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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9 1803～1806年的柏林：外交大舞台上的公使
局势开端：走向第三次同盟
随着被任命前往柏林任职，梅特涅即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积极的谈判者，并升入了外交队伍的最高等级，在这个等级中，各大国就欧洲的战争与和平，特别是就如何应对法国第一执政日益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进行着谈判。作为年青的一代，梅特涅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1792～1797），有些过程是从他父亲的办公室中观察到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9～1801）已经在由拿破仑引导，他是从拉施塔特会议中看着战争爆发，后来是作为没有公职的帝国伯爵在维也纳关注着战争进程的。在经过一段短暂的普遍和平之后，他于1803年5月在德累斯顿已经感到法国与英国之间重新爆发的敌意，这为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1803～1805）扫清了道路。这次战争的发展规模是全新的，因为拿破仑开始动摇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在地中海、在爱奥尼亚群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亚历山大、在北美和中美地区。[40]这场冲突既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也是贸易政治的全球性争夺战。为了赢得战争，拿破仑大为扩建了法国海军的舰队，并且致力于同时在欧洲大陆赢得霸权。要与之抗衡，只有一条路可走：必须赢得盟友，组成联盟。此时，维也纳、圣彼得堡、伦敦、柏林和巴黎成为欧洲政治谈判的五个中心，而梅特涅正处于最重要的一个之中，因为即将组成的联盟的质量，是在柏林决定的。
有三个方面对梅特涅的职业生涯过程非常重要。第一，他的新职位使他突进到奥地利“宿敌”的政治中心地带，他曾把这个宿敌描绘成摧毁旧帝国的破坏者，并在德累斯顿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当他在柏林看到普鲁士内阁政策无可救药地堕落之时，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政治理智加以掩盖。柏林的政策在主和派和主战派之间分裂，而处在两派之间的，是由一位胆怯的君主——腓特烈·威廉三世——及其同样极其可怕的外交大臣豪格维茨推行的更加毫无章法的政策，对这一政策，梅特涅曾在图古特那里指责和批评过。当然，公使以忧虑的心情看到了普鲁士持之以恒、以邻为壑的领土扩张追求，而且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国家“在其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段”，“像自腓特烈大帝驾崩到1806年耶拿（Jena）灾难的二十年间那样”，发展得如此迅速。[41]第二，在柏林，梅特涅直接与俄国政治进行了紧密的接触，其中，他首次亲见了年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赢得了他的信任。第三，他得以研究，由于豪格维茨错误的外交政策、亚历山大被误导的虚荣心以及外行的作战指挥，导致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失败，结果使得奥地利无论在战场还是外交领域遭遇到灾难性的后果。
1803年11月5日的自勉
在梅特涅的第二个公使职位上，他同样拟就了一篇自我勉励的指令，以表明对自己的期待和意图，同时，也透露出他的恩师、外交大臣科本茨委托给他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从这篇自勉指令的写法及立论方式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即对这些政治目标，梅特涅也曾染指其中。[42]自勉指令中强调，梅氏就像在出使德累斯顿之前一样，从相府的档案中充分了解了情况，并仔细深入地阅读了与普鲁士宫廷最重要谈判的文件，进而加深了他“对欧洲一般事务的彻底认识”。
在这篇自勉指令中，发展了一种新的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产自于《吕内维尔和约》，为的是哈布斯堡皇朝的利益。放弃奥地利属尼德兰及伦巴第国家的做法受到的评价是积极的，因为这些地区与宗主国隔绝，很难加以保卫，它们始终处于外来袭击的危险之中，因为在这些地方，奥地利与法国的利益区域是直接接壤的。自1789年以来，奥地利与各结盟大国的政策，首要的是“从源头上抵抗法兰西革命原则的压迫”，并且毫无疑问是失败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第一执政与此相同的目的大部分已然实现，因为只有他成功地在法国恢复了内部秩序，并且重建了“与君主制类似的政府形式”。对于欧洲的安定来说重要的是，拿破仑能够保持成功。
