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我不是胆小鬼”
你的梦想恐怕很快就要破灭了。[1]
——艾伯哈特·考特尔(Eberhardt Kautter)对一名希特勒-鲁登道夫政变支持者说
在步兵营碰头后,巴伐利亚领导人下达的第一批命令里有一道就是逮捕威廉·弗里克。[2]慕尼黑的邦警指挥官约瑟夫·班泽(Josef Banzer)总警司和他的幕僚长西格蒙德·冯·因霍夫警司很乐意执行这个命令,因为他们对此人的动机早有怀疑。凌晨3点半左右,弗里克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询问三名领导人的最新消息,这给他们的任务提供了方便。[3]
趁着因霍夫悄悄出门叫帮手,班泽设法若无其事地跟弗里克聊了两句。等他回来的时候,弗里克打算离开。因霍夫堵在了门口。
“弗里克先生,我很遗憾,但这是我的职责,”因霍夫说。[4]
班泽跟他摊了牌:弗里克被捕了。
“是谁的命令?”弗里克问。
“政府。”
“可是,哪个政府,总警监?”[5]
弗里克大吃一惊。难道真是古斯塔夫·冯·卡尔的命令,就是那个几小时前刚刚承诺支持希特勒政权的人?
因霍夫叫进来的两名警官把弗里克带到楼里的另一个房间。下一个任务是逮捕珀纳。
舒伊勃纳-里希特和珀纳来到战争部,[6]房间和走廊里到处是士兵,有些在抽烟、闲聊,或者干脆打算睡一觉。三楼,希特勒正在和罗姆谈话,指责没有到场的冯·洛索将军辜负了他。在场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只有鲁登道夫仍然拒绝相信一名德国军官会言而无信。
希特勒寄望用说服的艺术来化解危机。有10万份新政权的告示将会在城中张贴。像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这样善于蛊惑人心的人物会出来演讲,[7]慕尼黑各地会有14场集会。会有赫尔曼·埃瑟撰写的文章和公告。《人民观察家报》及其他的慕尼黑报纸会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慕尼黑人的早餐桌上。“宣传,宣传就是一切,”希特勒说。[8]
在那家被征用的银行,埃瑟正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忘我地做着这件事。他的那些即将在报纸上发表的公告,加上他抱病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这一点,令希特勒的人对他称赞有加:
十一月罪人的革命止于今日……五年前,一伙聒噪、可悲的逃兵和罪犯从我们的监狱逃脱,在英雄的德意志人民背后捅刀子。这些民族的叛徒,向轻信他们的人民撒谎,许以和平、自由、美和尊严……结果呢?[9]
埃瑟接着描写了饥饿与困苦的人民,他们被“投机倒把分子和政治骗子”以及柏林那些将国家资产拱手送出的罪犯政客尽情宰割。强行施加的凡尔赛和平致使1700万德意志同胞“与我们分离,被百般羞辱”。与此同时,“一个曾经的妓院龟公”——他指的是艾伯特总统——“篡夺帝国总统之位,”这是在“败坏德意志人民与德意志共和国的荣誉”。
“只有傻瓜才会指望从这样的地方获得帮助。”
尽管在公告中洋溢着必胜的信心,埃瑟还是有担忧的。他把稿件交给了报社,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10]此后埃瑟去了摄影师朋友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在街对面的工作室,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忧虑。
“全完了,”[11]霍夫曼记得当时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说。他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让巴伐利亚领导人离开啤酒馆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洛索会纠集军队——加上塞瑟的邦警——大举发起反攻。而纳粹的势头则在消失。
几个小时下来,政变无疑正在显露它的真面目。糟糕的计划,马虎的决策,草率的急中生智,这些都显示出政变严重缺乏对细节的关注。毫无章法的通讯联络和对冗长的演说和浮夸的声明的偏好也拖累了他们的行动。他们临时改变计划,将行动提前到11月8日,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准备和组织,更不用指望找到足够多的盟友。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党没能争取到充分的支持,无力抵挡掌握大量军事、工业和经济资源的对手。
希特勒和政变领导者们陷在了一个超现实的幻想世界里,错把愿望当成现实,他们不愿意承认巴伐利亚领导人不会与他们合作。到了那天早上6点,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正视现实。
