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哈佛的馈赠

哈佛和希特勒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这里，两者是直接的联系。^[1]

——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

看到冲锋队队员推搡着把总理和其他政要押到楼上，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担心这群痞子会伤害人质，或者至少会有损党在外国记者中的形象。他决定上去看看他们的情况。

他在吧台停了下来，掏出身上最后几十亿马克买了几杯啤酒，然后上楼进了小屋。所有人都接过了酒，只有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施威耶例外，他拒绝与抓他的人共饮。这些人没有受到伤害，至少在汉夫施丹格尔看来是这样。

在希特勒的同道中，恩斯特·F.塞奇威克·汉夫施丹格尔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36岁的世界主义者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六英尺四英寸的大个子，有个小名叫“小家伙”（Putzi）^[2]。他父亲家三代辅佐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的母亲是美国人，家里出了两位参加过内战的将军：在西点军校立有雕像的约翰·塞奇威克（John Sedgwick），以及曾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扶灵的威廉·海涅（William Heine）。

“小家伙”在美国生活了16年，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家族的艺术品印刷和复制企业^[3]的纽约分部当经理。他把作坊搬到了第五大道和四十五街的拐角，靠着这份工作认识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亨利·福特、查理·卓别林和J.皮尔庞特·摩根。在那之前，他在哈佛读书，和T.S.艾略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大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等人有交情。“小家伙”弹钢琴颇有天赋，经常跟人说起有一晚在白宫地下室的一场雄鹿派对上纵情狂欢，没收住劲，把一台“华丽的史坦威三角钢琴［里的］七根低音弦”给弹断了。

1921年夏，“小家伙”携生于美国的妻子海伦·涅梅耶（Helen Niemeyer）、他们的幼子埃贡乘“亚美利加”号轮船前往欧洲。他们发现，德国是“一间疯人院”，到处是政治和经济阴谋。那年年末，他在慕尼黑大学研究历史期间第一次看到了希特勒的一场啤酒馆演讲。“小家伙”被震住了，希特勒对观众的完全掌控令他惊叹不已。那一晚，“小家伙”激动得彻夜难眠。^[4]

他当场就承诺了一笔借款，^[5]每月给纳粹党一笔钱，用于购买两台圆压圆印刷机给《人民观察家报》。在当时，许多德国报社在缩减规模或面临倒闭，希特勒的报纸却自创办以来首次扩大成了日报^[6]。报纸的幅面也变大了，靠着“小家伙”从左翼讽刺杂志《傻瓜》（Simplicissimus）挖来的一个漫画师，报纸的设计得到改进，有了新的报头。他声称报纸的新格言——“工作与面包”^[7]——是他想出来的，反映出报纸一心想要打动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大众。

汉夫施丹格尔在充满波希米亚风情的慕尼黑施瓦宾区根茨街有一间三居室公寓，就在大学的北面，过去几年希特勒是那里的常客。由于来得实在太勤，“小家伙”干脆管那里叫“根茨咖啡馆”。希特勒对他那出了名的甜食嗜好^[8]毫不收敛，巧克力蘸着咖啡吃，^[9]或者大口吞吃堆着一大团奶油的面点。“小家伙”把他引见给了慕尼黑新潮人士的圈子；用一个纳粹党人的话说，“小家伙”已经成了希特勒这块平底锅派的“上层酥皮”^[10]。

“小家伙”否认自己曾指导过希特勒的言行举止，不过希特勒这个日渐成形的新造型的确有他的影响。他让希特勒放弃了那顶黑色宽沿“黑帮帽”^[11]，还有他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时穿的那双笨重的旧军靴。不过，不管怎么努力，“小家伙”始终无法说服希特勒放弃牙刷胡——就是他所说的那块“可笑的小污渍”^[12]。

而现在，“小家伙”又要着手打磨希特勒突兀的棱角了，这一次是面对国际媒体时的表现。任务是艰巨的。美国驻外记者、25岁的得州人休伯特·伦弗洛·尼克博克（Hubert Renfro Knickerbocker）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在记者中间是有代表性的：漠然的眼神，小小一撮胡子，一缕头发在前额晃荡，还有为了显得坚定而刻意伸出下巴的样子。“我一下笑了出来！”尼克博克说。^[13]

当晚之所以有许多外国记者来到啤酒馆，包括尼克博克，都是“小家伙”的功劳。他在当天临近中午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去慕尼黑最上档次的酒店和餐馆寻找记者。在匈牙利餐厅，“小家伙”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拉瑞·卢（Larry Rue）吃了饭——这位外国记者界的新星凭借自己的飞行技能，可以开着自己的飞机赶往欧洲大陆的新闻热点发生地。两人吃着精美的鱼子酱、野鸡肉和奶油覆盆子，^[14]佐以白兰地和咖啡。“小家伙”向这位有“敏锐新闻嗅觉”^[15]的记者保证，贝格勃劳凯勒的这个夜晚不会让他失望。

54岁的慕尼黑警察局刑事处处长、高级督察菲利普·基弗（Philipp Kiefer）目睹了啤酒馆的事态发展^[16]，担忧逐渐加剧。大概八点半的时候他正在衣帽间，听到了人群的扰动，而后是一声枪响。他走向门廊，看到一大队统一着装的人拿着卡宾枪或机枪正冲进来。

很快基弗就得知，他手下的30名警官中已经有不少被纳粹抓起来了。其他的警官则戴上钩十字臂章，表示对希特勒的支持。有人看到其中一个叫尤瑟夫·葛洪（Josef Gerum）的在门廊帮冲锋队队员架设机枪。