自勉指令显示，梅特涅在这方面对拿破仑进一步的计划没有把握，并且它也不能排除第一执政“危险的意图”，即永久性地建立“针对欧洲其他帝国的专制霸权”。由于拿破仑在战事上持续得手，零星的反抗只能使祸害变本加厉。能阻碍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其他欧洲大国团结起来。这就说到了梅特涅政策的目标和准绳，无论是作为公使，还是作为大臣，在与法国直到1815年的关系上，他都要以此为遵循。
拿破仑阴影中的防御性绥靖政策及接近俄国
指令中具体描述了两个目标：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让拿破仑相信奥地利的和平意愿；另一方面，俄国与奥地利之间曾经有过的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要重新恢复，因为是两国之间产生的裂隙造就了拿破仑的超强。如果将俄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接近评价为“通往建立欧洲均势保障的最不可或缺的第一步”，这听起来完全像是梅特涅的原声。第一个目标已经将防御性绥靖政策的大致轮廓描绘出来。在英国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了安抚拿破仑，奥地利自愿答应保持彻底的中立，而且这种中立立场甚至在奥地利所有港口和舰船的“中立营业凭证和委任状”中都有所体现。如果法国军队要占领汉诺威，指令中则这样提及，要避免在外交和公众舆论以及在帝国国会里发表任何评论。皇帝没有义务非要介入，因为选帝侯们有权利与外来的强国进行战争——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汉诺威选帝侯，即英国的国王。由于法国政府及其驻柏林公使拉弗莱斯特已经以不悦的心情看到奥地利与俄国之间正在接近，因此就必须使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必须在拉弗莱斯特面前采取审慎的态度，既不要让他感到被疏远，也要避免任何看起来的在与法国接近的迹象，为的是不要在俄国面前丢面子，有损名誉。无论如何，不要让法国公使看出来，帝国正在准备走“将来在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之间建立三方友好关系”这条路。
这是当时外交的最高等学府了。用外交的语言来说，应当称这样一种导演指令为“口径”。后来，特别是当拿破仑指责梅特涅言行不一、诡计多端，或者甚至谎话连篇时，人们只不过轻描淡写地将这些做法说成是外交惯例，为的是不将己方深藏的意图公开显露出来，以便使要达到的目标不致从一开始就遭受失败。实际上，还将有更多的机会逐一显现，梅特涅作为一位战略家，在外交的假面下追求的是长期目标，而他在实现中期目标时的做法则是务实的，或者是因时而异以及因地制宜的。
指令的第二个目标——与俄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被描述为特别棘手；但最近以来双方关系毕竟已大为改善，因为俄方试图将奥地利拉入反法同盟。在维也纳，人们满怀乐观的情绪期待着，如果沙皇与奥地利皇帝之间重建信任，拿破仑的行为会马上趋于缓和。
英国的利益被冷静地视作潜在的危险。英国内阁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继续征服殖民地，目的是扩张其海上霸权，以及扩大英国的垄断贸易。但是这些目标只有在拿破仑放弃“登陆行动”——即不直接进攻英伦——并且将陆军放到大陆方向，就是说，在瞄准奥地利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指令看得非常清楚：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基本上是争夺“全球竞争者”斗争的前奏。“全球竞争者”只有两种，一种是陆上的，一种是海上的。而拿破仑所追求的，是二者取一。指令目光敏锐地预见到，拿破仑既不会容忍沙皇俄国，也不会容忍哈布斯堡皇朝成为与其平起平坐的强国，他必将致力于通过战争将两国削弱为中等强国。指令从而建议，预防性地采取守势，并“避免一切能够给拿破仑提供机会的可能，以使他将困难重重且前景不妙的海战转换成其相对占优势的陆战”。
拿破仑之谜
值得注意的是，对拿破仑在《吕内维尔和约》（1801）与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之间的形象认知，在政治思考者那里产生的矛盾心理和矛盾看法是如此不同，包括梅特涅在内，也无法准确把握对他的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梅特涅后来为什么抓住所有机会，先是作为驻巴黎大使，后又作为玛丽-路易莎公主的大臣级随从，就近且更为仔细地研究拿破仑其人，也就可信且具有说服力了。在1803年时，他还不清楚“拿破仑内心真的怀有被英国［比如伯克］以及英国［在德意志］的追随者所批评的贪得无厌的统治欲及占领成性的征服欲，还是这位治国权术高明的男人……没有能力，［就是说，无法促成他］为了未来，接受一个温和的国家体系……”