最后让他们醒觉的是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人物,55岁的慕尼黑步兵学校教官路德维希·利奥波德(Ludwig Leupold)上校。他在学校被人叫醒,说鲁登道夫将军要见他,于是立即赶往战争部。[12]经过漫长的等待,利奥波德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二人。对于让他们等了将近七个小时的洛索,鲁登道夫将军表达了不满。电话没人接;信差也一去不回。鲁登道夫径直问他洛索的去向。
他不会来的,利奥波德说。接着他又证实,洛索已经下令要军队反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
据利奥波德后来说,鲁登道夫惊呆了。将军大概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洛索不打算跟他们并肩拼杀。
而后鲁登道夫要求教官去面见洛索,劝说他履行自己的诺言。
这场会面的最后,希特勒有一段长时间的咆哮,说他为德国做了四年的工作,他“准备为[他的]事业而战”。他高喊“我不是胆小鬼!”至于洛索,如果他为德国所做的事毁在此人手上,这名巴伐利亚将军就是在放弃“生的权利”。[13]
虽然有这番夸夸其谈,希特勒此刻肯定已经意识到,一旦调动了防卫军,他的人将很难守住战争部。他们决定撤回到贝格勃劳凯勒。[14]这场政变要回到啤酒馆这个起点。在那片属于希特勒的天地,他们将筹划与当权者的决战,不管所谓当权者指的是什么。纳粹显然没什么准备,更别说行动失败之后能有什么替代或应变方案了。他们再次不得不见机行事。
在去啤酒馆的途中,希特勒顺便回自己的寓所换了身衣服。鲁登道夫和其他政变者会在贝格勃劳凯勒与他会合。罗姆受命留在战争部,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
[1] 1924年1月2日,HA 5/114I。
[2] Major Imhoff to I. Staatsanwalt beim Landgericht München I,1923年11月15日,MA 104221,BHStA.
[3] 此处的场景描绘依据了多人对弗里克被捕的陈述,包括因霍夫(NA T84/2 EAP 105/7,1172-73)、弗里克(NA T84 EAP 105/7,725-26)和罗德,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HA 5/126,此外还有NA T84 EAP 105/7,2694,以及报告,Bericht an den Herrn Generalstaatskommissar München,December 7,1923,HA 67/1491。
[4] NA T84/2 EAP 105/7,1173.
[5] John Dornberg,Munich 1923: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209.
[6] 大概是凌晨4:30,至少是在5:00之前,NA T84/2 EAP 105/7,243。
[7] MA 103476/3,1349,BHStA.
[8] Hans Hubert Hofmann,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1961),194.
[9] 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
[10] Alfred Rosenberg interrogation,VIa 2500/23,June 6,1924,HA 67/1493.
[11] Heinrich Hoffmann,Hitler Was My Friend,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Burke,1955),55-56.
[12] 此处的场景描绘依据了当时在场者的证词,包括路德维希·利奥波德上校(NA T84 EAP 105/7,195. 802-4);阿道夫·希特勒(NA T84/2 EAP 105/7,110-11);埃里希·鲁登道夫(NA T84/2 EAP 105/7,538-40;以及1923年11月22日Police report,HA 68/1494,和检方的论证,Anz. Verz.XIX 421/23,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January 8,1924,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28-29,StAM。当然,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一些下属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三巨头会反对:Richard Kolb,Bericht über den 8. und 9. November 1923,HA 5/116。
[13] NA T84 EAP 105/7,804.
[14] Walther Lembert,A.V.XIX 421/23,January 3,1924,HA 67/1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