企图去召集援兵的基弗被希特勒的一个手下粗暴地下令不许离开或进入；任何人都不可以。于是他偷偷去找厨房里的电话，可惜有人占着。基弗不想冒险继续等下去，决定趁乱溜到啤酒花园，然后再躲过正在从卡车上卸武器的冲锋队队员。这一次他的计划奏效了。他发现厨房有个出口没人把守，很快就来到了街上。

在往南几个街区的第15区警署，基弗给总部挂了个电话，但是占线。最后他改拨主值班室，终于接通了；基弗报告，有武装分子占领贝格勃劳凯勒，封锁了周边地区，把所有酒客和他的巡警给困在了里面。作为高级督察的他“完全无能为力”^[17]。

当值警官弗里茨·斯图姆夫（Fritz Stumpf）警监说他待会儿打过来。

于是基弗就等着。

漫长的十分钟过去，电话响了。

来电的是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博士，慕尼黑警察的政治情报和安全部门“六处”的处长。听取了啤酒馆事态的报告后，弗里克的指示很明确：“其实你也没什么可做的。”^[18]弗里克提醒督察，^[19]许多手握大权的人物正在啤酒馆里，包括警察总长和多位政府官员。他们知道怎么办。

基弗傻眼了。难道这位长官还不明白，那些人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当晚早些时候，早已下班的弗里克在警署逗留了许久。他问警官们打不打算去参加集会。此刻他似乎在拖延和逃避，迟迟不决定要不要去贝格勃劳凯勒解救人数和火力上都处于劣势的警察。他说当务之急是“避免流血”。^[20]他反复说“等候指示”。^[21]

有一头灰白短发的弗里克现年46岁，已经坐上了慕尼黑政治警察的头把交椅。他是1915年8月1日从区总部开始干起的。此后靠着追捕发战争财的商人和黑市骗子一步步往上爬。^[22]弗里克拿到了一个法学博士学位，做过一段时间的执业律师。他已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2岁。这些情况总部的同事都清楚。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威廉·弗里克博士最近加入了纳粹党。

[1] Ernst Hanfstaengl，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1，first edition 1957），31.

[2] 这个小名是他的保姆凯蒂给取的，Peter Conradi，Hitler’s Piano Player：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Con dant of Hitler，Ally of FDR （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4），14。

[3] Rainer Metzger，Munich：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9），198.

[4] Ernst Hanfstaengl，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1，first edition 1957），27，30.

[5] 警方在政变后搜查人民观察家报社时发现了借款合约的一个副本，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StAM. See also MA 103476/1，114，BHStA。关于这笔借款的重要性可参阅 Detlef Mühlberger，Hitler’s Voice：The Völkischer Beobachter，1920-1933 （New York：Peter Lang 2004），I，21，这份报纸对于希特勒的意义可见于Dietrich Orlow，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1919-1933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9），21。

[6] Horst J. Weber，Die deutsche Presse，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1930），10.

[7] 1923年8月29日《人民观察家报》，Peter Conradi，Hitler’s Piano Player：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Con dant of Hitler，Ally of FDR （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4），53。

[8]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44.

[9] Helen Niemeyer，“Notes，” 279，folder “Ernst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FDR.

[10] Kurt G. W. Ludecke，I Knew Hitler：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8），95.

[11] Ian Kershaw，Hitler 1889-1936：Hubris （New York：W. W. Norton，1999），188.

[12] Ernst Hanfstaengl，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11，first edition 1957），67.

[13] H. R. Knickerbocker，Is Tomorrow Hitler’s？：200 Questions on the Battle of Mankind （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1941），1-2.

[14] Peter Conradi，Hitler’s Piano Player：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Con dant of Hitler，Ally of FDR （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4），57.

[15] Ernst Hanfstaengl，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R. Piper，1970），130.

[16] Police report，November19，1923，HA，67/1490；Fritz Stumpf，Police report，Putsch der Nat. Sozialisten in der Nacht v. 8./9. 23，1923年11月13日，HA 67/1490，and MA 103476/3，1223，BHStA；Sigmund Freiherr von Imhoff，November 15，1923，Handakt der GSK，MA 104221，BHStA；Wilhelm Frick’s testimony，NA T84/2 EAP 105/7，714-19；Bericht über den Verlauf der Nacht vom 8./9. November 1923，HA 67/1490 and NA T84 EAP 105/7，868-71.

[17] Police report，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11.1923，HA 67/1490。

[18] NA T84/2 EAP 105/7，871.

[19] Reports，Abteilung VIa，Polizeiliche Massnahmen aus Anlass von Versammlungen，November 19，1923，and report by Fritz Stumpf，1923年11月13日，HA 67/1490。

[20] MA 103476/3，1223，BHStA.

[21] John Dornberg，Munich，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80.

[22] Reinhard Weber，“‘Ein tüchtiger Beamter von makelloser Vergangenheit.’ Das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Hochverräter Wilhelm Frick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1994），Heft 1，129-50；弗里克自己的叙述可见于NA T84/2 EAP 105/7，700-703，还有他在1923年11月10日的审讯，Sonderakt Frick，HA 5/114I，以及阿尔伯特·克莱布斯（Albert Krebs）的评价，The Infancy of Nazism：The Memoirs of Ex-Gauleiter Albert Krebs 1923-1933，ed. and trans. William Sheridan Allen （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2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