事情就是这样的：拿破仑有着一张双面脸[43]，甚至在1814年反法同盟军已经在法国进攻时，他的一些反对派还在对这张面孔猜来猜去。只要聪明才智允许——指令这样要求到——就应该考察下人们内心暗中希望的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是否准确。奥地利基本上已处于被“枪打出头鸟”的态势，一切则取决于能否赢得时间。这项任务要求最高超的外交技巧，因为所有的谅解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为的是不要挑衅拿破仑。
与普鲁士和睦相处
派给梅特涅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普鲁士相处时要做到态度真诚，举止端正”，尽管有千万条理由去怀疑做到这个要求是否可能。自1740年代的西里西亚战争以来，在哈布斯堡皇朝对普鲁士扩张性的强权政治的记忆中，持续不断地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最近的一次是普鲁士在革命战争中的自私表现。普鲁士的这种灰暗形象也记录在了自勉指令中：“浑水摸鱼，再加上作好准备，等待不费吹灰之力且又无风险的时机，这就是普鲁士所奉行政策的秘密所在。”但是双方的国家利益，要求去谋求即使不是友好的，但至少是无害的以及安稳的双边关系。两个德意志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有损于公众利益，这样做只对安定的破坏者有利，并最终会给双方带来害处。尽管如此，也不能抱有幻想和错误的希望。鉴于那里所有发生的这些“荒唐事”，只能建议公使梅特涅 用外交上通行的友好态度，来替代看起来属于“道德上的不可能”的做法。对不好的看法，并且恰恰是在帝国问题上的不好的看法，应该假装无所谓，并以沉默的方式予以忽略。
第一次方向定位
梅特涅用他于11月5日撰写的指令充分武装好自己，并于1803年12月抵达柏林。在他对当地的政治情况进一步熟悉之后，他又像过去的习惯做法一样，去了解所到的新城市：他从一个更高的观察视角，先向他在维也纳的顶头上司科洛雷多呈上一份概况报告，这份报告同时表明，他是如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敏锐的目光掌握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并就其特点作出判断。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他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只有两个国家的国民有能力以依附于他们的国家为代价，在欧洲大陆上相互进行争夺，并能够改变欧洲大陆的形态：法国和俄国。
早在1804年初，拿破仑，这位还未登基的第一执政，就已经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梅特涅的报告只能以加密的方式发往维也纳。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种现象。[44]1804年3月16日，梅特涅向维也纳发回了一篇印刷的匿名文章，在柏林引发“轩然大波”，因为这篇文章暗讽了1803年策划却失败了的一场阴谋，三位忠于波旁王朝的将军密谋在拿破仑的官邸马尔迈松宫（Schloss Malmaison）内暗杀他。
1804年3月16日梅特涅从柏林发回的公使馆信函，需用行间的密码解密
用密码写信当然绝非不恰当，如果考虑到两年后拿破仑下令处死了匿名文章的出版商帕尔姆（Palm），因为他拒绝说出有失体统的作者的姓名。这还是对拿破仑恐惧的开始，不久，这种恐惧就涉及欧洲大陆的所有政治家。
从分析中梅特涅得出结论：处于法俄之间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只有联合在一起，才有能力在两个侧翼强国面前确保各自的地位。两个德意志强权可以捐弃长达半个世纪争斗的前嫌，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体系”。[45]
尽管后来出现过许多危机，但是与普鲁士基础性的和睦相处构成了奥地利政策的准绳。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地利才能在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绑定在德意志的政治中，而它作为德意志的一部分也才能历久不衰，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理解的。1815年之后的德意志邦联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作长期战略思考的梅特涅，是在纲领与外交层面为此打下基础的奥地利方面的第一人。
普鲁士的“内阁体系”：政治瘫痪
