复杂到无法在大银幕上被诠释出来，即便扮演者是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也不行。然而，这是女权主义复仇的伟大流行作品之一，伟大到埃夫龙职业生涯后期拍摄的所有那些甜蜜蜜的电影作品都无法遮掩其光彩。
[1] Heartburn（Knopf，1983），3.
[2] 1996年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学位颁授典礼上的演讲，可见于http：//www.wellesley.edu/events/commencement/archives/1996commencement。
[3] “Dorothy Parker” in Crazy Salad and Scribble Scribble（Vintage，1972），168.
[4] 参见Henry Ephron，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Norton，1977），12-13。
[5] 菲比·埃夫龙的悼词，printed as “Epilogue，” i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209。
[6] 菲比·埃夫龙的悼词，printed as “Epilogue，” in We Thought We Could Do Anything，211.
[7] “The Legend，” from I Remember Nothing（Random House，2010），37.
[8] “Epilogue，” in We Thought，210.
[9] Bosley Crowther，“The Screen，”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1944.
[10] Henry and Phoebe Ephron，Take Her，She’s Mine（Samuel French，2011），18.
[11] Thomas R. Dash，“Bringing Up Father Theme Yields Tempest of Mirth，” Women’s Wear Daily，December 26，1961.
[12] “Take Her，She’s Mine，” Variety，November 29，1961.
[13] 出自《向伯利恒跋涉》前言，xiv。
[14] “Journalism：A Love Story，” in I Remember Nothing.
[15] “Dorothy Schiff and the New York Post，” Esquire，April 1，1975.
[16] 此处疑有误，该电影应为1940年上映。
[17] 出自《疯狂聚会上的壁花》序言，（Bantam，2007），18。
[18] New York Post，September 23，1967.
[19] 此处将希夫比作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为了借用后者的那句（如果农民没有面包，）“就让他们吃蛋糕吧。（Then let them eat brioches.）”不过实际上并没有记录证明玛丽·安托瓦内特真的说过这句话。
[20] “Dorothy Schiff and the New York Post.”
[21] 此次采访的这个片段出自Everything Is Copy，dir. Jacob Bernstein （2016）。
[22] 采访梅格·瑞恩，出自Everything Is Copy，dir. Jacob Bernstein （2016）。
[23] “A Strange Kind of Simplicity，” New York Times，May 5，1968.
[24] “Dick Cavett Reads Books，” New York Times，June 2，1968.
[25] Review of Do You Sleep in the Nude？New York Times，July 21，1968.
[26] “Where Bookmen Meet to Eat，” New York Times，June 22，1969.
[27] 接受Michael Lasky采访，Writer’s Digest，April 1974，reprinted in Nora Ephron：The Last Interview and Other Conversations（Melville House，2015）。
[28] “Women’s Wear Daily Unclothed，” Cosmopolitan，January 1968，reprinted in Wallflower at the Orgy.
[29] “Helen Gurley Brown Only Wants to Help，” Esquire，February 1970，reprinted as “If You’re a Little Mooseburger，Come with Me. I Was a Mooseburger and I Will Help You，” in Wallflower at the Orgy.
[30] Joan Didion，“Bosses Make Lousy Lovers，” Saturday Evening Post，January 30，1965.
[31] Nora Ephron：The Last Interview.
[32] “Mush，” Esquire，June 1971.
[33] 出自《疯狂聚会上的壁花》序言。
[34] “Some Words About My Breasts，” Esquire，May 1972.
[35] “Women，” Esquire，July 1972.
[36] Alix Kates Shulman，Memoirs of an Ex-Prom Queen（Knopf，1972），17.
[37] “On Never Having Been a Prom Queen，” Esquire，August 1972.
[38] “Miami，” Esquire，November 1972.
[39] 指月经。
[40] “Vaginal Politics” in Crazy Salad.
[41] Christopher Bollen采访琼·迪迪翁，可见于V，http：//www.christopherbollen. com/archive/joan_didion.pdf。
[42] “Dealing with the uh，Problem，” Esquire，March 1973.
[43] “On Never Having Been a Prom Queen.”
[44] “Truth and Consequences，” Esquire，May 1973.
[45] “A Star Is Born，” New York Magazine，October 1973.
[46] 转引自“Guccione’s Ms. Print，” New York，October 29，1973。
[47] “Women：The Littlest Nixon，” New York，December 24，1973.
[48] 参见，例如：“The Legend，” in I Remember Nothing，37。
[49] 这个片段出自Everything Is Copy。
[50] Jurate Karickas，“After Book，Friends No More，” Atlanta Constitution，August 3，1975.
[51] Nora Ephron：The Last Interview.
[52] Peter Stone，“Nora Ephron：‘I Believe in Learning the Craft of Writing，’” Newsday，December 5，1976.
[53] “The Story of My Life in 5，000 Words or Less，” in I Feel Bad About My Neck （Knopf，2006）.
[54] “The Story of My Life in 5，000 Words or Less，” in I Feel Bad About My Neck （Knopf，2006），86.
[55] Jesse Kornbluth，“Scenes from a Marriage，” New York Magazine，March 14，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