随着时间的推移，梅特涅当然也了解到普鲁士政治是围绕着一个自身的动力源在运转：它建立在腓特烈·威廉三世特殊精神思想状况的基础上。梅特涅公使用令人吃惊的心理学敏感性观察到，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重大的情感在驾驭着国王：恐惧。梅特涅说，在奥地利面前他不再有恐惧，只有那些可以成功使他惊骇（terreur）的强国，才有极大的把握来引导普鲁士内阁去采取措施。法国与俄国有能力施加这种影响。因此，自1795年《巴塞尔和约》以来，普鲁士奉行的中立政策就是想避免任何的对外挑衅。也正因如此，只要一听人提及“联盟”一词，国王立即就会本能地唤醒抵触的恶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派给了梅特涅最为艰巨的任务：要尽可能使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政策地相互靠近，使之达到能够签署书面协议的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梅特涅也是第一次在最高级别上将自己的外交才能展现出来。为达目的，他首先调查了潜在的、反对他政策的对手的情况，他发现，这些对手均处于（普鲁士）宫廷中占压倒优势的“内阁系统”之中。其中，除了那些大臣们，围绕在国王身边的还有许多私人顾问，对这些私人顾问，国王几乎是言听计从，毫无保留地予以信任，以至于他们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破坏大臣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不愿看到的行动。国王的私人秘书兼内阁顾问约翰·威廉·罗姆巴德（Johann Wilhelm Lombard），以及内阁顾问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拜默（Karl Friedrich von Beyme）都作为“幕后实权人物”在发挥着影响。荒谬之处还在于，偏偏有两位政客在负责外交政策，一位是形式上的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冯·豪格维茨伯爵（Christian Graf von Haugwitz），另一位是后来的国务首相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男爵（Karl August Freiherr von Hardenberg）。梅特涅形容豪格维茨是一个毫无原则、阴险奸佞的无能之辈，并认为自己对他的看法通过拿破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他从拿破仑那里得知：“拿破仑对豪格维茨所有的性格弱点了如指掌，并将其称为一个恶棍。”[46]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询问梅特涅，罗姆巴德和拜默谁更坏时，梅氏回答，他们一个是法兰西的雅各宾党人，另一个是德意志的雅各宾党人，而人们希望的是，把两个人统统赶走。[47]他们都无条件地相信法国的政策，并认为，如果普鲁士严守中立，就会免遭拿破仑扩张野心的祸害；多年来普鲁士成功的扩大似乎证实了这一点。而豪格维茨作为邦联中的第三人也同意上述两人的这种估计。梅特涅的观点是，必须绕过此三人直接与国王或至少与哈登贝格打交道。
哈登贝格对保持欧洲大国均势的想法持开明态度，他也同样接受组成联盟抗衡拿破仑是必要的，最好是普鲁士加入到第三次反法同盟中来，这是英国与俄国于1805年4月11日建立的，奥地利于8月9日加入其中。但是，哈登贝格警告说，如果在柏林直截了当地进行这种对拿破仑来说属于挑衅性的联合，可能无法在法国公使面前遮掩，而且，鉴于国王对此持保留态度，因此，应完全排除在柏林进行此事的可能性。哈登贝格恳请梅特涅，一定要避开腓特烈·威廉三世周围的人，而单独觐见国王；他的这一做法也向梅特涅间接地证实，国王周围小圈子里的影子内阁（Schattenkabinett）的作用是灾难性的。
1805年11月3日的《波茨坦盟约》：梅特涅的艰难胜利
在柏林，梅特涅第一次证实了他非常明白该如何对谈判过程巧妙地加以引导，使潜在的反对者最终变成伙伴，达成谅解，并用协议书的形式将加入联盟的事情固定下来。但到目前为止，鲜有人对他的做法给予赞扬。确实，将简直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即将普鲁士从它的中立坐标系中解脱出来，并将其拉到反拿破仑联盟的一边，他成功地做到了。弗朗茨皇帝对他的公使的功绩由衷地感到满意，并向他颁发了圣斯特凡骑士团大十字勋章以示表彰。虽然可以证明以这种方式于1805年11月3日达成的《波茨坦盟约》（Potsdamer Vertag），是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胜利，因为这份协议书的目的，即将各方军事力量整合在一起，尚未实现。但是，这种结果不能怪这份协议的始创者梅特涅，而是要归咎于普鲁士缺乏对联盟的忠诚，它没有信守承诺，下文还将详述这一问题。
对联盟的成功建立过程，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如果按照当时外交谈判的惯例来衡量，那么可以将当时的情况视作相当凶险，这种情况导致了《波茨坦盟约》的产生。作为背景，可以思考一下反法同盟当时面临的极其严峻的局势：拿破仑让法国军队以急行速度，从西南和西北同时向旧帝国的中心地带开进，深入大陆的心脏。马克将军（General Mack）以军事上极其外行的方式，中了拿破仑的奸计，他指挥下的奥地利军队，在乌尔姆附近不可思议的崩溃后，不得不于1805年10月17日缴械投降。自从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以来，梅特涅就知其大名，因为马克将军在1793年就曾经出过一个大胆的主意，与法国将军迪穆里埃合谋，向巴黎进军，这一举动在安特卫普会议上受到了彻底的批判，年轻的帝国伯爵当时正在现场。[48]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中，当这位将军在那不勒斯惨遭失败后，拿破仑1799年对马克明白无误的判断也曝光出来：“马克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平庸之辈中的一个，充满着自负和虚荣，自视无所不能。真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去会会我们优秀的将军，随便哪一个，都会给他晓以颜色。”[49]1805年的乌尔姆之战，拿破仑自己成了那个“优秀将军”。
这次战败之后，奥地利受到的威胁使其非常紧迫地要求普鲁士与联盟结盟。沙皇亚历山大已让他的陆军开到了东普鲁士边界，并威胁道，如果腓特烈·威廉三世还不加入联盟，他将命令军队开进。梅特涅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用这种方式，只能将普鲁士赶到法国一边。最终，沙皇本人亲自来到柏林。梅特涅是第一次与他谈话，此时他对沙皇的评价还不是批评性的，不像后来的评价所必然发生的变化那样。完全不顾一般的谦卑恭敬，他选择了直截了当，而沙皇反而还鼓励他这样做，并向他透露，他已经从俄国公使的报告中很好地了解了梅特涅。年轻的大使警告沙皇，提防普鲁士国王的内阁顾问们的阴谋，并向他描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必须尽可能快地发表一份共同声明。他说，拿破仑会直取维也纳；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部队必须联合对抗拿破仑的进攻，而普鲁士则必须对此给予支援，因为整个欧洲的安全危在旦夕。乌尔姆的悲剧必须尽快得到修复。在写给科洛雷多的报告中，梅特涅对沙皇的赞扬超乎寻常，毕竟沙皇对事态的看法、原则，以及对行动的设想与这位侯爵谈话伙伴的观点完全一致。[50]
从11月1日到11月3日，整整三天三夜，俄普双方的外交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公爵和豪格维茨伯爵，奥地利公使梅特涅以及——用外交惯例来衡量，是破天荒的不同寻常——沙皇和（时不时地也有）普鲁士国王亲自参加谈判，目的是使普鲁士能够加入反法同盟。沙皇希望普鲁士直截了当地加入，而腓特烈·威廉三世充其量只同意进行积极的合作，即进行“武装的斡旋”，这种斡旋也将由外交大臣豪格维茨掌握。在谈判过程中，梅特涅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普鲁士只是考虑自己的好处，并围绕自己的算计来谈判，拯救欧洲这个目标，全然不在其视线之内。他写到，普鲁士的态度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受到影响，即沙皇明确地表示，如果他的这次出访，御驾亲行，降尊纡贵，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到了一个普通谈判代表的地步，并且不在乎各式各样拖沓延误的活动仪式与空洞无聊的言谈话语，做了这一切之后，如果还是无果而归的话，他将名誉扫地。
在这次困难重重的谈判中，梅特涅表现了多么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精神，可以从他于边缘上冒险，差点儿使谈判破裂的情形中看出。因为他坚决要求，如果出现拿破仑进军奥地利都城的情况，则要加上一条附加条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武装的斡旋”时，必须坚持要求拿破仑在48小时内作出明确答复。这一要求必须由普鲁士发出的一份声明来保证，声明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在这场艰难的谈判中，为了篡改协议书的内容，豪格维茨总是找到一些新的措辞及说法，或者隐瞒第二天将要进行决定的修改和补充内容，抑或将其转变为相反的意思。他的整体战略就是拖延谈判。有一次，他拒绝将决议呈报给国王，因为决议对国王来说是侮辱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梅特涅反唇相讥，这不符合逻辑，因为对国王的侮辱并非不言而喻。豪格维茨的借口已经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他说：“在我们接触到敌人之前，我们不能打击敌人。”
梅特涅亲自记录下了谈判的过程是何等的非同寻常。沙皇最终怀疑，在普鲁士国王在场的情况下，谈判是否还应继续。只有当梅特涅在控制谈判节奏，并每隔一小时就与沙皇协调立场之后，才成功谈成了附加条款。当豪格维茨最后一次拒绝向国王呈送带有这一条款的协议书时，梅特涅威胁性地宣读了一项声明，并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在帝国中添麻烦的捣乱态度，同时也将自己未来的政治家形象勾勒出来：“先生，皇帝一直在作出牺牲，我们像捍卫自己的事业一样在捍卫你们的事业，而如果战争的幸运可能翻转的话，敌人靠近我们的都城这件事不会吓倒我们。事关捍卫整个欧洲的独立，因此我感到，我们有权利要求不被谈判代表个人的判断任意地摆布。我们要尽快结束此事，缩短谈判时间——四个星期之内必须结束。”[51]
梅特涅在此丝毫未作趋势性的评价，他更多的是在援引历史业已证明的事实，在签订《巴塞尔和约》以来的多年内，奥地利“为保卫帝国以及在反抗法国霸权扩张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远比普鲁士多得多”，而普鲁士则“惧怕行动、毫无决断”，对流血战争唯恐避之不及。[52]普鲁士国王最终还是于1805年11月3日在波茨坦签署了三皇同盟盟约。
第三次反法同盟：结盟失败的教训
后来在柏林，梅特涅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原则上正确确定的同盟政策，一项一项地遭到失败，因为它们不能应对受到极端威胁的局势。拿破仑已经可以胁迫稍有成效的同盟，因为他已于1805年8月24日促成了法兰西—巴伐利亚军事联盟，此后符腾堡（Württemberg）和巴登（Baden）也相继加入；这三个南德意志国家随即向拿破仑军队提供士兵，并为其部队穿越帝国领土直捣乌尔姆，进而前往波西米亚开辟了通道。
就像后来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中一样，梅特涅现在也深深卷入了军事部署。比如与俄国公使一起共同参加了由哈登贝格召集的“军事会议”，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的特使哈罗比伯爵（Earl of Harrowby）在场，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公使杰克逊（Jackson）、奥地利将军克雷内维勒（Crenneville）、普鲁士将军冯·卡尔克罗伊特（von Kalckreuth）以及普鲁士军官尚霍尔斯特（Scharnhorst）、克莱斯特（Kleist）、普费尔（Pfuel）。此时，梅特涅还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加速落实普鲁士方面的所有措施，并在一个有利的时间节点完成它。[53]他手中握有普鲁士全部兵力的详细数据，并将其报告给了维也纳：总共270000人。[54]为了抵抗拿破仑，第三次反法同盟那时看起来还是比较团结的。梅特涅也参与了进军计划的制订，照此计划，普鲁士和沙俄的部队应该联合起来。[55]
但是，由于外交大臣豪格维茨在时间上采取的拖延策略，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介入，第三次同盟渐趋瓦解。从柏林开始，豪格维茨就一路跟随拿破仑，经过巴黎、布尔诺（Brünn），直抵维也纳，为的是先进行“武装的斡旋”。沙皇亚历山大可笑地高估了自己作为陆军元帅的能力，也不准备等待匆匆忙忙急行军从意大利赶来的卡尔大公爵的军队，尽管弗朗茨皇帝曾劝阻沙皇不要开始任何作战，却无济于事。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回顾此事时写到，当时的情况，似乎是1805年人们在维也纳坐失良机，后来1813年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Völkerschlacht）”时才又重新获得这样的机会，即通过联合指挥部队对拿破仑进行合围，并最终战胜他。“假如反法同盟军不去进行奥斯特利茨会战，而是在适当的距离上停止前进，并就地驻扎，那么，法国军队就会被迫从维也纳撤军，然后，同盟军就可以开始全力进攻。…… 这样一来，战争的机会就会变得对反法同盟有利，拿破仑所处的态势也就会随之岌岌可危”。[56]梅特涅的认识比保尔·施罗德后来经过彻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要早很多，即拿破仑的部队在进攻维也纳之前是非常容易打败的——在冬季来临的时候，身陷敌区的腹地，部队的两个侧翼以及通讯联络均无设防。[57]他还对拿破仑的成功秘笈有了认识，通过分割敌人部队，然后分而歼灭之，从而扭转己方部队在数量上的劣势。
然而不仅仅是在回忆录中他才提醒要将部队联合起来集中使用，而且在当时，他已经这样做了。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失利（1805年12月2日）之后，他就强烈建议哈登贝格，不要另行单独去与拿破仑沟通，而是要尽可能快地将普鲁士的军队与奥地利及沙皇俄国的军队统一起来，就像《波茨坦盟约》所规定的那样。要更顽强、更有力地抵抗共同的敌人，以不使欧洲失去获救的希望：“胜利的或者是灭亡的时刻来到了。”[58]梅特涅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机会去阐述他对欧洲的理解。他主张，无论是俄国、英国，还是法国占压倒的优势，都不要将欧洲仅仅当作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泥团；他将欧洲更看成由五个大国按照国际法规则管理的地区，而五个大国相互之间应该处于力量均衡和权力平等的关系中。在这里，欧洲的繁荣似乎是颗神秘的恒星，在1794年他的第二篇备忘录中，梅特涅已经将这颗恒星聚焦在他价值观的天空中了。
